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论文范文

农户投资论文篇1

关键词：湖北；农户；投资行为

2008年暑期，我们课题组通过组织课题组成员、部分师生和乡镇干部对湖北10县(市)100个村的100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在2000年底课题组又组织课题组成员对收回的调查表进行整理并随机抽样到调查户进行核实，以保证调查资料的准确性。在全面整理和分析调查资料后，形成了这份综合性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笔者围绕被调查户的基本情况、投资行为及趋势和投资与收入的关系三大方面十几个问题，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在得出初步研究结论的同时，也提出我们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一些看法。

一、调查的设计和样本的结构

本次调查的对象以农户为基本单位，调查所选取的样本涉及湖北省的10个县(市)的100个农户。样本的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有经济较发达的平原地区如天门市、仙桃市，也有经济一般的丘陵地区如咸宁市，也有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如竹山县、英山县，还有武汉市的郊区如新洲区、江夏区。这种样本的选择方式和结构有利于比较全面了解情况，以得出比较合理的研究结论。调查资料的收集采取以下程序：一是设计基本问卷表，由被调查的农户进行填写；二是按照收集调查表的10％的比例随机抽样到农户家中核实，最后确定有效样本为96户；三是设计专门表格将有关定量性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最后，由课题组成员根据有关资料撰写调查报告。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农户的基本情况

1户主年龄。对户主年龄进行调查的目的在于与第二项文化程度相结合，共同分析年龄与文化程度对农户投资决策的影响。调查发现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4％，平均年龄在40.5岁，最小为24岁，最大为62岁；24-30岁的占22.9％，31～40岁的占37.5％，41岁以上的占39.6％。调查中还发现24～30岁的户主，80％以上外出打工，31-40岁的户主外出打工因受年龄和文化技能限制，只有30％外出打工。41岁以上的户主基本上都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

2户主文化程度。在被调查的户主中，文盲占21.9％，全部集中在41岁以上的户主；小学文化的占52.1％，主要集中在31岁以上的户主；初中文化的占18.6％，主要集中在31～40岁的户主，24-30岁的户主有一部分，高中(中专)文化的占7.4％，全部集中在24～30岁的户主。由此可以看出，户主年龄越年轻，文化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文化水平越低。户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家庭的投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接受新兴事物要快些，具有一定的进取和冒险精神。

32007年全年家庭纯收入。2007年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97元，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7896.76元，与湖北省农村人均纯收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按调查户所处地理环境分为平原区、丘陵区和山区，则他们之间的纯收入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平原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396.70元。丘陵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3201.83元，山区的调查户人均纯收入为2873.65元，这说明地理环境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以及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二)投资行为分析

1投资意愿和投资计划。当问及调查户是否有投资意愿时，回答有的占87.5％，这说明广大农户还是很渴望进行投资的，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占44.8％。为什么有87.5％的农户有投资意愿，而希望得到投资援助的只占44.8％。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农户有自身积累外，大部分并不具有现实的投资能力，自身没有投资能力而又不希望得到援助的原因有二，一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这类农户达76％，或者有明确的投资计划，但不能预测投资期及投资的成本和收益，怕万一投资失败，难以还债，所以稳健起见，想依靠自身的积累；二是有意愿不一定有机会，83％的农户想拓宽增收渠道，但就是苦于难以发现和利用机会，部分农户说，如果有机会，只要有把握赚钱，他们还是愿意得到投资援助的。

2在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下，对土地投资的意愿。愿意对土地投资的占26％，将减少对土地投资的占37.5％，保持现状的占36.5％。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有74％的农户不愿对土地增加投资。原因之一是土地调整比较频繁；对土地的投资一般在当年很难见成效，土地调整频繁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短期化行为严重，不愿意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二是目前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已经处于临界点了，再增加投资，产出并不一定会相应增加。三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同样的投入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可能效益更大。四是农村中的“四荒”地已经不多，剩下的“四荒”地投资的成本很高，更何况“四荒”地目前的产权不明晰，投资后怕收不回来。调查还发现，2007年与2006年相比，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数量普遍减少，减少的农户占92.7％，增加的为0，不增不减的占7.3％，减少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其余的在本地或外地经商和跑运输。

3对粮食生产方面的物质投资。认为种粮有利的占2.1％，认为种粮无利可图，尽量少投入的占26％，认为别无门路，只能投向粮食的占52.1％，认为生产资料价格太高，资金有限，无力投入的占19.8％。第一类情况的农户只有2户，他们都是子女在城镇上班或务工经商，老人在农村种粮供他们的口粮，所以他们愿意在种粮方面多投入，而且他们也有实力投入；而第二类的农户，一旦有其他投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投资；第三类和第四类农户的情况也正好说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且兼业化现象也多发生在他们身上。

42007年家庭总投资的变化。回答增加的占26％，回答减少的占52.4％，回答不增不减的占19.8％。调查发现，在增加投资的原因中，认为消费减少的占71.9％，认为是贷款增加的占11.5％，认为是收入增加的占16.6％；这说明大部分农户是在勒紧裤带增加投资。增加投资的目的中，用于解决吃、穿、住问题的占19.8％，此类农户一般是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或者正在努力解决；用于应付开支的占47.9％，此类农户一般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子女较多，家庭开支大，必须有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源来应付；用于增加财富的占32.3％，这类农户一般已经步入小康，或正在奔小康。在影响投资的因素中，把“不了解行情，不知投向何处”放在第一的占23.9％，把“不愿增加投资，怕风险”放在第一的占25.3％，把“农产品价格较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放在第一的占22.5％，把“无资金可投和缺乏技术指导”放在第一的占28.2％。其实大多数农户认为这四种因素都会影响投资。很难对他们进行排序。

