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范文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1

上上策――了解政策，主动适应

《通商》：何司长，请您谈一谈此次颁布的限制类目录与此前出台的政策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何力：新颁布的限制类商品目录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特点。第一，范围广。2007年以前的限制类目录累计起来不过394种，而这次却一下子新增了1853种，范围明显扩大；第二，影响大。此前的限制类目录并没有严格地与保证金台账捆绑起来，或者说受政策捆绑直接影响的企业并不多，对限制类目录实施保证金台账实转的企业仅限于B类和C类企业，A类企业实行保证金台账的“空转”。而实行联网监管的企业并不实施保证金台账。新政出台后，对于东部地区的A类、B类、无论是联网企业还是非联网企业，都要实行的50%保证金台账“实转”，C类企业则像以前一样实行100%保证金台账的“实转”，这与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的35号文件所做的调整相比，对不同类型的企业采取的优惠政策和通关便利措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称这次调整政策的影响是广泛的；第三，体现地区差异。新政规定的保证金台账实转制度对东部和中西部企业区别适用，主要是为了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区域发展平衡。据统计，到2006年底，东部地区10个省市自治区加工贸易总额占全国加工贸易总额的97.5%，而中西部地区21个省市自治区仅占2.5%，这显然是严重的区域性失衡。此次新政的出台在针对加工贸易控制总量优化存量的同时，以中西部地区A、B类企业不实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的政策鼓励和引导加工贸易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通商》：中国加工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一半左右，自去年起的一系列宏观调整政策的目的之一是平抑巨大的贸易顺差，但今年6月和7月的贸易顺差仍然处在高位，您认为近期加贸新政等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用将在多久内显现？

何力：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而导致今年六七月贸易顺差仍然巨大的原因，主要是此前的出口退税调整和禁止类商品目录涉及的商品范围不大，只占加工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还有就是执行周期的惯性问题。虽说新增了禁止类商品目录，但新政策执行前的部分加贸业务还继续执行，特别是占加工贸易项下进出口额50%强的联网监管企业需要等到核销周期结束才停止开展此类业务，因此，对于禁止类目录商品的加工业务来说，其惯性将会在下半年才基本结束。同样道理，限制类商品目录新政预期会在今年年底才初见成效，明年上半年将会有明显的成效。从近日海关总署对全国13个东部海关所做的调研可看出，8月23日新政执行后几天之内，涉及限制类商品备案特别是需要实行“实转”的加工贸易合同明显下降，个别关区此类合同数量甚至是零。虽有一部分企业抢在23日前备案，但总体上加贸合同数量波动不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飙升。据此看来，此次新政的效果将会在第四季度逐步呈现，到明年上半年将会充分呈现出来。

《通商》：为了配合加贸新政，海关做了哪些配套准备工作？企业在办理海关手续时，是否能够简化手续以提高效率呢？

何力：目前海关已做好的配套准备工作如下：第一，制定了执行44号联合公告的具体操作规程；第二：要求各地直属海关利用关务公开的所有渠道包括互联网和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的场所，在明显位置公布此次新政，达到广泛宣传的目的；第三，对关员进行培训，加深关员对政策调整以及相应业务操作规程的理解，提高办事效率；第四，调整计算机程序，尽快研发出适合新政的计算机作业系统，新系统预计今年9月下旬正式投入使用，新系统完成之前的过渡期使用的是简易版作业系统；第五，要求各海关企业管理部门协助地方工商、税务、外经贸等部门建立“一站式”的企业登记备案、变更的审批中心，以提高企业办理转制、转型或转移手续的效率；此外，我们还将对联网监管模式进行改进和完善。原有联网监管只有电子账册和电子手册两种模式，第三种模式――电子化手册即将推广（所谓电子化手册就是将现有纸制手册电子化）。目前我们正在对广东佛山和东莞的1500家企业进行试点。电子化手册门槛更低、操作更方便，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新政出台后，企业办理合同备案，核销及通关等手续将比以前复杂，由于限制类目录涉及2247种商品，海关从单证审核到保证金的计算、新建银行台账、等候银行保证金联系单等以及预防其它潜在风险的手续都会增加，如少数不法企业为了逃避台账保证金的计缴，可能会伪报、瞒报或模糊申报等，均会增加海关审核手续的繁琐性，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海关来讲都比以前大幅增加了工作量。尽管如此，海关还是力求简化手续，尤其对那些合法企业更应如此。但与此同时，海关也会采取得力措施维护新政制度的严肃性。

