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治理范文

源头治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治理超载：从源头抓起

从2007年12月开始，山西省启动了新一轮的治超行动，1年多的时间，全省超载率由8％～11％下降到0.2％，基本杜绝了车货总重55t以上的非法超限超载车辆，道路通畅率明显提高。客车正点率由60％提高到91％，国省干线公路桥涵受损率下降了89.1％，县乡公路桥涵受损率下降了60％，长期存在的超载超限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从山西省的治超成果来看，要从根本上根治这一顽症，必须政府牵头、部门联手，创新机制，从源头抓起。

1 车辆超限超载的危害性

1.1　对公共安全的漠视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把超限超载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为，车辆超限超载后，对其转向系统、制动系统、轮胎负荷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使得驾驶员难以在有效时间、有效距离内采取有效措施，从而易导致交通事故。近年来，超限超载成为与超速、酒后驾车并行的三大“杀手”。超限超载是对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健康、财产的漠视。

1.2　对公共产品的滥用

道路是国家财产，同时也是公共产品。道路这种公共产品除具有一般公共产品所共有的公众使用权利平等、使用机会平等，用公共财政建设、养护、管理的特点外，还有“有限性”和“周期性”的特征。超限超载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对道路造成损坏，使得这一有限资源被不正当使用。不仅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剥夺了他人使用道路的机会，而且也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1.3　对公平竞争经济秩序的破坏

超限超载刚出现时是使车辆用户为了获取暴利，但当社会出现“趋同”现象时，就必然造成恶性竞争，一方面“驱逐”了不超限超载的合法经营者，另一方面又使得超限超载自身走向“微利”乃至“亏损”状态，“不超限超载就不能挣钱”恰恰是超限超载的恶果。

2　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治超”费用较高

现行的治超模式是依托原有收费站和治超站。结合计重收费、治超检测、劝返、卸载、罚款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治超”模式的费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设备费用：计重收费的主要功能部件由称重系统、轴类型识别器、红外分车器以及收费工控机4部分组成。收费公路为将现有收费系统改造为计重收费系统，需要安装计重设备、改造现有收费台，那么总费用包括以上安装计重设备的费用、改造现有收费台的费用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费用支出。

运行及维护费用：中国地域辽阔，计重及检测设备的后续服务等都要花费一定的运行及维护费用。随着中国公路里程的不断延伸，设备及运行和维护费用也会增加。 人员费用：据不完全统计，统一治超期间，上路检查的执法人员在20万人左右，执法人员的工资、补助等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2.2　操作存在一定难度

现行“治超”模式主要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对超限超载车辆进行卸载和劝返。由于卸载的货物品种繁多，在强行卸载的情况下，路政部门必须考虑货物的堆放场所以及货物是否安全、是否腐烂变质等问题，同时卸载以及卸载货物的处理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执法人员不仅要反复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等，还需要有耐心地去作思想工作，并且需要驾驶人员的配合，因此操作难度较大。

2.3　巩固“治超”成果难度增加

现行的治超模式重心是在路上查、堵，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治超站，一旦治超站稍有放松，极易出现反弹，这也是目前治超面临的难题之一。治超成果难以巩固。主要体现在：

短期集中联合执法，七部门(或九部门)合作是可以实现的，但难以长期坚持。而且这种执法必须每天24h不间断，一旦出现盲区。运输经营者就会找到漏洞，乘机超限超载上路。

治超工作对一线员工的忍耐性和细心性也是一种考验，整天面对形形的司乘人员和车辆，工作的全部就是查检和测量，技术含量不高，再加上目前对人员提升和考核的政策还处于研究状态。使工作人员难以看到个人的长远发展空间，所以长期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一线员工难免觉得乏味和枯燥。对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难以长期保持。

3　山西省治超工作经验分析

3.1 坚持政府治超，形成政府主抓、部门联动的治超格局

山西省委、省政府把治超工作由部门行为上升为政府行为，由行业行为转变为社会行为，确立了市、县政府是治超的责任主体，市长、县长为治超的第一责任人，独创了“一横两纵”的治超体制。建立了“管理无缝隙”、“责任网格化”的监管模式，形成了政府主抓、条块结合、区域协作、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3.2　坚持依法治超，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山西省从完善法制人手，省政府出台了2个政府规章、6个政府文件，省人大已将《山西省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条例》列人立法进程，各相关部门还制定了更具操作性的细则办法。完善的法规体系，解决了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宽泛的不足，赋予了执法部门暂扣生产工具、查封生产场所的强制手段，化解了源头治理无依据、行政处罚无手段、责任追究难落实的矛盾。

3.3　坚持源头治理，实现标本兼治

山西省在治超过程中，注重“堵”、“疏”结合。在全面加强路面执法监管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在源头治理上，调动和发挥公安、工商、运管等部门的力量，把好车辆标准、源头装载、货物运输“三个关口”，对公示的1.1万户货源企业实行派驻和全天候巡查，基本上把违法超限超载问题遏制在源头，解决在苗头。

3.4　坚持责任倒查和重奖重罚，严明工作纪律

不到两年时间，有400多名干部因治超不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10家企业受到处罚。还有一名在职县长被免职。这个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对治超成绩突出的市县，给予奖励；对治超反弹的市县，实行交通项目限批。

4　治理超载的几点建议

4.1　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公路保护条例》已经列入国务院一类立法计划，有望2009年能够出台。各地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努力争取地方立法资源，推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出台，使治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2　有关部门应尽快颁布强制性标准

从汽车的生产、改装、牌照发放年审、使用等4个环节加强对运输车辆的管理。各汽车生产、改装厂家要严禁生产“大吨小标”等违规车辆。对新出的违规车辆一律不发牌照，对已使用车辆，不予通过年审，并要求限期淘汰。

4.3　加强货物源头装载管理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制定出结合本地实际的管理办法，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公安、安监、工商等成员单位的支持，加强信息互通，建立源头管理的长效管理机制。对于进驻检测点的运管人员，要在市治理超限超载领导组的统一领导下。做好进驻准备工作，加强对货物装载源头的监管，确保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不出厂、不出站。同时，加强道路运输市场诚信体系建设，严格落实黑名单制度。对确认的违法超限运输企业和车辆，要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车辆营运证的审批发放等多个环节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4.4　加强路面执法力度

保持依法严管态势，坚持交通、公安联合开展路面执法不松懈。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充分依托现有治超检测站点，采取固定检测与流动检测相结合的方式，保证路面执法监管力度不降低。在治理对象上，要以车货总重超过55t的违法超限超载车辆为重点，联防联控，严禁此类违法车辆上路过桥。

4.5　加强收费监管。解决居高不下的各种收费

超限超载的症结在于收费过高，根治超载顽症必须进一步清理整顿道路运输收费，取消不符合规定的收费项目，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确保物畅其流，同时，针对货主和运输户信息不通畅，运力过分饱和导致中介机构抬高中介费，侵害运输户利益的状况，要加强对公路货运中介机构的收费监管。

源头治理范文第2篇

“扁鹊三兄弟”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区区不足百字细细品味一番，却有高深的含义在里面：事后补救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才是最高境界。

在一次绿色防控基地启动仪式上，一位农业专家借用了“扁鹊三兄弟”的故事，用来阐述农产品质量安全防与治的关系：以防为主，以治为辅。想想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中国乳品业到了“谷底”，国外奶粉生产商可逮着机会了，瞄准了国内乳品市场是一通猛攻，结果大家都知道……乳业的伤口至今未见愈合。不少舆论指斥，“逐利至上”的错误理念是“罪魁祸首”。可别忘了，产业利润是用优质、安全的商品和服务换来的，自律失守，诚信崩塌，只能被市场抛弃，效益更无从谈起。

