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理论论文范文

基本理论论文篇1

“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确实是一个很难准确、完整界定的概念。但我认为，它可能是关于行政法产生、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与阐释，关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结论，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行政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又简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阐释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笔者主张用“基本理论”，较之“理论基础”可能更贴切些。

目前行政法学界争论较多的可谓“三论”之争。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也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主张、观点*2，但它们都涉及对行政法本质、行政法功能的不同认识，只是融进了主张者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罢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三论”的争鸣，必须建立在对某些特定概念与范畴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即“管理论”、“控权论”有其特定的涵义，否则无法实现观点交锋，相反则可能是各执一端，争论半天，只是在几个概念上打圈圈，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多差异。在我看来，所谓“管理论”、“控权论”是“平衡论”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起见，将一些具有共同观念和这些观念支配、影响下建立的法律制度分别综合概括出来的，“平衡论”正是相对于这二者提出来的，所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争鸣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基于对“管理论”、“控权论”这些提法以及其涵义的认同，否则无法进行评析。这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罗豪才先生主持的有关“平衡论”问题的讨论。下面谈谈我对“平衡论”及相关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摆脱传统理论束缚，跳出“行政法是管理法”的窠臼

在“平衡论”者们看来，“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漠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这种主张往往与“人治”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将法律仅视为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所谓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行政法”，一定是有较强“人治”色彩或专制成份的“管理法”，它往往与高度中央集权或计划经济相结合，也还可能与政治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极端理想主义相联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方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自身进行监督的法律机制。相反是强化行政权威，强调行政权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维护行政权力，轻视公民权利。

前苏联还有我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管理论”占居主导地位。它们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社会秩序或管理公民的法律”或称“治民法”或“官治法”，这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概要》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对此还作过评析，认为从该书可以看出“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3客观讲来，那段时期主要受前苏联影响，也有自身认识的问题，确实反映出“行政就是管理法”。前苏联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几位前苏联行政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我国政府各界乃至普通民众中仍是很有市场的，甚至为某些官员所赞同与支持。

有学者分析“中国行政法实际上是管理法，主要是从教科书内容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也提及了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5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还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反过来

看在个别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统治者或官僚机构来讲，“行政法是管理法”占有很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合理的、最易接受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仍是一个片面、残缺的理论。因为它是立足于“行政本位”来看待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的。

二、大胆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行政法是控权法”的理论

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伴随着分权理论而产生，最早产生于西方。由于英美国家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行政法就是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法”*6，“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7，便有其合理性，甚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一面。我认为西方的控权学说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

1、从英、美国家建立的背景看，议会至上、法律至上、议会下特别强调行政的法律从属性，强调行政行为同样要受到司法审查，这是英国法治理论的精华，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2、从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观念看，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与自由等关系的价值选择上，往往选择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尤其重视个体权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可谓深入人心或根深蒂固。甚至在其宪法条文别突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3、从西方国家早期兴起的权力制衡学说看，西方国家学者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并影响了当时国家权力架构体系和诸多理论，“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便是这种权力制衡学说在公法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该学说以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否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何况势力强大的行政权，更需要法律对之全面监控。这样在它们的行政法体系中，尤其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极其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有学者还指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而对现代权的积极作用不作过多研究。尽管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应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但他们选择侧重保护私权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9。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或其理论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其法律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所以我认为，“控权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深刻的、合理的，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在西方国家仍居于法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我们也不可简单地照搬与移植“行政法是控权法”的“控权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博采众长，以“平衡论”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如前所述，从历史发展阶段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权法，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种“控权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直至如今其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仍有可取之处，只不过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用单纯控权的观点来分析行政法的本质、功能，还应当正视现代社会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不过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仍可资借鉴，应当继承与发展。

“管理论”的主张虽然在总体上显得过时，容易导致行政专横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决不应一概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存在也曾有过合理的基础，从辩证角度看，“管理论”中注意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亦有某种可取之处。

“平衡论”便是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既吸收各自的合理之处，又扬弃各自的不适应之处。是对“管理论”、“控权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是对行政法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行政法功能全面、完整认识的结果。*10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应是“平衡法”，“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对“平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11平衡论者在对行政法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政法学领域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及理论体系，即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控权论”以及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论”。“平衡论”者结合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行政法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行政法中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12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与监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运作，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平衡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形势、环境的变化，“控权论”与“管理论”逐渐丧失了早期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博采众长，体现“平衡”精神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主张──“平衡论”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普遍性或世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更适合于当代中国，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看，具备了“平衡论”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管理论”与“控权论”而言，“平衡论”更具有其合理、可取之处，更适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

贸然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对以下若干因素的考虑：

（一）“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认为“平衡论”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其采取、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即方法论的先进性或科学性，它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分析行政法中的“永恒”主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剖析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职责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针对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主体与监督行政的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法律关系领域中存在的“非对等性”问题，这种既有“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点论”的片面性及弱点，也避免了极端主义观点的缺陷，便于获得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实际上这种“平衡”的分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们的重视与关注。

（二）“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行政法是管理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行政法应是平衡法”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为确立体现“平衡”精神的中国行政法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平衡论”提供了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只顾一头（指国家利益），过分强调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又不能象西方国家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以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现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也强调维护公共利益，注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适度平衡，但总体上讲仍是个人利益居于显著地位。

（三）“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再结合宪法第5条、第41条等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某些利益冲突，则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既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其越权行政、；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宪法条文还反映出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法律控制的现代法的精神，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控权”乃是实现平衡的必要手段。若不实行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法律控制，便无法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

（四）“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基础。对于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进行细密分析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法律意识的变化作一粗略描述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法律仅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尤其是视为阶段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中期后，又逐渐视之为行政管理的工具。*13未来一、二十年后步入时代时，法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法律除有传统的价值和秩序、效率外，还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14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和增强，法律不再只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监督管理者依法行政的工具，还可以是人们用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行政本位”开始受到动摇，个人权利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作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政府应是一种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人们也普遍感到一种良好、安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予以维持，同时又希望政府并非一个万能物，而只是一个有限政府，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既要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也要能利用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平衡论”是比较适合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的，也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

最近几年里，我国几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都似乎渗透和反映了“平衡论”者们所主张的平衡精神，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立法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它并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它说明了“平衡论”的主张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然，“平衡论”是九十年代初期刚刚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目前尚属创建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阐述。但不管怎样，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15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平衡论”还将迎接实践的挑战，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

注释：

*1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于《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载于《法制与社会》1995年第5期；黄学贤《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新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2如“服务论”（见陈泉生前引文）“公共权力论”（见武步云同前引文）“公共利益本位论”（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87-93。

*4（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1983年版，第24页。

*5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英）H.W.R韦德和C.F.华斯共著《行政法》第7版牛津克莱顿出版社第4页。

*7（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书第3页。

*9（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作展开。可参见另文《“平衡论析评”》。

*11、*12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3参见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P5-6。

