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管理论文范文

语境管理论文篇1

【正文】

2005年6月6日至10日，由中国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亚洲电影研究会(ACSS)三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隆重召开。计有来自美、英、加、日、韩、印、新加坡、新西兰以及中国两岸四地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到会参加研讨。这使得会议研讨单元多达33个，是继2004年上海大学成功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注：有关此次研讨会情况参见《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中外电影学者的盛会——“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和理论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侧记》一文。另可参见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会议论文集《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之后，东西方电影学术界又一次规模宏大的交流与对话活动。

除了旨在以学术行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以外，本次会议的背景还与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关于亚洲与中国电影的研究热潮有关。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和资讯科技与视听传媒的日益发达，电影正在逐渐取代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成为西方“窥视”、“想象”，乃至“建构”东方的主要载体之一。过去海外许多从事社会学科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学术兴趣转移到电影及其相关领域，并逐步积累了一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成果。为了对这些成果进行一次集中展示，同时也为了对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亚洲电影文化进行重新体认和评价，三家主办单位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策划和筹备，终于使这一次学术含量极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为现实。

会议邀请到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到会做主题发言。如英国伦敦大学劳拉·穆尔维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米莲姆·汉森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罗伯特·艾伦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尼克·布朗教授、ACSS主席约翰·兰特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郦苏元研究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彭吉象教授等；一些在英语学术界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知名学者，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卫·詹明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美国西方学院邱静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保罗·克拉克、伦敦大学裴开瑞(ChrisBerry)等也应邀到会。另外，到会的还有著名导演谢晋、著名电影史家程季华、李少白等中国老一代电影工作者，以及倪震、胡克、章柏青、贾磊磊、黄会林、路海波、周星等国内知名学者。

一、理论反思与范式探索

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电影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种悲观主义论调认为，百年电影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美学危机。那么，从理论角度人们应当怎样来回应新技术发展对已有电影观念的影响？这便是劳拉·穆尔维在会议第一个主题发言中所要回答的问题。她指出，DVD播放器所拥有的“快进”、“定格”、“回看”等检索功能，不仅为老电影提供了一种新的“非线性”的观看形式，也对传统影像叙事的时间流程提出了挑战，使叙事与时间之间的裂痕得以放大。传统电影叙事有赖于胶片运动来营造动态幻觉，而画格本身却是静止的。这种关于“瞬间”和“延续”、“静止”与“运动”的错觉呈现，被劳拉·穆尔维表述为一种电影的“鬼性”(ghostliness)（注：这里的“鬼性”意味着让业已逝去的生命和生活被保存下来，变成一种“此在”(now-ness)。也就是说，电影是对死亡了的过去的一种复活形式：其一，电影能够挽留已经故去的演员的生命表象；其二，电影胶片记录的是已经逝去的某一瞬间，而胶片的连续显影所呈现的影像流动则使这些静止的瞬间得以复活。在劳拉·穆尔维看来，这种“鬼性”正是电影的本质特征之一。）。过去，在传统观看方式中，这种“鬼性”往往被连续不断的影像流动隐藏起来，而随着DVD的出现，它却被暴露在暂停、快进、回看的按键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这正构成新技术条件下人们对电影本性进行再发现和再认识的重要契机之一。有趣的是，劳拉·穆尔维在她发言的第二部分，试图从伊朗导演阿巴斯影片的“重复”与“延宕”风格，以及有关“追寻”和“终结”的主题中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假设。在她看来，阿巴斯影片的“追寻”动作不断被一些枝蔓情节与偶发事件所阻断、所延宕，这喻示着一种线性叙事的瓦解。而阿巴斯的这一风格在《樱桃的滋味》一片中臻于成熟，使主人公对死亡的“追寻”通过一系列具有社会意义的“偶遇”表现出来。与此形成对应的是，由DVD播放器提供的对影像的“暂停”，也使叙事的延宕具有了一层“政治面向”，它可将观众带回到电影的物质“静止性”，或更宽泛地说，带回到人们对时间的“冥想”，包括时间的流逝与时间是如何被表述或被保存的基本命题上去。也许对于多数中国听众而言，劳拉·穆尔维的主题发言显得有些抽象，不过它却启示人们，通过“暂停”、“延宕”的画面去追问影像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从新技术所提供的观看可能中，探求契合于历史而非脱离历史的新的发现。

相比之下，罗伯特·艾伦教授的发言就显得更为实证。他首先以自己10岁的女儿如何接触迪斯尼影片《超人特工队》（注：英文为TheIncredibles，也可译为《超人之家》，是迪斯尼和Pixar公司于2004年联合出品的动漫影片，同期进入市场的还有与影片相关的人偶玩具、电子游戏、旅游纪念品、发烧友网站(提供有关娱乐咨询的宽带高速下载)、主题公园等延伸消费形式。大多数美国观众在观看影片首轮放映之前，就已经大量接触过各种与电影有关的延伸产品。按照艾伦教授的看法，这也构成一种影片被观看的语境。）为例，说明电影科技为人们带来的多种便利的消费方式，进而将话题引向近25年美国人口与社会结构变迁与影片风格、类型及消费模式更迭之间的内在联系。艾伦指出，美国60年代初和80年代后期的生育高峰，以及70年代与90年代的出生率急遽下降，都直接影响到八九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和风格。在1983—1992年期间，13—25岁青少年观众比例从55％下降到38％；16—20岁青年观众比例则从24％下降到15％。而同期，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婴儿却开始进入婚育年龄。针对他们的欣赏口味，制片商开始拍摄《三个男人和一个婴儿》这样的都市家庭喜剧，并且在票房上大获成功。这导致好莱坞电影主流类型由过去的科幻、警匪、恐怖朝向家庭情节剧、喜剧类型转化。

另一方面，1983—1987年，美国家庭录像机的普及率从10％迅速攀升至50％。此后，进入影院看片的观众数量因此而大幅度下降，大多数家庭越来越倾向于从大型超市或社区音像店购买、租借自己喜欢的电影录像带。这又导致影片类型和美学风格的进一步变化。市场对P级与PG级影片的需求远高于其他电影品种。1983—1992年的10年间，美国家用录像带电影的年销售额从590万美元增长到2.64亿美元，家庭电影的兴盛使得好莱坞电影从传统的“影院时代”进入“后影院时代”。

从方法论上看，罗伯特·艾伦的主题发言似乎是在呼应2004年会议上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约翰·卡德维尔教授关于“深度产业实践研究”的理论设想。（注：参见[美]约翰·卡德维尔《影视产业文化中批评性理论的扩张与实践》，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一发言在方法论意义上更能显现出它的学术价值。因为它所援用的人口统计(Demographic)和工业文化(CulturalIndustry)与电影史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至少对国内学术界来说还比较新鲜。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学术视野，更多去关注那些电影作品文本以外的“泛文本的集合”，那么，电影研究就会形成一个更为健康，更富建设性的理论格局。

米莲姆·汉森教授在主题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她关于“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Modernism)的理论创建。（注：参见[美]米莲姆·汉森《堕落的女人、冉升的明星以及新的地平线：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白话现代主义”是技术、经济及社会现代化在大众文化上的对应物，以及大众文化对上述方面的回应，与“精英现代主义”一词相对应。“白话”指一种社会性的话语形式，是个人体验的表达形式，能在公共场所为他人认同。它不同于方言，可在相对广泛的区域内流通。）她将白话现代主义观念放在东亚电影语境与当代全球化、跨国电影生产格局中加以考察。她指出：白话现代主义可为分析众多在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差异的电影，以及现代性的诸多表现提供“比较性”的理论框架。不同的电影传统以及在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的现代性经验，反过来又可以补充和完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她以日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为例，分析了这些影片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认为这些影片涉及了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如经济萧条、失业贫困、团伙犯罪、传统家庭解体、父权危机、性别与性向问题的重新界定等。这些现代性经验在当时新兴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视像文化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不仅包括电影，还包括现代建筑、时装、广告等。在白话现代主义美学趣味的引导下，日本左翼电影偏离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军事扩张的支配，但它又不构成对这一意识形态的自觉“抵抗”，而只是至多反映了电影美学风格的众声喧哗与另类实验性。

在笔者看来，“白话现代主义”这一理论建构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过去我们讨论现代主义，更多是从精英主义的话语实践角度，将现代主义与经典主义加以二元对立，而对它们之间的承继、呼应关系缺乏必要的洞察和透析。实际上，普通大众对于现代主义的体认有赖于一个远为广泛的文化消费领域，特别是在电影、现代媒体等大众文化语境中，“现代性”往往也被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形式呈现出来。在中国三四十年代，阶级斗争、民主、自由这些具有高度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也是经由中国民族电影浅白的“白话”形式，才得以为中国普通观众所消费和认同的。而这些影片正是套用了经典主义艺术语言来对现代主义进行象征性表达的。

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的主题发言，旨在为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发展建立一个宏观的理论阐释框架。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当代(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文化建构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十七年”和“”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革命”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到新时期，现代性观念开始取而代之。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浮出水面，压倒了现代性和革命性，成为中国电影和大众文化发展的主调。它们三者的关系并非完全排斥或对立，而是常常处于彼此交叉、冲突和协商当中。陈犀禾的发言又是与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他针对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中的父亲形象所展开的论证，引起不少与会者的回应与论辩，显示出人们对于这一话题的兴趣和关注。

