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理念论文范文

环保理念论文篇1

【关键词】政策理念；环境政策；环境公共政策；价值观

1.政策理念的内涵

政策理念是指基于公共政策价值观的旨在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系列对问题的看法、政策决策的观点和与此相应的价值信念。公共政策价值观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对公共政策价值物、公共政策价值关系、公共政策价值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反映，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取向、评判标准和行为定势。[1]简单的讲，公共政策价值观就是公共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模式，这些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资源如何进行提取和分配。[2]公共政策价值观通过政策理念对公共政策具有导向作用、动力作用、整合作用和评价作用。政策理念的变化通常引起政策目标的变化，不同的政策理念要求相应的政策目标与之相适应、相协调。政策理念既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也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用以检验和评价政策效度的有效工具。

萨巴蒂尔和简金斯-史密斯将政策行动者的理念体系分成三种结构型态 （1）深层核心，是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根本规范及其解释；（2）政策核心，是政策子系统内如何达成深层核心理念的因果认定、基本策略与政策立场：（3）次级方面，一组有有关如何达成政策理念和目标的工具性考虑。其中往往更深层核心的价值理念规定着次一层的认知和价值评判与选择。比如，一个政策行动者的最深层核心理念是倾重于公平观，那他的环境政策核心价值则会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坚定者，进而影响着他选取环境政策工具的价值倾向。

本文中的政策理念主要指第二、第三层级的价值理念，即政策核心和次级方面的价值认定与取向。

2.环境政策理念的概念

环境政策理念是为解决环境公共问题而在相应的环境价值观的基础上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进行提取和分配的一系列对问题的看法、政策决策的观点和与此相应的价值信念。环境政策理念通常是与一定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的，因此，环境政策理念一般由政府环境政治理念、社会环境价值取向和国民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构成。环境政策的制定必须按照相应的政策理念来设计，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要求政策决策主体以社会与环境的均衡发展为政策目标，并通过多种政策工具来缓解和防范生态问题。环境政策理念作为环境问题认知的一种政策反映，它既是环境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和价值依托，也是决定政策产出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又是评价环境政策与环境目标耦合与否的重要指标。

3.环境政策理念的意义与作用

3.1环境政策理念是国家基本政策在环境保护中的体现

环境政策是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所采取的一切对策和行动，主要指在环境法律以外的有关政策安排。[3]我国环境政策理念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始终与我国社会宏观发展战略协调一致，政府政治理念、国内环境意识和经济发展方略是环境政策理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国家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理念的协调保证了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国初期我国“阶级斗争为纲”和“以重工业建设为全国工作重心”的发展理念，体现在环境政策理念中的便是针对环境问题的局部整治，即通过环境问题流的政治反馈来制定相应的环境工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优先的发展方针则是我国“边污染边治理”的环境政策理念的发展前提。由此可见，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战略对当时的环境保护理念起了决定性作用，环境政策理念充分体现国家政策理念，是该阶段国家建设方针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具体彰显。

3.2环境政策理念充分体现环境公共政策价值观

环境公共政策价值观是政策决策主体对环境问题的价值取向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反映，环境政策理念是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理论保障，不同的公共政策价值观要求相应的政策理念与之适应。西方学者对于公共政策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正义、效率、平等、民主、秩序、发展、利益等核心概念上，我国环境公共政策价值观也以这些核心价值为主要内容。[4]我国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经历了重工业轻环境、重经济轻环境和环境与发展并重三个阶段，这种环境价值取向充分体现在不同阶段的环境政策理念当中，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从牺牲环境强调发展到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环境政策理念始终体现着环境公共政策价值观。

3.3环境政策理念是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保障

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影响公共政策系统的环境因素有自然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等五个方面，政策理念所包含的政治理念、政策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因素等都对政策议程及公共政策的产出起到指导和理论保障的作用。[5]环境政策理念通常由政府环境政治理念、社会环境价值取向和国民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构成，它反映了政策决策主体的政策选择倾向与环境公共政策受益群体的利益愿景，在我国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环境政策理念在体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与当时的国内政治文化紧密相连，环境政策理念是相关环境政策设计的理论依据，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保障。

3.4环境政策理念是环境政策分析与评估的重要标准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对待选定方案进行政策分析，以帮助政策决策主体进行目标的确定和政策战略的选择，并有效地促进公共政策的规划和设计，进而提高决策效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所谓公共政策分析是根据一定的公共政策理论和知识，采用多种方法和技术，对公共政策系统及其运行进行优化分析的实际应用过程。[6]而在政策运行一定时间后，对于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效益则需要进行评估，以便进行政策调整或将其终结。政策评估一般认为是指一定的评估主体，根据一定的程序和标准，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公共政策的效果和价值进行评价和判断的一种政策行为。对于我国环境政策的分析，环境政策理念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准，待选环境政策是否与环境政策理念一致、是否能够有效地达成环境保护目标是合理的环境政策产生的有效依据。在环境政策评估过程中，环境政策运行中是否贯彻了环境政策的价值并产生了环境政策预期的效益是当前环境政策继续执行、进行修订或将其终结的有力参考。

【参考文献】

[1]梁丽芝.公共政策价值观的构成、功能及整合[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2）：23.

[2]娄成武.梁淑艳.公共政策学[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187-192.

[3]王海斌.我国环境政策导向的思考与探讨[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8（1）：29.

[4]陶学荣.公共政策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66-72.

[5]樊钉.公共政策[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74-85.

