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治理范文

源头治理篇1

现将答记者问全文转载如下：

问：当前，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十分关注，请您谈谈《意见》出台的背景情况。

答：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高度，对依法有效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2015年12月6日，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对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近年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五”时期，全国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756.6万件，年均151.3万件；2015年、2016年，分别处理争议案件172.1万件、177.1万件，同比分别增加10.4 %、2.9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面临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事业单位等改革不断深化，劳动人事争议将进入多发期，劳动人事争议数量增多与处理难度加大并存的态势将持续存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任务艰巨繁重。同时，新形势下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调解仲裁工作与争议处理的需要仍然不相适应，调解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仲裁办案制度不够健全，调解仲裁队伍能力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调解仲裁基层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为切实落实中央要求，有效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意见》，聚焦完善制度、创新机制，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不断完善多主体、多方式、多层次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格局，依法有效地处理争议案件，为构建和谐劳动人事关系与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问：《意见》确定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是什么？

答：按照中央关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有关要求，在总结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意见》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协调联动、多方参与。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挥牵头作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发挥职能作用，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合力化解劳动人事关系矛盾纠纷。二是坚持源头治理、注重调解。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协商、调解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劳动人事关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三是坚持依法处理、维护公平。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制度和仲裁准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劳动人事争议，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坚持服务为先、高效便捷。以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质效为目标，把服务理念贯穿争议处理全过程，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优质服务。五是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益成果，加强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意见》提出，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到2020年，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解决机制逐步完善，调解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仲裁制度优势显著增强，司法保障作用进一步加强，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相互协调、有序衔接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格局更加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服务社会能力明显提高。

问：《意见》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协商解决机制方面的主要政策措施是什么？

答：中央要求，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主，从源头上减少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可以说，防患于未然是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治本之策。做好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工作，可以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实现互利共赢，更好维护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有效地节约管理资源、降低司法成本。预防劳动人事争议的发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很多工作。为此，《意见》提出，有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加大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力度，指导用人单位加强劳动人事争议源头预防，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实行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合同制度，完善单位内部依法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建立完善劳动争议预警机制、对话沟通机制，推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建议书、司法建议书制度，促进用人单位有效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协商是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法定程序。《意见》明确提出，当用人单位内部发生劳动人事争议时，要引导和支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协商解决争议。根据对部分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近半数的职工在发生劳动争议时愿意将协商作为权益救济的首选渠道。但是，受制度不完善、宣传引导工作不到位等因素影响，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解决争议的能力普遍偏低，大量本可以在单位内部解决的争议不得不寻求外部解决方式，既增加了当事人维权成本，也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为此，《意见》重点推动建立劳动人事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依托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促进当事人特别是用人单位优先选择协商方式化解争议。二是指导用人单位完善协商规则，畅通职工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内部申诉和协商回应制度。三是引入第三方参与协商，加大工会的参与力度，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专家接受当事人申请或委托，开展协商咨询服务工作，帮助督促履行和解协议。

问：《意见》提出要完善专业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机制，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调解是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重要方式。通过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有利于把纷争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性，节约仲裁资源和诉讼成本。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中，我们一贯坚持“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方针，不断加强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促进调解在争议处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目前，全国乡镇（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调解组织组建率已超过90%。2016年，全国各类调解组织共受理争议78.1万件，占案件总量的48.5%。但是，工作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主要是调解组织建设力度不够、调解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调解员专业化水平不高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意见：一是分类推进调解组织建设，地方各级人社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指导推动本地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推进县（市、区）调解组织建设，加强乡镇（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调解组织建设，积极发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以及行业性、区域性调解组织作用，加强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调解组织建设，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调解组织网络。在此基础上，加强专业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仲裁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机制，逐步实现程序衔接、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二是加强调解规范化建设，建立专业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名册制度，不断规范调解组织的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和调解员行为。《意见》还提出，要建立健全集体劳动争议应急调解机制，发生集体劳动争议时，人社部门要会同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时介入，第一时间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及时引导进入仲裁程序。三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或者社会组织参与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这也是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求。同时，在基础保障部分，《意见》对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也提出了措施。

问：《意见》在创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制方面提出了哪些改革措施？

答：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是中国特色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仲裁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截至2016年5月31日，全国共建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3005个，专兼职仲裁员2.37万人；“十二五”期间，全国各地仲裁机构共审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342.9万件，2016年共审结59.1万件。应该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在争议处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仲裁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办案程序有待进一步优化，案件的仲裁终局裁决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为充分发挥仲裁作为准司法制度的优势，《意见》提出了创新仲裁机制的措施：一是完善仲裁办案制度，以建立仲裁办案基本制度目录清单为统领，指导各地完善仲裁制度体系，同时创新仲裁调解制度，依法细化终局裁决规定，建立健全证据制度，建立仲裁委员会仲裁办案监督制度，推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三方仲裁员组庭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制度，实行“阳光仲裁”，推进法律援助参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等。二是简化优化仲裁具体办案程序，实施案件分类处理，规范简易仲裁程序，建立健全集体劳动争议快速仲裁特别程序，深化仲裁庭审方式改革，推进派驻仲裁庭、巡回仲裁庭和流动仲裁庭建设等。三是加强仲裁办案管理和指导，建立仲裁案件管理标准体系，建立仲裁办案指导制度，加强案例指导，建立区域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交流协作机制等。

问：《意见》为什么要强调完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诉讼衔接机制？

答：加强调解、仲裁、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是完善劳动人事关系矛盾纠纷多元处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调解仲裁公信力、节约诉讼资源的现实需要，有利于实现矛盾纠纷处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裁审衔接与工作协调，积极探索建立诉讼与仲裁程序有效衔接、裁审标准统一的新规则、新制度”。各地在实践中主动作为、大胆探索，在加强诉调对接、裁审衔接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目前，全国有15个省份的省级人社部门与同级人民法院建立了裁审衔接工作机制，在实现裁审衔接机制长效化、受理范围一致化、审理标准统一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意见》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规定：一是加强调解与仲裁的衔接，强调仲裁机构要加强对辖区内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建立仲裁员定点联系调解组织制度，在争议案件多发高发地区，仲裁机构可在调解组织设立派驻仲裁庭。二是加强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强调健全劳动人事争议特邀调解制度，鼓励和支持调解组织在诉讼服务中心等部门设立调解工作室。三是加强仲裁与诉讼的衔接，强调各级仲裁机构和同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沟通联系，建立定期联席会议、案件信息交流、联合业务培训等制度。