在北京、上海分别举行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从电影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特征着眼，将中国电影历史发展划分为三次高潮的观点也曾引起与会者的激烈讨论；约翰·兰特教授在发言中则回顾了亚洲电影研究领域七位开拓者的学术贡献。这些发言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浮现出目前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研究的成果与现状，为人们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参照。

二、探索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新维度

借中国电影百年纪念之机，反思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已有史观、方法，探索电影史述新的灵感和新的维度，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主题之一，会议主办方收到相关主题的论文多达50余篇，其中30篇来自境外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这也能反映中国电影史在海内外学术界所受到的关注程度。

正如郦苏元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与过去50年相比，最近的十多年，中国电影史研究“大有蒸蒸日上之势”。但同时他也提醒人们说，由于电影史观与学术方法，以及关注对象的差异，中国电影史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惑和挑战，尤其在一些对中国电影史所进行的跨学科研究中，“电影”常常为“历史”所取代，电影史的学科个性不同程度受到遏制而陷入一种隔靴搔痒的泛文化研究当中。针对这个问题，郦苏元呼吁电影史学家应该努力建构一种以电影本体为核心的电影史学观念，并在重审电影“史实”与“事实”二者学理关系的基础上，对历史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原则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界定。

郦苏元的这一观点，在随后其他学者的发言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教授就在发言中表现出一种“正本清源”的史学家气质。他指出，目前关于中国左翼电影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其视为国共两党在文化领域的一种斗争形式，而忽视了战前政治文化格局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派系纷争。实际上。左翼电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主张，与的政治、文化策略也有彼此吻合之处。同时，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大大削弱了其对电影业的控制，这在无意间为艺术创作的自由提供了可能。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李道新博士的发言，以民国时期各地报纸对中国电影的有关报道为切口，从电影文化的传播学角度反观种种有关早期电影的历史叙述，试图从中探索重写中国电影史的新的视角和契机。无独有偶的是，宁波万里学院讲师徐文明对宁波城市电影放映史所做的梳理，也体现出对档案、文献、史料这类“泛文本”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发言受到罗伯特·艾伦的高度肯定，认为这种“微观电影史”研究，对电影通史、综合史等“宏大史述”有一种填补漏隙和凸显历史“具体性”的认识价值。不过也有学者对此类“泛文本”研究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尽管报刊、文献、档案本身确是一种历史有机构成，但毕竟只是前人对电影的“叙述”形式，因此在做此类研究时，应对它的“文本性”有所自觉和警醒。

历史是一种对过去的叙述形式，因此它显著地带有史述主体的主观性痕迹。这也就是近来电影史学界关于历史是应该重“史实”还是重“阐释”，以及“阐释”的客观标准的争论焦点所在。事实上，某些历史“阐释”的史学合理性也正在受到人们的追问和质疑，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就谈到，在电影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理论评价的客观性和适应度，否则会导致“指鹿为马”的荒谬结果。张英进教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评判了近年来对战时中国电影的修正性历史重述，指出某些研究者为了取得预先的意识形态评估，无视文本证据而对一些电影作品进行误读。他认为，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挖掘电影的“含糊性”美学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向“即此亦彼”的多元共存的学术评价，背后却暴露出区域文化学术政治的理论弊端。尽管如此，运用新近理论对传统电影文本进行介入式重读，依然是目前中外研究者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它对电影史研究的理论建设性与启发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仅能提供新的思路和灵感，也可为电影史述拓展更为开阔的话语空间。在本次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恩华的《迷失与回归：吴永刚从〈浪淘沙〉到〈巴山夜雨〉》，以及美国杜克大学洪国均教授的《影像时间：〈新女性〉与上海30年代对殖民现代性的影像呈述》两篇论文就是这样的例子。

西方史学理论在19世纪曾出现过一次转型，史学重心从历史本体论转到历史认识论问题上，由此历史认识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就成为20世纪历史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这在电影史研究实践上，则表现为重“史实”还是重“阐述”二者的分野。从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实践来看，后者似乎显得更有活力，也更具话语优势。然而，西方电影史学界也从未放弃从各种不同角度追索历史客观性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一套相对比较系统和开放的史学方法论。（注：参见[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见石川主编《电影史学新视野》，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相比较而言，中国电影史学界无论在史实的发掘、考订，还是在运用新史观对传统史述进行的重审和阐释，以及电影史学方法论的反思与建构方面，都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这就决定了中国电影史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史述实践和已有成果，在借鉴西方历史理论与相关批评方法的同时，对相关电影史学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并带有自觉批判意识的理论清理和检视。对于如何来着手展开这一工作，西南师范大学虞吉教授在他的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要对现有史述中大量的缺漏加以补足，归还历史的本相；二是要对已有史论判断加以衡量和重估，在既有学术成果和新的研究之间达成良好的衔接。他的这一观点表明，目前中国电影史学界已经开始在电影史学理论，尤其是在建构史述方法论层面有了进一步的自觉，而这正是催生为系统、科学的中国电影史述成果的前提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传统电影史从未或很少涉足的话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如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专家保罗·卡拉克教授就试图在“”电影总体文化氛围与80年代中国电影繁荣这两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内在关系。他说，尽管“”期间中国的电影产量降到了最低点，但电影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中国观众陶醉其间，并从中找寻自己的乐趣。这一观影经验塑造了他们对于电影的认识。而80年代中国电影的繁荣和进步，很大程度上与“”时期形成的这种“电影情结”有关。上海大学吴小丽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钱春莲讲师的论文，则分别从章子怡与抗战电影中的明星所承载的社会观念意指入手，剖析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想象与明星的形象、身份之间波谲云诡的映射关系。来自韩国的青年汉学家林大根博士，更是别出心裁地将中国现代电影文化纳入中国文体发展的总体范畴，以此梳理中国电影与文艺传统的关系。林大根指出，中国诗歌发轫于《诗经》，唐末发展到极致，由宋入词，再到明清的话本小说，催生出近代中国文艺的主流文体。同理，电影的出现也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文艺体裁转换，但电影克服了传统文艺的大众传播和语言文字交流等方面的障碍。除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学者以外，浙江大学盘剑教授的《〈申屠氏〉与洪深艺术观的改变》，日本文教大学白井启介教授的《20世纪早期上海演出事业中的电影》，上海大学马宁副教授的《从国家寓言到类型共和：30年代中国电影的国家建构与类型变革反思》、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副教授的《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与境遇》、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中国电影外来影响的源流踪迹的初步考察》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的价值取向，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开阔的学术思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察。

三、对“国族”电影的跨文化重审

除此之外，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重新建构电影批评，以及如何在跨国(Transnational)语境下重审民族电影的“国族性”(Nationality)问题也是研讨会的聚焦点之一。

对于前一个问题，尼克·布朗教授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从对几种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英语学术著作的批判性阅读入手，以一种东西方比较的眼光，探讨了西方后殖民与后现论对中国电影批评话语建构的影响。他对由某位华裔学者提出的中国“第五代”电影是一种“自我人种志”(Self-ethnography)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在文化多元论的基础上探讨对国族电影进行跨文化批评的可能性。对于第二个问题，伦敦大学中国电影研究专家裴开瑞在发言中认为：“国家”与“民族”概念在跨国语境中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够再以旧有的封闭而单一的“民族国家”观念来研究跨国时代的电影现象。（注：裴开瑞这一观点是对华裔学者鲁晓鹏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国族电影的研究必须转向跨国电影研究”命题的回应，其核心是强调超越单一国族、政治的视野局限，而从跨国、跨文化角度对电影现象进行理论读解和阐释。）但“国族”或“国家”概念在跨国时代以及跨国电影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他举例说，类似《卧虎藏龙》、《英雄》等一类跨国发行的中国“大片”，实际上正从三方面重塑了“国族”观念：第一、在功夫片类型的外包装下，所谓“中国性”正是以一种能被“非华人”观众方便消费的方式来呈现的；第二、不同的华人观众对“中国性”的接受和理解方式也各不相同；第三、国家的电影业通过吸纳跨国资本而得以重建。在此基础上，裴开瑞特别强调“抵抗”(Resistance)的观念。在他看来，“国族”电影的观念与实践均源自对好莱坞电影的抵抗，这类同于民族主义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然而，他又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抵抗”本身，因为“抵抗”从根本上说又是一个含混而复杂的过程。这一看似矛盾的命题恰好说明了跨文化国族电影内部的复杂性与生动性。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大卫·詹明信教授的发言则涉及到一种“另类”的全球化——即二战前的共产国际运动和冷战时期各国对抗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战略联盟。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尽管这种“另类”全球化具有地域和历史的广泛差异，并且已经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急遽扩张中被逐渐边缘化，但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样式却依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通过对中国电影《舞台姐妹》、韩国电影《星星之火》(ASingleSpark)、台湾电影《好男好女》的文本解读，来阐明在亚洲电影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被用来建构关于社会进步的理念的。在结论中，詹明信教授强调说：或许目前资本主义电影霸权及其全球化逻辑已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太可能重复先前的辉煌，但断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记忆和其建构的乌托邦理想将荡然无存也是同样错误的。他的这一观点，在另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学生詹妮·培萨(JenniPeisa)的论文中得到了呼应。培萨认为，像《卡拉是条狗》、《香火》、《云的南方》等一类表现平民生活的当代中国影片，无论从主题上还是叙事与影像风格上都继承、延续了中国现实主义的电影传统。编导将镜头对准了急遽变化的社会给主人公带来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以一种“反英雄”的、世俗化的、多侧面的性格刻画，传达出现代化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个人心理体验。虽然编导不免在影片中表现出一种犬懦主义的玩世不恭，也无法在叙事中解决那些悖谬的现实难题，但影片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立场却与中国电影的传统一脉相承。