*14同13P6。

基本理论论文篇2

系统论认为，目标是系统最优化的情况下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根据不同的系统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可以确定不同的目标。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通过优化财务行为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是分析和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人投资办企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私营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私营企业为创造税收、繁荣经济、增加就业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私营企业的发展中也看到，只有少数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原始积累，发展为规模大、管理规范、资本雄厚、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处于“高出生与高死亡率”状态。影响私营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内部因素，其中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部因素。分析私营企业财务管理特征，探索财务管理与理财环境影响的关系，有助于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促进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一、私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因素 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是受理财环境制约的，研究理财环境各因素变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是为了分析财务管理的发展规律，寻求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途径。影响我国私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因素有宏观方面也有微观方面的，各种因素纵横交错、互为条件、相巨制约。 （一）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宏观社会环境包括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状况等。宏观社会因素的正面刺激作用是因为地方政府对私营经济鼓励态度更为明显，地方政府各种优化环境，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出台，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化成分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融资“不以企业性质论长短，一视同仁”，为私营企业调节资金余缺，进行资本投资提供便利。税法和公司法等法规不以所有制性质实行差别待遇，为私营企业市场公平竞争、规范管理活动起到推动作用。负面作用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经济意识形态方面排斥力仍大，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和执法、监督部门在掌握政策中对私营企业“宁左勿右”，“宁紧勿松”，公共经济资源分配中的差别待遇仍然存在，金融业的信用贷款仍不向私营企业开放，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总量有限。这些负面影响导致私营企业不敢冒然扩大投资，对外投资也信心不足，宏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地位职能作用，及活动空间有直接影响。 （二）微观环境因素的影响 私营企业组织形式、结构、生产经营管理水平、业主及财务人员素质状况、企业文化均影响企业的财务管理发展。 1、组织形式的选择不同类型的企业，其资本来源结构不同，企业所适用的法律方面有所不同和差别，财务管理活动开展的空间范围也不同。私营企业选择有限责任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居多，但大多私营企业是亲戚、家族、朋友合办的企业，这类企业在建设初期情义代替规章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不同，其资本结构也不同，资本结构和组织特点影响企业财务监督模式和财务管理的具体内容。 2、业主素质：私营企业业主往往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管理者，他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财务管理活动的开展。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业主在韬略上把握控制、监督理财的素质。 3、企业文化。业主在企业文化的形成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企业文化又影响财务管理人员选拔使用，财务管理职责权限及财务信息在企业管理中的披露程度。企业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吸引和稳定财务管理人才的重要因素。 4、科技发展状况。高科技私营企业里，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企业的发展壮大要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所以科技发展状况影响企业管理机制和利润分配机制，也影响财务管理的职能作用发挥。 在客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中，微观因素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刺激作用更大。以下侧重从微观环境因素着手，分析不同环境因素影响了财务管理的特征。 二、私营企业财务管理特征 企业只有在理财环境的各种因素作用下实

