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12 02:27:02
农户经营论文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在学术界被认为是最佳的信贷抵押物之一，它具有保值、不易灭失的特征[1]，可有效传递借款人的资信利于银行的放贷甄别[2]。基于此，2008年中央银行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以下简称土地抵押贷款）”，2014年一号文件也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该政策的目的是拓宽信贷可抵押品，以此缓解农业信贷约束，刺激农业投资，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政策提出后，农业主体是如何看待该政策的呢？又是如何响应的呢？该问题的回答对全国下一步实施土地抵押贷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态度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被共识为主体对“刺激先例”（antecedentstimulus）或者“态度客体”（attitudeobject）的反映（response）和评估（evaluation）。在外界刺激下，态度会被激发形成行为，由内隐的“态度”转变为外在的“行为”结果。因此，态度在对解释人的行为逻辑，政策的实施效果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基于此，本文关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从态度角度分析土地贷款政。
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两方面：第一，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态度的内容，并量化分析其具体态度。国内态度的研究大多是单一维度的衡量，如选择支持、中立、反对来衡量农户对土地调整制度的态度[4]；选择非常积极、积极、非常不积极衡量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态度[5]。国外研究已表明，态度是具有静态性和动态性共存的特征，因此单维度衡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国外学者已将态度扩展到二维态度（twodimensional model）和三维态度（tripartite model）阶段。据此，本研究应用多维度态度理论，全面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第二，从态度角度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已有研究发现土地抵押贷款出现了农户获贷率低而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获贷率高的现象[6]，学者多从供给角度进行解释或者提出政策建议[7，8]。少量文献从农户需求层面分析，认为信息不均衡分布是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获贷不均衡的主要原因[9]。态度是行为前“评估”的过程，直接对主体行为以及政策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而从态度层面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不均衡现象的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影响了受贷不均衡的现象。
二、理论与研究框架
（一）态度结构理论
态度结构研究发展了单维学说，二维模型与三维模型。单维态度采用好与坏，喜欢与不喜欢等直接衡量。随着“态度改变”（attitude change）主题的关注，学者们认识到态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新态度会重叠在旧态度上，而不是替代旧态度[10]。因此单一维度的态度模型逐渐发展为二维与三维态度模型。二维模型将态度分成“情感-认知”两维度，情感是态度客体作用于人的情绪反应，认知是基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信念、观点等对态度客体的好与坏的评估[11，12]。以二维态度模型为基础，学者们还研究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形成了理性行为模型（TRA）与计划行为（TPB）模型成为研究行为的重要模型[13，14]。三维态度模型认为行为意图属于一种“内隐”性的态度客体评估，是二维态度中情感、认知的一种推进，因此可将态度扩展为认知-情感-行为意图三维度模型[15]。三维模型中认知态度是主体信仰、知识结构、知觉在态度客体上的表现。态度的情感要素是指对态度对象的情感反应，可通过情绪调查，如悲喜、好恶，或者生理现象如心跳率，皮肤抽搐等指标反应。态度的行为要素是态度认知与情感形成后的行为意图，即使是无意识的，我们更倾向于和态度一致的方法去行动[16]。1960年后，三维度模型成为态度理论以及态度改变的重要分析模型，被理论界所认可，编入教材书。学者指出，三维度模型所代表的态度束（the bulk of attitude）研究能更全面理解态度以及态度的变迁过程。
土地抵押贷款现阶段在全国仍然处于“试点”期，各地方政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有条件的选择制度供给。如在宁夏土地抵押贷款中贷款对象必须是村土地合作社成员，在嘉兴南湖区土地抵押贷款对象必须是土地面积在2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在贵州凤冈贷款对象必须符合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上的条件。因此在农业主体“贷款意图”和“实际贷款行动”之间现阶段存在着“制度供给障碍”。在二维态度模型中，“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是假定不存在外界制度限制，仅受主体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态度三维度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2：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态度差异分析
选择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两种方法对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差异性分析。
1.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独立样本t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4。
第一，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态度上存在部分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中，政策认知态度在1%水平上显著有差异（p=0.000），且显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认知态度更加积极（t=21.581）。
认知态度是将外在信息录入大脑，通过编码形成自身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这与认知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编码能力以及认知主体所处的信息环境相关。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受教育以及社会资本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年，新型经营主体是12年；农户最低受教育程度有0年，新型经营主体是9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农户有13年，新型经营主体有19年及硕士毕业。在社会资本调研中，有19.9%的农户家里曾经或者现在有村干部，27.25%的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组织里面有村干部参与。15.04%的农民熟悉银行里面的人，而36.36%的企业在银行里面有熟人。可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可能影响农户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认知态度上的差异。
第二，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上无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政策情感（p=0.257）、缓解功效（p=0.221）、收入功效（p=0.087）上均未在5%置信区间内显著差异。
土地抵押贷款从本质上来说是土地产权的扩展，首先不会对原有产权产生损害，其次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本质上是为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而扩展信贷抵押品的制度，在政策上是不具有群体歧视性的。因此，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产权政策的情感都是积极而不具有差异性的。
第三，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行为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行为态度上，两者的行为意愿在1%置信区间内有显著差异，且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更积极（p=0.000，t=70.343）。进一步分析行为态度差异的动因，对不愿意土地抵押贷款的被试者继续提问“您为什么不愿意用土地抵押贷款？”对回答愿意的主体继续回答“土地抵押后贷款用在哪些地方？”结果见表5。从表5看影响意愿差异的因素。首先，贷款资金用途差异。85%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表示土地抵押贷款用于农业生产，而仅有4%的农户表示用在农业生产上，18%的农户表示会用在应急性生活消费领域。其次，资金需求与融资渠道差异。99%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0%的农户具有资金需求，可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度远高于农户。此外，21%的农户表示缺钱可以向亲戚朋友借，而农业新型主体该选项空白。可见资金需求度高，融资途径窄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显著高于农户的主要原因。
2.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双变量相关性分析，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以及双尾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的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以及行动态度作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其分析结果见表6。
中心态度，即态度束中与其他态度高度关联的主态度。从表6的相关显著性来看来，政策认知（Ac2）是农户的中心态度，与其他态度变量均显著相关。收入功效（Ae2-2）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中心态度，均在不同置信区间内显著与其他态度变量相关。这表明，农户是以认知为态度基础，拓展其他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更加看重政策的功效态度，以此为态度中心。可见，从态度的中心性来判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存在态度差异。
此外，从土地抵押贷款行为意愿与其他态度的相关性来看：农户的贷款意愿Ac2与政策认知（r=-0.09， p< 0.05）与Ae1政策情感（r=0.12， p< 0.05）显著相关；新型经营主体的贷款意愿与Ae2-1缓解功效（r=0.48， p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1.三维度态度法能很好反映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包括对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认知态度中，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对贷款政策认知程度不高；情感态度中，主体对政策的满意度高；行为态度中，主体利用土地抵押贷款的意图并不强烈。
2.选用态度强度以及中心性两种方法衡量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性，结果显示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中心性以及强度中的行为态度上具有显著差异。
3.影响农户、新型经营主体行为态度的因素具有差异性，农户受政策认知与政策情感影响，农业经营主体受到缓解功能和收入功能影响。所以，现存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现象与主体自身的态度密切相关。
（二）研究意义
1.有助于政策的完善和后期政策的推进。土地抵押贷款在我国仍然处于“试行”期，现阶段全面探析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能真实反映主体对政策的理解程度，是否满足其情感需求，是否会产生响应行为，对后期试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完善，以及全国层面土地抵押贷款的推广提供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2.对现象的新角度解释。已有文献与实际调研中已发现，多个试点地出现了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以往文献多集中在政策供给的对策建议上。本研究表明，在政策制定与政策效果之间是存在过程环节的，不同主体对待政策差异性的态度也是造成不均衡政策效果的原因之一。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拓展原有文献中的单维度态度，引入三维度态度分析方法，丰富国内的态度研究。
（三）研究启示
1.研究结论显示，农户的政策认知是中心态度，且低于新型经营主体的认知程度。因此，政府应加大农户的政策认知程度。作用有二，一增加农户政策参与感，提高其主体地位。二是提高农户的政策认知程度，可减少其他相关态度的认知偏差。政府应多选择正规途径传递信息，如民间所喜闻乐见的标语、电视媒体、代表示范、发放宣传小册子等方式提高农户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政策认知。
2.研究结论显示，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贷款行为态度上是具有显著差异的，行为态度的差异导致行为的差异。由此可见，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也是主体间的一种自我选择。不考虑主体需求意愿，一边倒的通过强调“政府供给”和“金融优惠”的供给建议来缓解受益群体不均衡的政策建议是片面的。
农户经营论文篇2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分工理论；主体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1日
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成与联系
党的十报告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而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体界定标准并不明确，现有文献中一般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不仅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科教和社区组织支持、公益性和盈利性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使规模经营覆盖产前、产中、产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者，更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供给者。
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存在和发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协作联合，建立起了我国立体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都可以参与合作社，对其他普通农户具有示范作用，专业大户可以发展成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少数从事生产，多数为小农户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农民合作社在新型经营体系中起到核心或引领作用，它是农户和农业企业、农户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还在乡村治理方面具有外部正效益。农业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纽带。
二、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原因
1、现实背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的现实背景主要来自人口变迁和资源稀缺的压力。传统农业规模小，农民收入低，隐性失业和“半工半耕”同时存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生育率降低，农业生产人工成本上升；农产品需求总量增加，结构变化，资源日趋紧张；农产品商品化率提高，农户面临高风险和高成本；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加速。农村劳动力外流和土地流转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的前提。
2、交易费用理论和分工理论。很多学者分别从交易费用、契约稳定性、农产品市场风险等角度进行研究，都强调了交易费用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中的作用，通过测度交易成本和生产陈本，比较不同的组织效率，多数学者认为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演进是农业生产特性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向国成以分工为线索，应用杨小凯和黄有光间接定价理论解释多种形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原因，如图1所示。当劳动交易费用高于分工的收益时，农户选择家庭独立经营，形成家庭农场；而当劳动交易费用低于分工收益时，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如果经营行为交易费用较低，则以合作社形式，各自生产、合作经营；如果生产行为交易费用较低，则建立农业企业。（图1）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特征