如果说大卫·詹明信和詹妮·培萨谈到的现象可被认作是一种裴开瑞所说的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抵抗”的话，那么，与其相对的另一种“共谋”(Complicity)态势，则在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对影片《英雄》的个案剖析中被展示出来。张颐武认为，《英雄》表明，随着全球化与市场化发展，无论是中国电影中的权力哲学还是唯美主义的消费观念都在被“正统化”(Legitimized)，由此，中国文化正逐渐偏离市场化初期的“后新时期”以及90年代的全球化轨道而进入一个所谓的“新世纪文化”时期。在此过程中，张艺谋与他的电影，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去寻求展示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奇观，而是试图借助一系列风格化的中国符码来诠释一种新的“世界想象”和“全球逻辑”。

对“国族”电影的讨论，离不开一个跨国、跨区、跨文化互动与交流的总体背景。在东亚—泛亚，甚而一个更为广泛的国际空间中，近年来兴起的“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Cinema)概念，则可以被视作跨国时代与“国族”电影密切相关，但又互有差异的典型案例。（注：对“华语电影”的界定及理论阐释参见鲁晓鹏、叶月瑜《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层面上的研究》，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而目前西方学术界所流行的“华语电影”概念，在美国杨百瀚大学青年学者伊芬·碧邬斯(YifenBeus)看来，还不免显得有些笼统，它无意中掩盖了大陆、港、台以及其他地区话语电影在社会/政治诉求与话语风格上的显著差别。这极有可能导致各地华语电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从而产生“我身何处”的自我追诘。这一观点得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米拉娜·萨托(MiranaSzeto)的印证，她举例说，这种忽视“华语电影”地域文化个性的情形，在对《英雄》一片的理论反馈中便可见一斑。这使得“英雄”、“帝国”等概念在获得了跨区域阐释的同时，却丧失了对文本自身的美学判断。对于同样的问题，台湾辅仁大学学者唐维敏试图从两个层面予以回答，他首先是从英、德、法、日等外文资料中分别读解西方对大陆、港、台、海外华语电影等不同社群电影文化的“感觉形构”。其次，再从所谓“内部他者”的视角，来厘清华语电影的整体谱系，以此在不同地区的话语电影之间达成策略性的“跨界”与“互看”。与前面几位学者的思路略有不同的是，伦敦大学博士生史唯是从叙事学角度来考察新生代电影的都市意象对“国族性”的超越的。她在发言中强调，新生代影片中那些个体的、边缘的和破碎的都市意象，不仅是对中国电影传统“国族”叙事的颠覆，同时也使得新生代电影获得了某种“跨国”(Transnational)的文化品质。

如果从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叙事风格的多样性等角度探讨华语电影，那么，香港电影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话题。香港学者KennyNg发现，在香港电影的影像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这与香港的文化归属感匮乏不无关系。50—70年代，香港本土意识逐渐高涨的时期，黄梅调电影、功夫片这类本土影像就为香港人的文化缺失提供了必要的心理补偿。而到“九七”回归之后，文化认同的危机又让香港电影再度回到殖民时代旧有的情调中去寻求心灵的慰藉。作为对这一观点的旁证，香港浸会大学的司若认为，陈果导演的影片，正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香港人对于自身文化认同危机的反思与矛盾心态。同样，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台湾青年李桐豪也从电影史的角度，梳理了50—70年代“邵氏”古装片流变与香港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的总体判断是，邵氏公司一度曾以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影片创作的主流意识，此后却由于香港本位主义抬头而最终导致古装片的全面没落。

谈到当代的香港，就不能不涉及它与内地的文化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赵卫防副研究员正是从这一角度论证了两地文化底蕴与接受方式的差异。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在政策上港产片获得了与一般国产片同样的待遇，但在大陆的票房却始终不算理想，其首要原因在于香港影界未能认准两地观众的审美差异，而是简单地将香港的审美标准推介进大陆市场。一旦内地观众对“港式”娱乐的陌生感和好奇心渐渐丧失之后，自然就会产生一种抵触心理。这也表现在香港功夫电影的落寞和近年来的惨淡经营上。为此，奥克兰大学华裔学者周学麟在他的题为《重回“少林寺”》的发言中指出，“少林寺”意象曾从历史和地缘方面为香港功夫片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美学资源。半数以上的香港功夫片都是围绕少林传奇来做文章。而香港电影获得的国际认同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们对于功夫电影的青睐。在此意义上，香港电影需要重新返回到“少林寺”，这其中包括了字面和寓言的双重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重建它在世界电影中的文化地位。

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国族”电影研究领域，海外华裔学者在语言、视野、学术背景等方面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这个论题在国内还显得有些“冷门”。它今后是否也能成为国内电影研究的“显学”；国内学者如何克服在语言、理论背景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障碍，与国际学术前沿展开更有效、更富成果的对话；或者能以此为参照，形成富于本土特色的学术强项和话语优势？这些问题都是留待人们继续思索和努力的。

四、“日潮”、“韩流”与东亚女性奇观

亚洲电影的崛起，尤其是90年代以来“日潮”与“韩流”的涌动，已经成为国际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因此，围绕亚洲、特别是日韩电影所展开的理论言说，也就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头戏。有近20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这方面的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4场单元研讨。

香港中文大学年轻教师邱淑婷在搜集大量中日文史料基础上，从电影史角度详细描述了二战至70年代香港与日本电影关系的变迁。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如果将“东亚电影”看成是一个文化整体，那么，这种“跨界”电影的形成便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由。而发端于二战时期的日港电影合作，正是构成晚近“东亚电影网络”的一个历史源头。

在全球化时代，尽管亚洲电影仍是一个内部差异十分复杂而显著的文化存在，但在与好莱坞全球电影霸权的遭遇与冲突中，它还是多少能够表现出文化的同根性与整一性。而在今天，这种整一性正在成为好莱坞全球化策略一个可资利用的筹码。对这一问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者徐刚在发言中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好莱坞之所以热衷于大量翻拍《谈谈情，跳跳舞》、《我的野蛮女友》等东亚电影，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东亚电影成本低廉；其二，它们已经通过了东亚市场的检验；其三，一些东亚电影本身就怀有某种“重拍期待”，主动以好莱坞化的电影风格来揣摩美国观众的喜好，而不是以一种独立的眼光来看待电影的美学价值和市场。这样，上述重拍片实际上成为好莱坞“外包工”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恰与东亚日益成为世界加工和生产中心的地位相符合。重拍片在给东亚带来了超额利润的同时，也让东亚电影蒙受了更大的潜在损失。

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产业运营，另一方面则来自对本土文化与历史资源的有效开掘。针对前一个问题，美国韩裔学者Noh-KwangWoo在他对纽约的韩国电影节的个案分析中指出：韩国电影除了注重开发国际院线市场之外，还善于通过国际电影节搭建有效的文化交流和销售渠道。纽约韩国电影节根据这一文化定位，与观众、影评界、亚洲电影学者和发行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获得了艺术与商业的双赢。而针对后一个问题，美国Hallym大学教授金栋薪与乔伊尔·大卫(JoelDavid)在发言中提出：当代韩国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很大原因在于韩国电影人与观众双方都愿意将电影当作一种回忆与重估民族创伤经验的文化载体，由此电影就成为世界了解韩国以及韩国人进行自我文化确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学视角。

另一位伦敦大学的韩国学者李吉雍比较了韩国大导演林权泽的影片《醉画仙》在韩国本地与英国展映时，所用的宣传画面的异同，以此说明不同文化背景对韩国电影的性别问题的不同接受和理解，他认为：韩国本地的电影招贴画是男主人公骑在屋脊上饮酒的场面，它强调的是主人公的男性艺术家身份。而英国的宣传画则展示男女主人公在风景如画场景中的镜头，它仿佛要告诉英国观众：《醉画仙》是一部关于、异国风情与东方漂亮女人的故事。这一细节上的差异充分说明，韩国电影是如何通过“异国情调”和“色情”的视觉元素被西方文化“女性化”(Feminised)的。而这恰恰构成西方观众对韩国电影进行消费的一种潜在心理逻辑。如果注意了这一点，人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本次研讨会大量关于东亚电影研究的论文都是围绕“东亚语境下的女性特质与跨国视觉呈现”这一命题来展开的。但在到会的一些亚洲国家学者眼里，东亚电影中那些富于视觉魅力与新潮的女性视像背后，事实上却构成了对东亚女性现实社会与文化处境的一种深刻的遮蔽。

美国学者沈京(音译)认为，在以彰显男性英雄主义为特色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女性角色大多是以挑拨男性兄弟情谊的“妖女”形象出现的。但是，在涉及《水浒传》的影视作品改编中，她们却往往被当作故事的主角。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来探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是如何受制于社会历史语境与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的。这一观点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蒂莫茜·艾勒斯博士(TimothyIles)关于日本电影中“女强人”形象的发言主旨颇为相近。艾勒斯认为，尽管日本当代电影中“女强人”角色在不断增加，但“男性凝视”的视点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方式否认女性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现实主体性，让人感到，当今日本社会急需一种新的性别文化建构。而这种“女强人”形象，在韩国影片中被赋予了另一种“野蛮女孩”(YupgiGirl或SassyGirl)的视觉表象。这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韩国青年学生韩民(音译)看来，尽管这些“野蛮女孩”在性别关系上颠覆了传统韩国女性神话，但她们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截然不同的表现则再一次证明了既有性别秩序的牢固。“野蛮女孩”形象的生产并不表明性别地位的转换，相反，它只是在新的消费与资本环境下，为视觉产品的跨国消费提供了一系列与现实无关的女性符号而已。

