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户消费分析

[摘要]激活农村消费市场是发展内需拉动经济的一个必然，而认清农村消费现状及规律是其根本前提。文章以贵州为例，分析贵州农村居民的消费阶段、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比全国农户平均消费水平和城乡消费差距，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些结论及几点相关思考。

[关键词]贵州；农户；消费支出；内需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4-0107-03

20世纪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日本地震等环境的不稳定性，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民工荒等国内条件的变化都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该观点一出，在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较多学者认为，占总人口55％的农村居民，社会消费总额仅占21％，是具有广阔消费空间的。而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赵霞、何秀荣，2010；姜长云，2009；周俭司，2002；等等)从动态城乡收入与消费比来证明：中国现阶段以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最大消费潜力在城市而非农村。不管孰对孰错，扩大农村内需市场是必然的，但在此之前，认清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特征，特别是西部“两欠”地区农民的消费情况是启动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拥有71％的农户人口、农户消费贡献仅为16.4％的贵州为例，动态地剖析我国农户的消费现状及变化规律。

一、贵州农户整体消费情况

(一)消费水平

农户消费水平选择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来衡量。贵州农户消费支出呈阶段性上涨。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04.25元增加到2009年的2422元，31年间增长了22倍，以年均11％的速度扩大。根据消费的支出增长率，贵州农户消费的总体水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分析。第一阶段(1978-1995年)农户消费大幅上涨，从1978年人均104.25元上升到1995年的930.59元，以年均14％的速度增加。该阶段的上涨主要来自于农民的生产性投资消费增加。第二阶段(1996-2003年)小幅扩大，从1996年的1068.09元扩大到2003年的1185.17元，年均增加3.2％。该阶段由于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农民的消费支出相对萎缩。第三阶段(2004年至今)稳步上升，从2004年的1296.34元上升到2009年的2422元，年均增长14％。上升的原因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和该期相对的农民收入从1721.55元增加到3005元，收入与消费几乎同倍数地增长。

(二)消费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规则，消费结构可以从食物、衣着、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娱乐、住房和杂项商品八个方面考察。消费结构能真实反映居民消费的所处阶段。

如图-1所示，14年来贵州农户消费结构发生了如下改变。

1.食品消费比重减少。消费所占总支出的比重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EC)表示。贵州农户的恩格尔系数从1995年的71.125％下降到2002年的58.14％最终达到2009年的45.17％，且有继续下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对恩格尔系数范围的划定，已经从绝对贫困状态(EC＞0.6)过渡到2002年的温饱状态(0.5

2.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比例增加。贵州农户的第二、第三、第五支出分别是居住、交通通讯与医疗保健，这三类支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居住支出从1995年的8.45％持续上升到2009年的24.3％，14年间增加了15.9个百分点，是所有支出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一项。住房对于农户来说既是消费又是资产(洪名勇，2008)，同时也是农民炫耀财富、吸引婚姻的重要因素。交通通讯的比重从1995年的1.5％上升到2009年的7.23％，一方面来自于农户的生存经营方式逐渐从封闭到开放，是对外交流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如村村通电、乡乡同路工程，为农户交通通讯消费需求提供了消费可能性保障。医疗保健从1995年的1.75％发展到2009年的5.5％，增加了近4个百分点，说明农户对健康的重视度加大。另外，随着国家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障的建立，农户能部分承受看病的成本，贵州农户很少出现“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甚至有病不看的现象。

3.衣着、家用服务、文教娱乐及其他维持较为稳定的比例。1995年到2009年衣着、家用、文教、其他四项开支比例基本稳定，平均分别是5.04％、4.05％、7.16％与1.8％，除文教娱乐外其余三项支出比例上下浮动不超过0.5％，说明农户对衣着、家用服务等的消费观并无多大的改变。文教娱乐是农户消费支出的第四大类，而更多的是体现在“教育”上面。随着农户的信息量增加，市场参与度上升，对子女的教育程度重视度也就增加，其支出也会上升。但是，贵州农户的教育支出仍然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教学上，高中及以上教育很少，特别是农村女孩。

二、贵州农户消费对比分析

将贵州农户与全国农户平均水平、贵州城镇居民不同主体进行横纵向消费比较，能较清楚地发现贵州农户所处的消费水平位置与差距。

(一)与全国农户平均水平比较

贵州农户的消费水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加大。1978年贵州农户的年均消费支出是108元，全国农户的消费额是138元，是贵州农户消费的1.32倍。往后差距逐渐加大，2009年贵州农户支出为2422元，全国平均水平为4329元，相差1907元，是贵州农户消费的1.79倍。贵州居全国消费支出的倒数第二位。

对影响支出最大因素的收入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即贵州农户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逐年增加。1978年收入比为1.24，2009年上升到1.71。同时也看到，消费比的差距要大于收入比的差距。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道：真正的财富不是拥有的资产数量，而是消费获得的效用。可知贵州农户的富裕度要远低于收入值，而应参考相对更低的消费值。