基本理论论文篇3

[摘要]：通常认为，结果加重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符合某种具体犯罪构成 的行为，由于发生了超过基本构成结果的更为严重的结果，而刑法对该重结果规定了更重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作为大陆法系立法的产物或法律制度的结果加重犯在立法和学说史上，经历了有“结果责任向意思责任”的转化。在结果加重犯的研究上，以危险性说的理论取代过失说，以便有效地打击结果加重犯。至今，在德、日，危险性说的理论是认识结果加重犯本质的有力学说。 [关键词]：结果加重犯；危险性理论；罪过形式；因果关系 一、结果加重犯概述 （一）结果加重犯概念 结果加重犯的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基本犯罪，引起了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加重结果，刑法对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 根据这个定义，结果加重犯具有以下结构特征： 1、基本犯罪 行为人必须实施基本犯罪且该犯罪引起加重处罚的结果构成结果加重犯。因此基本犯罪是组成结果加重犯的基石。基本犯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一般认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为实害的结果犯，但是随着立法的发展，行为犯也可以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另外，危险犯也能够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但是我国刑法中，只有刑法第123条第2款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包括基本罪为危险犯的情况。 2、加重结果 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是指超出基本犯罪结果的被刑法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结果，它是结果加重犯必须具备的另一特征，如果没有加重结果的出现，则结果加重犯不能成立。加重结果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加重结果必须是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具有危害结果的特征。其次，加重结果是依附于基本犯罪的，没有独立犯罪意义的构成要件要素。所谓独立意义的犯罪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具有完整犯罪构成要件的，并且有独立法定刑的犯罪。加重结果为基本犯罪所引起，它的危害行为也是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缺乏独立的危害行为，因此不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系统，不能成为独立意义的犯罪，只能依附于基本犯罪。再次，加重结果超越于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价的重的结果，这种超越性就是它不属于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内的任一要素，虽说是超越了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但并没有改变基本犯罪的犯罪性质，仍不具有独立的犯罪意义。 3、加重结果必须是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结果 也就是说，加重结果应当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发生既无故意，又无过失，或与行为人的行为无内在归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的结果，就不应归责于行为人。只有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结果，才能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 4、刑法对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处罚的法定刑 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必须是被刑法规定有加重法定刑的结果。所谓加重法定刑是指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至少重于基本罪的法定刑，否则，就谈不上加重。 综上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概念是由基本犯罪引起了可归责于行为人的加重结果，刑法对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基本犯罪是结果加重犯的基石，可归责的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灵魂，加重处罚是结果加重犯的法律后果，几个特征有机地组织成结果加重犯概念，缺一不可。 （二）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学中的地位 结果加重犯在刑法中的地位是指结果加重犯在刑法学体系的位置。我认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结果加重犯，如何看待结果加重犯，只要它还存在于刑事立法中，它就应该在刑法理论中有一席位置，那种回避结果加重犯的态度只能使人们“疏远”结果加重犯，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由于缺乏正确的结果加重犯理论指导，司法实践在认定与处理结果加重犯时就会出现极大的随意性。 具体说来，在刑法体系中，结果加重犯应在以下领域有一席位置。 1、在犯罪的完成形态——犯罪的既遂一节，介绍结果加重犯的概念，因为结果加重犯也是犯罪的完成形态——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形态，是犯罪既遂的一种。 2、在未遂犯理论中研究结果加重犯的未遂。 3、在共同犯罪论的领域研究结果加重犯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4、在一罪与数罪形态中研究结果加重犯与有关一罪特殊形态的异同。 5、在刑事责任一章中简单介绍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问题。 一、结果加重犯的本质 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就是对结果加重犯的结构的认识以及加重结果的刑法意义的认识。对此在刑法学 上有：单一形态理论、复合形态理论和危险性的理论三种理论观点。 （一）单一形态论与复合形态论 单一形态论是最早认识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的理论。单一形态论加重结果视为完全依附基本犯罪的客观的处罚条件或客观的加重处罚条件来看待，只要这种条件一出现，国家的加重的刑罚权就发生；如果这种条件未出现，加重的刑罚权就不发生。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完全由基本犯罪的主客观要素组成，与加重结果无关①。因此，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基本犯罪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加重结果是基本犯罪因果关系之外的东西，结果加重犯之所以被加重，是因为出现了刑法规定的客观的处罚条件或客观加重的处罚条件内容。而客观的加重处罚条件是刑法立法者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而设立的，因而与人的认识内容无关。因此，不管行为人是否认识或预见这种客观的处罚条件均无碍于对行为人进行加重处罚。 复合形态论是认识结果加重犯本质的又一理论。它是从理解结果加重犯是由故意犯与过失犯两个犯罪形态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基本罪的故意犯与加重结果的过失犯结合而成的，是结合犯中的一种。 无论是单一形态论还是复合形态论，都还未能完全把握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特别是单一形态论与结果责任相联系，将加重结果视为客观的处罚条件，不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意思为要件，显然与现代刑事责任理论不符，为现代刑法学理论与立法所摒弃。复合形态论将结果加重犯理解为基本罪的故意犯与加重结果的过失犯的结合形态，没有真正理解结果加重犯复合的内在因素，将结果加重犯理解为数罪结合而成，没有认识到结果加重犯是本质的一罪而非数罪，是其缺陷。但是它认为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要素，要求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意思，在结果加重犯中贯彻了意思责任，则是其优点。 （二）危险性理论 这种理论是在批判上述两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它认为客观的加重处罚条件说过分扩大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且以条件说为基础确定因果关系。其优点是认识到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复合形态理论认为结果加重犯是两种犯罪形态的复合，这到底没有把握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因此，危险性说试图吸收上述两说的优点，克服其缺点。该理论最初由德国学者Ohler，whardwig等提出，克里斯、英格修等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它认为结果加重犯是立法规定的一种特殊犯罪类型，这种类型是立法者认为基本犯罪行为发生加重结果的盖然性很大，立法者将这种盖然性很大的犯罪类型规定为结果加重犯，以重刑处罚犯罪人，保护社会。那些虽能引起重结果但盖然性不大的犯罪，立法者就没有规定为结果加重犯，但不是说这些犯罪行为并不会导致重结果发生。例如，盗窃犯人将他人财产一盗而空，被告人因精神脆弱而不堪受此打击，一气之下引发脑溢血而死。这里，盗窃行为引起了他人死亡的情况，并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立法者就没有规定为结果加重犯。对该理论作了较详细阐述的代表是克里斯，他认为结果加重犯采用条件说的因果关系会不当地扩大归责范围。他从此理解出发作了如下论述，对于结果加重犯的重的结果的被害人的死，在伤害罪、遗弃罪、放火罪等当中被赋予了加重刑罚的机能，但在盗窃罪、侵占罪、恐吓罪、诈骗罪中却没有赋予这样的机能②……现行法，将前者作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其根据可以说是在于前者之中很容易且经常发生被害人的死亡。在结果加重犯中，将很容易发生中的结果的危险性作为加重的基础，并作为特别的犯罪类型予以考虑。在克里斯看来，结果加重犯这样一种特别的犯罪类型就在于这种很容易发生的加重结果的基本犯由于是有内在地引起重的结果的危险性，基本犯罪行为与重的结果之间具有“相当地引起”这样一种相当因果关系。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伤害罪里并非任何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有那些能够引起死亡的伤害行为引起了死亡结果的才能成立伤害致死罪。因此，由于极轻微的伤害行为，由于医生的医疗措施不当或被害人自己的原因导致医治无效死亡的，不能对行为人追究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 危险性的理论特点：1、结果加重犯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是一罪的特殊犯罪形态，这种犯罪是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类型的危险犯而成立，且两者具有“相当引起”的因果关系。2、加重结果是结果加重犯的客观要件要素，因此，行为人只有在符合责任原则的情况下才能对重结果负责，即对重结果的发生至少需过失。3、结果加重犯的未遂只有在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才能成立，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不能成立，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不能成立。4、结果加重犯的共犯仍应成立，但只仅限于共同正犯，狭义的共犯不能成立③。 （三）结果加重犯本质新说 一些刑法学者最新提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以危险性为基础的行为人对加重结果具有过失的理论，也可以说是新的复合形态论，以区别不涉及基本犯罪自身具有内在的危险性的单纯的复合形态论。这样既调和了责任主义，又避免了危险性说的不足。 1、基本犯罪行为的危险性是结果加重犯本质的客观特征。 2、行为人过失地引起重的结果的发生是结果加重犯的主观特征。 3、结果加重犯中的过失有其特殊性。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故意实施那些具有内在引起重的结果发生的基本犯罪行为，对这种重的结果发生的过失与一般的过失犯的过失相比，其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显然要大得多，这是因为，行为人实施的基本犯罪行为本身具有内在地引起重的结果发生的高度的危险性，行为人仍故意实施，在通常的生活经验范围内，这种重的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较大的情况下，行为人在相当程度上违反了注意义务，是一种重的过失。 这样，我们理解的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就是，行为人故意地实施具有内在地发生重的结果的高度危险性的基本犯罪行为，至少过失地引起了重的结果的发生。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特征。这样的本质论吸取了危险性说的优点，即由于基本犯具有内在地引起重的结果发生的危险性，行为人仍故意地实施，表明行为人具有严重地违反注意义务的性格，表明了行为人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与反社会的性格，但仅此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行为人的行为现实地引起了重的结果的发生，而且行为人对该结果的发生至少具有过失，即只要这种结果是行为人的基本犯罪行为有规律性地引起的，这种过失就能成立，只是与基本罪行为无关而偶然地伴随基本罪行为之后发生的重的结果，行为人不存在过失，不是结果加重犯的重的结果④。将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把握为行为人的基本犯罪行为与其至少过失地引起的重的结果的发生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调和了责任主义，又避免了危险性说的结果责任为其理论根据之嫌，同时也能说明行为人的刑罚被加重的根据，不失为科学的结果加重犯本质论。 三、结果加重犯的构成特征的因果关系是研究基本犯罪行为 （一）基本犯罪的构成特征 1、基本犯罪的客观特征 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可以说又是引起加重结果的行为，研究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研究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基本犯罪的行为也是结果加重犯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自然具有重要的刑法理论意义。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的危害行为具有以下刑法意义： （1）基本犯罪行为既包括既遂行为，又包括未遂行为，即必须是实行行为，而不是基本犯罪的预备行为。基本犯罪的预备行为对基本犯罪的结果发生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更不具有引起加重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因此不能成为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行为。如故预备实施某基本犯罪，这种预备行为有加以处罚的必要，可依照基本犯的预备罪加以处罚，不能依照加重罪的预备罪处罚。 基本犯罪的客观行为只能是基本犯罪的实行行为。只要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基本犯罪的结果是否出现，并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因此，这里所说的基本犯罪行为既包括既遂行为又包括未遂行为，其既、未遂的标准是相对于基本犯罪的结果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加重结果。 （2）基本犯罪既包括作为行为，又包括不作为行为。行为人不管是以作为的方式或不作为的方式，只要引起了加重结果，符合结果加重犯的，均应成立结果加重犯。 （3）基本犯罪行为既包括单一构成行为，又包括复合构成行为。所谓单一构成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行为只含有一个行为；所谓复合构成行为，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构成行为包含两个以上的构成行为⑤。 综上，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行为既包括作为行为，又包括不作为行为；既包括既遂行为又包括未遂行为，但不包括预备行为；此外还包括单一构成行为和复合构成行为。 2、基本犯罪的主观特征 基本犯罪的主观特征所研究的问题是，除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包括故意外，还应否包括过失？亦即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罪的罪过形式是否仅限于故 意？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的罪过形式不应包括过失，亦即基本罪为过失犯的结果加重犯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理由如下： （1）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与重结果的结果犯没有本质的区别。 （2）承认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只有在承认对加重结果既无故意又无过失的偶然的结果加重犯的情况下才有理论意义。 （3）在实务上，承认基本罪为过失的结果加重犯，极易扩大被告人负刑事责任的范围，甚至将不是被告人行为引起的结果――即与被告人的过失行为无相当因果关系，仅有偶然联系的结果归属于被告人承担。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没有基本犯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的结果加重犯。 （二）结果加重犯的罪过特征 关于结果加重犯的罪过特征，学说上有“过失说”、“过失＋间接故意说”、“兼含故意说”等几重理论，从我国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我们采取的是“兼含故意说”。这种观点认为，象犯抢劫罪致人死亡这样的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即行为人对加重结果主要是过失，也包括故意。因而在抢劫他人财物的过程中又故意杀人的，不能实行数罪并罚，只需定抢劫罪，适用加重处罚的规定即可⑥。所以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中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既有过失，也有故意。我国刑法中有两种罪过形式的结果加重犯：只有过失形态的结果加重犯和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的加重结果，即兼含故意的结果加重犯。 （三）结果加重犯中的因果关系 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是指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与基本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基本犯罪的危害结果对于结果加重犯来讲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基本罪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不影响结果加重犯的成立。 与其他因果关系一样，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也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合乎规律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犯罪实行行为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原因的实行行为，必须具有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实在可能性。即作为原因的危害行为，一定包含着引起某种结果发生的根据和内容，否则，该结果就不会由它引起。（2）作为原因的危害行为，必须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只有当这种实在可能性已经合乎规律地引起了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才能确认该结果与该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⑦。 注： ①引自[日]香川达夫著：《结果加重犯之本质》 ②引自（日）丸山雅夫著：《结果加重犯论》 ③李邦友：《结果加重犯基本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1991年版。 ⑤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⑥李洁：《犯罪结果论》，吉林大学出版1994年版。 ⑦顾肖荣：《试论结果加重犯》，《法学研究》1998年第四期