《通商》：7月23日后获得外贸权的新设立企业在中西部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是否有限制？若经营企业及其加工企业分别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应如何适用本次公告？

何力：新政对新设立的中西部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限制不大。中西部的加工贸易企业中除D类企业外无论是已有的还是新设立的，都可以开展限制类商品加贸业务，但对于禁止类商品的加贸业务仍然是不能开展的；经营企业及其加工企业同时属中西部地区的，开展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时，A类和B类企业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C类企业实行台账100%“实转”管理；若经营企业属于中西部地区，其加工企业属于东部地区，或者经营企业属于东部地区，其加工企业属于中西部地区，将一律按照东部企业来处理，即开展限制类商品加贸业务时，对A、B类企业一律实行50%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C类企业实行台账100%实转管理。

产业链――高端攀升,区域转移

据了解，有些企业针对这次政策的出台反响颇大――认为此次调整的力度太大，过渡时间太短，以至于企业来不及应变等相关问题显现，而海关作为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在政策执行中企业产生一些矛盾首先便集中在了这里，如手续的增加、对新政了解不够造成的通关缓慢等等。但究其实质我们不难看出这其实是我国政府运用税收政策杠杆来调整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和出口总量的大方向――旨在通过调整逼迫中国企业迅速向国际产业链条的高端移动，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作为低端产品企业，不求变，就相当于等死。我国进出口企业也正经历着新一轮历史性的变革，随着价格成本的提升，到底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求变，还是保持原状搬到中西部去呢？二者必居其一。

《通商》:何司长，您认为企业应如何应对以上政策变化对经营造成的影响，以及之后面临的深加工贸易格局呢？

何力：从去年国家下半年陆续出台的政策上看，无论是禁止还是限制类都是按照一定的准则制定的，比如列入禁止类的均是“两高一资”的，即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另外一种，暂时还不宜禁止但需限制控制其增量的部分，就把它列入限制类。列入限制类的也有几条标准，第一是技术含量和增值率低的；第二是出口量过大，造成我国贸易顺差厉害的，第三就是质量低下,以低价竞争出口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企业应当依据上述标准做出判断并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向，避免不利影响。

新政出台后，一些企业明显感到原来的经营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原本就是在微利的水平上运行的企业应及早转型或转移经营场所，要从企业自身做起，改善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其次，这次出台政策中还未涉及的企业，但按照刚才所说的几条标准可能会出现在下一轮调整名单中的，应提早考虑今后企业生存发展的方向和空间，以免到时仓促应对；再次，这次调整后一些企业在提高生产经营成本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又不想为此搬迁的，就一定要熟悉这次加工贸易调整政策。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并非海关一家的事，企业知一点而不知全部地按照原有方式办业务，会造成通关速度变慢而影响企业发展。还有某些企业意图通过改商品名蒙混过关以躲避保证金台账，也给海关通关带来风险和阻力，企业在熟悉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应对是确保顺利通关的好办法。

新思想――适度前瞻,痛定思痛

《通商》：有消息称：今年近期内还有可能进一步出台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您认为，下一次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会在什么时机出台？如果新政出台哪类商品可能入选名单？

何力：政策下一次出台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定，国家有关部门也还在讨论中，但相信会实事求是地等到本次限制类目录运行稳定后，再公布第二批。同时，在第二批出台的时候，具体的品种、税号还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继续征求一些企业或行业协会的意见，争取让准备要出台的第二份禁止类、限制类名单更加贴合实际，更加能够体现我们国家的政策导向。因此，这个政策不会在太短的时间内出台。

至于第二个问题，聪明的企业应该看得到，已经出台的和下一次要出台的限制类目录与前一段时间财税部门出台的取消或者降低出口退税清单是有密切关联的，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取消退税，对应禁止；降低退税，对应限制。如果企业仔细研究财政部取消和降低退税的文件，就能基本找到自己的定位――会不会在未来的限制类目录之列。但有一点我要说明，这种密切关联不是指对等，它并不完全一致，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制定这个目录的标准不同；另一个是财税部门已经定为取消退税或降低退税的商品但经过调查研究，其中一些与我们加工贸易现状有不同的，比如同样的原材料可生产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并不都是高污染、高能耗的，甚至利用这些原材料可发展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的、附加值高的产品，这些产品就有可能从目录中删除。再加上商务部与海关出的目录中有一些是“只禁进不禁出”的、有一些是“只禁出不禁进的”、还有一些是“进出双禁”的，因此，对于上面所说的“原则”，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清单与限制类、禁止类清单还不能划等号。

