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5 15:43:10
外来文化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外来语，日本文化，兼容性
一、引言
所谓外来语就是从外国吸收而来的语言。日语的外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日语当中的汉语词汇也属于外来语。狭义上讲，日语外来语主要指来自于欧美语言，并且由片假名来书写的词。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日语学习者当中，提到外来语，首先想到的就是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而忽略了汉字外来语。前者当然是现代日语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来语，但后者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笔者将主要从汉字外来语，欧美语系外来语两方面分析日本对汉文化及欧美文化的吸收。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展示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兼容性。金田一京助曾说：“每一个词语都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的外来语就是吸收外国文化的种子，外来语是研究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资料。”[1]让我们看看洒落于日本各个领域的种子是如何一点点一步步地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囊括到本国文化中的。
二、日本文化中的唐风汉韵
（一）日语中的汉字
公元四世纪人文历史论文，大和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与邻国朝鲜，中国等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在频繁的交流中大陆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到日本，汉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到扶桑之邦的。自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进入了文字时代龙源期刊。到了平安时期，日本才创造出片假名和平假名，慢慢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由汉字这个“真名”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作假名。平假名是借汉字的草书字体而成的。据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文人墨客推崇晋朝文化，于是临摹草书而来的。而片假名则主要借汉字楷书的偏旁而形成的。据说是汉唐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时，僧侣们抄习经文创制而成的。 [3]日本人经过不断努力，不断探索终于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组成的文字体系。日本民族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无文字时代到了拥有表音，表意文字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让人感叹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包容。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已然随着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漂洋过海，抵达扶桑之国，并发展，繁衍开来。可以说汉字为日本民族送去了文明开化之灯人文历史论文，照亮了其漫长的文化发展之路。
（二）日本对汉文化的吸收
日本最早吸收的外国文化应该就是汉文化。主要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民族又是一个擅于吸收学习先进国文化的民族。而事实上先进的汉文化确实对当时相对落后的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正如一位日本汉学家所说：日本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汉文化就像碱水，日本文化一与汉文化融合就成了豆腐。道出了汉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
隋唐时期，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吸收达到了鼎盛。彼时的先进汉文化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政治体制方面，仿照中国实行年号制。根据遣唐归来的高向玄理等改新国博士制定的新政策，设置了二官，八省的中央官制和国，郡，里三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种焕然一新的政体制可以说几乎是把隋唐封建集权制的核心移植到了日本。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也仿照唐朝，设置了大学僚，以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礼记》《左传》等为教材。文学方面，可以说唐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当时从天皇到贵族几乎人人都会作唐诗，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编纂而成的有名的汉诗集《怀风藻》《凌云集》等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是当时日本人最喜欢吟诵，模仿的了。比如，成书于十一世纪，日本文学中伟大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该书之中就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的诗。[4]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的茶道，也是由唐朝传入的。作为宗主国的我们对其不甚重视，而日本人却把这种文化发扬到了极致。再次，书法，唐朝时候书法艺术可谓百花齐放人文历史论文，登峰造极，日本人最推崇的是王羲之父子的作品龙源期刊。以至于现在日本还有几百家专门的书道学院。最后，日本的绘画也深受唐朝影响，具有明显的唐风。以至于学者称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化为唐风文化。可见，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之广泛。[5]
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于日本对汉文化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已经随着汉字这个文化之种扎根于邻国日本，并与异邦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中可以说是处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子，上至政经制度，下至文娱生活无不充盈着汉文化的映象。
三、日本文化中西方色彩
（一）日语中的欧美外来语
在现代日本，使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俨然成为了一种时髦，时尚的行为。有时候明明有些日语固有词完全可以表达，却非要用一些蹩脚的外来语。而对于听者，就算对说话人讲的有些外来语的意思不明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以免让人笑话。由此可见，外来语在日本社会的应用已然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外来语的输入与日本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吸收某国外来语的多寡，则反映出当时日本与该国交往，交流的深浅与长短。让我们随着日本历史进程的长河，看一下日本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一点点地编织起这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的西洋文字体系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英美两国交往的频繁，输入日语的英美词语大量增加。经过大正，昭和到近现代的继承人文历史论文，发展，现在英语已经占日语现代外来语的百分之八十，成为欧美语系中最大的外来语。当然，大规模的美式英语输入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当时，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加上作为占领军的美军在日本驻扎多年，使得美语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日本锁国政策的结束，除了英美外，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长期闭关自守造成的文化匮乏与社会落后局面，使得整个日本民族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欧美文化很快覆盖了整个日本社会。相应的日语中的各国外来语也猛增起来。代表这些国家特点或某方面文化优势的语言随着国家间的交流进入日本。来自法语的主要是服装，文艺，料理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バレエ（芭蕾）、ルージュ（口红）；来自德语的主要是医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ウイルス（病毒）、イデオルギー（意识形态）、ザイン（存在）；来自俄语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ソビエト（苏维埃）。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近现代文化是借助于吸收人文历史论文，融合发达的西方文明才得以取得迅速发展的。日本政府借助这些发达的西方文明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
（二）日本文化中的欧美风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实行欧化政策，全面吸收西洋文化。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所以首要的就是把西方发达的近代教育制度移植到日本，使得全民教育急速发展，二十世纪初日本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即使是在二战失败后，也以“国破教育在”的精神重建教育龙源期刊。福泽谕吉等把天赋人权论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带到了日本。又大批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跟当时学习汉文化一样，主要表现在衣食住。服装从天皇皇后的礼服到学生的校服全部采用西服的样式。吃的方面，以吃素为主的日本人为了学习西方增强国民体质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甚至僧侣也可以吃肉食，并娶妻生子。ワイン、ビール、ウイスキー等也开始进入日本社会。建筑方面，西式建筑多了起来，著名的国际社交场—鹿鸣馆就是由英国人设计的。
二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吸收美国文化。这时，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受占领军的控制进行了各项改革外，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在战后通过报纸，电影等展示在了日本人的眼前，对日本人的衣食住带去了巨大的影响。衣着方面，战前日本女性穿和服的居多人文历史论文，战后基本上都穿西服，到了现代，和服也只是在特别的日子才穿；吃的方面，战前，早饭是传统的米饭和味增汤，而战后面包，奶酪，咖啡，牛奶等西式早餐普及开来；住的方面，被称作“老鼠小屋”狭小的日本人的房屋在战后开始引入美式的住宅建筑方式，布局使用2dk，3dk这样的西式结构。在榻榻米上吃饭的传统的吃住一体的生活方式渐渐淡出了日本人的生活。可以说生活方式的美国化是战后日本人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如果说日本的古代文明是传承于中国，那么日本的现代文明就归功于西方，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西融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日本文化的这种混杂性，兼并性，日本文化也被称作混血文化，杂种文化等。也正是因为日本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兼容性才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一朵奇葩，总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参考文献:
[1]王曰和.外来语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8.