基本理论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117-03

关键词：湖南文献；范围与内容；特征；理论体系

湖南文献是在湖湘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性文献。根据湖南区域的文化特点，笔者认为湖南文献可定义为：记录湖南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及群体活动的载体。湖南文献是湖湘文化和湖南社会的沉淀与缩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湖南文献发展现状

湖南文献是湖湘文化的产物，随着湖南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而逐渐产生、发展和繁荣：①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文献载体经历了石头、金属、龟甲、简牍、丝帛等不同形式的演变，湖南出土了一批这一时期的简牍和帛书。②湖南文献经过先秦两汉时期的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缓慢发展，文献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由秦汉时期的零散记载发展为成型专著。③唐代社会的繁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湖南著述以集部为主，产生了大量诗文别集。④宋代，随着湖湘文化的成型和湖湘学派的发展，文献数量和种类都大有提高。⑤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清代学术的繁荣和湖湘人物群体的出现，湖南产生了一批影响至今的优秀著述。⑥民国时期，图书、期刊、报纸等类型的文献逐渐丰富，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⑦1949年至今是湖南文献的繁荣发展时期，随着专业出版机构的建立、文献编印机构的增多、载体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当代湖南文献出现了图书、期刊、报纸、电子音像、网络文献、数字文献多元并存的局面，文献数量和类型超过历史时期的总和。

随着湖南文献的发展，在文献整理方面产生了分类、目录、版本、校勘、标点、辨伪、注释、考据、辑佚等工作，特别是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湖南文献工作范畴不断拓展，走向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湖南文献的编印和出版由古代私家和官府刻印逐渐走向多元化，湖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及个人都可以是文I的产生和出版机构。湖南文献的搜访与典藏工作涉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史志办、文史委等多个系统。湖南文献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逐渐广泛化和普遍化，服务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的发展与建设。

2 湖南文献的范围与内容

湖南文献是一种具有特殊性和地域性的地方文献，是地方知识的记录载体，从古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文献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因此，笔者认为湖南文献应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

2.1 地方史料

湖南地方史料是指记录湖南区域历史与现状的一切资料。其全面翔实地记载了区域内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物产资源等各方面情况，是以内容的地方性特征来界定的湖南文献。只要文献内容能反映湖南区域的情况，不论古今、著作者籍贯、出版地域、载体形式、文种、文献类型等，皆属于湖南地方史料的范畴。

但地方史料中“地方”一词是相对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湖南行政区划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西周时湖南区域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纳入楚国版图。唐代宗广德二年（757）于衡州设置“湖南观察使”，这才有了“湖南”这一称谓。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壮大，到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区域才逐渐确定下来，因此，湖南地方史料中地方的范围是相对的。结合地方社会建设的切实需求，湖南文献收藏与研究机构应严格控制地域范围，恰当地把握文献资料中的地域性问题是界定湖南地方史料的重要原则。

2.2 地方人士著述

“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著作者的籍贯”[1]，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同时，学术界还主张广义理解地方人士的含义，认为地方人士包括本地籍人士和工作、居住在本地区的外地籍人士[2]。因此，湖南地方人士著述应包括从古至今湘籍或在湘生活与工作人士的著述，也包括生平事迹、传记、评传、年谱、回忆录、照片、研究著述等。

现见于文字记载的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最早出现在秦汉三国时期，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秦汉三国时期的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有蜀汉蒋琬撰《丧服要记》等七种。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临湘邓粲《晋纪》和耒阳罗含《湘中山水记》等成型的湖南文献著述。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书目，三国至唐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有220种，宋代有210余种，元代有70余种，清代有4，290余种[3]。另外，《湘人著述表》统计，秦汉至五代时期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有114种，宋元时期有399种，明代有1，481种[4]。民国时期和现当代湖南地方人士著述繁多，尤其是当代的数量和种类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些书目著录及整理研究可以大概反映出湖南地方人士著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

2.3 地方出版物

湖南境内考古发现的金属、简牍、丝帛文献是湖南远古时期的文字记录载体，也是湖南文献的最初类型。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运用，湖南刻印或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雕版书、石印书、铅字书等。受现代化印刷技术和信息化发展的影响，湖南地区还出版了图书、期刊、报纸、电子音像、数字文献、网络文献等多元化的文献。另外，从1978年开始，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湖南文献构成了包括手书型、刻写型、印刷型、缩微型、视听型、网络型、数字型等文献的多元文献体系。

3 湖南文献的特点

3.1 地域性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种概念，在文献这一属概念下，地方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5]湖南文献是湖南区域的文化产物，具有普通文献所不具备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如：湖南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谱牒文献，以地方社会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人口繁衍、家规伦理、婚丧嫁娶、田产物资、功名业绩等方面的记载，为了解和研究湖南地方社会家族制度、宗法思想、人口问题、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民族民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既是厚重的家史，也是厚重的社会史，地域性是其最显著、最突出的标志。

3.2 多样性

随着文献载体形式和生产出版方式的发展变化，湖南文献的类型逐渐丰富起来。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和湖南多民族聚集的特性也决定了湖南文献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口传文献是湖南文献的一种类型，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史料，通常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童话、谚语歌谣、诗歌经文、风俗民歌等形式流传于民间，内容涉及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造纸术发明以后，雕版、石印、铅印改变了湖南文献的存在方式，湖南文献从唐代开始基本都是纸质文献，直到现在，纸质文献一直都是湖南文献的重要存在形式。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湖南网络文献和数字文献产生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3.3 历史资料性