环保理念论文篇2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

一、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意蕴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后根据我国的发展实践提炼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对于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总结，是“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理论指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需要新的理念作导航。生态文明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是物质文明之后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其最突出的表现形态是提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

第一.就创新来说，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关键点，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挥体制机制的创新，正由于传统的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对生态环境破坏巨大，所以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发展模式的创新，政府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制度创新，全面小康社会需要理论创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更需要时刻围绕创新作“文章”，创新贯穿五大发展理念全过程。

第二.五大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导，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都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核心前提，尊重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五大发展理念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五大发展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使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方向性，科学性。五大发展理念在强调绿色发展，协调发展，而生态文明建设在绿色，协调发展上与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的同质性的要求。

第三.五大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升华，作为指导思想的五大发展理念要求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其科学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把握。二者是有机联系和辩证统一。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

五大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方面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论提升到作为“十三五”指导思想的理论的高度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进行生态文明建需要五大发展理论作为理论指引。新时期建设“美丽中国”正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挑战，突出地表现在污染和生态存在着持续恶化的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生态保护问题，特别是气候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议题和关注的焦点。单纯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正如在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多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陈述的观点；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在于“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原始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无不是以消耗资源，生态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掠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认识论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自然中心论”到“人类中心论”再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认识的升华，这体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协调性，绿色性是契合时代的要求。

三、五大发展理念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需要

五大发展理念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在处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进行保护生态资源，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生态保护的的路径和模式的选择都需要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特别是在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中，先进理念方法是时代性的引领思想，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是契合时代的需要。

（1）生态文明建设注重创新性，绿色性

生态文明建设注重创新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的路径，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模式，科技成果，体制机制，低碳循环跨越式发展需创新引领，创新减少资源获取的绝对依赖，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方法依赖创新实现可持续，而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又具有密不可分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法。绿色又是求得保持生态环境优化持续为目标。作为最显著的特征的绿色发展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在资源环境约束的条件下，生态和资源的有限性要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绿色发展作为目标，发展绿色经济，破解资源约束的瓶颈，创新性和绿色性是路径选择。

（2）生态文明建设把握协调性

协调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短板”的有效方法，生态文明建设中注重协调发展需要兼顾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重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在协调发展中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生态建设中兼顾局部与整体，现时与未来的需要，城市与乡村的适度平衡，遵循自然，生态，经济发展规律是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的持续优化。在生态保护中兼顾人的发展和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生存需求和人口的容纳，生态开发与自然的和谐性。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画卷和铸就生态安全的屏障，以期实现“生态美”的人居环境等都是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3）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开放，共享发展规律

在开放中保护和开发生态资源，在开放中实现跨越式经济增长，在开放中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先进科学技术是开发资源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有效途径，国内外有益经验的吸收为生态安全屏障的建构提供借鉴意义。同时还能为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路径方法和模式选择，在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进程中，譬如：环境资源的开发理念，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生态环境国家立法，生态补偿补助方法等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共享发展理念能够使全体国民获得的成就感，在迈向小康社会征程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共享发展能够缩小贫富差距，能够有效地平衡人与自然发展，共享社会财富，减少资源的过度开发，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

四、小结

面对着持续恶化的生态形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需要改善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水污染问题，空气污染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社会共识，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这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和时代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关辉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沈阳理工大学2011

[2]刘春元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当代价值 [J]；经济研究导刊 200991（4）

环保理念论文篇3

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俊秀与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生江灿腾合写的《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一文，基本上是对西方环境保护理论模型的介绍，但从中亦可一窥台湾佛教环保实践及思想演变的概况。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惠南的《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和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朝成《心净则国土净》二文，则对佛教环保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了比较有份量的论述。wWW.133229.COm照王俊秀与江灿腾的说法，这两人在环保思想上的研究，不仅是对西方知识界“环境范型”的思想回响，而且也可以视为此一领域在台湾地区的先驱性研究。社会关怀，是推行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环境保护则是佛教关怀社会的重要方面。笔者主要根据上述三篇论文所提供的资料，对此略作介绍。所用资料，悉据从国际互联网下载的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所建佛学资料库电子文档，特此志谢！

佛教思想如何为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所谓“范型”(paradigm)，是指用以检验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念及假设，可用来提供一种世界观或宏观视野。长期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许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超越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活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王俊秀、江灿腾）

自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从此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因此“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乃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必要过程。王、江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四组对比的观点：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以上所述“范型转移”观念，可见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hep）逐渐转移成为“环境范型”(nep）的思考和体认。

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台湾佛教的环保思想，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例如著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从1950至1980年，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并在1983年集结为《如是庵学佛賸语----护生百讲》、《如是庵学佛賸语----鸟兽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佛教界从环保角度对放生活动本身进行反思，则要迟至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4月，释圣严在《人生》第62期发表《为何放生？如何放生？》；1989年3月，文化大学生物学系在《人生》第67期发表《请勿随意放生》。而且这两篇文章，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

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佛教界相继出现了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传道法师不但出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影带──《净土的呐喊》，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破除‘经济奇迹’的政治神话，纠正偏颇政策”；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内的）塑胶垃圾”。他的这一呼吁，已经能够把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和政府，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的“普渡”，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得重要。（杨惠南a）至于昭慧法师，不但创办“生命关怀协会”，更实际投身第一线从事护生和戒杀的工作。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撰写的环保文章，现已大部分收在《浩荡赴前程》（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和《愿同弱小抗强权》（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两部新书里。此外，像《福报新闻周刊》和《佛教文化》等佛教刊物，也大量报导关于环保的问题。

杨惠南于1994年发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对台湾佛教界的环保工作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他认为以“预约人间净土”为号召的慈济功德会和以“心灵环保” 为号召的法鼓山文教基金会，虽然在环保工作上成绩最卓著，但都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依据：(一)在实际的环保工作方面，二者都偏于垃圾回收和植树，未能触及污染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已与资本家利益结合的政府。(二)在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也就是说，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嗔、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的防治与清理。论文尖锐地指出：重“心”轻“境”的环保理论，乃“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之所以有所偏颇、值得商榷的原因。杨惠南呼吁：建立一个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为了对治重“心”轻“境”这一古来即已形成的错误理念，此时此地甚至应该提倡重“境”轻“心”，亦即“境”先“心”后的佛教生态学。（杨惠南a）