问：《意见》提出强化调解仲裁基础保障机制，要突出哪些重点？

答：加强基础保障建设是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事关调解仲裁事业的长远发展。目前，调解仲裁工作基础保障的重点集中在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经费保障和服务条件等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作基础等因素的制约，各地情况并不平衡，主要表现出调解仲裁工作人员相对缺乏、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经费保障不足、服务条件有待改善等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措施：一是加强调解仲裁队伍建设，不断拓展调解员、专兼职仲裁员来源渠道，特别是明确要求乡镇（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中心）调解组织要根据实际需要配备专职调解员，积极吸纳律师、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仲裁员；持续开展调解员仲裁员分级分类培训，探索远程在线培训、建立集中实训基地等培训新模式，培训重心向基层倾斜；鼓励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建立仲裁员激励约束和职业保障机制。二是加快推进调解仲裁工作信息化建设，建立调解仲裁办案信息系统、人员信息系统、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和在线服务平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三是依法保障调解仲裁经费需要，将仲裁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的，要加强购买服务资金的预算管理。四是改善调解仲裁服务条件，落实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要求，加强调解组织基础建设和仲裁机构标准化建设；仲裁员、记录人员在仲裁活动中应着正装等。

问：在贯彻落实《意见》方面有什么具体措施？

答：《意见》已经出台，关键在于落实。《意见》明确提出，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推动将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纳入当地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工作格局，特别是要进一步把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作为综治工作（平安建设）考评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地综治、人社、法院、司法、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等部门要建立完善形势研判、信息沟通、联合会商、协调配合制度，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互动有力、运转高效的联动机制。要营造良好环境，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现代传媒，加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宣传工作。人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任务、明确措施、明_责任、明确要求，并对《意见》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源头治理篇2

关键词：养殖废水；污染；源头控制；末端治理

中图分类号：X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4022902

1引言

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使不同规模、不同方式的养殖场不断涌现，而近年来畜禽养殖业带来的各种污染不断挑战人类物质生活所需及生存环境空间。我国目前对畜禽养殖业的污染主要倾向于末端治理，而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畜禽养殖业的源头污染控制也不能放松，我们要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从污染源头和末端两手抓，真正意义做到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地球。

2源头控制

2.1产前控制

2.1.1厂址规划

养殖场的选址要合理，应远离人口稠密区，尤其是要远离环境敏感区，如水源区、河流上游地区、上风向区、自然保护区等。合理的选址能够避免造成重大的环境污染影响。

2.1.2工艺规划

养殖场应采用干青粪工艺，并在设计前期对养殖场内的养殖舍、给排水系统等进行合理布局，保证污水收集能够通畅，全面。养殖场要分别设雨水收集系统和污水收集系统，进行雨污分离，减少污水处理量。

2.2产中控制

养殖场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主要有饲料污染、畜禽施用的药物残留污染、畜禽排泄物、遗留物的污染。

2.2.1饲料污染控制

养殖场的污染源主要是粪污中的氮磷等物质引起的，其中氮的主要来源就是未被消化饲料中的植酸磷和人工补充的磷酸氢钙。通过改善养殖场的饲料喂养方式，提高饲料利用率，从而可减少污水中氮磷含量，同时能节省养殖成本。其次，饲料厂和养殖场目前普遍采用高铜、高铁、高锌等微量元素添加剂，由于这些金属元素的吸收率和利用率都很低，易随粪便排出体外，从而进入环境。因此选择绿色环保的养殖饲料，可以降低养殖行业污水的复杂程度和处理难度。

2.2.2畜禽施用的药物残留污染控制

规模化养殖的密度一般较散养户高，养殖舍细菌繁殖较快，尤其是通风、排水等系统不佳时，更容易导致病原体传播，严重时可能导致养殖场瘟疫。因此大量的抗生素、维生素、激素、重金属微量元素的使用已经成为畜禽养殖业防病、保健促生长的普遍需求。滥用药物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导致残留药物通过畜禽排泄进入污水中，加大了污水处理难度。因此加强养殖场的卫生管理，加强标准化操作，利用生态的微生物循环链等，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尽量减少抗生素等的使用。

2.3产后控制

养殖场常用的工艺分为干青粪工艺和水冲工艺，其中水冲工艺因为操作强度较低，养殖场地处偏僻，冲洗水来源于地表水或地下水居多，水的使用上受政策和管理的影响较小，因此水冲工艺目前是较为普遍的工艺，尤其是在中小型养殖场中。

水冲工艺将粪便尿液等混为一体，导致水体中有机物、氨氮含量较高，加大了污水处理设备的投资成本和治理难度。因此对水冲工艺进行冲洗水量、频率的合理控制，以及对冲洗后的粪污采用干湿分离器等机械分离措施，可以减少污水的产生量和污水的浓度。

2.4政策扶持

养殖业成为微利行业，并且受市场变化波动很大。对于污染控制及治理的相关措施一般都不愿积极采纳，因此需要国家和当地出台一定的政策给予鼓励和扶植。如对进行环境污染控制、污染治理的养殖场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或政策上的优惠等，调动广大养殖场业主的环保积极性。

3末端治理

目前养殖业的污染治理主要采用的工艺是厌氧、好氧、MBR膜生物反应器、絮凝沉淀、氧化塘等工艺。

3.1预处理

这里所谓的预处理主要是粪污的干湿分离。如果养殖场采用干青粪工艺，那么后续的处理只是处理尿液等污水。如果采用水冲工艺的养殖场，在进行处理前，最好进行机械的干湿分离，如干湿分离器、转鼓格栅、卧式分离器等。经过干湿分离后的污水有机物含量低，悬浮物少，更利于后续的处理。