5家庭收入来源和用途。家庭收入的来源反映了农户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而收入的用途可以反映农户的支出结构和投资意识。调查发现，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的占51％，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占7.29％，主要来源于林业的占3％，主要来源于渔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工业和建筑业的占6.25％，主要来源于服务业的占11.5％，主要来源于打工的占9.37％。这说明除了部分年轻的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打工外，大部分农户的收入主要还是来源于农业。

三、调查后的思考

1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民的文化素质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投资行为，还会对其他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户，其投资意识一般较强，而那些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有了收入就用来改善生活，投资意识不强。而且文化素质的高低还会影响农民的消费习惯和休闲时光的打发，而这些也会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同时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易于接受和掌握新技术，培养一定专长，为农户从事兼业行为，开辟增收渠道创造条件。

2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土地两权分离后的关键是农户是否真正拥有使用权，因为这是农民能否对土地具有长期经营思想和对土地进行中长期投入的重要前提。然而，尽管中央明确提出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三十年不变，但实际上在不少地方，农户承包的土地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做法使农户不愿也不能对土地的经营进行长期规划和稳定投入。所以，目前必须明确农户对土地拥有经营决策权、收益分配权和必要的处置权。通过承包、租赁、股份等形式，来确定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变动；其次就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专业户集中，并尽可能延长使用期限，以加深农户对国家土地制度相对稳定的预期，从而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对土地进行合理投入。

3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增强农户积累。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1)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2)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的投资收益率。在这两个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根本的。因为农产品销售收入高于农业生产成本，是保证农业投资收益率达到较高水平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目前的GDP分配格局下，工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不利于农业部门的剪刀差。

农户投资论文篇2

84年后的农业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引起了产权改革是否是核心，是否要私有化的争论。其中投资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不同的观点相对应的实证分析还没有得到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各种农业投资，特别是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尝试着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们的理论模型指出地权的不稳定性抑制了长期投资，但对其他投资的影响随外生约束的变化会有所不同。小调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合适的补偿机制降低了大调的负面作用，其他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方向也随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农业的低比较收益对投资有着双重的重要的负面影响。

实证分析证实了地权的不稳定对长期投资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大调的影响大，小调的影响小，也证实了补偿机制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得到了：小调刺激了化肥的施用，也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而大调对两者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种差异证实了约束条件的变化的重要影响，也暗示了农业的比较收益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证实了非农就业机会，村组的相对应的长期投资都显著的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进而我们对产权核心论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大调整，小调整，长期投资，短期投入，劳动投入，农家肥，农业比较收益，约束条件，村组投资，补偿机制，集体所有制，产权核心论

LandTenureSecurityandFarmerInvestment:TheoryandEvidencefromChina

Abstract

Thesharpdropintheagriculturalgrowthrateprovokedahotdebateaboutwhetherthemainproblemlayinlandrightornot,andwhetherweneededtoprivatizelandornot.Investmenthasbeenoneofthefocuses.Noconvincingempiricalevidencehasbeenprovidedeithertovalidateorinvalidatethearguments.Ourpapersystematicallyexplorestheimpactthatlandinsecurityhasonagriculturalinvestments,especiallyonlong-termandland-savinginvestment.Wealsoanalyzeeffectsofotherelements.Wetrytogiveourcontributionabouttheissue.

Ourtheoreticalmodelpredictsthatlandtenureinsecurityadverselyaffectslong-terminvestment,buttheeffectsonotherinvestmentsdependingontheexogenousconstraints.Partialadjustmenthaslessnegativeeffect,andsomeproperrecoupmentmechanismsalleviatethenegativeeffectofrearrangement.Theeffectsofotherelementsoninvestmentsarealsodependingonexogenousconstraints.Andwepointouttherelativelyloweryieldofagriculturehastwoimportantnegativeimpacts.

Ourempiricalanalysisfindsevidencesofthenegativeeffectoflandinsecurityonlong-terminvestment.Andrearrangementhasmorenegativeeffectthanpartialeffect.Alsowefindevidenceofthepositiveeffectofrecoupmentmechanism.Atthesametime,wefindpartialadjustmentincreasesuseoffertilizer,anddecreaseslaborinput.Butrearrangementhasnosuchsignificanteffect.Thisdifferenceimpliestheimportanceofchangeinconstraint,andthentheimportanceoftherelativeyieldofagriculture.Inaddition,wesubstantiatenon-farmopportunityandthecollectiveinvestmentbothhavesignificantlynegativeimpactonlong-terminvestment.Andwedoubtlandrightisnotkeyproblemofthedecliningofagriculturalinvestment.

农户投资论文篇3

北京大学 曾毅

“生育政策改革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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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焦点 尽快放开现行生育政策

北京大学 曾毅

“生育政策改革滞后不利于

开发教育与制度红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简报

2013年第24期

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有利于开发教育和制度红利。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以及科学改善计划生育，不会导致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低生育水平的大幅反弹。

首先，调查发现，中国偏好多子的人群却相对很低。第二，由于养育小孩的成本提高，客观上迫使了对生育的控制。第三，在中国部分农村从1980年初开始实施的二孩晚育间隔政策表明，当地年均人口增长率与生育率总和与其他严格实施计划生育的地区相差不多。

现行生育政策下，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地区的夫妇只被允许生一胎，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至少一半以上夫妇被允许生二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使农村生育率大大高于城镇，导致文化教育“逆淘汰”现象继续长期存在，这极不利于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和开发教育红利。

改革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治理等，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下，实行的难度会极大增加。这一切必将加快“刘易斯拐点”魔咒的到来；将使中国重蹈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过度老化和劳动力资源快速萎缩、年轻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相对减少，而经济长期衰退的覆辙；严重削弱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将继续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和失独孤寡老人，损害社会和谐与国防安全；滋生民众超生造假和基层计生机构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的腐败土壤。