湖南文献是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如：湖南文献中最具地方特色和使用价值的地方志，最早约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张国淦编著的《中国古方志考》记载：“魏晋至元代这段时期中，湖南有地方志154种。”[6]明清之际，湖南修志已形成普遍风气。清乾隆年间，湖南编修了第一部省志《湖南通志》，全书分40个类目：“星野、沿革、舆图、疆域、山川、城池、关隘、津梁、堤堰、公署、户口、田赋、蠲恤、积贮、矿厂、学校、典礼、秩祀、祭器图、乐器图、陈设图、乐舞图、风俗、物产、兵防、驿传、理苗、藩封、职官、选举、名宦、人物、烈女、流寓、古迹、陵墓、寺观、仙释、祥异、艺文”[7]。从民国时期至当代，湖南修志工作一直都在进行。

3.4 知识集成性与转换性

湖南文献是湖南地方知识的记录载体，其文献产生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物化过程，现在人们能看到或运用的湖南文献是地方人士将知识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记录在载体上的结果，是地方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是知识组织、序化、集合的过程。同时，对湖南文献进行的编著书目、摘要、索引、汇编等，是在一次文献基础上进行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开发，也是将地方显性知识通过创新转化为新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因此，湖南文献的产生与发展是地方知识持续不断的集成与转化过程。

4 建立湖南文献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湖南文献是湖南区域产生的特色文献，对湖湘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湖南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文献需要建立独立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作为湖南文献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可以对湖南文献及相关文献活动进行系统、客观、有组织、有条理的研究和探讨。湖南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文献大家，如近代邓显鹤、唐鉴、陶澍、贺长龄、魏源、罗汝怀、曾国藩、叶德辉、余嘉锡等文献人才群体推动了湖南文献事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当下学者对湖南文献及实践工作的研究，为湖南文献理论建设打下了基础。

5 结语

湖南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湖南文献卷帙浩繁，是湖湘文明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随着湖南社会的发展和湖湘文化的繁荣，湖南文献在地方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当代湖南文献需要在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文献学、图书馆学、信息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系统、完整的湖南文献理论体系，厘清湖南文献的概念、特征、内涵，梳理其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构建全面、系统的湖南文献理论构架，建立湖南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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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炳礼.杜定友先生与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实践[C]//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88：130.

[3]（清）卞宝第，李翰章.光绪湖南通志：刻本[M].清光绪十一年（1885）.

[4]寻霖，龚笃清.湘人著述表[M].长沙：岳麓书社，2009：1-1254.

[5]邹华享.关于地方文献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1）：60-65.

[6]李龙如.湖南地方志略考[J].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6）：67-68.

[7]（清）陈弘谋，等修.乾隆湖南通志一百七十四卷首一卷：刻本[M].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基本理论论文篇5

企业的经济活动是以资金活动贯穿始终的,企业的经济效益主要是通过投入、产出、消费和所得等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反映出来的,这些内容都需要通过财务管理来体现,综观历史与国内外经验,一个企业财务管理得好,企业就能健康发展,否则就经营萎缩与倒闭。目前,国企面临着各种机制的企业与其竞争,在我国已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管好用好资金,保证企业健康发展尤其重要。本文从以下九个方面就企业如何强化财务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进行论述。 一、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加强资金平衡工作,充分发挥资金调度作用 首先,为了保证生产正常运行,企业必须把有限资金合理分配、使用。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实行财务统一管理,资金统一安排,严格用款计划,每周召开一次资金平衡调度会,根据生产进度情况,着重安排重点项目、紧急项目的资金落实工作。其次,各业务部门每月必须向调度会呈报月用款计划,由调度会根据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企业的资金由调度会统一管理,由资金调度员根据会议商榷结果统一安排,确保资金的有效运用。同时,为了解决企业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可实行内部银行结算办法,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把部分原辅助生产车间从“母公司”中剥离出来,组成一批经营性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归口管理;建立内部银行,模拟国家银行的控制、监督、结算等职能,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加强资金的核算和管理,也是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条好的途径。 二、积极处理沉淀资金,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流动性 工业企业存货资金闲置现象较为普遍,企业一方面背着沉重的贷款,一方面又存在着许多年不用的材料与设备,资金运用存在不良的问题,如何能够把这部分呆滞资金灵活运用起来是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财务部门针对物资设备各部门的储备资金占用过大,积压物资较为严重的问题,每年必须集中一个月份进行调查摸底,提出积压清单,明确处理物资和处理积压的审批手续,办理报废或变卖成为货币资金,对库存物资,财务部门对每个仓库都下达库存资金定额,超过或降低部分按银行同期利率奖罚。 三、加强货款回笼,减少费用支出 当前,部分工业企业存在着应收帐款及其他应收款逐年逐月增加的问题,使流动资产失去应有的流动性。对应收帐款及其他应付款的管理,首先应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清欠工作,对一般欠款户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催还,对重点户列出帐目清单,集中清欠,如清欠工作遇到困难应立即上报上级领导,经讨论研究采取相应整治措施,严禁资金流失。其次,对清欠遇到的困难要积极动脑去积极寻找债务链,采用实物抵债法或多家抹帐方式找到解脱债务链途径,避免或减少坏帐的发生,必要时,可通过诉讼程序来挽回损失。对于货款回收问题,要确定一套清欠工作奖惩机制,提高销售业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应收帐款恢复其流动性,减少贷款极其利息,由于受到“三角债”的影响,我公司应收帐款年初已高达几亿元,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销售部门和销售人员的经营责任制。公司应与有关人员层层签约,明确责、权、利,并实行严格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回笼额、回笼率、产品销售费用、差旅费等,其中,资金回笼额以上年实际为基数,每年增加额将按一定比例给予销售人员奖励,每年减少额将适当扣减销售人员资金与工资,同时,销售人员岗位采用“末位淘汰制”。 四、加强购进材料与购进设备的价格管理 企业的资金使用大部分用于购进材料与设备上,因此,原材料的价格直接影响到企业成本的高低,一个大型企业购进的材料品种繁多,购进量大,因此合理采用采购资金,降低采购费用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在采购部门设立比价采购小组,在保证其质量的前提下,要货比三家,采购组长由采购业务部门主管担任,明确采购小组的指责、权限及采购程序,比价小组要对采购的物资向供应商询价、压价,列表比较,筛选后选择供应商,并把确定的供应商及其报价填在申请表上,证明询价工作已经完毕,等待企业价格管理办公室的审批,企业的价格管理办公室(简称价管办)直接受公司董事会的直接领导,全面负责企业的价格管理工作,由比价小组呈报“物资采购价格审批单”,价管办人员进行继续询价、压价,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网上调查和信息收集等,确实做到货比三家,核实无误后下批价格审批单,将比价工作落到实处,如果是大宗货物、批量货物要采用竞价招标方式进行,这种采购方式往往能通过供应商之间的

