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农户模式是否富了公司穷了农户

4月18日至5月2日，由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联办的“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研讨会在河北省定州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行。研讨会期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踏进了这所农民自己创办的“乡村建设学院”，接待记者的是志愿者马光臣。

马光臣今年仅仅22岁，好读哲学书。他来这里的目的很清楚，找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温铁军，寻求给农民一个出路的好办法。

马光臣自己本有一个挺好的发展机会，小小年纪的他原来是一个农业公司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但是他说，那是赚农民的黑心钱，太脏。

公司＋农户”模式富了公司、穷了农户

1993年初，潍坊在全国首次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催生了“公司＋农户”模式，潍坊也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蔬菜种植、加工、出口基地。

但马光臣对家乡的变化却是另外一种看法：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表面上农业得到了快速飞跃的发展，调整了农业结构，解决了农产品的市场问题和农民的就业问题，但实际上也造成了农民的增收缓慢，农业效率低下，农业技术推广缓慢，农村贫富分化拉大，农村黑金政治蔓延等农村社会问题，而这一切“得益”于“公司＋农户”模式。

马光臣为何质疑一向被人认为是农民好出路的“公司＋农户”模式呢？

他拿养殖龙头企业所惯用的“公司＋养殖户”模式给记者举例说明：

拿养鸭业来说，农户养一只鸭首先要向公司交纳6元／只的押金，以防农户在合同中违约，其实质是防止大多数农户在破产后无力偿还，然后双方签订显然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中，除了公司保证回收成鸭的义务外，其余的义务都是农户的。在养殖过程中，农户必须购买公司高于市价五倍的鸭苗和不低于每只十五斤的饲料(价格高于市价一倍)和每只一元的兽药。

这样，在不计算人工成本、固定资产及押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的前提下，在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和理想生长状态下：养一只合同鸭的利润：销售收入—鸭苗合同价—饲料合同价—兽药合同价＝(6斤／只×4元／斤)—(5元／只)—(15斤×1元／斤)—(1元／只)＝24—5—16.5—1＝1.5?元?

在同样的前提下，在95%左右的正常成活率和因公司为降低成本而提供劣质饲料、兽药获利致使鸭群生长缓慢的现实状态下，养殖户是赔本的，甚至养几批鸭后连押金都赔上。

而养一只合同外鸭，在同样的前提下的利润为：6斤×3.5元／只(市价)—1元／只的鸭苗市价—15斤×0.8元／斤的饲料市价—0.4元／只的兽药市价＝21—1—12—0.4＝7.6元。

在同一状态下，一只合同鸭和合同外鸭的利润相差：7.6—1.5＝6.1元。

而这6.1元／只的巨额利润以及押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正是这些企业以公司加农户模式迅速积累、膨胀的所有秘密所在。

层层压榨盘剥，公司欺辱弱势农民

农民为什么还选择公司加农户模式呢？

马光臣认为，因为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弱势群体害怕参与竞争：地位和力量不平等、信息资源匮乏和不对称、科学技术推广缓慢、自身素质低下，作物品种老化、单一，生产规模狭小、分散，农具、良种改良成本高昂……由于上述的原因，农民盲目生产、无序竞争，导致着农产品的频繁的生产过剩，制造了一次次的“农业经济危机”。

于是，在这种境遇下，中国的农民宁愿选择“公司＋农户”模式，也不愿冒倾家荡产的风险去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

可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农民总是处于劣势，除保证农产品的基本销路外，没有得到更多额外的好处：农产品加工出口的增值利润全部被公司占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越来越少，企业主面对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宁愿多雇佣“活的劳动工具”，也不会花太多的金钱和精力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进行任何改进，他们把更多的金钱与精力花费到了贿赂官员上了。

马光臣举例说，去年五月份，潍坊对日本出口的菠菜检测出农药超标，日方提出抗议后，面临日本对中国农产品全面封关的危险，国家商检局专门派人到潍坊调查此事，事后确定公司必须有自己的蔬菜种植基地才能出口，因为只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可以按照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去生产。

但农村的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特别是农业还算发达的地区，农民更看重自己的土地。当地一个比较大的蔬菜加工商，想购买一千亩土地，遭到当地农民的严厉抵制。加工商为此付出的成本也是高昂的，工作是繁琐的，于是他们宁愿花大量的钱财贿赂走过场的官员，也不去建什么基地，既使建立自己的基地也是为了应付日韩的客商，也不会推广什么农业新技术，既使在自己的农业基地上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也不会对当地农民产生任何的好处。

老板们为了维持其利润的最大化，对农民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市场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以“公司＋农户”模式控制当地信息、操纵当地市场，欺骗处于弱势的农民，这让马光臣尤其痛恨：“去年春季‘非典’时期，日本市场对中国蔬菜产品没有任何抵制，价格稳定，需求平稳，但当地的老板们却联合起来，封锁任何的日本市场信息，胡说什么日本不要我们的蔬菜了，拼命压低价格，仅几天的时间，就将1元1斤的大葱压低到5分钱1斤，事后，日本客商才打电话询问我们当地的实际价格，才知道那巨大的中间利润被老板们获得了。”

再例如养殖公司，公司高价卖给农户的饲料和兽药，往往是劣质的、低成本的，因为鸡鸭吃了劣质的饲料就不能正常地生长，鸡鸭用了劣质的兽药就会死亡，如果鸡鸭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生长到公司要求的标准体重或是死亡，公司就按合同不收购农户的鸡鸭，并将押金作为违约金扣除，这对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再例如去年安徽、山东西南部发生洪涝灾，加之前几年，大姜价格大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大姜种植面积大量减少。而韩国、日本对中国的进口数量大增，致使大姜价格飞涨，达到每公斤12元的历史高价，但由于企业主控制了市场信息，农民对市场行情一无所知，他们大量兼并农民弃种的姜地，联合起来，控制当地的市场行情，大量廉价收购农民廉价的大姜，高价卖出，所以即使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农民也不会得到好处。版权所有

马光臣自己总结分析到：农业的生产效率没有因为“公司＋农户”模式的推广而得到真正的提高，农民在其中没有得到多大的好处，以此实现农业现代化更是痴人说梦。

马光臣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村干部，这使得他心里总想着给农民找一条真正的出路，而到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他说：“我觉得出路就是搞农业合作社，让农民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