传统小规模生产农户通常生产率较低，进行多种经营，商品化程度较低，且生产性投入不足，适应气候变化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些劣势。
1、专业农户。专业农户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较好，对自然风险的抵御程度较强，且生产性投资具有规模效应，但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强，专业化生产的农户在面临冲击时会面临更高的交易费用、市场风险和转移成本，但同时学者们也认为农户横向联合建立合作服务组织或“企业+农户”的纵向合作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户专业化生产面临的市场交易费用和风险。此外，专业大户（尤其是种植业大户）通常需要租种土地和雇工生产，经营规模不稳定。
2、家庭农场。家庭农场是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的延伸，主要由家庭成员进行农业生产，因此比专业大户更具稳定性，而且家庭内部分工使监督和管理更密切，在出现气候变化和市场风险冲击时，家长的权威和丰富经验能够使农场迅速做出反应。而家庭农场不同于普通农户的主要特征是其生产经营以市场为导向，在市场竞争中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通常能够形成最佳生产规模和拥有现代化技术装备，进行自主、高效、集约化的生产。
3、合作社。合作社为专业农户农业生产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等服务，能够帮助单个农户进入市场和与农业企业谈判，节省交易费用。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也通常通过合作者在新品种和新技术采用上对其他农户产生示范效应。此外，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手段，参与合作社也在缓解和降低农户风险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流通领域风险。
4、农业企业。农业企业是有专业分工的现代企业，为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提供服务，连接专业化的小农户和大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但是“企业+农户”模式主体间存在“敲竹杠”机会主义行为，契约稳定性较差，实施第三方惩罚机制成本较高。
此外，建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集中体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社会化”的特征，其根源是农业生产和服务在技术上的可分性，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内涵广泛，与生产、销售有关的环节能够在提高普通农户和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生产效率和经营收益的同时降低其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而金融和保险服务有助于解决农业生产季节性高投入的问题和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
四、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在人口结构变迁、自然资源压力提高等背景下，由于交易费用和分工效率的差异，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为主要经营主体，与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各自具有优势和不足之处，主体行为在生产经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传统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模式相对，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而深入探讨新背景下的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特征是制定农业政策、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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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政策建议
1、“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产生的原因
1.1、“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产生的背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的比重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68%，但是农业的产值仅仅只有全国GDP的13%（2006年数据），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农业作为一个弱势产业、农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农业作为一种产业有着不同于其它产业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产品上，农业生产受到天气、气候、季节、土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农业产品的生产，而控制这些影响农业生产的外生因素又是极其困难的，农业的先天敏感性注定了农业产品很难做到规模生产；其次，农业生产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农民的生产活动往往远离市场，而且农业的生产周期又比较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接受到市场信号的指导，因此常常会发生收成好了，却卖不了一个好价钱，这就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再者，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虽然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但是这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农户过于分散，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形成产业集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扩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使农民无法得到产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好处。
1.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存在的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的分工需要各种合约来进行安排，有效的合约安排造就有效的社会分工，有效地社会分工会产生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合约安排。根据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的理解，产业组织是指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创造一种既能避免垄断的弊病，又能使生产者获得规模经营的有效条件。而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农业产业的研究中，重点就是探讨农业产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成果之间的关系（SCP分析框架）【2】，即在特定市场条件下，使农业的生产不仅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而且能够给农户带来稳定可靠的经济效益，同时有较强的能力抵御市场外部条件的变化给农户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日本的农业产业之所以能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它们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国要实现农业产业化也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这种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既要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给农户带来切实可靠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符合中国的地少人多的国情，以及农村试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客观实际【1】。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国外成功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众多实践证明，“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能够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
1.3、“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产生
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必须寻求一个更稳定和低风险的农业产业模式，“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因此孕育而生。“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采用“订单农业”的方式来指导农业生产，即龙头企业在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就与农户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这就保证了农户产品的销路，无疑是给农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大的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其次，该模式中的公司往往对农业产品的需求量很大，需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多家农户进行联合生产，扩大产品生产规模，这样就有利于形成产业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再者，在该模式中，基地作为公司与农户的“中介”，在其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代替公司负责组织农户的生产活动，并对农户的生产活动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它也充当农户的“代言人”，一旦发现公司有损害农户的行为发生时，它会作为农户的代表与公司进行谈判，这有利于农户提高自己的谈判资本，降低自己的谈判成本，从而使公司的违约成本提高政策建议，降低了公司的违约可能。总而言之，“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一种组织创新，使农户原本处于农业产业组织之中的弱势地位提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生产。
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运行方式
2.1、“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在我国的发展
“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国内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建立了第一家合资饲料厂，至今在国内有100多家企业和合资分公司，它们围绕蓄、禽、水产饲料的生产和销售，建立了配套的种鸡场、养猪场以及多级技术服务体系，采取有中方联营公司和农户签约，向农户提供鸡苗、饲料、防疫药品和饲养技术，按预定的价格回收成鸡等方式，推动养鸡业的发展，带动饲料销售。20世纪80年代末，瑞士的雀巢公司与黑龙江省政府达成生产奶制品协议，建立了双城雀巢有限公司。此后国内一些加工企业争相模仿，出现了像四川希望集团、广东温氏集团等一大批大型饲料企业【1】。
2.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运行方式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合约的成功必然有着它独到的优越性。农户作为农业产品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自然希望能够进行持续稳定的生产，公司作为工业产品的加工生产单位自然希望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组织创新使农户的持续稳定生产、公司持续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都成为现实。农户在这个合约中得到了更有利的交易条件，如技术服务，公司在这个合约中不仅使处于自己产业链上游的产品供应得到了保证，并且降低了这个环节中的交易费用，使公司能够专心应对下游市场，扩大生产以提高市场占有率。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是以一个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农业公司为龙头，利用基地的作用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最终以合约的形式把农户和公司连接起来。农民负责生产，公司负责加工和销售，而基地充当二者的“中介”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司利用自身靠近市场信息的优势提前对农产品价格进行预测，通过与基地签订合约的形式确定本年度生产数量、品种及主要品质和技术指标。公司不仅与基地签订合约，也与农户签订合约。公司与基地以经济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为了保护农户的利益，公司在合约中会指明一个最低收购价，这个最低收购价有可能低于当年农产品实际价格，也可能高于当年农产品实际价格，目的是当市场价格突然下降很大时，农户那不至于受到很大的损失，这对农户的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因此也被成为最低保护价。在生产过程中，基地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户实行技术培训、物资采购、生产期间的日产管理或标准化的生产规程。待农产品收获之后，由基地根据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合约，进行检验、收购，最后由公司进行最终加工和销售。
2.2.1、公司起主导作用
公司在整个生产经营模式中起着主导作用，正是公司对农产品的需求，才使得公司、基地与农户连为一体。公司作为一个对市场信息时刻保持高度灵敏度的生产单位能够把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来调整产品的生产，并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来讲，公司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了解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品种、品质、规格等的需求，然后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将这些信息传达到农户和基地手中，引导农户合理确定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公司作为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能够带领农户与市场接轨，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农户集中生产的方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从而使自己的生产成本下降，有利于扩大产品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形成当地的主导产品，并最终创造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2.2.2、基地起关键作用
基地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充当公司与农户的“中介”，对于“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这个合约安排的实施，基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基地一方面与公司签订合同确定本年度农产品收购的数量和价格，一方面负责组织农户的生产，确保产量。基地的表现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又可以分为农民专业协会、村级经济合作社和贸工农一体化企业，其中农民专业协会表现形式为农户一起共同开发、生产、经营，或就某一产品的生产技术进行交流、推广和学习，属于多功能的农民合作组织；村级经济合作社表现形式为农户共同生产和经营，实行民主决策制度、农户进退自由的原则，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民办、民管、民受益”的互助性经济合作组织；贸农工一体化企业是为了拉长产业链，扩展生产经营范围而介入了农业生产的贸工农一体化联合经营企业，为实现了纵向一体化的进行农业生产的企业，一般属于法人机构【3】。本文研究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第二种，这也是现实中存在最多的一种形式。基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基地是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充当了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断层，将农户与公司结合在一起，使产、销连成一线，降低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费用，减少了市场风险。其次，基地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多家农户集中进行生产，有利于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再者，基地的存在有利于农户提高自己的谈判资本，降低自己的谈判成本，从而使公司的违约成本提高，降低了公司的违约可能，是该合约安排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的有力保证，从长远来看，这对双方都有利。