毫无疑问，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根本谈不上开发教育红利和制度红利。 制度 让农户支持农地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 丰雷等

“中国农村土地调整制度变迁中的

农户态度”

《管理世界》2013年第7期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中央政府“农地承包期间，不得调整”的政策是否得到农民支持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一个关键。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农户态度的时序变化、地区差异及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尽管农民对中央政府“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明确表示“支持”的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比例。面对土地调整和中央政府“不得调地”政策，农户同时具有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考量，并表现出明显的“学习效应”。

人均GDP提高和人均耕地面积增加，会降低农户对土地社保功能的依赖，从而提高农户对中央政策的支持率；进行过土地或副业投资的农户更倾向于支持中央政策；通过增加农村教育培训投入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增进农民对产权和市场功能的认知以及对法律政策的正确认识，将会提高农户对中央政策的支持率，有助于中央政策的有效实施。 观点 抵押限制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

北京大学 赵波

“合理的房地产泡沫”

NBER工作论文第19354号

房屋所有人和投资人时有重叠，在这样的经济体中，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房屋所有人自身使用了房屋的居住功能，而投资人却没有。

不过，严格的抵押约束会限制房屋所有人的借贷能力，并导致均衡利率下降到住房价格增长率的水平。这时，对于投资人而言，投资住房变成了一种价值储存的手段。而只要租赁市场的交易足够高，投资人持有的空置房屋将为正数，且处于平衡状态。

但投资人仅为转售而持有房屋，却不预期以自己使用或租金形式的分红，会导致房地产泡沫产生。这一模型可应用于中国，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替代率的迅速下降，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

农户投资论文篇4

重新检讨“户籍城镇化”方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　张翼

“农民工户籍转化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比较》2011年第2期总第53辑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然而，在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下，各大城市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设计了各种门槛，以限制流动农民工的进入。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矛盾。

另外，通过在全国103个城市，对10.6万农民工个案进行调查后发现，农民工对非农户口转化意愿较低。此为中央政策与农民工实际意愿之间的矛盾。

大批农民工不愿放弃农业户口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保留承包地。在“80前”(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中，如果不涉及承包地等土地问题，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比为20.15％；如果要求农民工交回承包地，则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比为11.04％。“80后”(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相对应比例为24.66％和12.86％。可见，农民工对土地仍抱有极大希望。

在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民工群体中，其主要动机是“城市户籍可让子女与城市孩子一样上学”。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民工愿意落户中小城镇，他们普遍希望到大城市、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且此比例与学历程度呈正比。

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城市福利关门主义，市府集体排他利益决策机制让农民工对城市望而却步；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保体系建立完善，农业用地的价值重塑等因素又强化了农民工留户籍于乡土的意愿。

我们应重新检讨“户籍城镇化”方针。既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阻止农民工进城，就应撇开户籍，让“常住人口城镇化”，让其享受合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强化其市民特征才是解决矛盾之道。

制度

威权体制下寻租带来负面成本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刑祖礼　周文

“威权体制、相金机制与企业的性质――兼论中国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67号

“高速度、粗放式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中国转型经济特征，已成为众多学者的共识，一些学者把视角放在“寻租”行为上，希望由此切入来诠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在威权体制下的中国，产权的界定掌握在上级领导或少数领导手中，又因为“法律缺失”，导致这种产权引发的激励变得不同于一般自由市场。在该激励下得到的收益权利可称为“潜产权”，其收益就是“租金”。

官员为了获得“租金”，有动力投入“过分热情”在发展地方经济上，如征地、基建、采矿等。在“潜产权”激励下，寻租成本会被转移到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只要威权体制不变，这种趋势很难扭转。

尽管中国的寻租模式类似于“做大蛋糕再分”，因而中国经济发展要比俄罗斯的“直接分蛋糕”模式更快，但其成本会不断累积，而且负效应更大。

观点

政府基建项目的利弊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　郑思齐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研究所

“政府对当地公共品的投资是否能促进下

层住宅高档化?”

NBER工作论文17002号

无论是波士顿的“Big Dig(大挖掘)”(1991年开始动工，直到2006年其主体工程才算基本完成)，还是北京为筹办奥运而耗资逾500亿元的轨道交通项目，都对推动当地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作用。

以北京为例，政府投资的基建使周边房屋溢价；开发商也更愿意在此附近投资；各种私人商业设施也随之而来。

看到这些政府投资的收益时也不能忽视其成本。北京的地价升高导致低收入者向远郊转移，外地移民受资金实力与户籍政策限制而无力承担高昂的生活成本。这都容易激发社会矛盾。

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政府希望通过大力投资基建提升城市住宅品质，但他们并未足够重视这种投资的负面效果。住宅品质的提升最终会吸引移民还是赶走移民也不明朗。

农户投资论文篇5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risk coping strategies of poor farmers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behavioral economics. We have found that when poor farmers in Henan province facing the risk， they mainly take two measures： borrowing money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going out to work. Combined with prospect theory and“mental accounting”etc. ，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poor peasant households choose to take the above two measures to respond to the risks ，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 basic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farmers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responding to the risks.