3.2厌氧处理工艺

常用的厌氧处理主要有沼气池、UASB厌氧反应器、厌氧滤器（AF）等方式，厌氧工艺能够对高浓度的有机物进行去除，一般去除率能够达到80%～90%，而且能够杀死传染性病菌，降解部分难以生化分解的有机物。厌氧处理运行负荷高，占地较小，能量需求低。而且厌氧产生的沼气可以进行回用，为养殖场进行发电、取暖等。

3.3好氧处理工艺

常用的好氧处理工艺有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A/O法、生物接触氧化法、生物滤池法等。好氧法对水体中的有机物分解较彻底，其原理主要是利用好氧微生物在好氧条件下分解有机物，将其分解为水、二氧化碳等简单的无机物。好氧与缺氧组合的A/O法是目前针对养殖业废水高有机物和高氨氮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是利用好氧池的好氧硝化细菌将有机氮转化为硝态氮，然后通过硝化液回流的方式将含有硝态氮的污水回流至缺氧池，然后在反硝化细菌的作用下，将硝态氮分解为氨气等无机氮，从而真正意义达到脱氮的效果。

3.4絮凝沉淀

絮凝沉淀法主要是针对养殖业污水中悬浮物较高，且其中含有重金属离子，在化学药剂作用下调整水体pH值可以使水体中的部分重金属离子产生沉淀，并在絮凝剂的作用下生成较大的絮凝沉淀物，网捕水体中的悬浮物和其他颗粒物等。

3.5氧化塘工艺

氧化塘技术是一种自然处理技术的人工整合，它是利用土壤、微生物和生物的综合作用，净化污水。其净化机理主要有过滤、截留、沉淀、吸附和生物氧化吸收等。氧化塘的负荷较低，只能作为养殖业的深度净化单元。因氧化塘构筑物虽然能量消耗低，不产生二次污染等问题，但是因其占地面积大，在土地越发珍贵的今天，已经慢慢被取代。

3.6MBR膜生物反应器

MBR膜生物反应器是随着膜技术的发展，结合好氧活性污泥法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是膜分离技术和生物处理法的高效技术工艺，已经在工业废水治理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MBR膜生物反应器能够提高活性污泥的浓度，是传统意义污泥浓度的3～4倍，因此抗冲击负荷能力强，装置结构紧凑；MBR膜的泥水分离技术可以实现反应器水里停留时间和污泥停留时间相分离的功能，使系统内部能够达到世代较长的生物链，提高出水水质。MBR膜生物反应器的去除率一般比较高，CODcr的去除率一般可高达90%以上。

4结语

畜禽养殖业废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是目前环保行业关注的重点，将末端治理与源头控制相结合，是从根本上减少畜禽废水产生量和处理成本，真正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参考文献：

[1]林萌.规模化养猪场清洁生产技术[J].福建畜牧兽医，2009，31（5）.

[2]彭艳霞.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治理及清洁生产对策[J].畜牧与饲料科学，2010，31（5）：101～102.

[3]崔秀丽.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原因与防控对策探讨[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7（3）：83～86.

源头治理篇3

近年来，政府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令人称赞的环保措施。没有决心，没有实际行动，是无法实现环境污染根治的目标。

根治环境污染，对一些重点对象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下狠心才能实现根除污染的目标。这需要政府在人力、财力的支持，两者密切配合，形成一个互动形式，共同应对，才能落实环保政策，把环保指标落实下去，并得以实施。例如，近年来，首钢从石景山区迁出，搬迁在渤海湾地区，在海边以填海造地的方式重新站立起来，重新投入生产，这个转变过程是比较艰难的，也是付出很大的牺牲代价的。从企业到政府同样地承担了直接的间接的经济损失。但为了首都的生态环境，还给北京一个洁净的蓝天，首钢还是决定搬迁了。这一搬迁实现了再次高发展的一个跨越，一个腾飞。搬迁虽然酿成了首钢暂时的经济损失，但为了长足的发展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拓宽企业生产发展前景，为打进国际钢铁市场储备了能量，未来的前景令人欣喜。

在黄江、长江流域内造纸行业可以说是相当红火的盈利企业，大大小小的造纸厂遍布江河两岸，他们依靠当地得天独厚的芦苇资源，生产加工国家、民众所需的各种纸张，每年创造着可喜的经济效益，年年给国家带来的税收与经济效益也是可观的。这些企业生产规模大小不一，生产工艺不等，有些是先进的生产工艺，各种指标达到环保要求，而有些企业则是高能耗，生产工艺落后，产出低，资源浪费严重，特别是那些老的造纸企业尤为令人堪忧。造纸业的污水排放对水环境的污染是相当可怕的，那些工业废水对生态环境影响极大，给江河，湖泊、植被，人饮用水造成极大的危害。随着环保的要求不断的提高，这些企业直接列入国家环保污染治理对象，成为治理的中心。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对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了手术，直接实行了关停，限令整改，无法整改的直接下马转产。经过一番强行整治后，黄河，长江流域内的水质明显好转，扭转了过去那种被动的环保局面，这与政府的环保决心是分不开的。

小型火电是空气污染的一个源头。这些小型的电厂，能耗高，发电率低，这是客观现实，不容置疑。但这些企业在过去受经济发展格式制约，设计能力有限，无能达到今天环保指标要求。但这些企业曾经给国家做出过贡献，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崛起有着功不可没的奉献。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这些小型的电厂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转产，需要关停，必须采取妥善的方案来处置，从而退出历史的舞台。关停后的企业，一要合理安排原有电厂员工的生活问题，对关停后的工作安排，转产后的生活遗留问题要及时处理等等，这需要国家给予经济支持，人员走向安排，企业承担一部分，国家扶助一部分，员工适当地牺牲一点，但所有的一切均是为了共和国的环保发展而付出的牺牲。

相信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为了祖国明天的更好发展，为了美好的家园有一片蓝天，有清新的空气呼吸是值得。

源头治理篇4

    1.1化肥污染

    大量施用化肥且施用结构不合理,造成土壤板结,而且大量施用的化肥得不到吸收,随灌溉和降水流失,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主要表现在化肥中的氮元素等进人大气后,增加了“温室气体”,导致温度升高;其次是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导致水草繁生,许多水塘、水库、湖泊因此变臭;再者表现在破坏了土壤的内在平衡。

