经济发展制度范文

经济发展制度篇1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交易（制度）成本；产权

 

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四百倍。而且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就更为显著。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第一是以贾雷德·达尔蒙（jared diamond）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论。认为地理的差异决定的气候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的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增长。第三种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认为社会的规则起主导作用，能对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恰当的刺激。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决定国家的一些基本状态。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国际贸易而言，贸易的发生能够提高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贸易却是资源存在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结果。沙特丰富的石油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它才会获得更大的好处。经济学家发现，当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好比当今的朝鲜与韩国，尽管同处于一个半岛上，但朝鲜数十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经济水平与韩国相距甚远。显然，前两种因素在解释问题时都不尽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当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对待，因而在经济分析中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则忽略了这种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转而集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因素高度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成一种生产函数，市场制度被简化成一种供求曲线。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展开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重要。张五常博士估计，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后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一个人以上的经济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却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张五常，2000年，p518）。处于战乱的伊拉克，市场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战争造成的政治成本却大得惊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无法消除，正如交易的发生同时存在交易成本。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正如比赛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样。没有规则的比赛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比赛下进行角逐，这时作弊可以说是被默许的。显然，作弊也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人们的竞争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个社会的效用为负数。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与人的竞争，它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每一次经济飞速发展都是制度的更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而上层建筑（制度）又对经济有反作用。直至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它还是一种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优越、更先进。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张五常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制度成本的过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在中国，大锅饭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的模糊界定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现今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近年来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三种广义的制度衡量尺度。第一，管理的质量，包括腐败贪污的程度、政治、权利、公共部门效率、行政管理负担。第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法律的执行情况。第三，对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限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保护制度畅通的制度安排。因为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市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没有效率。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基本经济要素的作用外，还需要制度来维持增长动力。上述关于制度的衡量标准中，最集中的是产权问题。从管理质量，私有财产保护或公民的平等发展等等的问题，在解决方法和最终结果上都表现为产权的明确界定。诺斯把产权看做一种经济体制中激励个人或集体行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从而使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趋于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节省交易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明确界定的产权制度，经济社会的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就可能不相等。这时，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的无本获利者，或者因为私人成本大于收益而不愿从事损己利人的活动，社会的经济效率便会因此而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对于产权制度的建立、产权制度的性质，以及产权制度的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和托马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可以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这种产权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说，高效的产权制度是发达国家兴起的根源。

最后，对于贫穷国家或者正在探索改革出路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就是：为经济增长设立一个效率的制度框架。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国一开始就走市场化道路，或者着手从事产权制度方面的建设，从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中国今日的成就将不亚于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功同样引证了制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

[1]达隆·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融和发展》，2003年6月号。

[2]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3]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

[4]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

经济发展制度篇2

（一）制定发展纲要的必要性。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省委“八八战略”，按照“走在前列、率先崛起”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22号）和《**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浙政发〔2005〕39号），更好地促进我市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发展纲要。

（二）循环经济的内涵。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三）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发展循环经济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有效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途径；是切实改善环境质量，打造生态**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也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力推进在杭湖宁发展带中间率先崛起的重要载体。

二、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

（四）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依靠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共同努力，结合转变增长方式、创建生态市、缓解要素制约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等重点工作，全面落实循环经济理念，开展循环经济实践，构建起经济政策、科学技术、法律规章、评价指标、绿色标准等支撑体系，率先走出一条适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五）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减量化生产和可循环利用原则。转变增长方式，加快结构调整，使资源向低消耗、高产出领域转移，切实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实现污染物的减量化、资源化。

二是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全面确立发展循环经济理念，强化规划引导，加大政策扶持，有效利用多种载体，广泛深入宣传，使循环经济发展渗入到生产经营、生活消费等各个领域。

三是坚持全面部署与重点推进相结合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生产、消费、技术、政策、舆论等领域都需全面推进；但必须重点突出，实现企业、园区、社会的点线面三个层面循环经济的互动发展。

四是坚持典型带动与技术支持相结合原则。通过典型带动，以点带面，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加大技术创新，实施减税、贴息等优惠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推动循环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六）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