【关键词】贫困农户；风险态度；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Keywords】 poor farmers； risk attitude； prospect theory； mental accounting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5-0045-02

1 引言

近年来国家从政策和制度层面加大对河南省农户的扶贫力度，减少农户风险，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为更有效开展扶贫开发，更应重视研究贫困农户面对风险时本身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因此，论文拟采用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与“心理账户”理论剖析他们的冒险行为，以此提升精准扶贫的有效性。

2 农户风险概述

广义上说，风险主要是指由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导致损失发生[1]。对于贫困农户而言，风险是从事农业生产或生活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市场行情变化、政府政策调整、生活风险等诸多风险因素。

贫困农户由于自身财力物力、教育水平、见识的限制性以及不确定性，常常面临着生产生活中各种各样风险的冲击，从而产生贫困问题、环境人口问题等严重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农户风险应对策略的研究中，主要立足于降低农户风险的政策，但对农户的冒险心理缺乏足够的研究。对此论文引入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心理账户等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户的行为特征，对贫困农户的风险应实施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分析。

3 河南省贫困农户风险调查分析

通过开展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对开封市兰考县、驻马店市新蔡县、信阳市固始县三县共100户农民进行调查。调查主要以贫困农户面临的风险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为主。调查结果如下：

3.1 贫困农户面临的风险

调查中发现，70%的农户面临着建造房屋、婚嫁以及孩子上学等方面的经济风险，47%的贫困农户面临着家庭成员大病救治而带来的风险，还有42%的贫困农户会面临自然灾害风险，例如干旱洪水带来的风险，如图1所示。

3.2 贫困农户风险应对措施

从以上农户面临的诸多风险中，河南省贫困农户中仅约10%的贫困农户会为应对风险而进行储蓄，70%以上的贫困农户更倾向于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以及外出打工的方式去应对风险，如图2所示。

3.2.1 向亲戚朋友借钱

由于贫困农户的收入和支出不均衡，贫困农户在存钱和向别人借钱之间更倾向于向别人借钱或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风险。

卡尼曼的前景理论认为：人的决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信息的收集与整理，u估与决策。从心理账户的角度看，贫困农户把借款和存款放在不同的账户中。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2]，由于自己挣的钱和别人挣的钱在面临同样的损失时，他们的敏感程度带来是效用是不同的，因此影响个体决策。对贫困农户来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十分珍贵，支出时会感觉心疼；但从他人借来的钱来得相对容易，虽然知道以后要还，但以后的意义是抽象的。这就和现代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很喜欢通过信贷的方式进行提前消费是一样的道理。

3.2.2 外出打工

贫困农户基于生活现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善生活状况，最直接选择就是外出务工以获得更多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务工农民月均收入3359元，比上年增长251元，增长8.1%[2]。农民外出务工是为规避进行农作物生产时所面临各种风险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改善生活情况。基于行为经济学，“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即处于相对贫穷状态的农民对自己的每一个选择的行为都会精打细算。根据前景理论，民工在对相关信息心理认知的基础上，经过编辑、评价两个阶段，建立起自己的“心理决策框架”[3]。通过该框架建立，贫困农户对于外出务工和在家种地会有不同预期，当农民发现朋友亲戚外出打工挣的钱远超于自己在家务农时，就会倾向于外出打工。

4 农户应对风险的具体建议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中的微观主体，受家庭收入、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诸多条件限制，他们应对风险时往往是自发性的。要改善贫困农户的生活状态，须具以下几方面提高贫困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4.1 从国家层面来说

要设计和出台更多政策去保障贫困农户的基本生产生活。加大对贫困农户的医疗改革，让贫困农户有病可医；加大基础教育均衡改革，让出身贫农的孩子有学可上。改革不仅仅是政策出台，更重要的是要具体落实步骤与制度保障，让贫困农户确实看到生活的希望。

4.2 从基层组织来说

应建立帮扶制度，多途径筹措贫困户帮扶资金；安排专门人员去帮助贫困农户解决问题。对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定期组织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对贫困农户集中培训、上门指导，提高贫困户的致富技能；为贫困农户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扶持；为他们提供信息服务，引导他们选准致富产品，确保增产增收，加快脱贫步伐。

4.3 从农户自身来看

农户自身应当增强脱贫的意识和信念，不应该自暴自弃。有困难一定要及时向村里或者政府反映。同时应当积极开展生产生活，学习先进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扩宽市场与信息渠道，努力提升自身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马保成.自然灾害风险定义及其表征方法[J].灾害学，2015（3）：16-20.

【2】胡国生.基于农户行为的农田水利投资分析[J].武汉金融，2014（1）：64-65.

农户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畜牧业；发展现状；对策

1978年以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畜牧产品需求不断提高，东辽县畜牧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11年，东辽县畜牧业总产值175081万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7.7%，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比增长16.8倍，虽然畜牧业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但是目前畜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满足不了人民日常生活对高质量畜牧产品的需求，可见，东辽县畜牧业向产业化和区域化发展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1.东辽县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东辽县畜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畜牧业的产量连年增长，其中禽类增长速度最快，2011年比2010年增长4268090只，是2010年的1.24倍；肉鸡是禽类增长速度快的主要原因，2011肉鸡总产量是12505980只，比2010年同比增长了7892730只，是2010年的2.71倍；猪的总产量从2001年465932头增长到2011年755737头，增长了61.7%；牛的总产量从2001年341164头增长到了2011年598642头，增长了57%；羊的总产量从2001年41991头增长到2011年57359头，仅增长了0.73%。

2009年东辽县，全县畜牧产品肉总产量就已经突破10万吨，2011年东辽县畜牧业产片肉总产量是142882.92吨，比上年增长了22923.82吨，猪肉产量是34078.3吨，牛肉产量是51781.39吨，禽肉产量是55950.88吨，其中肉鸡产量是40883.61吨，蛋鸡产蛋量是46016.09枚。2011年同上年相比，每种畜禽的产肉量和产蛋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这跟东辽县加大对畜牧业扶持力度有这莫大的关系。

2011年东辽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303384万元，其中畜牧业总产值是175081万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57.7%，是2001年畜牧业总产值的3.58倍，农业总产值是115811万元，是2001年农渔业总产值的2.85倍；林业总产值是7121万元；渔业总产值是1691万元。在2001年的时候，东辽县畜牧业给人均带来的收入是450元，而到了2011年畜牧业带给的人均收入增长到了3500元，所以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养殖户希望看到的，也是增长东辽县经济的一项重要的措施。