我国有文字的可考历史可追溯到商代，每个文字的演变、含义都有说法。防治一词，防在前，治在后，主次关系一目了然。

一个搞绿色食品的朋友在蔬菜产业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公司经营得有模有样，一天供应北京各大超市的蔬菜总量超过20吨，而且价格还不便宜。用他的话说：我抓的就是蔬菜质量，好品质才能卖出好价钱。看过朋友的蔬菜温室，才知道真不是“盖”的。黄板预警，生物防治，实时监控环境……能用的“招儿”全聚齐了。随手摘了根黄瓜，咬了一大口，一时间仿佛时光回到了30年前，那是真有黄瓜味儿呀。

回过头想想，朋友要是没把预防病虫害的程序都弄好了，也培育不出这么有滋有味的东西。天天喊着从源头治理，道理谁都知道，可一到具体操作，什么程序复杂呀，什么成本高呀，一堆理由就冒出来了，能简单点就简单点，能省点就省点，遇到病虫害就挥洒着化学农药这柄“双刃剑”来救急，饮鸩止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产品质量不过关，价钱上不去，最终“伤”了自己。

源头治理范文第3篇

“要像惩治醉酒驾驶一样，让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不法行为受到严厉打击，让不法者付出沉重代价。”

7月31日至8月6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和农委领导分别带队，深入杭州、衢州两市及下属县（区），着重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情况。检查组所到之处，不时听到百姓要求加大对影响农产品安全不法行为打击力度的呼声。

质量可追溯制度初步建立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要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这在破解“出了事、无处查”的困局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开启了探索农产品安全可追溯的新时代。

检查组了解到，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建设正成为浙江各地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桐庐县钟山蜜梨专业合作社的生产车间，每一箱待售的梨子上都贴着条形码，通过条形码可以查到原产地。在合作社的农产品质量检测室，通过工作人员检测，梨子的检测指标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一目了然。

杭州市自2008年起探索建立的一整套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体系，被称为“杭州模式”，在全国得到推广应用。目前，这项追溯管理体系已经覆盖到全市蔬菜、水产、畜牧、水果、茶叶、粮油等6大产业的119个农产品产地准出管理示范基地。

而衢州市按照有管理制度、有专门人员、有生产记录、有质量检测、有产品标识和开展质量安全追溯的“五有一追溯”制度要求，逐步实施产地证明管理，落实农产品生产档案、产地准出等制度。

衢州市农业局局长姚小毛向检查组人员介绍，该市完善农产品生产档案制度，引导和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种养大户，特别是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农业品牌产品、绿色食品等基地建立详实的生产记录档案。“规模生猪养殖场、规模农产品基地建档率已达到100%。”姚小毛说。

目前，全省正在积极推进动物和动物产品经营的工商登记，建立养殖档案和台账，加强畜禽标识管理，完善信息采集传输、数据分析处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城市、县内分销的需开具检疫信息追溯凭证，跨城市、县调运的需重新申报检疫。

“我省争取到‘十二五’末，现代农业综合园区、省级规范性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率先实现农产品产地准出管理和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省农业厅厅长史济锡说。

标准化生产为农产品安全上“保险”

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规模化、标准化，同样，农业标准化也给农产品质量上了一个强有力的“安全保险”。

检查组发现，杭州、衢州两市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途径来抓，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正不断提高。

借着农业“两区”发展的东风，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鼓励和引导坎头、潜灵、白水、桥王、塘沿5个村土地集约种植茭白，致力于打造“铜山源”千亩水生蔬菜示范区，打响了农业规模化的“攻坚战”。

如今，“铜山源”品牌已经打响，农民种植的“浙茭5号”双季茭白优质、无公害、口感好，市场供不应求，价格能卖到7—8元/斤。

在杭州市萧山区，农业标准化推广应用的步伐正在加快。目前该区适时有效的农产品地方标准就有123项，覆盖主要食用农产品155个，并制订了32张标准化生产模式图，应用面积达到了67万余亩，被农业部确定为农业标准化的试点区（县）。

“到目前为止，我省已累计组织实施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469个，农业部标准化茶园、菜园、果园34个，标准化生态养殖场44家，全省农业标准化实施率达到53.6%。”省农业厅有关负责人向检查组介绍说。

在加强农业标准化的同时，很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还推动了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品牌建设，带动和辐射千家万户农民创新耕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了量与质并重、保障产品安全与扩大市场份额同步推进的新格局。

截至目前，我省有效期内的“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总数4598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3353个，绿色食品1179个。

农产品安全，生产者自律是关键

“2011年，受‘膨大剂’事件影响，我们种植的精品西瓜价格从每斤2元猛跌到0.5元，还销售不出去，损失100多万元。”

2012年8月1日下午，在衢州市衢江区召开的座谈会上，林氏精品西瓜合作社负责人翁有良向检查组表示，现在任何一点涉及农产品安全的事件都会影响农户的产品销路和收入。

“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种植、养殖的农产品，由于比较自律，基本上是安全的，但个别散户的违规行为却对整个产业造成了不良影响。”翁有良说。

我省是猪肉消费大省。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及浙江省的实施办法都对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作了规定。“两证两章齐全才能上市销售，肉制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及相应的刺章缺一不可。”

然而，据陪同检查的省商务厅市场秩序处副处长王忠明介绍，至今为止，很多地方仍存在生猪私屠滥宰现象。

“全省定点屠宰率为98.8%，其余1.2%为私屠滥宰。没有经过定点屠宰的生猪流入市场，搅浑了生猪交易市场，增加了肉类产品的监管难度。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大大增加了二次污染和疫病感染的机会。”王忠明说。

“农产品质量安全，首要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自律。”在执法检查中，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俞仲达认为，近年来各地农产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突破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底线，透出的是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不自律，而击溃的则是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信任。

不过，一些农产品生产者的表现让检查组成员对农产品安全有了更多信心。

源头治理范文第4篇

坚持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环境保护新路，加强环境保护和污染综合防治，是贯彻党的十精神，践行“五位一体、四化同步”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之举。

倡导环保优先新

保护优先，是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本质体现，也是“环境治理”理念的升华，与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紧密相关，能够彻底打破“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恶性循环。保护优先，既是指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又是指把未受污染的重要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好，否则，GDP上去了，而环境质量恶化了，用巨额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的GDP，叫“有毒的GDP”。

坚持保护优先，有利于缓解环境压力，从根本上遏制环境问题，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可为未来发展留下更大的空间；坚持保护优先，就是要求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把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保护环境，必须要与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紧密地结合起来，抓好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五位一体，把信息化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全面提升环境管理水平。

保护优良的空气、水、土壤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采取源头预防的技术手段，尽管当前需要一定资金投入，但同时也能够获得巨大的“保护红利”。东江湖和洱海的环境保护实践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据初步估算，湖南省东江湖水资源服务功能价值约为196亿元/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接使用价值为130亿元/年，非使用价值为90亿元/年，3项合计为416亿元/年。为保障东江湖出水水质维持Ⅰ类，“十二五”期间约需投入40亿元。这样，每年为保护东江湖的投入只需要几亿元，而换来的是大自然几百亿元的丰厚回报。东江湖保护实践既尊重了自然规律，又符合经济规律，用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得到的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洱海作为一个高原湖泊，一旦退化到像滇池一样，修复难度极大，在2004-2005年，洱海水质进入退化阶段，水质从Ⅱ类退化到Ⅳ类，并发生了水华现象。为此，我们把洱海环境保护问题列入国家重大水专项进行系统研究。针对养殖业和大蒜规模化种植是洱海重点污染源的实际情况，重点进行关键技术突破，解决了牛粪和尿液的资源化问题，实现了良性循环；通过采用测土配方、坡地改梯田等方法，有效遏制了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加上对入洱海河流的深度污染处理，使洱海2012年全年有7个月到9个月是Ⅱ类水质。

