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7 06:15:19
农户投资论文篇1
关键词：农户；投资行为；综述
中图分类号：F33/3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99－03
由于投资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而农户是农业投资的基本主体。因而，农户投资行为将直接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结构和方向等众多方面。所以，不少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体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户投资不足及其原因
1964，舒尔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他发现，传统农业中对原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极其低下，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从而农户不愿意增加投资。Bela Mukhoti（1966）也较早对农户投资不足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农业生产率和农地规模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他指出，农业（种植业）经济的本性为较大的农场主提供了较多比农业投资更有回报率的投资机会，大户可能对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其中贸易的存在导致或者扩大了人为的农业投资稀缺；大户在贸易等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从而可获垄断利益，这是导致农户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2]。但Gill（1968）通过分析Bela Mukhoti所做各种假定的不合理性，对此问题持完全相反的观点[3]。
国内学者陈立双和张谛（2004）认为，农户的农业投资状况总体在恶化，原因是农业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农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差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因素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资预期降低, 抑制了其对农业的投资冲动和投资行为[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不少有益的观点。农户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生活消费发生了挤占效应；农业投资环境的恶化；金融支持不足；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经营规模过小；政府对农民重视不足；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
2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Steigum（1983）认为，关于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的研究，从是否强调金融变量产生的作用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两大学派[5]。一是调整成本理论学派，其基本观点是假定农户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是不受限制的，最优的长期资本存量应是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和技术进步诸变量的函数，且认为可以用调整成本来解释单个企业的投资率；与调整成本理论对应的另一学派则比较强调金融变量在投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Steigum的概括是精辟的，但他归类的视角是农户是否存在融资限制。这种概括可能会忽略许多有代表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的研究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Lewis 等（1988）在研究澳大利亚农业时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却不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6]。20 世纪 90年代后，国外关于农户投资行为的实证计量经济研究明显增多。Reardon, Thomas; Crawford, Eric; Kelly, Valarie （1994）从资本市场的视角去研究非洲农户非农收入和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活动的增加有时会使农户的农业投资减少；但非农收入有时也被用于农户投资[7]。Jacoby（1995）等，他们发现：增强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有助于农户增加土地投资和土壤改良[8]。Bjornson, Bruced（1995）研究了商业周期对农地投资的影响，指出：1961―1990年间的农地投资回报率显著地受到商业周期资本市场风险状况和贴现率的影响[9]。英国农业经济学家Upton Martio （1996）指出，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农民才愿意投资；农民进行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灵三个方面[10]。Gruyter（1996）通过对1949―1991 年荷兰农业投资数据研究发现：存在金融状况的约束下，在荷兰影响农业投资的显著因素有资产资本比、贴现率、投入品价格、产出品价格；而储蓄并不会显著地影响农业投资。
国内在这方面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林毅夫教授所做的实证分析[11]，他指出（2005），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学者认为，抑制农业投资的潜在因素是农场规模、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和金融的不充分性。他以三省四县800农户的调查资料以上观点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每户的生产性投资和土地规模成正比，但资本土地的比例并未随着土地的规模而增加；在流动性投入严重不足时，信贷也不是制约农场投资的因素；1989年以前土地使用权的低安全感并没有对投资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然而，随着15年承包期的逐渐到来，这个问题可能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除了林毅夫在此领域的研究外，郭敏和屈艳芳（2002）的实证研究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其研究结论大致如下[12]：（1）农户收入与农户投资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2）农地收益水平对单位耕地农户投资有较强的正向影响；（3）在当前农村实际情况下，农地规模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呈现负相关关系；（4）农户的农业贷款资金和农户投入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5）农户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投资起着实质性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对此的相关研究也是富有意义的。刘承芳（2001）研究指出[13]，农户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信贷可得性、家庭其他方面投资与消费行为、非农就业比、土地规模、国家政策、拥有资产的形式等因素的影响。辛翔飞和秦富（2005）对农户投资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纯收入、工资性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支出等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研究农户投资与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提高农户投资水平的对策。张健（2005）分析认为，土地产权强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14]。贾丁（2004）认为，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基本家庭情况、拥有的资源状况、市场条件外部经济环境。
3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Boehlje, Michael D.和White, T. Kelley（1969）构建了一个同时引入投资和生产决定的农场成长的模型，并对印地安纳中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农场成长过程中投资与产出之间相互作用；且在现有条件下最优的农场成长并不是规模上有效的[15]。Sadan，Eara（1970）分析了风险状态下农业经营中的投资行为[16]。他首先描绘和界定出了风险状态下作为投资决策者的农业生产单元所面对的“效率边界”，这个边界的大小取决于预期的现值和未来净利润和变化；其次，他还给出了简化的跨时期边界代数方程式（模型），在该式中农业产出水平由单一的投入自变量和随机干扰项所决定的，并且其函数形式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以此方程对风险状态下农场经济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也考察了不同的生产和消费政策对“效率边界”的影响。最后，他还指出经过适当的调整后的模型可以用来模拟其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国内也有些学者对农户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史清华（1999）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都会促进农户经济收入的增长[17]。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18]。
4农户投资行为的特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的确立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农户家庭经营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内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农户的生产性投资行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户投资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引发许多学者对农户经济行为及（生产性）投资行为的极大关注和深入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了农户投资行为的诸多特征。胡继连（1992）从农户投资的动机和需求出发以行为科学理论、激励理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农户投资行为，他认为，农户投资行为具有短期化、货币化、双向兼业等特征。马鸿运（1993）研究发现，农户生产性投资的规律是：农户投资行为具有创新、模仿和保守性并存的特点[19]。孔祥智（1998）分析指出，农户投资行为的特点在于其目标的多重性，这事实上是体制转换的产物。这些分析是从农户的动机、目标、结构及制度环境等方面来展开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对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定性分析，而定量实证分析较少[20]。张改清（2005）认为，农户投资呈现规模小、力度不足、分布不均的特征，并进行了不少定量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农户投资行为进行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由于篇幅的原因并没有在此将其全部列出。前人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虽然同样是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但众多学者的分析结论和基本观点往往不太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这些分歧的产生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所分析的农户在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时各自所处的外部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存在差异。于是，我们在研究农户行为时绝不能简单照搬农户经济行为相关研究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因此，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所进行分析，应该将农户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经营对象本身的规律及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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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工业化;农户投资行为;投资结构;投资特征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0-0016-03
1 背景
上世纪30年代,在但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农民失业、流民现象的大批涌现,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主张,如振兴农业,让农民回到土地;又如强调“都市集中”的“重工”理论(新望,2004)等等。其中有人提出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工业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90年代民工潮的涌现以及后面“三农”问题的浮出,很多学者提出了当前我国应当走新型农村工业化道路的理论。2001年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下将对“三农”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农村工业化再度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随着农村工业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理论研究的视野、题材、成果也有了空前繁荣。目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加大农村市场建设的力度,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2009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再度锁定“三农”问题,这是中央首次连续6年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可见农业农村作为国之根本的分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年连续六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注“三农”问题。2004年“一号文件”明确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首要任务;2005年“一号文件”指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一号文件”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2008年“一号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2009年“一号文件”一共提出了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无不指向扩大内需,而农村工业化则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一条根本途径。但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面临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经济环境改变,其投资行为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分析农村工业化之初的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于分析农户投资方向、探讨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发展现代农业,那么如何积极引导农户的投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结构系统
2.1 投资于农户经济行为
投资一般是指一个私人或一个法人购买一件新的或旧的资产,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投资做出过详细的分析。沙缪尔森在其著作的《经济学》中论及投资问题时指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投资的意义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房屋、设备和存货的净增加额。对于一般人而言,投资的意义仅仅是购买几张股票,购买地基或开立储蓄存款的户头①。J・哈维在《现代经济学》中指出,投资是一定时期花在资本货物生产上或净增加存货上的支出。
农户经济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为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面对外部经济信号做出的反应。农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追求目标,所以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具体方面。在众多农户行为中,投资行为是决定性的,因为投资规模和投资力度影响到未来收入的高低,而投资方向决定着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吴绍田认为:“所谓农户投资行为,就是一种以获利为目的,或追求某种效用而投放资金于经济过程中的家庭群体行为,是农户对其未来生产的预期。从其内容来看,它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投资,还包括非农业生产投资和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从其投资的方式来看,不仅包括货币投入、实物投入,还包括投入的特殊形式――劳动积累”①。
我们认为,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为实现其经济目标和效益最大化原则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过程,这里的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两个方面的内容。农户投资行为是农户经济行为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将农户投资行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产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技术投资、农户储蓄和其他投资行为等,如图1所示,后面将进一步对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系统做详细的介绍。
2.2 农户投资行为的结构
