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范文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1篇

一、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

（一）人和海洋的关系研究

在国家的资助下，我国学者对海洋经济地理学展开了详细的研究分析，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海洋资源研究，二是陆地和海洋结构的差异性，三是海洋和人的关系等。海岸带是人类和海洋相互交汇的地方，也是海洋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海洋带的环境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逐渐增多，人类活动给海岸带的环境带来很大影响。很多人类生活垃圾流向海洋，严重污染了海洋环境。海洋经济地理学可以为治理海洋环境做出一定的贡献，减少外界因素对海洋的污染。

（二）海洋结合和产业布局的研究分析

如今，海洋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一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二是海洋经济地理学的自由分析研究。海洋经济地理学先从海洋结构和海洋产业入手进行分析研究。该学科首先研究了海洋结构的变化规律，海洋结构的特点以及海洋结构的变化方向。其次，该学科把海洋结构的特点和当地的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研究分析海洋结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海洋经济地理学结合海洋结构的特点，分析研究了海洋结构的优化对策。虽然我国已经展开了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和分析，但是海洋经济地理学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研究人员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采取对策。

（三）海洋产业发展的研究分析

海洋资源也是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分析的重点内容。随着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大，海洋资源也是沿海城市快速发展的基本保障。但是，我国还没有建立海洋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海洋被过度开发，海洋资源被无度浪费，导致海洋资源开始短缺。海洋经济地理学科的开展可以更好的保护海洋资源，推动海洋产业的发展。只有合理控制海洋资源的开采，才能真正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海洋经济地理学的展望

（一）扩展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

吴传钧曾经指出：“我国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分析领域还需要不断扩展。”海洋经济地理学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海洋经济地理学还没有建立相对健全的研究管理体系，研究经验不足等等。海洋经济地理学必须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建立和完善学科研究体系，扩展研究领域，才能实现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价值。

（二）加强海洋经济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

虽然我国在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海洋经济地理学研究缺乏理论支持。在未来的研究分析中，该学科研究人员还应该加强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并在研究的过程中加强该学科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其他学科可以为海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分析奠定基础。

（三）协调人和海洋之间的关系

海洋经济地理学是新兴学科，该学科的研究领域相对较小，该学科的研究还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随着海洋经济地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该学科应该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任美锷认为：“海洋经济地理学必须合理的协调人和海洋之间的关系。”

结语：

海洋经济地理学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该学科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但是，从该学科分析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该学科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研究人员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并积极采取对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海洋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海洋经济地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不断扩展研究分析领域，并加强和其他学科的联系，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要想加快海洋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还要合理的协调人和海洋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活动和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集聚 劳动力流动 收入差距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原因与形成机理，并通过这种原因与机理的解释，探讨某一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本文对国内近年来涉及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探寻出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最近研究进展。

1 集聚经济与产业集聚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造成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效应。产业集聚是指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 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将趋于明显。王晓轩，张璞，李文龙阐述了产业区聚集和扩散的历史形态，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论发展。郝寿义，范晓莉在FE 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用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

2012年，我国专家学者分别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市场潜能与城市服务业聚集程度呈正相关，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 ，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结论；

同时，丘兆逸分析并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 型关系，指出当前的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指数已经超过了拐点。何雄浪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并解释了产业空间分异的产生机理。

2 区域经济差距

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的非均质性出发，探究了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赵祥认为从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看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四个阶段性变化，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场获得是我国区域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赵文哲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两个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解释。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郑长德认为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陈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场效应在市场规模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缩减经济距离，促进集聚经济，达到区域内趋同，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 城市经济集聚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两主体模型，以往作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慢慢被学者纳入研究范围。

覃一冬研究发现中间产品投入、劳动里市场共享和技术溢出都显著影响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但后两者则呈现离心力作用。钱学锋，黄玖立等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提出应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覃一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柯善咨，赵曜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检验得出结果：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

4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张文武将异质性劳动力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多样化贸易成本同时引入空间经济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低成本约束的人力资本比高成本约束的普通劳动力流动更容易打破空间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对称均衡，促使产业空间结构稳定地向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集聚。

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种研究范式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方面也各异，对待劳动力与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及区域房价差异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进而诱发产业转移。

学者认为，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或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地区相对产业份额以及本地与国外市场接近程度。同时，地区工资对市场潜力的弹性系数在0.75-0.77之间，临近高市场潜力的地区，工资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但这种影响在地理范围上比较有限。谢长青，范剑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外来人口变量对区域城市工资存在正向影响，即外来人口引致市场潜能增加并导致区域工资上升的价格效应。