还有一些发言者关于女性呈现的话题是围绕日韩恐怖片中的性别问题展开的。尽管涉及的影片和话题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揭示了东亚女性跨国呈现中隐含的“厌女癖”(Misogynic)式的男性意识形态。在它的主导下，东亚恐怖片中的女性要么因“母性气质”(Motherhood)缺乏而被表象化为“女鬼”，要么则因企图僭越性别、伦理秩序而遭到死亡/惊吓的惩罚。

相比之下，由中国女性导演创作的一些女性题材影片，还多少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东亚女性状态与女性意识的自然流露。美国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在她的发言中分析道，80年代以来，张暖忻、刘苗苗、黄蜀芹、马晓颖等中国女导演常常借助对女性自传体小说的视觉改编，来表达自身内在的女性意识与女性经验。虽然女性电影与女性文学之间关系密切，但二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女作家倾向于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蓝本进行文学虚构，而女导演则大多倾向于改编这些作品、以“认同自传”方式通过电影语言和效果传达自己的性别特质。

语境管理论文篇2

首先是为识字开拓了广阔的语言环境。把识字寓于阅读之中，阅读时，儿童的心理活动必然与文定的生活和科学知识相联系，识字便与认识世界结合了起来。儿童在语言环境中，通过语言的实践提高了理解能力，所学得的字就会扎根于语言的沃土之中，既有利于儿童语言的丰富扩展，又有利于认识水平的提高。

二是可调动儿童识字的主观能动性。阅读，是儿童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阅读需要对语言文字有准确的感知，只要儿童有了阅读的积极性，那么，在阅读中识字的意识便是自觉的。当儿童感到识字能对获取新知识有用处时，识字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就一定会伴随着阅读能力和兴趣的提高而日益增长，这是孤立识字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是有利于抓住语言的根本，分散识字难点。汉字是音、形、义三个因素的结合体。字义代表客观事物，了解字义就是认识事物，这是语言的根本。字音是代表字义的声音符号，有了音和意的结合，就形成了口头语言。

儿童在入学前，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已初步掌握了大量的口头语言材料。口头语言是儿童学习书面语言的基矗入学后经过一段时间汉语拼音的训练，为向书面语言的学习架起了桥梁。我在教学第一册“看图读拼音识字”，“看图学词学句”之前，进行过一次字义的摸底，得出的结果是：儿童在入学前，对这部分教材所包含的生字在字义方面，几乎没有陌生的。这时的教学方法只需以图画和具体事物为媒介，再凭借汉语拼音这根拐棍，字音字义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时识字的难点侧重于字形的教学应教给儿童一些笔画、笔顺、基本字、偏旁，以及由基本字的偏旁、基本字与基本字结合构成汉字的知识。在字形教学时，一定注意尽可能多地与语言结合，防止为识字而识字。当儿童的识字量达到一二百字之后，阅读的愿望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教师要通过学句来满足儿童的求知要求，为下一步的看图学文和学习讲读课文、阅读课文打下基矗

识字教学应注意儿童识字能力的变化，不失时机地逐步向字义、字音方面转化。加强朗读训练，充分调动儿童的视觉、触觉、听觉等器官，使之共同参与阅读和识字活动。在阅读中要加强主动识字的意识，自觉能动地把生字分为两类。对字形简单、特征明显、易于同化的字，要随时纳入记忆的储备之中（对这些字在基础训练中、写字课中，还要加强书写指导，在写话中反复运用、巩固）。对于字形生僻，一时不便记住的字，只要能知其音义，对字形只要能留下一个整体感知的轮廓和印象，即可放过，待再次遇到它时便会进一步去熟记字形。由于汉字是表意性质的音节文字，只要掌握了字义和字音，阅读和思维便能畅通，这二者必须在阅读中随时解决，但不可因此产生误解，不能认为阅读中识字是不要字形教学。汉字不仅是音节单位，而且是书写单位，音、义、形缺一不可。不在难繁字上纠缠字形，以减轻儿童强记符号的负担，就是为了转化识字的难点和重点而采取的音、义、形分步走的方法。

四是在阅读中识字可使阅读、识字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阅读中识字，所识的字扎根于语言环境之中，易于辨析同音、多义、近义、形近字之间的细微差异，识字的质量高，有利于培养识字的能力。娴熟的阅读会巩固识字的效果，对汉字的推敲，会加深阅读的理解。多读多识、多读多见是加快识字速度，巩固识字成果的有效途径。

语境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应急管理人员　社区　信息需求　语境

中图分类号：　D63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6－0091-05

社区作为最基本的灾害应对主体之一，在应急响应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联合国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组织的普遍共识。早在1999年7月，由联合国组织的国际减灾十年活动（International　Decade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IDNDR）（1990～2000）论坛通过的16条“日内瓦基本结论”中，就明确指出“多数防灾和减灾行动需要社区的理解和参与，因此，必须以社区为单元进行确信的灾害风险评价及灾害损失和减灾效益分析。人们往往对社区的环境和处理机制了解得更清楚，从而能采取更有效的减灾措施。……国家、区域和国际性的减灾行动是必要的，但应该看成是对社区减灾行动的支持性措施”［1］　。我国在2006年8月，由国务院了《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为重点，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作用”。此后，2007年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清楚的认识到社区减灾是我国综合减灾的薄弱环节之一，明确对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和建设社区减灾能力示范工程进行了部署。

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社区应急管理人员面对着各种不确定性，需要收集、处理和使用大量信息以便及时做出正确的应急处置。Murray　E.　Jennex指出，应急管理中需要的典型数据、信息和知识至少包括［2］　：关于资源的数据和信息（资源类型、数量和位置）；应急响应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例如步骤、所需设备、风险和人事知识以及专门的技能和知识能力（capabilities　knowledge）；响应程序和过程；来自先前事件的经验教训；关于环境的地理和地图数据；工业数据和信息；规则数据和信息（regulatory　data　andinformation）。高质量的应急决策，强烈依赖于决策者可获得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性［3］　。一旦这些信息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就会造成应急响应的拖延，这势必增加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动荡。

显然，我们需要了解社区应急管理人员在工作各环节中的信息需求，以便进行相应的信息准备并开发有针对性的信息系统，从而切实提高社区应急管理能力。然而，不仅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信息需求的产生受到语境的影响，而且其信息行为的发展和信息利用都和语境息息相关。例如，确定提供什么样的背景知识以方便信息的利用；对观察到的信息行为进行解释，探索背后的目的和意图等都依赖于语境。可以说，对语境的认识是确定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信息需求内容和格式等的前提条件。但具体该如何对语境进行分析呢？理论上来说，整个社会系统就是所有人类活动发生的语境，可是社会系统过于庞大和杂乱，不具有完整分析的可行性。因此，本文提出利用活动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介绍了当前主要的语境分类系统，并总结了这些分类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活动理论在分析社区应急管理人员信息需求语境方面的优势和可行性。

1　什么是语境

然而，什么是语境？语境的概念在各个学科领域广泛使用，“可以说，在有说明和解释的地方，就会有语境概念的使用”［6］　。语境一词源自拉丁文的texere，意思是“编织”。在哲学领域，语境强调一种认识论的整体主义。在情报学领域，尤其是信息行为和信息检索研究中，有很多研究者就此进行了讨论，但是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7］　。

在实际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研究者主观确定的语境分类系统（部分研究中对语境的划分见表1）。其中，Massimo　Benerecetti把语境划分为物理语境和文化语境两大类，物理语境由一系列环境特征构成，而文化语境包括了用户信息、社会环境等内容。Albrecht　Schmidt则将语境扩展到三个维度，包括了物理环境、人的因素和时间。这里所说的人的系统和Massimo　Benerecetti的分类中的文化语境包含的特性相同。此外，Lieberman、Richard　Hull、Chalmers、Lucas、Bill　Schilit、Anind　K.　Dey等人也都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和分类。与上述各研究不同，Guanling　Chen对语境的划分采用了非常宽泛的类型：积极的语境和消极的语境。所谓积极的语境，是指对人类行为产生了影响的语境，而消极的语境则指虽然和人类行为相关但影响不大的那一部分语境。

3　活动理论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是为数不多的起源于前苏联但同时能够在西方世界获得认可的社会科学学派（School）。到目前为止，活动理论的发展可以大体划分成三个阶段［9］　。其代表人物依次为维果斯基（Vygotsky）、列昂节夫（Leont'ev）和芬兰学者恩格斯托姆（Engestr?m）。尤其是恩格斯托姆，作为当代活动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在继承前两代活动理论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人类的活动在早期的活动理论当中被视为由主体、工具和客体构成的三角结构，后来恩格斯托姆等人进一步发现社群、规则、劳动分工在活动中拥有重要的地位，从而将其拓展成为更复杂和全面的理论框架，形成了通用的人类活动稳定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了主体、客体、社群、工具、规则和分工等六个要素（图2）［10］　。

[图2　人类活动的结构]　[工具][主体][规则][客体][结果][社群][分工]