2.东辽县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资金投入不足和良种繁殖能力差

吉林省粮食产量由年产不足1000万吨上升到2500万吨水平，这和国家大力支持吉林省农业也不开，但是吉林省在农业方面对畜牧业的投入资金和给予的政策都不能很好的提高畜牧业的发展。

2011年，东辽县畜牧业的繁殖能力是仔猪年413760头、仔牛79353。但在选购牲畜幼仔的时候，很难购买到提抗力强，产肉量高的幼仔，目前东辽县牲畜幼仔繁殖大部分依靠散户农民的养殖，所以没有完善的良种繁殖体系。

2.2疫情防治无体系

在冬春和秋冬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疫情的高发期，也是牲畜幼仔销售的好季节，但由于无合理的防疫体系，在收购和出卖的时候，使病毒进入养殖区域，致使疫情爆发；另一个疫情防治关键就是畜禽死后尸体的处理方式不够规范，是导致疫情爆发的重要原因。

3.东辽县畜牧业发展对策

3.1国家应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

中国应该加大对“三农三牧”的投入力度。增加农牧业的投入，是提高农牧业基础、发展现代农牧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迫切需要。当前要抓住经济发展较快和财政增收较多的时机，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三牧”倾斜，提高对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的资金投入。我国农牧业基础设施非常简陋，是制约农牧业发展的瓶颈，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努力向现代农业方向发展，提高农牧业收入水平。

从东辽县几家规模化养殖场来看，每家规模化养殖场的贷款也就30多万元，而贷款利息高达9-11%，对于一家规模化的养殖场来说这点钱，和场子的实有资产比起来简直是微乎其微，但为什么用养殖场作为资产去银行抵押，而贷不到钱呢？原因是多数银行受“家有万贯，带毛的（资产）不算”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得养殖户在银行当中贷不到钱。

3.2合理运用“以草以饲兴牧”这一理念

“以草以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种养殖理念，用小草来代替现有喂养畜禽的粮食，这样以来能节约大量粮食，也能降低养殖的成本，而且吉林省是玉米种植的大省，每年都剩余不少秸秆，在农村是废弃物，垂手可得，取之不尽。东辽县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全县粮食总产量每年在84万吨左右，年农作物秸秆126万吨，荒山草坡11万亩，每年草量可达30万吨，这种前提下东辽县更适合运用”以草以饲”这一理念。

目前我省“以草以饲”并没有推广开，因为养殖户受原有的思维影响，怕畜禽吃了草做的饲料，不能正常生长导致出栏期延后，所以东辽县应加大对“以草以饲”这一理念的宣传，挨家挨户进行系统化的指导和讲解，从而为农户带来更大利益。

3.3建设沼气池使资源循环利用

沼气池在南方的农村里，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运用，但是在吉林省沼气池貌似还不太流行，农户还不太了解沼气给农业、畜牧业带来的利益，虽然一次性投资大，但沼气池给农户带来的利益是长远的。

建立一个8m3地下水压沼气池需要投资3000元左右，农户修建一个沼气池每年可生产350-450m3的沼气，可以满足3-5口之家农户的炊事用能，每个农户每年实用沼气可节约生活用能开支600元左右，所生产出的沼肥（沼液、沼渣）是优质的有机化肥，用于农业生产每年可节省农药、化肥开支500元左右，而且农户平时饲养的畜禽的粪便也得到了很好的处理，没有沼气池，畜禽的粪便对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

4.结论

畜牧业在东辽县的今后发展中有这重要的地位，因为东辽县主要的经济发展就是以农业为主，而畜牧业恰恰是带动东辽县农业发展的关键。由于东辽县的地理位置因素，导致东辽县幅员内，自然资源不够丰富，旅游、矿产都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比，所以今后要想带动东辽县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要合理的利用这片土地资源，发展畜牧业，随之带动其他附属产业的大力发展。 [科]

【参考文献】

[1]2001年——2011年东辽县统计局.统计年鉴.

[2]2001年——2011年东辽县畜牧管理局工作报告.

[3]2011年东辽县牧业管理局，“未来五年发展规划”报告.

[4]2001年——2011年东辽县牧业管理局 牧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5]张守莉.吉林省发展精品畜牧业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农业大学，2004.

[6]刘丽红.吉林省发展现代畜牧业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吉林农业大学，2006.

[7]张林国.延边畜牧业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延边大学，2009.

[8]李翠霞.绿色畜牧业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农户投资论文篇7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地使用权流转；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3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4-0012-06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农村社会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同样的发展滞后问题，尤其是在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本及劳动力各要素的流动呈现出结构性扭曲：稀缺的土地与资本要素快速外流，众多的农业人口及劳动力要素缓慢外流。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我国人地紧张关系的基本国情不仅没有通过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得到缓解，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这种负面效应提示我们：靠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收入与农地使用权流转具有互动作用：即农民收入增加会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会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在坚持土地公有权和稳定土地承包权前提下，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推动农户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从而催生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又一基本内容：“搞活土地使用权”，促进农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在现代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增收效应

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来看，我国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是这种下降趋势是同耕地经营规模扩大趋势交替进行的。由表1可以看出，从1986―2003年，农户户均经营规模有四个时期呈现下降趋势，它们分别是1986―1987年、1988―1990年、1991―1997年以及1999―2000年；另外四个户均经营规模扩大交替时期分别是1987―1988年、1990―1991年、1997―1999年以及2000―2003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出现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增长导致户均经营耕地规模的减小；二是耕地占用导致户均经营规模的减小；三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地流转导致户均经营规模的扩大。