5 企业与创新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引入企业异质性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志之一。

2012年以何雄浪为代表的学者在考虑异质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生产规模、劳动生产率与本地市场需求的关系；影响地区企业效益的系列因素；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两个层面对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依次为本地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进出口总额，且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认为资本收益率、市场环境的完善、企业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增加、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间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固定成本呈正向变动关系。

在创新方面：徐海英，朱国传关注和评价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嵌入" 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进展情况，同时也对中国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做出一些思考。陈永志，张美涛认为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区位等是影响国际价值的新因素。因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中，必须加强科技研发能力，使知识尽可能大的发挥外溢效应，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 必须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建立激励创新制度，吸引和培养人才，丰富我国的人力资本资源。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中心—模型；研究现状

1.新经济地理学的起源

新经济地理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早在19世纪就有经济学家发现经济过程与地理位置相关。1826年，Von Thunen在研究德国农庄的基础上，出版论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论述了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土地由于距离城市中心位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价值。一百年后，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在继承和发展Von Thunen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德国区域理论，对工业区位和城市区位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Isard W在著作《区位与经济空间》中将Von Thunen、A Weber、Walter Christaller、August Losch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框架，建立了“一般区位论”。1977年，Dixit和Stiglitz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简称D-S模型）。1982年，艾瑟尔发表“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国内国际规模收益”一文，为空间经济学的系统形成提供了另外一个理论基础。1991年Krugman的“收益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1999年和2003年，Fujita、Krugman和威纳伯利斯分别出版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初步形成，新经济地理学从此正式确立。

2.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数学定量分析法，将现实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数学模型主要包括：中心—模型、历史和期望模型以及区域专业化模型。

Krugman（1991）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简称CP模型）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标志，它阐明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和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的。

Krugman建立了一个既考虑历史偶然性又考虑预期的动态经济模型，即历史和预期模型，以此来分析它们各自在产业集聚的路径依赖问题上所处的地位。在经济分析中，历史和预期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基本经济结构，特别是调整成本的大小。

区域专业化模型通过从产业间的垂直关联、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三个方面来研究产业区域专业化的形成情况。

3.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李小建（2012）从学科渊源和继承发展出发，指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有重叠，但在学科属性、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学科模式、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上仍存在许多差别。

安虎森（2006）点评了空间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方面理论，认为，空间经济学为研究初始无外生差异的经济空间，使用了大量的简化假设。

殷广卫（2008）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聚集结构的稳定性、经济运行和区域结构的演化角度，详细地介绍了核心-边缘模型的运行机制并提出我国的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的兴起等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中探求理论根源。

梁琦，黄卓（2012）简述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里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和国际贸易、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结合。

王先柱，高彦彦（2009）总结得出克鲁格曼在新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贡献是对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研究，将垄断竞争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学领域，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本框架。

花俊（2009）从理论规范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地理学城市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并就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进行了探讨，还从经济方法论探讨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刘爱文，艾亚玮（2009）将新经济地理学的两大主题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四大主题分别进行了阐述，然后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批判经济地理学在认识论和方法上与新经济地理学迥然不同。

赵朝，周冠男（2010）在剖析了基于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之后，陈述了地区不平衡的产业政策、解决失业的“以工代济”政策和环境保护市场化后得出老工业基地的衰落似乎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张玉卓（2010）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比较，评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并指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四个发展方向。

范华锋（2010）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现状，对我国物流行业与产业聚集及规模经济递增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对此提出了发展我国物流行业的政策建议。

赵明霏，杨莹（2010）对天津引资数量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同时又基于区位熵对天津产业集聚现象进行识别，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天津产业集聚相结合。

4.总结

目前，国外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以及福利和政策含义的探讨上，侧重制造业地理集中以及区际、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但是，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看出，我国学者们日益重视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但目前对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献还较少。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罗庆，祝英丽.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区分[J].经济地理，2012（7）：1-5.

[2]安虎森，蒋涛.块状世界的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点评[J].南开经济研究，2006（6）：92-103.

[3]安虎森.空间经济学：新视角 新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02.

[4]殷广卫.空间经济学对称核心-边缘模型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08-116.

[5]梁琦，黄卓.空间经济学在中国[J].经济学（季刊），2012（4）：1027-1036.

[6]王先柱，高彦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及其拓展——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贡献[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7]花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与学科比较[J].经济经纬，2009（6）.