林朝成曾接受“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和经费的补助，于1992年完成《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一书的研究（未出版）。同年又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浓缩和修订成为《从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的专论，提出六点“未来生态新典范”： 1.对自然的高度评价；2.普遍的同情心；3.谨慎周密的计划以防止风险；4.经济成长的极限；5.日益求新，崇尚兴革；6.新政治观。以此作为思考的参考座标，然后企图进一步结合佛教的教义，以建立“佛教生态学”。文中批评“台湾佛教环保意识的觉醒又落后台湾社会十年”，建议尽速地整理佛教环保的文献，具体意见如下∶

(一)佛教基本教义与环保生态观的汇通。如“缘起”与“深度生态学”的比较；“依正不二”观与自然环境保护或环境权的汇通；“八正道”与“后设经济学”的比较.....等等，都应納入佛教环保的基本文献内。

(二)佛教的环保福利事业。可参考唐《法苑珠林》的方式，拟定条目，細加分类，每类有述意、有经证、有诠释、有引申，以方便参考与查阅。

(三)佛教高僧大德的具体事例。重新整理各僧传居士传，选出具体环保事例，以为参考效法。

(四)佛教戒律与环保生活法则的比较。环保必须落实于生活，其所提供的生活法则，大都合乎戒律所规定者，尤其是菩萨戒，更可給从事环保的资源与启发。（林朝成a）

王、江的文章引述了上述杨、林两教授的论文后，认为两人对佛教界环保思想的批评意见，虽然都是援引西方现有环保理论观点，却不忘在佛教传统教义里，寻求原有教理的支持。说明佛教传统的生态理论，确实含有和新的“环境范型”理论相契合的某些成份。至于哪些是有待提升的积极因子，王、江的文章并没有深论。好在这次研讨会上，杨、林两教授又提交了新的论文，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展开。

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

据杨惠南自述，他所写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曾依照中观学派“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的”性空缘起”理论，以及瑜伽行派“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阿赖耶识缘起”之教理，说明内“心”与外“境”的一体性。但该文口头发表时，评论人林朝成指出此文的主要结论“外在世界的清净，乃内心解脱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并不具有强而有力的说服力。因此，本文是对林朝成批评的进一步回应，分作《维摩经》〈佛国品〉的“净土之行”、“净土之行”的两层意义、严净佛土∶成佛的必备德性、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四大部分，试图透过更多的经证，说明心、境平等（甚至“境”先“心”后）的生态学，乃佛教经论的本意。

一、《维摩经》〈佛国品〉的“净土之行”

不管是“预约人间净土”或是“心灵环保”的环保理念，都是建立在《维摩经》〈佛国品〉中的净土思想之上∶“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例如，在“心灵环保”的运动当中，曾把“不说谎”、“生气时念佛”、“开车时不要赶路、抢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纯属内在心灵修养的德目，当作是环保的德目。杨惠南认为，这种重“心”轻“境”的环保理念，乃是当前台湾佛教环保运动的主要盲点，出于对《维摩经》的断章取义。杨惠南详细解释了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释迦回答宝积菩萨问“菩萨净土之行”，首先原则性地指出“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然后是展开“因行”中直心、深心、菩提心等十七种修习“净土之行”的德目。在对十七种德目的长段说明之后，紧接着有一小段经文∶

“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在这段引文当中，最后的两句，乃是被称为“唯心净土”的有名经句，为一切重“心”轻“境”之环保理念的经据和理据基础。然而，引文一开头，一直到“是故宝积”一句之前，还说到了“直心”乃至“一切功德净”等十三个由浅入深的修行次第∶(1)直心；(2)发行；(3)深心；(4)意调伏；(5)如说行；(6)回向；(7)方便；(8)成就众生；(9)佛土净；(10)说法净；(11)智慧净；(12)心净；(13)一切功德净。

二、“净土之行”的两层意义

在这十三个修行次第当中，第(9)和第(12)值得特别注意。排列在前的第⑼是“佛土净”，而排列在后的第(12)则是“心净”。从它们的排列次序看来，外在的“佛土净”，显然比内在的“心净”更加必要而根本。这意味着∶“佛土净”是“心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外在的佛土不清净，那么，内在的心中烦恼也就无法彻底地清净。只要“境解脱”，那么，紧跟着也就“心解脱”，乃至彻底的解脱成佛，“一切功德净”。因此，《维摩经》〈佛国品〉当中的净土思想，应该有两层意义∶

(1)如果想要“心解脱”，就必须“境解脱”：亦即，如果要让内心的烦恼彻底去除，那么，必须先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这是“直心”乃至“一切功德净”等十三次第所显示的净土理念。

(2)如果想要“境解脱”，就必须“心解脱”：亦即，如果要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那么，就必须先去除内在心灵里的烦恼。这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句经文所显示的净土理念。

三、严净佛土∶成佛的必备德性

在唐·玄奘所译的《说无垢称经》〈序品〉中，提出“严净佛土”的译名，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经》〈佛道品〉，也曾说“常修净土”，这和其他大乘佛典所提出的“净佛国土”或“庄严净土”都是同一概念。这样看来，“净土之行”确实有两大类别∶（1）往生既有的净土，这是《阿弥陀》、《药师》等经所阐述的；（2）严净佛土，这是《维摩》、《华严》、《摩诃般若》等经所弘传的。然而，不管是从佛典的经据，或从实际的理论来说，众生及其居住的器世间，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普渡众生和严净佛土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单单强调“普渡众生”，而忽视“严净佛土”的作法，是不够、有所偏差的。

四、从“境解脱”到“心解脱”