借他山之石破解硬约束

发达国家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至70年代曾发生过严重的环境污染，著名的“公害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数发达国家通过采用强有力的环境法律法规、环境经济政策、产业调整以及技术创新等手段，极大地改善了本国的环境质量，实现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美国是公害事件中两大事件的发生地。环境问题的解决，除得益于健全的环境法律体系外，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也起到巨大作用。以大气污染控制为例，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主要采用“命令+直接管制”的管理方式，通过实施《清洁空气法》等法律实行大气污染控制，但运行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日益显现。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政策如“抵消政策”、“泡泡政策”等，尤其是与《清洁空气法》同步制订颁布了多项操作性强的环境经济政策，不但明确了企业的责任主体，而且从区域尺度上提高了污染控制的时效性。

日本在“二战”以后实现了经济腾飞，但同时也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公害事件。在战后几十年中，日本除致力于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形成了以新干线和濑户内海沿岸为主的产业带和城市带外，还实施了严格的法律控制手段，基本消除了二氧化硫、粉尘、重金属等污染问题，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消费型社会，急剧增加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成为日本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理念，并制定以《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为主体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成为日本有效解决城市生活废弃物，破解资源和环境双重困境的杠杆。

英国泰晤士河的治理经验也值得借鉴。在英国，泰晤士河被称为“母亲河”，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导致水质急剧恶化。到20世纪50年代末，泰晤士河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死河”，氧含量几乎为零，鱼类几近绝迹。近百年来，英国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环保法律，强化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生态恢复措施和实施一体化流域管理模式，经历了两次污染、两次治理，最终使得泰晤士河重新焕发出生机，成为世界水环境保护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我国的国情、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独特性，发达国家在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显现，呈现出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但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以标准促环保战略转型

我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是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的第一要务。同时，我们也应清晰地看到，我国人均环境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经济结构重型化特征显著，“两资一高”产业结构调整举步艰难，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据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GDP仅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按目前的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水平，到2020年我国资源和环境压力将增加2到3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加快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目前，我们已明确提出不仅要重视污染物总量控制，还要特别关注环境质量管理，用质量管理来考核环境保护成效。这是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的必然之举，也是政府执政理念、管理模式的重大转变。

执行什么样的环境标准，是衡量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水平、人民综合素质和环境友好程度的标尺。目前，我国环境基准基础非常薄弱，还未建立起固定的研发机制和机制，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基准制定方法学；受制于环境基准研究的滞后，我国目前已经制定的1300余项环境标准大多建立在参考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基准之上。为提高我国环境管理和环境科技发展整体水平，需要在环境基准和标准的理论和方法学方面开展基础性、创新性研究。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环境质量标准体系，进而带动提高我国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这是我国污染治理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必然要求。

首先，要确立环境基准的法律地位。在制定和修订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时，应把环境基准作为基本条款，依据科学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以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基准作为前提来科学立法。

第二，当前，我国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以生态系统健康为目标，以人体健康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为核心，最终实现环境质量目标、保护对象和环境标准的高度统一。以国家环境管理需求和环境标准基准理论与体系研究为核心，开展具有行业、技术、法律、科学、经济、社会、管理多方针对性的环境标准研究。在基础科研工作过程中，通过综合技术集成，将典型污染物、饮用水源地、城市大气、污染物生态效应等技术成果转化为标准和政策法规。

第三，应继续大力推进环境基准重大研究专项。环境基准是科学制定标准和规范性风险评估的依据，对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自然背景、地质、地理气候和生态环境差异显著，特定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基准和标准体系。

以区域为重点实施差异化策略

我国地域广阔，流域、区域环境特征差异显著。要解决好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大气、水、土壤环境复合污染问题，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从流域、区域的角度去谋划、去解决，做到国家统筹协调、区域统筹协作，围绕重点流域和区域的环境问题开展污染控制途径分析，针对不同的控制对象制定标准，实施差异化的污染控制策略。

首先，要建立健全区域、流域环境管理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区域、流域环境监测体系，实现环境要素的自动监控和实时监测预警，实现对流域资源、环境的动态分析，为提高区域、流域资源环境的综合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其次，要以水源地保护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为首要任务，同时加强对重金属等污染物及其生态和环境健康效应的基础研究。第三，在区域、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综合预测分析的基础上，开展水、气等污染控制技术经济决策支持方法学和工程示范研究，构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经济数据库和决策支持平台，建立我国区域、流域环境战略、规划、政策评估技术体系，全面提升我国环境保护决策水平。

以改革为动力探索环保新路

加强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鼓励重点区域和流域探索环境管理新模式、新机制，以改革驱动环境保护工作。

以辽河流域环境污染治理为例。为加强辽河保护区的管理和保护工作，辽宁省新组建了辽河保护区管理局，主要承担辽河保护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中国七大河流之一的辽河，从此结束了以往“多龙治水”的管理局面。2008年以来，随着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辽河水质正在逐步好转。2009年，按照化学需氧量（COD）考核，辽河干流水质首次告别劣V类。辽河水质变好的重要标志是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刀鲫鱼，现在又连续发现。辽河“摘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辽河流域组织实施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依靠科技创新为控源减排提供技术支持，省政府成立辽河保护区管理局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像东江湖、抚仙湖这些大的湖Ⅰ类水体也应该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一定要由上一级政府任命，环境保护部应该大力支持这种体制创新，甚至应该做一些试点示范。

总之，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在战略层面上，要深刻理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国家、区域、流域的层次上统筹谋划，推动以环境基准和标准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全面实施“保护优先”战略。在技术层面上，要继续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增强环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借鉴和学习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构建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一体化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技术体系。在体制和机制层面上，要形成政府、中介组织、企业、公众多位一体的全民环保统一战线，建立行政、经济、法律一体化的环境管理综合调控体系。同时，要加大环保投入，为解决影响国计民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问题提供物质保障。

源头治理范文第5篇

直销培训的最终目的是销售，对人的潜能激发也是建立在发掘和扩大个体原有的生存动机、财富渴望的基础上，并通过能力培训使个体发现自身蕴藏的潜能，从而敢于去设想和挑战以前不敢面对的目标。好比是帮助一个能跳越1米高度的人，敢于去尝试1.2米、1.5米，甚至更高的高度。而“洗脑”是指将个人原有的思想彻底消除，再强行灌输一种全新的思想和信仰，使对方完全听命于自己，主要是为实现灌输者的某种目的而服务。

直销培训和“洗脑”都需要借助教育、学习的方式来实现，都要针对无形的思想领域进行工作，所以在某些外在形式，如教育形式、授课形式上肯定有一些类似之处的。

直销培训中，如创业理念培训、销售中如何增加战胜拒绝的勇气等方面，一般需要运用到“激励”这种培训方法；其他，如产品知识、销售技巧等培训，则无需激励。

正规直销企业中的直销培训的激励更多地在于鼓励个体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扩大个人心中的境界，树立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并通过提倡个人奋斗，一步步达成个人销售能力、管理能力的提高，从而实现个人自力更生、劳动致富的目的。可见，直销培训激励是有利于社会的，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一种非专业学校传授的心理培训技能，与改变人的信仰，达成某种“损人利己”的动机无关，更与政治无关，这是它与“洗脑”的最大区别。但往往这个区别不被人所认识。

从很多历史和社会事件来看，处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社会氛围中，大多数人由于“信息不对称”，以至于被强势的社会舆论导向所蒙蔽和驱使的现象常有发生，甚至整个国家被“洗脑”，例如二战时期的德国；但是，从更长的历史和更大的范围来看，高素质的人群由于科学知识丰富，形成了自我稳定的价值观，往往再被“洗脑”的可能性就下降很多；而低素质的人，因为缺乏自我价值观和判断力，盲从的比例就大大上升。所以说，“洗脑”也与人的素质密切相关。