笔者2006年所获得的样本户抽样调查表明，2005年浙江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2.43亩/户，人均0.67亩/人；湖北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6.84亩/户，人均1.72亩/人；四川省全部样本农户平均的农地经营规模为4.61亩/户，人均1.22亩/人。从样本户的人均经营规模来看浙江省仅为0.67亩/人，明显小于湖北省的1.72亩/人和四川省的1.22亩/人。[1]

尽管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农业不是一个具有显著规模效益的产业。如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对比研究发现，规模在0.5公顷以下的农场的每公顷单产是规模在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前者的劳动用量也是后者的30倍。在印度，规模在2公顷以下的农场的每公顷土地收入比规模在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1倍多；在巴西，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加而递减，规模不到1公顷的农场每公顷土地纯收入比规模在1到10公顷的农场高出几乎2倍，比规模在200到2 000公顷的农场则高出30倍。科尼亚对15个发展中国家不同规模农场中各种农业投入、土地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每公顷单产呈反比；普罗斯特曼和里丁格使用117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规模农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山东农业大学1995年对山东358个农户的调查表明，规模经营农户与小农户的单产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万广华等(1996)根据农业部与澳大利亚阿德雷得大学所做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我国谷物生产几乎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益，计量分析表明，玉米的规模经济指数为1.169，晚籼稻为0.967、；冬小麦为1．107、早籼稻为0.985、薯类为0.904。金和辉等人(1989)基于1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表明，经营规模与土地生产率呈相反关系。但也有少数学者的调查研究结论刚好相反，如江苏省农业现代化试验区领导小组(1994)基于典型地区的分析认为，规模经营农户的单产比一般农户高。瑞定杰、康赛优(2003)的研究表明总体上小型农田的面积在逐步增加到4公顷的时候生产率保持上升态势，但非常小的农田尤其是面积小于0.5公顷的农田的生产率是很低的，而且不会高于套种农田的生产率，当种植面积超过4公顷之后，农业生产率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而下降。因此，梅建明认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2]。

以上的统计和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人均经营耕地规模还是户均经营耕地规模均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经营面积太低，这说明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具有超小规模经营的特性[3]，而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为1.4公倾，韩国为1.2公倾。与此同时，我国农户的经营地块比较分散。可见，我国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是严重偏小并分散，这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农地流转使农地适度集中，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地制度的必然选择。

笔者的调查样本中[1]，东部地区的浙江省，虽然人均耕地只有0.67亩，但人均农业收入水平却是3 631元，高于湖北省的2 782元，这就是说样本户浙江省的土地收益明显高于湖北省的土地收益。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浙江省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大部分农户都从事非农业生产，农地流转规模大，使一部分农户租入大量的土地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的配置效率。但从我国的总体上看，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收益明显偏低，而且耕地的投资收益率低于非耕地的投资收益率，严重影响了农户的农地经营投入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国农村居民的农地经营规模小且分散，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户的农地经营投资积极性，而且对于吸收社会资金以提高农地的投入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并严重影响了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实现，进而对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这一农地流转制度目标产生负面影响[4]。偏低的农地经营收益水平既与农业生产的技术、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水平有关，也与严重偏小的农地经营规模相关。农地经营收益与农地经营规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超小的农地经营规模与严重偏低的农地经营收益的互相作用，使我国的农地经营趋向恶性循环，农地经营规模进一步缩小，农地经营收益进一步下降。由此，从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角度考虑，通过各种途径促进农地（特别是耕地）经营收益的提高显得至关重要，国家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方针，进一步降低土地承包费用的同时，必须通过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产品销售补贴和加快农地使用权流转等一系列举措实现农地经营收益的根本性转变。

二、农户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农户从事非农职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而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户从事非农职业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也为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提供了前提条件，并使之成为现实。农户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农户从事的职业、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进而导致农户不同的农地流转行为。农户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收入水平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二，来自于农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第三，来自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本节的第一部分主要是从全国不同收入水平影响农户租入与租出农地的行为进行分析，第二和第三部分是从样本户的角度即样本户的收入来源情况对农户租入与租出农地行为进行分析。

1．不同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本部分从全国总体情况出发，以历年来农户经营耕地规模为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耕地流转行为。

第一，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转入和转出土地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农户转入农地的行为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即收入水平越高转入的土地数量越多，收入水平越低转入的土地量就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处于高收入群体的农户，也处在具有较发达的土地市场地区，并且经营土地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益，所需要的土地能够通过土地市场等各种渠道得到满足。而相反，处于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收入水平也较低，经营土地的比较效益低，使低收入者既无能力也无吸引力转入土地，所以转入土地的数量也较少。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转包出土地不象转包入土地那样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转包出耕地中，次高收入的农户变化最大，尤其是在1993年，这可能是由于1993年粮价下跌，使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无利可图，所以不同收入组均表现出强烈的转出土地的愿望，而在其他年份，则转出土地的农户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不大，表现出比较平稳的变化，但从总的趋势来看，农民转出土地的愿望有所增加。

第二，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对经营耕地面积的影响。

由表4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与农户经营农地面积负相关，即经营的土地越多，农户的收入水平越低，而相反，经营的土地越少，则收入水平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在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虽然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农户经营土地的面积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农户经营农地的面积大于东部地区，但是，由于农地使用权流转还处于起步阶段，农户农地的经营规模还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整体上看，在现有的生产状况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经营农业并不能使农户致富，在现有农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经营农地的规模越大，农户却越贫穷。[4]同时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农民的大部分收入来源是依靠农业，而现有农产品价格低，生产成本高，使经营农业的利益非常少。