2.2.3、农户起基础作用
农户是现代化农业最基层、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农户的职责是按照公司对农产品产量、质量、规格的要求进行生产，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免费论文。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很难实现规模生产，一方面，虽然可以通过机械来部分代替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在一些农业生产环节中，至少在目前农户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决策主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虽然“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有着很多内在优越性，给农业产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被认为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形式，但是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它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部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地区的农业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3.1、信息不对称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存在着信息和履约方面的缺陷。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合约理论认为，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且不可能降为零，这就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所以合约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合约存在着违约的风险。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由于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公司直接面对市场，可以时刻掌握最新的市场信息，因此公司在与基地的合约中处于信息优势，而且每年农产品的交易价格一般都是公司确定。具体表现为，在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时，公司存在强烈的压低交易价格的动机，另外，他也可以利用合约的不完全性，在合约制定时就向自己的利益偏移而去损害农户的利益，而处于信息劣势的基地和农户无法阻止这种行为发生。按照博弈论，当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遇见未来行为的结果时，如果预期的结果对己方不利，它就不会选择合作，或者利用自己信息优势地位去改变合约的某些条件，以使预期的结果对自己有利【4】。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在预期的结果对自己有利时，公司才会选择合作，这就加大了合约的不确定性。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由于大多数农户的法律意识淡薄，普遍缺乏长远意识，可能为了短期的利益而不惜放弃长期的利益。具体表现为：当合约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可能虚报产量，以增加履约的数量，而增加的部分可以从市场中购买，以赚取合约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反之，当市场价格高于合约价格时，农户可能隐藏产量，以减少履约的数量，而将隐藏的产量按照市场价格卖出。这也加大了合约的不确定性【4】。
3.2、基地中介组织的不完善
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基地的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许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仍然是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存在，无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在基地的内部构架方面，由于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行农户进退自由的制度，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合约价格大于市场价格时，农户觉得有利可图，便加入农村合作组织，一旦发现合约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便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马上就宣布退出农村合作组织，这就导致了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资产和成员的不稳定。这使得基地无法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对农户的权力和义务，因此有些地方即使有基地的存在，但是当地农户还是“单打独斗”，基地的作用没有凸显出来。而且当基地一方违约时，公司即使向法院起诉政策建议，基地也可以以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导致了基地的违约成本很低，加大了其违约的可能性【4】。
在基地的人员管理方面，由于基地成员的流动性和资产的不稳定性，导致基地很难在组织内部实行标准化管理、制度化运行政策，从而使基地服务农户的职能难以得到实现。由于基地几乎对农户没有实行任何约束性的制度，处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往往都表现得很松散，农户之间的凝聚力很低，缺乏集体行动的意识，农户背离基地分配给自己的生产任务而自行决定生产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违背了基地最初组织农户统一进行生产的意愿。
因此，基地中介组织无论是在内部构架方面，还是在人员管理方面，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4、政策建议
为了在弥补“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制度缺陷，需要一定的制度优化安排，即在不改变该模式的优势的同时，对该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正以避免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4.1、制度优化安排存在的理论基础
杨小凯—博兰德的专业化分工演进模型认为，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分工的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了分工的潜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有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并保持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的在增长率就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提高是有可能的【5】。
该理论认为，专业化分工在产业生产过程中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同时专业化分工存在着进一步分工的潜力，当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时，就可以使原有的合约安排更有利于产业的生产，在理论上，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分工可以进一步进行细化和优化，使之达到一个最优状态，这是“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制度优化安排存在的理论基础。
4.2、制度优化安排的具体体现方式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合约安排的完善。当合作将无限期地合作下去时，或者说任何一方的违约成本都高于其的违约收益时，任何一方追逐短期利益、背离合作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不理智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会根据遵循经济人的假设，实施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于是就会选择履约，此时，合约能够长期稳定的持续下去。因此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合约中，应加强任何一方的违约成本，具体来讲，可以引入信誉度指标，公司可以给每家参与生产的农户的信誉度评级，一旦发现某农户出现违约的现象时，立即降低该农户的信誉度级别，采取不予再次合作或与之类似的措施，使农户的违约成本提高；同时基地也可以代表农户给公司的行为进行信誉度评级，一旦发现公司有损害农户的行为发生时，也可以采取不予再次合作的措施，使公司的违约成本增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某个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变得激烈时，处于合约双方的违约成本就会提高，因此增强公司和农户的竞争意识也很重要。
完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构架。基地作为“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的公司与农户的桥梁，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针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内部构架和人员管理上的缺陷，需要政府、基地和农户的共同参与。首先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应当支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要在关于建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舆论宣传、政策引导和提供市场信息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广大农户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中必要性的意识，同时对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措施。其次，作为农户来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摒弃追逐短期利益的狭隘思想，科学合理的参与基地的相关工作。最后，对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本身，一定要加强修炼自身的“内功”，在花大力气在完善组织的内部构架上，加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人员管理，成立相关职能部门，在市场信息的收集、技术方面的培训、生产计划的制定等诸多方面对广大农户服务，尽最大可能维护广大农户的利益，在广大农户中凸显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
增强政府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作用。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外生力量对于农业生产模式的运行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具体来讲，政府要健全和完善农产品市场的市场竞争法规，进一步规范农产品市场，杜绝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强势一方利用自身的优势压榨弱势一方的行为发生。同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鼓励农业企业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进行一体化经营，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使农户的收入得以增加。
参考文献：
【1】黄汝丽.农业产业化中“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探析.
农户经营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农户兼业化农地流转，农地规模经营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这一微观经济主体既经营农业又从事非农产业并且决不轻易放弃农业的一种跨部门经营现象。目前我国的农户兼业化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内部情形各种各样。我国农户兼业化普遍存在，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农户兼业化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发展，[1]大大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应对农户兼业化的存在原因及其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制约机理进行充分研究，以对症下药，提出此种背景下发展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对策。
一、农户兼业化将是中国农业今后的一个长期现象
1．农户兼业的现状考察
农户兼业是从农民走出去从事第二、三产业开始的，如果农民不走出农村一直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那只能是专业务农，兼业就无从产生。所以，要对农户兼业现状进行考察，必首先对农民外出务工现象作以调查。
在了解农户中农民外出务工之前，应对目前的农户结构有所认识。目前农户的典型结构是由丈夫、妻子、一个年老父母（另一个跟着另一个儿子）、一个或两个孩子构成。当然也有老年父母分开另过或者丈夫有一个兄弟或叔叔也跟着自己过（由于智障或者是光棍等原因）等情况，但那是个别，可以忽略。从我们对河南省南阳市和新乡市两市的683户农民外出务工情况的调查来看，农民外出务工大致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丈夫和妻子都外出务工，孩子或也在城市上学或跟随在家的父或母在农村上学，务工人员常年不回家（春节可能回家看看）。这种情况占总体的4.2%。第二种情况是是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和老人留守在家，等到农忙季节丈夫回乡抢收抢种。占总体的73.4%。第三种情况是丈夫外出打工，妇女、老人在家经营土地，就是到了农忙季节也不回家，由家里人独自经营农业。这种情况的比例占到16.5%。第四种情况是孩子大了（二十岁左右）出去打工，壮年父母在家务农。这种情况的比例是5.9%。
河南南阳、新乡两市农民外出务工情况调查（单位：户数）
夫妇常年外出务工
丈夫两边移动
丈夫长期在外务工
青年子女常年在外务工
合计
南阳
16
321
62
23
422
新乡
13
180
51
17
261
合计
29
501
113
40
683
百分比
4.2%
73.4%
16.5%
5.9%
农户经营论文篇5
关键词:两分两换;制度变迁;农户参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64-04
一、“两分两换”背景及内涵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加快,土地浪费与土地需求短缺的现象同时存在。其中,最为关注的是,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取得带有福利性质,它们是解决农民“衣、食、住、行”最直接和实际的途径。现实情况是,一就宅基地而言,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并在转移过程中,变成城市人,通常城市住房标准要比宅基地住房标准低,并且城市建筑的容积率要比农村宅基地建筑容积率高,在此过程中,宅基地(或者说建筑用地)应该会被释放出来;而实际情况是:农民进城买房同时又在其宅基地建房,或者在当前法律规定宅基地不能交易的情况下,不愿把宅基地还给农村集体组织,形成“两头占地”的局面,空心村比比皆是,造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浪费现象。二就农用地而言,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经营的格局,并且是基于平均分配的基础,因而土地碎块严重,阻碍了农用地的规模经营,在农业的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土地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趋于对农业用地的粗放利用,按照土地报酬递增递减规律,农业用地的粗放利用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不相适应。基于以上情况,为了减少土地浪费及扩大土地供应的难题,实现土地利用的节约集约,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各地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其中,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群众基础和管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1],浙江省嘉兴市试点实行的“两分两换” 综合改革尤其值得关注。