[8]刘爱文，艾亚玮.新经济地理学和批判经济地理学的分异[J].当代经济研究，2009（10）.

[9]赵朝，周冠男.基于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解析《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

[10]张玉卓.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评述——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经济范式的比较[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2）.

[11]范华锋.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2010（3）

[12]赵明霏，杨莹.天津产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J].产权导刊，2010（2）.

[13]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

[14]BerliantM， Fujita M （2004） Knowledge creation as a square dance on theHilbert cube. Discussion PaperNo. 14，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4篇

作者：印红旗 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运动理论与劳动分工地域理论、区位论及人地关系基础经济地理学理论、规划区域理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地理区域理论等。陈才将经济地理学分支总结为经济地域条件、要素成分理论、能效理论、体系与形式理论、开发及组织理论等。经济地理学虽然同区域经济学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同时包含，互相渗透。经济地理学还涵盖贸易分工、增长极、发展梯度、产业体系、专业化与集群产业等分支理论。当前，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可从具体方式、方法论与研究模式等层面进行细化讨论。经济地理学相关方法论，包括传统哲学理论、经验主义理论、人本思想与结构体系理论等。其主体研究模式应作用于整体分析研究流程之中，指导实践操作与程序。具体涵盖实地调查、实践研究、文献统计、对比、探讨等，同时还包括释疑探索、描述剖析、纵贯分析、个案证实、抽样分析与普查实践等设计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手段，包括定量定性分析、非线性研究、仿真模拟、耦合研究、尺度衡量、现代化计算机研究等。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的应用主要涉及规划开发、区域条件、经济结构、发展调控等领域。另外，随着研究范畴的持续扩充，经济地理学还逐步渗透至区域差异、资源分布、地域环境、生态条件、金融状况、创新发展、产业聚集与转移、统筹管理、政策调控等实践领域。［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展创设了广泛的实践领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树立了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我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区域老工业基地、继续推进中部崛起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学者们研究地缘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学科建设，明确了其理论性质与具体实践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地理学逐步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逐步创立了相对完善、统一的学科体系，为我国区域调控与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才便预言了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强调经济地理学体系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应注重过程控制，开展多层次探究、多视角研发，其理论体系应体现开放系统特征，提升可操作性。同时，研究方式应由单一模式逐步向丰富、集成、规范性发展，各类研究实践应体现良好的协调性，使研究理论、思维模式、实践方式起到对整体学科的科学推进作用。基于该目标，经济地理学应在地球科学体系框架内继续向地理信息体系与现代经济学领域拓展延伸。其学科体系应与经济学、地理学实现持续的交互融合发展，引入动态模型体系，实现模型的周边化、系统化、产业化。同时，应创建新型贸易理论、产业原理、增长发展理论、网络体系理论、综合体系理论、增长发展模型、动力发展理论、产出投入经营理论，形成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随着温室效应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环境危机也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发展、资源建设开发、产业规划、空间布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该背景之下，社会经济区位体系会受到时展、社会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安全保护的集成作用影响。在上述三维目标的综合作用下，现代经济地理学将创设以此为目标的空间理论，并继续朝着该方向推进。环保理念的逐步形成，进一步推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扩充了经济地理学的内涵。

随着循环地毯经济、环保城市、低碳金融产业的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开展，现代社会开始向低碳模式转型。为满足当前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经济地理学势必会探寻适宜的学科体系、方法模式。伴随经济格局的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应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宏观与微观调控、综合理论拓展延伸、全球性发展，等等，该类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析，拓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景。总之，面对多变的实践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广阔的机遇与严峻的考验。只有树立战略化目标，探究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该学科的优质发展。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5篇

能源、能源消耗、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问题，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是经济客体在地表上的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各经济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亦是自然、市场和政府三种配置力量空间耦合的结果。近年来，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界在研究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关系方面的成果比较密集，影响也较大。

能源效率作为一种效率概念，目前尚无确切定义。影响较大和被引用较多的，一是世界能源委员会提出的：能源效率为减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务的能源投入;二是Bosseboeuf提出的：经济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用相同或更少的能源获得更多产出或更好的生活质量，技术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由于技术进步、生活方式转变、管理水平提高等引起的能源使用的减少。在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标方面，Patterson认为能源效率衡量指标主要有热力学指标、物理-热量指标、经济学-热量指标、纯经济指标四类，但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考虑，能源效率主要有经济能源效率（包括单位产值能耗和能源成本效率）、物理能源效率（包括热效率和单位产品或服务能耗）两类，其内涵则是能源消耗对维持或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率，既要考虑能源的开采、储存与运输环节，也要研究能源的加工、转换和最终消费等过程。