源头治理范文第6篇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时常发生供应商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串通投标现象，不仅扰乱了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损害了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政府采购环境，助长了腐败现象，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串通投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本质上是信用缺失的不正当竞争，其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润。由于串通投标的手法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加之现有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无论是采购机构还是监督管理部门的手段又相对有限，在实际工作中对串通投标行为的查证、认定和处理都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有效遏制串通投标现象的发生，必须构建长效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力度。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串通投标现象、成因及防治对策作一浅析。

一、围标串标和陪标主要表现

《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及(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对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串通投标行为没有界定，也没有列举哪些情形属于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串通投标行为。而围标、串标和陪标手段比较隐蔽，除非起内讧，否则，不容易被发觉和掌握证据。但是，通过蛛丝马迹还是能识破串通投标行为的。串通投标的基本特征是人为操纵投标报价，或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排挤或限制其他供应商进行公平竞争。

供应商之间串通投标主要表现：一是编制的投标文件内容、编制风格相似，有的甚至出自同一模板，表述上的错误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完全一致。二是投标报价有人为拉动痕迹。政府采购一般采用综合评分法，在价格分的计算方法上采用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报价为评标基准价，价格分为满分。陪标供应商为了确保陪标对象中标，故意提高自己各项分项报价和费用测算。三是故意制造无效投标或者弃标。无效投标的发生有时并非供应商粗心所致，而是故意而为，或法人代表未签字，或投标文件份数不符，或报价漏项、重复计价等，只有一家作出了实质性响应。

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与供应商之间串通投标的主要表现：一是透露信息。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将能够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信息(如获取招标文件、勘察现场供应商名单，以及在招标文件中没有详尽表述的技术和方案要求等)透露给特定的供应商，造成投标供应商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二是差别待遇。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通过操纵专家评审委员会在审查评选标书时，对不同投标供应商相同或类似的投标文件实行差别待遇。三是“量身招标”。对意向中的特定投标供应商量体裁衣，设置技术和商务要求，以排斥其他投标供应商。四是控制授权。采购单位(或采购中介机构)故意在招标文件中设置某种资质(如生产厂家授权等)，只有意向中的供应商才能拿到授权，从而操纵中标结果等。

总之，在普遍缺乏诚信机制制约的采购活动中，串通投标形式五花八门，手段也越来越隐蔽，让人防不胜防。高水平的串通投标已经发展到从形式上和招标文件中找不到丝毫瑕疵，而且令政府采购中心无奈的是，许多时候只能从逻辑或表象上推测是串通投标而拿不出证据证明，凭空指责，供应商一旦抵赖，将难以应付，只能是任心中怒火焚烧，或是等到当围标串标的供应商之间关系破裂，真相曝光时才能攻破串标堡垒。

二，围标、串标和陪标成因

供应商之间、供应商与招标采购单位之间进行串通投标，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通过串通投标的“合法”形式，捞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政府采购活动中串通投标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激烈。政府采购不同于其他行业和企业采购，政府信誉好，付款比较及时，供应商和政府采购单位容易沟通，所以政府采购活动越来越受到供应商的关注，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曾组织一个预算100多万元的项目，参与投标的供应商就达24家。这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必然形成激烈的竞争，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要想获取政府采购合同，必然竞相降价。

二是制度上的漏洞给串通投标以可乘之机。(《政府采购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同时又规定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这种制度上的漏洞给采购单位和供应商串通投标以可乘之机。比如，一些采购单位往往以保证采购项目的质量和售后服务为由，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投标货物必须有生产厂家授权，必须具备何种资质，注册资金要达到多少万元，必须有何种业绩等等。这些堂而皇之的合法合理要求，实际上暗藏玄机，为意向中的供应商清除障碍，铺平中标的道路。制度上的缺陷还“唆使”采购单位“哀求”供应商参与陪标。一些软件、硬件或系统升级项目，为了保持配套或项目的一致性，只能从原供应商处采购，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单一来源采购条件。一方面采购单位不是嫌办理采购方式变更审批手续复杂，而不愿意办理采购方式变更审批；另一方面采购监管部门担心批准单一来源采购存在风险，而不愿意批准。在这种情况下，采购单位非常乐意花钱雇人来陪标或授意原项目供应商去找“托”，保证投标供应商有三家使得在形式上合法。这种做法，助长了串通投标的歪风。

三是评委信用缺失。有的评委专业水平、职业操守、信誉等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要求的差距较大，存在集中采购机构使用和监督管理部门管理脱节的现象。在评标现场有迹象表明评审专家有倾向性，甚至明显倒戈，采购中心除了提醒、敦促评委恪守职业道德，按照要求独立发表评审意见外，不能有任何作为，更奈何不了评委。

四是法律法规及相关配套制度不够健全。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存在原则规定多、具体细则少；禁止规定多、配套罚则少；部门规定多、适用规范少。政府采购法》已经施行了五年多，至今没有出台实施细则。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虽然有对供应商恶意串通和投标人串通投标应如何处罚的规定，却没有给围标、串标和陪标下过定义，界定哪种情形属于围标、串标和陪标，由谁认定，怎么认定。

三、围标、串标和陪标对策

在招投标活动中尤其是在政府采购领域出现串通投标问题，给政府采购这项阳光工程投下了阴影。有效遏制串通投标现象的发生，必须构建长效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力度。

一是要完善法律制度。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对围标、串标和陪标提出认定标准，由谁认定，怎么认定，认定的程序和方法是什么应作出明确规定，并加大处罚力度。应赋予评标委员会认定的权力，凡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属于串通投标，并被认定为围标、串标和陪标的供应商，实行终身禁入制，相关部门在法定媒体上予以公告，以起到震慑作用。法律要明确规定采购单位提出的合理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同时，要赋予政府采购中心拒绝采购单位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的权力，堵塞在采购文件编制阶段就给供应商提供串标的漏洞。

二是要扩大招标公告范围。招标公告不能在唯一的媒体上，还应在当地和省级以上媒体，以吸引更多的供应商参与。通常情况下，如果投标供应商在四家以上，串标的成本成倍提高，串标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三是完善程序。首先取消投标报名、资格预审、集中答疑和现场踏勘，采取不记名方式购买标书、图纸，最好取消招标文件发售。如果发售招标文件的，应做好保密工作，不得向他人透漏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供应商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可以实行招标文件网上公示和免费下载，让广大供应商充分了解招标各项要求。工程采购要借鉴货物和服务采购的做法，赋予供应商在一定时限内对招标文件质疑的权力，最大限度消除人为设置投标“陷阱”，搞“对号入座”的现象。其次，严格审查招标文件，必要时请专家审查把关和网上公示。第三，实行分段式操作。政府采购中心和中介机构对编制招标文件、组织评审活动和签订合同要三人分段操作，编制标书的不组织评审活动，组织评审活动的不组织签订合同。第四，在评标方法上下功夫。如果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项目，在招标文件中规定一个报价幅度，不合理的投标报价将被拒绝。对于货物和服务项目的招标，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项目价格评审管理的通知》要求，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加大信誉分的权重。第五，严格评审。采购人代表及其相关人员可以不出席、不参加具体评审活动，评委在隔离的区域内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独立评审，不与采购单位人员和供应商发生正面接触，独立提出评审意见。有的项目实行评委流水作业，分段评审，一个评委只负责投标文件某一部分的评审。第六，加强对评委的考核。政府采购中心对评委有权进行监督、考核，考核意见直接与今后是否继续聘请挂钩。