在图1中,农户投资行为宏观方面受外部经济环境(如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和内部约束条件(土地、技术等)的限制,微观上受投资能力(如资本)和投资目标(主要表现为投资的期望值)的限制,其投资水平和投资方向是变动的。目前,学术界对农户投资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使用农户投资行为这一术语时,通常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农户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总和;二是专指生产性投资的总和。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所述的农户投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指农户为了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而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支出和家庭经营支出。农业生产支出包括农、林、牧、渔业等农业生产结构,也包括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农民家庭用于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的开支,如铁木农具,农、林、牧、渔业生产机械,工业生产机械等生产工具,它用来实现农户继续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家庭经营投资包括所需的商业基础如商品成本支出、运输费用支出、服务业支出、劳动力支出、其他经营支出等等。
2.技术性投资:技术性投资是指农户为提高收益,从而采取的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和水平所需要的支出,如学习专业技术、教育投资等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意识进一步加强,技术性支出表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对兼农户和非农户而言。学术界常说的开发性投资也是一种技术投资,开发性投资是指农民在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家庭自营生产范围之外,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金,从事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投资的周期较长,在短期内没有收益或收益较少,开发性生产涉及范围较大。
3.固定资产投资行为②: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即固定资产再生产活动。农户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改扩建、新建等活动。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建设准备、设备安装、建成投产的全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住宅投资和购置家庭用具(电视机、冰箱等)两个方面,住房投资是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住房支出应属于生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但由于目前住房支出在农户总的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且农户家庭经营的许多活动是在住房中进行的,农户住房部分地具有生产性固定资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其归入农户投资行为中。
4.农户储蓄:农户储蓄是农户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安全,二是获得利息。当农户能找到比储蓄收益更高的投资渠道时,不再会将钱存入银行。因此,储蓄是农户预期收益率最低但是最稳定的一种投资。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户将钱存入银行,更多的并不是从投资角度去考虑的,但由于农户抵抗风险能力较弱,特别是对纯农户而言,储蓄是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是长期有效的投资。因此,笔者也将农户储蓄看做一种潜在的投资。
5.其他投资:这部分是指除上面几部分以外的投资方式,如家庭日常费用支出和资本货币投资(买证券、股票等),以及家庭教育支出等。家庭日常费用支出是指农村住户为维持家庭正常开支的支出,如购买生活必需品等,这部分投资可以看成是农户提高生活水平的一项支出。
3农村工业化之初农户投资情况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将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和旧的思想观念,等级式的社会结构要被平等式的社会结构所代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关系将被以物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所取代;人们将按工作的需要组成新的社会团体,家庭规模也将小型化;勇于拚搏、勇于创新会成为新社会的主流思想③。农村社会结构会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农村工业化进程也在加快,农户投资行为也在迅速变化,其投资水平和投资结构在不同的阶段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由于目前我国还处于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在此,我们根据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具体发展的机遇,分析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及其特征对理解农村工业化中期的问题也具有一定帮助。
3.1 农户投资概况
农村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水平比较低,农户的投资行为也较简单。从我国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历程来看,工业化初期大致可以划分在改革开放以前,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发展可以分为萌芽和起步阶段,下面我们具体从这两个阶段看农户的投资行为变化。
3.1.1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
我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阶段大概出现在1949年到1957年这个时期,是在当时开展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时,在农村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在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利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和财力兼顾其他可能发展的副业并使副业的经营能够为扩大农业生产服务”。许多农业合作社因地制宜办起一些修理农具和加工农副产品的手工场,同时许多分散的专业手工业者也被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据1956年统计,农村约有1 000多万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和一部分分散的农村专业手工业者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副业从无到有。到1957年,农村副业总产值达22.9亿元,占当时农业总产值的4.3%。
3.1.2农村工业的起步期阶段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中心城市、基点县以及其他各县的同产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协作制度,形成点面结合、城乡结合、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工业网。”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从此走上起步阶段,在1958年席卷全国的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次工业浪潮,乡镇企业的前身,即社队企业随之诞生。
到1960年,社办企业总数达到11.7万个,社办工业企业总数占工业企业总数的46.1%,占集体工业企业总数的74.1%①。1959年,社办工业继续发展,企业数达到70万个,总产值达100亿元,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整顿期间,社队企业成为整顿的部门之一,社队企业产值变动见图2。
1966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受损,但农村工业却逐步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1970年8―10月,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号召各地发展“五小”工业,农户投资的热情被有效的调动起来。在1970年之后的五年里,社队企业的产值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社队企业已发展到152.42万个,是1959年的两倍多;有2 800多万农村工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94.7%的公社和78.4%的大队都有工业企业,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都来自社队企业;总产值达493.0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达385.3亿元③。
4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主要特征
4.1投资总量较低
在农村工业化的初期,我国农村经济还属于传统的小农经济④,在体制下,生产队是基本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农户除了在自留地和庭院养殖的投入以外,基本不具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户没有独立投资)独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非常有限。因此农户经营规模都很小(自我投资几乎没有),扩大规模几乎靠“开荒”的形式来进行;对土地的投入,农田施用的基本限于农家肥;对农产品技术的投资受经济技术的条件的限制,只能靠习惯的经验,农作物的产量自然是比较低的;对劳动工具的投入方面,主要集中在简单生产工具上,如镰刀、锄头和耕牛、驴、马之等,对机械化的投资量是比较少的。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后,农民才成为投资的主体,农户投资也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为什么当时农户投资水平如此之低呢?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国家政策的限制和农户收入水平低下才是农户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
4.2较强的经验习惯性
传统的农户经营思想(小农经济思想)尤为严重,工业化的发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传统的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的投资行为是具有相关经验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2.1 农户生产性投资的比重较大
我国在建国之初采取的“苏联模式”,在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得成绩。但是“重工轻农”的政策并不能长期适合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较多,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农村信息传输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使农户难以做出迅速正确的投资选择。在此阶段,农户的生产投资成为了大头,主要支付农业当年生产所需的物质消耗,如种子、农药、化肥、农膜等,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投入。
4.2.2技术性投资较低
改革开放以前,农户的技术投资水平是很低的,一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二是受思想意识的影响。毕竟刚解放的新中国经济形势一片满目疮痍,很多先进技术还依赖于国外技术,农民还习惯于旧的生产方式,对新技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当年就曾经出现过国家强制农民买肥料、种“营养块”、种植杂交水稻等现象。很多人批评农户在使用新技术上缺乏积极性,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当时的生产社会背景下存在是合理的。恰恰相反,这种谨慎态度正是农户“草根理性”的表现,由于缺乏对信息技术的了解,新技术在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高风险,而农民的收入较低,每一分钱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在风险和收益的选择上他们的态度是谨慎的。
4.2.3短期化特点明显
所谓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是指资金投入以后开始获得和收回全部投资的时间的长短。在工业化初期,农户投资行为表现出重短期性和守成性投资、轻长期性和创新性投资的特点非常明显。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户自身弱质性的特点,许多人的经营水平较差,加上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户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使许多农户不愿涉足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投资领域,而宁愿从事一些收效较快、已经熟练了的,即使收益较差但是较稳定的活动。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和维持家庭经济状况的稳定,农户投资主要用于他们所熟悉的短期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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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篇3
关键词：农业投入 农业投资主体结构 互动 优化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又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农业大国而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
然而，任何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资本投入的增加和资本产出的提高，资金的积累及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即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亟需增加投资。
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界对于投资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创立之初，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了完整体系的投资理论。纵观其发展历程，投资理论经历了从收入决定理论和加速器原理、经济增长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金融投资理论等的演进。其中，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投资理论和理念中，都对影响投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论及了均衡增长的问题。而对于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则主要是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这就体现在以下流派的观点中：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R• F• 哈罗德和多玛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以N•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理论；以西奥多• W•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有三条主线贯穿其中：物质资本积累论，技术进步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
物质资本积累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它是在假定资本产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得出的，因此它关于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的结论过于片面。
技术进步决定论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中，它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但它的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或唯一源泉的观点则过分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技术进步的概念过于一般化很难从量上进行统计和计量。
人力资本决定论则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但它只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影响产出增长的要素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考虑，同时定量分析明显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出现和扩展，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对人力资本内在化增长的正确认识问题，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上述这些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把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然而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投资的重要性差别也很大。
从理论分析模型看，有的模型中投资是唯一变量，劳动力只是按照一个固定比率与资本结合，如哈罗德-多玛模型；有的模型不仅包括资本投资，还有劳动力，如卡尔多的理论；还有的模型不仅包括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还有人力资本，如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从实证分析来看，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的认为是资本投资，有的认为是劳动力，有的认为是技术进步，有的认为是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此不同，可能与各自对相关概念的认识不同和使用的模型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虽然各种增长理论侧重的角度不同造成结论不一，但把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是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共同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因，二者有着密切联系与内在机理。投资数量增加、投资结构优化、投资效率提高、投资环境改善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农业投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也依据此理。