何司长在采访的最后告诉记者：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2

一、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

1.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

1978年5月蒋经国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集党（此前已任中央主席）、政大权于一身的“政治强人”。蒋经国可以像一切专制者或威权者那样，握紧“枪、笔两杆子”，利用军警宪特镇压一切异见人士，固守“基业”，享尽特权。事实上，蒋经国在上任“总统”的最初几年仍实行威权政治，在继续振兴经济、厚植“国力”的同时，继续白色恐怖，维护。但是，蒋经国没有陶醉在台湾经济的腾飞和一呼百应的感觉之中。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向历史交代”的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代。1987年5月，副“总统”李登辉向应邀访台的美籍学者杨力宇提交了蒋经国“总统处理国家大政决策的基本原则”：“一、一切作为向历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毁誉，而在于将来历史上的评价。二、因应现实情势所作成之决定，常不受他人之影响左右。三、企图建立制度，求国家之长治久安，不求一时之方便。”（杨力宇：《向历史交代——蒋经国晚年的重大决策》）正是这种向历史交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使蒋经国力行政治革新，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宁静革命”。对此，感慨道：“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

2.尊重宪法，依宪治“国”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利器，是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台湾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于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1947年元旦公布，同年12月25日生效。该宪法遵循在民的理念，明确了公民权利的保障，规定了五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权力制衡制度等。但因当局在台湾长期“”，使受到很大束缚，宪法基本成为掩盖的遮羞布。

蒋经国晚年多次强调要尊重宪法，依宪治“国”。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实行民主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1984年3月蒋经国连任“总统”后表示：“当秉承宪法及大会赋予之职责，为‘国’效命，为民服务”。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他声明一切按宪法行事，不允许任何违宪行为。据《下台内幕》一书透露，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主持行宪纪念大会等三个会议联合典礼时，突然离开预先准备好的讲稿说：“现在，有两个问题，经国想做一个明确的说明：第一就是，‘总统’继承者的问题……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而产生……有人或许要问，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第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向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这是蒋经国首次公开表态，断言力行宪法，排除军人干政，结束蒋家独裁。蒋经国还强调，要保障宪法前提下的公民集会、结社、组党权利。1986年10月7日他对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说：“我们向来都理解人民有集会及组织执政团体的权利。不过，他们必须承认宪法，并且认同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国家’体制……不得从事任何分离运动——我所指的是‘’运动，如果他们符合这些要求，我们将容许成立新党。”（《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417页）当时在现场传译的回忆说，当他把蒋经国所说的“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词翻译给访客时，他好像触电一样，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3.顺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浪潮席卷全球。在亚洲，韩国民主斗士金大中与其他民主人士一道，誓死反抗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独裁政权。1986年2月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政权被，更成为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在台湾，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数千民众举行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民众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等口号，要求民主与自由。军警奉命镇压，酿成双方近200人受伤的“美丽岛事件”（或称高雄事件）。

1986年3月底，蒋经国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强调“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包括解除、开放报禁、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等。台港舆论界一致认为“以今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为契机，也下了求变的决心”。毫无疑问，这些“新政”的实施，必会推动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不解、怀疑、阻力的存在是必然的。蒋经国在一次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明确作答：“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3页）蒋经国努力顺应时势和民意这一点，对其属下影响至深。宋楚瑜回忆说：“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

4.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

晚年蒋经国的眼界已超越了个人、家族、党团利益，用其手中之权努力推动社会民主化。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简称“”）在台北正式成立，因当时“”未开，从程序上属于非法。一些要员要求对施以镇压，情治部门也向蒋经国提交了抓捕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抓”、“杀”，他忠告这些人：“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强调：“应采取温和的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他指出：“党追求民主的基本方针、原则不能因客观情形的变化而改变，必须维持下去”。（李登辉1986年9月30日日记，见台湾《中央日报》1993年12月2日）蒋经国默认成立，这是台湾政治转型的重大突破点，对此，一些人是难以理解的。1986年10月，蒋经国在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以“使民主更充实、更完美”。