主体（Subject）是活动的发起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拥有共同目的和动机的团队。整个活动是在主体的驱动下展开的；客体（Object）是主体活动操作的对象，既可以是物理实体也可以是规划、理念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主体为了把客体转化成结果（Outcome）而采取了活动。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客体来区分不同的活动。活动的主体无法完全隔绝的完成活动，还需要和社群（Community）中的其他人进行交互。社群也称为共同体，是除了活动主体之外参与活动的其他个体和小组的集合。社群成员横向的任务分配和纵向的权利与地位的分配构成了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

简单来说，活动就是主体和社群共同协作试图把客体转化成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社群将会借助某些工具（Tools），同时，受到一定规则（Rules）的约束。工具可以是物理的，比如锤子，也可以是心理工具，比如语言、文化或者思考方式。计算机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工具类型［11］；规则则指的是和活动相关的法规、政策、社会规范、工作指南和原则等。同不同的工具会影响活动的效率个样，社群采取什么规则，对于结果的影响也非常大。例如，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在危机发生以后，公众会积极通过网络关于灾情的信息，但是由于没有严格的评审和确认制度，以及信息规范，很多公众提供的信息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为应急部门采用。

在活动理论的六个要素中，通常把工具、规则和分工成为媒介要素。工具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中介，规则是主体和社群之间关系的中介，而分工则是社群和客体之间的中介［12］　。

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对活动要素进行理解。这是Kuutti在“活动理论作为人际交互研究的潜在框架”一文中给出的例子［13］　：软件开发团队为终端客户编写一个系统。其中，客体（object）是未完成的系统，现在需要把它转化成为可以交付使用的，没有缺陷的应用系统。这个团队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他们具有共同的客体。当然，也许某些客户代表也会参加到这个共同体中来。这个活动在管理者和下属之间、软件开发者和用户代表之间以及团队成员之间都有明确的分工。有一系列的规则（rules）来限定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这些规则有些是法律中明文规定的，有些是上级组织或者团队管理者设定的。但团队管理者设定的规则往往隐含在工作文化或者团队工作中。有些规则也许仅仅是为了专门的项目制定的，例如，如何对待特定客户的用户代表。在转化（transformation）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instrument）。例如，分析方法、计算机、编程工具、经验等。这些工具集是公司和团队长期积累和挑选的结果。在任何项目中，都有可能进行增删。在项目中无论团队成员具体做什么工作，都受到活动所在语境的影响。

3　利用活动理论描述信息需求语境

活动理论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前语境分类系统存在的问题。在活动理论中，以活动作为分析单元，活动本身包含了最小的个人行为语境（minimal　meaningful　context）［14］。它比研究人员主观选择的语境更合理、更稳定，同时也比社会系统更好操作。因为语境已经包括在分析单元中，即便研究的核心关注点在个人的行为上，活动分析也已经集成了语境的因素。这个最小的个人行为语境包含了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的语境要素，并通过活动的6大要素提供了一个相对标准和统一的形式。同时，活动要素的三角示意图还为我们展示了各个语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得对语境要素的考察不再是相互割裂开来的状态。

其中，个人语境又分为心理和生理语境两个部分，包括心情、专长甚至身体是否残疾等信息；任务语境是关于用户正在做的事，包括目标、任务活动等；时空语境则指的是时间、地点等属性。环境语境包括用户周围的服务、人员、设备以及可获得的信息；社会语境则描述用户社会性的体现，例如承担的角色等。

让我们从社区应急管理人员的一个工作片段开始①：某街道的综治办工作人员早上11点10分接到巡防队员的电话汇报，在建东市场停车场门口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女性，年龄在60岁左右，沿雁儿湾路张贴小传单、向路人散发宣传品。经初步判断，这些传单和宣传品疑似宣扬，但也包含了很多佛教的内容。巡防队员无法断定，为了在跟丢该女性以及她散发更多传单之前予以处理，请示尽快给出处理意见。综治办工作人员通过询问很有工作经验的综治办主任得知，一年前处理过的一起涉及的事件中，出现过类似的传单。于是该工作人员检索了电脑中存储的去年综治信息和简报的底稿，在与相关的一起事件中找到其中提到“某某”，其宣传品与巡防队员汇报的有相似之处，但该简报描述过于简单，仍然无法断定。于是该工作人员联系街道维稳和反工作信息员，通过该信息员查找到了区应急管理专家库中宗教方面的专家。联系该专家后，该专家指出，“某某”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标记，其花纹和佛教的传统花纹非常相似，鉴于时间紧张，鉴别这个标记是最简便的方法。于是综治办工作人员要求巡防队员用手机拍摄宣传品当中的相关标记，发送给该专家判断。经过专家判别，认定是“某某”。于是巡防员密切跟踪，综治办向派出所赵所长电话汇报。派出所立即派出三位民警出警，于当日11点45分在中科宾馆旁的小区门口将其现场抓获（活动要素见图4）。

按照Kofod-Petersen等人的观点，活动的要素对应了各种种类的语境信息。因此，活动要素分析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把数据收集阶段了解到的各种语境信息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见表2），以备将来进行信息需求分析时使用。

5　结论

参考文献：

［1］张军涛，　郑远长.　国际减灾十年活动论坛的基本结论［J］.　中国减灾，　1999，　9（4）：　27-28.

［2］Jennex　M　E.　Crisis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and　Emerging　Information　Systems：　Critical　Applications［M］.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2011.

［3］Mehrotra　S，　Butts　C，　Kalashnikov　D，　et　al.　Project　Rescue：　Challenges　in　Responding　to　the　Unexpected［M］.　16th　Annual　Symposium　on　Electronic　Ima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San　Jose：SPIE.　2004：179-192.

［4］Wilson　T　D.　On　User　Studies　and　Information　Needs　［J］.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06，　62（6）：　658-670.

［5］Wilson　T　D.　Information　Behaviour：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1997，　33（4）：　551-572.

［6］杜建国.　语境与意向性［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　22（4）：16-18.

［7］张露，　成颖.　信息检索中的语境研究综述［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0）：14-21.

［8］Kaenampornpan　M，　O'neill　E.　Modelling　Context：　an　Activity　Theory　Approach［A］.Ambient　Intelligence：　Second　European　Symposium，　EUSAI　2004.　Springer.　2004［C］：　367-374.

［9］郑太年.　从活动理论看学校学习［J］.　开放教育研究，　2005，（01）：　64-68.

［10］　程时伟.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移动设备自适应用户界面设计研究［D］：　浙江大学，　2009.

［11］　Kaptelinin　V.　Activity　theory：　implications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A］．Context　and　Consciousness：　Activity　Theor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M］.　Cambridge：MIT　press.　1996：　45-67.

［12］　Uden　L.　Activity　Theory　for　Designing　Mobile　Learning　［J］.　Int.　J.　Mobile　Learning　and　Organisation，　2007，　1（1）：　81-102.

［13］　Kuutti　K.　Activity　Theory　as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research［M］.　Context　and　Consciousness：　Activity　Theory　and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17-44.

［14］　Kuutti　K.　The　Concept　of　Activity　as　a　Basic　Unit　of　Analysis　for　CSCW　Research［A］.　The　Second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C］.　Amsterdam：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1：249-264.

［15］　Kofod-Petersen　A，　Cassens　J.　Using　Activity　Theory　to　Model　Context　Awareness［A］.　Modeling　and　Retrieval　of　Context：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C］．　Edinburgh：Springer，2006：　1-17.

语境管理论文篇4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 2名、岩土工程 2名、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 2名、矿产普查与勘探 2名、建筑与土木工程 2名。

3S与数字矿山研究所 ：部分专业

理学院：有机化学 1名、系统理论 1名、系统分析与集成 2名、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2名、材料物理与化学 8名、化学工程 5名（专业型）。

体育部：体育人文社会学2名、体育教学2名（专业型）。

人文学院：外国哲学3名、伦理学 3名、政治经济学2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4名、科学技术史1名。

中南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报考专业为工学门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含飞行器设计、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航空宇航制造工程）、力学、机械工程、信息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隆平分院：作物学杂交水稻方向 2名。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硕士 （专业型）。

深圳研究院：MBA。

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

中国海洋大学

学术型：

海洋环境学院：气象学、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物理海洋学、应用海洋学、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凝聚态物理、光学、自然地理学、海洋信息探测与处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摄影测量与遥感、软件工程、光学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术、测绘工程。

化学化工学院：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生物化工、化学工程。

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海洋地球化学、海洋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矿产普查与勘探、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质工程。

水产学院：动物学、增殖养殖工程、渔业。

海洋生命学院：细胞生物学、生态学、生物工程。

医药学院：制药工程。

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工程热物理、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结构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机械工程、动力工程、控制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项目管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岩土工程、环境工程。

数学科学学院：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

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

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财政学。

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

法政学院：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

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材料工程。

社会科学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专业学位：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

旅游管理硕士教育中心：旅游管理硕士。

金融硕士教育中心：金融硕士。

保险硕士教育中心：保险硕士。

国际商务硕士教育中心：国际商务硕士。

湖南大学

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数学。

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教育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集成电路工程（均为专业学位），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技术。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岳麓书院：哲学、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

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医学研究所：生物信息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物理系：凝聚态物理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学、光学，14名。

化学系：无机化学 7名。

深圳研究生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学硕士 4名。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4名（工学、理学各2名） 、生物学11名（含威海校区4名）。