浙江省嘉兴市“两分两换”改革的基础是宅基地不能流转和承包地粗放利用、农村土地资本没有很好地激活。“两分”指的是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两换”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变农民生活方式。从长远看,这一制度的推进,有利于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和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建设;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推进开拓广阔空间;有利于促进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有利于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让农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从而为建设现代新农村、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打实基础[2]。 “两分两换”的试点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其出发点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推进城乡一体化。但目前研究多从“两分两换”结果来分析,而把农户作为微观基础来研究这项改革的资料很少。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行为主体和最终实施主体应该是农民,当前形势下“两分两换”的健康发展应该以尊重农民的意愿为前提,以满足农民更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农民的积极参与为根本手段。因此,了解农民“两分两换”参与意愿及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对于把握未来试点总结、推广的基本方向,对于调整相关政策改革顺利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从试点的实地调查资料入手,对于试点区农户的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重点分析“农民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以期把握“两分两换”在当前情况下进行制度创新的需求及需改进的方向。
二、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分析框架
研究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条件下农户参与的动因和“两分两换”可能存在发展的内在机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即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于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在个人、组织、政府等不同主体的层次上被创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是这些主体的共同特征,制度变迁正是这些主体效用最大化行为的结果。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建立一个符合经验史实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并用它来解释经济实绩。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的需求来自由技术变化、人口变化、市场规模扩大、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等外生变量引起的,可从规模经济、外部性内在化、风险规避等方面获得的符合主体效用的收益;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制度创新的充分条件是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利润而支付的成本[3]。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文章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观点是:“两分两换”的建立和发展,是经济当事人在外部利润引导下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当农户意识到存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润时,就会产生获取更大利润的制度创新需求。然而,新制度的创新实践需要对机会成本有很好的判断。只有当参与“两分两换”的收益大于机会成本时,农户才会选择参与“两分两换”,进行宅基地置换或者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成为制度创新的拥护者,从而才会真正发生“两分两换”的制度创新,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增加建设用地供应量,并由此产生试点地区应有的作用。
文章的基本假定是:(1)农民参与“两分两换”是农户在外部自然、经济、社会等环境变化的刺激下所采取的有规律的反应或活动,它是农户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复杂的经济行为。(2)农户是理性经济人,在一定的环境约束条件下,农户在经济活动中总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农户对“两分两换”参与的选择,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对于各种组织与制度进行成本与收益比较后所进行的最优选择。从而实现农户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
三、农户基本情况及其对“两分两换”的需求与评价调查
为了更好地了解嘉兴“两分两换”试点工作的成绩和问题,为试点工作的深化和推广提出一些建议。因此,我们于2009年12月―2010年1月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新仓镇的试点村对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实地调查采取问卷访谈的方式完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一是农户家庭基本情况,主要是对农户家庭结构和户主的身体及教育程度进行调查了解;二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情况、宅基地情况和家庭收入结构;三是农户对“两分两换”的评价,重点掌握农户对“两分两换”政策的了解程度、满意程度及对“两分两换”的前景进行预测;四是农户参与“两分两换”的情况,分别对“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进行调查,其中,把“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统一归为“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一个指标;“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指标不涵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股换租换保障”三种形式,仅指“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换保障”――即指彻底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文章所用的分析依据主要是,我们的实地调查资料(收回调查问卷58份)和其他资料数据[1][4]。实地调查采取问卷访谈的方式完成,其他资料是公开发表的资料数据,因此,数据较为真实可靠。具体调查内容及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经济情况
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分布为,小学以下占有1.7%,小学文化程度41.4%,初中文化程度20.7%,高中及高中以上36.2%,文化程度低对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就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许是农户不敢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的经济情况主要是指2007年及2008年的收入情况,并对其进行调查。被调查户主的主要职业是以非农业为主兼业,同理,他们家庭收入来源也是以非农业为主兼业,即主要来源于非农业。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只有10.3%农户的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并且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从集体承包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均达到10亩以上。以农业为主及以农业为主兼业的家庭收入差距不大,大部分在人均收入10 000元左右,这进一步说明在经济活动、土地流转活跃的新仓镇,其城乡差距(农业收入及非农业收入)不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前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还是以非农业为主的情况对“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影响不大,农户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原因更多地集中于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二)农户对于“两分两换”的综合评价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户对“两分两换”的认识及需求情况,本文主要从“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两方面入手,这也是嘉兴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两个重点。
1.农户对于“两分两换”了解和满意程度
我们对农户“两分两换”的了解程度设置了4个选项,分别是非常了解、基本了解、基本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调查的农户都表示对“两分两换”基本了解。“两分两换”作为一项新的改革试点,能让农户获得如此高的知晓率,这点与当地政府及市、区、镇、村、组等干部的宣传及讲解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两分两换”试点推行过程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一大块就是预调研)。我们还对“两分两换”满意程度设置了5个选项,它们分别是非常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调查结果显示,94.8%的被调查户表示基本满意。这表明,农户对“两分两换”的制度是了解的,他们的选择是基于理性的思量。
2.对于“两分两换”的需求程度
关于农户参与“两分两换”制度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宅基地置换”的占90.3%,愿意参加“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农户占80.6%,可见,现阶段绝大部分农户对于“两分两换”有明确的制度需求。
3.农户参与“两分两换”的前景及心态调查
我们调查了农户对“两分两换”推广前景的预期(值得推广、不值得推广和不知道),96.8%农户选择了不知道,这表明农户对“两分两换”这一新鲜事物还持观望的态度,特别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方面。
(三)影响农户真正参与“两分两换”的心态与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试点地区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严密跟踪“两分两换”的进程,随时纠偏,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推进政策的调整、改革。下面将对农户参与“两分两换”的情况进行分析,试图寻找出试点区制约农户实际参与的主要原因。
1.关于农户未参加“宅基地置换新房”原因的调查分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有90.3%的农户具有明确的制度参与需求,但根据平湖1+8X建房模式中,有“宅基地”置换行为的农户目前不到20%,根据调查,其中的原因有:(1)“两分两换”是分期进行的一项大工程,置换农户分批进行(如“芦川花苑”是新仓镇中心社区的一个核心区块,按照建设规划,“芦川花苑”将分5期建设);(2)有些农户的宅基地面积超过政策规定面积,在如何对待农户多占的宅基地在置换住房的问题上,农户和政府没有形成统一,在此情况下,“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就暂时搁浅;(3)有些农户的房子是刚刚新建的或在城里刚买了新房,感觉“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经济上不划算;(4)有的老年家庭更习惯在农村生活,例如,在农村他们可以自由地饲养家禽等。
2.关于农户未参加“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原因的调查分析
在所有被调查的农户中,虽然有“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意愿的农户占80.6%,但真正有“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行为的农户,几乎没有。在“经济不合算、置换后找不到工作、别人不换,我也跟着不换、缺乏知情权,‘两分两换’政策不透明和其他原因”的五个选项中,没有一个被调查者选择缺乏知情权,从调查可知,未参与“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的主要原因是前两项(见表1)。
表1 农户未参加“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的主要原因
未参加"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合算置换后找不到工作别人不换,我也跟着不换缺乏知情权,"两分两换"政策不透明其他原因
占全部农户比重50.0%41.7%008.2%
由上表可知,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总结为三个方面:(1)作为理性人,经济是农户考虑最多的因素;(2)试行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够高,没有达到农户的预期,对于农民还缺少足够的吸引力;(3)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及土地政策法律宏观环境条件下,农民对于“两分两换”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这样一种新鲜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存在种种思想顾虑,还不能完全抛弃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我们认为,在当前土地承包制度下,多种形式的流转方式和越来越规范的流转政策更能满足农户的制度需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5]。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009年10月,平湖市农业经济局印发了《平湖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办法》,该办法与当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相对活跃、土地承包经营权再次流转情况相适应。
四、调查研究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通过调查,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有“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意愿和实际行为的农户分别比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意愿和实际行为的农民多;(2)很大部分农户有“两分两换”的意愿,但没有“两分两换”――特别“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实际行为;(3)农户对“两分两换”是了解和满意的,更多地体现在对“两分两换”政策透明的满意;(4)农户参与“两分两换”的意愿都较高,表明农户对“两分两换”制度是充满期待的;(5)农户有意愿但没有实际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行为,根本原因是“两分两换”的经济利益不高,因此,能够为农民提供更高的、可持续的生活保障,必将增加“两分两换”对于农户的吸引力;(6)从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农户都认为经济上很划得来,并且没有一个是把宅基地换成钱,为了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产的便利,他们选择了宅基地换房或换地方;(7)他们对“两分两换”是理性的,不会随大流;(8)农户对于“两分两换”持观望态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化(96.8%的人不知道这个试点是否值得推广)。
(二)给予我们几点启示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外动因学说,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即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三种因素会同时发生作用,但作用大小不同。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经济因素对制度变迁成本影响较大,而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迁成本的影响较大。基于以上结论及制度变迁理论,调查给予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加强新房的建筑管理和完善新社区的管理制度
从参与宅基地置换的农户都认为经济上很划得来,并且没有一个是把宅基地换成钱,为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选择了宅基地换房或换地方,从而出现了大面积的居民集中点――“新社区”。鉴于此,今后宅基地置换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联排房及公寓房的建造和新社区的管理工作上,使“两分两换”与新农村建设挂钩。
2.“两分两换”要始终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