[2]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25.
[3]唐磊.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
[4]李光泽,卜庆霞.日本文学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20-25.
[5]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33.
外来文化论文篇2
1问题提出和调查结果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2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2.1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类型
调查表明，目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类型主要有如下8种（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单位集体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种主要类型分别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计占95.16%。
表1外来人口的现状居住类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类型人数（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废弃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窝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馆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经营用房125.33
d4租临时房屋10.44
d5集体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单位集体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购买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没有回答。
A、寄（借）住。外来人口寄（借）住在亲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易激发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长久也不安稳。
B、擅自占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废弃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窝棚等。擅自占住实质是对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种临时暂时的居住方式。
C住旅馆招待所。在被调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单位公房、城镇和农民私房、临时房屋以及集体出租屋，这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赁市场已经形成。住出租屋已经使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尽可能多的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居住条件仍非常艰苦。
E住单位集体宿舍。比例上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厂均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在一些私人企业则可能是在工场旁边随意搭建一些临时窝棚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一般只允许个人居住，当家属随来时只好外出寻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购买住房和G自建住房。这两种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较小。
2.2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为特征
目前外来人口短期安置行为趋向明显。虽居住条件较差，但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实质上多数外来人口在对待住房上只是无可奈何的采取一种暂时的、对付式的办法来解决。
2.2.2居住状况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担租金。②69.7%的外来人口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8m[,2]／人。③多数缺乏基本的设施条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设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独立厨厕，其他为根本没有任何设施的工棚、窝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可分为聚居式和散居式两种类型，具体又可分为“村庄”聚居型、单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和外资企业，单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证再生产连续进行的一个中间管理环节，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将外来人口装了起来；而在外来人口聚居的“都市村庄”，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楼”、“握手楼”随处可见、布局杂乱；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风不畅、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窝棚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外来人口不仅本身居住条件恶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形成，促使“都市村庄”满目扩建；而暂时性短期安置则使城市出现二元结构、形成社区分割，已给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为，应源于中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安置问题所以产生在于现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房资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外来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内涵与理论应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银行的肯定和参与，使其成为一种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世界性计划[9,10]。
自助是一种与其它建设系统不同的建设方式。住在这种自助式住房中的个人和家庭必须通过自财政、自劳动和自管理等等参与住房建设过程，这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也可以由机构组织发起的。自助安置理论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最基本住房问题来达到在城市安置他们的目的[11～19]。在发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难于就业而普遍收入低，更进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问题。完全自发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为必然，并严重影响城市发展。有组织的自助安置期望通过移民和机构的努力，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同时，通过提高文化和社会意识，最终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国，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安置，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20,21]。这是一个调控过程没有到达安置的层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发挥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开放15年以来小城镇累计吸收了3000多万的劳动力就业[23]。这是宏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较发达的核心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城市化过程[24]。由于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区域不仅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民工[25～28]。这是中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这里，试图构建一种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来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赖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对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与现状居住类型作交叉分析，结果表明：
(1)在现状三种主要的居住类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滞留时间略长，一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从事第二产业；擅自占住者以来自湖南和四川的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来自湖南、广东、江西和四川，其他来源分散；虽然多数来源于农村地区，但住出租屋和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来自城镇甚至城市地区。
(2)在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现状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专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滞留时间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滞留时间较长的（1～3年）主要采取F，滞留时间更长的主要采取E和G；从事第一产业的主要采取G，从事第二产业的以E比例最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以F和G比例较高；目前储蓄水平越低的（1万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储蓄水平相对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来自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来自距离较远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则以E、F和G比例最高，而来自距离更近的广东其他地区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亲采取A寄（借）住。
显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馆招待所更接近暂时性短期安置行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单位集体宿舍属过渡性安置行为，F自己购买房屋和G自建房屋则表达较长期的迁移安置倾向。
3.3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单位集体宿舍、F住自己购买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可能导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开展自助安置试验。有两种结果：其一是导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为移民收入积累、家庭牵制和城市适应等问题失败返回来源地城镇安置或农村；(2)自助试验主要有个人和机构两种启动方式。由于外来移民收入两极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购房安置，一些开展个人自助建房安置；机构自助的发动者可以是企业、地方和社会组织，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自助是解决问题的主体。(3)在空间层面上，合适的自助安置试验应从发达地区的城市（镇）和大城市的中间及圈层开始。在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储蓄收入、文化素质还是城市适应性，移民通过自身积累都会得到提高，其结果：一部分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城市（镇），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购房安置形式进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适应问题回返来源地城镇安置，当然仍有部分返回农村。
适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龄在19～29岁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专以上），目前在该地区已滞留一个较长的时间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储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万元以上，来自距离最近的地区和反而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的外来人口。
3.4住房发展与自助教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产计划将是可行的。但同时要使自助超出单纯的自助住房生产，关键是在自助住房发展计划中开展自助教育。
通过教育和培训，不仅希望为成员提供住房和服务设施，而且在于促进一个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设如影相随同时进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发展时间表
附图
a-A介绍自助合作的规则、组织和功能，介绍机构和自助组织法，讨论成员地位和职责；b-B了解住房规划设计、财政和资助、建设和建筑、组织和管理，讨论并参与规划设计；c-C小规模住房建设的方法、设备和工具使用、建筑技术和合作技巧的理论与实践培训；d-D住房扩张、环境和住房维护、住房资源利用的技术培训，参与成员管理会议；e-贷款偿还、会计知识培训，沟通技巧和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教育等等。
通过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其次学习与建筑相关的技术知识，提高资金运用和相关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自己的动机期望，认识个人
权利和社会责任，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并激发个人潜能；增加与社会的联系，提高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自助住房建设的过程因此成为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过程，自助住房生产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安置模式。
4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内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附图
图2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参考文献】
[1]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2]项飚.北京有个“浙江村”：社会转型中一个自发城市化群体的初步研究（上、中、下篇）[J].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城市经济，1993.3～5.