农业投资现实分析
许多学者对我国农业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结论是我国农业投入严重不足。本文就目前我国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中几个主要主体分别进行分析：
政府
中央财政现有直接支持“三农”资金15大类，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农业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水利建设基金、农业税灾歉减免补助、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农产品政策性补贴支出、农村中小教育支出、农村卫生支出、农村救济支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这一口径是目前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最大的口径，基本涵盖了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各个方面。
基于数据可得性原理，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的有关数据，以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与农业占GDP份额的比值衡量中央财政支农相对效率，见表1和图1。其中，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它支出。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农的绝对规模虽然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处于相对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态势符合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基本理论。
但是，反映财政支农相对规模的指标（即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却一直处于徘徊或下降的趋势，由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力、市场经济进程、公共财政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不过，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GDP份额的比值基本上是平稳的，变化不大，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以来都居于中等水平。
就我国目前的财力而言，基本属于正常水平。因此，要想在短期内扩大财政支农的相对规模是不可能的。
就中央政府投入这一主体而言，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投资结构优化，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并不断提高投资效率，通过大力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以此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对农业的不断投入。
同理，本文以2003年全国各地财政支农份额与各地农业GDP份额的比值来衡量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农相对效率，见表2。基于数据可得性，其中的财政支农支出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三项之和。
从表2可以看出，2003年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支农相对效率即财政支农份额与其农业GDP份额之比值存在着较大差异。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陕西、青海、宁夏高于平均值，其中北京、上海高达1.37、1.45，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浙江、广东接均值的2倍；内蒙古、福建、云南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河北、吉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新疆则低于全国平均值。由此可见，全国有一半地区的地方政府存在农业投入不足的现象。
农村集体与农户
这里的农户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专指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农产品商品率比较高的家庭，不包括那些虽然居住在农村但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但以自给为主的家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农业投资大体上经历了快速增长、增速回落、缓慢增长和增速回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5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国家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激发了农户增加农业投资的热情，农业投资快速增长，人均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39. 48 %。
第二阶段：1986～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农用生产资料和其他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扬，农民在第一阶段得到的实惠开始逐步丧失，农业投资比较利益大幅下降，农户对农业投资热情剧减。在此期间，虽然农户农业投资的绝对量还在增加，但年均增长速度下降了25 个百分点，为14. 04 %，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波动很大，在1992-1993年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第三阶段：1994～1999年。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市场疲软、需求不旺，农业也不可避免地大受震荡，而且农户农业投资比较利益偏低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农户农业投资增长幅度继续回落，下降速度呈现加快势头。1994～1999年间，年均投资增长速度只有5. 26% ，比第二阶段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比第一阶段下降了34. 2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的出台和推进，农村集体和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开始增加，尤其是农户已经成为目前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农户农业投资增长速度回升。然而，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业比较利益低且投资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国家对农业投入不足，农业的投资环境恶化，农户收入增长缓慢，自身经济基础薄弱，土地相关权利的频繁变动， 特别是国家政策的稳定程度、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农村人力资本的缺乏、信息渠道不通畅等，大大妨碍了农户投资的热情，很多农户对农业投入的增加有限，有的甚至只是处于观望状态。
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投资的合理结构大体上应当是60 %来自于农户，然而，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远未达到这一水平。据统计，1995 年农户农业投资占农业总投资来源的比重达到最大值，近43 %，其余各年多集中在10 %～30 %区间。由此可见，我国农户的农业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
从传统观念来看，农业最主要是解决人们吃的问题，包括粮食、鸡、鸭、鱼、肉等，范围非常之广，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市场其实是很大的，但在过去它并不是风险投资家投资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投资和农业似乎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但是，从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规律也正在被打破，农业的投资机会洞开，当然这种机会并非纯粹的传统农业，主要来自产业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新技术现代化的农产业，而高新技术农产业的发展首要的就在于大量社会资金的注入。据统计，单是依靠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行业就会有1万亿元的市场流动空间，农业投资给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简称“三资”）以无限遐想的空间。近年来，一些极具投资敏感性的“三资”就越来越关注我国的农业产业发展，甚至成为一些投资者投资的重心。
当然投资是需要考虑风险的。从稳健投资角度来讲，投资农业的风险低于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是与消费相关的，提供人类生活的必需消费品，是一种稳健投资获得高额回报的产业，而许多新兴产业更新换代非常快，需要有非常超前的眼光，才能把握得非常准确，其特点是利润大风险大。农业投资的风险则主要来自系统性风险，尽管农业产业很大，但它仍是一个弱势产业。
我国农业原来在地方经济保护之下，现在逐渐开放，市场化以后，整个市场配套设施不健全，市场环境不像国外那么成熟，整体科技水平不高，法律配套不健全，市场混乱，这也是“三资”在我国农业方面不敢大举进入或进入之后又退出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源源不断流入我国，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每年流入国内的外资就高达400亿美元，外资流入主要聚焦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很多行业的市场接近饱和，由于投入资金效率不高，资本的边际效用递减，外加我国税法改革的推进，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很多行业获利率已经很低，大量外资正徘徊在撤退还是转向之间。
国内工商资本随着市场的逐渐饱和，也有相当部分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或处于闲置状态。国内民间资本2002年就已经超过12万亿元，至今基本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民间资本极其活跃的浙江省，目前也仍有3500亿，民间资本闲置，占总量的2/3。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和增值。资本的这种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民间资本、外商资本、工商资本蓄势待发，随时捕捉投资机会，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本成功导入农业产业领域，从而实现资本配置高效和农业投资充足的“双赢”。
农业投入不足的解决思路
理论和实践表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离不开必要的资金投入。但是这么多年，我国农业投入资金一直不多，尤其是近几年农业投入资金不足问题突出。农业投入不足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也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又使得农业投入停滞甚至倒退陷入恶性循环。要解决这个农业投入恶性循环问题，笔者认为要明确以下几点：
适时选择最优农业投资主体结构
所谓农业投资主体结构是指农业投资主体的构成、各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各自所占比重以及相互之间行为的互动反应。它是农业投资结构中的关键性部分，在农业投资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对其他各类型的结构发展有着一种导向作用。只有确保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合理，才能进一步优化农业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使用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当然，合理的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构建是一项牵涉资源、资金、环境、利益等诸多方面因素在内的复杂系统工程。为此，必须注意从战略高度、宏观视角、全局利益出发对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优化的意义加以认识和把握；必须充分认识对农业投资主体结构进行优化的迫切性，即这一优化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而且对保持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协调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业投资主体结构优化，保证农业投资主体结构合理化和运行通畅，带动农业投资方式和投资领域的改革，建立和健全农业投资体系，有力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
公共投资的特点在于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致性，投资的对象一般是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用的公共产品。农村公共投资数量足效益好，可以带动更多私人投资介入农业和农村投资领域。在我国，对于农村和城市公共投资的问题，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投资城市天经地义，投资农村却屡遭非议。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投资是讲求效率的，投资农村可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又正值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际，农村公共投资更是意义非凡，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符合市场农业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的农村经济结构的构建，有利于我国超稳定二元经济结构的改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应当也必须充分重视政府这一宏观投资主体，发挥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从我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村公共投资主要应着眼于完善适应市场的硬件即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交通与通讯是建立市场信息系统和物流系统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些方面应首当其冲。为了确保效益中心的原则，必须同时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这就需要加强农村电教网络、科教基地的建设，这些方面同样构成了农村公共投资至关重要的方面。此外，伴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各种水、电、气、环境建设、娱乐场所建设、文化、卫生设施都需要齐备，政府应视情况介入。
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
从上述分析来看，客观因素决定了今后我国政府投入增加是有限的，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最终主要着眼于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农村集体和农户以及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事实表明，我国农村集体和农户与“三资”对农产业的投资远未达到农产业发展的投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主动并大量投资于农业产业领域呢？关键就在于通过好的机制设计来实现各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各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政府与农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互动，政府与“三资”之间的互动，“三资”与农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互动，“三资”相互之间的互动。通过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农业投资主体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国的农业投资将会出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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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 农民观念 河南农区 经济发展
一、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20世纪后期获得了快速发展，早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多将区域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较宏观的观察诸如区域结构、区域增长模型、区域政策等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拓展到了微观层次，深入分析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很少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极少关注农户及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在我国农区，农户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尤其是在中西部农区，工商业十分薄弱，生产经营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农户成为区域内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农户的生产、经营、消费行为成为农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观念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着农户家庭的各项经济活动，因此农民观念是影响农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河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乡村人口数占全国的8.6％，为全国第一。但其农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特别是其东南部农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多。河南省东南部地区包括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4个地级市，乡村人口占全省乡村人口的40.3％，耕地面积占河南省耕地面积的41.0％，人均生产总值仅为5365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该地区地处黄淮平原，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农业资源丰富，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虽然具有农业资源条件较好等优势，但是该部分农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本文试图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了解当前河南省东南部农区的农民观念，以及该地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数据的获取及调查农区的基本情况