调查显示“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和“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的“两换”农户选择结果不一样,表明,“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两分”是事实求是的,更是适合农户当前的需要。“两分两换”中无论是“宅基地置换住房”还是“承包地置换社会保障”,其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坚持自愿的原则,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拥护这一新方案,维护社会稳定,在和谐中取得改革的成功。
3.建立农民收入保障机制及一定的增长机制
在调研中也发现,愿意置换土地的农民对于“两分两换”的期望值很高,但实际参与“两分两换”的农户不多,特别是参与“土地承包权置换社会保障”的农户更少。这是由于农民原来在土地上从业尚有自给自足的特征,收入和支出都有一定的弹性,土地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进入城镇社区后,收入和支出都呈刚性态势,现有的补偿政策能否满足、能否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都还是未知数。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应充分考虑建立农民的收入保障机制并建立一定的增长机制,确保置换后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让农民享受置换后土地增益的改革成果。
4.严格依法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需要的更多体现在“尊重”的层面上,更多地追求“公开、公正、公平”。公平与正义是制度变迁应有的价值纬度。长期以来,由于基层政府对农民建房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管理,再加上采用的是无偿、无期限的使用制度, 出现了农民超标准占用宅基地建房,未经土地管理部门批准,任意在承包地上建房,一些村干部凭权力、关系占有多处宅基地等问题。在“宅基地换城镇住房”的制度下,家庭宅基地的多与少将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差别,为了防止农民将多占的宅基地用来换住房,在具体实施工作中,必须坚持依法置换的原则,只允许符合政策规定面积之内的宅基地换住房[6],以确保村民平等地享有应得的权利。但我们还应该考虑宅基地的历史问题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延续性问题。《土地管理法》(1998)、《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2004)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的通知》(2010)明确规定,各地要结合本地资源状况,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严格确定宅基地面积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宅基地面积标准也随之变化。鉴于此,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让农户非法多占的宅基地置换住房,同理,我们也应该保护农户以前合法所得的宅基地。
正如诺斯所说:“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两分两换”作为土地制度的一项改革,应以渐进性制度变迁为主,强制性制度变迁为辅。改革创新,不能操之过急。
基金项目:项目资助情况现为:本文为浙江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与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2009C35001)、浙江省教育厅研究项目“城乡结合部土地可持续研究――以嘉兴“两分两换”为重点”(Y200803756)、宁波大学科研项目(XYW08011)、宁波大学学科项目(XK1002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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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宁爱凤(1972―),女,宁波大学法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从事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教学与研究。
农户经营论文篇6
论文摘要:金融市场营销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所必需的现代管理理念，农村金融机构的成功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指导和运用。文章从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营销战略、营销策略、客户关系、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等方面概括了学者们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方面的成果，以期能够提高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认识，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运用，推进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深入研究。
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中应用方面的研究，国内最早的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胡树鲜(1990)最早提出了市场营销理论在银行经营中的应用问题。范钦建(1991)介绍了西方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产生与发展。李汀(1991)是国内第一个使用“银行营销”概念的。郝子文(1994)是国内最早使用“金融营销”概念的。由此开启了我国金融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
而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出现的相对更晚一些。杨兴东(1998)在对金融市场营销观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信用社运用营销技术开拓业务问题，重点介绍了信用社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成果。此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成果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研究
营销观念是市场营销的基础。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处理自身、客户和社会三者利益时的态度、思想和意识。有什么样的营销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就营销意识而言，黄胜(2000)认为金融市场营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信用社的现实选择，继而探讨了农村信用社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提出了制定人才战略、区域战略、服务形象战略的建议。朱清(2007)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认为农村信用社要在开放的新的农村金融领域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全面实施金融营销。魏明、马基民(2007)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市场营销所面临的困境，提出通过建立新的市场营销观念;重新调整市场定位;创新营销手段等构建有效的市场营销机制。邹璐(2007)以银行营销理论、“五种力量”模型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加强营销管理的必然性，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特色的业务营销管理。
就营销理念而言，周志太(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贷款营销是农民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实施贷款营销要增资减息减债减税，建立政策性保险公司，再造股份制农村信用社，建立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客户经理制度，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袁军(2003)提出农村信用社要以小额信贷为突破口，大力开展贷款营销，找准市场定位，制定战略规划，开展调查研究，树立营销品牌，创新产品营销等问题。赵祺(2006)分析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营销，认为农村信用社要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取向，树立信贷营销的全新理念，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信贷营销战略，稳固和扩大优质客户群体，实现农村信用社良好的经济效益。张小荣(2007)提出农村金融机构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营销，要通过转变观念，培养营销意识、准确市场定位、严格控制信贷风险、发挥营销合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唐锦虹(2009)认为应将现代市场营销理念引入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领域，并针对客户群特点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益，还必须解决贷款产品如何抵达目标客户群、如何评估控制风险以及如何形成规模效益等问题。必须根据成本效益观念，对销售渠道、风险评估和审批操作整个信贷业务流程进行重整优化。湖北经济学院村镇银行调研课题组(2009)以湖北省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职员意识、资金、产品、营销渠道、营销效果等方面总结了当前营销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全员服务意识，拓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创新，凸显村镇银行特色;拓展营销渠道，更新业务推广方式;坚持市场定位，提升银行良好形象等对策建议。
二、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战略研究
营销战略是从总体上对市场营销活动进行规划、指导、约束。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战略是农村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就营销战略和策略而言，丁全喜(2000)在阐述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及职能定位的基础上，推出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营销战略选择，剖析农村信用合作社服务营销管理的理论依据，分析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经营环境分析和目标市场选择，提出加强和改善农村信用合作社服务营销管理的措施。陈卫东（2000）阐述了中国农业银行开展市场营销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国外商业银行市场营销活动发展过程，概述了面临的经济环境和竞争环境，归纳了中国农业银行市场营销策略的七个组成部分，并描述了目标市场策略。庞灵久(2002)简单介绍了农村信用社的营销概念，以及搞好市场细分，确定目标市场，进而分析了产品策略、价格策略、竞争战略的运用。雷新宇(2002)分析了湖南农业银行进行市场营销的必要性，通过对国外商业银行营销发展阶段和经验的介绍，以及国内外商业银行营销管理的比较，对湖南农业银行的总体营销战略和具体营销策略进行了探讨，并围绕营销战略和市场定位，对营销制度体系、组织机构体系和营销人员体系进行了重新设计;通过对产品、定价、渠道、促销和公共关系等营销组合策略的研究，从整体上对市场营销进行规划，提出了设想和建议。冯冬梅(2003)、陈汉源，熊少美(2003 ).袁军(2006)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的市场细分、市场定位等营销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制定了相应的营销策略，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就市场定位而言，张丽明(2006)认为农村信用社自身实力先天不足，要想拓展生存空间必须优化市场细分，科学界定目标市场，正确进行市场定位。吴建亚(2008)认为农村商业银行应与其他商业银行进行差别化定位和差别化经营，立足于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服务优质客户。在分析现有金融格局和农村商业银行自我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农村商业银行市场定位。牛艳梅(2009)在对市场定位理论综述的基础上，基于西部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从市场定位的视角阐述了农村合作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提出了区位定位、客户定位、功能定位的定位策略。葛君(2009)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银行市场定位存在的缺陷，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市场定位实践经验，提出农村合作银行要确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理念和市场定位，认清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面临的经营困难、存在的不足等，扬长避短，为自己拓展出一片独特的发展空间。李秀茹，郭庆海(2009)从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绩效水平的因素入手，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以实现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有序竞争与协调发展。四川银监局课题组(2009)针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定位不明、支农职能不强、运行效率不高、资金循环不畅等问题，尝试借鉴国际政策性银行发展经验与国内的有益探索，从我国农牛水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发，提出应进一步强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职能，并据此研究确定业务定位和发展战略，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
围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市场定位方面的研究成果最近两年较多。郭艳艳(2008)运用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方法，对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了分析，提出对资金互助社的市场定位的建议。刘宛晨，段泽宇(2008)认为内生于农村经济的小型合作金融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在一定的支持下能够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熊玉军(2008)提出我国村镇银行应明确自身定位，重点营销自己的目标客户群;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零售服务;深入农村群众，与客户形成良好的互动;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品牌形象;大胆创新信贷决策、利率定价、风险控制机制。章芳芳(2008)、伍昆(2008)、阮勇(2009)、张笑尘(2009)、程昆，吴倩(2009)等对村镇银行市场定位问题进行了简单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金融研究处(2008)提出了小额贷款公司应明确市场定位，服务农户、个体经营户、微型企业等目标客户。陈玉娟，孙利荣，吴伟中(2009)提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定位问题。
三、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营销策略是进行市场营销活动的主要手段，是市场营销过程中可以控制的因素。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战略是农村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具体运用的营销技巧。李树彬(2002)针对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现状，提出了农村信用社营销策略。汪腾(2006).黎玲英(2008)进一步阐述了农村信用社的现状及市场营销策略。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策略、品牌策略、分销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等方面。
(一)农村金融产品策略