[3]朱宝树.从离土到离乡[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4]蔡fǎng＠①.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5]韩俊.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及其特点[J].人口研究，1990.(5):26～34.
[6]黄晨熹.九十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作用与趋势[J].人口研究，1998.(2):8～22.
[7]魏津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人口移动[A].翼党生，邵秦编.中国人口流动态势与管理[C].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8]张善余.我国省际人口迁移模式的重大变化[J].人口研究，1990.(1):17～23.
[9]PughC.TheChangingrolesofself-helpinhousingusingandurbanpolicy,1950-1996:Experienceindevelopingcountries[J].ThirdWorldPlanningReview,1997,19(1).
[10]田剑平，许学强，赵晓斌.国外自助安置理论的发展[J].规划与观察，99.6.
[11]TurnerJFC.Minimalgovernmentaidedsettlement[J].ArchitecturalDesign,1963,379-80.
[12]TurnerJFC&FichterRFreedomtoBuild:DwellerControloftheHousingProcess[M].NewYork:Macmillan.1972.
[13]TurnerJFC.HousingbyPeople:TowardsAutonomyinBuildingEnvironments[M].London:MarionBoyars.1976.
[14]BurgessR.Self-helphousing:anewimperialiststrategy:acritiqueoftheTurnerSchool[J].Antipode,1977,9:50-59.
[15]BurgessR.Thelimitsofself-helphousingprograms[A].In:KorteBA&MatheyK:DevelopmentofLow-incomeNeighbourhoodsintheThirdWorld[C].Damstadt,Archimed-Verlag,1984.
[16]TurnerJFC.Issuesinself-helpandself-managedhousing[A].In:WardPM:SelfhelpHousing:ACritique[M].MansellPublishingLtd.,AlexandrinePress,Oxford.1982.
[17]WardPMSelf-helpHousing:aCritique[M].AlexandrinePress,Oxford.1982.
[18]MatheyK.BeyondSelf-helpHousing[M].Murchen:Profilverlag;London;NewYork:Mansell,1992.
[19]TaitJ.FromSelf-helpHousingtoSustainableSettlement:CapitalistDevelopmentandUrbanPlanning
inLusaka[M].Zambia.Brookfield,USA,1997.
[20]辜胜祖.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1]辜胜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跨世纪的社会经济工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2]许学强.中国小市镇的发展[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
[23]陈俊生.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基本政策问题[N].《人民日报》1995-1-28.
[24]McGeeTG.UrbanisasiorKotadesasi?EvolvingPatternsofUrbanizationinAsia[A].In:Costaeral(eds).UrbanizationinAsia:SpatialDimensionsandPolicyIssues[C].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9.
[25]许学强，黎雅.外来劳工与城市发展初探——以广州为例[J].城市问题.1988.6.
[26]柴彦威，周一星.大连市居住郊区化的现状机制及趋势[J].地理科学，2000,20(2):127～132.
[27]甄峰，顾朝林，沈建法，等.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极化研究[J].地理科学，2000,20(5):403～410.
[28]刘荣增，崔功豪，冯德显.新时期大都市地区城市定位研究——以苏州与上海关系为例[J].地理科学，2001,21(2):158～163.
外来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建构主义；公共外交；行为主体
一、公共外交理论及其与建构主义的理论切合点
国家的整体外交包括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前者强调的是政府之间的外交活动，其活动的主体和客体必须是一国政府；而后者则强调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国家民众。公共外交一词最早于1965年在美国出现，埃德蒙•古利恩将其定义为一国政府采用民众舆论或媒体传播的方式，对另一国的民众或者利益集团产生影响，从而对涉外活动产生干预，达到外交目的。[1]在此公共外交仅指一国政府与他国公众之间的外交。由此可见，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民众舆论，信息传播，文化交流等等，目的在于解说本国的外交政策，展现本国的良好形象，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强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互信。我国学者将其界定为，一国政府采用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别国进行双向交流，从而实现澄清事实，展现良好形象，增进文化交流，以实现国家利益。[2]这一定义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家形象上，认为进行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提高国际知名度和国家形象；先入为主讲故事，文化交流促沟通，从而有效的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所以这样解释其概念是比较合适的。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国际事务的意义和内容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有观念，是观念影响了国际互动，国际互动反过来也建构了国家间的共有观念。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身份，国家的身份在共有文化及互动实践中得以产生。[3]公共外交恰恰也强调文化观念的作用，通过媒体传播消除误解、利用民众舆论来增进国家之间的感情，所以公共外交更是一种心灵外交，是国家文化领域与外交领域联系极为紧密的一环，文化与外交通过公共外交互为影响，外交通过文化观念入手达成目的，文化因外交得以多元完善。所以，文化观念与国家认同等非物质因素成为建构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理论完美的结合点，相比其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建构主义与之拥有更多的共同话语，以此视角来研究必将赋予公共外交更多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对三种公共外交状态的探讨
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共有观念造成了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友好程度取深受共有观念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国家的身份不同，利益取向就不同，因此外交实践活动就会产生差别，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建构主义看来，无政府文化有三种。公共外交在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下也相应有三种不同的状态。
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敌人来表示，国家之间会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国家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权力，利益和自身安全。一种对公共外交概念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即：公共外交采用媒体传播等文化交流活动，达到制造外国舆论，给外国政府造成压力的目的；从而促使对方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能够最大限度的符合自身利益。[4]因此，争取他国民心，向另一国政府施压，制造相关舆论成为此公共外交的主要目的。这种舆论可以符合事件的真实性，也可以不符合，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
2.洛克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间关系可描述为竞争对手。国家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合作，互利共赢，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从政治到经济，从语言到文化都能够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展现我国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于改善了我国的舆论环境，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康德文化。在该文化下，国家扮演者朋友的角色，两国拥有着极高的互信度。国家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互帮互助并逐步加强；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国家进行公共外交纯粹的是为增进文化观念的融合，改善双方民众与政府的认知，增进双方之间的感情，以实现和谐相处的目的。
三、发展公共外交的对策及建议
1.行为主体多元化。既然在整体外交领域中除政府外交以外的领域，都属于属于公共外交，那么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应该十分宽泛，[5]这样才能为公共外交工作提供更加宽广的平台。比如近些年来，印度有着较为丰富的公共外交资源，海外印度人成为印度侨务公共外交的主力军，高技术人才和留学生，海外印度人社团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推动资本运转，媒体报刊加强对外宣传，还包括政府的对外援助等等。[6]这启示我们要充分动员包括政府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体，使之互相协调，充分发挥其作用，做到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2.行为方式多元化。近年来网络公共外交得到不断发展，由于其快速便捷，各国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多的采用网络的形势。公共外交的行为方式也渐趋于多元化，网络电子化平台成为国家间交流的重要窗口。我们要将网络舆论重视起来，积极改善网络舆论，充分利用网络这一手段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3.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公共外交应积极向国家政策靠拢，使之为政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科技进步。民众及其他行为主体应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求同存异，推动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两种文化之间碰撞，可以是互相融合，可以是共存，当然也会发生冲突。公共外交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与他国民众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当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的时候，应该求同存异，推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使文化观念得以互相交流借鉴，从而增进国家之间的互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上所述，我国的公共外交应充分动员各个行为主体，积极探索公共外交的新领域，新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公共外交的作用，拓宽开展公共外交的渠道；并将政府政策放在主导地位，使政府，民众，精英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能够团结协作，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重视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观念上求同存异，加强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融合，推动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7.