1、调查区选取
在该区域村庄样本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原则：一是兼顾不同经济水平，二是兼顾不同的地理环境，三是兼顾不同农业类型。并依据整体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研村庄的选取，抽样调查主要依据抽样技术中的多阶段抽样、不等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河南省东南部农区的3个村庄，即周口市鹿邑县辛集镇董楼村、驻马店新蔡县十里铺乡宋圈村、信阳市潢川县白店乡陈湾村，作为调查区域。
2、调查区域概况
董楼村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便利，耕地面积1740亩，以种植小麦、大豆、玉米为主，全村没有专业种植和养殖户。宋圈村地形以平原为主，交通便利，临近106国道，耕地面积4644亩，种植农作物种类较丰富，主要是小麦、大豆、玉米，部分种植棉花、芝麻、花生、蔬菜，全村共有专业种植和养殖户8户，规模均较小。
陈湾村地形以丘陵为主，农户居住较为分散，少部分地区交通不便，共有水田2001亩、旱地600亩，水田主要种植水稻和油菜，旱地主要种植大豆和红薯，及少量芝麻，全村共有专业养殖户5户。经实地调查，这3个被调查村庄附近均没有工商业企业。
3、数据描述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农村农户的实地调查，对以上3个村庄每村随机调查了大致60个农户，共计获得了177份有效问卷，占3个村庄总农户的12％。调查数据直接取自农户及各村村长，调查采用访谈式，依据事先印制好的问卷进行访谈。调查问卷经过编码处理，在SPSS系统中形成了177家农户的相关数据库，库中数据经过内部协调性检验，个别地方作了核实修改，成为本研究的依据。
4、农户基本情况
调查的177个样本农户的基本状况反映了其欠发达经济社会特征，3个村庄周围都没有工商企业，说明3个村的工商业经济发达水平也很低，因此所调查的3个村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属于欠发达农区。户均毛收入的75.1％来自非农活动，即外地打工和兼业活动。
三、农民的观念
由于农户的生产、经营、消费行为是农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农户的行为主要是由作为一家之主的户主所决定，因此了解农户户主的观念，更能反映出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1、自主发展观念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型经济，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就需要不断的发展自我，以适应外部的竞争环境。农民自主发展观念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其寻求发展机会愿望的高低，也是带动整个农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从调查的整体情况上来看，农民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自主发展观念匮乏，进取心不足，安于现状。由于户主是一户农民家庭的主心骨，决定了每户农户家庭的发展方向，通过对董楼村、宋圈村、陈湾村3个村的调研情况分析，发现农户户主业余和农闲时间，串门聊天、看电视、打麻将（打牌）的比较多，占比达到77.6％，认为自己无事可做的户主达到了5％，表明户主心思不放在如何致富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上。然而，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技术知识的户主只有2％，表明户主们自主发展的愿望不强。户主在农村一般是一家之主，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户主的观念对全家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通过调查数据表明户主们的自主发展观念十分薄弱。
通过对农民希望通过什么方法和希望学习什么技术来提高自家的经济实力的调查，也反应出农民追求自主发展的观念。调查结果显示有50％以上的农户户主没有想过需要什么技术来提高自身的能力，对学习技术愿望不强；对今后如何提高自家的经济实力的观念，近50％的农户户主对提高家庭经济实力没有新的想法，主要还是依靠种地、打工、依靠下一代等，还有近25％的农户户主根本没有想过要如何去提高收入，说明农民安于现状的观念比较强。虽然众所周知城乡经济收入差距严重，且被调查地区农户的经济水平偏低，但是80％以上的农户户主都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表示基本满意和满意，农民小富即安的观念也比较浓厚。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虽然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城市居民的低了许多，但是对生活现状比较满意，整个乡村社会生活比较和谐；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民普遍存在进取心不强、自主发展观念不强的问题，这些思想使得农民过于满足现状，不利于激发农民的开拓和创新精神，缺乏提高自我家庭经济实力的动力，从而导致该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不活跃。
除此之外，所调查的农区农民习惯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轨迹，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农产品的出售比重只占56％，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较低，且局限于传统农作物的种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以上。在种植何种作物的决定上，48％的农户是因为传统习惯和模仿别人；21％的农户认为是田地的特性；20％的农户是因为省工和投入少；只有11％的农户是因为市场需求而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虽然也存在养殖业，但是都没形成规模。相比之下，那些农业经济发达的农区，多数情况下，农业结构得到了优化，积极发展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专业化的养殖，形成了专业合作社，从事合作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2、投资观念
经济学界对于投资的研究由来已久，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完整体系的投资理论，投资理论经历了从收入决定理论和加速器原理、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投资理论等的演进。从本质上说，农民投资观念以及投资决策与厂商投资行为相一致，都是为了获取更大利益，但是受到中国传统小农思想和经济条件的约束，投资观念比较淡薄，除了传统农业生产必要的投资外，非农投资行为非常少。
从调查结果分析，近10年来有非农项目投资的农户仅为18.6％，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谋生的方式多为到城里务工，自我投资创业的观念不强。在投资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怕承担风险和依赖的思想。有55％以上农户户主没有投资致富的愿望，并选择等待和观望同村人投资致富之后再做决定，规避投资风险的观念严重，这必然导致丧失大量投资致富的机会。这些周围没有工商企业和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欠发达农区，由于尚未受到市场经济竞争思想的冲击，仍保留着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思想，农民内心深处仍存在着对政府的依赖思想，提及如何致富，更希望政府能够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使他们既能致富、又不需要投资或承担风险。在如果获得资金积累后，仅有40％左右的农户户主愿意再投资赚钱，表明农户继续提高经济收入的愿望不强。在这种害怕承担风险和具有依赖性的投资观念的影响下，农户提高经济收入的速度必然十分缓慢，转变思想观念是促进农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3、社会交往观念
行为个体通过正式合约和非正式联系而结成的关系便形成关系网络。农户的关系网络主要是由非正式联系构成，农户的社会交往便是这种非正式联系，这些联系组成了农户关系网络。而农户同何人联系，主要是由其观念决定的。在我国农村地区，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主要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来进行，因此本文的农民社会交往研究也以农户为对象。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机率越高；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行动的结果越理想；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网络对参与关系的行为个体甚至整个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人们在非正式关系中所产生的信任、凝聚力、互惠、忠诚等社会资本，促使关系网络的产生。行为主体在关系网络中相互激励、争相学习与模仿，既竞争又联合，使区域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农户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构成状况，表明了农户的开放程度，以及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其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就越强。通过网络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能影响和带动网络内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农区经济的发展。
受利益、生活、生产、娱乐等内在驱动，农户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关系网络。农户网络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农户对外交往的观念所决定。农户交往的主体主要受到亲缘、血缘等观念的影响。
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与他人发生各种交往，这些交往主要包括生产上、生活上、务工上的互相帮助等。农户以获取帮助或给予帮助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及整个农区的发展作用较大，因此本文在调研农户社会交往关系时，着重调查了农户获取帮助的社会关系。根据所调查区域的现状，农户在获取帮助的对象类型主要有兄弟姐妹、儿女、父母、近亲、朋友、邻居等。
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被调查农户的交往范围50％左右都在本村内，和外界的交往较少，而且获取帮助的对象95％左右都是亲戚和邻居，非亲缘和地缘所形成的朋友关系只占到5％。说明农户的交往网络十分狭窄，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比较少，除了亲戚和邻居之外，从朋友中获得帮助的也很少。然而在农户居住区位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其邻居的变动性也十分小，而且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亲戚关系也是不可变动的，这些表明农户关系网络的拓展性很弱，农户的开放性不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放是必然的，固步自封是导致落后的根源。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社会交往关系网薄弱，导致了获取发展的机会相应较少，经济实力提升较慢。
四、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由于农民观念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很难将其用相应的数字表达，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困难，因此只能部分的测量农民观念对其收入的影响情况。又因为投资量的多少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本文将农民投资观念中包含的农户近10年来有无非农业投资项目，是否打算贷款，认为所需要的技术作为自变量，将农户毛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以确定农民投资观念与农户毛收入的相关性。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方程通过检验，模型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模型回归结果（表1）分析可知，如果有非农投资项目和有贷款打算，农户的收入水平相应的较高，它们和收入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表明非农投资是农户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有贷款投资想法的农户，对提高收入的愿望更强，并敢于冒险，这些人比较活跃的致富思想，思想观念影响行为，因此他们的收入也普遍较高。然而，收入水平和所需技术呈现出负相关，表明收入水平高的农户较多的认为自身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术，对学习技术的愿望较低；而收入低的农户，更渴望获得技术，以此作为提高收入的途径。
研究区域的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区域内农户收入普遍较低，农户经济状况的改善也会直接促使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据以上分析和在农户访问中所得到的信息，农民观念存在着许多不利于该农区发展的因素。例如，农民的自主发展观念不强，投资观念淡薄、规避风险的意识较强，如果有了钱过分强调改善家庭生活状况，而不着力于投资赚钱等等。
农民观念中也存在有利于区域发展的一方面，例如，这些区域的农民虽然长期生活在这种低收入的情况下，但是他们对生活状况并不抱怨，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这就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
五、结论与启示
与其他研究区域发展方法相比，从微观方面，农户户主观念的角度分析农区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农户是农区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元，从农户角度分析农区经济发展问题，使对区域发展问题的分析细化，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二是研究尺度相对较小，能够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把握农区经济发展问题；三是在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时，可从首先改变农民观念入手，比单纯强调宏观调控和政府组织行为更有效。农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是农民，转变农民消极的观念是推进农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加快我国农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转变农民现有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因势利导，努力探索有利于农民观念调整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才能创造有利于农民致富、农区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调动农民的进取心、增强农民风险投资意识，鼓励农民积极对外交往，从本质上促进农民发展自我经济实力的积极性，进而推动整个农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今天，农民观念如果不及早更新转变，就不会有农区经济的大发展。
（注：项目来源：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0FJJ041）；洛阳师范学院培育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9-PYJJ-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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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篇5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农户收入；绩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3－0035－05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本文将以湖北省农户小额信贷投放的ZX市为例，从农户的角度分析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的运行机制及取得的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政策建议。
一、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运行机制
（一）贷款发放范围与贷款程序
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投放给农村信用社服务辖区内，具有农业户口，有固定住所，身体健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遵纪守法，资信良好，无不良嗜好及不良信用记录，有合法、可靠的经济来源，具备清偿贷款本息能力且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或加工业的农户。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在贷款发放前，首先由农村信用社的管户信贷员对辖内所有农户进行普查，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家庭住址、从事的生产经营项目、生产经营状况、家庭年收入、资金需求情况等。管户信贷员根据普查摸底时登记的信息资料，按村组建立《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基本情况调查表》，并从中筛选出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农村信用社管片客户经理根据普查建档情况，对有贷款需求且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并填写《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信用评级调查表》。包片客户经理对照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和实际资金需求，对农户资信情况进行评定，填写《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评级授信表》，拟定农户信用等级和最高授信额度，签署初评意见。客户经理将初步评级结果以村为单位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资信评定小组根据调查初评意见和公示结果，对照农户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农户资金需求情况和农户偿还能力，进行评审，核定农户的信用等级和最高授信额度。资信评定小组有70%（含）以上成员参加方为有效，小组成员用计名投票方式对农户的信用等级及授信额度进行表决，70%（含）以上与会人员同意的方为通过。与会人员应在资信评定会议记录上签字，留档备查。基层农村信用社根据县联社审查通过的农户评级授信情况，填写或打印《农户贷款证》，做好登记后，将《农户贷款证》发放到农户手中。对已颁发贷款证的农户，在核定的贷款额度和有效期内，农户凭贷款证、户口簿或身份证和私章到农村信用社办理贷款，并填写借款申请书、签订借款合同和借据。
（二）贷款的额度、期限及利率