    1.2农药污染

    当前,农药在环境及农副产品中的残留现象日益严重。一方面在施药时药剂的挥发或农药厂生产时排出的废气,对大气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一些农药又通过各种途径污染水源、水生物,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饮用水源。另外,农药也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和农田生态系统的平衡。再者,一些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的大量使用和不合理使用,使农产品所含的各类有害物超标,直接对人体和生命安全构成危害。

    1.3农作物秸秆对环境的污染

    作物收获后产生大量秸秆,尤其是城区周边的农村,收获季节大面积、大范围焚烧以玉米、水稻、小麦秸秆尤为严重。焚烧秸秆后产生的烟雾遇到障碍便会滞留在空气中久久不散,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微尘增加,严重影响周边城市环境及空气质量。

    1.4塑料农膜污染

    就我们南谯区而言,我区每年农地膜使用量在282.5t,地膜覆盖面积在4133.33hm2。每年能够回收的141.25t,还有50%的农地膜残留于土壤农田中。农用塑料薄膜主要有用做地膜的聚乙烯膜和用于温室及塑料大棚的聚氯乙烯膜,无论那种聚烯烃类化合物,在自然条件下极为难解,在土壤中可存在200~400年。

    1.5畜禽类便的污染

    诸如据统计南谯区2012年畜禽养殖业生猪出栏达13、8万头以上,家禽400万只、其他畜牧业(如:牛、羊等)养殖量也具有相当规模,畜禽养殖收入占全区农业生产总值30%。在大力推进畜禽养殖的过程中,由于规划布局,科学指导、污染防治方面仍然存在严重不足,衍生出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一方面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和磷的化合物进入土壤后,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另一方面,患病或隐性带病的畜禽会排出多种致病菌和寄生虫卵,影响人类和畜禽健康。再者,当前畜牧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各种微量元素添加剂和生长激素,如畜禽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对植物生态及人畜都会造成伤害。

    2农业环境污染防治

    2.1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和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农业环保意识环保部门和各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季节情况,送科技下乡,大力推广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及农业的合理使用。一方面要把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作为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积极组织土肥专家和技术人员深人田间地头,围绕测土、配方、配肥、供肥和施肥等基本内容,开展现场土壤养分快速测试,让农民真正掌握科学施肥的技术。其次各级农技部门应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预报工作,及时向农民当地农作物病虫害发生信息,指导农民及时有效的施药,建立统防统治管理制度,合理、有效地使用农业进行预防,并大力提倡使用高效低残留的农药,减少农药使用对环境的危害。

    2.2加强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实施农业“白色回收工程”,制定相关回收奖励制度,做好废弃膜的清除、回收工作,同时逐步开展易降解膜和各种专用膜的示范推广,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其次是禁止焚烧秸秆,大力推广秸秆还田、过腹还田、秸秆气化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及沼气池的建设推广利用,减少随意焚烧所造成大气污染,以实现产品绿色化、废弃物资源化、收人持久化。

    2.3加强农业投入品行政执法力度农业行政有关执法部门认真抓好肥料、农药市场及其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投入品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严查未取得登记证、无登记证或假冒登记证的肥料以及质量不合格的肥料、农药,突破对农资质量案件查处的瓶颈,加大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对较大规模的批发商进行重点监控。

    2.4积极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在广大农村推销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模式,普及和推广沼气池建设,利用人畜粪便和作物秸杆等废弃物资源,生产沼气燃料和沼液沼渣等高效的有机肥料,带动养殖业和绿色、无公害种植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农业废弃物,拓展生物能的开发渠道,积极实施秸杆颗粒燃料、秸杆气化等工程,延伸农业产业链,探索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2.5大力发展农业“三品”生产基地通过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基地的建立,规范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各项措施的落实,实现农产品生产标准化,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农业污染。

源头治理篇5

一、业务公开工作的基本做法

2009年2月,在集团公司统一部署下,我公司作为试点单位之一,开始了业务公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

(一)提高认识、组织落实,找准切入点

公司成立了以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业务公开工作小组,由纪委监察处牵头,多次召集、组织业务公开工作小组成员研究和部署业务公开工作。从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入手,把工程建设领域中的关键环节作为业务公开的重点内容。明确了物资采购、工程分包、设备租赁、科技合作、资源库管理等业务公开项目,制定了公司《关于加强业务公开工作的实施办法》,对公司业务公开工作的内容、形式、范围和权限等方面进行了细化。

(二)信息共享、形成合力,串联纵横线

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相关部门现有的管理资源,将其中关键部分整合到业务公开工作中,而不是脱离业务部门的日常管理另搞一套,使业务公开工作具有基础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将公司的工作思路和进展情况,以及工作中发现的施工板块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工程分包结算滞后、设备租赁结算方式不同、物资采购及工程分包商资质的归类和统计等方面提出了基本看法和建议,使业务公开工作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

在确定基本思路、具体公开业务名称和项目内容以及公开权限等问题上,分别与兄弟单位进行了联系和交流。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下,各建设单位在工程分包产值范围和设备租赁规格型号等具体内容上达成了共识,使业务公开工作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操作性。

(三)明确职责、扎实推进,建立工作面

一是建立了部门负责人全面负责、专职工作人员按时填报、纪检监察人员定期监督检查的基本工作程序,保证了业务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召开了业务公开工作推进会,了各业务部门负责人业务公开信息系统登录账户和权限,对及时准确上传数据和查看过程中的保密纪律进行了重点强调。目前,在集团公司业务公开信息系统平台上,公司对外经营数据按时、准确上传,公司领导定期查看,有关业务部门实时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业务公开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并发挥着强化监督、规范管理、注重源头治理的重要作用。

二、推行业务公开对深化源头治理的影响

(一)推行业务公开,能够促进企业制度执行力的提高

推行业务公开工作,不但是对企业各项管理制度的一次梳理和完善,同时也是从制度上设置一道防线,对促进企业制度执行力有着明显的作用。拿施工分包和招投标来说,对工程招标过程、分承包商的选定、资质的认定、合同的签订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和制约,一个环节不达标,业务公开信息系统就会出现提示和预警。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和流程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管理制度执行力的提升。