[2]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9.
[3]张庆元.建构主义视角下公共外交的新概念[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1):30.
[4]曲星.公共外交的经典含义与中国特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0(6):5．
[5]廖宏斌.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四川大学学报,2007,5:111-114．
[6]时宏远.日趋活跃的印度外交[J].国际问题研究,2015(1):47-51.
外来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 加藤周一 “杂种文化论” 传统 现代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几乎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文明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对待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共同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学者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化问题的理解。
加藤周一(1919―2008)是日本现当代著名学者、评论家,他学贯东西,对文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尤其深刻。加藤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观点独到,在日本影响颇为深远。本文试图在文化论的范畴内对加藤周一及其文化理论进行剖析,阐述杂种文化论形成的背景、过程、意义及影响,并联系当前实际进行初步探讨。
二、杂种文化论的时代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第二次世界大战旋即宣告结束。在反法西斯同盟诸国欢庆胜利的同时,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本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深层次的反思。二战的失败几乎粉碎了日本人固有的价值观,在此后十年左右的时期内,坂口安吾、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纷纷撰文,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旧文化,一边倒地展开了批判,甚至认为日本传统文化都是封建遗毒,是影响今后发展的障碍,这种思潮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化论的主流。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一改十年以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理解,对曾经遭受猛烈批判、几乎体无完肤的日本文化传统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杂种”论也形成于当时,这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下面,本文将分别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展开分析。
1.政治动向
可以说,整个五十年代,甚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日本的方方面面都深受国际政治时局两大事件的影响。这两大事件分别是对日和约的缔结与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苏开始了为期数十年的冷战。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由美国主导,48国于旧金山共同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前苏联、印度等众多国家被排除在外。尽管旧金山条约只是西方国家片面的对日和约,但日本却藉此成功地在政治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条约签署后第二年,日本被占领状态宣告终结,随着政治实现独立,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也重新趋向正常。而几乎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给日本提供了莫大的机遇,由于美国本土距朝鲜战场遥远,美军驻日基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日本的政治地位无形中得到了提高,这对日本进一步摆脱战后不利状况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经济动向
朝鲜战争在提高了日本政治地位的同时,在经济上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战争过程中,日本作为美军补给基地,前后共计生产了约24亿美元的军需物资,日本经济得以从战后的萧条状态重建并逐步复兴。日本政府在1955年的经济白皮书中宣称,日本经济状况“已非战后”。此后,日本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政治独立、经济腾飞,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是划时代的巨大变革,这种巨大的变化很自然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在日本文化论方面的体现也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三、加藤周一及其文化观的内涵
按照日本的纪年方法,1955年为昭和三十年。正如前文所述,自昭和三十年开始,随着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社会日趋安定,国际交往增多,日本知识阶层对于本国文化的观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藤周一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在当时而言颇为大胆,因此倍受瞩目,至今仍是日本文化论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具有深远的影响。
1.杂种文化论的形成
加藤周一1919年生于东京,是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评论家,作为一名战后第一时间走出国门的旅欧学者,在法国、英国长年的留学生活经历使加藤较早地建立了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可以说,东西方不同的生活体验与比较文化论的理论基础相结合,是最终促使加藤文化观形成的原因。
1955年,加藤周一在著名的《思想》杂志《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文中称,其留学归国后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有两点:其一,日本有着如同水墨画一般、与西欧风格迥异的古典美;其二,日本同时又是一个烟囱林立的工业化国家,这幅现代化的景象又使日本显得与其他亚洲国家格格不入。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无疑更为深入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是,加藤指出,日本文化并非西方文化,更不是殖民地化的西方文化,而且,日本当时并未处于一味西化的过程中。加藤周一在文章中还指出,传统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是构成日本文化的两大要素,换言之,日本文化本身就是这两种要素不可分割的混合体。就这样,加藤以其一贯的明快文体敏锐地指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典型,宣告了“杂种文化论”的诞生。
需要说明的是,与汉语相比,日语的“杂种”一词较为纯粹,作为一个中性词,并不含有贬义,这一点加藤周一本人也曾言及,“杂种”也好,“纯种”也罢,都不含有褒贬之意。尽管如此,公开主张本国文化是“杂种文化”,仍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2.杂种文化论的内涵
历史上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近代以来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换言之,近代以来,一种不受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独立文化注定是不存在的。加藤周一显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把文化界定为纯种文化与杂种文化的同时,对这两种文化的概念与标准作了说明。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纯种文化,并不是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其与杂种文化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纯种文化具有外来文化无法撼动的根本性特征,而这种特征是该国固有的、非外来的;外来文化对纯种文化的影响只限于细枝末节,或是锦上添花。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文化很不幸地从本质上就被加藤界定为杂种文化。然而,按照加藤周一的观点,杂种文化与纯种文化之间似乎除了名分不同之外,是不存在优劣之分的。杂种文化自有其优秀之处,纯种文化也并非尽善尽美。因而,日本文化虽属杂种文化,但日本人大可安之若素,无需为此抱有劣等感。在加藤看来,部分学者自古以来想方设法否认甚至攻击日本文化的杂种性,试图为日本文化正名,使日本文化纯化的种种活动实际上并无意义。
四、杂种文化论的意义及其引发的现实思考
加藤周一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论的观点并非无的放矢,实际上,其观点正是对前一段时期的日本文化论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修正。一如前文所述,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日本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而加藤除了指出日本文化系杂种文化外,却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本身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可以说,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前人观点的一种反应。何况,我们按加藤文中的逻辑不难解读,在他看来,日本文化是具有某些积极意义的。显然,这给当时正逐步走出困境的日本人重拾对本国文化的信心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当然,杂种文化论的意义绝对不止于此。对于过往的文化运动,加藤周一也作了很好的总结,他有如下一段评论:“明治①以来复杂的文化运动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正是知识阶层对于(日本)文化杂种性的反应,是一部文化纯化运动的历史。”②日本文化之所以称为杂种文化,是因为其中同时存在两种要素,那么,漂白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并使之纯化,无外乎两种途径,其一是去除日本文化中传统文化的要素,其二则是去除日本文化中的西方要素,即现代化的要素。加藤周一明确表示,两者皆不可行,任何一种尝试都难免失败的后果。不难发现,前者将导致文化全盘西化,而后者极端保守、盲目排外,甚至更为危险――有倒向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二战中的日本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近代日本的文化论就这样一直在两种倾向中恶性循环,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加藤的论断指出,切断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是存在的――承认日本文化的“杂种”性,停止无谓的纯化运动。无疑,加藤杂种文化论的主张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在“冲突―认同”、“冲突―抵抗”这两种极端的模式以外,开拓“冲突―并存―融合”之路。