农户小额信贷的额度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等级、所经营的项目、经营规模、经营效益、自有资产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内容合理确定，但最高授信额度不得超过5万元，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不是单纯以信用等级来核定。对不同的地区的农村信用社，不同的乡镇，不同的农户，从事不同经营项目的，同一个信用等级的授信额度可以不同。省联社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最高授信额度。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期限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特点、贷款项目生产周期和农户的综合还款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可以跨年度使用。对确因自然灾害和疫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展期，但只能展期一次。短期贷款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中期贷款展期期限不得超过原期限的一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利率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资金及管理成本、风险水平和当地市场利率水平，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和浮动幅度由借贷双方协调确定。对评为信用农户的贷款利率可适当优惠，信用等级越高，利率优惠越大。
（三）贷款损失责任及激励机制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四包一挂”制度。即实行管户客户经理“包发放、包管理、包收回、包赔偿、与绩效挂钩”的责任制度。
1.包发放。管片客户经理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第一责任人。贷款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审批，由第一责任人与负责发放贷款的农村信用社签订“四包一挂”责任承诺书后方可发放。
2.包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贷款的贷后管理，包括跟踪监管客户生产经营情况、贷款用途、贷款风险、偿债能力等。
3.贷款到期后，由第一责任人负责收回。
4.包赔偿。贷款逾期仍未收回或形成损失的，由第一责任人负责赔偿。赔偿后，承贷社应当配合第一责任人向借款人追偿贷款。
5.与绩效挂钩。农村信用社应将包片调查建档面、贷款证发放率、贷款发放笔数和金额、贷款到期收回率、信贷业务有效收入等内容作为管片客户经理的主要计酬依据，实现责任和利益的对等。对连续考核优秀的客户经理，在农户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可全部由其审批发放。
二、样本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及农户小额信贷概况
（一）样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
ZX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汉江中游，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江汉明珠、长寿之乡、旅游胜地和大地博物馆之称。现辖16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3个国有农牧场和2个省级开发区，总人口103.5万，城市人口15.9万。全市国土面积4488平方公里，城市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8平方公里。2007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13亿元，比上年增长13.9%；财政总收入4.6亿元，比上年增长23.2%；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6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22元，①高出湖北省平均水平725元，在全省县级市位居前列。ZX市是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投放重点市，因此本文选择ZX市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样本地区农户小额信贷运行概况
1999年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开始在该市全面展开，之后投放的资金量和范围都一直在扩大。至2007年底，ZX市已在全市16个乡镇、499个行政村发放农户小额信贷，覆盖的宽度达到178390户（见表1）。
表1中的 “比例”指的是获得农户小额信贷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例。可以看出，8年来该比例基本上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可以认为是由于农户小额信贷总的投放额在不断增加，投放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
ZX市农户小额信贷的具体发放、管理的金融机构是ZX市农村信用社。截至2007年底，ZX市农村信用社资产总额12.74亿元，2007年不良贷款比例为6%，存款余额占全市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33.84%，贷款余额占全市贷款市场份额的46.43%，可见农村信用社在农业贷款方面占据着核心地位。（见表2）。
表2中的农户小额信贷比例是指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余额占该信用社农户贷款余额的比例，不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比例是不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占不良贷款总数的比。从该表可以看出，一是农户小额信贷所占比例较高，且增长比较快，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二是2007年农户小额信贷投放总数比上一年增加了19980万元，并且不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比例比上年下降了8.3个百分点。
2007年底农村信用社的农业贷款余额占全市农业贷款余额超过了98%，可见ZX市农村信用社在农村地区有着充足的基层营业网点及人员配置，同时其经营农业贷款已经有较长的历史，所以从操作成本方面考虑，在当前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具有运作农户小额信贷独有的优势。但是随着农户小额信贷规模的逐渐扩大，平均每个基层信贷员面对的客户数也在不断增加（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6年平均每个信贷员面对的小额信贷农户为1620户，而2007年平均每个信贷员面对的小额信贷农户为1652户，这样看来，运作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信用社操作成本方面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大。
三、农户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
（一）文献回顾
对于农户小额信贷来说，其介入的全部目的，表现出来就是农户收入的提高，解决农户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从农户角度来看关于绩效评价的内容就是围绕“农户小额信贷是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的”而展开。以数据的可获得性为前提条件，本文将“这些服务是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以及“农户小额信贷是否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高”为研究重点。从理论上来说，信贷对于农户是非常重要的，其不仅能够为农户提供消费所需要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农户维持和扩大生产，以及从事新的投资领域和采用新技术的资金需求，从而促进技术的普及与生产的发展，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就现有关于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影响的研究来看，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生产与收入的影响是积极的。对此，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汪三贵（1998）对贵州省草海自然保护区小额贷款项目进行了调查， 结论为：小组成员户的人均收入是非成员户的1.7倍；成员户的人均家庭财产比非成员户高出43%。林毅夫（2000）的研究表明，信贷在农户收入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除了制度变迁因素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外，包括信贷在内的要素投入起到较突出的作用。王景富（2002）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农村信用社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小额信用贷款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创新，在满足农户信贷需求、调整农村地区信贷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提高农户信用水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何广文、李莉莉（2005）的研究中也发现，在中国农业高速增长的年代，农村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市场经济程度提高，信贷的作用更为突出。朱乾宇（2007）以武陵山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考察了该地区农户小额信贷及其具体贷款投向对农民增收的扶贫绩效，主要结论为小额信贷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小额信贷非农业投向的绩效大于农业投向的绩效；小额信贷农业生产投向中，各具体投向的绩效大小排序为：经济林＞生猪养殖＞粮食种植＞烟叶种植。国外学者Remenyi(2000)的研究结论是：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比没有得到信贷的家庭收入明显提高。在印度尼西亚，12.9%的贷款户平均收入增加，来自非贷款户的数据只有3%增加；在孟加拉，29.3%的贷款户平均收入有增加，非贷款户是22%增加；在斯里兰卡，贷款户是15.6%增加，非贷款户是9%增加；在印度的案例是贷款农户46%增加，非贷款户是24%增加。Pischeke(2002)认为，小额信贷的创新之一是以现金流为基础，提供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可能性。他指出，以资产为基础的借贷中贷款额度与担保的价值相关。这样的关系强化了已经存在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即：有产者可以得到信贷，而没有资产者得不到信贷。这限制了没有资产者的收入增长。Morduch(2002)在关于小额信贷对反贫困影响的文献的回顾中，得到的结论是，尽管许多研究的质量尚待改进，但大量的证据正在证实有益的效果：1.收入增加；2.减少脆弱性。对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一项详细的影响评估表明，留在项目中超过4年的成员，其家庭支出增加28%，资产增加112%。对另一项农户数据的分析证明，获得金融服务能够使客户通过平抑消费、积累资产和在自然灾害时期接受服务等方式减少生存危机。
以上的文献研究大多数是运用时间序列的宏观数据, 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和信贷投放是如何影响农民收入的, 但这些研究仅是从总体上研究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变化的关系, 缺少相应的微观基础。本文则是针对这一不足, 利用从湖北省ZX市农村信用社调查得到的微观农户数据和资料, 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二）计量分析模型
1.数据来源
在选定ZX市为研究对象之后，分两步抽取样本：第一步，采用典型抽样法，将2007年ZX市农户小额信贷的16个投放乡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在3个不同的水平段各选取代表性的乡镇样本，分别是九里、长寿、洋梓；第二步，分别在所选的乡镇级样本的基础上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选择村庄进行农户调查，包括当年农户小额信贷借贷户和非借贷户，共调查120户，有效问卷110份。
2.模型设定及变量描述
本文拟采用以下的模型来分析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Yi=?茁0C+?茁1Xi+?茁2Microloani+?茁3Interestfreeloani
+?茁4Otherloani+?着i
其中，Yi表示2007年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和家庭农业纯收入，Xi表示样本农户的特征，如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劳动力人数等；Microloani表示2007年样本农户获得的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的数额，是模型中的关键变量；Interestfreeloani表示2007年农户获得的私人无息贷款的数额；Otherloani表示2007年样本农户的其他来源的借款金额，如从邮政储蓄银行的贷款；?着i为误差项，在农户之间变化；?茁i是未知参数。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4。
3.估计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模型，我们分别就农户小额信贷对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和农业纯收入的影响进行多元OLS估计，结果见表5。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的运行机制及绩效，通过计量分析模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户当年的家庭纯收入和家庭农业纯收入都显著地具有正向的影响，且在99%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样本地区是传统农业区，工业发展比较滞后，非农就业机会不足，农户缺乏工资性收入，农业收入仍是很多农户总收入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户小额信贷的投向受到严格限制，只能用于见效快的种植、养殖及加工项目，农户很难挪作他用。
（二）农户从邮政储蓄银行或者其他商业金融机构获得的其他形式的贷款对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和农村农业纯收入都有正向的影响，对前者的影响在95%的统计水平显著，对后者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只有15%的农户从邮政储蓄银行或其他商业金融机构获得其他形式的贷款，并且贷款的主要形式是助学贷款，其作用在于可以减少农户将农户小额信贷挪用于教育支出以及农户因“学”致贫的可能，使得农户可以将资金用于生产，这样助学贷款就间接地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高。
（三）样本地区平均每4个家庭就有近3个劳动力在外务工，既有单独的产业转移，也有产业和地域的双重转移。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家庭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且在99%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说明在外务工收入渐渐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4.样本地区的家庭规模对家庭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95%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家庭规模对家庭农业纯收入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不显著。这也证实了样本地区存在一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外出务工增加家庭纯收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可以通过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吸引这部分劳动力在样本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以增加家庭农业纯收入甚至家庭纯收入。
虽然湖北省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的运作较为成功，但是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提高农户小额信贷的绩效，增加农户收入。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形成有效小额信贷需求。
从农户自身的角度看，简单再生产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农户很容易满足现状，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多数农户的投资意识比较薄弱，捕捉经济发展机会的能力不强。因此，应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户小额信贷的作用、意义和相关政策，使农户更进一步地了解农户小额信贷的内涵和使用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资金不足与经济结构单一和产业化水平较低的矛盾，从而形成有效金融需求。
第二，完善信贷运行机制，满足农户信贷需求。
调查资料显示，无论是乡村干部、信贷人员，还是农户都反映单笔贷款数量以及总贷款量都太少，很多符合条件的农户没有得到贷款支持，得到贷款的农户其贷款的数量也难以满足发展项目的资金需求。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农户小额信贷运行机制的基础上，中央银行可以考虑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的投放数量，并扩大对农户的授信额度，扩展金融服务对象，拓宽贷款范围，同时加大创新力度，根据当地农户生产生活的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开办新的金融产品，既解决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需求短缺问题，又满足农户多种金融服务要求问题。
第三，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措施，支持和帮助农村信用社开展金融活动。
增加农户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重大任务，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解决，更不应该由农村信用社来承担这种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因此，针对农村信用社运作的小额信贷业务，政府应考虑给予其一些税收或者其他方面的政策优惠。在当前工业反哺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一条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财政贴息来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①。具体来说就是农村信用社按一定的利率对农户发放小额信贷，贷款到期农户在结清本息后，农户凭结算单据及有效身份证件等资料领取贴息。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使其成为信用社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提高了农户的收入，增加了农户的诚信意识，促进了小额信贷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杨栋,郭玉清.中国农业贷款效率－基于双方程误差修正模型[J].金融研究,2007,(9).