基本理论论文篇6

1、分数整：0/1=0，1/1=1，-1/1=-1，2/1=2，-2/1=-2，3/1=3，-3/1=-3，

4/1=4，-4/1=-4，5/1=5，-5/1=-5，6/1=6，-6/1=-6，……尽管是分数形式，依然体现整数性质，因此将分数0/1，1/1，-1/1，2/1，-2/1，3/1，-3/1，4/1，-4/1，5/1，-5/1，6/1，-6/1，……统称为分数整、体现整数性质。

2、小数整：无限循环小数0.9˙=1，小数形式整数性质，因此将无限循环小数0.9˙简称为小数整、体现整数性质。

3、素数偶：2既是一个素数又是一个偶数，将其简称为素数偶，具有唯一性，将奇素数3，5，7，11，13，17，19，......统称为素数。

4、分数相对整：1/2，-1/2，3/2，-3/2，5/2，-5/2，7/2，-7/2，……既拥有分数性质又拥有相对整性质，因此将其统称为分数相对整，分数相对整拥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体现分数性质，其二是体现相对整性质，因为1/2是最大分数单位，其他普通分数不具备相对整性质，因为其他普通分数的分数单位均小于1/2，一次性彻底排除，以免造成思维混乱。

5、（分数）相对整性质：其他普通分数的绝对值比1/2，-1/2，3/2，-3/2，5/2，-5/2，7/2，-7/2，……的绝对值相比较更零散，换言之1/2，-1/2，3/2，-3/2，5/2，-5/2，7/2，-7/2，……的绝对值比普通分数的绝对值相比较方知其绝对值相对整装，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将这一相比较而言得到的相对整装性质统称为相对整性质，为什么拥有相对整性质，因为1/2是最大分数单位，而且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占据整数的位置、充分地十足地体现出相对整性质，这才是数学的客观真实面目、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认识问题，……。

6、引进小数单位：分数单位1/2，1/3，1/4，1/5，1//6，1/7，1/8，1/9，1/10，……对应下的小数就是小数单位，譬如：0.5，0.33…，0.25，0.2，0.1666...，......，因为1/2=0.5，1/2是最大分数单位（教科书公认的），则0.5是最大小数单位，要率先理解接受小数单位、最大小数单位，方能够正确地理解接受数学最新发现及其数学新知识，……。

7、小数相对整：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既体现小数性质又体现相对整性质，将其统称为小数相对整，小数相对整拥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拥有小数性质，其二是拥有相对整性质，因为0.5是最大小数单位，其他普通小数不具备相对整性质，因为普通小数的小数单位均小于0.5，一次性彻底排除，以免造成思维混乱，小数相对整拥有双重性质，如此一个小小的弯弯绕，本文并不认为我们地球人类不能够理解接受，而是大家风范的数学专家还未有转变数学思维理念，……。

8、（小数）相对整性质：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比小数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的绝对值相比较更零散，换言之，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的绝对值比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整装，只有在相比较而言的前提下方知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拥有相对整装性质，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将这一相比较而言得到的整装性质统称为小数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的相对整性质，为什么会拥有相对整性质，因为0.5是最大小数单位，而且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占据整数的位置、充分地十足地体现出相对整性质，...，小数相对整拥有相对整性质，相对整性质为奇数（包括素数）能被2相对整除提供科学根据，这才是数学的客观真实面目、本来面目，...。

二、深化对数学基本知识的认识：

1、广义整数：将整数和分数相对整统称为广义整数，亦可以将整数和小数相对整统称为广义整数，...。

2、狭义数学真理：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统称为狭义数学真理，...。

3、广义数学真理：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奇数（包括素数）却能被2相对整除，1+1=2或者说2是数学首要公理、潜无限等等深刻内涵的数学真理统称为广义数学真理；

4、算术公理1+1=2蕴涵着的基本原理、道理、哲理：

数学意义（基本原理与道理）：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奇数（包括素数）却能被2相对整除，因为0.5拥有相对整性质，1+1=2或者说2是数学首要公理，数学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上存在着完整数学公理，当然包括传统数论的“（1+1）”（即当然包括哥德巴赫猜想），…；

哲学意义（哲理）：偶数能被2（绝对）整除，奇数不能被2（绝对）整除却着实能被2相对整除（传统意义的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是指奇数与偶数的排斥性对立性，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却着实能被2相对整除是指奇数和偶数的异中之同、差异中共性、同一性），因此说，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1+1=2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数值逻辑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说蕴涵着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其深刻的哲理，哲学（自然辩证法）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切入点注入数学基础、注入初等数学，哲学的基本原理大可为数学理论作指导，...，数学既要讲逻辑又要讲基本原理、道理、哲理，自然辩证法为其补充、弥补深刻内涵，修正认识上的偏差，...；

为什么1+1=2，它的确既简单又深奥，其数值运算简单的就是小学生的基本知识，其基本原理道理却深奥地不可思议、不可理喻、它的“庐山”真面目就是如此、并非单纯主观意识的产物，如此基本原理、道理、哲理并非人人都能够理解与接受，更不是小学生阶段能够理解接受的数学原理，它的确需要转变数学思维理念，高度重视，希望数学教师和大家风范的专家要率先转变数学思维理念！...。

偶数与整数相对应（正）：

2，4，6，8，10，12，14，16，18，20，22，......，...

1，2，3，4，5，6，7，8，9，10，11，......，...

偶数能被2整除非常直观，凭直觉就能够理解与接受无需论述、无需证明，因为1，2，3，4，5，6，7，8，9，10，11，......，...就是整数、是直观的；

奇数与小数相对整相对应：

1，3，5，7，9，11，13，15，17，19，21，......，...

0.5，1.5，2.5，3.5，4.5，5.5，6.5，7.5，8.5，9.5，10.5，......，...

奇数不能被2整除、奇数能被2相对整除很不直观，所以十分地难以理解与接受，奇数（包括素数）能被2相对整除、是因为0.5，1.5，2.5，3.5，4.5，5.5，6.5，7.5，8.5，9.5，10.5，......，...拥有相对整性质，不仅看到它的小数性质、更要认识到它的相对整性质（相对整性质是数学真理最新发现之一），这才是完整的理性认识，...。

5、为什么1+1=2，数学命题为什么1+1=2并非质疑1+1=2的正确性，而是阐述其深刻的基本原理、哲理，为什么1+1=2，不仅蕴涵着绝对值的算术公理1+1=2也蕴涵着传统数论的“（1+1）”，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二者一脉相承，二者既有差异又有必然的关联（但二者并不等同），这是因为传统数论的“（1+1）”不仅是而且首先必须是绝对值的算术公理，数论的“（1+1）”拥有客观存在性，经典数论要摘取地是完美的，不能因为摘取不下来而否定或者不承认其客观存在性，假设数论的“（1+1）”不拥有客观存在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证明或者说摘取，总之要辩证地看待这一数学矛盾，...，不能绝对地割裂地孤立地看待看待传统经典的数论，更不能绝对地形而上学地看待这一数学矛盾，...。