杨惠南在文章最后说，依照理想的状态，目前台湾佛教的环保运动，应该建立在心与境平等、众生世间与器世间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之上。为了对治曲解《维摩经》(佛国品)中“心净则佛土净”的经义的偏差，建立一个强调“境”清净或“器世间”清净的佛教生态学，似乎来得更加重要。这是作者之所以强调从“境解脱”到“心解脱”的原因。

心净则国土净──关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

林朝成认同杨惠南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认为此文的问题出发点，正是从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保守心态的批判出发。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或是决策的问题，并含有价值观和信念。对佛教生态观的思考，正是从价值观和信念的层次，提出它的关联学说的内涵。他在“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即以“心净则国土净”为核心，思考其可能的生态学涵意，并尝试说明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指出佛教界环境关怀该有的自觉。（林朝成b）

一、“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

林认为，杨惠南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中，主要关切的在于应然性或义务性的论据，也就是道德的强制性，以提供环境保护的必然性。“净佛国土”乃至“严土熟生”是解脱成佛的义务性条件。那么，正确的解决“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便是建立“内心”与“外境”并重的佛教生态学。从此一理论基础来看，对佛教的思考方法和教义，有二点规范性兼具批判性的原则：

首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不能是理性的直线式思考，必须透过缘起法对非直线体系的直观才能产生。那么，佛教的生态观有进一步发挥缘起观的解释范畴，衡定其中道观的适用潜能，这对教义的内部体系该有重新评价的积极作用。

其次，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许多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生态的问题因其关联性，往往比表面所呈现的问题更为深入。缺少对国家、帝国、科技或资本真正深层的批判，将人类关系的复杂网络化约成简单的、抽象的、科学的图像已成为深层生态学被批判的焦点（参见李庆锋译∶《深层生态学评论──对基进环境主义的一次挑战》，刊于《台湾环境》55、56、57期），那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便不应避免“境”的构成特征∶人类社会的批判与反省，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反应出的意识型态与实际的权力运作，得从心与境的双向分析，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

二、“国土净”的生态学涵意

根据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国土净”至少有以下两个内涵∶(一)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二)在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于世间。如果把它转化成生态学的涵意，则是∶(一)维护生态系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二)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健全运作的社会。那么，国土净的最切合实际的行动，莫过于能够使生态系充满活力与使社会永续长存。从永续社会的观点，可以提供清净国土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清净国土的生态圈(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人类对生态圈负有保护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换句话说，即对清净国土负有强制性的义务。

第二、生态学重视多元化的价值。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大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和谐，并非由机械化的标准，而是由有机的分化而达致的。就社会来说，不断增长的统一是从不断分化而来的，一个延伸的整体是它的组成的多元化和充实的产物，因此，永续的社会必然是多元的社会。

第三、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态运动主张∶学会降低物质需求，比起过度的消费物质产品将提供更多的实现形式。降低量、提升质的生活将会让心灵与精神得到更多的实现空间。而这种主张和佛教经济学相符合，即通过最佳的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的满足。佛教经济学是为未来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合流，提供了良好的典范的可能性。

三、“心净”的生态学涵意

佛教的教义，历来重视净化我们的内心，扫除贪、嗔、痴三毒，使心灵解脱自在，尤其是无我的教义，去除人的占有心态，不执著而透显解脱自在的生命境界，对比于甘于素朴的生活方式，更具改变生活方式的潜能。就生态关怀做为内心净化的论题，可以更清楚说明“心净”的生态学涵意。生态关怀需具备普遍性的同情心，将此同情心推广至⑴其他种族、⑵其他物种、⑶祖先及后代子孙的幸福，以确保生态圈的活力与社会的永续存在，这便是生态关怀的宗旨。

赘论

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境由心造”，我们人类所生存其中的环境，并非机械的自然，也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因此，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下，生态学有着积极的批判潜能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力量。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理应为现代生态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石。就佛学的第一义谛而言，在“心”与“境”的关系中，“心”无疑是第一位的。杨惠南、林朝成等学者所提出的“心境并重”乃至“境”先“心”后的提法，须落实在世俗谛层面上看，而且多少还带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愤激之情。笔者曾经指出，人间佛教具有三个层次：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杨、林等学者所批评的台湾佛教界的环保思想，恐怕与佛教界对世俗社会的过度适应不无关系。如果避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运作，那么“心灵环保”一类口号，就变成为环境污染人人有份的各打五十大板，使环境问题无从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佛教必须进入到社会批判的层次，才能使佛教的社会关怀真正成为可能。

佛教对社会的关怀和批判，与向社会的学习和适应，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如林朝成教授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透过社会学习，当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生态思考，以回应当代的挑战，至于重视内心轻忽外境的主张，或源于心为绝对的自变数的主张，或源于传统的单向直线的思考，或源于佛教缺乏社会哲学的中间机制，以做为思想的参照平衡点，这种种可能的原因，透过整体的社会学习，正是重建佛教整体思想的契机。”

参考资料：

王俊秀、江灿腾：《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以台湾地区的佛教实践模式为例》《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杨惠南a：《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当代》第104期，1994。

杨惠南b：《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林朝成a：《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白圣长老圆寂三周年紀念论文集》，1992。

环保理念论文篇4

关键词：城乡规划 生态建筑 设计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方面的资源浪费严重，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人类的居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一部分较为发达的城乡地区，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环境严重破坏，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人类社会面临的这一问题，我们要构建出真正适于我们人类生存的生态聚居环境。而一直以来，中国建筑的理念大多是借鉴一些西方的建筑理念，没有对自身的情况有足够的认识，事实证明我国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人类居住等一些社会问题已经不是借鉴西方建筑理念能解决的，所以我们必开拓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独立的建筑理念，也就是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贯彻到城乡规划中的建筑中去。