但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低收入农户还是高收入农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户耕地转包入和转包出面积都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1999年低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214．29%和122．22%，中等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233．33%和176．92%，高收入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和转包出速度分别为129．03%和147．37%。低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农户耕地转包入速度明显快于转包出速度。根据表1和表2相关数据计算，80年代末农户耕地转包出规模略大于转包入规模，1987―1989年3年农户平均转包出耕地规模为0．41亩，而转包入规模为0．34亩。但是到了90年代，农户平均转包入耕地规模明显大于转包出规模，1997―1999年3年农户平均转包入耕地规模为0．27亩，而转包出规模为0．19亩。

2．农业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文中所称的样本是笔者根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全国22个省市就“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与价格体系”所做的抽样调查提供的数据整理所得笔者非常感谢挚友邓大才同志对本论文提供的意见和建议及充分的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数据，我的论文能够利用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与他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笔者从500多份样本中经过加工整理，精心筛选了基本上能够代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块的浙江省、湖北省和四川省的51户、43户和48户共计142个样本户来进行研究。由于预计研究的目的决定了所调查的样本是参加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农户，也就是说，大部分样本户均有租入或租出农地的行为。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以浙江省的51个样本户为例进行说明。

农业收入水平主要指农户从事农业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水平，这里主要包括农户从农、林、牧、副、渔等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农户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机，他会在有限的资源上进行合理的配置，以求得效益最大化。当农户从事农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时，农户具有扩大经营规模的冲动，这时农户就有意愿转入土地。相反，当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益较小甚至是亏本时，农户就有转出土地的意愿。典型调查样本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定理一 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有意愿转入土地；农户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越低，农户越有意愿转出土地。

从调查的样本户中，农户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水平高低与农户的土地租赁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

3．非农收入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其经济行为必然是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非农产业的比较收益优势对农户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般来说，农户参与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家庭非农收入越高，则农户可能倾向于将人力物力更多地投入到非农产业，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家庭小规模土地耕种效益低，对其吸引力减弱。[5]因此，那些劳动力不富余、非农收入又能够维持当地体面生活的农户，往往会把部分或全部土地转让出去。反之，参与非农活动机会少，非农收入比例小的农户，为了提高家庭劳动生产率，则有转入土地的意愿。而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自然、经济条件差，家庭小规模耕种土地收益非常低，相比较外出打工收入高于种田收入，因此，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较普遍，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也较强，流转数量也较多。由此可见，非农收入无论对土地转入还是转出都有明显的影响，这说明农户参与非农活动是促进土地流转的重要动力之一。典型样本农户非农收入与土地流转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

定理二 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水平越高，农户越有意愿转出土地；来自于非农收入的水平越低，农户越有意愿转入土地。

从浙江省样本户的非农收入水平与农户租入和租出土地量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基本上符合定理二。首先，从农户租入土地与非农收入的变化趋势看，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越高，农户租入农地的可能性越小，即二者存在着负相关。随着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单位农户租入农地数量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少。表6的第2、3、4、6和7行的变化情况是符合上述定理的。但第5行和第8行的变化与上述定理不符。这是因为笔者所计算的是样本数的平均数，不否认个别农户租入行为的变化对总数及平均数的影响。在收入为20 000―30 000元组中共有4个样本户，其中有一个农户的年非农收入为21 500元，而农业收入为19 800元（同上注），该农户采取兼业的形式，既可以从农业中取得将近总收入一半的收入，又可以从非农收入中取得多余总收入一半的收入。而经营农业对于他来说，也是有效益的，所以他租入农地45亩，从而使该组的单位农户租入农地的平均数增加了。在收入为50 000元以上的样本户中的变化情况与上述相同，这里不再累述。其次，从农户租出土地与非农收入的变化趋势看，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越高，租出农地的可能性越大，即二者存在着正相关。从表5中可以看出，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是符合上述定理的，但由于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人均耕地少，在总人数越多的组，单位农户的耕地数量就越小，由于样本户的户均耕地数量为2．43亩/户，租出土地的数量小，所得的单位劳动力租出土地的数量必然会小，在第2行和第8行（同上注）就是这种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总体的变化趋势。

以上笔者探讨的出发点是考虑到总样本收入水平变化对农户租入和租出农地行为的影响，从上述的分析中，笔者发现，从总收入的变化中探讨问题并没有完全说明单个样本户的情况，在单个样本户的收入构成中，他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水平都很高，这时他租入或租出农地的行为就与总体变化存在着差异，即他的租入或租出土地的行为不完全取决于该农户从农业或非农业获取收入的绝对水平的高低，即从农业获得的收入高，他不一定选择租入土地的行为，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水平高，他不一定选择租出土地的行为。而是取决于该农户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的优势能力、投资偏好和过去的经验等，如果从事农业生产更有利于增加收入，他就会选择多租入农地，相反，他就会选择租出农地的行为。这里作为定理一和定理二的补充可以得到如下推理：

推理 农户的投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从农业或非农业获得收入水平的高低，他的优势能力、投资偏好和过去的经验等对农户的投资行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农户从农业和非农业所获得的收入都很高时，从农业得到的收入越容易，农户越愿意租入农地；从非农业得到的收入越容易，农户越愿意租出土地。

例如浙江省的第19个样本户（同上注），在他的总收入构成中，来自于农业的收入为60 000元，来自于非农业的收入为60 440元，即农业和非农业的收入水平基本上相等，并且无论是单个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单个的农业收入水平都已经明显高于大多数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他选择租入或者租出农地的投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投资偏好、特长和能力等，如果说经营农业对于他来说更有利于他增收，他会选择租入更多的土地，相反，经商对于他增加收入更有利，他就会选择租出土地，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商业中去，从而获取更高的收入。在该样本户中，该农户选择了租入更多的土地为15亩，从事农业生产作为进一步增加收入的手段。