近期目标（2006-2010年）：

到2010年，建立企业内部微循环、生态园区或行业中循环、城市整体乃至长三角及全国的大循环等不同层面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及其保障体系。力争重点工业行业资源利用效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形成一批具有较高资源生产率、较低污染排放率的清洁生产企业，培育和建设一批符合循环发展要求的工业园区，环保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绿色、无公害、有机等优质高效生态农业较快发展，农业集约化、生态化水平得到较大提升；绿色消费理念逐步形成，各类节约型产品得到广泛推广使用，绿色社区、绿色医院、绿色学校等逐步形成；各类废弃物得到充分回收，基本建成重点领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和危险物处置体系；逐步建立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管理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形成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循环经济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初步确立，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主要指标：

——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降低16%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年均下降6%；工业固体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总率达到9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6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节能率保持3.5%以上；城市及郊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每年下降2%；单位土地平均投资强度年均增长5%以上。

中长期目标（2011—2020年）：

循环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发展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支撑体系全面确立，多数产业体现循环经济的理念和要求，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建设处于全省领先水平；万元生产总值能耗、水耗明显降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明显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土地投资强度保持较高水平；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基本建成，把我市建设成为发展全省循环经济的示范市。

三、发展重点与任务

（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发展生态型的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循环型农业和第三产业，做大做强比较优势产业。滚动调整产业发展导向目录，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建设，依法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坚决扭转传统产业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性，逐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八）推行企业清洁生产，加快园区生态化改造。按照《清洁生产法》的要求，加大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力度。引导调整工业园区的产业发展方向，提倡园区建设专业化，创建具有行业特点和区域特色的生态工业园区。

（九）大力发展环保产业，鼓励生产节能产品。依托环保产业的区域集聚优势，研究制定环保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提出环保产业发展方向，推进环保装备产业基地建设。鼓励企业生产和发展节能电机、节能照明、阳光电池等节能产品和装备。

（十）加强资源开发保护，提高集约利用水平。全面开展农业节水工程建设，提高渠系水利用系数；做好高耗水行业的节水工作，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继续抓好节水型城市各项工作。严格耕地保护，完善土地利用管理，优先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继续实行建设用地投资强度和容积率“双控”标准。大力推广节材技术，提倡使用可再生材料、鼓励使用可替代材料、推广使用新型建材。

（十一）实行节约开发并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发展热电联产、热电冷三联产和综合利用电厂等新能源开发利用项目。推广应用高效节能锅炉、风机、电动机、变压器和绿色照明、节能家电。全面实施和应用节能用具，合理利用太阳能等再生资源，推进节能建筑、节能小区建设。

（十二）强化废弃物再循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推行城市生活垃圾的分拣；加快建设废旧家电、电子产品及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理体系；扶植垃圾焚烧发电等资源再生利用产业，不断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十三）发展生态高效农业，改善农村发展环境。推广应用加快农业污染物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保障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开发生产；加快农业集约生产步伐，推进生态农业园区的开发建设；积极推广沼气利用技术和生态能源模式，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鼓励畜禽集中养殖，大力开展家禽养殖污染、渔业养殖排放水的生态化处理；推广秸杆综合利用，提倡使用有机肥，有效控制和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继续推进“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洁化美化农村环境。

（十四）积极倡导绿色消费，提高文明生活水准。逐步提高政府采购中使用可循环使用产品、可再生产品和节能节水无污染绿色产品的比例；倡导理性消费与绿色消费；继续开展创建“绿色饭店””、“绿色医院”、“绿色学校”、“绿色社区”活动，积极推进生态旅游；提倡使用双燃料汽车等节能环保型汽车，解决交通沿线的噪声及环境污染问题。

四、主要载体和工作抓手

（十五）全面贯彻全省“991行动计划”。立足全市循环经济发展重点，以“八个一批示范工程”，即培育一批清洁生产企业、提升一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改造一批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一批高效生态农业园、创建一批绿色饭店、绿色学校，推广一批节能、降耗、治污、可循环关键共性技术，建设一批节地、节水、节能、节材和绿色建筑，巩固一批生态社区和生态村为抓手，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节约型社会等方面组织实施相关行动计划，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十六）全面实施“4612”行动计划，推进循环型农业建设。突出抓好推广立体种植养殖、发展绿色安全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生态园建设、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四大任务，重点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林特业、休闲观光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六大产业，深入推进100个农业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实施，全面建设100万亩生态高效（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100万亩生态公益林。