一、城乡规划中生态建筑设计的概念

城乡规划就是相关部门对于城乡各方面的发展以及空间布局的合理建设进行统一的规划，合理节约地利用自然资源来改善人们所生活的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城乡规划不论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对居民的生活都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乡建设的规划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建设现代化城乡结合的工作进程，在进行规划时，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合理协调和处理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状况，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保障文化的同步发展，还要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设计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发展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还要注重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重视建筑和周围环境的融合。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设计要求建筑本身的风格要与周围的环境相互融合，建筑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建筑理念和生态理念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尽量发挥自然资源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来塑造建筑本身的生态环境，建筑与生态环境融合的过程包括建筑材料、建筑的理念以及建筑物的风格等许多因素的融合，要在不破坏本有环境基础的前提下，最大化原有保留环境中的初始状态，真正做到建筑与环境的自然融合。第二，建筑材料的应用一定要绿色环保。建筑材料是建筑物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所选用的建筑材料一定要绿色环保才能够体现生态建筑的根本理念，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建筑工程中所选用的建筑材料质量不过关，达不到环保的要求，这不仅会破坏周围的环境，还会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而生态建筑主张的是全程采用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能够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不受到影响。第三，建筑周围的人文环境的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能够对人的心情和思想产生积极的影响，让人们生活在一个轻松舒适的环境中，让人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保持愉快的心情，现代人们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良好的人文环境能够帮助人们释放心里的压力，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是改善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城乡规划生态建筑的趋势。

二、我国城乡规划中生态建筑发展存在的问题

2.1.不能深刻认识生态建筑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对于生态建筑有着许多不同的概念，但是其核心的内容是一致的，就是生态建筑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生态理念和建筑理念的融合，根据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将建筑和周围环境中的奇特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安排，使建筑真正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建筑物内部气候条件还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建筑本身要具备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还要还要具有寿命长、无污染、节约资源、改善周围环境等优势。但是在很大一部分人的眼里，建筑物周围只要有一定的绿化就可以被称为生态建筑，又或者建筑物的内部加一下植物的点缀就是生态建筑，这些都只是对生态建筑比较浅显的认识，并没有深刻地对其含义进行研究，是对生态建筑的片面认识。

2.2.缺乏现代化技术的应用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也被广泛地应用到建筑的设计中去，城乡规划的生态建筑更加应该加入更多的现代化技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达到城乡建筑的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增强建筑的节能功能。但是由于人们观念的落后，尽管现代化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却没有在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中得到充分的应用，这就导致建筑设计中的生态理念无法完全的被表达出来，降低城乡规划中生态建筑的现代化水平。

2.3.无法理论结合实践

随着生态建筑的理念的越来越深入，生态建筑设计的理论也逐渐成熟，很多关于生态建筑的论文也为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目前在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中，却没有很好地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导致理论与实践活动的脱离，还有的直接套用理论，忽略了结合当地建筑的实际情况，造成建筑的不合理等情况。

三、城乡规划中的生态建筑设计改进措施

3.1.加快城乡规划制度改革的进程

加快城乡规划制度的改革，要求我们发挥创新的思维，对城乡规划中的不利因素进行改革，建立一套完善的城乡规划体系，将城乡规划与神态建筑设计完美的结合，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加快生态建筑设计在城乡规划中的工作进程，以保证城乡规划的良好发展。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包括生态建筑的合理需求和当地的环境现状来制定改革的方针政策，提倡城乡规划时坚持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的理念，最大限度上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3.2.创新生态建筑观念和设计方法

城乡规划在对生态建筑进行设计时，要不断的更新现有的理论知识，从观念和方法方面进行创新，争取将生态建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对于生态建筑以往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参考其设计精髓，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让生态建筑和周围的环境能够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改革传统的建筑理念中错误的或者落后的观念，创新思维，融合多种设计理念和思维，使生态建筑的设计达到最佳效果，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的城乡规划进程。

3.3.增强生态建筑的自我调节能力

生态建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居住者和周围的自然环境有效地连接起来，在对建筑物进行建造和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其状态，增强建筑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建筑物的内部要的布局设置要做到科学合理，给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注重生态建筑的内部采光，与环境更加和谐的沟通，加强建筑的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生态建筑的内部要尽量多的放置一些绿色植物，净化室内空气，调节室内的空气湿度，使内部的环境达到最佳状态，内部环境得到充分的优化，才能够更好地与室外的环境融合，进而增强生态建筑的自我调节能力．

四、结论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在城乡规划中，生态建筑的理念很好地解决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难以协调问题，我们要大力弘扬生态建筑的理念，为我国的城乡规划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罗宇萍 谈城乡规划设计中的生态建筑 [期刊论文] -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1（22）

环保理念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 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 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 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 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 财贸经济，1998，（8）．

[4] 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 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 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 白光润． 生态旅游[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8] 杨桂华，钟林生，明庆忠．生态旅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环保理念论文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整体保护；自然环境；莲花山

Abstract：Embarks from the historical culture whole protection idea, divides the near modern history cultur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into the monomer to the block, the block to the cities,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ole protects three times. Take“the Guangzhou Panyu area Lianhua history culture protectorate plan”as the example, the discuss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hole protection idea and the method practice application.