反观中国近代的文化思想,西化和复古两种思潮也曾长期斗争,与日本一样,未能走出误区。即便是建国以后,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未能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法,一方面对于西方的外来文化曾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同时,在特定时期内,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又予以全盘肯定。而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也曾长期持否定态度予以批判。诚如叶渭渠先生所言,全面否定传统,将失去判断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失去文化根基;全面否定外来文化而墨守陈规,则传统不能再生。整合两种文化资源,恰当处理其相互关系,是当前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重大课题,加藤周一先生的观点至今并未过时,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产生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逐步好转的特定时期,促使当时的日本人对处于被遗忘边缘的本国文化进行了有益的再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加藤周一杂种文化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其可贵之处在于,为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指明了一条不偏不倚的公平道路,时至今日,对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我国仍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注释:
①明治:日本年号,1868―1912.
②原文为:“明治以来の}jな文化\婴s史は、もし一言で言うとすれば、このような文化のjN性にする知R人の趣らの反辍つまりその化\婴s史にほかならない。”引自加藤周一《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一文,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加藤周一.jN文化.v社文,1956.
[2]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3]加藤周一.何谓日本人(中译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外来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华文文学；文学评论；外汉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学；来华留学生
一、华文文学与华文文学评论
华人文学泛指使用汉语语言文学为母语写作的文学作品总称。具体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文学，新加坡文学，北美华人文学。加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有助于沟通大陆与台港澳及海外华人的关系。随着全球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趋活跃，华侨华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华文文学共同体，它以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为精神纽带，是全球华人共同创造的文化成就。通过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陆续介绍和广泛传播，华文文学研究已发展为一个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现在大陆已有30多个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出版四种专门刊物，许多大学还开设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课程，华文文学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态发展壮大。喜中之忧谁也不能否认，华文文学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自然地发生了分流的现象，由本土伸向港台，继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关于海外华文作家的写作阵容，常常被学术界分为四大块，台湾、香港、澳门海峡为第一大块，东南亚诸国的华文文学为第二大板块，澳洲华文文学为第三大块，北美华文文学为第四大块。今日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共存的历史趋势中，更多地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独特的性质和价值。对“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命名，便包含着摆脱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过分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的一种努力。因为“语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对客观存在事实的概括，而非意识形态的想像，更与文化民族主义无涉。在这个基础上，为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体化、整合化和客观化，提供了可能。当然对于那种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我们仍须保持警惕。警惕和反对华文文学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否定华文文学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文化身份的追认，等同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构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学特色，是形成居住国文学文化多元构成与发展的元素之一。过度强调传统是不恰当的，那种文化原教旨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把海外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汉语美学传统视作文化民族主义而加以否定同样不妥当。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拒绝狭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但却不能彻底否定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开放的族群意识。海外华人移民社会或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意识既是这种存在事实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维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华文文学以其特有的想像与叙述形式参与了族群意识或族群认同的建构，显然具有形塑少数或弱势族群自我的意义。以往的华文文学研究很少讨论这一问题，而拘囿在纯粹文学或审美领域的批评，不可能真正从社会学和历史的真实层面理解华人的文化、现实和历史处境，在清除了一厢情愿地把海外华文文学看作中华文学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许多研究者还把研究的重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在寻绎、证实与注解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薪传关系上，这只是前期研究的遗韵，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另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重要的维度，是要把海外华文文学放诸居住国的历史脉络，探讨“在客居国家意识与认同形成中，华人族群意识与认同又面临如何的回应与调整”(萧新煌语)。对此问题的回避、忽视，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幼稚、虚弱的表现。因此若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概念存在着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进入这种纵向的结构关系的分析，仅仅停留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横向整合的研究层面。那种仅仅停留于对语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种技巧鉴赏分析的所谓“花边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达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面世界，也难以真切认识海外华文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远远落后于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华人学研究。华文文学研究有必要向华人学学习。华人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与方法将有助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一臂之力，改变这一领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来，热衷于谈论华文文学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华文学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学者王赓武的有关华人认同问题的精辟论述，其成果本是华文文学研究可以信赖的理论支援，因为从中可以在海外华人生存与发展的整体联系中，更准确地寻找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位置与意义，以及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方法。
二、对外汉语教师指导来华留学生进行华文文学评论的写作研究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是一种外语教学。它的任务是训练、培养学生正确使用汉语进行社会交际；对以汉语教学、研究和翻译为终身职业的学生则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对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汉语作为外语在外国人中进行教学，有下列特点：①教学时间一般只有1～2年，最多 4年，这就要求选择最切合实际的教学内容。②汉语是有声调的分析型语言，书写形式是方块字，汉语语法又有一些独特之处,所以,母语是没有声调、以拼音为书写形式的屈折语言的学生对汉语感到特别陌生，这就要求更加讲究教学方法。③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和语言习得过程均有不同,必须在没有现实语言交际活动的条件下，创造学习汉语的环境，精心设计并组织教学和模拟的交际活动。针对上述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始终要遵循实践性原则、与学生母语进行对比的原则和启发学生自觉性的原则，并结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体地解决外国学生的疑难。文化多元化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们有必要对很多传统的学科研究进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学翻译因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需要我们考察翻译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的变异以及作为翻译主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选择。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既要重视传统中华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也不可忽略汉语言文化的传播。现今的跨文化的对外汉语教育存在着中国文化输出的欠缺，外国留学生学生不能用汉语表述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引发跨文化交际障碍。语用文化与文学翻译是动态等效翻译，其等效性包括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差异，制约了语用翻译的动态等效。英汉文化差异经常影响交际中的信息获得，造成信息误导和信息障碍，进而导致语用翻译失误。因此应考虑不同文化差异因素，力求避免语用翻译失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注意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外语教学法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学法倾向：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力求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加强文化内容的教学；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继续贯彻实践性原则;正确处理听、说、读、写、译之间的关系,根据 学生的需要和语言教学的规律，在不同的教学阶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正确处理语言的结构、意义和功能的关系，把结构和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汉语和 学生母语的关系，有控制地使用学生的母语或媒介语。