四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凡是采购单位采购的项目经论证确实属于必须保证与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配套要求的，应批准同意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消除采购单位与供应商串通的条件。

源头治理范文第7篇

面对这样的情形,人们不禁疑惑: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针对近几年来的社会危机事件,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做了诸多分析。概括起来,此类事件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突发。一般由某件小事引发,由于围观和参与者增多,导致行为失控。这种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却多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如:政府失去公信力,加之政府工作人员处置欠妥,促使参与者平时集聚的怨气和不平找到发泄渠道。这其中也不排除敌对势力和消极人群的煽动,最后酿成政府办公地点被围攻,工作人员被殴打的局面。

二是社会转型中因心理失衡产生的社会危机事件。此类事件多由劳资矛盾、拆迁关系双方或者商家和消费者的矛盾引发,其背后往往存在企业社会良知的消失、政府有关部门不作为或乱作为等原因,也有舆论引导不当造成的被动局面。

三是个体心理失衡引发的极端事件。因为社会疏离,个体的心理动态事先没有被发现,因而造成后果严重的悲剧。社会各方面对这些群体缺乏关注,忽视或蔑视他们的利益,社会应对心理危机的机构不健全。

总体而言,此类事件的参与者多数为低收入贫困人口,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因失业、收入偏低,住房、医疗缺乏保障等原因,生活艰难,产生生存危机感,希望通过对抗形式维护自身权利。他们多半没有严格的组织、计划和准备,寄望凭借群体的力量声势和工具等,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甚至有人进而侵害更弱的对象。

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试图寻求公正的做法途径,但在过程中却遭遇不利。劳资矛盾、征地拆迁等多以安置费等财产利益为主要目的,要求公平正义;引发命案的,往往以明确的伸张正义为目的,也有的是为维护生存和法治的尊严;大量无关人员参与的,多起因于与民争利之类的粗暴执法行为或环境污染等。

归结起来,言路不畅、形式主义、使部分社会矛盾无法及时化解,这是民怨集聚和矛盾得被激化的重要原因。

清理废止与上位法抵触的“土法规”和“土政策”

从法律视角分析,化解社会矛盾,就是要依据法律和条例,清理现有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社会矛盾纷争的焦点,多集中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单位系统内部的“土政策”上。而越是效力低、特别是规范性文件,其与上位法抵触的数量就越多。

以群体突发事件发生率较高的因动迁、拆迁补偿引发的事件为例:

目前,拆迁依据的仍然是1991年制定、2001年修订的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条例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与上位法抵触。依据《立法法》“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条例的法律位阶是行政法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的强制执行只能依据法律,但是这个《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效力位阶不够。其次,商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双方是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关系。公益拆迁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被拆迁方处于弱势地位。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第三,是一些省市制定的条例实施办法规定等,多半放大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缺陷,使本来有缺陷的条例在具体执行时更是雪上加霜。第四,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出现,国家行政权力才可以对私人财产征用或征收。即使行政机关以公共利益为由征收、征用私人财产,也要受法律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限制。商业拆迁行使公益拆迁权力的现象,应当自上而下,立即禁止。

再比如城管问题。1997年我国第一支城管大队在北京宣武区成立。自诞生以来,城管在全国迅速普及。但是,一直处于试运行状态,迄今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城管法规。

有关城管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城管的执法权问题。有人认为:行政处罚法第16条就是这支队伍产生的直接法律根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国务院明确授权省级政府办城管的法规或文件是否存在且不说,即便存在,也没有用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所以,行政处罚法第16条并不能作为城管设定处罚权的直接依据,城管的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依据。在这一点上,建议国家有关部委或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执行违反上位法的决定和命令,损害国家法律位阶秩序,有损于国家法律的严肃完整性与统一性,也降低了国家机关自我维护修复、自我纠错机制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有悖于政府职能、执政理念和公务员的价值伦理。所以,必须坚持有法必依,建议国家权力机关,尽快清理废止与上位法抵触的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单位系统的“土政策”,规范政府的法规、规章、文件和执法行为。

改革目前一切有悖法治精神的制度

社会矛盾突发事件,本来可以采取调解、协议、复核、申诉、控告、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如今却出现游行示威请愿、聚众围堵、罢工、罢课等极端方式。这与我国民众法治历史文化的缺失有关,发达国家公民遇到纠纷习惯找律师,中国人却习惯找领导。这反映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薄弱,没有信仰法律的文化习惯。

中国的老百姓法治观念淡漠,但是崇尚“侠文化”,公平公正、伸张正义的观念却根深蒂固。违不违法老百姓不在意,但是,不可以不讲理。他们用一种善良、纯朴、原始、落后的观念,衡量是否“讲理”。

从当代史看,1949年建立新中国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30年,中国的法制建设十分薄弱,基本没有颁布什么法律。直到1979年我国才有了刑法和刑诉法。以后陆续出台一些法律的年份是:1980年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1986年民法、1989年行政诉讼法、环境保护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3年公司法、1994年劳动法、国家赔偿法,1996年行政处罚法、1999年合同法、2007年物权法……

实行“依法治国”后,一些地方法规立法技术落后、立法理念有悖于法治精神。

法律是社会矛盾的最后一条底线。依据《立法法》,首先是具体法条不能与上位法抵触。其次,法律、法规的制定,对调整相应的法律关系、对人的行为等都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在立法阶段,这种导向作用是可预期的,是为了体现法律的抑恶扬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那么,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法规时,理应充分考虑具体法条规制的内容所产生的后果,权衡厉害;对该条款产生行为的各个逻辑锁链的可能性进行精密慎重的推断,以避免不利后果。

缩小宪法文本与现实差距

宪法本意是对权力专制的否定。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把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写入宪法,遵循人民、人权保障、基本人权、法治、权力制约原则,这是宪法价值的合理性所在。其中,权力制约原则包括分权原则和公权力制约原则。即权力各部分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损害。宪法就是国家权力的创制书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源头治理范文第8篇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食品安全却问题频出，给消费者带来巨大的人身危害，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在震动神州的“三聚氰胺”问题奶粉事件中，因食用了问题奶粉，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多达1000余人。问题奶粉对婴儿的泌尿系统造成损害，严重影响婴儿的成长发育。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一年之后，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事件“卷土重来”，再次流入市场，引起轩然大波，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当这些食品安全问题的矛头指向经销商、生产企业的同时，对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质疑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问题食品是如何轻易地流入市场，反复出现在大众餐桌上?难道我们的监管体系就是如此薄弱?缺乏根本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的能力?

据相关专家分析，从多起问题食品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问题的根源是在原材料的供应上，要改善食品的安全问题，先要监管好生产食品的源头。言外之意，就是要杜绝问题食品的再次出现，从原材料的供应开始，就要做好管控措施。但食品的生产是一个复杂的链条，如何在源头布点监控，保证原材料的安全，亟待完善的解决方案。

质量追溯让“食品危害”无处遁形

摊开中国的行业发展史，医药行业曾经也是问题百出，同样是原材料的问题，但在建立了质量追溯体系之后，问题药品逐渐销声匿迹。有关人士指出，问题食品的反复出现，大多是人为所致，食品行业完全可以复制医药行业的监管经验，在加强食品安全检测工作、完善食品安全检测行业供应链的同时，运用科技手段建立食品追溯体系，对整个食品供应链展开追溯，让害群之马无处藏身。

据了解，追溯系统在国内的发展只有短短数年时间，多数供应商都脱胎于自动识别企业。而自动识别行业在我国已有大约20多年的历史，其行业发展和产品应用相对成熟。目前，以北京爱创、香港兴华科仪为代表的解决方案系统集成商，其技术运用最为广泛。