(二)推行业务公开,能够进一步完善企业内外监督管理体系

有些领导干部民主意识淡薄,往往把“一把手负总责”看作是个人说了算,以长官意志自居,导致了权力专断和滥用。业务公开的推行,虽然并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些人和事起到了制约作用。

推行业务公开的关键环节是监督要到位。按照集团公司的业务公开信息系统分级授权管理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本着对企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按照授权范围定期在网上浏览、查看,充分行使领导干部的监督权利。在此基础上,集团公司还建立了网上巡视制度,组织了一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专职网上监督队伍进行全天候、全方位在监督,维护了企业的利益,保证了阳光工程的推行。

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对于落实业务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内部监督管理是直接规范决策者和执行者经营行为的,必须把它作为外部监督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三)推行业务公开,能够提高干部正确行使职权的自觉性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增强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国有资产和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的迫切要求。推进业务公开,就是要以公开促民主,以公开促清廉;进一步树立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的新风正气。推行业务公开,对那些一直勤勉廉洁工作的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保护和关爱,也是一个“挡箭牌”;而对那些思想道德和政治素质不高,搞“暗箱操作”逃避监督,欲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的领导干部来说,却是一道新型的“防火墙”。

苏树林总经理在集团公司业务公开启动会上指出,业务公开的目的就是两句话:维护公司利益,保护个人安全。一语道破了业务公开对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重视和关爱。推行业务公开,是对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不断完善,同时也促进各级领导人员牢固树立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管理理念,不断提高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应该说,对于每一个干部来说,业务公开既是对自身的监督,也是对个人的保护;可以让很多领导干部从一些“人情关”、“面子关”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中。同时,业务公开工作把企业对外经营业务摆在明处,让企业重要管理工作始终处于各方面的监督之下,有效地促进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所以说,推行业务公开既是一项深化源头治理的重点工程,也是保护干部正确行使职权的关爱工程。

(四)推行业务公开,能够不断巩固惩防体系长效机制

在中央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中,强化监督的力度逐步加大。推行业务公开,既是企业不断强化监督作用,探索监督方式,强化事前监督、过程监督,促进监督关口前移的新尝试,也是企业建立源头治理长效机制的有效手段。业务公开工作的实施,使企业对外的主要经营活动行为得到了各方面的有效监督,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了办事效率;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廉洁高效地运转,为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

随着集团公司源头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业务公开的范围和力度将会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而更加逐步加大。推行业务公开,既是对集团公司近两年来治本抓源头取得成绩的巩固,也对企业反腐倡廉惩防体系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源头治理篇6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将加快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制度是在以“末端治理”模式为主的污染防治思路的影响下产生的，明显具有消极被动治理的缺陷。应实现可循环的经济模式，变被动保护环境为合理利用环境，改变目前以“末端治理”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环保法律体系。

1.积极健全环境立法综合体系。在环境基本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各项具体的环境法规，从而形成健全的环境立法体系。环境立法应广泛涉及污染控制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各个方面，针对各种环境媒体和环境问题建立相关的法律，从而构成比较完整的环境法规体系。

2.高效协调各项法律规章制度。针对各单项环境法律法规中具体要求的不尽相同，重视立法程序和技术的协调，做到各项法律要求的统一，并对各项法律制度在基本法的层次上进行总体协调。

3.大力促进循环经济立法工作。使我国环境保护运动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根本性转变。为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确立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进而规定产品制造者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过程中的责任，对于某些特定的产品，只有具有明确的回收可能性时，才容许投入市场。发展循环经济可采取如下主要原则：(1)生产者负责原则：谁生产，谁负责回收。(2)行业自律原则：政府应鼓励工业界自觉自愿地执行循环经济立法。(3)透明原则：生产厂商有责任公开商品的生产过程，使消费者有选择商品的权利。力图从源头控制污染，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4.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运用价格、收费和税收手段，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及时出台一些力度较大的价格政策，引导资源按市场规则进行配置。积极创造条件，全面推行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政策，合理确定收费标准，逐步达到补偿合理成本并略有盈利的水平。按照税费改革总体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税费改革，逐步完善税制，过一步增强税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宏观调控功能。同时，应加快市政设施管理体制改革，使得污水和垃圾收集与处理单位在政府的监管下独立核算，独立经营，真正实现市场化经营管理。

5.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以及系统的规划，特别是应该在观念转变、政策制订、管理机制的确立、对生态建设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冲突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等方面采取务实和科学的措施。

源头治理篇7

我县坚持源头治理，创新工作方法，全面推行文明祭祀 

3月11日，全县召开推行“文明祭祀”暨护林员表彰大会，对全县推行“文明祭祀”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定从清明节开始，全县全面推行文明祭祀，从源头上减少火灾隐患。

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层层召开落实会议，安排部署本辖区、本部门的“文明祭祀”工作，层层压实责任。广泛组织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党员领导干部、共青团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享受财政补贴人员、学生、城区居民、村民等人人都签订了《“文明祭祀”承诺书》。

“清明节”期间，采购苗木7.1万棵，分发至各乡镇（街道），倡导群众通过“植树祭祀”方式寄托哀思；各乡镇（街道）通过用鲜花、纸花、水果、点心、树苗等替换烧纸、冥币、鞭炮等违规祭祀用品的方法，引导城乡居民采取鲜花祭祀、水果祭祀、植树祭祀等方式祭祀先人。。自全面推行“文明祭祀”以来，全县实现祭祀“零火警”。

源头治理篇8

【关 键 词】民本/民主/主权/有限主权/无限主权

政治文明是悠悠五千载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她与今天流行于世界的西方政治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在人文精神方面仍存在许多通曲暗合之处。从政治理念入手分析中国与西方在文明源头处的差异与暗合，对于我们正确估价自己文明传统的价值，重拾我们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同时又明确我们自己文明传统存在的缺陷，以克服那种盲目自大的民族情结，都将是不无裨益的。

一、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

1. 周初的“天命观”