姚胜(2001)认为金融产品开发是金融创新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农业银行腻得市场、吸引客户的前提。应加大创新力度，改进营销方式，采取有竞争性的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抓好超前开发、整体运作、批量营销、捆绑服务四个环节。谢磊，田柳(2005)分析了农村信用社信贷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开发和推广创新的信贷产品是发展的关键。梁婉霞(2006)对中国农业银行外汇理财交易类产品市场的战略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外汇理财产品市场营销策略问题。彭健(2008)、朱灵芝(2008)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产品特点，探讨了银行卡产品的创新策略。张洪刚(2008)从农村信用社产品开发与创新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产品创新不足的根源，提出了产品开发与创新中应注意的问题。彭思敏，余香东等(2009)介绍江西省星子县农村信用社推出农户联保贷款、信用共同体贷款、林权抵押贷款、收费权抵押贷款等创新金融产品，分析了金融产品创新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市场缺失、产品缺失、监管缺失等问题，提出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大力开发有本土特色的信贷产品，建立与农村信用社发展相匹配的监管体系，着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对策与建议。张秀倩，张锦等(2009)介绍了河北省唐县农村信用联社与唐县南店头乡政府、合作社联合创新担保方式，创新农村金融信贷产品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剖析了农村金融产品创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王波(2007)简要介绍了网上银行等金融电子产品的发展、特点以及风险控制程序，对扬州市农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的环境特征、市场营销机制等进行分析和评价，指出存在弊端。根据网上银行的产品特点，运用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知识，建立新的市场营销综合管理模型，制定出新的市场营销方案，并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其中的流程改造方案进行综合评价。最后，简要介绍了实施营销方案的配套措施。王艳晖(2009)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网上支付业务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探讨网上支付业务7PS策略组合及具体实施方法。强调运用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策略组合，以可盈利的网上金融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目标客户的需求，最终实现网上支付的经营目标。
(二)品牌策略
盐城市农村金融学会课题组(2001)认为通过发现和评价品牌市场机会，实施品牌目标市场营销，开展品牌营销组合策略，执行和控制品牌营销计划等才能建立起中国农业银行自身特色。李和平，马恩利，黄新涸(2002)认为农村信用社应该策划、打造、经营好小额信贷品牌，要加强宣传策划、营销和服务。涂印平(2003 ).骆颖(2008)提出塑造中国农业银行品牌问题。王德平(2005)分析了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品牌形象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提高小额农贷品牌认识，强化小额农贷品牌优势，拓展小额农贷服务功能，加大小额农贷品牌营销，强化小额农贷风险管理，加大小额农贷政策扶持力度，提高农村信用社小额农贷品牌效应。
(三)分梢梁道策略
崔健（2002)认为发展功能完善、手段多样的“金融超市”已成为中国农业银行更新经营理念、拓展业务空间的必然。这就需要引进“自助式”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自由、舒适的服务;发展“在线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理财服务;提供“套餐配送”服务，使客户真正体会实惠的服务感受;创建“仓储式”服务方式，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采取“网络式”经营方式，消除区域、条块分割固有的掣肘。王瑞华(2005)从商业银行分销渠道的迅猛变革着手，分析了中国农业银行有形网点形状，提出通过对传统营业网点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对现有网点功能进行全面整合、对现有网点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米加快分销渠道的变革。
(四)促梢策略
赵兰(2003)认为中国农业银行创新促销策略主要是对促销组合四种主要方式的整合与再造，即把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营业推广四种基本促销方式组合为一个策略系统，达到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效果，从而顺利实现促销目标。李高帆，马先国(2007)对中国农业银行金融产品的广告策略、人员促销、公共关系等促销策略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广告主题的确定、广告媒介的选择方面确定广告策略;在人员促销中注重新式柜台服务、差异化个别服务;在公共关系中通过新闻媒介，宣传银行形象。主动与客户保持联系，定期做好回访。
四、农村金融市场客户关系研究
客户关系是指围绕客户生命周期发生、发展的信息归集。客户关系管理就是指通过各种方法维护好自己的客户资源，保证客户的满意度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客户价值管理，满足不同价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保有率，实现客户价值持续贡献，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羞金泉( 2002)以郑州市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运用企业流程再造理论、整合营销理论、激励理论等对如何推行客户经理制进行了研究。王春生(2003)概括了农村信用社客户关系管理的内容:客户信息管理、客户营销管理、客户服务管理。提出客户关系管理的实施要求:设置理财业务的“值班经理”和咨询专柜;进行“农村信用社再造工程”，整合内部流程;开展金融信息咨询、信用评估和专项顾问服务业务;努力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建立健全客户经理制度;制定可行的绩效考核办法。陆宇明(2005)从客户关系营销的角度，对农村信用社公司业务客户关系营销状况进行调查分析，提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的新营销策略:明确营销战略目标，找准正确市场定位;加强服务质量控制，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加强品牌形象的策划宣传，密切与客户的接触和沟通。乔颖慧(2006)在对客户关系营销理论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农村信用社推行客户经理制中实施关系营销策略的实际，提出加强客户关系营销及管理的改进措施。高云(2007)在系统地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客户经理制度的基本理论出发，阐述了客户经理制的内涵、理论基础、组织模式及组织架构等，针对电子化建设设计了一个辅助信用社客户经理进行客户管理的软件系统。同时，通过对我国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制度现状的分析，找出了我国农村信用社客户经理制现存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措施。陈飞(2004)、王娟(2009)分析了农村信用社实施客户经理制以及客户经理管理问题。
卢德勇(2004)对国内外商业银行客户关系管理实施状况进行了阐述，从多方面分析了重庆农业银行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必要性。提出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在思想认识层面，应该解决领导重视、唯技术论、分步实施问题;从具体工作方面，应成立相应机构，着重分析业务流程、进行业务流程再造，加强电子渠道的建设，配备相应人员，加快机构扁平化和服务特色化，注重人员素质的提高等。薛玮(2005)从客户管理的角度对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内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方案设计，介绍了相关技术的实现手段，对系统实现的各种功能做了详尽描述和应用说明。谢晓林（2006）结合连云港农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对客户关系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重点论述了确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构建高层次市场营销体系，再造业务办理流程，实施完善的客户经理。邢松(2004 ).陶景慧(2006)、钱旭潮(2007)对中国农业银行客户经理制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
寮婕(2006)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客户资源状况，提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积极稳妥地培植新生客户;建立客户征信体系;优质客户纳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立科学的客户评价体系，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内外部环境。公祥旭(2006)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条件和基本构架，剖析了目前实行客户经理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农业发展银行推行客户经理制的具体措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北省分行课题组(2006)分析了客户战略的含义、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施客户战略的目标、原则、途径以及配套措施。赛婕，孙大旺(2006)、郑承枝，傅智勇(2007)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客户营销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客户营销的建议。刘海(2007)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机遇及职能定位，提出了补缺者营销战略。其服务营销管理的策略包括:以客户为展服务，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建立和完善客户经理制，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
五、农村金融市场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研究
营销的根本目的是比竞争对手更好、更快、更有效地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满足客户需要并使顾客满意。顾客满意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盈亏。许斌(2004)在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及其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湖南省农业银行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指标体系，采用面谈调查法和留置问卷调查法，经统计、计算，测算了湖南省农业银行顾客满意度指数，并提出了提升顾客满意度的途径。沙永红(2005)对中国农业银行顾客让渡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顾客让渡价值管理中的不足，然后提出了提升顾客让渡价值的策略和原则，最后对提升策略进行了实施评价。鲍胜龙，田彬(2005)对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市分行营业环境、服务设施、服务水平、金融产品、品牌形象、客户建议栏等方面进行调研，进而分析了客户满意度情况，提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的对策。程祯(2006)认为顾客价值与顾客满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高顾客满意度来自于提供高的顾客价值。金融企业通过不断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获取竞争优势。分析了如何提高顾客价值，减少顾客成本。李广海，陈通，王磊(2006)建立了农村信用社满意度的模型，以此来检验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村建设和满足农民信贷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从而为改善绩效提出了理论指导。
林昌华，吴肇光(2007)根据服务营销中“服务质量差距模型”分析农村金融服务顾客差距的产生，以及如何弥合。农村金融合作组织需要逐渐培养服务营销管理的理念，领会顾客差距的原理和本质，不断改进金融服务的质量，通过提供一系列服务促进顾客关系，使组织实现差别化，增加对客户的附加值。把战略思考和管理决策的重心放在服务上，从影响顾客差距的内在因素入手，利用服务设计的准确传递实现金融组织之间的差别化，增加顾客的附加价值，从而维系与顾客的牢固关系，才能确立长期的竞争优势。
六、结语
总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一些学者和实践者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探讨了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营销战略、营销策略、客户关系、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这对于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对市场营销问题的认识，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运用，推进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对具体的营销问题的分析很不够深入，提出的对策措施往往过于宏观而难以操作。事实上，营销本身是农村金融机构内部的活动，首先应着眼于内部的流程改造和提升，实现“全员营销”、“全方位营销”、“全过程营销”，通过金融市场营销活动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和社会需要。因此，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活动更多是微观的、具体的、可操行的，研究者应该更多围绕这些活动以及相关参与主体展开研究，从中探寻市场营销活动的规律，进而指导农村金融机构的实践活动。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是从定性的角度来展开，定量研究还十分缺乏，这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中存在的重大不足。众所周知，定量研究需要研究者搜集大量的数据资料，而已有可以利用的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数据资料十分匮乏，只能依赖研究者实地调研来获得，这将大大增加研究的难度。但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要想深入下去，取得更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必须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农户经营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保险；供给侧改革；供给评价；影响因素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在全国的快速推广，各地出现了一批规模化、现代化的专业农业经营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也由过去全部为小农户构成转变为小农户和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混合结构。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深入的大背景下，农村金融在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农业保险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保驾护航的关键，受到中央高度关注。针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新形势，需要强化农业保险与现代农业的关联度和紧密度，全面提升农业保险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农业保险供给侧创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突显。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中央对财政补贴险种的保险金额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重点指出“积极开发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品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农业保险不仅肩负精准脱贫、帮助传统小农户稳收增收的使命，更被赋予了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保障能力的责任。