5.“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推行的民主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者的特权，招致种种反对和阻力。在蒋经国签署解除“令”前后，内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担心开放报禁之后，会否丢掉权杖？会否就此亡党？会否“天下”大乱？……“国策顾问”沈昌焕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淡定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还说过：“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在2000年大选时，被多数台湾民众抛弃，成为在野党。下台后，经过痛定思痛，割痈去疽，在2008年被台湾民众重新举上执政之位，验证了蒋经国的预言。

二、蒋经国关于政治转型的主要措施

蒋经国不仅有上述政治转型的基本思想，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转型的措施，推动了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

1.调整决策机构

为了推动政治转型，蒋经国根据对“政治革新”的态度调整领导成员，提升开明派力量。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常委撤换了4人：撤下的是孙运璇、马纪壮、阎振兴和赵自齐，换上的是李焕、吴伯雄、施启杨和陈履安。这一措施，减少了中常会内部对“政治革新”的阻力，为政治转型创造了决策层条件。

2.组织“革新小组”

要实现政治转型，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是设立专职机构，加强民主研究，指导民主实践。蒋经国从中常委中选出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12人，组成“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蒋经国要求他们：“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3.解除“令”

1949年5月台湾当局和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台湾地区紧急令”，规定“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

蒋经国指示“革新小组”：“问题应列为第一优先”，“应朝解除及准许新党成立的政策方向前进”。1986年10月，中常会根据蒋经国提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解除”决议。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蒋经国指出：“‘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解除“”，是保障台湾人民的权益、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关键措施。

4.开放“”

即恢复民众结社自由权力，准许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后，蒋经国就曾有与党外反对者沟通的安排，据宋楚瑜回忆：“当党外运动崛起，经国先生知道民主化已不可避免，我开始介入与党外和各种反对势力沟通。”（宋楚瑜：《蒋经国先生的改革之路》）1983年，蒋经国在接受联邦德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已在研究开放问题。1986年10月，中常会在通过“解除”决议的同时，通过开放“”决议。

正式解除“”、“”后不久，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通过）。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达137个，未登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也为数不少。

5.开放“报禁”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但在“”期间，这些自由在台湾地区并没有完整履行。

蒋经国主政后对媒体界较为宽容，《八十年代》《美丽岛》等党外政论性刊物都被允许出版。1988年元旦亦即蒋经国过世前13天，在蒋经国的指示下，正式解除“报禁”。从此，自由媒体不再被视为起哄闹事、“动摇国本”的“乱源”，台湾进入全新的资讯流通时代。

到2007年9月，台湾拥有报纸2273家，广播电台178家，通讯社1260家。到2010年7月，杂志达7088家。1990年台湾允许私人开办有线和卫星电视企业，至2005年台湾已有63个有线电视系统。

6.“革新党务”

为适应解除“”、开放“”、开放“报禁”后的新形势，必须改进的工作，把转型为现代政党。蒋经国强调“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关键，而“党务革新”的重点，“最要紧的是放弃自私自利的观念，纠正心理上的错误”（《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36页）。在蒋经国努力“提高党的竞争能力”的要求下，从思想、观念、组织、训练等各方面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改进。经“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已脱胎换骨，成为新型政党。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由他开创的政治转型事业继续深入。1991年4月，台湾制订了“宪法增修条文”，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2年5月，废止了“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1994年12月，省长及台北、高雄市长直选。1996年3月，首次“总统”直选。

今天的台湾，民主竞选、分权制衡、舆论监督、结社自由、地方自治，被称为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2008年3月22日致贺函）。

在蒋经国逝世15周年时发表的追思文章《历久弥新的身影——蒋经国》中说：“15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3

[关键词]台湾,光复,目产,接收,处理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日本在华的公私产业,以及战时附逆的汉奸财产均作敌伪产业论处,并予以接收。台湾光复后,对台湾的敌伪产业,特别是日本人产业的接收,关系着国家主权的实现和台湾经济的重建。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台湾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颁布了一系列的接收政策,基本完成了对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学术界已有学者对上述课题做过研究,但对于接收政策、机构设置和接收的整体情况仍有可研究的余地,本文拟就此相关问题继续做一探讨。