在约公元前16—11世纪的中国殷商时代，王朝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君权天授”，所以殷纣王曾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但周人克商后，周王朝必须面对“殷王执有天命”的信念对其王权合法性的挑战，为此，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思想家们便提出了“天命靡常”说以回应这种挑战。该学说认为：是殷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注：《尚书·召诰》。）；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注：《尚书·蔡仲之命》。）。现皇天发现周王有德，“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注：《尚书·康诰》。），因此“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注：《诗·大雅·文王》。），现“侯于周服”就已成了“上帝既命”。王朝权力的政治基础在于“受命于天”，但是“天”（上帝）只将其管理国家的“命”授予那些具有“德”行的人君，由于商人失德，天（上帝）便选中并赐命于周人。

这一理论在政治上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人君必须秉德而行，“祗若兹德，敬用治”以顺应天命。《尚书·无逸》记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微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这里说文王生活俭朴，以安民、养民为要务，以懿美恭敬之德感化人；他心中时刻牵挂着臣民的冷暖疾苦，以爱善之心惠及鳏寡孤独；他废寝忘食，不敢有须臾懈怠，不敢有丝毫贪占。并且正是文王的这种德行感动了上苍，才使得周人取代殷商而配受天命。其二，衡量人君是否秉德的标准，是看其能否“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因此人君要想“祈天永命”，就必须敬德保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注：《尚书·酒诰》。），这样便把天命与民意的支持联系了起来，这点在中国文化的演化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第三，对于不能够“敬德保民”的“无道”人君，人民拥有顺其“天道”而革其“受命”的权力。这一论证破天荒地提出了对帝王人君的行为规范要求，从而像纣王那样为所欲为的君王，也第一次地不仅在道义上，同时也在理论上遭到否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傅斯年先生才称：《周诰》、《大雅》中的“天命靡常”观是中国人道主义的黎明。

2. 孔子的“德治主义”

“政”字不见于《尚书》，而《论语》多记孔子答君王及弟子问政。如孔子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伦语·颜渊》。）；答子路问“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挫手足”（注：《论语·子路》。）。这基本反映了孔子对“政”的看法，在他看来，政治首先就表现为一种统治秩序，故治乱兴政的首要任务就是营造一种人人都能够名正言顺地生活，使得君像个君样，臣像个臣样，父像个父样，子像个子样，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得名副其实那样一种统治秩序。至于如何进行统治，孔子则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注：《论语·为政》。）。这里“为政以德”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即是要求统治者以自己的德行来凝聚民心，使得人民能够像众星拱北辰那样地拥戴他们的统治者。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以刑名法正来治国，民或许可以苟免而无罪，但却难有德行；但若行礼治教化，以德行为导向，则民皆可有知止礼让之心，于是整个社会都可过一种“合于美德的生活”。著名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先生对孔子的这一思想给予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孔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孔子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伦语·颜渊》。）对于鲁国执政官季康子而言，“身正”是其为政的第一要务，因为统治者带头“身正”，谁敢不“身正”？季康子又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注：《伦语·颜渊》。）孔子十分厌恶以暴力的方式和恐怖的手段来实施统治，即使是以“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正当理由也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所以孔子称赞“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为“诚哉是言也！”（注：《论语·子路》）。

3.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

关于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孟子论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注：《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所谓的“君”，实系指“国君”，即诸侯。孟子认为在民、天子、诸侯三者关系中，天子得民心方能有社稷，诸侯得乎天子方能有国。故当诸侯危及社稷（天子皇权）时，天子则可以变置而废弃之；而当天子不能行仁政以得民心，则天必降“旱干水溢”之灾以遣之，于是天子则可“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以乞天。若天子乞天不灵，而“旱干水溢”依旧，则说明天子已失去民心而不能守其社稷，故民可“革其受命”而变置之。因此民意（天意）比天子之社稷贵；而天子社稷又比诸侯王权贵。于是民意高于皇权，皇权高于王权，因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王权）为轻。在孟子看来：“贼（戕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注：《孟子·梁惠王下》。）。因为纣贼仁残义而无道，致使天怒人怨而天人共诛之。于是武王伐纣，乃是“替天行道”而诛“一夫”，而不能称其为“弑君”。

4、荀子的“德才兼备”论

荀子论曰：君“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已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注：《荀子·君道》。）。在这里荀子不仅要求人君身正，同时更要求其能“有明”，所谓有明，一指“兼听齐明”；二指“明分职”；三指“公义明”。作为人君，若能兼听齐明则不昏愦；能职分有明则善用人；而能公义明则正气扬。于是便能够“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如此则谓之“大形”。能成此大形者，必能在事业上有所大成就。在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君，不仅应该具有高尚的政治操守，同时更应具备高度的政治智慧。因此，如果说孔子是一个“德治主义”者的话，那么荀子则是一个“德才兼备”论者。

关于政治权力与民意支持的关系，荀子论曰：“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注：《荀子·王制》。）。荀子这里强调的是“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并引“载舟覆舟”说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这里荀子所谓的“传”，似乎引自民间口传，也有可能引自某种经典。我们可由此推断：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思想，是深植于中华文明之传统之中的。而《贞观政要》的“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更是对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和继承。

5.“民为邦本”论

《礼记·缁衣》篇成于孟、荀之前，其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颇为精到，其论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君心民体”之喻，取象生动，寓义深刻。其言“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论，有异工同曲之妙。这种自周公以降在政治理念上对民意支持的眷注，构成了华夏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条影响绵长久远的主线，她是中华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基础。成书时间大约与《礼记·缁衣》篇相近的《尚书·五子之歌》更有论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对这条文明主线人文精神的精粹表达，“民惟邦本”，只有民才能够成为立邦、安邦、兴邦之本。所谓“本”者，根基之谓也，指一切权力都只能够立于这一根基之上。因此人君只有爱民、利民、取信于民，其政权所立之根基才有可能强固，因而谓“本固邦宁”。正是由于“民惟邦本”之论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髓，故而我们通常用“民本思想”来称谓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转贴于 二、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实践