Key words：historical culture；whole protection；natural environment；lianhua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10-47（4）

引言

历史文化保护区，是指经国家有关部门、省、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镇、村、建筑群等。对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思路，大体经历了从文物古迹本身的“博物馆”式的保护、历史街区或地段的协调保护、历史城镇与周边地区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三个阶段。本文以广州市番禺区莲花山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为例，探讨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与方法，认为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理念可以为我国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1　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与方法

从历史文化整体保护的理念来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由文物建筑向历史地段、街区不断拓展，保护与城市规划开始走向结合；对历史环境越来越强调和保护范围的日益扩大：从单体到街区，由街区又扩大到城镇。又进而兼及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遗产区域（heritage area）”（李伟，2004）。由此可见，整体保护理念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单体到街区时期、街区到城镇时期、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的整体保护时期。

1.1　单体到街区时期

1933年，《雅典》提出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对“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强调对文物建筑的保护。1962年法国率先颁布了保护历史地段的《马尔罗法令》，又称《历史街区保护法令》。历史地段，尤其是历史街区的性质和文物建筑有所不同，保护的原则方法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意味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涉及物质实体环境，还进一步包含了人文环境，使之同城市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1964年，《威尼斯》扩大了文物古迹的概念，提出保护“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 从《雅典》到《威尼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完成了从文物建筑单体的保护到历史街区保护的过渡。

1.2　街区到城镇时期

1976年，《内罗毕建议》指出历史地段的保护包括“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等广泛内容，维持历史或传统地区及环境，并使它们重新获得活力。扩展了历史地段的范围，提出了历史城镇的概念。从《威尼斯》到《内罗毕建议》，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完成了从历史街区的保护到历史城镇整体保护的转变。

1.3　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整体保护时期

1968年，“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开始重视自然和文化保护相结合，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公开发表的官方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的最早声音之一。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1987年，《华盛顿》在总结《威尼斯》二十多年来各国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了历史地段以及更大范围的历史城镇、城区的保护意义与作用、保护原则与方法等，提出“一切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所涉及的历史地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及其自然、人工的环境”。在历史文化整体保护方面，我国起步较晚。2007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明确了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环境的整体保护理念，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规划编制、实施管理提供了法定依据。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整体保护理念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演进，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获得广泛共识。因此，借鉴和运用历史文化与自然环境整体保护的理念，在《广州市番禺区莲花山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对莲花山整个山体与历史文化遗产实行整体保护的理念，为莲花山的历史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环保理念论文篇7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内容

生态自然观是自然观不断进化的产物，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尤其是生态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新的思维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自然观相比，生态自然观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认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指出，人类存在于自然界中，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创造了人类，人类又通过自身的社会活动来影响和改变着自然。因此，人与自然在彼此相互制约中，人类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消极地回归自然，要做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联系的中介环节。在实践中，自然成为劳动的对象，是人们获得生产和生活物资的来源。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是相互创造、同步生成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类无限地掠夺和破坏自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因此，在生存和发展中，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去理解、适应和利用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在生态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治理过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地方政策、法律法规、科技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影响，现阶段依然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思想观念落后，地方保护严重当前部分基层政府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唯一标准。他们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不顾长远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了一些排污企业，收取高额利税。面对环保部门的检查，地方政府也会进行干预，及时为企业出招想法，往往能够顺利通过检查，继续生产。

（二）法律法规缺失，科技水平落后近年来，我国环保部门通过制定一系列环保制度和奖惩措施，使得生态环境稍有好转，但是还存在着立法滞后和执法不严等问题，导致部分违法企业或个人交钱了事，违法成本低，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在技术方面，生态环保工作缺乏配套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从事环保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直接影响环保技术的宣传和推广。

（三）文化素质低下，环保意识淡薄从整体来看，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公务员，都不能够树立保护生态的主人翁意识，不能认识到建设美好家园是每一个地球人应尽的责任，以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难以渗透到各级政府的执政过程、企业的发展历程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中。还有些人呈现出一些无意识、不自觉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扰乱了原有的生活状态，增加了代际环境负担。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

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促进着人类的繁衍生息，但是经济系统的运行一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将会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要多措并举解决生态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注重科学理论指导，明确生态建设方向伴随着当今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发展，人类越来越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出自己所需的各种物品。更有甚者，他们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环境加以改造，他们只顾满足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从未考虑到将来的发展，这并不是一种进步的表现。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因此，人类在发展经济时，不能忽略环境代价及资源利用情况。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能够深入分析生态治理方面存在问题及原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正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不以地方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进行科学规划，统筹发展，推进生态治理取得良好的成效。

（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发展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要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以产业转型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抓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厂区经济向园区经济转变。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循环型农业，推进生态农业和低碳农业发展模式，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要通过科技进步与创新，正确处理快与好的关系，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仅要保持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发展道路上，要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方式，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创新经济，促进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相统一与最优化，构建循环高效的生态经济产业发展体系。

（三）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公民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每位公民齐心协力，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公民，要自觉树立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周围的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并勇于对破坏生态文明的现象进行监督，提高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法制观念，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作为政府部门，要大力拓展宣传渠道，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公交等媒介，广泛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广形式的舆论宣传和科普教育，提高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努力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体系。通过向人们宣传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绿色城市、绿色环境等生态文明建设知识，倡导人们建立“有权消费，无权浪费”的消费观念和“我护生态，生态护我”的环保理念，促进广大市民自觉树立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周围的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新的文明成果，已经纳入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指导下，自觉树立正确的生态环保理念，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形成和谐融洽的关系，努力构建美丽中国。

环保理念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正文】

环境伦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而日益彰显的一种伦理思潮，它对工业化过程中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功利观念，进而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立新的价值观念，要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它涉及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提倡环境伦理源于人类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省，引发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的危机意识。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而导致的。而缺少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是环境法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一个相当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只有面对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的无奈，因此人们不得不对以往人类的价值理念、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生态伦理道德问题。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目前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的文明,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应坚持的环境伦理观也不应当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作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修正者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人为本,又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一、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之影响