………

本文存在错误、错字、漏字、多字等等问题所难免，敬请谅解。

参考文献：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哲学名词解释》，人民出版社出版。

3、《古今数学思想》（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原作者：（美国）M.克莱因著

4、《普通逻辑原理》，主编：吴家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

基本理论论文篇7

会计管理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只有三项：第一，依法监督会计信息；第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第三，搞好会计管理机构的自身建设。这三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其中，依法监管会计信息是核心工作，其他两项工作是由这一核心工作派生出来的，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才能把这三项工作搞好呢？下面，看看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为您提供的论文，论会计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如下： 论会计管理的三项基本工作 一、狠抓《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贯彻落实工作，促使会计信息真实、完整 这几年来，会计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假账泛滥，会计信息失真严重。一些单位和个人受利益驱动，采取作假账、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搞假审计等手续，达到转移国有资产、偷逃税收、粉饰业绩等非法目的。这一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解决这一问题，这几年来，国家先后开展了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的专项活动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国务院从1998年开始，陆续向部分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派出了稽察特派员，今年又开始向部分国有企业派出了监事会。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会计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加强会计法制建设，来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许多地方采取了会计委派试点、对会计账薄进行监管等办法，来促使各单位提供真实、完整的会计资料。这些措施的施行，开始逐步显现出积极的效应。 加强会计信息监管，关键在于抓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贯彻执行工作，要使《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在各单位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我们财政部门要重点抓好下面几个环节的工作： 第一，搞好会计工作执法检查。从内容上看，既要检查各单位贯彻执行《会计法》的情况，也要检查各单位贯彻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情况；从形式上看，既要抓好全国、全区统一部署的临时性、突击性、大范围的执法检查，更要搞好经常化、制度化的日常执法检查。 各地会计管理机构配备的人员都不多，因此，我们搞执法检查工作尤其要克服畏难思想，要拓宽思想，善于动员财政部门内部各方面的力量以及外部各主管部门、各单位的力量，必要时，也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执法检查。 搞执法检查必须严字当头。不能流于形式，绝对不能搞好人主义，一定要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结合起来。对违法会计行为和违法财务行为，不管是哪个单位，也不管是哪个人，都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照《会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给予行政处罚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该给予行政处分的，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决不能姑息迁就。会计执法检查要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按照这次会议部署，《会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即将在全区范围开始实施。对这次检查工作，各地一定要重视，要早动员、早准备，把这次检查工作的各项要求抓实，尤其要抓住典型案件，对其依法从严处理，使之起到威慑、警示作用，为今后的日常检查工作开好头，为深入贯彻执行《会计法》打好基础。 第二、建立违法会计行为的检举查处制度。为了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会计行为，各级会计管理机构要设立受理检举违法会计行为的岗位，配备相应的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把受理检举的联系方式向社会公开，搞好保密工作，使一切违法会计行为的发生能够及时反馈到我们会计管理机构来，并得到及时依法查处。 第三、指导、帮助各单位建立自觉遵守会计法规的自律机制。一方面，各地每年都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几家单位，按照《会计法》规定，指导、帮助这些单位建立和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抓好示范，以点带面，把辖区内各单位的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建立起来，并使之切实得到实施，真正运转起来，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地要把查处违法会计行为与帮助违法单位建立和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查处违法会计行为的同时，做好延伸服务工作，指导、帮助违法单位进行制度建设，从制度上杜绝违法会计行为的再次发生。 会计管理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只有三项：第一，依法监督会计信息；第二，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第三，搞好会计管理机构的自身建设。这三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