古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实践，是全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源头。与古代中国的先贤们热衷于理论务虚的现象不同的是，古希腊的先贤更注重制度创建的政治实践。据顾准先生考：（注：以下关于古雅典城邦民主制的资料均引自《顾准文集·希腊城邦制度》。）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萌芽在公元前8世纪的迈锡尼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 因为那时就已经开始有公民军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军中的重大事情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不过这时讨论和表决的方式还没有形成。后来，有“万民之王”之称的亚加米农，为了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就召集了一个由各军首领们参加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这可能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议事会形式。但真正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的形成，还是要等古希腊雅典城邦时代的到来。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1. 梭伦改制

梭伦是雅典贵族，他以其公正和智慧而闻名，因为他曾鼓动和领导了雅典对麦加拉的战争，并夺回了萨米拉。公元前594年， 他被选为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并被授予拥有仲裁者和立法者权力的“民选调解官”的职权。梭伦当权后，首先颁布旨在解除贵族对贫民债务的“解负令”；然后通过立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允许土地的转让和分割；又废除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而代之以财产法定资格；并建立一个由400人组成的议事会，骑士级以上有资格成为其成员； 同时建立规范的公民大会制度，城邦的重大问题由议事会经过讨论后形成议案，提交公民大会表决。执政官与其他执政人员均由公民投票选出，公民还同时选出一个由11人组成的最高法庭，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作出判决不服的上诉；另外还成立一个具有行政监督职能的元老院，开始元老院成员由梭伦选任，后来凡是执政官任期终了，经审查政绩后便可加入元老院，并终身任职。梭伦并首创了陪审法庭制度和立遗嘱制度等。

2. 克利斯提尼改革

梭伦改制的成果，经过庇色斯特拉托僭政时期的进一步推行而得于巩固。70年后，克利斯提尼当选为雅典执政官，进一步对梭伦政制进行改革和完善。其要点：（1）将梭伦的400人议事会改为500 人议事会，500人分别由10个部落选出，每个部落50人。 部落内代表人数按村社大小分配，选举按抽签办法进行，每个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被选举权。这样就彻底根除了梭伦制度的金权政治特征，使得全体雅典公民第一次获得真正完全平等的公民权。（5）500人议事会再选出50人的议事长委员会，然后将议事长委员会分成10个组，每组5人，轮流主持日常政务 35—36天。在议事会的一年任期内，每个议事长委员都有机会成为主持政务的5议长之一。（3）每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负责统帅全雅典的公民军。（4）实行陶片放逐法， 每年春季召开一次非常公民大会，决定公民中是否有人危害了公民的自由，若有就再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投票表决认定那些已被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上其罪行的人的罪行，多数投票赞成，被判决有罪的人就要离开雅典，为期10年。

3. 伯里克利时期

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演进，是在渐进中实现的。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利用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对元老院进行改革，极度削弱其权力，使得元老院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的权力。同时，将立法权赋予公民大会，使得“主权在民”原则进一步得到落实。由于战争的需要，“十将军委员会”委员可以连选连任，但执政官则需要每年一换，于是“十将军委员会”的地位上升，后来改由公民大会来选举将军，并规定将军可以连选连任。这样使得多次连任的将军委员会主席，事实上取代了执政官的地位。伯里克利便是这种连任达30年之久的首席将军，其在雅典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今天的英国首相相当，因而称这一时期为伯里克利时期。

伯里克利时期，每年年初从全体公民中通过抽签选出6000名陪审员，审案时随机从这6000人中择出201—1001不等的人组成陪审团， 受理某些特殊案件，并通过投票对案件实施判决，这种司法民主在人类史上极为罕见。伯里克利时期还对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实行津贴制，这一做法是现代西方司法人员和议员职业化的滥觞。伯里克利时期的制度文明，带来了雅典城邦的强盛和繁荣，她吸引了一大批诗人、哲人、建筑家、艺术家来到雅典，从而使雅典变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为人类留下了灿烂辉煌的神话、诗歌、雕塑、建筑等一大批不朽之作。活跃的政治生活又培育了公民们的参与意识，并因此而发展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艺术，从而诞生了雄辩术，这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哲学巨匠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民本思想与民主制实践的比较

1.“主权在天”与“主权在民”

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中，“主权”意味着君王的统治权，因为管子有“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恺”之谓（注：《管子·七臣七主》。）。因而周初以降所形成的“天命”观，可以看成一种“主权在天”思想，即君王的权力来自“天命”，不过在周初思想家们的心目中，君权事实上是来自民意支持，因为君王必须以民心为监，只有君王秉德而得于民心，方能够“得天下”。因而“主权在天”可以看成为“主权在民”的一种曲通。不过这种曲通，掩盖了政治权力与民意支持之间的实质联系，为后来一些人以强权和武力来强奸“天意”，预留出了空间。另外，一个更致命之处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始终都是把“主权”当作一种“私家”之权，而不是一种公共的权力。其实，任何有皇权世袭制传统的国家，“主权”都是一种“私家”之权，而不是一种公共权力，所以英语中的sovereignty也同样与君权相关联。

但是，在古雅典的民主制实践中，城邦的“主权”便是一种公共的权力，一种代表所有公民利益而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也许在亚加米农时代初创议事会形式时，就已经孕育了将权力视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正是由于古雅典人有这种“公共权力”的观念，所以才能够发明出以普选的方式来选举执政官的这种制度形式，这应当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梭伦改制，使这种文明规范化和制度化了。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是古希腊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地域的特有现象，她是由那个特定族群的特有生活方式决定的，她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因为除古希腊以外的古代文明，少有例外地均把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世袭的私家之权力。

中国传统儒家对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私家权力的现象，也不是没有疑义的。《礼记·礼运》篇就藉孔子之口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这里所讲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完全是指政治权力的性质，作者认为：政治权力的公共化是一种“大道之行”的表现，而政治权力的私家化则是由于“大道既隐”的原因所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与现代流行的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完全相反，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退步观，即认为中国最美好的社会生活形态存在于久远的“三代”时期，那时候的唐尧虞舜，不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家所有，而视为一种公共所有的天下，因而他们会以“选贤与能”的方式来“选举”统治者，这里的“选”是指选拔，“举”是指举荐，这种“选举”是唯才唯德是举，没有什么出生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政治领导人选定后，还要以“禅让”的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交接和更替。