一、国民政府对在台日本人产业的接收政策

战后,国民政府颁布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及后续相关政令,明确规定将收复地区的敌伪产业全部接收。其中,敌伪产业中的伪性产业,是指伪满、汪伪等各类汉奸组织的公私财产;敌性产业主要是指日本在华的公私财产(以下简称日产)。因战后初期接收机关林立,组织混乱,为统一接收事宜,迅速接收敌产,政府决定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作为接收敌伪产业的总机构。并于1945年冬,在敌伪产业较集中的地区相继设立河北平津区、粤桂闽区、苏浙皖区、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同时设立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关于接收、处理敌伪产业的议案经审议委员会议决后,交由敌伪产业处理局具体执行。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光复后台湾省敌伪产业的接收,以行政院1945年11月公布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为准则。1946年12月,行政院又在该办法中新增订一条内容以资适用于台湾,该条文称“关于台湾人民有间谍或助虐罪行者,产业之处理,准用本办法之规定”。但因日据时代的台湾产业,无论资本、技术及经营多来自日本,所以,台湾光复后接收的敌伪产业还是以日本人的产业为主。鉴于接收工作关乎台湾经济的稳定和重振,为稳妥起见,台湾地方政府一面秉承中央意旨,一面参考其他地区对敌伪产业处理的经验和办法,再结合台湾的特殊情形,另拟定日产接收或相关补充、解释法令共200余种,报经中央核准后施行于全省,如“台湾省接收日人财产处理准则”(即“台湾省接收日人财产处理办法”),“台湾省日产移转清理办法”,“台湾省处理境内撤离日侨私有财产应行注意事项”等,均为台湾日产接收处理的指导性法令。

从台湾颁布的日产接收处理法令的数量和条文内容看,在接收日产问题上,台湾有其特殊性。例如,马关条约生效两年后,从

光复后,鉴于部分日籍女子纷纷与岛内华人结婚,影响日侨的遣送,台湾地方政府明令,凡与日籍女子结婚者,应到民政处重新登记或至法院公证,切实查核,如是非正式婚姻,应予遣送回国。较难处理的是,光复前中日人民间存在的婚姻、继承关系,在遣返和接收时遇到的国籍和财产问题。经台湾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司法院、外交部、内政部反复磋商,对上述问题的处理形成如下意见:光复前,台胞与日人之间的婚姻,只要是户籍登记在案的,均认为是正式婚姻,如是日籍女子嫁与台湾男子,现该女子是否愿意留台,听其自择。如为台湾女子与日籍男子结婚,或台湾男子为日人养子或入赘到女方家,经核定属于下列情况的:为正式婚姻或日籍丈夫现已返日,或为日人养子经正式除籍的,均可申请赴日。由大陆地区来台的

日产清理处是清理、处理日产的执行机关,它对于日产清理的重要方针,经提请日产清理审议委员会决定后执行,凡属地方性的日产先由该处核定,再交所在地县市政府清理,其余由该处自行清理。日产清理处在各县市政府的财政局(科)内设日产清理股,在接管原日产会各县市分会业务的基础上,负责各县市日产的清理。日产清理处下设1室4组,分设主任和组长各1人,各组室分股办事,每股设股长1人。会计室负责预算、决算及编制报表,登记账簿等,下设岁计股和会计股。第一组掌管总务、出纳、调查,下设文书股、人事股、事务股、出纳股、调查股;第二组掌管有关日产处理事项,下设企业股、房地产股、动产股;第三组掌管日产标售事项,下设业务股、估价股;第四组掌管日产清算和审核登记事项,下设清算股、稽核股、账务股。日产清理工作基本完成后,日产清理之未了业务并人省府公产管理处,原日产清理处即予撤销。