三、结 论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农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增收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要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就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而要增加农民收入当务之急必须加速农地使用权流转。增加农民收入是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地克服这些制约因素，从而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艳．农地使用权流转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7．

［2］ 梅建明．再论农地适度规模经济――兼论当前流行的“土地规模经营危害论”［J］．中国农村经济，2002，（9）．

［3］ 刘凤芹．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组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 刘艳．产权制度：农民增收的深层瓶颈［J］．财经问题研究，2002，（11）．

［5］ 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赵新龙．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7，（3）．

［7］ 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 ［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S］．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农户投资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近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转逐渐兴起,其有其必然性,但也给农民的权益带来了一些伤害,因此为了社会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探讨土地流转情况下农民权益的保障迫在眉捷。

一、农民权益受侵害的表现

由于我国原来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一定时期对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自身的缺陷如经营规模小、土地条块分割等,农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与国际竞争渐渐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农村经济及个体企业的增多,农民不再专业务农,一些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其他产业,农村的产业、就业结构发生了改变,而非农业的收入与农业相比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土地流转使无力或无心经营土地的农民可以转出土地。此外,目前的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农村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但在土地流转中也出现了一些对农民权益侵害的情况,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操作不健全侵害了农民利益

目前的土地流转的操作还很不规范,个别干部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滥用行政权力,强行流转,或私下与承租者达成交易,对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且在手续上没有正式规范的合同,仅以口头协议或承诺,对往后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二)擅改土地的农业用途农民合法权益无保障

一些干部为了招商引资,在没有得到农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投资者签订土地包租合同。有的滥用权力,随意变更承包合同,把农民的土地强行收回转让与出租,且租金非常低廉。而一些投资者在受到损失时会拖欠农民费用或消失,农民无法得到应有的利益,此外由于租赁土地的期限较长,投资者有的建造了固定建筑物,彻底改变了土地的用途农民的长远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都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三)政府行政干预侵害农民利益

目前我国各地的土地流转正在兴起,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土地流转可能会使某些人得到一些利益,个别基层干部有时会议行政手段干预。据相关调查显示,政府干预的土地流转占到了四成之多,而有村级组织干预的近六成。这原本该由农户自主、自由的,但基层的行政干预剥夺了农户应有的权益,使农民的合法权益经济利益受到极大侵害。

二、农民权益受侵害的原因

(一)土地产权不明

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着缺陷。一个健全的产权应由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组成,但我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但对土地的主题、农户使用权的保护等相关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就使基层政府滥用行政手段提供了可乘之机,理论及法律的难点与缺陷为乡镇政府、村级干部的侵权提供了便利,乡、镇、村基层组织常常以土地所有权者的身份自居,做出土地流转的决策,而不考虑、尊重农民的意志, 无视农民的合法利益,而实践中农户亦无力抗拒各级所谓的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流转中收益权的恣意分享。这些都损害了农户的合理权益。

(二)相关法律法规未建立完善

目前,我国对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建立完善,对流转的范围、条件、主体、收益分配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很大程度上对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障碍,且成为农民权益受侵害的原因之一。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使得个别基层干部滥用职权,大钻法律漏洞,以土地流转为名,中饱私囊,大大侵害了农户合法权益。也使土地流转处在价格不确定、效率不高的怪圈中,对土地流转的正常运行带来了障碍。

(三)政府职能未转变

由于受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政府职能还未完全转变,但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下,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此时,政府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一定情况下进行调控。但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没有明确的定位,造成行政混乱。也为一些基层干部、投资者谋取私利、非法转让、擅变土地用途创造了条件。

三、对农民权益保障的对策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为了农户更好地生活。面对土地流转中的问题,今后的土地流转要坚持自愿、效率及公平的原则,对农民的合法权益要保障,为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土地流转健康发展,今后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土地政策

今后要对相关土地政策及法律法规进行建立完善,并对承包权进行明确规定,农民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权益不会因其是否主要从事农业而改变动放弃的除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手段让农户失去承包土地。土地政策中也要对农户的土地权利进行规定,使农民拥有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权利,这将是土地政策继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中需要解决的重要方面。

(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

由于目前土地流转中没有统一规范的组织及协调机构,土地流转效率低下、秩序混乱,因此要建立土地资源优化、低成本高效益、规范化的流转市场来解决。这就需要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让农户了解并与之交易,这样可以使谈判等费用得到合理的下降,而中介机构要培育其农户的信任,把农户的土地集中并推进农民土地租赁市场。这可以由土地管理部门牵头,建立如土地流转委托中心等中介机构,由他们直接负责接受农民委托,并把要求流转的土地资料存档,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价格等,动员相邻地块的农户自愿流转或调换土地,进而使可供调整的地块成片化,以提高土地流转的成功率促进土地市场的完善发育。

(三)政府要做好职能定位

在今后的土地流转中,政府要找到合适的定位,做好服务工作,改变过去以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做法。农户应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下要遵循自愿的原则,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滥用职权,以替农户流转或管理为借口去分享地租,损害农户利益。但这不代表政府就放开,不用做好相关的服务。基层组织在土地流转中要做好资格审查、资料管理、监督、合同签证等服务工作,并做好与中介、投资者等的协调以及做好土地长期 规划,为流转创造条件。

(四)弱化农村土地保障功能

目前土地是农民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还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在此功能没有弱化的条件下,农户很难愿意放弃承包权,有时候农户宁可荒废土地也不放弃,这就对土地的规模经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阻碍。因此,要改变土地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过渡形式,它难以充分尽到保障的功能。所以,今后政府要下气力在农村建立起养老、医疗等保险保障、最低生活等救济措施等保障体系来全面保障农户,使农民可以享有与城市市民一样地权利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带来的益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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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西玉.新形势下农民同土地关系的再认识[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

[3]程传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经纬,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