那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供给效果究竟如何？是否起到了分散农业风险的作用？农业保险还需要如何改进和完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国内学者较多回答。一些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认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增加了农民福利，充分发挥了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的功能，并且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有学者认为现阶段农业保险与农户的实际需求仍有相当差距，尤其是我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为直接物化成本，以此确定的保险金额可能远远低于农民的实际成本支出。然而，现有研究通常从农户这一广泛概念对农业风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进行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面临风险的差异性和风险管理需求上的特点，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提出同质性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的具体改革措施，将有可能导致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发展遭受挫折。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要完善农业保险范围和发展路径，提高农业保险效率，必须进行发展模式、补贴方式、产品和服务等创新。需要针对不同特征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行优化，特别是需要完善保险品种和基层保险服务体系以适用于更为依赖农业收入的农业经营主体。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全国第一批农业保险试点和农业规模化经营较为活跃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的角度探寻以下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之间农业风险有何异同？现行农业保险对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效果如何？造成效果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期望得出的结论能为发展和完善需求导向型政策性农业保险提供必要参考。
二、农业风险特征与保险设计
（一）农业风险环境发生分化
随着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经营的发展，我国主要种养殖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环境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是农业收入地位在小农户家庭发生变化。农户理论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黄宗智于1985年提出的“拐杖逻辑”认为，农业收入是小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来自非农佣工的额外收入是辅助农户家庭收入提高的“拐杖”。但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打破，越来越多的小农流入城市打工或做生意，非农佣工收入逐渐取代农业收入成为大部分小农户，尤其是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小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反而在小农户家庭收入结构中下降到次要甚至附属位置，农业收入只是小农户退出非农工作后的生存保障。小农户家庭农业经营规模和投入成本都较少，需要的风险保障程度较低，由于农业收入不是家庭主要收入，偶尔的农业风险也不会对小农户家庭收入造成较大影响，难以引起重视。二是农业现代化经营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风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加大，而且对科技与资本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农业经营方式将面临更多来自市场、技术和社会的风险，大量生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较高成本与农业经营风险巨大造成的收益不稳定形成巨大矛盾，传统的风险分散机制已不能完全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因此，出于规避风险的权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更为强烈。
（二）农业风险作用方式多样化
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不仅由于投入增加和生产方式专业化提高了农业经营风险，而且农业风险的作用方式也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改变。其一，农业风险的范围更加广泛。小农户农业经营过程中面对的农业风险事故主体主要是农产品，而在规模化经营条件下，农业经营的风险从农产品扩散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相关要素，生产、研发、运输、销售过程中所涉及的设备、机械、材料和人员等因素都存在多重风险。其二，农业风险的类型更加多样。与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户生产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供给市场，集约化的大规模生产过程除了面临自然风险之外，还普遍受到市场风险、融资风险、进出口风险等多重风险的威胁。其三，风险损失更加巨大。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直接物化成本在其总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付出的人工成本、土地租金、融资成本等间接成本比例远远大于传统小农户，一旦发生风险，连带发生的损失将十分巨大。这些转变对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江苏省稻麦保险设计
2007年江苏省成为全国首批6个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省，2012年各市县（市、区）政府与各市县（市、区）保险公司签订“联办共保”协议，政府与保险公司按照5：5的比例收取保费，同时承担相同比例的风险责任，形成“共担风险、共享保费”的责任和利益共同体。在“联办共保”制度下，江苏省政策性稻麦保险主要承担的保险责任包括暴雨、洪水、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和病虫害，保险金额参照保险稻麦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耕和地膜成本），每亩保险金额分为400元、550元和700元三个档次，因保险责任造成的损失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率为10%。对于稻麦的不同生长期，保险赔偿标准存在差异：水稻移栽成活期到分蘖期为保险金额的40%，拔节期到抽穗期为70%，扬花灌浆期到成熟期为100%；小麦返青期为保险金额的30%，抽穗期为50%，灌浆期到成熟期为100%。为了提高农民稻麦种植和参保的积极性，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对稻麦保险采取保费补贴，其中中央财政对稻麦保险保费补贴35%，江苏省财政给予25%的保费补贴，其余部分由市（县）财政部门给予补贴，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达到70%以上。
（四）当前江苏省农业保险制度的不足
随着江苏省土地流转制度的逐渐确立，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短时间内快速涌现，而开始于2004年的新一轮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从试验到推广，整个过程以小农户为保障和服务对象，面对新出现的规模化经营方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能存在供需错位的现象：一方面，江苏目前实施的是“低保障、低保费、广覆盖”的普惠型农业保险制度，以农业生产直接物化成本的一定比例作为保险保障水平，只能满足传统小农户转嫁部分风险的需要，难以满足高投入、高风险经营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风险保障的需求；另一方面，江苏农业保险的服务对象长期以规模小、分布分散的传统小农为主，基层保险服务团队基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方式，科技投入较少，面对规模化经营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投保、承保等保前服务，还是勘察定损、赔付等保后服务，较大的生产规模和经营面积都给现行保险服务带来了巨大困难，这与农业保险投保和理赔较高的时效性要求形成了显著矛盾。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江苏省作为2007年起我国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首批试点的6个省份之一，农业保险运作经验丰富，其苏南、苏中和苏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省经济结构具有差异性，农业经营主体已出现分化，小农经济与规模农业同步发展，大量共存。因此，笔者从江苏省北部、中部和南部共选取6个城市展开问卷调查，其具体调研地区为苏北的宿迁市，苏中的南通市、泰州市和扬州市，苏南的常州市和无锡市，调研对象为已经参加农业保险的主要种植业（小麦和水稻）经营主体，调查共收回问卷样本2300份，其中小农户占56.7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43.26%。
（二）样本描述性统计
由对样本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经营和风险特征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江苏省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如下特点：
1.样本家庭特征。样本小农户年龄以50岁以上为主，其中60岁及以上年龄样本人数较多，性别以男性占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主要集中于中学及小学文化，这些特征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小农户的特征相符合。与样本小农户相比，样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年龄相对较年轻，主要集中于40岁和59岁之间，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学文化样本比例占76.43%，本科及以上文化样本比例占9.63%。
2.生产经营特征。小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大多低于10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面积明显大于小农户，其中经营面积大于100亩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占82.21%。绝大多数小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长期雇佣工人，而由于经营面积较大，68.54%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至少长期雇佣1人。与样本小农户相比，新型农业经营家庭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对更大，农业经营收入相对更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77.98%的样本小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30%以下，其主要收入来源为非农收入，而73.98%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50%以上，其中更有35.53%的比重为80%及以上。这些特点反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业化农业经营特点，也说明农业经营状况和农业风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收入存在较大的潜在影响。
3.农业风险情况。从样本农户经历的农业风险情况来看，近五年来重大农业风险对江苏省农业生产的影响较频繁，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自然灾害与价格波动造成较大损失的次数均集中于1～2次，平均两年左右发生一次，对稻麦生产造成较大威胁。从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损失金额总体上明显高于小农户。
如表2所示，不同农业风险、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经营主体之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1）从不同农业风险来看，对江苏省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农业风险主要为病虫害和疫病、旱涝灾害、台风以及价格波动三类，其中价格波动主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较大；（2）从不同地区来看，苏中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到病虫害和疫病、台风以及价格波动三类农业风险的影响要明显高于苏南和苏北地区；（3）从不同经营主体来看，农业风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普遍大于小农户，这一特点在价格波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影响上更加明显。
由对样本特征的描述可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相比，无论是生产经营特征还是面临的农业风险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明星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是经营面积、农业收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还是面临的农业风险，都要大于甚至远大于小农户。因此，我国以往以小农户为保障对象，坚持以“低保费、低保额、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不一定就能满足日益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方式。
四、经营主体农业保险评价――政策性稻麦保险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目前国内外评价经济管理效果的主要定量方法之一，兼顾了研究对象的主客观因素，使原本定性的指标得以量化，具有较强的科学合理性。作为需求导向型产品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供给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情况较为复杂，因此本文选择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江苏省政策性稻麦保险供给进行综合评价。
农业经营主体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要需求者，享受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其切身感受及评价更能反映政策性农业保险实际供给效果，基于调研中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的评价主要取决于其直接感受到的部分，其中包括保险产品与保险服务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将农户对农业保险供给评价分为保险产品与保险服务2个一级指标，并在一级指标下细化为11个二级指标。
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法具有客观赋权的优势，在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取值差异越大的指标，也就是越难以实现的指标，这样的指标更能反映被评价单位的差距。通过变异系数法，可以求得各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权重，如表3所示。
根据上述获得的指标权重，依次对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进行评价，具体评价结果见表4。指标评价以1～5五个分值衡量，得分越高说明指标运行情况越好，将得分平均分为5个区间反映指标运行情况。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评价结果
从全省样本来看，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稻麦保险供给评价的综合得分分别为3.11和2.85，得分处于2.6和3.4区间内，说明两类经营主体对当前政策性稻麦保险供给评价都为“一般”。从保险需求方的角度出发，政策性稻麦保险的实际运行效果已达到两类经营主体的基本要求。
从江苏省不同地区来看，苏南、苏中和苏北两类经营主体对政策性稻麦保险供给评价的综合得分均处于2.6和3.4区间内，达到农业保险运行基本效果。苏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评价得分高于小农户，说明苏南政策性稻麦保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较好。但仍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与全省评价得分相比，还是与当地小农户评价得分相比，苏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评分均相对较低，说明苏中地区政策性稻麦保险需要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优化。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评价结构
在全省经营主体评价中，小农户对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评价得分为2.83，得分处于2.6和3.4之间，评价为“一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评价得分为2.55，得分处于1.8和2.6之间，评价为“较差”，说明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目前基本满足小农户的需求，但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需进一步创新与改善。