（十七）组织实施“3911”行动计划，推进循环型工业发展。切实抓好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三大任务的落实，重点在建材、纺织、电力、化工、造纸、皮革、食品、机电和竹木加工等九大行业中取得循环经济发展的重大突破，组织实施100个工业领域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开展100家企业清洁生产试点。

（十八）积极实施“3551”行动计划，建设循环型服务业。大力推进流通现代化建设、着力提升流通产业层次、全力推进绿色消费环境建设等三大任务的落实，规范发展批零贸易业、住宿餐饮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和专业市场等五大行业，突出开展争创绿色饭店、实施阳光消费工程、实施“三绿”工程、实施“千镇连锁超市、万村放心店”工程、创建绿色消费社区等五项重点工作，逐步建立起适应循环经济特征的流通产业体系和消费体系。

（十九）全面开展“四节”活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开展建设适度集中的农村新社区，建设生态社区、生态乡镇和生态村，节约型机关建设和“四城联创”活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五、保障措施

（二十）增强全民意识。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紧迫性；引导公众优先使用和采购可再生利用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

（二十一）强化规划引导。实施《**市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贯彻落实我市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方针、基本目标、主要领域和对策措施；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逐年滚动实施。

（二十二）实施政策扶持。市级财政设立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循环经济项目的组织实施。对发展循环经济成效明显的企业和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循环经济项目在用电和土地指标供给等方面优先给予支持，循环经济技改项目优先给予贴息补助；重大循环经济项目优先争取省重点项目。各职能部门出台相应的节能、节水、节电、节材的鼓励政策，实行有差别的节电、节水收费政策，制定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各级财政要安排一定资金支持开发研制节能、节水等环保技术及设备。

（二十三）加快科技创新。组织制定《**市循环经济科技实施方案》，建立以生态链接技术为关键的绿色技术支撑体系。整合各类院校、企业的科技资源，鼓励开发应用于循环经济的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替代技术、环保技术和系统化技术。

（二十四）规范生产标准。给合实际，制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绿色建筑、绿色社区等标准。完善企业清洁生产的标准规范，重点研制循环经济的资源效率标准、能源效率标准、废弃物排放标准等。

（二十五）加大监督力度。严格控制新污染源，切实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严厉打击环境犯罪行为，严肃惩处环境违规事件。加强对有序用电、定额用水、集约用地和企业节能、节水、节地情况监督检查，强化对能效标准、高耗电产品限额标准、建筑节能标准及行业节能设计规范执行情况的考核。

经济发展制度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税收制度，经济核算制度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我国现行税制不仅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而且还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资源税征收范围过小，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大量非征税资源价格偏低；二是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导致资源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这些不但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资源和经过循环生产的再生利用资源之间的价格差，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3）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以往的预算、统计、会计和审计等经济法律制度在进行国民经济资本与成本评估时都未将环境的价值因素纳入社会成本中，这就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去谋求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对策

1.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①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②消费税。树立绿色消费税的立法理念，将有关措施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特别是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差别税率的差距。③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④排污费。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征污染税。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2.经济核算制度上。

（1）会计制度设计。

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

（2）审计制度设计。

对应于绿色会计，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健全发展绿色审计。绿色会计提供企业在履行环保责任方面的会计信息，此信息是否真实有待于绿色审计的监督、评价与鉴证。绿色审计是一种控制活动，通过检查企业的环境报告，对其受托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从而实现对企业受托环境责任履行过程的控制。其目的是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积极有效运行，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环保法规，这为绿色审计工作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经济发展制度篇4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综合过程，而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孤军冒进。政治层面的改革迟迟不能展开，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事业都是—个潜在的制约。而业经20多年经济改革，在物质和观念多方面冲击的情况下，政治发展如果仍然未能为自身积累起足够的动力资源，这将是不可思议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根除横亘于政治发展道路上的两大障碍——政治腐败与政治冷漠的最终解决方式无疑是改变这两大障碍赖以存在的权力运行机制，用政治的社会化、权力的公共化来指引政治改革的方向。而实际上，这既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亦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其具体实现形式即扩大了的政治参与。