建立追溯体系实现安全生产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频繁曝光，一些企业居安思危，前瞻性的在食品领域建设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作为全国乳品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的伊利集团，从2009年起，开始采用北京爱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的质量追溯技术，至今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在奶源供应的环节就做了良好追溯监管措施。

北京爱创自主研发的BizTTS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利用现代IT技术为伊利集团解决防伪防窜的同时，实现了对产品质量责任跟踪，提升了企业的信息化能力，帮助企业实现了全程销售线路管理，以及对流通商的定时、定量、定向、定价管理，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安全、打击了假冒伪劣产品、规范了区域市场，建立了企业食品安全的保护屏障。

同时，消费者可以通过爱创的BizTTS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查询伊利产品的来源、生产、流通等多个环节的信息，消费者由被动告知变为主动查询，保证消费者对产品的透明化追溯，远离假冒伪劣产品带来的危害。

源头治理范文第9篇

一、组织领导

县政府成立源头治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政府办分管副主任、财政局局长、交通局局长任副组长，县交通、法制、交警、发改、监察、工商、质监、安监、国土、水务等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交通局。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是领导全县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督导各相关单位和部门源头治超工作；定期召开治超联席会议；负责向县政府治超领导小组汇报治超工作情况。

二、工作职责

源头治理超限超载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为更好地推进工作，强化协调配合，各相关部门具体职责如下：

县交通局：负责治超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加强对大宗货物装载源头企业的监督；落实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超限超载企业和车辆严格管理；召集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向上级主管部门移送、通报治超违法案件。

县政府法制办：配合治超工作机构研究起草治理超限超载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依法受理相关行政复议案件；加强治超执法监督检查。

县交警大队：严把车辆注册登记、检查关；落实超限超载车辆驾驶员扣分制度；维护治超交通秩序；按规定依法履行对车辆改装行为的监管，依法查处非法汽车拼装、改装行为；依法查处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县发改局：加强对车辆生产、改装企业项目的监管。

县监察局:加强对治超工作的监督检查，对治超不力、不履行职责的单位进行责任追究。

县工商局：整治车辆非法改装企业，会同公安、发改等部门加强监管，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公路沿线沙场等货物集散地的管理。

县质监局：对治超所需的计量设备依法实施强制检定；检查从事改装车辆生产企业的执行标准情况。

县安监局：督促检查企业建立健全发货、装载的安全条件核查，严防超量、超限、超压装载；配合公安交管、交通运输部门对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的处置；组织有关部门对超限超载事故的应急救援，根据县政府决定对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各单位要尽职尽责，互相配合，协调运作，积极做好源头治超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超限超载工作，建立源头治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召开，总结前一段工作，确定下一步工作重点。

（二）定期通报制度。运管部门要每月负责将货运源头单位违法案件办理情况报县政府。同时，运管机构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及时通报给相关部门。

（三）实行公示制度。由运管部门负责整理填写货运源头企业明细表，于5月25日前报县源头治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摸清辖区货运源头企业后向社会公示。

（四）强化责任追究。根据《省道路货物运输源头治理超限超载暂行办法》，货运源头单位的行政许可机关或主管部门不协助运管机构进行源头治超工作，以及对运管机构通报的案件不及时查处的，由检查机关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源头治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源头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5-0012-07

近年来，随着监狱文明执法工作的推进和反腐倡廉力度的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取得很大进展，监狱系统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下降，但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总数减少的同时，多发的职务犯罪开始出现新的特点。犯罪类型由执法类犯罪向经济类犯罪转变，犯罪主体开始向高级别职务转移，犯罪形式以窝案、群体作案为主，犯罪手段智能化、复杂化、隐蔽化。[1]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新特点，要求我们应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如何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克服犯罪形式的变异发展。

一、何谓职务犯罪的治理

“治理”这个概念源自公司企业的管理和机制构建，后被借鉴发展为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概念，随着近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又逐步成为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核心概念。“治理”一词的原意是指体现其“非单一化组织”属性和委托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旨在满足其治理“冲突和多元利益”的需要，通过多元权利主体参与以及各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来抑制由于管理取向和科层制作用过强而造成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消除风险。[2]其本质是多主体参与虚拟人格组织的构成和运行以及利益分配的过程，其基础是独立的非公民法人组织的建立。“治理结构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外部和内部的利益结构相对应。”[3]“治理”理念下的组织管理，其特点在于参与主体多元化，讲求合作性、和谐性，重制度建设，重整体管控，重动态运作，通过整体制度重构或建立局部动态机制来确保社会组织运行的高效和功能纯化。

之所以用“治理”的理念来解决职务犯罪的问题，是因为过去应对职务犯罪和腐败问题主要是通过惩治、预防两类措施，抓开头，抓结尾，为了及时发现案情，提高办案效率，又引进了监督机制。这些措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并成功处理了一批职务犯罪和的案件，但是，这些措施背后隐含的反复思维模式是点线式的思考，这种思维模式往往疏忽了职务犯罪的动态性和机制性，采取断点式处置措施，只能解决个案或局部问题，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多发。实际上，消灭或减少职务犯罪不可能“一招制敌”，更多的是靠组合拳、连环技，彻底消除职务犯罪的物质基础、发生机制和实现条件，才能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这就需要用“治理”的理念来思考如何控制职务犯罪的问题。

用“治理”的理念来思考监狱民警职务犯罪问题，要把监狱作为一种多主体参与，多种利益关系制衡发展的社会组织。要从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机制的角度来看待民警履行职务的行为。在“治理”的视域里，职务犯罪就是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副职能，是与社会组织设计、建立之初的原有目的相背离的衍生产品，而且这一衍生产品将会对社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运行效率和原初目的的实现产生危害。要消除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副职能，从宏观治理的角度来讲，要重新思考其副职能的发生机制和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建立疏导机制，通过调整原有社会组织的架构为副职能确立合理的作用空间。比如，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认可和采用的高薪养廉制度，其实就是对政府公权力的执行者要求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中高端占据相对优势地位的物质和心理需求进行疏导的措施——用法律许可的优厚待遇对这种可能威胁公权力公益性的需求进行疏导，防止这种需求发生扭曲，走向极端。这就是一种宏观治理的理念。除此之外，解决职务犯罪问题的另一种治理性的思考则是从微观的视角将职务犯罪的物质结构、发生机制、运行过程和功能作用进行解构，通过多主体参与、制衡的实施机制，切断职务犯罪的组织流程，使其难以实现。这种微观的治理思维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护原有社会组织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单方面消除社会组织运行的副职能。

本文关于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思考，不是讨论一种宏观治理的制度重构，只是在现有的制度下思考如何切断监狱民警行政、执法过程中产生副职能的运行机制，在保证原有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遏制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本质与源头

“监狱干警职务犯罪，是指国家监狱机关的人民警察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监狱人民警察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4]从该概念中，可以看出监狱人民警察职务犯罪的根本依托在于权力的运行，这和所有的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本质上就是一种公权力运行，只是其表现形式是，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

与其他国家机关和部门的职务犯罪不同的是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是发生在监狱事业管理过程中，是由专门立法授权的权力运行发生异化导致的副职能。由此，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呈现一些独特的内容和方式。根据《监狱法》的规定，各级监狱人民警察具有执行刑罚权、监管权、教育改造权、人事管理权、财物管理权等权利，可以分为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类。[5]根据监狱日常工作的内容，上述权力主要在执法、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经营和工程建设等活动中运用，发生权力滥用和不作为就会引发执法类职务犯罪、管理类职务犯罪、生产经营类职务犯罪和工程建设类职务犯罪，这些职务犯罪根据具体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不同分别触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罪、刑讯逼供罪、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罪、渎职罪，严重者乃至有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等罪名。但是，无论监狱民警职务犯罪可能触犯的罪名有多少，究其本质都是因权力滥用或不正确运用导致的对国家法益和公民个人法益的侵害。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查获的典型案例中得到证明。（见表1）