与经济学界主要针对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以工业能源效率为主）研究不同，经济地理学界的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针对区域能源效率问题。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国范围的省际间比较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单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也有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其中，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更好地反映能源与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被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所普遍采用。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模型中，近年来主要使用的有非参数测算的DEA数据包络分析、使用参数测算的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与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相比，DEA数据包络分析因无需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而被广泛使用。

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也是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热点问题。在理论上，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最初是在“结构红利假说”中的一种表达，由于各行业的生产效率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别，能源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必然会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其结果是促进各部门共同构成的经济系统的总效率提高，而总生产率的增长值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值的部分，就是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能源效率增长的部分。例如，由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为以轻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将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能源消耗强度。对于中国20世纪80～90年代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原因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在导致中国能耗强度下降的诸多原因中有35%～45%要归功于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上升。

然而，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就一定会带来能源效率的提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异议，目前的实证研究也不够充分。因此，对于经济地理学界来说，能源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其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方兴未艾。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6篇

提供一个对当前经济地理学中的观念、概念和理论的评述,是撰写《经济地理学指南》目的之一。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该书覆盖面广、内容全面,远超出国内的同类图书。既包括对生产、资源和商品流通的经济地理研究,也包括对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既包括对全球化的探讨,也涉及对地方化的研究;既探讨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探讨话语与人文地理现象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既探讨经济地理过程在建构地方中的作用,也探讨将地方联系起来的商品贸易、资本流动、人口迁移和交通;既论述地方经济、族裔经济,也探讨国际政治经济;既论述政府在区域发展的作用,也不忽视市场和制度的作用;既论述传统的经济地理空间,也涉及新产业空间;既介绍实证主义主导的研究,也介绍后现代化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主导的研究。其次,该书探讨深入。不仅回顾各个分支学科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和分析框架,阐明对当前的争论和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新方法和新框架。在论述有关问题时,也注意引入相关学科的论点和概念,这就拓宽了对该问题的分析框架和认识深度。再次,该书写作严谨、信息丰富。各章(导言章除外)都基于已有研究展开论述,注重与其他学者进行对话,也不回避有冲突的观点,征引了大量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新老文献,扩大了信息量。同时,严谨的写作可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习得其写作方法。难怪加尼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A. 阿格纽认为本书是对当代经济地理学的一个示范性“指南”或导论:“是有关英美经济地理学的当前主要争论和问题的令人激动的、极具煽动性的,有时是善辨的和充满激情的阐述,信息量丰富……它不仅回顾过去已经建立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而且展望未来,探讨正在出现的全球经济及研究其动力所需要的方法。给人的总印象是有关一个研究领域的真实的、有深度的,并且令人鼓舞的全景透视。”

《经济地理学指南》全书分为导言和5篇,共计30章。第一篇为“经济地理学的世界”,回顾和阐述了经济地理学不同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包括发展史、建模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制度方法、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二篇为“生产的领域”,关注经济学的传统议题,即生产,工作场所,产业区,空间、地区间的竞争,城市与区域增长,技术变化。第三篇为“资源的世界”,关注自然资源、农业、政治生态、自然的生产、单一工业资源城镇。第四篇为“社会的世界”,关注家庭、阶级、工会、管治、文化、族裔。第五篇为“循环的空间”,关注全球贸易、货币与金融、国际劳动力迁移、交通、电信、国际政治经济。

美国迈阿密大学P. O.称赞说:这是一本即时的杰作和里程牌,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学者们和研究生们将会重新回到它。从体量和文献目录来看,这一陈述相当前卫。这是全球范围内社会科学收藏的“必需品”。