在一个政治体制完善、民主机制健全的社会中，不过分的政治冷漠并不会对政治肌体产生太大的伤害，甚至还是社会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如同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需要充满激情一样。但在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政治发展时期，充分的政治参与就显得异常重要。非如此，不足以为政治的真正进步提供动力。因此，打破权力掌控社会、社会生活政治化的有效途径不只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创新，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我们认为，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前提下，公有制应该是手段，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而绝不只是为了在政治上体现社会主义。如果认为公有制属于社会主义目的的范畴，就必然会把既定的或理想的公有制看得至高无上，追求公有制的“纯而又纯”，任何妨碍公有制的因素都要排除？所有试图改变这种公有制的主张都不能允许。把公有制目的化并别有用心推向极端的，当属“”之流，在他们看来，只要维持了既定的公有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贫穷落后都在所不惜。

实践证明，把公有制目的化，进而神圣化、僵化，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当前，许多人对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间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比例各执一词；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比重也莫衷一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再造举步维艰，政企难分，政资难分。大量私营企业戴着“红帽子”（假集体）、“洋帽子”（假三资）和小帽子（假个体），不少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投入了挥霍浪费；更多的乡镇企业产权模糊，化公为私，名公实私，公不公，私不私。这些都表明社会尚未形成可以使私有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应当真正从手段意义上来理解和选择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注：何力平：《关于所有制理论的几点思考》，《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我们应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准则，凡是在经济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所有制结构，都可以在实践中试行。吴敬琏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应取决于这种经济成分本身的竞争力和对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贡献。不能根据所有制性质来判断所有制的优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其性质的优劣取决于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个人所有制、合伙所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都要看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仅就其性质判断先进与落后。更不能对每个企业都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确定“私”和“公”、“资”和“社”的性质。企业只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

列宁“创造未有的因素”比马克思“解放已有的因素”要困难得多。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新生产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必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

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处于不同的历史方位，并不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替代，而是作为不同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崛起。它的形成程序不是先工业化、现代化，后搞社会主义；而是先夺取政权，再搞工业化和现代化。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主要是政治上的区别。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政权，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高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是无产阶级政权，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必须采用各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从经济关系上讲，所有制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政治关系上讲，所有制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但是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反作用。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过去我们曾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标志不存在了；党的十五大又明确了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现在，剩下的主要标志就是公有制了。然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创造了GDP年均增长9.8％的世界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形成，主要来自于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我国的非国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它们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仅以全社会30％左右的经济资源，创造了70％左右的经济增长，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不正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盼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吗？回想起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三、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

从特定的意义上讲，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分工不断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化、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进过程。近代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同其他经济体制相比，惟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长期、有效地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不论在已经发达还是追求发达的国家里均是如此。其中的原因何在？对此，现代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之所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因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在一个相关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自愿交换和契约交换的制度下作出的，而这一制度的有效性又在于，经济主体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确的、专一的和可以自由转让的所有权（私有产权）。同时，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明确规定每个人的专有权，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保护，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富于“革新精神”，并且更能使经济增长。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内涵。正因如此，市场经济制度中的经济主体便具有不断努力地实现高效率地使用资源以追求财富积累的创新机制，并表现为持久的积极性、敏锐的市场意识和各个领域内的创新行为。这一创新机制是内生的，只要外界有一个保护私有产权和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他们就会以自由选择的方式实验、 总结，再实验、再总结，不断地寻求技术、产品和组织管理形式方面的创新，并形成新的专业分工和各种发展模式。这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其推动下，社会就出现了新产业的崛起、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专业市场的形成、新型的贸易方式以及从夫妻店、合伙制到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的各类各样的产业组织形式。