从表1中的案例解析可以看出，监狱民警职务犯罪虽然犯罪主体、犯罪过程、侵害法益、触犯罪名各有不同，但其犯罪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都是监狱法律法规赋予监狱民警的公权力被滥用或不正确使用，这就是监狱民警职务犯罪发生的本质机制，这也是复杂多变的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源头所在。

三、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发生机制

探讨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发生机制必须从公权力的本质特性入手，分析公权力为什么会被滥用或不正确使用。监狱、警察等机构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来讲是国家的工具，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但从现代政治学理论来讲，监狱、警察等国家执法、司法机构所承载的是国家公权力。“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国家、社团、国际组织等）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安全、秩序、公交、通讯等）而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组织、指挥、管理，对共同体事务进行决策、立法和执行、实施决策、立法的权力。”[7]公权力是为维护和增进公益而设的权力。它来源于私权利，是私权利实现的手段与保障。公权力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同时，公权力也具有其内在局限和异化特质。“所谓公权力的异化，就是指公权力失去约束，偏离法律规范的轨道，蜕变成为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异变为损害公共利益的力量。”[8]公权力的异化通常表现为权力的滥用或不正确使用。

权力异化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运行，同样适用权力运行规律。权力运行规律是行使任何一项权力都不可缺少的基本的内在的规律，直接影响到权力运行的有效性。权力有效运行的要件包括：1.权力运作的目的，目的决定运作方向。2.权力运作的自我满足性，权力结构要素中的意志要素具有自我满足的特性，即应当有方法和手段来保障意志的实现。3.有保障权力运作的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权力运作的保障，主要指权力运作的人、财、物的配置。权力运作的内外部环境必然影响到权力运作的有效性。[9]权力异化运行的要件同样包括异化的目的、具有自满足性的异化结构以及保障权力异化运行的内外部环境保障。监狱民警职务犯罪作为执法权和行政权的异化，也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监狱民警职务犯罪之所以发生，首先，从决策层面上看，是因为没有克服错误行权目的的建立。很多从事决策工作或有决策权的领导者、领导集体或一线民警，不能够自觉或有效地实施民主集中的科学决策，在权力运行的初始阶段就没有能够规范和确立权力实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是决策权过于集中，缺乏科学决策运行机制的支持和约束。其次，监狱民警的执法权力和行政权力运行过程过于封闭，权力实施主体操控全程，只对单一的利益主体或责任主体负责，包括决策、实施、评估等内容的权力运行全过程缺乏对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过程性监督和问责。没有制衡机制的权力运行过程就形成了权力异化运行的自满足结构。很多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如违规减刑假释）之所以能够发生，其原因就在于减刑、假释考核审批权在实际运行中被部分民警或职能部门把控，缺乏社会力量、罪犯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与制约，导致违规用权成为可能。再次，监狱民警职务犯罪也存在内外部环境性的原因。监狱工作因为国家安全和其职业特点的局限，长期处于封闭、半保密的状态，一些应急性处置的措施长期运用，形成独特的权力运行潜文化机制，各种人、财、物都在这样一种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下进行配置，客观上为监狱民警职务犯罪创造了条件。比如，为了确保监管安全，狱内侦查和罪犯管理都采取了很多非常规手段，这些手段的普遍使用本意是为了应对个别发生的突发事件，但在常态的监狱管理工作中，这些应急性手段的使用常常会发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从而引发相应的职务犯罪。很多狱内暴力执法案件的发生其实是以监狱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功能和配备设施为基础的。

公权力异化主要类型有：公权力私有化、公权力商品化和公权力官僚化。公权力异化就会导致职务犯罪。通过一系列案例梳理总结出来，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也都属于上述公权力异化的形态之中，如有的人利用手中权力为家属、子女、亲友在招工、招干、分配、调动、提职、晋级等方面，谋求制度规定以外的特殊照顾；有的人利用公权力多占住房，用公款装修住房，以公务接待的名义公款消费，大吃大喝等等。有的把工作职责变成有偿服务。将公权力异化为商品，并将其当作交易中的筹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更有甚者，某些掌握人、财、物实权，或者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也有一些民警官僚习气十足，责任心不强，办事拖拉，遇到责任推诿扯皮，甚至视监管安全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同儿戏，，给国家和社会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这些监狱民警职务权力的异化所导致的职务犯罪，不仅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和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严重削弱了民警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损害了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过：“如果政治腐败是污染一条河流，司法腐败则是污染了源头。”[10]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将会毁坏支撑社会大厦的最后一根稳固的柱石。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是最恶劣的、危害性最大的权力异化。

四、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对策

从源头上治理职务犯罪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是一个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在政治领域，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在经济领域，按照透明、公平、诚信的要求，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机制；在社会文化领域，按照正义、责任、自律的要求，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建立健全有利于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11]具体到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治理，则需要根据权力运行的规律，切断权力异化运行的机制链条，使职务犯罪丧失其所依托的作用机制和内外部环境，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一）增强职务决策的开放性和科学性，限制“一把手”决策模式，确保权力运行目的的正当性

众所周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说：“‘一把手’容易‘出事’，根子就在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一些地方，人权、财权、物权往往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导致‘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群众管不了。’”[12]“一把手”的专断决策权为职务犯罪大开方便之门。“一把手”决策作为一种决策模式，不仅发生在高层领导中，也可能在一些基层部门。只要某项工作职能的决策机制是“一把手”模式的，就可能发生相应的职务犯罪。正是由于认识到“一把手”决策机制的危害性，国家出台实施了一系列党纪法规，甚至推行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均是为了限制“一把手”的决策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有的“一把手”通过“个别酝酿”或在召开常委会时加以“引导”等种种办法，绕过“关口”，让“程序空转”，使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程序之上。常常发生“先拍板后走程序”的现象，甚至出现“班子成员参加的会议决定普通问题、少数人参加的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个别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核心问题、一对一的口头交代决定特别重要问题”等非正常情况。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很多都是因为“一把手”决策机制的存在为犯罪创造了条件，比如上表中E省监狱某领导兼任监狱企业法人代表利用其兼任监狱企业法人代表职务之便，在签订购销合同及履行合同中，多次收受多人贿赂；K省监狱主管改造工作的原副监狱长利用职务便利，违法收受罪犯家属所送财物。在罪犯相关材料不属实，不具备减刑条件的情况下，，以有重大立功表现为由，突破减刑期间限制，为罪犯报请减刑。试想案例中的监狱领导没有生产经营活动和主管改造工作中的“一把手”专断权力，上述犯罪怎么可能发生？

规避“一把手”决策模式的危害性，规范其用权，关键在于如何增加决策权的开放性和科学性。对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其取得的成果对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治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2010年，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干部选任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多个文件，构成了一个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一把手”决策监督体系。2009年，深圳市宣布实施《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以20条具体规定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并设定了清晰的“”，对该市各级党政“一把手”的“权、钱、人”等重点权力设限、监督。作为国内首次明文约束党政“一把手”权力的法规制度，《规定》起到了监督屏障的作用。肇端于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地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则试图将一级党委领导的公权力放到一个四壁通透的“鱼缸”内。这些来自中央和地方限制“一把手”的决策权的大胆尝试，从精神到具体制度都可以改良嫁接到监狱工作的决策环节中来，建立一个符合监狱工作特色的决策机制。笔者设计了一个以开放性和科学性为主要指向的决策流程。（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在现有的监狱工作决策机制中增加了决策提议、党委（或党支部）审议立项、调研论证、拟定方案、双重公示等环节，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开放性，通过决策机制的透明化，增加决策过程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和监督。多元主体参与和监督的意义在于确立决策权力运行目的的正当性，防止目的非正当性的决策发生。从而消除职务犯罪的权力异化目的出现的可能性。