希望《经济地理学指南》一书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有一定的贡献。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7篇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人文地理学的“关系思考”(relationalthinking)的倡导下[6]，伴随着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深化，经济地理学中有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是如何塑造经济景观”的文献越来越多[7-9]。学者将“交织于多种地理尺度上的经济变化过程中的行为者的社会空间关系”作为研究核心。这种视角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称作“关系范式”、“关系转向”或“关系经济地理学”[10]。关系范式的分析框架包括3个方面内容：关系资产、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①地方和区域发展的关系资产：尝试将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解释为区域经济复苏的空间结果，采用诸如“制度厚度[11]”、“非贸易相互依赖[12]”、“学习型区域[13]”等多种相互作用的概念给予解释，常使用地方规则、反思性知识(re-flexiveknowledge)、惯习和情境(context)等多种非经济因素剖析企业区位的集聚以及地方和区域发展的结果。②处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企业网络和组织网络等各种网络中的关系根植性：强调网络及其内部权力关系有助于经济地理“对企业的再发现”的研究。③关系的尺度：在理解当前“全球化”的地理现象时尝试解释和阐明尺度地理重叠和地域单元重构的作用[14]。关系范式的研究还出现了多个学派，例如：将经济主体创建空间的力量以及区位机会视作其研究焦点的“加利福利亚学派”[15-17]，强调国际相互作用中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嵌入性的“英国曼切斯特学派”[18-19]，以及强调在空间视角下对行动的关系概念体系进行研究的“德国关系学派”[20]。这些学派总体上看都是以经济行为者为中心的，强调制度在分析经济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关注全球化对经济组织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地方张力，对社会和经济过程的理解有明显超越空间描述的趋势[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范式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基于“生物学”类比的“演化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并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22]。受演化经济学的启发，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尤其是欧洲)对演化分析方法日益重视，并于20世纪末提出发展一门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学家重视分析产业创新和技术变化不同，更加注重寻求空间演化的本质[23]。进入21世纪后演化经济地理成为经济地理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前沿[24-2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的竞争是基于它们的知识、惯例和能力，而这些东西是在过去并在特定的地方环境中形成的，因而是其他企业难于模仿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并非是基于企业和消费者的理性区位决策，而是地方化知识历史累积的结果；学习、路径依赖和惯例的演化是理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非常关注企业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转移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制度、地理集聚在其中的作用。在探讨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不均衡分配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要点，不同于制度主义经济地理学所认为的财富在地域间的不均衡分配主要关系到地域制度的差别，也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地理学将经济行为的不均衡分配视为移动性生产因素驱动下一般性集聚过程的结果，它将经济行为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现的演化过程，强调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路径依赖动力(path-dependentdynamics)，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理解路径随时间的空间分布，它对分析空间中新路径的创造和扩散以及合适路径扩散的发生机制特别感兴趣[29]。在核心概念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视为演化的根本动力[30]，认为“惯例”是演化的轨道，重视技术与制度、企业发展与企业环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特征[31]，运用“路径依赖”概念理解和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演化[32-33]。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在企业的区位行为及惯例演化、产业的空间演化、网络结构与网络的空间演化、城市与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系统演化等多个层面上为空间中经济演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29]。