对外汉语教学活动包括4个环节:①总体设计,即针对既定的教学对象及其学习目的确定总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据此确定课程设置及各课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制定出教学 大纲和教学进度计划。②教材编写（包括电教软件的设计与制作）。③课堂教学（包括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语言实践活动）。④语言测试（包括各种衡量语言知识 和能力的手段）。中国大学应该改革对来华留学生管理方式，实行无差别的“趋同”管理；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沟通网络，鼓励留学生参与当地社会文化生活，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文化：加强全社会对留学生的社会支持，营造宽松友好的社会环境；对中国大学生和从事留学生服务和管理的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训，提高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减少文化误解和冲突。同时，研究者建议：充分挖掘留学生中丰富的“信息”、“语言”、“文化”和“跨文化经历”资源，开发跨文化能力培训项目 和跨文化交际课程。这对我们完善留学生服务和管理体制，增进中外学生的了解，促进来华留学生的适应，进一步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论文联盟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中国论文联盟认识与思考华文文学，离不开其置身的文化传统，华文文学的本质形态带有更强烈的民族情结和边缘地位的诉求，而这种属性的艺术表达,正处在漂泊与迷茫的路上，挣扎于认同与归属的寻觅中。任何文学的存在和发展,都必定与相应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表征。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体现,其深层呈现 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与行为规范所界定。于是不同的文化所传达出来的差异,便显现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之根，而文化语境的差异又带来了文化内蕴、审美观的差异。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是一个社交和认知的过程，是一种交际手段，是需要培养以便创造好作品的技巧，也是帮助来华留学生学生学习各门学科的一种途径，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对来华留学生写作指导应直接放在社交语境中。学习写作不是简单地获取技巧，而是学习进入约定俗成的言语社团。现作学不再像传统写作学那样，对学生的成品进行孤立的、静态的研究，而是从宏观角度把写作现象作为整个写作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进行动态考察，以找出写作活动中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从而指导课堂的教学活动。现作理论认为，写作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它是通过人们的独立或合作行为来进行的。最有价值的写作研究应是以下三方面的结合:对写作成品的分析、对写作过程的研究和对写作背景及功能的分析。写作的成品可看成是对交际活动的描述，即作者成文意义的产生,它可引导其他交际活动，即读者对成文意义的构建。写作研究的焦点已从对成品的分析转移到写作过程本身，并把它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写作过程中的社会性方面也受到了重视。现作理论重在分析写作认知过程与交际内容的相互关系。写作越来越体现出跨学科的交叉性，写作研究也正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实用的方向发展。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素材，因此华文文学评论写作教学不仅要教各种规约和范式，还要注重培养来华留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对修辞的敏感性，使其在华文文学评论写作过程中学会发现和探讨思想。
参考文献：
[1]王雪玲.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01) :92-95.
[2]龚鹏程. 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j]. 华文文学, 2010, (01) :5-12.
[3] 袁珍琴. 谈文学评论的写作[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2) .
[4] 宋琪. 从文学评论的写作与指导谈作文教改[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7,(25).
[5] 石万鹏. 文学批评的文体写作[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1,(02) .
[6] 贾泓. 如何指导学生的文学评论写作[j]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6,(31) .
[7] 王雪玲. 论《到灯塔去》的空间叙事艺术[j]. 学术交流. 2009.（12）.
外来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复合型外语教学 建构主义 文化导入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5N005）;陕西省十二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SGH140617）;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5JK1606）。
建构主义理论
1.建构主义理论发展概述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一种在心理学、哲学和人类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学习与知识的理论，因其关注个体的学习过程与个体认知的关系，因此，该理论被视为解释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理论依据。建构主义作为一种认知理论，其哲学基础可溯源至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詹巴蒂斯塔・维柯。该理论从哲学传统出发，指出文化是使人类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的重要介质。这种哲学观点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具有一种本能的、独特的“诗性的智慧”，这种特质使其可以对周围环境以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式作出反应。皮亚杰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布鲁纳和维果茨基也从各自角度对此理论进行了推进和完善。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即早期建构主义的雏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后以“捷克结构主义”在二战时期传入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建构主义理论重新回到欧洲，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当前，建构主义作为一种认知理论，因其关注个体的学习过程与个体认知的关系，该理论被视为解释说明人类学习过程的理论依据。因此，从本质上讲，建构主义理论更是一种学习哲学，对传统认识论形成了革命性的挑战。
2.建构主义理论的中心原则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学习者知识的获取并非如传统学习理论所认为是通过教师的教授而被动得到，而是学习者本人在特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通过借助包括教师、学习伙伴等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工具和资料，最终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提到的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分别是指“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其中的“情境”即学习环境中的情境，包括学习场所、学习氛围等软、硬件环境，在建构主义理论下是指有利于学习者进行意义建构的情境。
建构主义者关于学习的观点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个体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将知识“原封不动”地传递给学生，这种自主建构无法通过他人来替代，关键在于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意义。这一复杂的过程是学习者新旧知识的相互作用过程，也是学习者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因此，教学应该重视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究、发现并对新知识的建构能力的培养。而“意义建构”则被看作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学习者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的快速发展与实践应用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讲、学生听）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
复合型外语教学的新需求
1.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语人才的要求更趋向国际化、通用化。我国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是“外语+外语“模式。面对社会的发展，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以下简称《大纲》）明确提出：21世纪是一个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决定了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具体而言，要在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牢固掌握英语专业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拓宽学生人文学科知识和科技知识，掌握与他们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基础知识，注重各种相关能力的培养。关于课程设置，《大纲》也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强其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英语专业课程要包括：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三种类型。英语专业技能主要指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英语专业知识指英语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相关专业知识指与英语专业有关联的其他专业知识，如外交、经贸、法律、文化、旅游或军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课程[2]。从某种意义而言，英语专业知识是营建最直接和最基本的英语专业技能的学习“情境”，相关专业知识对其进行更具实用的、深层次的“情境”构建和拓展。在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培养的过程中，产生更富成效的“协作”与“会话”，进而质化英语学习的“意义建构”。