虽然，人们常说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中也有计划，但是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以商品交换和契约交换为主要内容的自由经济，是以微观经济主体的普遍的自利行为来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不断增长的自由经济。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资源配置过程主要靠政府、靠计划，只是把政府和计划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市场（契约）；而后者则把市场（契约）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政府和计划。因而两者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在早已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在当前到处都是市场经济的旗号下，哪些内容真正是属于市场经济，哪些不过是换了包装，依旧是计划经济的翻版？现实中显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前者是继续降低发展私有、民营经济的壁垒，令私企、民企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打破地区封锁、形成统一市场，在深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后者则是继续各级各类政府部门主导的靠行政权力推行的企业发展、地区发展活动，维护或新设置地区和行业壁垒、阻碍统一市场形成，以特权垄断行为追逐部门的商业利益，继续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模拟外部世界的新型专业分工模式。

加入WTO将使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比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比较成本竞争更重要的是制度的竞争能力。在一个社会的主要资源配置活动中，是由市场通过产权交换和契约行为抉择，还是靠政府使用行政权力抉择，不同制度竞争的根本点就在这里。面对入世，同是讲发挥后发优势，是要短期内的快速，继续以政府权力主导、垄断主要的资源配置活动，而其兴衰会呈现旧日的循回；还是要长远的高效，用分散的、由众多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取决于能否在制度改革方面取得新的推进。当前，我国需要的是通过制度变革加强前一种趋向，弱化后一种趋向。而要做好这类转变，首先要解决政府不再管企业的问题。

经济发展制度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制度篇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

[1] [2] 

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经济发展制度篇7

[关键词] 制度 经济制度 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

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一、制度本质上是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

制度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行动准则。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一套制度规范来调整和维系。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用于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设计出来用于调节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其基本功能就是规定、调节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利益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对立和摩擦会变得很频繁，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发展。因此，在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制度的作用。

1.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中不同人们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分层加剧、社会关系复杂多样，如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规则可循，制度在此就提供了准则。在经济发展中，工作千头万绪，最根本的起基础和保障作用的是制度建设。

2.推进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需要制度建设保证。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也就是能够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二、深刻认识目前我国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迫切需要完善制度，而制度建设则为经济发展的人本目的提供有效保证。建立一整套在各方面更加定型的制度，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处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己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但是，实践的新发展对我国社会制度化水平提出了实质性的新要求，而当前制度的供给状况与对制度的更高要求形成明显反差。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制度改革响应不够及时，制度创新相对滞后，甚至在实践中造成了障碍。具体体现在:

1.形式制度与实质制度之间的反差。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表象来看，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具体制度看似比较完善，基本覆盖了所有的领域。但在现实中，这些名义上的、正式的、显性的制度规范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真正引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往往是那些背后的、非正式的、隐性的“潜规则”。

2.制度的内在协调性与现实冲突之间的反差。完善的制度是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有机体系。

3.制度的公众本位与部门本位之间的反差。制度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一些部门在相关制度设计过程中，局限于自身部门角度而缺乏全局考虑，以部门利益来支配制度设计，将部门权力尽量扩大化，而将服务公众的责任尽量泛化和缩小，以至于这些制度成了他们“权力寻租”的“法宝”。

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我们紧紧把握制度改革的时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

1.要注重制度的整体设计和协调推进。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关联性、综合性日益突出的趋势，着重从全局和整体层面来设计和推动制度改革。要在总结以往制度改革经验与教训、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对制度改革的步骤、方式、整体布局做到科学规划，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改革相协调，使制度改革的设计、制定、实施、监督等程序和环节相匹配。

2.要切实突破制度改革的部门本位。要着眼于克服部门本位及主导的弊端，对制度设计和制定的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同时切实加强立法机构的能力建设，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制度设计的范围和途径，保证制度设计和制定的公平正义性。

3.要从程序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制度设计和制定最基本的原则是以人为本。在制度设计和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增强透明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通过完善政策、法律等制定的程序，让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和渠道，使每一项制度的推出能经过广泛的上下讨论，使制度改革的过程成为发扬民主的过程，成为推进法治的过程。

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范畴，可以从多学科、多角度来加以界定。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制度，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准则体系以及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制定、完善并执行准则、规章的活动即制度建设。T.W.舒尔茨在将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时，又指出这样的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四、结语

制度要真正能够充分发挥效应，应当是与经济社会现实契合。可以说，对要调整的对象认识得是否清楚，关系到所制定的制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预期目标。为此，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理念，跟踪经济社会的变化，精心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制度建设，以使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3

经济发展制度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

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