[2]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何广文,李莉莉.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5.
[4]汪三贵.中国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和前景[J].农业经济问题,2000,(12).
[5] Remenyi：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e studies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2000.
农户投资论文篇6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小额信贷在我国的生命力初步显现。宿迁作为江苏这个发达省份中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城市，在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在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陈集村，针对农户参与小额信贷业务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
此次调查涉及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地状况、农业经营、消费、信贷与储蓄等方面的信息。调查抽样方法为系统抽样。调查采取调查员直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共收回问卷100份。
1.农户小额信贷的需求情况
调查发现，所有接受调查的农户均有不同程度的借贷需求。我们对所有农户的借贷目的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表：
根据调查，农户参与借贷的主要目的大致可以分为消费和生产经营两类，在消费类中，文化教育支出以43%的高比例排在首位。而生产经营类中，购买大型农机所占比例较高，为25%。
2.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情况
在接受调查的100户农户中，参与了小额信贷的为84户，占84%。这表明当地相当多的农户参与了小额信贷，小额信贷的普及度较高。
我们将所有农户以收入分为五组，分别计算各组参与小额信贷的农户占该组户数的比重，结果如下表：
参与借贷的84户农户，平均收入为16888.50元。从表中得知，各层次的借贷比重大致相同且略呈递减形式，其中5000-10000元收入组，借贷者比例88%，为最高。
二、影响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理论因素
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应包括、农户经营规模、农户收入、农户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农户生产投资规模农户大额生活现金支出以及农户借贷利率等。
1.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
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对农户小额信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求规模就越大。
2.农户的收入、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
农户的收入、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对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负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财产和自有资金的规模越大，农户发生小额信贷的可能性就越小，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就越小。
3.农户的生产投资规模
农户的生产性现金投资规模越大，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也越大。
4.农户现金支出
现金支出又分为农户基本生活支出和大额现金支出。其中农户文化教育等大额现金支出会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5.农户借贷的利率
根据一般的市场机制，借贷利率与农户的借贷需求应具有负相关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借贷需求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
（二）影响农户参与小额信贷因素的计量模型
为得出各因素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影响程度，这里建立Logit模型进行分析。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小额信贷，解释变量选取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总收入、农户现金资产、农户人均基本生活支出、农户生产经营支出、农户文化教育支出、农户医疗卫生支出7个因素。
在介绍模型之前，对各因素进行定义：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Y表示农户是否参与小额信贷，其余各变量含义见表4，β是各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β0是常数项。
（三）模型检验的结果
我们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100个样本数据进行了Logit回归处理。在处理过程中，采用了逐步筛选法。计量估计的结果大部分与理论分析一致。
根据模型计量结果，将影响农户参与订单农业行为的主要因素、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1.农户的经营规模对农户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
即经营规模越大，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倾向越强，需求规模也会越大。这一分析结论与假说1相一致。
2.农户的投资和支付倾向对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生产投资是形成农户小额信贷需求的重要因素。
3.生产投资规模越大，其对信贷的需求规模也越大。农户的教育现金支出对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也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方面的现金支出往往超出了农户的现期支付能力，是造成农户举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分析结论与假说3、假说4基本一致。农户的现金资产状况对农户的借贷需求具有负向影响。这一分析结论与假说2基本一致。
4.农户收入对农户参小额信贷行为影响不明显。从模型的计量结果看，农户的总收入这个变量系数的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些结果与前面的假说不一致，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五、简单的结论和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行为受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农户的自有资金状况以及农户的大额资金支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对小额信贷给予政策的优惠和扶持，如在小额信贷机构的税费上予以减免等。二是简化农户办理小额信贷业务的手续，提高农户参与小额信贷的积极性。三是结合当地经济情况，对农户进行培训，使之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以充分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效益。
参考文献：
[1]杜晓山.中国小额信贷十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
[2]曹子娟.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1.
【摘要】小额信贷是为低收入贫困人口提供信贷服务的一种制度化信贷方式。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小额信贷，它在发展农村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根据影响农户小额信贷的因素的性质将影响因素划分为几个类别，构建理论假说，建立模型分析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农户投资论文篇7
摘要：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中，强调并讨论了有关惠农强农富农的相关政策措施，当中涉及到农地流转的系列新政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因此农地流转及农地流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对于“三农”问题的逐步深化发展、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决定和影响作用。本文将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研究结果出发，探讨农地流转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对于新一轮政策的指导意义，从农户、政府、市场三方寻找政策的最佳落脚点，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政策；农地流转；农地投入行为；多元回归模型
一、引言
随着农地流转矛盾的日渐突出及流转问题的逐渐升温，“制度风声渐劲”、“地权风云”、“下一改革的突破口——农村土地制度”等新闻话题成为热议，2008年实行的在市场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又再面临着再次改革换新的挑战。在众多话题中，土地流转的过程、方式以及程度再次成为政策的重要研究点和着眼点。回顾近几年我国部分省市为加快的进程所作的积极、有效的探索，虽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政策实施力度、施行程度的不足，导致许多非合法的农地流转方式出现，矛盾日益突出，使得我们现有农地生产利用率下降，阻碍了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化深度进一步加深。因此，农地流转的合法、合规、合理性亟待新一轮的政策来给予实现。
从1950年建国初期我国第一次实行，到2008年第五次政策的实施，我国已持续推进60余年。而土地流转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民，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出发点，对农民的投入行为进行相关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更进一步，在土地流转的前提下，由对农民农地投入行为的研究出发，可以更好的根据农地流转市场现状和农民实际，为政策提供指导性建议，达成有序、有效的约束力度和规范力度，使政策更为贴近农民需求、贴近市场需要。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加上人口压力的存在，我国社会现状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地作为农民生产投入的基础和关键要素，在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缺陷、城乡分割的土地市场、政府职能的缺位或错位、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等原因，农村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王小玉，2009），从而对农户农地的投入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关于农地流转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及成果较多，其中杜文星、黄贤金（2005）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地流转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把握，宏观方面考虑如经济发展水平、流转主导因素、粮食安全保障率等，微观方面除农户的特征外，将企业排污、非农就业率等微观因素考虑在内，构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模型。卞琦娟、周曙东（2010）等人对农地流转的相关影响因素归纳为四类：农户户主个人特征、农户的家庭特征、农户农业生产特征以及农户所处环境特征。他们认为，通过研究农地流转影响因素，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助于土地的优化配置、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刘洋、邱道持（2011）对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归纳为五类：包括区域因素、家庭因素、收益因素、保障因素及风险因素，并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大小进行排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普遍对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子探索较多，农户的特征及行为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而对于农地流转影响下的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相关研究则较少。外国学者Klause Deininger认为，土地租赁市场将土地从充裕者转向缺乏者，从农业生产力差的农户向农业生产力强的农户转移，从而促进资源的配置。张改清（2005）认为农地流转有利于农户增加对农地的投入。杨钢桥、靳艳艳（2010）等人认为农地流转规模和稳定性存在区域差异，其中农户农地流转目标差异的存在，使得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农地流转影响下，农户投入在不同的区域表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性是否有规律可循？本文将从农地流转出发，通过农户问卷调查、走访调查等方式，对农地流转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建立
为了更好的找出农地流转市场下对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湖北省武汉市蒲团乡和张沟镇两个地方作为调研地。徐玉婷、杨钢桥（2012）认为湖北省是农地整理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武汉市、鄂州市和咸宁市是湖北省目前农地整理项目较多、成效较好的地区。本次调研地点选择在鄂州市和仙桃市两地的乡镇——蒲团乡、张沟镇进行，主要考虑减弱不同发展程度的农地流转市场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蒲团乡是农地流转发展较好的地区，而张沟镇的农地流转程度则相对落后，因此调研地点具有可调研性、可对比性。
根据现有的理论基础，在自变量方面，将影响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农户基本特征，另一个是农地流转相关参数。而在因变量方面，为了更好核算资本投入的多少，提高获取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及可得性，本文选择流动资本投入作为因变量，而模型整体的构建则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探讨多个变量对一个变量的影响大小和作用力方向。
根据研究需求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式一所示：
结合武汉市自身的区域特征及土地流转市场特点，对农地流转影响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相关变量的设置见表1：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获取情况