政治权力公共化观念在逻辑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主权在民”，即获取政治权力合法渠道是直接获得民意认可，或者说政治权力行使的唯一合法性依据就是民意。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古希腊人“主权在民”思想在基本理念是完全相合的，差异在于，中国传统儒家的“选举”思想没有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征的政治制度，或者说“选贤任能”和“禅让”都没有变成现实的，具有程序化可操作特征的，能够表现为一种政治文明的制度；而古雅典的“主权在民”理念是通过实践的政治制度创制来实现的，无论是梭伦还是他的政治遗产继承人，都没有以学术探索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但他们政治改革的实践探索，却充分以制度创新的实践方式阐释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古雅典城邦民主制所体现出来的，不是口头上对民意的尊重，而是实际行动上对民意的服从。因为谈尊重民意者，是以主权拥有者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看待民意，在他说要尊重民意的背后，预设了他有不尊重民意的权力。但服从民意则不同，这时民意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民意为主、为大，而统治者只是执行民意的工具，只具有服从民意的义务，而没有半点挑战民意的权力。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才能够称得上“民主”。

2. 无限主权与有限主权

中国政治传统中“主权”（君权），是一种无限的主权，以君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是一种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无论是孔子的德治主义、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缁衣》的“君心民体”，还是《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都只是从道理上设想一种理想的君民关系。但对君王的“主权”是否应该限制和怎样对君王权力进行限制的问题，均未认真地加以考虑和解决。在孔子的“德治”理想中，制约人君使得他不得不“正”的手段仅仅是“近者悦，远者来”。那只有在分权的体制下，即在天子位虚拟，统治权事实上落实在诸侯的制度格局下，民才有可能有自由地选择君王的权利。以民的自由选择作为限制君王权力，使得他不能不“秉德”，始终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孔子之后崛起的战国“七雄”，没有哪一个是完全靠君王的德行而使国家强大，至于“七国归秦”就更与赢政的德行没有丝毫关系。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则是以“诛一夫”的人民革命论，来试图制约无道昏君，但这种制约又与“旱干水溢”的自然灾异相钩连，从而带上了某种神秘色彩。“载舟覆舟”论虽然指出了违背民意有政权倾覆的危险，但对民意怎样去颠覆政权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因而只能限于一种观念比附的水平。

但古雅典时代由梭伦改制所规范的“议事会”制度，一开始就把相当于东方君王的雅典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在“议事会”的民意监控之下。执政官由民选产生，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君权（政治权力）与民意的关系问题。城邦的重大问题须由代表民意的议事会讨论，形成议案后交由公民大会表决，这从制度的根子上解决了“民意表达”的问题。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也一直强调尊重民意，但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由独夫民贼操纵民意、运作民意的历史丑剧。而由梭伦所创制的雅典城邦民主制，从制度上杜绝了由权力僭越者个人来操纵民意的可能性。在梭伦的政治体制中，与执政官同时产生的还有一个由11人组成的最高法庭，她专门负责审理对执政官所作出判决的上诉，以防止执政官执政过程中的专断和独裁；同时还有一个政治元老院，她的作用也是对执政官的执政实施监督。在古雅典城邦民主制的背后，潜藏着制度创制者的“主权有限”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权力本身是有限的，行政者不可以在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来行使政治权力，因为这样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政治腐败。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被置于一种受到监督、制衡、限制、约束的条件之下，并且这种制约又是以法制的方式而得以确保的；否则任何靠统治者个人道德自律的约束，都是没有保障的。

3. 人有差等与人人平等

之所以中国和雅典的古代先贤都意识到政治权力与民意之间存在着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但雅典人创造出了普选制这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而中国人只能限于“选贤举能”的政治理想中，其中最深刻的原因是，在理念上中国人坚持“人有差等”，而雅典人则将人看成相互无差异的平等个体。事实上，在梭伦改制之前的雅典社会，也存在着贵族的世袭特权，梭伦在废除世袭特权的时候，不得不以法定财产资格的社会不平等来替代贵族世袭的不平等。梭伦以雅典人法定财产多寡为标准，把雅典人分成“五百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贫民级”四个等级，只有“骑士级”以上的雅典人，才有被选举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因而雅典人在被选举权方面是不平等的，并且有金权政治的嫌疑。但同时，梭伦发现了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政治观念，即“公民”的观念。公民是雅典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身份定位，无论财产多寡只要符合雅典自由民这一条件，在政治上平等地具有选举权，并且在公民大会上有权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决定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城邦的重大问题。而雅典城邦的“主权”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表现为“在民”，即主权落实在雅典公民。因而也可以把雅典政治的主权在民解释为：雅典公民人人平等地拥有城邦的主权。

在中国传统儒家的视域里，人是一种差等之人，人就其天赋而言就有“贤与不屑”的区别。所以《中庸》言“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因为人生而有“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区别，“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种“自诚明”者，便是“诚者”；而“自明诚”者，则是“诚之者”。所以《中庸》又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传统儒家认为：这种“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别，就是圣人与君子的区别，而圣人便是社会的天然统治者。理想的社会政治就是应该把社会的统治权交给圣人，让圣人们来统治和治理国家。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提出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政治原则，主张由那些“学而优”圣人、君子来管理国家，实行“文人统治”。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就是根据儒家这一著名原则而发展出来的。

学而优则仕所倡导的文人政治，在历史上与梭伦改制一样，起到了否弃“血而优则仕”的世袭贵族特权的作用。但由于传统儒家专注于人们天赋上的事实不平等，因而走上了一条倡导精英统治和文人统治的政治道路。而以梭伦为代表的古希腊先贤，则更关注作为抽象人的人格平等和权利平等，从而创制了城邦民主制。在人格平等方面，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与梭伦“公民”的人格平等仍有某些暗合之处，譬如孟子就主张“人人皆尧舜”，其实是认为，无论什么人只要诚心向上、向善，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在“可成为尧舜”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所以孟子强调“人有四端”，人与人在向善的本性上，即在基本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传统儒家从来就没有“权利”的观念，因而也就无法以权利平等为尺度产生出“公民”观念来，所以传统儒家对民意的尊重，由于没有权利平等作为中介，因而就无法规范化和制度化。而没有制度作为保障的尊重民意，时时都有被利用和强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