食品学院：食品科学 2名。

威海校区：船舶与海洋工程 4名、海洋科学 3名、微生物学 2名、车辆工程3名（专业型）。

人文学院：世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科技史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史1名。

航天学院：人机与环境工程学科。

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 3名。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23名（专业学位）、 北京教学中心管理软件应用顾问方向（单证）。

厦门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不少于11名。

物理学院：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无线电物理、物理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航空宇航制造工程、飞行器设计、电子与通信工程。

电子工程系：物理电子学、电路与系统、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电磁场与微波、光学工程。

航空系：飞行器设计、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系统、航空宇航制造工程。

法学院：法律硕士（法学）。

知识产权研究院：法律硕士（非法学）。

能源研究院：共9人 ，核科学与工程、光伏工程、能源化学。

药学院：化学生物学、药物化学、药理学。

材料学院：固体力学专业 2名，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 8名。

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智能科学与技术系：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技术。

软件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和软件工程专业共8名、移动云计算。

中山大学

深圳研究院：计算机技术专业 32名。

重庆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术型、专业型。

数学统计学院：学术型和应用统计专业硕士。

农学及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学。

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车辆工程、工业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资源及环境科学学院：力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光电工程学院：各专业。

通信工程学院：电路与系统、信息与通信工程（含通信与信息系统 信号与信息处理）。

兰州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3名、卫生毒理学2名、公共卫生 2名（专业型）。

生命学院：植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动物学、生物物理、生态学。

中国农业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移动互联技术方向。

工学院：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机械工程类硕士。

应用力学系：力学。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设计艺术学。

环境学院：学术型3名。

药学院：部分专业。

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亚非语言文学（韩国语）、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

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

西北工业大学

生命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7名、细胞生物学 4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学院：现代教育技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软件学院：移动云计算、RIA交互设计、互联网营销与管理。

四川大学

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硕士（MTA）。

电子信息学院：光学工程、物理电子学、无线电物理、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电路与系统、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信息安全。

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专业。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型）。

数学学院：部分专业。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学院：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开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物流工程专业学位。

吉林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环境科学专业、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学术型）， 水利工程（专业型）。

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2名）、外国哲学（6名）、宗教学（2名）、伦理学（3名）、名类学（3名）、应用心理硕士（1名专硕）、 社会保障（4名）。

东南大学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术型

农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6名、作物遗传育种8名、植物资源学5名、种子工程5名。

植保学院：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22名、农药学2名、植保资源利用2名、有害生物治理生态工程2名。

资环学院：环境科学4名、土壤学15名、植物营养学2名、农业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11名、土地资源与空间信息技术7名、肥料学4名、资源环境生物学5名。

园艺学院：果树学2名、设施园艺工程2名、茶学3名、园艺植物种质资源学14名。

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学4名、特种经济动物饲养5名、水产养殖1名、渔业资源2名、草学11名。

经管学院：区域经济学5名、会计学4名、企业管理7名、农业经济管理1名、林业经济管理4名、农业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4名、农村金融2名、土地资源管理4名。

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哲学4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5名、社会学18名、职业技术教育学 2名、中国史5名、科学技术史4名。

机电学院：机械工程3名、农业机械化工程10名、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2名、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10名、木材科学与技术4名。

水建学院：岩土工程7名、结构工程3名、水文学及水资源19名、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7名、水工结构工程7名、水利水电工程9名、农业水土工程3名。

生命学院：植物学16名、遗传学15名、微生物学2名、生物信息学2名、细胞生物学1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3名、药用植物学2名、中药学3名。

林学院：生态学10名、林产化学加工工程4名、林木遗传育种7名、森林培育5名、森林保护学17名、森林经理学5名、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8名。

信息学院：计算机系统结构3名、计算机应用技术9名。

理学院：应用数学13名、生物物理学6名、化学生物学13名、应用化学26名。

外语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3名。

动物医学学院：生理学5名、神经生物学3名、发育生物学7名、基础兽医学6名、预防兽医学2名、临床兽医学2名、动物生物技术2名。

思政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名、思想政治教育5名。

专业学位

农学院：作物9名。

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13名。

资源环境学院：环境工程15名。

园艺学院：园艺16名。

动物科技学院：养殖 18名。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工程21名。

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19名、工商管理硕士83名。

人文学院：社会工作硕士19名、公共管理硕士 94名。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水利工程13名、农业工程12名。

生命学院：生物工程19名、中药学19名。

林学院：林学硕士14名。

信息工程学院：农业信息化23名。

动物医学学院：兽医硕士18名。

北京师范大学

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计算机应用技术。

数学科学学院：应用统计硕士（专业学位）。

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

珠海分院：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数学）、学科教学（英语）、心理健康教育以及软件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

数学科学学院：教育硕士学科教学（数学）。

历史学院：教育硕士学科教学（历史）。

信息科学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术型）、软件工程（专业型）。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只接收报考清华北大MPA生源）。

电子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MBA。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MPA。

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

神经信息教育部：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技术、数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化学系：部分专业。

信息学院：工程硕士软件工程专业。

物理系：17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

浙江大学

软件学院：软件工程（单证，专业学位）。

北京理工大学

语境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建构主义；商务英语教学模式；模仿式；情境式；任务式；协作式；以赛代训式；实践式

0引言

教育部在《关于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工程”的通知》中，提出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具有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企业对高校毕业生的英语能力都有一定要求，更迫切地希望经管类学生能将掌握的商务知识和英语应用能力相结合。基于这一需求，培养集商务知识加英语技能，能够运用英语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成为经管类商务英语的教学目标。商务英语是商务学科知识、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商务操作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即把英语当作一种技能进行强化训练，同时运用英语学习其他商务知识，使学生成为既有专业知识又掌握良好英语技能，具备实际工作能力和应用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构建商务情景”从而达到能力培养的目标。本文将依据建构主义理论，探讨经管类商务英语教学模式。

1建构主义理论

心理学家J.Piaget提出的建构主义认为，个体的知识获得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过程，知识的学习和传授重点在于个体的转换加工和处理，而非“输入”与“灌输”，即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获得的，不是简单通过教师传授而得到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通过与周围环境交互而自主建构内在的心理表征的过程。因此，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模式下的知识传授者，而是帮助学生主动构建意义的指导者、组织者。建构主义指导下的教学模式应该是利用情境、协作等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终实现意义的建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主动参与、组织监控、调查并评价自己的活动。

2经管类专业商务英语教学现状

商务英语是经管类学生开设最早的专业英语。在本科培养目标下的经管类专业英语培养目标是综合的商务知识、专业能力及业务素质结构。由于本科教育以“基础+实用”为目标，经管类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英语课程的设计多数为“大学英语———专业基础英语———专业方向英语”。以南昌大学为例，经管类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到第三学期学习《大学英语》，进行语言模块基本听说读写训练；第四学期的专业基础英语为《学术英语》，从基本语言学习转向商务英语，积攒词汇，阅读商务文章，从而为后期的专业方向英语奠定基础。第五学期开始专业方向英语，商务英语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方向英语。经管类专业在实施整个培养计划的过程中，大学英语是基础，专业基础英语是过渡，专业方向英语是提升。然而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2.1定位不清

专业基础英语课程大部分由英语老师承担。专业英语的教学模式仍然拘泥于词语的解释、句子的翻译，与大学英语没有区别。或者在专业方向英语中，课程由经管类老师承担，进行双语教学，但在教学过程中，虽然选择了英文版教材，却用中文授课，偏离了培养运用英语处理解决商务问题能力的初衷。

2.2互动不够

专业英语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因此，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授课模式不适用。在第二个专业基础英语学习的阶段，很多还是大班授课，人数众多，课堂互动形式基本为老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模式，互动方式单一，时间也不够。

2.3课时不足

由于学分的限制，从经管类专业的培养计划可以看出，专业基础英语开课时间为一个学期，课时数设计为32学时或者48学时。专业方向英语则为32学时，开设一学期。因此，学生的英语学习到第六个学期全部结束。72%的大四毕业生认为在找工作面试时英语听说能力都下降。英语学习是经常性的学习，如果不能持续，很难保持一种良好的应用水平。

2.4评价方式单一

经管类专业英语评价方式大部分还是采用传统的书面考试形式。成绩评定通常是期末成绩，平时成绩各占一定比重。这很难评估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也很难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

3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经管类商务英语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认为，活动是知识建构的来源，在活动中学习知识，提高应用能力。经管类商务英语教学是将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注重专业知识的英语表达和专业词汇的积累，培养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经管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懂经济、会管理的应用型人才，经管类专业的英语以提升学生将来工作中的英语应用能力为主要目标。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不再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而是注重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因此，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适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3.1“模仿式”教学模式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运用多媒体课件，播放经典商务视频，让学生亲身感受各种商务活动，然后进行角色扮演、模仿，从而培养商务中的英语应用能力。例如：在学习商务英语中的effectivemeeting时，还未参加工作的学生对商务会议没有概念，如何组织召开一次商务会议，给学生观摩一次经典的会议组织、召开的全过程，会使他们认为抽象的事情具体化。然后老师汇总常用句子，讲解写作相关商务文件的技巧和方法，给出练习案例。学生则模仿视频的整个过程，按照所给案例，写会议通知、议程，模仿视频中的案例运用英语组织召开会议，进行商谈、提问、发表不同见解，其中所涉及的商务礼仪也都涵盖进来，会议结束后整理会议纪要。