2.旅游英语教学需求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旅游业成为第三产业的一大支柱，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世界旅游组织的预测结论指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旅游客源国之一，到2020年，还会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加速融合无疑会给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单位，要着眼于未来旅游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要为国家培养既懂外语，又具有旅游方面专门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复合型人才需要复合型的外语专业教学。旅游专业的英语教学具有复合化的特征。旅游英语的教学中应至少包含三个模块的内容：（1）英语专业知识和技能;（2）沟通交际的技能;（3）旅游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在这三个模块中交织融汇着语言与文化的渊源。
语言和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对文化产生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必然会受文化的影响并反映文化的现状、特质、发展和趋势。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特所说：“每一个人，不管操什么语言，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承担者。世界观本身的形成要通过语言这一手段才能实现……每种语言中都会有各自的世界观。”[3] 因此，语言从特定角度揭示和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征，既蕴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影响，同时也体现着该民族整体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活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质。语言作为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对不同文化族群的沟通与交流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显然，语言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即要理解一门语言必须要了解相关文化，理解一种文化必须首先懂得相关语言。因此，我国外语界目前普遍认为：外语教学不仅是一种语言教学，更是一种文化教学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
旅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旅游英语作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而开设的交叉学科（旅游学专业和英语专业）专业课程，是培养高素质旅游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必修课程。旅游英语在学生日后的相关旅游交际和管理活动中， 不仅仅是对话交流的基本工具，而且在保护和传播本族文化，促进本族文化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融合，消除不同文化之间差异和误解，避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所以，在高校的旅游英语教学中，从基础阶段就要加强文化的导入，这不仅包括西方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1.西方文化的引入
语言既是文化的基石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点早已被广大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学者所公认。从根本上讲：对一种语言当中的语法、词汇等语言符号的全面和深刻理解都必须以对运用该语言的文化的理解为基础，所以，在国内的语言教学领域会提出“文化教学”的理念，即目的语的文化知识输入作为外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语教材中，有关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政治法律及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知识比比皆是。大多数英语教师都认同要获得母语者的语言使用熟练程度就必须了解英美文化，掌握他们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甚至行为习惯。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语言使用的失误和跨文化交际的不妥。
这一共识对英语教学当中的旅游专业英语教学自然也是适用的。同时，基于旅游从业人员将来特殊的工作环境和岗位职责，旅游英语教学当中的西方文化引入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没有对异域文化必要和充分的了解作储备，就没有将来工作的得心应手和顺理成章。
2.本国传统文化的渗透
与“西方文化的引入”相比，国内的外语教育界尤其是实际教学过程中对本族语文化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甚至较多地讨论了它的负面作用。其实，语言是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其特定的文化环境进行认知的工具和结果，即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会反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因此，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在接受英语这一“世界性媒介”的同时，也坚持要保持本土的语言及文化，努力维系本民族的身份和独特的文化印记。比如印度、新加坡、南非等许多国家在使用英语作为他们日常的工作语言的同时，也在号召他们的年轻人珍惜和维护他们的本土文化，以便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外来文化尤其是英美文化过分“入侵”和“垄断”，所以他们使用的英语都多少带有本国文化的烙印。将这种烙印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在适当的程度上深刻化、标签化，不仅不会影响英语的规范表达，反而会促进英美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是将本土文化进行推广和宣传的一种手段。在这里，具有本族文化印记的语言表达不会成为国际交流的绊脚石，而是文化交际的最有效的媒介。
束定芳和庄智象指出，在外语教学中，母语文化会在两个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母语文化可以作为与外族文化进行对比的参照体，能够更深刻地揭示这些目的语文化所具备的重要特征，从而加深对其民族文化本质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学习者母语文化心理的干预与调适，能够有效促进和培养学生对外语学习的积极态度，提升其深入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兴趣和潜力，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4]。因此，加强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能够提高其对一种文化进行客观评价的能力。这样既有利于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母语和目的语文化，同时可以尽量避免母语文化在其外语学习中产生负迁移现象，充分发挥学习过程中的正迁移效应。
作为将来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目前的旅游英语专业的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英语对于他们而言，决不仅仅是日后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交流工具，更重要的是作为他们宣传和传播本族文化，继承和保护本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消除文化隔阂，避免和解决文化冲突的必要保障。如果对外国朋友感兴趣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孔孟之道、阴阳八卦等不甚了解，不能给出令其满意的解答，无疑会给跨文化交流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与合格的高素质的旅游从业人员要求相去甚远。基于特殊的工作岗位和环境，让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广播四海是一代代旅游人的宏图大志，也是他们肩上推卸不下的艰巨责任。
因此，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中，尤其是旅游英语的教育中，应该加强中国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必要抵制，也同时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3.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语言这一形式载体加上相应的信息才可以构成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基础[5]。学生的外语学习过程其实也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这种意识不仅有利于产生学习目的语外族文化的兴趣和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异文化的了解和认可，也有利于他们去传承和深刻理解本族母语文化，从而使其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自觉地将对西方文化的引入和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相结合，进而达到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汉英两种语言的可比性问题早在17世纪的《普遍唯理语法》中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作者阿尔诺和朗斯洛认为：语言体现思想。既然人类的思想有共同性那么语言也有共同性[6]。把握语言之间的关系，要以把握其背后的文化关系为基础。只有把握两种文化的个性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两者的共性;理解两者的共性才能更加准确地领悟其个性。共性与个性不可分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英语教学尤其是旅游英语教学当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应该以对目的语文化的细致认识和敏感体验为前提，以对母语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为支撑，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和谐交际为最终目的。
结束语
总之，建构主义认知理论提醒我们，在外语教学中，要让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成为认知主体，要最大限度地使其处于主动状态，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而保证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最终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要积极营造学习者的正效应“学习情境”，在富有成效的“协作”与“会话”过程中，质化学习的“意义建构”。在旅游业的实际工作中， 良好的交际与沟通是良好服务的基础。旅游英语作为英语专业基本知识与技能和旅游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典型复合英语模式，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媒介之一， 是每个旅游从业人员与国际游客交际和沟通应该掌握的最重要工具。为达到学习者“意义建构”的最终目的而在旅游英语教学当中实施的文化导入，不能只强调英语与汉语的文化差异、文化障碍和西方文化的吸收;而应该要重视汉、英文化的共性，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渗透的积极作用，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注重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重组。
参考文献：
[1]温彭年、贾国英：《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改革――建构主义理论学习综述》，《教学理论与实践》 2002年第5期。
[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4]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p实践与方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5]杨东焕：《跨文化交际障碍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6]陈国华：《普遍唯理语法和〈马氏文通〉》，《国外语言学》1997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卢 珊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陕西西安