自然法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人类的思辩精神在法律领域中的反映,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法律的道德性是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在自然法理论中，法治承载着诸多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安全等等，而这正与当代人类社会通过长时间的痛苦和悲剧实证经历后的要求相契合，人类开始觉悟到了人类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进而开始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千年不殆的终极文化汇流，由单一、单向、虚假、强权开始转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真正文化；开始关心生存的伦理、自然的平衡、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并确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文化尺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 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普遍规律； [1]《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1]如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秦律·田律》中规定,二月不得砍伐树木,非夏天不得取草烧灰以免影响幼草生长……不许捕杀幼兽幼鸟,不许毒杀鱼鳖以及繁殖期的野兽,先秦思想家荀况在其著作《王制》中提到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等等。

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 ,他承认有绝对凌驾於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因此可以说古典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在这个阶段自然法不再根植于抽象的自然和神,而是根植与人的理性,其理论以两个自然的假设为推理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自然法坚持道德伦理与法律的不可分割,宣扬“公平”、“正义”等价值。道德伦理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不能割裂法和道德伦理的关系,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自然法学说等传统哲学观点所关涉的伦理道德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道德伦理观的变化对法律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法律被染上了浓重的道德性色彩。在传统的自然法道德伦理观念里，人们往往忽视了环境道德，并未将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视为道德问题，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人类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变化, 以促进人与环境自然协调共生为中心的新环境伦理道德观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

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折射出的影响是工业文明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的演变过程，而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机，首先端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方式下，整个社会的制度的形成实际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这其中，道德伦理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无形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秩序要求相应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德制来引导和保障其正常有序的运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曾明确强调道德伦理对于有序市场的重要意义。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类似于经济道德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称这种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道德伦理以及意识形态作为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无形力量，这种道德伦理观在自然法思想中已经显现。

二、环境伦理观在环境法中的价值体现

从社会调整的角度看, 法律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必然要融合和渗透到法律中, 法律是维护并传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有效手段。[3]在环境保护中，除了要求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体制以及健全的环境司法制度外，还要求有环境伦理的内部基础。

（一）环境伦理观促进了环境立法目的转化。

环境立法的目的随着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关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也随着理论研究和人类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学者们借助于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对环境立法目的理念实现的研究中，关于环境立法的直接目的，无论是环境法学界还是环境立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是“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并无不同。而关于环境立法的终极目的则有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保护人类环境权和自然的权利”、“保护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实现环境正义与环境公平”、“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等观点。从环境伦理的价值观看，环境的主体从人类已经扩大到自然和生态系统范围内，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衡量，环境立法的目的理念最终要求人类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应该符合整体生态利益的需求。

（二）环境伦理观启发了环境权理论的产生。

在环境伦理思想的指导下，环境权的法哲学理念正在形成和发展。环境权概念的产生是基于国家负担了积极的环境职能,它是国家对环境利益冲突的一种全局性考虑。[2]从环境权解读视角来考虑环境权的内涵。首先, 从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来看：不仅是公民, 还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以环境保护的理念来看：地球上的一切环境资源既属于当代人, 也属于后代人, 以体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其次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两大部分，具体有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环境权是人类的基本法定权利，是从生存权、发展权中推导得来。环境权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与公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本质上又是一项平等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环境权具有私权性质。同时环境权有自益和公益性,环境权权利的客体---环境利益有共享性,决定了环境权不能像私权一样由当事人任意合意达成或放弃,它是一种新型权利———属社会权利范畴,它要借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作才能得到保障。

（三）环境伦理观加深了自然权利论的发展。

美国学者c.d.斯通于20世纪70年代在“树木的诉讼资格”一文中提出了自然物权利论，他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能被视为权利的拥有者，在法律人的世界里还居住着无生命的权利的拥有者。随后美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r.f.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力》一书中主张在环境伦理发展的进程中建立自然的权利。纳什在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思潮作了历史考察之后，指出 “自然的权利”这一概念就处在英美的少数派权利扩大的历史延长线上。 承认“自然的权利”，并在人权的延长线上给其以位置，这就意味着“权利”概念向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扩张。到90年代，美国自然权利理论的法律实践在有着大陆传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1995年3月23日以日本鹿儿岛奄美岛内生存的4种珍稀鸟类为原告，由几位日本公民以其人的身份在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政府批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这些案例在客观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正面的作用。[4]

（四）环境伦理观健全了环境法治的理念。

环境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们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弱，以及公民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普通公民具有一定的环境伦理观意识，不再把人类看成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认识到了人与自然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必定能为环境法治的开展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公众基础。另外在实践中，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律在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状况时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可以减少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走弯路，保障环境法治健康顺利的开展。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理顺上述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的关系。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虽是两种不同规范,环境伦理属于意识范畴,环境法治属于制度范畴,但两者存有密切联系,凡是环境伦理所反对和谴责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禁止和制止的,凡是环境伦理所提倡和颂扬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支持和肯定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问题。新的环境伦理要求在法律上予以体现,要求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法律化在环境立法中非常重要。因为在环境立法过程中往往存在种种漏洞和不足,道德虽然规定了义务性的规则,但不具有强制力,道德的法律化可以为这种法律的漏洞和不足提供补偿。反过来,法律也必须道德化。环境伦理观包涵新型正义观和价值观,要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公正原则, 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环境伦理——国内环境公正和代际环境公正也必须渗透于环境立法之中，才能确保权利主体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权利并不至于滥用而导致对人类环境的破坏,环境法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才是公正的。

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伦理观价值还表现为尊重自然,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去开发自然,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自然。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组织在1982年发表的《世界自然》序言中指出的:“生命的每一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当受到尊重；为使其它生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伦理准则的支配”。生态系统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