从消费结构来看，全国农户与贵州农户的消费顺序大体相同。以2008年为例，全国农户的支出比重分别是：食品支出43.7％、居住18.5％、交通和通讯9.8％、文教娱乐8.6％、医疗6.7％、衣着5.8％、家庭设备4.8％、其他2.1％。贵州农户的支出比为：食品支出51.7％、居住19.7％、交通和通讯7.4％、文

教娱乐5.6％、衣着5.2％、医疗4.5％、家庭设备4.4％、其他1.5％，只是贵州农户更加倾向于保温饱，对享受资料性的消费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贵州城乡居民消费比较

贵州现阶段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呈现出明显的两级分化。

从消费水平来看，1978年人均城镇消费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36倍，其差距到2004年达到历年的顶值4.23倍，2005年后逐渐下降到2009年的3.74。与消费比相对应的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同时序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比较发现，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幅度要大于消费差距，且在大多数年份，收入比例的曲线要高于消费比例的曲线(如图-2所示)，此现象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即消费是当期收人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率减少。

从消费贡献来看；根据国民经济的支出核算方法(国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进出口总和)，选择贵州农村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总额/GDP)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总额/GDP)来衡量城乡居民消费对GDP的总体贡献率。结果如图-3所示。

贵州城镇居民消费率相对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率相对下降。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38.81％下降到2008年的17.32％，期间下降了近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3.6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从1990年的18.29％上升到2008年的32.84％，在2004年达到最高值40.02％，年均上涨4个百分点。另外，从图-3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分界点——2004年。该年城乡居民消费率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2004年后城市居民的贡献率跨越式地从26.64％提升到40.02％，而农村居民消费率从37.34％下降到23.06％，至此城镇消费率高于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拉动贵州内需市场的主力军。另外，我们还看到，贵州居民消费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城镇居民消费率与农村居民消费率形成内需市场中的居民消费率，是衡量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贵州居民消费率从1990年的57.1％逐年上升，在2000年达到最高值73.26％，至此逐渐下降，特别是2004年后城镇居民消费率以年均4.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而农村居民消费率以6.8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2008年降低到50.8％。这一方面表明贵州居民消费对GDP的拉动贡献在下降，内需市场疲软；另一方面该现象也符合一般性规律。西蒙·库兹涅茨和H·钱纳里的研究表明，居民消费率与一国收入水平所代表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居民消费是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在低收入阶段(人均年收入低于300美元)居民消费率较高，中等收入阶段(300美元到1000美元之间)居民消费率降低，高收入阶段(高于1000美元)消费率提高趋于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的居民消费率下降所对应的人均收入值远低于规律所显示的标准值。

三、小结与几点思考

(一)小结

贵州农户人均消费支出逐年上涨，经历了多个调整时期后，贵州农户的人均消费支出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阶段。贵州农户的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更加注重实物投资、人力资本和健康投资。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来看，贵州消费支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在不断增加，位次在全国末端，另外贵州与全国消费差距大于贵州与全国的收入差距。与贵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对比来看，消费差距同样在加大，且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而城镇居民消费率上升，但整体居民消费率减小。

(二)几点思考

1.从各经典理论以及本文的实证分析中看到，农户消费支出与收入的变动关联最大。因此，要提高农户的消费水平，最大的变动因素应是收入，是农户的增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收入与消费的变动往往不是同期同时效的变动，因此，农户持续的增收是提高农户消费水平最好的途径。而如何增收?特别是对于西部欠开发欠发达的省份，严重的土地细碎化、石漠化，产出难以提高，农产品出口受阻，二、三产业拉动乏力，经济主要靠资源产业，面临如此的经济社会环境，农户对有效的可持续增收途径的寻找，是至关重要的。

2.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谈提高农村消费，有两组关系需要思考。一是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提高消费总量往往与农户收入直接相关，见效性较快，但会呈现出暂时性和不稳定性。消费结构的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步入小康社会的体现，而消费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农户从意识到行为的自觉反映，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强制的结果。消费总量可以通过收入调节，而消费结构却应该更多的是引导和诱导，而政界所做的其实更多的应该是消费环境的营造。二是消费与节约观念。消费是经济中的注入因素，而储蓄是经济中的漏出要素，因此大量的学者和政界都强调消费而抑制储蓄。但长期在农村调研与农户的访谈中深有感触的是，如果农户在一定的时候不通过资本的储蓄、生活的节约积累原始资金，后期就根本没有办法扩大生产规模。如果农户做到边际消费倾向高的消费行为，往往这个农户家庭的后期发展是非良性的，且在农村这个社会圈里面是被“排斥”的，是“败家”，是不符合中国农民的长期消费习俗的。因此，较多学者提出改变农户消费观，提高农户边际消费倾向，这对于西部农民特别是欠发达欠开发的少数民族农民，并不是一道可以见效的良药。正确处理好消费与节约的关系，站在农户的角度看待两者关系，是合理引导农户提高消费的必要前提。其实，早在17世纪，亚当·斯密就曾经说过，节约其实也是一种财富。

[参考文献]

[1]洪名勇.建设新农村与贵州三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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