3.2“情境式”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强调构建“情境”，将学习与一定社会文化背景即“情境”结合，减少知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培养学习者知识的迁移能力。因此，商务英语教学应建立各种商务活动情境，让学生在商务情境中学会用英语来解决实际问题。很多商务英语教材都设计了“角色扮演”的练习。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每次课的主题设计情境。例如：在学习商务英语effectivesocializing技巧时，讲授商务人士初次见面的语言和商务礼仪时，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小组，分别代表不同公司，然后在建立起业务关系之后，代表各自公司去拜访客户，与客户初次见面，进行角色扮演的练习。寓学于用，既增加了课堂内容教学的趣味性，又能有效地训练学生在商务情境中的用英语交际的应用能力。建立商务仿真实训室。随着网络的使用和更多新技术的应用，建立商务仿真实训室也是一种创建情境的有效方法。在自主学习室安装商务仿真实训系统，学生在自主学习时能登录到系统中进行商务情境的训练。学生可以在模拟商务情境中成为公司的员工，按照公司分配给员工的任务，每天参加各种商务活动，在商务活动中学会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南昌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建立了IBES国际商务英语实训系统、商务英语函电实训系统、商务谈判实训系统。以商务英语函电实训系统为例，除了知识性的课程内容、注释、模板三个板块，还有一个模拟情境的实训板块。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起一家公司，真正和其他公司开展国际贸易业务往来。在业务往来中，真正地作为一位商务人士去寻找客户，建立业务关系，询盘、还盘，与客户谈判，谈付款条件、保险、包装、运输、最后签订合同。虚拟商务中的情境设置能使学习者很快融入角色，加深对知识的运用和操作，通过实践，在商务流程中，学习者能够运用英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3.3“任务式”教学模式

“任务”在商务英语中是指商务活动。教师是任务的设计者，设计在商务活动中需要完成某项的任务，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经管类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商务知识，在商务活动中通过完成任务提高英语的应用能力。例如：Promotionaltools主题，经管类学生都学过营销理论知识，因此教师可在他们的专业知识基础上，设计相关任务。例如，假如你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经理，现在会采用一些什么促销方式吸引更多的会员。教师可以在给出任务之前，给学生一些相关的阅读材料，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积攒一定的词汇及语句表述。学生在完成任务中练习、使用这些词和句子。“任务式”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专业知识加语言运用的完美结合。

3.4“协作式”教学模式

商务英语不是个体学习，而是一种群体学习方式，学习者常以小组为形式，进行合作和互助学习。在协作学习中，学生找好学习伙伴，或者组成学习小组，组员们共同学习，分享材料，相互探讨问题，从而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在实施过程中通过竞争、辩论、协同、问题解决、伙伴、设计和角色扮演等协作方式，将“任务式”教学结合起来，协作完成任务。学生按照任务要求进行角色分类，从不同角色的职责进行分析、商讨、协作，找到最佳方案解决问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合作，不仅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其语言应用能力。

3.5“以赛代训式”教学模式

经管类专业培养的是具备商务知识的应用型人才。近几年，各种经管类大赛层出不穷。如：POCIB全国外贸从业能力大赛，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跨境电商大赛等等。很多大赛，英语语言运用都极为重要。教师通过指导学生比赛，更加了解学生能力培养结构，推出“以赛代训式”教学模式。以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为例：该大赛要求学生5～8人一组，根据大赛主题，每队选择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写调研报告，并将报告内容做成PPT,然后进行现场陈述。通过比赛，教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调研指导，教授商务报告写作方法，以及如何做presenta-tion等。通过参加大赛，培养学生的“商务+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

3.6“实践式”教学模式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在商务环境中运用语言的能力，在实践中向学生传授知识，也是商务英语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与一些相关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学生能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切实地实现商务英语的教学效果。南昌大学实行三学期制，第三学期为学生的实践学习，教师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进入企业，将所学课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回到课堂学习时能更好地完善知识体系。

4结束语

建构主义理论提倡学生自主学习，设置情境，意义构建和协作学习，经管类商务英语教学更要遵从“以学生为中心”的准则，更好地促进学生主动认识世界、拓展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企业真正所需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王艳.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指导商务英语教学[J].中国外语，2006，（05）：41-44.

[2]于露.经管类专业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05）：71-73.

[3]钱庆义.建构主义理论下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创新[J].外国语文，2014，（03）：185-189.

[4]顾福珍，刘乔.基于经管类学生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探讨[J].北方经贸，2009，（01）：153-154.

[5]吴安萍.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研究[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4）：53-56

语境管理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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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希颖.加多宝侮辱事件应自己反思[EB/OL].内蒙新闻网，.

[3]陆纯皓.中国食品企业危机管理[D].复旦大学，2009.

[4]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许钧译.关于电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5]Benoit， W. L. Image repair discourse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7（23）.

[6]媒体人怎么看，加多宝“多谢大V行动”的失败[EB/OL].微口网，http：///v/fc3641？source=qrcode.

[7]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8]陆纯皓.中国食品企业危机管理[D].复旦大学，2009.

语境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幽默话语；言语行为理论；语境；特性

幽默的秘密在于形式和内容的超常规搭配，这种不谐调性构成了幽默的首要特征；幽默之所以给人以欢乐，是因为它的情趣性，所以富含情趣性成为了幽默的必然要求；幽默必须适切语境，只有这样，幽默才可成其为幽默。这三种特性同样适用于幽默话语，接下来，就从言语行为理论和语境分析的角度来阐述幽默话语的特性。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由奥斯汀开创，由塞尔补正、完善，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言语交际的一种重要理论。根据奥斯汀的理论，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言内行为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涉及说话人的意图，为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致歉、感谢、祝贺等，言后行为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达到的效果，为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促使对方做某件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等。

结合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幽默话语，那么言内行为是指产生幽默话语的动作，言后行为是指幽默话语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是否让人发笑，而言外行为是指话语生产者的交际意图，这种意图多种多样，需依据具体的语境来确定。“语境”（Context）这个术语是由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于1923年提出来的，他把语境分为两类：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和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在这里，“文化语境”指说话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情景语境”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境。经过发展，语境的分类呈现了扩展化的趋势，例如在索振羽《语用学教程》里就将语境分为三种：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民族文化传统语境，这种分类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二、幽默话语特征分析

（一）不谐调性

幽默的不谐调性常常表现为合乎常规的内容采取了超常规的形式或者合乎常规的形式承载了超常规的内容。另外，幽默家总是从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心理期待的突然扑空情感郁积的巧妙释放等方面展示美和丑的对立，这样的展示也必定呈现出不谐调性。幽默话语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例如下面几组事例：

A：你能借给我一些还没写的旧纸吗？

B：可是我这儿都是已经写过的新纸。

这组对话的特征非常明显，不管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出现了不谐调性。因为“还没写过的”就是“新纸”，这里却用了“旧纸”，“写过的”肯定就是“旧纸”，这里却用了“新纸”，这种结构的搭配，形成了一种看似怪异实则有趣的语义。很明显，A想向B借用写字用的演草纸，B明知道A的用意，却没有直接回复A预期的结果，只是用了一种与之相对应的结构，委婉地表达出“没有纸可借给他”的意图，使自己意在言外，令人忍俊不禁。在A、B双方进行的会话活动中，听话人B故意曲解说话人A的语境，赋予说话人另一种言外之意，这种内容与形式之间的不谐调性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效果。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通常都是听话人明白当时的语境却主观回避说话人的意图，曲解说话人的言外行为，从而产生很好的言后幽默效果。

大学生村官：村长，从城里刚回来的那对夫妻要生第三个孩子，管不管？

村长：不管！

大学生村官：原来农村的政策这么好！看来我是来对了！

村长：？？？

这是出自《天涯论坛》贴吧里的一组对话，村长听完大学生村官的回答后一脸疑惑，“自己明明说在农村一对夫妻不能生第三胎，为什么他会如此兴奋？”实际上这里出现了一种误解。大学生村官所说的“管不管”是“管理不管理”的意思，而村长答复中“不管”是“不行”的意思。大学生本来是想征求村长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方案，但就是因为“管”在农村方言里还有“行”这样一个语义，所以才会发出“农村生育政策好”的感叹；村长以为大学生是在问“生第三胎可不可以？”所以才坚定地说“不管”。听话人不明白说话人讲话的语境和意图，会导致听话人答非所问造成语言幽默，从言语行为理论来分析，这属于误解说话人的言外行为，从而产生了幽默的言后行为。这种动机与效果的不协调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效果。

（二）情趣性

幽默的情趣性不是那种优美或壮美的情趣，而是一种谐美情趣，它充溢着轻松、愉快、戏谑、嘲弄，永远伴随着“笑”的浓烈情趣，幽默的“笑”是谐美的、多彩的。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幽默话语的情趣性很好地调节了交流气氛，为生活增添了更多乐趣。在国内大型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第2015.02.27期：

镜头一：适逢元宵佳节来临之际，节目组特意安排了猜灯谜环节。灯谜一“蓝色的刀和蓝色的枪（打一成语）”；灯谜二“长沙的臭豆腐（打一人名）”，接下来，主持人欧弟问汪涵：“虎穴是什么颜色的”。

镜头二：奥运体操冠军邹凯和其妻子周捷在身高上对比明显，但在他们的婚纱照里，邹凯却显得很高大，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齐声说：“感谢摄影师！”