三、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对环境法之影响

（一）环境伦理观的转变：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地球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6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从规范人们的行为入手，为现代人提供适合当代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更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从保存和爱护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各种观点，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也称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简单的说法就是视人为万物的尺度，并从人的利益来判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它不仅主张和赞成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且主张人类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好恶来随意处置和变更自然。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每一种进步，都是建立在自然的屈服之上的，必然以自然价值的支付为代价。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不再是伙伴和合作的关系，而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阶段，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它寄生于托勒密为代表的“地球中心论”之上，其核心观点是主张人类在空间万物的意义上即在地缘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第二阶段，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它除了包括经过神学目的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之外，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亦即断言上帝是为了人类才创造其他非人类事物的，因而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第三阶段，现代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人类的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在上述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的头脑越来越膨胀,造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使人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恶化。”[5] 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伦理观，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质。

面对危及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人类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进行深刻检视，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勃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保护整个地球生物圈，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中心主义看到了人与生物、物种、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这种理论以纯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势必陷入认识论上的误区，这也是其理论上的缺陷所在。[6]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研究表明，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生物和自然都拥有其自身的固有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有关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物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自身，而是把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大到“人—自然”系统，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扩大到生物和自然。

（二）生态文明下的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伦理观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贯穿所有全球问题的轴心。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7]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它是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全新理念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指引下，出现了新的和谐自然观,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为目标,本身包涵着对自然、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观应当显现为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生存和继续存在的权利的认可。[8]在人类已经掌握有极大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力量的情况下，生态文明方式与其说是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不如说更多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与顺从，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顺从，是有其现代的科学理论为根据的。新的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同时又肯定了人类伟大的能动作用，对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为人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出路和前景。

可持续发展战略酝酿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革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次环境革命。这种重合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理论层面，为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相继产生的，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9]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可持续发展强调二者和谐一致，肯定双方相互的价值和权利。主张人类在追求发展权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与互利关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它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整合与扬弃,形成了超越两者,包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的伦理体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方面与环境整体主义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以及对一定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环境道德规范进行研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采取了一种整合的态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生态文明理念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尊重自然的权利,此理念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生态文明理念体现最为深刻的是深层生态学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其代表人物奈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造,把人和社会融入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文明要求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可持发展的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体现了它的终极目的，确立了生态本位主义的立法目的理念。

（三）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观对环境法的启示

具有生态伦理理念基础的现代环境法,是基于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自然价值与权利的新认知。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是一种“革命性的价值变迁”的环境法,其试图从根本衡平时代利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由于可持续发展是在现有国际关系原则框架内达成的共识，它的基本思想不仅已为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而且也被世界广大公众所接受。所以，在当前环境伦理体系尚未获得统一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以提供较大的空间，容纳不同的环境伦理学说，在不同层面上起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实践活动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粗暴地对待自然界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的治理首先要从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做起，人类要对自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加以反省，尊重与善待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活动的场所，同时还是给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可供人类使用和利用的对象。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与之打交道的客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决定人，这是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是人决定自然，这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决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 [10] 。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正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支点，是人类现实利益与理性智慧、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结合。因而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认识与承认导致了人类对它的责任和义务，人类要控制和制止对环境的破坏，防止自然生态的恶化；还要保护和爱护自然，为自然生态的组织进化和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创造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仍为传统伦理观所左右,人本主义的———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和地球生物圈中心主义相对立———传统法律伦理观仍然在立法者的头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即环境立法在立法者的理念里

仅仅是作为促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方法,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而已,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浅层的环境主义。[11]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也应当把这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理论基础,在法律制度的设定上做到既保障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又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根据环境整体的可持续的标准对环境立法进行调整,现行环境法并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环境保护基本法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一些环境立法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应遵循环境伦理维护生态的长远利益，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尊重生态环境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要求，改变原有的立法指导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公平纳入到法律追求的目的之中,使环境资源法更具有价值合理性，以环境伦理观来指导现行环境立法。建立以保护自然权利原则、生态权利优先原则、人类综合责任原则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这种环境法不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把自然对人类的价值作为保护的目的,而是以自然的整体价值为追求目标。

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它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也进一步说明，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环境伦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紧密相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法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在环境立法的同时，人类只有认识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注意自然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才能够对自然界进行符合人类生存目的的改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在确定人的主导地位和正当利益的同时，也要求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为了人类，从人的利益出发，主张人的权利，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主张自然或非人生命体的权利。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树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促使人类能够自主、自觉地承担必需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人类与资源、环境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注释】

[1]南怀瑾.易经杂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天津荀子选注三结合注释组.荀子选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135.

[3]孙国华.法理求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651.

[4]张锋.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的一个法学视角 [eb/ol].中国环境法网，2004-8-30

[5]周河、谭柏平、汝婷婷.论我国环境法学的自然科学基础[j].商事法学,2004.

[6]贺思源、曹钟安,论环境伦理观的嬗变对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6(10).

[7]朱斌,张利华,宋江华. 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 (1) .

[8]曹明德.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的现在与未来[j].法学论坛,2006（2）.

[9]王南林.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eb/ol]..cn/,2002-2-26.

[10]蔡守秋等.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2001（4）.

[11]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92.

[12]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m ] ∥韩德培.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1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25.

【参考文献】

[1]有学者指出，自古以来，人类就有不杀生的宗教和道德传统。人类的不杀生，主要是基于宗教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宗教原因的不杀生，如印度教禁止杀牛，伊斯兰教禁止杀猪，基于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后世的。阴阳五行家的“天人感应”、“相生相克”，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 “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万物皆有佛性”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旨在告诫人们顺应自然，不破坏自然历史过程，否则将遭到大自然报复。

[2]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已经被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法文件加以肯定和确认。在《东京宣言》、欧洲人权会议、《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都明确地把环境权列为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美国环境法对普通法中公共信托原则(the public trust doctrine)进行移植产生了财产权说，这以美国密执安大学萨克斯教授的“环境公共财产论”为基础，即环境资源的所有权由公众委托给政府行使,国家对环境资源享有所有权。政府作为受托人有责任为全体人们包括子孙后代管理好这些财产，未经委托人的许可，不得自行处理这些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