基本理论论文篇8

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开始关注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形成了一些主张和观点*1。尽管这些主张和观点尚需继续论证，但目前的学术争鸣，对于学界而言仍可谓是一件幸事。它毕竟说明了行政法学界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研究行政法学中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学术研究不能仅囿于对现有法律规范的解释，满足于对历史或当代现存法律制度的描述，而应探究、挖掘这些法律规范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人们的意识、观念等诸多背景因素的影响；应研究行政法规范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通过研究“动态的法律”或称“行政中的法律”问题，指明应然和实有的行政状态之间的法律需求。学术研究的价值应当体现在它可能对人们的行为、观念等产生反射性影响，给人们以启发与思考。 “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确实是一个很难准确、完整界定的概念。但我认为，它可能是关于行政法产生、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与阐释，关于行政法中的基本制度以及这些制度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主张和结论，关于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行政法中最核心的问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又简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关系的阐释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行政法学基本理论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笔者主张用“基本理论”，较之“理论基础”可能更贴切些。 目前行政法学界争论较多的可谓“三论”之争。即“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也还有学者提出一些其他理论主张、观点*2，但它们都涉及对行政法本质、行政法功能的不同认识，只是融进了主张者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罢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对“三论”的争鸣，必须建立在对某些特定概念与范畴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即“管理论”、“控权论”有其特定的涵义，否则无法实现观点交锋，相反则可能是各执一端，争论半天，只是在几个概念上打圈圈，其实质内容并无太多差异。在我看来，所谓“管理论”、“控权论”是“平衡论”者们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起见，将一些具有共同观念和这些观念支配、影响下建立的法律制度分别综合概括出来的，“平衡论”正是相对于这二者提出来的，所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争鸣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基于对“管理论”、“控权论”这些提法以及其涵义的认同，否则无法进行评析。这几年来我有幸参加了罗豪才先生主持的有关“平衡论”问题的讨论。下面谈谈我对“平衡论”及相关问题的粗浅看法： 一、摆脱传统理论束缚，跳出“行政法是管理法”的窠臼 在“平衡论”者们看来，“管理论”实际上是将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视为行政客体，突出地强调行政权力，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优越性，漠视相对方的合法权利，这种主张往往与“人治”的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将法律仅视为统治民众的一种工具。在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所谓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行政法”，一定是有较强“人治”色彩或专制成份的“管理法”，它往往与高度中央集权或计划经济相结合，也还可能与政治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中的极端理想主义相联系。在这种理论支配下，国家往往缺乏对行政相对方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缺乏对行政权力自身进行监督的法律机制。相反是强化行政权威，强调行政权的影响力。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维护行政权力，轻视公民权利。 前苏联还有我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管理论”占居主导地位。它们认为“行政法就是管理社会秩序或管理公民的法律”或称“治民法”或“官治法”，这从我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概要》可以看出。有的学者对此还作过评析，认为从该书可以看出“中国行政法就是管理法”。*3客观讲来，那段时期主要受前苏联影响，也有自身认识的问题，确实反映出“行政就是管理法”。前苏联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几位前苏联行政法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行政法作为一种概念范畴就是管理法，更确切一点说，就是国家管理法”。 *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我国政府各界乃至普通民众中仍是很有市场的，甚至为某些官员所赞同与支持。 有学者分析“中国行政法实际上是管理法 ，主要是从教科书内容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出发来论证的，当然也提及了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5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以为还应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政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条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当然反过来 看在个别国家特殊的历史时期，对于统治者或官僚机构来讲，“行政法是管理法”占有很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合理的、最易接受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看，仍是一个片面、残缺的理论。因为它是立足于“行政本位”来看待行政法的功能与作用的。 二、大胆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但又不简单照搬“行政法是控权法”的理论 行政法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伴随着分权理论而产生，最早产生于西方。由于英美国家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行政法就是控制（限制）政府权力的法”*6，“行政法是管理行政机关的法，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法”*7，便有其合理性，甚至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一面。我认为西方的控权学说有其特殊的背景因素： 1、从英、美国家建立的背景看，议会至上、法律至上、议会主权下特别强调行政的法律从属性，强调行政行为同样要受到司法审查，这是英国法治理论的精华，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 2、从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观念看，在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权力与自由等关系的价值选择上，往往选择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尤其重视个体权利密切相关，这一点也可谓深入人心或根深蒂固。甚至在其宪法条文中特别突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3、从西方国家早期兴起的权力制衡学说看，西方国家学者最早提出了权力制衡理论并影响了当时国家权力架构体系和诸多理论，“行政法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便是这种权力制衡学说在公法领域中的反映和体现。该学说以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否则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更何况势力强大的行政权，更需要法律对之全面监控。这样在它们的行政法体系中，尤其强调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极其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有学者还指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补救的法，而不是实体法”，*8而对现代权的积极作用不作过多研究。尽管也有学者提出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应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但他们选择侧重保护私权和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念并未有根本性动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9。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或其理论也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其法律文化中有益的成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所以我认为，“控权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深刻的、合理的，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在西方国家仍居于法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观念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我们也不可简单地照搬与移植“行政法是控权法”的“控权论”，而应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一种适合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理论主张。 三、博采众长，以“平衡论”构造当代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 如前所述，从历史发展阶段看，西方国家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法是一种控权法，即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这种“控权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内容有一定的合理性，直至如今其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控制的精髓仍有可取之处，只不过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用单纯控权的观点来分析行政法的本质、功能，还应当正视现代社会行政权积极作用的发挥，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不过其“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思想仍可资借鉴，应当继承与发展。 “管理论”的主张虽然在总体上显得过时，容易导致行政专横和对人权的侵犯，但是也决不应一概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其存在也曾有过合理的基础，从辩证角度看，“管理论”中注意维护社会秩序 ，强调公共利益和提高行政效率亦有某种可取之处。 “平衡论”便是摆脱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既吸收各自的合理之处，又扬弃各自的不适应之处。是对“管理论”、“控权论”的批判与继承，扬弃与发展，是对行政法价值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行政法功能全面、完整认识的结果。*10 平衡论者认为现代行政法本质上应是“平衡法”，“平衡”是现代行政法的精神。对“平衡”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11 平衡论者在对行政法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行政法学领域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念及理论体系，即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所流行的“控权论”以及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管理论”。“平衡论”者结合目前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即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矛盾论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行政法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阐述了行政法中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12 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运作与监督，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平分配到行政权的运作，再到公民权利的救济与保障等，通过建立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充分实现二者利益的平衡，追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平衡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正因为如此，“管理论”与“控权论”也是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合理存在的产物。我们不能否认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形势、环境的变化，“控权论”与“管理论”逐渐丧失了早期所具有的影响力。这样，一种博采众长，体现“平衡”精神的行政法基本理论主张──“平衡论”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普遍性或世界性，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主张更适合于当代中国，因为从当代中国的国体、政体、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等诸多因素看，具备了“平衡论”赖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中国相对于“管理论”与“控权论”而言，“平衡论”更具有其合理、可取之处，更适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 贸然得出上述结论，主要基于对以下若干因素的考虑： （一）“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我认为“平衡论”的可取之处首先在于其采取、运用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即方法论的先进性或科学性，它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分析行政法中的“永恒”主题──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剖析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职责的关系，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的关系，针对行政主体与相对方、行政主体与监督行政的组织之间法律关系的不同特点来揭示不同阶段、不同环节、不同法律关系领域中存在的“非对等性”问题，这种既有“两点论”又有“重点论”的分析方法，避免了“一点论”的片面性及弱点，也避免了极端主义观点的缺陷，便于获得对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实际上这种“平衡”的分析方法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外社会科学家们的重视与关注。 （二）“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如果说计划经济下“中国的行政法是管理法”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为“行政法应是平衡法”提供了可能，或者说为确立体现“平衡”精神的中国行政法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平衡论”提供了一种可以而且应当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既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只顾一头（指国家利益），过分强调公共利益，甚至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又不能象西方国家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甚至以宪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现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有时也强调维护公共利益，注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适度平衡，但总体上讲仍是个人利益居于显著地位。 （三）“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存在的的政治基础。我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第3条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再结合宪法第 5条、第41条等条文可以看出，我国人民政府（行政机关）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存在某些利益冲突，则要遵循“合法性”原则和“统筹兼顾”原则。既要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又要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其越权行政、滥用职权；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防止公民滥用权利。宪法条文还反映出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法律控制的现代法的精神，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控权”乃是实现平衡的必要手段。若不实行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法律控制，便无法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方权利义务的总体平衡。 （四）“平衡论”在中国有其赖以产生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基础。对于思想观念和法律文化进行细密分析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对新中国建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法律意识的变化作一粗略描述还是可以尝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建国初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法律仅被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尤其是视为阶段斗争的工具，八十年代中期后，又逐渐视之为行政管理的工具。*13 未来一、二十年后步入宪政时代时，法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法律除有传统的价值和秩序、效率外，还有维护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14 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法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和增强，法律不再只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工具，也是监督管理者依法行政的工具，还可以是人们用以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的工具。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行政本位”开始受到动摇，个人权利自由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作为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任何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追究。 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政府应是一种责任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法律。人们也普遍感到一种良好、安定的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有效管理予以维持，同时又希望政府并非一个万能物，而只是一个有限政府，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既要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也要能利用法律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总之“平衡论”是比较适合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的，也容易为社会各阶层的民众所接受。 最近几年里，我国几部重要的行政法律、法规都似乎渗透和反映了“平衡论”者们所主张的平衡精神，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恰恰相反，在笔者看来，它是中国立法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外国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作的一种立法选择，它并非西方“控权法”的翻版，更非传统“管理法”的继续，而是一种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它说明了“平衡论”的主张实际上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当然，“平衡论”是九十年代初期刚刚提出来的一种理论主张，目前尚属创建阶段，还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论证和阐述。但不管怎样，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建立，*15 将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平衡论”还将迎接实践的挑战，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 注释： *1 参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载于《中国法学》1993年第 1期；武步云《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载于《法律科学》1994年第 3期；陈泉生《论现代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服务论》载于《法制与社会》1995年第5期；黄学贤《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新探索》载于《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2 如“服务论”（见陈泉生前引文）“公共权力论”（见武步云同前引文）“公共利益本位论”（见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3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P87-93。 *4 （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群众出版，1983年版，第24页。 *5 参见何勤华、郝铁川等《中西法律文化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6 （英）H.W.R韦德和C.F.华斯共著《行政法》第7版牛津克莱顿出版社第4页。 *7 （美）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8 （美）伯纳德.施瓦茨前引书第3页。 *9 （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贺卫方、高鸿钧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10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作展开。可参见另文《“平衡论析评”》。 *11、*12 参见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13 参见蔡定剑《法制的进化与中国法制的变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P5-6。 *14 同13 P6。 *15 至1996年底，若干本全国统编教材如高等政法院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8月版）；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教材《中国行政法教程》（1996年版，人民法院出版社）；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教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已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平衡论”指导下的行政法学体系的重构。较之过去的教材，无论体系还是内容均有较多的改变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