从江苏省不同地区来看，苏北小农户对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的主观评价得分为2.54，处于1.8和2.6区间，评价为“较差”，且低于全省小农户的评价得分，说明苏北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并不能满足小农户的基本需求。苏中与苏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的主观评价得分均处于1.8和2.6区间内，评价为“较差”，且苏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评价得分显著低于小农户，说明苏中地区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设计在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方面仍需进行优化。具体到二级指标（见表5），保险产品损失补偿能力和巨灾补偿能力两个指标的均值较低，苏南、苏中、苏北保险产品损失弥补能力评价均值处于1.8和2.6区间内，且苏中与苏北的巨灾补偿能力评价均值处于1.8和2.6区间内，效果均“较差”。现行保险保障水平仅能弥补经营主体经济损失的30%～50%，难以满足农业经营主体需求。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评价结果
从全省样本来看，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稻麦保险服务评价的得分分别为3.40和3.16，得分处于2.6和3.4区间内，说明两类经营主体对政策性稻麦保险服务评价都为“一般”，政策性稻麦保险服务的运行效果已达到两类经营主体的基本要求。
从江苏省不同地区来看，苏南、苏中和苏北两类经营主体对政策性稻麦保险的评价得分达到3.12和3.50之间内，处于“一般”到“良好”的水平。但仍要注意的是，除苏南以外，苏中和苏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险服务评价得分均低于小农户，且苏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险服务评价得分低于全省得分，说明苏中地区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保险服务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具体到二级指标，苏中与苏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参保复杂度、索赔材料数量、赔款速度和网点距离的评价均低于小农户，其中苏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索赔材料数量评价均值为2.09，处于1.8～2.6区间，说明经营主体认为索赔手续较为繁琐。
综上所述，（1）江苏省政策性稻麦保险的实际运行效果已达到两类经营主体的基本要求，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评价明显低于小农户；（2）现有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尚未达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需求，其中苏中和苏北地区对保险产品的评价得分较低；（3）江苏省农业保险服务的运行效果已达到两类经营主体的基本要求。由此可知，政策性稻麦保险的主要不足存在于现行农业保险产品设计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需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基于上述评价结果，下文将通过计量模型进一步探寻影响不同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评价的因素。
五、经营主体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稻麦保险产品评价的5个二级指标，运用评价体系得出的权重，计算调研数据中每个样本经营主体的相关二级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得到每个样本对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的评价指数，并将其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其他可能影响评价指数的一系列因素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以此构建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评价模型：
1.经营特征对评价的影响。土地经营规模（X4）对小农户农业保险产品评价的影响为正，且影响显著，这说明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在保障较大经营规模农业生产中确实存在不足。而该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没有显著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区分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有效性的界线处于小农户规模范围之内，农业保险产品对规模界线以下的小农户具有较好的保障能力，而一旦小农户的规模大于该界线，保险产品的效果将逐渐难以满足农户需求，所以表现出小农户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评价。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远大于小农户。从上述评价中也可以发现，当前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有较大差距，整体评价普遍较低可能掩盖了土地经营规模对评价的影响。
2.受灾情况对评价的影响。受灾次数（x7）与两组样本农业产品评价的影响均显著，但与小农户评价呈正相关，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负相关，两者存在差异。这一结果反映现行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对两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障效果存在明显差别，并不利于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的支持。主要原因可能是，江苏省现行政策性稻麦产品的保险金额参照水稻和小麦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物化成本，其中仅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地膜、灌溉和机器耕作所带来的成本，保障水平较低。对于小农户而言，种植面积一般在5亩以下，即使发生灾害造成损失，一是农业经营并不是主业，投入成本较低，即使农业保险仅赔付物化成本，与其实际损失相差较小，容易满足补偿要求；二是小农户的致灾因素比较单一，现行政策性稻麦保险的主要保障范围也仅限于自然灾害和病虫害，与其保障需求相对应，因此在受灾较多的情况下，农业保险对其起到的保障效果反而更好。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现行稻麦保险的设计则难以满足大规模、专业性、高投入和市场化经营方式之下的风险保障需求，物化成本仅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成本较小的部分，以物化成本为参考的保障水平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损失之间差距较大；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风险种类更加多元化，当前政策性稻麦保险仅以自然风险和病虫害为主要保障范围，在多次遭受农业风险情况下保险的保障水平十分有限。
3.风险分散手段对评价的影响。风险分散手段数量（X9）与两组样本保险产品评价的影响均显著，但与小农户评价呈正相关，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负相关，两者存在差异。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样本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选择农业风险分散工具上存在的差别，因此在现有风险分散方式选择下对农业保险产品的态度形成差异。小农户在农业成产过程中，主要采取的农业风险分散手段为采用抗灾抗虫品种、了解农产品价格市场信息以及多样化生产经营三种方式。但是，小农户采取这些风险分散手段时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易形成羊群效应和信息扭曲，风险分散效果有限，农业保险产品相较之下具有更大优势，因此采用更多风险分散手段的小农户对农业保险产品的评价更高。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其主要分散农业风险的手段还包括通过合约生产和参加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形式分散风险，风险分散手段相对多样化，农业保险产品的作用容易被掩盖，同时现行农业保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障能力有限，与其他风险分散手段相比，优势较小，因此较多风险分散手段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保险产品的评价反而较低。
4.保险增信作用对评价的影响。参保对获得银行贷款的作用（X11）与两组样本农业产品评价的影响均显著，且都呈正相关，说明参加政策性稻麦保险越有助于获得银行贷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对其评价越高。这说明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对农业保险联动银行信贷、增加获贷能力的作用具有需求。同时也说明，农业保险可以减少农业经营损失，降低农业经营主体收入波动幅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借款人的还款风险，具有一定的增信作用。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江苏省2300户农业经营主体问卷调查数据，从农业保险需求方角度对异质性农业经营主体风险差异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服务和产品的评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异质性主体农业风险程度具有显著差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特征与小农户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在：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风险损失远大于小农户，同样受灾频率下单次造成重大损失金额的概率更高；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收入中农业经营收入的比重更大，较为单一的收入渠道使得农业风险更容易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水平；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市场风险大于小农户。所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风险程度显著高于小农户。
2.现行农业保险制度满足经营主体基本需求。江苏省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遵循“低保费、低保障、广覆盖”的原则设计，能够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最基本的保障作用；农业保险服务方面，承保和理赔较为高效，保险条款通俗易懂，查勘定损快捷，乡镇农业保险网点分布较为合理，为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保险服务得到了较高评价。
3.单一保险产品难以满足多元化主体需求。目前，江苏省稻麦保险产品只有政策性险种，保障稻麦生产直接物化成本，在遭受灾害后一般仅弥补农业经营主体直接损失的30%～50%，保障水平较低。经调查，只有当农业保险赔付弥补损失的比例超过50%，才能得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认可，这与目前农业保险弥补损失的能力尚有一定距离。目前以“低保额”为保障原则的政策性稻麦保险产品，虽然能为异质性经营主体农业风险分散提供基本保障，但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风险损失之间差距较大，已经难以满足稻麦规模化生产中风险管理的需要。
4.异质性特征对农业保险产品效果的影响具有差别。一是当前稻麦保险产品保障异质性经营主体的效果不同，对于小农户而言，保险产品可以更好地保障多次受灾风险，具有较高的风险分散能力，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相反。二是异质性经营主体所掌握的风险分散工具存在差别，在风险分散效果差异的影响下，造成异质性经营主体拥有的风险分散工具数量对农业保险产品评价的影响也不同。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带来以下启示：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普惠型金融产品，能够基本满足小农户风险分散的需求，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基本的风险补偿作用。但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模式改变，以政策性稻麦保险为代表的部分现行农业保险产品已难以满足多元化农业经营的需求，必须针对现代农业发展特点进行供给侧改革，在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基础上进行发展和创新。
1.发展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根据异质性经营主体的特点发展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针对不同经营主体设计不同保险产品，向小农户提供普惠型农业保险产品，保障其基本风险，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则要满足其高保障和多元化风险的需求，创新发展产量保险、价格保险等新型农业保险。
2.根据保障对象相应提高保障水平。在保证江苏省农业保险基本保障功能的前提下，选择主要种养殖业保险产品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农产品保险产品，适当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最高保障额度至可以弥补风险损失比例的50%以上；同时，可以尝试实施差异化回归比例补贴，即保费补贴比例随保障水平提高而降低，减轻政府财政补贴压力。
农户经营论文篇8
一、强化学习，提高素质。每天学习3小时是我雷打不动的习惯。一年来我认真学习了网上银行、安心得利、信用卡、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各项金融产品。我对规章制度的内涵能领悟透彻，并运用到位。对上级行的会议和文件精神能理解透彻，并执行到位，对领导交办的工作能领会透彻并完成到位，对金融产品的精髓能吸收透彻，并宣传到位。尤其是参加了afp金融理财师的培训，令我受益匪浅，让我不但学习了一些理财知识，还让我增长了见识。
二、强化宣讲，提升农行形象。我到职业中专、人事劳动局、就业局、烟草公司、新华书店等重点单位举办理财讲座，并每个星期三邀请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高端客户举办客户论坛，参加讲座和论坛人数超过400人，课题包括：《人脉就是生产力》、《如何理财》、《子女教育》、《如何高效工作》、《基金定投》《个人网上银行》等等，通过讲座和论坛，客户反响非常强烈，如有的客户说：“下次你们举办论坛时再通知我们吧！我们喜欢听！”促进了业务的快速发展，如在职业中专举办理财讲座后，办理了贷记卡21张，基金定投7户，综合消费贷款3户。
通过举办理财讲座，我觉得能实现以下目标：
①建立与客户交流的平台。在论坛上，我们畅谈人生感悟、理财技巧、子女教育等丰富多彩的话题，并实行互动模式，让客户积极参与，营造轻松、和谐、欢快的良好氛围。而且大家能在论坛平台上交流信息，让我们能更好把握外部的市场经济脉搏。
②提升农行形象。通过论坛，我们可以把农行的理念和企业文化溶入到社会大家庭中，让客户和社会各界都能认可农行企业文化，认可农行品牌形象。
③提升营销品位。通过论坛，我们可以把贷款业务、贷记卡、电子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穿论坛中去，做到营销于无形，让客户能更容易接受我行的产品。
④创新综合营销。我们原来是走访各家单位和企业以及个体工商业、私营业主老板，总有求客户办理金融业务的感觉，经常陪客户喝酒等应酬。我们现在结合论坛营销，可以减少应酬的同时，让客户感觉到真正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不但可以营销贷款，还可以把存款、贷记卡、电子银行捆绑营销，达到综合营销的效果。
⑤有利于农行的长远发展。我们通过一段时期的论坛，我们可以把农行的金融产品推介到财政、教育、卫生、林业、矿业、税务、电信、烟草、企业等各行各业，让农行的产品覆盖到所有的高端客户，切实提高我行的综合竞争力，让农行成为金融业的佼佼者。
三、强化服务，提升品位。整齐的着装，优雅的环境，靓丽的身姿，规范的举止，温馨的感受，动人的微笑，满意的服务……，这点点滴滴，都是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导入所取得的成果。员工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位，中午还要上班，没有休息，晚上还要参加点评和培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虽然筋疲力尽，但是毫无怨言。时刻保持一种饱满的热情，一种全身心的投入。用心学习每一个动作，每一句文明用语，从着装、仪容仪表、物品摆放，晨会的每一项内容，服务的每一个环节，晚上的自评……等等都能认真对待，农行的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导入工作受到了省分行内训师的高度赞赏，内训师在其他支行导入时，以支行的导入工作为示范进行讲解。通过导入，农行的网点环境更优雅，物品摆放更整齐，办事速度更快，微笑服务更贴切，客户满意度更高，服务品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四、强化新业务拓展，开辟林权贷款市场。为了开办林权抵押贷款，我们举办了林业客户联谊会，邀请了44名林业大户参加，联谊会的成功举办，为我行林权贷款的快速有效发展拉开了序幕。2010年共营销林权抵押贷款26笔，3000多万元。
五、强化综合营销，突出优势业务发展。作为分管个人业务的副行长，2010年，支行个人贷款增长万元，完成计划的%，全市排名第名。个人存款增长3374万元，完成四季度计划的141.69%，贷款增长完成计划的223.71%，中间业务收入完成计划的165.10%。拔备前利润完成计划的115.26%。领导班子获得了2万元的综合绩效奖励。
六、强化创新，提高效果。我时刻在谋划工作方法，努力做到工作科学化，高效化，精细化。一是创新时间安排，每天早上7点至9点，晚上8点至10点处理内部事务，上午9点至下午6点对外营销，以此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二是创新工作格局。网点主任和大堂经理负责客户营销和业务宣传，会计主管和柜员负责柜面服务和基础工作，努力提高工作效果。三是创新营销方法。每天走访10个客户，建立营销目录，维护现有客户，营销新客户，挖掘客户新的金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