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与演化范式的比较

两种范式在反对新古典主义范式上具有相似的核心假设理论是为现实服务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范式的产生也是基于对新出现经济行为现象的解答。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的出现，是与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的后福特式的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相一致的。这一时期，外包、专业化生产、网络连接和对市场需求的弹性适应扮演主要角色[34]。同时，在经济地理中出现了诸如知识的创新、企业能力、暂时性工作组织和企业的社会文化嵌入性等新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将企业概念化成黑箱，忽略其内部过程，认为经济行为是非社会化的，并且忽略企业行为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帮助其形成所谓的统一结构，来解释空间中的经济行为[35]；这种假设不能应对新的研究挑战。西方经济地理学所出现的两种范式在分析经济景观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似乎可以取代先前出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新古典主义范式[31,35]。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挑战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以下共同点：①两种范式都研究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关系是构成地方竞争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两种范式都拒绝新古典主义将经济行为者视作处于社会之外的原子式个体，都承认在特定社会结构和制度关系背景下的经济行动的嵌入性；都十分强调周围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都不同程度上是源自于先前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turn)的理论讨论。③两种范式在所期望塑造的经济景观的研究目标上具有一致性。新古典主义范式集中在诸如某一时间特定地点的技术标准或基础建构此类的显在结构条件；而演化和关系范式考虑的是企业的社会关系及其历史或发展路径，认为空间是一个由社会建构的实体，所谓的空间或区域特点既不是预先给出的也不是持久的。演化和关系方法都会假设空间结构是由运行于空间中的社会过程建构的，都对一个固定的制度化地域持批评态度[19,29]。经济行为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或创造他们自己的区域环境，同时也受制于不同空间层次的制度框架。这种特别强调过程倾向的概念是与新古典主义视角将空间等同于充满规定特征的容器进而决定经济景观的观点背道而驰的。可以看出，相比较新古典主义方法，演化和关系视角在分析核心、经济行为和空间概念3个方面都具有类似的核心假设[36]。两种范式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上存在互补当前经济地理学有3个层面的核心问题，分别是：①微观层面企业的区位选择与行为决策制定；②中观层面产业部门的新兴空间、空间扩张与衰退，以及企业、技术与地域制度的相互作用；③宏观层面空间系统的集聚与扩散，例如区域系统。这3个层面代表了当代经济地理关于不同空间尺度和行为者集聚的研究范围。西方经济地学的关系与演化范式在解释以上3个层次经济地理学核心问题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细微差别，总体上是互相补充地推进3个问题的解释。关于企业区位选择的假设为了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的激发和限制因素，应该对企业决策的基本假设进行充分考虑。不管是关系范式还是演化范式都承认经济行为者在社会相互作用结构中的嵌入性。具体地说，关系视角的嵌入性是以经济行为者的节点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关系为特征，其中网络关系更加受到重视[37]。演化视角也是如此，经济行为者的复杂相互关系被认为是经济行为的某种空间秩序的重要原因[38]。两种视角都反对经济行动者的完全理性，反对经济行为被利润控制或者是纯粹的利益最大化，都承认行为者的有限理性和对市场信息获取的不对称性。演化视角认为，经济决策主要依赖组织路径，这个组织路径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基于经验和默许知识所进行的内部行为。关系视角则运用Yeung的多重逻辑(multiplelogics)[39]解释企业经济行为，涉及到企业内部以及同供应商、客户和机构之间的多重关系。社会关系显然能够促进和限制企业的区位选择，然而两种范式在制度作为影响空间结果的因素方面存在细微差别。演化范式认为，尽管经济行为受到制度限制，但企业决策不会自动地将其作为因果法则；而且，制度被解释为一系列的机会或条件。