在本次的发放的300份问卷中，我们将问卷分为两组，蒲团乡和张沟镇分别发放150份问卷。其中，蒲团乡最终回收问卷150份，回收率达100%，在剔除有明显错误的问卷后，有效问卷数为132份；张沟镇最终回收问卷149份，回收率99%，在剔除有明显信息错误的问卷后，有效问卷数为138份。在发放的300份问卷，最终有效问卷数为270份。
（二）模型结果求解
1、模型参数求解
（1）蒲团乡结果求解
使用Eviews软件对整理后的132份问卷获取数据进行求解，回归模型求解结果见表2：
2、模型验证：
（1）取显著性水平5%，则可得各回归变量t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Y的影响是显著的；
（2）取显著性水平5%，则可得总体回归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在两种情况下，农户农地投入行为模型成立；
（3）蒲团乡R2=0.954110，张沟镇R2=0.908212，两模型和实际数据拟合程度高，可以很好的解释变量的值；
（4）为了防止截面数据出现异方差违背经典假定，使用残差图观察后发现残差平方并不随Xi而变化，表明不存在异方差。
3、模型结果分析
综合分析两地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1）在市场发达程度不同的情况之下，各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方向差别较小，表明各因素对农地投入影响的传导机制是基本一致的。具体分析如下：户主年龄越大，农户资本投入越少，因此农地投入与户主年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而农地收益化、农地流转稳定性等因素都会间接影响农户对农地投入回报的预期，进而影响农地投入预算，因此农地投入相应会增加，即呈现正相关；
（2）少数变量对农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存在差异。以人均耕地面积为例，对于市场相对发达的蒲团乡而言，人均耕地面积越大，由于农地流转市场发达，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生产力好的农户替代生产力弱的农户，因而在资本投入上比生产力弱的农户多。而在张沟镇，由于当地的农地流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人均耕地面积越大，需要的技术、资金、人力各方面也大，许多农户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减少农地投入，因而二者呈现负相关。
（3）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以上的分析，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影响最大的为家庭结构（X1）、农地流转收益化（X6）以及农地流转稳定性（X7）三个共有因素。即家庭结构中劳动人口占比越少，则对农地的资本投入越大，而农地流转收益化程度越高、稳定性越高，则相应的资本投入也越多。
五、结论
对于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预测可知，未来土地流转市场在规模、方式、程度等方面将迎来更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在制定政策上能与时俱进，解决当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结合以上的政策发展诉求和方向，政策今后的改革重点如下：
1、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出台流转合同法等
长期以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问题，一直没有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对此，需要尽快制定全国性的承包法，对土地流转的形式、审批程序、主管部门和土地用途，也包括地价、流转期限等进行明确的界定。以法律形式确定士地承包经营的法律地位，才能有效解决土地流转过程当中的纠纷，保证各环节的有序。
2、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模式，促进规模化经营
许多农民因其兼业等原因，对土地的利用率降低，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充分利用，可根据级差地租的概念，对不同等级的土地从肥沃度、土质、地形等方面出发，确定土地的流转价格标准，平衡因地力不同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上的悬殊，以此来提高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提高农民对土地的利用率。在经营模式上，可鼓励农地成片承包，以实现承包经营的规模化，克服现阶段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按人头进行土地分配的做法。
3、政策上实施帮扶，为土地流转提供有力支持
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动力缺乏，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利用，一方面在于政府和市场对于土地流转的宣传力度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在于政策支持未到位。道路、水力、化肥等价格上的帮扶，能够切实为农民土地流转提供更有利的平台，与此同时，鼓励农民参与农地承包经营并给予相应的补贴，一方面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提高，进而促进土地的肥沃度，粮食的产量和质量，在另一方面也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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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投资论文篇8
关健词：农户行为研究综述
农户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中国这一问题显的尤为突出。目前，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已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领域，几乎囊括了农户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农户行为研究的若干方面作以述评，以飨有志于研究农户问题的同行和朋友。
一、农户经济研究的主要学派
在农户经济研究方面有三个主要学派。一个是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经营在两个主要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农户的劳动投入因为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无法计算其成本，而投入与产出常常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追求最大化上农户选择了满足自家消费需求和劳动辛苦程度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利润和成本之间的平衡。由此，农户经济本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遵循着自身的逻辑和原则。根据该学派研究分析，农户分化的原因是家庭周期性的劳动者与消费者比例的变化，而不是商品化带来的农民分化。该学派认为，俄国农户经济的改造既不能走斯大林式的集体化道路，也不应走西方式自由市场的道路，而是应着眼于自发地组成小型合作社。尽管该学派在斯大林时期被压制，但是，欠发达国家农户经济组织持续发展的事实使这一理论仍存在着很强的生命力。
另一个是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该学派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农户经济运行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差别，农户经济中生产要素运行得如此成功，以致农户在生产分配上极少有明显的低效率。作为一种规律，在传统农业时期，农户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投资收益率很少有明显的不平衡。在这样一种经济组织中，农户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性的。因此，传统农业增长的停止，不是来自农户进取心的缺乏、努力不够以及自由和竞争不足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传统边际投入下的收益递减。所以农户对农业投资增长出现停止现象。该学派认为，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入，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有价格水平上的获得，农户会毫不犹豫地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和自由市场体系，而应在现存组织和市场中确保合理成本下的现代生产要素的供应。该学派在其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假说前提下，对农户贫困的根源也作了分析。该学派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成就最好不要用初始条件的差异去解释，而要用政策的差异去解释。一国的贫困不是因为贫困恶性循环所致，而是因为其糟糕的政策所致；不是不良的外在条件所致，而是不恰当的国内政策所致。农业曾是糟糕经济学的最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到有损农业发展的地步，农业被榨取，农民对刺激的反应被忽视，土地每况愈下的经济重要性被置之度外。不恰当的经济分析造成了经济政策的失误，特别是扭曲了农业的刺激[1]。运用该学派的这一判断似乎更能恰当地解释中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户经济增长实绩的变化。按照该学派观点，经济制度变革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人力资本的增长。
除了上述两个学派外，还有一个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2]黄氏在综合分析了上述两个学派的研究结果后，认为农户家庭在边际报酬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仍会继续投入劳动可能是因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或农户家庭受耕地规模制约，家庭劳动剩余过多，由于缺乏很好的就业机会，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他在分析了解放前中国几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后提出了中国农业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和“过密型的商品化”概念，认为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就是一种反过密化的过程。他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为实例分析，认为中国农业仍然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中。秦晖和苏文以近代关中地区为实例，认为在农户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关中模式”[3]显然不同于华北或江南模式[4]，在中国广大地区通行的以租佃形式剥削农民的方式，在关中并不存在。
对于上述各学派的理论主张，笔者认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里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所处历史阶段等的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给自足性质的农户经济行为一定不同于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户。在中国，由于农村资源要素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农户都在追求着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这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素有关；这里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所以，不同的农户经济行为模式，都是特定要素环境下的产物，都表现了一定的存在合理性。这里也同时说明，农户经济现代化的改造将是一项系统工程。
二、农户经济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农户经济研究中，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一种是以、陈翰笙等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户按拥有土地多少及收入获取方式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一种是以卜剀为代表的经营形式分析法，将农户按收入获取方式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还有一种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经营目标分析法，将农户经营分为自给性生产农户和商品性（也称“经营性”）生产农户两类。这些方法明显地带有时代特征，它是与农业，特别是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时代相适合的几种主要的分析方法。解放后随着国家对农业的全面改造，农村土地私有制的废除，第一、二种分析方法就失去了其分析的基础，而第三种分析方法就成为分析农户经济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今日中国农户经济研究也是比较适宜的。但是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加快，这种方法显得有点粗糙，对于农户经济发展过程研究也显然不够全面。所以在80年代以后学术界通行一种以农户家庭经济中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的比例进行分类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将农户分为纯农户、以农业为主兼营它业户（农兼户或Ⅰ兼户）、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兼农户或Ⅱ兼户），非农户四类；有的将纯农户和非农户还进一步进行了细分。显然这种分类方法更为适合当今中国农村的情况。三、农户行为的理性化与非理性化之争
对农户行为理性的研究是从探讨农户经济行为中的决策心理开始的。19世纪末的一些学者从所谓“古典主义”的传统，即当时西方流行的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中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统出发，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合理化”与最高经济效益。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自由分化规律支配下的“经济人”形象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包括农户。这种观点后来发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古典学派”农民学家R·菲尔斯、S·塔克斯等人的“便士资本家”论和战后T·舒尔茨、S·波普金等人的“理性的小农”论。在这些人看来，自然经济下的农户是冷静而理智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像个小企业家或资本家（尽管“资本”只有几个便士），思维活动富于计量性与逻辑性。按这些学者的说法，如果农民某甲请了村邻某乙来帮他盖房子，则甲应看作是正在雇佣乙的企业家。用这种方式，他们为农户经济建立了“投入”与“产出”的年度预算，农户的土地、生产与生活资料以及其他财产被视为资本，农户全家人及亲友的田间劳动被折算成工价，农户经济的产品，农户自身消费的食物在内，也被折合为货币收入。以这些收入与包括“资本”损耗、工价、地租等在内的“生产成本”作比较，如果收入小于成本，则这种农户便被视为“亏本企业”，如果年年如此，则这种农户便被视为“不经济的农场”。在这些学者看来，农户的理性将使他们放弃“不经济”的农业，使农业循着决策合理化，效益最优化的方向通过优胜劣败的竞争而发展，从而“不经济”的小农户将为“经济的”农场所取代[5]。
