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的语境

细读历朝策问，感觉皇帝对士子设问很推心置腹，问的都是自己最关切、最焦虑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困惑一一道出求解

还是读明代礼部尚书丘浚的诗文集，见其中有“一首”他代拟的殿试策问，顿生兴趣。殿试是考进士的最后一关，由皇帝以自己的名义策问于贡士，其试题与答卷是了解古代政治机微的珍贵资料。被称为“抡才大典”的科举本身就是很关键的政治环节，而皇帝亲命的策问、士子对皇帝的对策也多涉及当时的治国要务。我的藏书中恰好有上下两册的《历代金殿殿试鼎甲卷》，是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的精装16开本大书，翻出来读读，注意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别以为试卷枯燥，老卷子能读出活历史。

能找到的文献不全，弄不清丘浚代拟的那道题被采用了没有。档案难寻，也不知历朝历代有多少殿试策问由大臣代拟，有多少经皇帝口授或笔削，有多少干脆是皇帝亲手草拟的，但全都由皇帝最后审定应是无疑的。有些一看就是皇帝本人的手笔，别人代拟很难如此大胆、真切，如明洪武十八年的试题。题中皇帝先检讨自己用人不行，“数用弗当”，接着就控诉群臣：“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面从而志异；纯德君子授以禄位，但能敷古，于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无知、身命弗顾，造罪渊深，永不克己，彰君之恶。”这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皇帝眼中无好官，上中下诸品都靠不住。这很符合朱元璋对百官苛求、暴烈的性格。这位皇帝对官僚们非常警惕，生怕他们害民误国，坏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若非直贤至圣，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无已，奈何为治!”通篇的口气都很激愤，亦问亦叹。臣下代拟能有这样的情词吗?丘浚所代拟的试题就很大路货，问的是怎样才能“纲纪正于上、风俗醇于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不痛不痒。或许他代皇帝说话也不好说得太深，但即使忧君如丘浚者，其实也很难完全体会皇帝岗位的巨大压力。

我很意外的是，那年应试的士子练子宁在答卷中竟很尖锐地批评了朱元璋，说他用人躁急。练子宁说“古之用人”很慎重，要“日夜思之”，确知其能胜任后再用，用了就不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进之，以小过而遽戮之。”他说之所以“贤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认为应大才大用、小才小用、“量其才而授之以官”；如果庸劣就撤掉他，果真是奸邪再加以刑戮；对那些有德少能的官也好办，增加他的历练就是了。他还很凌厉地质问朱元璋：“且夫天下之才，生之为难，成之为尤难。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难矣，又岂忍以区区之小故而即付于刀锯斧钺之地哉!”

练子宁见识的高下暂且不论，他在考试中敢如此责备皇帝，其态度、心怀就大值得关注。以常情推测，这般出言逆耳很可能就考不上，照朱元璋那样的脾气还很可能杀头，但从行文看练子宁几乎是脱口而出，没有看出有什么思想斗争。一定是他对自己作为对策宫廷的士子与皇帝的关系有很高的信赖，对殿试中直言的传统与制度有很强的安全感，否则话很难说到这个份上。果真练子宁不仅没有得罪，还被录取为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南宋宝四年，殿试策问时皇帝对答题提了四个字的要求，“勿激勿泛”，士子文天祥在对策中就大不满意，批评皇帝提出这种要求的用心不当。文天祥说我正要“明目张胆”地“言天下事”，陛下却让我“勿激勿泛”，陛下您是什么意思?“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就是这样言语犯上的士子，当科被钦点为状元，皇帝还赐诗给他，“乐闻尔士对延英”，“得贤功用真无敌”，很高兴的样子。

想来古代殿试有一种比较健康的气氛。皇帝大都对选拔得来的士子们格外欣赏、亲近，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门生。若许妄测古人，大约一来是因为这些贡士确实博学有文，是可恃之才；二来他们初出茅庐，正多书生意气，尚未沾染官场世故，其志赤诚，思想有锋芒；三来他们“来自田间，见闻最切”，知道民间疾苦和政策实效。细读历朝策问，感觉皇帝对士子设问很推心置腹，问的都是自己最关切、最焦虑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困惑一一道出求解。殿试当然是要考察辨才，但皇帝策问的口气又是在讨论甚至请教，以求“启沃”，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真理在握的姿态。自从文天祥抢白皇帝之后，后世策问不再说“勿激勿泛”了，而改说“勿泛勿隐”或“勿泛勿讳”。这是在鼓励士子放言纵论，他们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保持锐气。士大夫的锐气即是国家的元气，士大夫充沛的精神即是国家的气象：之中的道理大矣哉。

（摘自《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