例如，引用演化经济学的多样性概念，强调在相同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经济结果；或者像Boschma和Frenken所说制度是与组织路径不相关的(orthogonal)[40]；这都说明了演化范式对制度的理解。而关系范式方面，其“权变性(contingen-cy)”的准则认为“对人的行为而言，在任何时间和地方，同一的前提条件不必然具有相同的结果”；因此，认为“企业在特定地点的决定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通过其他企业的区位行为推测，而是应追溯其特定制度影响下的关系特征”。可见，关系范式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大大强于演化范式。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演化的和关系的范式都引用“区位机会窗口(WLO：windowsoflocationalopportunity)”[41]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区位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描述新出现的产业借助于不确定性、创造力和偶然性形成新的空间格局；认为在新产业出现时，区位机会窗口会打开，同时为先进和后进区域的产业发展提供机遇[42]。两种范式都对这个概念进行扩展。演化范式认为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可以比作中性空间(neutralspace)向真实地方(realplaces)的转变，是以部门特定的地点、网络、路径和制度为特征的。由于企业被认为是可以建构自身环境的，因此产业部门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新产业部门的地方化需求与区域生产结构的不匹配，也增强了产业部门空间演化中企业区位选择的自由度。但是区位条件如何对企业区位选择及区位行为产生影响呢？Boschma和Lambooy提出了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参数(genericparameters)”概念[24]，涉及到普通知识、技术或服务等一般化因素，特别是可以产生部门灵活性优势的城市化经济。一般参数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出现新的产业而另一些地方没有(缺乏一般条件)，但这个概念仍不能充分的解释新产业为什么会在不同区域出现。Boschma又提出机会(或自由事件)和人的创造行为对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产生影响[42]。由于集体学习推动了创新过程，使得一般因素依次转变成特定资产培育地方化经济，并增加回报。对机会和创造性(或交互学习)的强调可以为具有相同一般因素的特定区域的繁荣和其他地方的衰败提供好的答案。演化范式用创造和集体学习的概念解释新产业部门的出现，特别强调组织路径的角色；然而却认为制度是一般条件，仅仅对新产业的空间演化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关系经济地理也将区位机会窗口模式作为分析的起始点。Bathelt和Gluckler用莱比锡Leipzig的传媒集群案例，表明新产业空间的出现是不依赖产业传统和历史现象的，而是受自发产生的突然行为驱动[19]。与演化范式将新产业出现归结于机会或自由事件的论述不一样，Bathelt强调关键行为者(keyagents)的角色，认为关键行为者能够在激发相关产业的集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3]。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增长方面，关系范式强调在地方资源、技能、共享的信任、标准、路径和其他地方制度结构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嵌入性。在解释新产业的空间演化方面，关系范式采用地方化能力的概念，强调制度结构的重要性，如高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孵化组织和制度厚度的建立。在关系范式看来，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路径和创新性仅仅是驱动区域和部门增长的很多个要素中的一个而已。事实上，两种观点都在努力解答新产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但都很难预测新的产业到底会在哪里出现。两种范式都对区位机会窗口的概念进行了补充性认识：演化观点认为制度环境不是未来新部门发展的必然因素；而关系观点认为制度结构会成为地方化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主要讨论的是引致区域增长或衰退的结构变化过程和机制。演化的和关系的视角都将集体学习视作激发区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都赞同将知识创新作为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演化范式偏好于用“路径”概念对空间系统的集聚和扩散进行解释。一方面，运用“最适路径(op-timalpath)”解释空间系统的集聚。演化观点认为知识集聚的过程发生在企业内部，企业以试错的方式进行行业知识的累积；而市场竞争表现为一种选择过程，使得精明适用的路径得到扩散，愚笨不适用的路径逐渐消失[29]；结果，最精明合适的路径(即最适路径)被沿袭，使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会可持续地增长。另一方面，运用“路径锁定”解释空间系统的衰退和扩散。演化观点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持续，已经建立的空间类型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当拥有特定资源、能力和制度结构的专业化产业区不能与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时，就会出现路径锁定状态；产业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受到限制，先前的组织路径不能再适应新的状态，固化路径在解决新的问题时会趋向失败，进而导致了产业的衰退或扩散[24]。关系范式常采用“交互学习(interactivelearn-ing)”的概念来解释区域发展[44]。交互学习不仅仅涉及到建立技术和组织的创新，而且涉及到建立广泛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牵涉到多种形式的流通资本，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所以区域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产业区的发展依赖交互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调整和改造能力。由于原有关系的断裂，一些新、小产业的能力也可能会被重新整合成新的发展路径[44]。关系视角不赞同演化范式提出的持续路径依赖轨迹，而是倾向于采用整合的政治的(或部门的)危机和断裂(crisesandruptures)概念以便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现实相匹配。相对演化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在解释宏观层面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与扩散方面的观点相对较少。两种范式在一些核心概念上存在细微差别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在批判新古典主义范式方面具有相同的核心要素，在解释经济地理核心问题过程中也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为了更加透彻的了解这两个范式，还需要放大这两个范式的概念差异，以便进行比较。从时间的概念上看，相比较演化方法，关系视角较少关注历史；尽管关系范式也会讨论演化和路径依赖，但在其方法上更多是静态的。从分析的层次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关系和网络；而演化范式常使用企业(区位选择)、产业(空间演化)和区域系统(演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层次。从对经济景观的解释上看，关系范式集中在关系和流上，常采用社会相互作用和网络等概念；而演化范式强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及技能为特征的组织路径的角色，将企业个体作为解释经济景观3个层面(企业、部门和区域)的空间结果。从对制度的理解上看，关系视角非常有力地把制度整合到分析框架中，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分析区域发展，制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化范式把市场作为选择机制中的重要因素。从方法论上看，关系范式主要是以定性的案例研究为主；而演化范式有比较广泛的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到定性案例研究都可以用到。为什么这两个范式会出现这些细微的差别呢？可以从他们的来源或根基上进行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学远离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吸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科学转向一个更加多学科的方法。关系经济地理与社会学有很强的联系；而演化经济地理学源自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这正是两个范式存在差别的重要原因。两种范式在理论构建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和互相包容经济地理的关系范式和演化范式被认为是在当前经济地理研究潮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而且是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整合进另一种方法并成为其重要建构特征。一方面，根据Bathelt和Gluckler[19]以及Emirbayer[45]的观点，关系范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理论框架或分析模式，集成了演化方法的核心问题(如路径依赖)。另一方面，就像演化经济地理强调引致或阻碍经济景观适应性的过程和机制一样[25]，也受到了关系视角的影响；取代企业、个体和区域等被定义了的实体，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历史过程被认为是造成经济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且，关系方法被看作是同演化经济地理的核心挑战相一致的，都将区域、集群和网络的增长、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解释作为重要内容。