镜头一的答案分别是“刀枪不入”、“莫文蔚”、“蓝色”。这里运用了谐音和语义相关，“蓝色”的英文拼写为“blue”，谐音为“不入”，所以“蓝色的刀和蓝色的枪”就是“刀枪不入（blue）”；我们都知道长沙臭豆腐是闻着臭，吃着香，根据这样一个大家熟知的文化语境，就很容易猜出谜底是“莫文蔚（莫闻味）”，而“不入虎穴”中“不入”也是“blue”的谐音。

镜头二中主持人一句“感谢摄影师”制造出了一种引人发笑的言后效果，这种间接性的回答既给足了嘉宾面子，又保持了节目的娱乐性。两人身高的差距本来是一个不易触及的话题，但在这里，因为话语的风趣性，不但没有伤及情面，而且还缓解了气氛，增强了节目的播出效果，同时也显示出节目主持人的睿智和灵活。

（三）适切性

幽默必须适切语境。对于地位高的人、长辈、晚辈、属下以及朋友，应该采取不同的话语幽默策略，只有适切语境，说话人才能创作出上乘的幽默。

某售楼处的营销口号是“买房送老婆”，对于顾客A和顾客B，售楼小姐给出了不同的介绍：

售楼小姐：先生，您好！请相信您的选择，我们不仅为您提供质优的房子，还会为您提供质优的服务。每年我们都会策划一期大型交友活动，旨在为顾客送上更多的祝福！

售楼小姐：先生，您好！欢迎您来此处购房，我们的宗旨是让您拥有一个更幸福的家庭，买房子送给太太一份安稳，也送给您自己一份温暖！

顾客A是一位单身男士，售楼小姐根据这样一个已知信息，不仅向顾客介绍了房子的情况，更多的是以“介绍女友”的服务吸引顾客；而顾客B是一位已婚男士，售楼小姐结合顾客的实际情况，在介绍房源信息时，重点强调房子对家庭的重要性。营销口号一语双关，针对不同的对象，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此处的“买房送老婆”有“买房子介绍女友”和“买房子送给家人”两层含义。所以，只有适切语境，听话人才能真正的理解营销口号的幽默性。

本文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和语境分析，并结合具体实例，分别介绍幽默话语的不谐调性、情趣性和适切性特征，旨在增强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幽默话语的技巧，提升我们的交际能力。幽默话语的使用不仅要注重说话时的情景语境，同时也要兼顾社会文化语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语用表达效果。

作者简介：鲁研研（1989-），女，汉族，河南商丘人，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用学。

参考文献：

[1]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李军华.幽默语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3]张瑞玲.谈语言幽默【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04）

语境管理论文篇8

一、理论基础

体验式教学就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通过创造实际的或重复经历的情境和机会，呈现或再现、还原教学内容，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感、生成意义的教学观和教学形式[2]。体验式双语教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情知教学论和建构主义学习论。理论基础在教学模式结构中既是独立的因素，又渗透或蕴涵在其他各个因素之中。“情知教学论”是以教育心理学理论为指导的、用认知与情意相统一的观点来解释教学本质问题的一种理论，强调教学过程中认知过程与情意过程的辨证统一，两者是同时发生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教学过程是由教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师生之间存在着两条交织在一起的信息回路，即知识信息交流的回路和情感信息交流回路；只有两条回路畅通无阻时，教学才能取得理想效果[3]。“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译作结构主义，其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4]。”该理论意味着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摒弃以教师为中心、强调知识传授、把学生当作知识灌输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

二、体验式双语教学模式

任何教学模式都有一套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但只能是相对稳定的，而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基于情知教学论和建构主义学习论，体验式双语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1、教学目标的设定。根据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双语教学的目标分为三个：（1）知识目标，即对学科知识的掌握；（2）语言目标，在非语言类学科中运用外语进行专业知识的教学，使学生能读懂该学科的外语资料，并能够就该学科的问题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3）思维目标，同时使用母语和外语进行思维，能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自由地切换[5]。三个目标相互促进，相依相存，其中知识目标是第一位的，“双语”只是一种手段，是学习科技知识的一种桥梁。

2、教学过程的组织

（1）教学环境建设。教学环境包括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两方面，教学环境的建设可以极大地促进师生互动，使教学相长。同时强化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综合培养，是体验式双语教学目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保障。硬件环境建设。多媒体教学手段改变了纸媒介、板书教学的传统模式，将图形、图像、文字和声音等多种载体有效结合起来，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改善教学效果。加强学校多媒体室等硬件环境建设，同时，加强教学平台建设（如赛尔毕博公司开发的Black-board平台），让老师能很方便选择多媒体授课，让学生很方便的从网上收集资料，答疑解惑，甚至可以通过网络提交作业、进行考试。软件环境建设。积极鼓励开展双语教学第二课堂，营造浓郁氛围的双语校园文化。一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相关英文书籍与资料，经常观看与专业相关的英文访谈类影像资料；二是组织各种双语活动。如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故事会、英语夏令营、寝室十分钟英语；开展各种采用英文的模拟现场活动，如模拟国际学术会议、模拟旅游产品销售、模拟旅游服务、模拟求职招聘、模拟情景剧等，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创建一个全方位的双语校园环境。

（2）教学内容创新

教材选用。根据旅游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双语人才培养的目标，应选择基础性强、实用性强及文化性强的课程[6]。如《旅游学概论》、《旅游市场营销》两门课程，可分别选择JohnWiley&Sons,Inc.出版的Tourism：Principles,Practices,Philosophies(9thEdition)和PrenticeHall出版的MarketingforHospitalityandTourism(3rdEdition)。另外可以尝试开设一些国外已经开设的旅游类课程，如酒店战略营销、休闲社会问题、游憩规划、国家公园管理等。同时，改变只使用一本教科书的习惯做法，扩大课程资源的来源，充分挖掘诸如报刊、杂志、互联网、电视节目、广告等诸多媒体资源上的真实、准确的信息，用于课堂教学，鼓励和引导学生课后在图书馆或网络上查阅相关中英文资料，查询相关英文原版参考文献。课程实践教学。对于旅游管理专业中实践性应用性强的课程，如《旅行社管理》、《导游业务》、《餐饮管理》、《前厅与客房管理》，可充分利用旅游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大旅游教育环境，走校企结合、产学结合的道路，建立旅游教育实践基地，督促学生在课余、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期间，通过在旅行社、酒店、景区等实际工作岗位上实战演练，多与外宾沟通交流，达到双语教学的目标。主题双语教学活动。改变传统填鸭式的课堂讲授方式，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商讨，确定既满足教学需要，又满足学生求知欲的系列主题双语教学活动，可由学生主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精神。

（3）教学方法的创新

体验式双语教学强调教学相长，教学活动的设计、协调、监督、控制与评估的职责主要由教师来承担，具体学习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则主要由学生来承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四个环节：课前环节。“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师应在开课之前将完整的双语教学课程提纲挂在教学平台上，让学生事前做好相应准备。提纲内容包括：包括课程目标、选用教材、参考书目、预习知识、教学课件、教学日历、课程作业、考核方式、评分标准等。课堂环节。体验式双语教学模式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动性，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组织、帮助、激励、引导作用。根据所授课程的特点与具体的教学内容，可以设计如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课堂讨论、主题演讲等多种教学方法。无论采用何种具体方法，其教学活动都具有相似的教学规律，即首先教师要提出基本问题，为同学们创设一个生动具体的情景。在此情景之下同学们通过感受、想象来获得一些基本的体验，老师则组织引导同学们开展自主学习和讨论等协作活动。最后，通过以沟通为目的的英语表达来“习得”英语，建构意义，并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课后环节。每次课结束后，教师都可推荐与本次课堂内容有关的英文参考文献，并以英文布置相应的平时作业，同时可通过教学平台与学生实现在线交流，答疑解惑。考核环节。可采取多样化方式,改革当前以百分制闭卷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学生平时成绩可采用课堂发言记录、课堂小测验、阅读报告、课堂小论文等形式测评。期末考试教师根据需要，灵活运用笔试、口试、开卷和半开卷等考核形式。

（4）教学管理的创新

①教学组织设计。包括：学生的组织：在体验式双语教学活动中，根据不同的学习活动有不同的学生组织形式。可将4-5名同学编成一个小组，以学习小组为基本单位开展竞赛式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教师的组织：根据教学内容的需求，灵活地、动态地组织相关课程教师参与双语教学活动，教师之间既分工又协作，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并在教师之间形成一种“民主决策、尊重产权、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行为规则。

②教学管理设计。随着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换，教学管理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职责是设计一套良好的激励机制以保证教师与学生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双语教学的教与学的实践中。教师的激励制度可考虑以下几方面，考虑提高双语教学的课时系数；对于双语教学效果良好的教师，在职称评定、年度评优、出国深造等方面可优先考虑；学校每年都拨出一定双语教学专项经费，用于教师的教学资料的购买以及与教学活动有关的支出。学生的激励制度如补贴一定比例的双语教材费用，为双语教学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同学给予奖励等。

③教学评估。双语教学效果的评价应当采取与其他母语教学不同的指标，构建以专业教学为中心的评估模式，将学生、老师、教学资源等相关问题整合起来，将评估渗透到教学前、教学中与教学后等三个阶段。为此，需研究制定“教师工作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与考核方案”、“学生学习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与考核方案（”具体的评价指标本文暂不讨论），并付诸实施。在评价实践过程中还需不断地反馈，对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适用性进行修正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