显然，这一派学者心目中的农户，与资本主义农场的区别仅在于生产规模、技术水平、生产率、商品率等经济指标较为落后，而精神面貌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长于抽象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客观地把握经济运动中的自然法则，独立地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体，其行为完全由个人理性支配。但是，这一派学者宣布农户的“亏本企业”面临末日审判已有一百多年了，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中，农户仍然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投身于所谓“不经济的”农业。这就使人们对是否存在“理性的小农”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
最早对这种“理性的小农”论持批评态度的是俄国的新民粹主义农民学家，如A·佛图那托夫、A·切林采夫、H·马卡罗夫与A·恰亚诺夫等人。他们从农民文化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农民生活方式的道德价值、小农经济稳固论与“村社社会主义”精神等民粹派立场出发，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发起了一场对“古典主义”农户观的批判。他们把农户描绘为经济浪漫主义者，而不是经济理性主义者，认为研究西方农场主的一套理论、方法、范畴与概念不适用于“劳动农民的人民制度”，农户经济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追求“效益”而是为了生活。他们的劳动不能以货币来度量，更不能抽象出“投入”“产生”之类概念并据以进行“效益”分析。在这些学者看来，农户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一种新的人类自觉”[6]。与俄国的新民粹主义者同时代的一批荷兰学者则成为“农民理性”说在西方的主要论敌。这些学者以其对荷属东印度农村，尤其是爪哇农村的系统研究在当时西方不发达社会农民学中具有开拓与领先地位。其代表人物是J·波耶克，他在从1911年以来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二元社会”理论，认为东印度的农民社会与殖民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二元社会，农民热诚地捍卫着自己特有的价值、习俗、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这一理论在40年代又由J·弗尼沃尔等发展为“多元社会”论，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到缅甸及东南亚其他地区。50年代后，美国农民学界的“道德经济”论与“道德文化”论也明显地受到俄国与荷兰农民学上述传统的影响[7]。总之，这一方面的学者对农民文化的历史地位估价相差很远[8]，但在强调农户是浪漫主义或温情主义者而非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
对于上述“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情况，笔者认为，这里首先应分清“理性”的不同形式。自觉地把握经济过程中的自然法则以追求“功利”的最优化，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但自觉地维护人的道德价值，追求一种“合理”的或合乎逻辑的人际关系，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性主义态度？这里实际上是体现了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所以，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农户两种不同形式的“理性”之争。其次，任何“理性”的产生都有其现实的根源。上述观点中的经济理性主义者，其思维方式的核心是体现了抽象与逻辑分析能力的发达，而这正是在商品交换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在商品经济中，无数具体的物品被抽象为可用货币加以定量的价值，显示了概念在逻辑基础上的可通约性。随着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复式簿记进一步锻炼了人们思维的精确性和从混沌表象中考察形式主义的程序合理性的能力，排除了权力意志与神秘冲动的广泛的等价交换，使经济过程体现出顺理成章的自然法则。市场规律铁一般的明确性从人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和各式各样的浪漫观念。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有句名言：商品经济是所有逻辑的母体。M·韦伯也认为，由于市民社会生活是在与他人的合理竞争中以及生产方式是在经济合理性的支配下进行的，故市民的生活方式自发地倾向于实践上的理性主义并受理性的伦理生活规范所制约[9]。这些话是颇有道理的。与此相反，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户的生活方式极不利于逻辑运算与抽象概括能力的形式。实物经济中难以形成形式化的价值，阻碍了概念的通约与抽象，社会交往的贫乏阻碍着思维的定量与精确化，支配农民行为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习惯与本能。因此，只有在商品经济洗礼后，在经济行为的计量特征和铁一般的逻辑面前，作为自由主体的农户才能得到理性思维与理的初步训练，从而产生所谓“理性的小农”。目前对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研究，主要有5种理论取向。[10]第一种是“效用最大化”解释。这是研究者在分析夫妇生育决策时所采用的分析思路，它直接来源于西方人口经济学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营家庭生活的夫妇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对有限的家庭资源（收入与时间）进行理性的分配与选择使用，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这一目标。莱宾斯坦认为父母是通过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效用进行比较和计算之后，作出相应的生育决策；贝克尔和舒尔茨将孩子视为一种耐用的消费品，父母在生育子女与其家庭消费之间分配有限的家庭资源，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伊斯特林则认为，对孩子的需求状况、产出因素以及生育控制的代价三个方面决定了夫妇的生育决策；考德威尔则提出了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认为生育实际上是对未来回报的一种投资形式，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产生于代际间财富流的方向逆转之时。尽管上述代表人物和其他人口经济学家在研究角度和分析框架上存有一定差异，但他们的理论都以效用最大化为支点，认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的最主要依据。这些理论对国内的人口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成本一效益”分析框架，成为生育研究中主导性的分析思路。他们认为农户之所以生养孩子，在经济上是合理划算的，能够满足农民在劳动力、养老保障等现实利益上的需要。而要控制人口，除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外，一是要大力发展经济，通过生产方式的改进缓解对于体力劳动力的依赖，通过社会保障的推行消除他们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二是在“成本－效用”分析的框架下，加大生育孩子，尤其是超生孩子的成本，降低边际孩子的实际效用，进而通过改变孩子成本－效用在实际利益上的相互关系，通过外在的措施使多生孩子不能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从而促使人口向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方向倾斜。
第二种是“社会－文化”解释。陈俊杰等将这一解释又分为三类：①用传统文化来解释，从历史中寻找原因。“多子多福”、“早生多生”、“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等概念，都是传统社会里形成的，到今天成为一种“传统生育文化惯性”，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②“生殖崇拜”论。这种论点受到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学科成果的启发，认为对于“传宗接代”观念，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殖崇拜，是这种思想的主要根源之一。③实地研究基础上的社会－文化解释。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对某一区域和村落的多视角实地考察，从诸多方面综合解释农户人口再生产的投资水平。有的甚至试图通过对一个村子长期的田野调查，从主观的角度提炼当地农户的生育观念，并试图通过对他们生活世界的分析，揭示从生育观念到生育行为的运作逻辑过程。[11]
第三种是“风险最小化”解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和日常生活中时时面临着各种风险，在没有或社会保障处于非常低级状态的中国广大农村，生育子女是父母面临风险时寻求保障的最传统、最方便的也是最可信赖的途径。在生育数受到限制并被严格控制的前提下，一个家庭生育子女数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父母对于风险及子女所具有的风险缓解功能的预期。[12]他们由此进一步认为，在微观层次上，农户家庭对生育的经济决策可依据的是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单一取向的效用最大化原则。[13]
第四种是制度与政策解释。这是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固定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较其他解释，制度与政策更能揭示中国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的真正动因。而这一解释，是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番深入地理性思考后所提出的。没有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不会有我国目前人口再生产这种好的形势。但这其中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一种是由“成本－效用”理论直接导出，即加大生育孩子，特别是超生孩子的成本，如超生罚款等，这是对实际工作影响最大的一种主导性理论。[14]一种是认为人口增长率的迅速降低无需借助于限制出生数字的惩罚性措施就能够取得，他们提出，“通过调整相对来说为数不多的鼓励高出生率水平的政策，并在农村地区大力提高初等和高等教育，假如农村家庭不但被允许拥有他们希望得到的子女数目，而且他们可以得到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低人口出生率就会实现”。并提出“能够明显减少农村家庭想要子女数目的主要政策调整，就是取消当农户家庭人口有变动时的土地重新分配”。他们认为，我国现行的土地和农村政策没能提出通过生养孩子以外的途径实现农村家庭养老保险的要求。如果允许农户拥有土地所有权，包括买卖和出租的权利，那么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就有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也就去除了为得到更多的土地而再要一个孩子的动机，而且也为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收入保障措施。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会减少对养儿防老的依赖，从而导致农户希望得到的子女数目的进一步下降。[15]
第五种是“主位”解释。这是对前几种“解释”反思后的展望。[16]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前几种解释在于不同研究者注意的是农民生育的不同方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研究定位上，作的是“客位分析”，是研究者站在农民自身立场之外所作的分析。而要真正使分析具有信度与效度，降低人口政策的实施成本，提高政策的实际效率，就要从主位的角度研究农民自身对于生育的需要，这是今后生育研究再上台阶的新的突破口和理论生长点。
对于上述关于农户家庭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种种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里笔者认为，农户在进行人口再生产投资时，效用、风险、社会－文化、政策及制度都是其考虑的因素，但农户的生育决策最终取决于其在现在信息水平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对农户的决策“最大化”构成了基本约束，一个是信息的不完全性，一个是有限理性。除此之外，影响农户生育决策的基本因素是收益，而这里收益的含义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两个方面的总和。设农户的总效用为U总，则U总＝U（N，I），其中N表示人口数，I表示收益。在此情况下，农户人口再生产的“效用最大化”所满足的条件是：dU总＝0，而dU总＝（U／N）dN＋（U／I）dI，所以有（U／N）dN＝－（U／I）dI。此式的含义是农户决策的“最优化”条件是生育最后一个子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值等于由于最后一个子女的增加而导致的收益减少的效用值。这里的收益I可用式子表示为，I＝I（m）＋I（s）；其中I（m）为来自物质方面的收益，I（s）为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来自物质方面的收益主要表现为“养儿防老”及对子女将来取得更大收入的预期以及儿女对自己事业的继承等方面；来自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表现为“传宗接代”及孩子对家庭生活带来的快乐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影响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的各种因素总体上可归结为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农户在进行决策时，是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尽可能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当然，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两个基本约束的存在，农户决策所得到的“效用最大化”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效用最大化”。所以，现实的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总是表现为多面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影响到理论研究的多样性。对此，笔者认为提高农户决策水平，也是影响农户人口再生产投资行为的一个关键措施。为此，应采取提高教育水平，建立健全国家与广大农户的信息沟通体系，提高生育成本等综合措施，以此提高农户的决策水平，进而实现在人口再生产投资上国家目标与农户目标相统一的“最大化”目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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