此外，对于上述决策机制设计，可能会受到两种质疑：一是过于复杂的决策过程会增加决策成本，降低决策效率；二是监狱工作中存在大量的突发事件，需要快速决策时如何应对？对于第一个问题，科学透明的决策过程自然会增加决策成本，降低决策效率，但历史经验证明，盲目草率的决策带来的危害要比复杂决策过程下形成的科学决策所消耗的成本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应该选择公开、透明、科学的决策机制。对于第二个问题，上述决策机制是为监狱常规性工作决策设计的，不适用于突发事件应对的决策。此外，监狱工作中的突发事件应该提前设计应对预案，多加演练，遇事启动即行。如果突发未有预案设计的意外事件，其决策机制设计属于现场即时决策，这是另外一个范畴要探讨的问题。

（二）通过多主体参与行权，破坏权力异化运行的自满足结构，遏制权力的异化运行

权力异化运行需要一个自满足的结构体系。比如说一项部门大宗采购活动大约分为几个环节：采购申请、做出预算、发出招标、竞评标、采购、付款。如果这些环节只由一个或两部门完成，就很容易形成一个采购权异化行使的自满足结构，易发采购环节的职务犯罪。以下做两个采购权行权模式比较。

在假设模式1这样一个采购过程中，部门采购负责人利用职务可以简单地实现各种个人目的，非常容易发生职务犯罪。而在假设模式2这样一个采购过程中，将一个采购权分解为多个主体行使，通过多主体的参与破坏权力异化结构的自满足性，从而防止采购权力异化的形成，如此就不容易发生采购环节的职务犯罪。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这种多主体行权对于防止职务犯罪的作用原理，就是权力行使主体的分散化加大了权力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成本，提高了权钱交易的门槛，从而降低了职务犯罪的经济动因。通俗地讲，就是一人就能行驶职务权力进行犯罪，其犯罪收益高，被发现的几率小，犯罪成本低，犯罪的理性动机大。当多主体参与行权时，犯罪收益低，被发现的几率大，犯罪成本高昂，那么职务犯罪的理性动机就会减弱。

这种多主体行权的职务犯罪治理策略不仅仅可以应用于经济类职务活动中，同样也可以应用于执法类职务活动中，这一点对于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治理尤其重要。以表1中L省监狱某警察以在押罪犯江某某不服管教为由，对其实施殴打致其死亡的案件为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某民警的个人性格、职业操守、道德水平是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决定性原因。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原因分析如下，在该案件中，L省监狱某警察的执法过程中有以下四个行权环节：发现罪犯违规（不服管教）、对违规情节进行确认评价、确认处罚依据、执行处罚。在该案件中，由于所有的行权环节都由某警察一人承担，那么他在个人情绪失控的情况行使了违规情节确认权，未能正确选择处罚依据，采取了“私刑化”处罚措施（殴打），导致了职务犯罪的发生。根据权力异化运行的规律，某警察独自行使执法权，就为他的执法权异化行使形成了一个自满足的结构（发现问题、评估问题、确立对策、执行），在权力异化行使结构自满足的情况下，权力异化行使非常容易，是否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以及后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民警个人的性格特质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等偶然因素，可控性非常低。反之，如果将监狱民警的执法权进行多主体分化——违规情况的发现上报权由某民警行使，违规情况上报到值班监区领导，监区领导亲自或指派其他民警行使违规情况复合权，反馈后根据情节监区集体讨论处罚依据，确定处罚措施，告知违规犯人处罚依据后行使处罚权。在这种行权模式下，执法权被分解为多个主体，多重步骤来实施，那么执法权运行就难以形成异化的自满足结构，就不会出现案例中的犯罪结果。可以说，正是由于执法权运行机制的不科学，上述案例中性格暴躁的某民警成为执法权异化运行的“受害者”之一，他的性格和责任心等个人素质问题莫名其妙地成了注解该执法职务犯罪原因的替罪羊。

笔者以采购权和监狱民警执法权为例，阐释了分步骤、多主体行权模式在破坏权力异化自满足结构而避免职务犯罪方面的作用。很多读者可能会质疑权力分化运行是否会降低行权效率？会不会产生权力运行衔接障碍？对此，笔者的解释是，多主体分权的运行模式在欧美国家的政府采购等政府行为中已经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欧美国家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确保该运行模式的运行效率和衔接流畅。基于此，在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多主体行权模式的建立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确立，并在制度的保护下，强化运行，逐步形成一种职务权力运行的制度性文化，如此就可以充分发挥其功能了。

（三）扩大监狱工作的公开性，引进社会力量对监狱各项职能工作进行监督，打破监狱封闭的行权环境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那么，权力的边界在哪里？近代政治学家洛克、孟德斯鸠等经过理性深刻的思考指出了一条边界：“权力的边界是另一个权力。”所以，欧美发达国家发明了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来治理权力异化。本文关于多主体行权模式的设计本质上也是体现了这一思想。除此之外，权力还有一个边界就是道德舆论的监督和软约束。道德舆论之所以会对公权力产生监督和软约束效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的支持，否则就会动摇其根基，而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广泛民意的认可。当监狱工作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时，其各种权力的运行就会形成小环境，制度、文化、人、财、物等各种要素就会发生集合作用，支撑权力的异化运行。在这种情况下，要从源头治理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仅仅依靠监狱系统内部产生的动力是不够的，更何况还存在反“治理”的制度惰性。同时，没有外部标准的比对和参照，监狱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治理也难以达到更高层次的水平。因此，只有扩大监狱工作的公开性，打破监狱工作封闭的行权环境，引进社会力量对监狱工作的行权活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批判和修正，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才能彻底失去内外部环境的支持，达到彻底治理的效果。

鉴于监狱工作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探索扩大监狱工作的开放性确实是一个敏感而且不知如何入手的问题。不过，令人振奋的是，随着监狱执法工作的深入发展，自2012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对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等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六类须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的；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检察院有异议的；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必须公开审理的规定为监狱执法工作的开放化和透明化进行了一次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探索。而且，在该《规定》目的的解释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此举意在避免公众对减刑、假释审理‘暗箱操作’的怀疑，确保此类案件审理公开。”[13]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认识到并认可了司法工作是需要而且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对社会民众公开，并接受监督。如果法院对与减刑假释案件可以公开审理，以消除民众对司法腐败的猜疑，那么，未来的监狱无疑也将面临着因为承受社会对监狱执法工作公开化、透明化的需求压力而积极探索透明执法的路径。这将为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指明方向和提供充分的支持。下一阶段，我们应该主动大胆地探索如何梳理监狱的各项管理工作，逐步向社会公开，建立一个与社会各界内外交流顺畅、全方位透明的监狱行政、执法环境，为全面实现从源头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五、结语

从源头上治理监狱民警的职务犯罪，因为对“何为源头”的问题理解不同而思路不同，歧见颇多。很多学者和实践工作者认为监狱民警的思想道德修养问题是监狱民警发生职务犯罪的根源性问题，所以加强民警的思想教育是源头性工作。笔者未采取此观点。笔者认为职务犯罪是一种异化的权力运行，权力的诞生和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发掘其中的要素和作用机制，并进行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才是治理监狱民警职务犯罪的根本源头。用一句通俗的话来阐释关于职务犯罪的源头问题——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不犯罪。本文把政治哲学和监狱民警职务犯罪治理进行了结合，有理论移植，也有很多畅想，不严谨的地方很多，希望后来的研究者予以批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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