苏晓智 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 陕西西安
吴耀武 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外来文化论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NextPage]
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传承,特别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发扬,随后被流行于整个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所强化,成为一直主导世界文论潮流的强势文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一切伪科学的、非人性的、非历史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清醒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鉴别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判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三、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
应当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品格。人类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是产生文艺思想的源泉和推动文艺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同样是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抽象的产物。马克思的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是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提炼出来的。恩格斯关于“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现实主义的经典性定义是从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恩格斯主张用“美学的和史学的观点”观察和评论文艺是从歌德等人的创作和作品中抽取出来的。同理,没有托尔斯泰的创作和作品,决不会有列宁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会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选集》,中文3版,第2卷,241页,北京,人民出版壮,1995)的着名论述。列宁的以反映论为主导的文艺思想同样是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创作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位的、首要的、重要的、基本的观点。倡导和注重变革世界的社会实践和精神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突出的特点和优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的伟大使命和根本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极其重要性,甚至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舆论的和精神的批判对改造旧世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们反对用舆论的精神的批判取代对社会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他们认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能否依靠“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作为区别“新人”与“旧人”的根本标志。他们祈盼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世界的一代新人。一切舆论的精神的思想的批判,都不能最终地实际地有效地改变人的不合理的生存状态。为了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必须使先进的思想通过实践活动,获得感性实现,变成物化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同前注,121页)一切优秀的文艺和先进的文论,都应当为改变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承担起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庄严的历史使命。人的意识和思想只有影响、引导、推动、激励和鼓舞群众参与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活动,才有实际的意义。西方文论多半停留在舆论层面,诸如“语言革命”、“词句革命”、“符号革命”、“解构革命”、“本能革命”,乃至一些空泛的“文化批判”,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把重大严峻的社会问题转移到精神领域,这必然使对旧的社会环境和旧的语境的批判受到局限。尽管现当代西方文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主要徘徊和漫游于语言王国,带有明显的脱离历史和躲避现实的缺憾,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
四、重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典文本
外来文化论文篇8
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讨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依然是当前文艺学研究的重点,参会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他文艺流派的关注热度不减。高建平就消费社会和电子媒介冲击下的艺术如何寻找新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指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艺术思想尽管因社会背景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却有着自身的连续性和共同性,应该坚持一种介入的艺术观,使美学回归到批判的立场。金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化建设问题的精神和论断在当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应该以世界视野发展民族文化,以辩证扬弃的胸怀建设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以艺术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的独特属性及其价值。冯宪光指出中国学界的流行观点是只有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因而“西马非马”的问题一直没有充分讨论。他梳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代表人物、主要观点,指出西马理论家从资本掌控着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现实出发来研究不断演变的文化与文学,坚持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异化进行不懈批判,他们的思考和探索始终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线。赵毅衡从符号学出发,提出一般叙述学的几个可能的出发性课题,如虚构性/事实性叙述区分,记录性/演示性/意动性的基本分类,叙述的复合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等,并提出合一叙述者的基本形态,及其各种可能的变形。张永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做出了深入分析。谭好哲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界、问题与方法,对当代学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陆建德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修养的问题。支宇以实证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的合法性与象征资本做了深入研究。徐行言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了表现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澄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
二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讨论
西方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影响深刻。朱立元概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及其发展现状,分析了实践美学的主要局限,说明了在当代语境中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现实背景及实践论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朱先生认为中国当代美学走向实践美学只是拓展实践美学、建设和推进当代美学的诸多尝试和努力的一种。美国学者张英进回顾了近年来有关空间、地点的社会理论并思考了全球化对国家、地区与地方等概念的影响,提出面对全球———本土流动的变化多端的风景,重新定位当代文化,探索文化人在不同规模与不同领域内所采用的多种立场与策略。姚文放重新阐释了文化政治的概念,从后阶级政治/阶级政治、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审美政治/实践政治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探讨,在每一个维度上,“文化政治”概念的内涵都可以在与社会政治概念的相互参照中得到揭示。许明指出在消费至上、GDP主义愈演愈烈的现状下,我们的国民精神正遭受着物欲的消磨和资本的腐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千年文化需要现代化的路径重新开启,西方现代性的东移也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因此,这个时代的仁人志士需要建设一种新的理性立场。这种新的理性精神是一种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应该有的而不是已经有了的一种人文理想。陶东风论述了现代性反思之神学维度和后学维度在余虹那里并不是和谐共处,而是有着张力,进而全面介绍了余虹的为人为学,对余虹进行了悼念与追思。张荣翼从几个方面对文学知识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首先辨析文学知识的普适性和历史性,前者是超越地区、民族乃至历史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后者则表明文学知识产生于一定历史阶段,并且在历史的特定阶段才有意义。其次,文学知识具有超越个人的学科性,同时它需要研究者的个人感受而不是纯粹实验性质的。再次,文学知识的对象是文学,可是在对文学的关注和言说中,贯穿着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论者最后在文学知识的效用合法性与体制合法性的关系上进行了总结,前者是文学知识的目标,但往往后者才是文学知识建构的基础。靳大成以刘师培和章太炎为例论述两人既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又受到西方现代学术的洗礼,追述了刘师培与章太炎的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状态。彭修银论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结构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哲学基础的支撑张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实践性张力、包容吸纳张力。高楠概括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论基点。刘方喜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符号经济”及其中的文艺、文化,以“符号经济”为理论焦点,揭示“符号经济”无度扩张带来的政治后果与生态后果。阎嘉认为在今天文学思想和理论极为混乱的语境之中,急需强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和体制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