结论与启示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8篇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9　结论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9篇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9　结论

经济地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　课程　教　学　考　关系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2)03(a)-0069-01

培养青年学生经济地理素养，自然教是关键，故都说教师是关键。从目的着眼，经济地理知识、技能情感都要落实到学生，无学就无所谓教，所以又说学是关键。深入到高校经济地理学教学实际，不难发现好多学生的学都首先考虑是否是考试课，是就会扎实地学习，方法且不论，关键在于考。

1 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教、学、考

经济地理学教研、教改是针对教之系统的观念系统、(目标、内容、原则方法)硬件系统(大纲，教材、教具、教参)与操作系统(备课、上课、作业、辅导)中的具体项目而开展的。通过教授与教育，功能在于培养经济地理学素养。

从不会到学会再到会学经济地理学知识，其过程的长短与效益又受非智力因素系统(目的、兴趣、毅力、方法)，硬件系统(课本、练习、学具，读物)与操作系统(预习、听课、复习、作业)的不同影响而体现出来，通过学习研习，功能在于修养完善自己。

考之系统内含有观念系统(宗旨，性质、功能、特点)，硬件系统(考纲、教材、资料、设施)与操作系统(命题、考试、阅读评分、信息开发)。通过考试考查，功能在于评价教学的得失成败，发挥对教学的导向作用。

2 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考三者之间的关系

教与学之间

名师出高徒，这是教对学的影响，因材施教这是学对于教的影响；教、学相长是指两者互相影响共同提高。

教、学、考各自都有相对的独力性，都有组成本系统的一些次一级系统，但三者之间有相交有联系，其中共同的即相交的核心部分，主要就是教、学与考的宗旨，是三者各自的出发点与归宿之共同性，就是围绕真正地提高素质这一目的。

教与考之间

不教不考，如经济地理学理论新进展，无教学要求就不作考试要求，这是教考统一的方面；只教不考，如经济地理学一般研究方法，有教学要求但不作考试要求，在数量上教大于考，这是教考不同的方面；既教又考，如经济活动区位、经济活动区域分析与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内涵、特征、表现、动力因素及其区域影响，考这些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与重点知识，这是教考统一的又一方面。

学与考之间

以学定考，如安排学生结合经济地理学课程讲解，提交《运用所学经济地理学理论知识分析自己家乡的一个经济地理学现象》的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据学习的实际水平来决定考试的总体要求，试题类型是否出现实例分析题等，这是学对考的影响；以考导学，如选择学生所熟悉的跨国公司和区域，就区域发展的经济地理问题进行剖析，学以致用地提升学习研究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用实施会考及其特点来引导学习，这是考对学的影响；考不负学，如将搜集到与实习基地有关的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资料和数据作为考试的阅读材料，结合课堂学习和掌握知识和理论去自主分析解答问题，发挥考对学习水平的科学评价功能，使真正的好学生取得好成绩，这是考对学的激励。

3 如何进行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教、学、考

经济地理学课程的教：要改变过去以部门教学为模块，以经济活动现象的展开讲授为核心，以知识传授和案例应用分析为评价标准的课程体系，建立以经济活动为模块，以产业部门知识相互作用为核心，以空间思维、综合能力培养和科学发展观树立为目标的全新的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体系。将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讲授与讲座、认知与探究、室内理论教学与室外实践教学和自学与讨论相结合。创造师生互动、相互启迪、生动活泼而又富有激情的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地理学的兴趣，启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空间思维，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变以单一部门实习为主为企业与产业部门交叉综合型实践相结合；变以认知实践为主为认知实践与探素研究型实习相结合；变理论验证型实践为主为理论验证型实践与实际应用型实践相结合；变局地实践转变为点、线、面结合的区域实习；变单纯的野外实践为课堂讨论与课外参观、专家讲座与企业案例分析、观察与咨询、命题整理与交流相结合等，以各种形式的实践取长补短，最大限度地提高课程实践的效率，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密切理论知识与产业经济活动的关系，激发学习兴趣，加强学生的空间与区域分析能力的培养。

经济地理学课程的学：是让学生了解经济地理学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树立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作用的观点、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区域联系的观点、全球化观点，理解经济活动发展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及经济系统运营的基本规律，掌握利用所学经济地理学知识对经济活动进行评估、预测、规划、管理、优化和调控的方法。培养学生多要素综合的能力、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能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析能力。总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会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地域环境经济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并能结合实际分析经济活动现象，理解经济活动中企业伴演的重要角色，让学生知道如何协调人类经济活动与区域环境的关系。

经济地理学课程的考：是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与课程重点知识，如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因素，农业、工业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多部门企业(公司)区位，跨国公司区位，区位选择与区位内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区域的结构与组织，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之间的空间组织，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其影响因素、区域影响及全球化下产业、区域发展的机制分析，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的评估、预测、规划、管理和优化、调控的途径和方法。经济地理学的新进展(尤其是新产业区和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观点)等。

参考文献

[1]李小建.经济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