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陈仪去职,魏道明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氏主政台湾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产的处理政策发生变化,台湾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也随之调整。行政院自1947年6月以来,迭令各地加速处理敌伪产业,此举一面是为平息前期各界,特别是民营实业界对日产多划归政府经营的诟病,但更重要的,政府是想通过加速售卖日产以填补空虚的国库,增加财政收人。在此背景下,政府提倡所谓民营化,所有未处理的敌伪产业物资,均以标售为原则,政府机关如无特别需要,不得率先请标购或请让售,尤其敌伪工厂,除若干适于国营或地方经营的工厂已准拨用或标售外,其余应一概标售民营。台湾省政府公布的经济改革方案,一改陈仪当 政时期日产多由政府公营的做法,提出要改正原来“国营民营畸轻畸重”的缺陷,并由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出面成立民企辅导委员会,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咨询和经营方法的指导。各县市也成立了经营日资企业标售民营筹备委员会,由各县市长兼任主任委员,各县市建设局长、财政科长、参议会议长及有关同业公会代表暨地方公正人士兼任委员。筹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初估标售企业的底价,监督标售单位的财产整理、标售企业的移交、标售价款的收支,拟议标售日期等。

三、台湾省接收处理日产概况

台湾接收的日人公有产业,是在1945年11月开始由接收委员会下属各组分别接收,日产会成立后接收的日产,大部分为日人私有财产和企业财产。所有日产接收以属人为原则,由指定机关接收的日产,经长官公署告知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转知被接收日本政府或被接收财产的日人。日产会成立后,改为由该会直接通知被接收财产的日人,不再通知日方联络部。按台湾省接收机关的统计口径,接收的日产被划为四类,即公有财产(原属日本总督府管辖下的公产)、企业财产(日本政府或日人投资的企业)、私有财产(不包括企业)和查获没收打捞财产。若按接收物品的类别分类,主要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还有少量日人在台的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动产主要指车辆、船舶、器材、物资、家具、证券、存款、珠宝等。不动产主要指房屋和地产。

在对上述财产实行接收前,必须界定日产产权停止移转的日期,行政院最初将收复区日产停止移转的日期定为1945年8月15日。后有台湾省参议员李清枝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台湾地处海岛,人民没能及时获知日本投降的信息,所以请求中央展延日产停止移转日期。考虑到一些地区的特殊性,1946年5月,行政院把收复区日产停止移转的日期改为1945年10月1日。但司法院坚持认为该日期应“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日敌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日起(即1945年8月15日)”,两院关于日产停止移转日期的解释存在矛盾之处,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按司法院的解释办理。

1946年12月颁布的“台湾省日产移转清理办法”,严格遵照司法院的解释来办理日产移转案件。该办法规定,凡在1945年8月14日以前,对于日人不动产取得或设定的权利,并于同日以前依法登记的,其取得或设定的权利有效;已于该日以前依法申请登记,未能完成手续,但能提出确实证据,并有该管乡镇村里长1人负责证明经查验无讹的,其取得或设定的权利有效;凡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对于日人不动产取得或设定的权利,除本省现行法令认可者外,一律无效。买受日人动产其清理办法如下:(1)凡在1945年8月15日以后,正式监理以前,属于正常交易,而标的物已交付者有效,但其未付价款,应在规定限期内缴款;(2)凡标的物未交付者无效,其已付价款,可呈请发还;分期付款的日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买卖,依上述办法清理认为有效的,其未付价款应按物价指数计算,限期追缴。

但到1948年6月,行政院和司法院却又将台湾省日产停止移转日期改为1945年10月16日。经报章披露,台胞吴某等乡民联名请愿上书台湾省政府,请求中央维持1945年8月15日为买受日产的停止移转日期,并指陈李清枝等在日本投降后“所买日产房屋,每人多至十余座,或数十座,田地多至一、二千亩,有登记册可稽”。意即李清枝等人的提议,既有为一己谋利之嫌,又有因政策宽限,乡民私相买卖日产造成国家财产流失之弊。尽管有民众抗议,但两院仍维持前判,也未对政策变动原因予以明确解释,司法院只是强调,此日产停止移转日期前的产权移转如是非法移转仍属无效,前已核定各案不宜翻案。

接收日人私有财产,特别是对准备遣返日侨的财产接收,于1946年3月初开始。其接收程序是,派接收人员以每户为单位填发接收通知书,通知被接收日人。被接收财产的日人,无论有无财产,都要填具私人财产清册,如属企业工厂类财产,应填具企业财产清册。所有清册一式三份,一份存接收机关,一份上交日产会备核登账,一份发交日侨,并准其携带回国。“台湾省日侨遣送应行注意事项”和“台湾省处理境内撤离日人私有财产应行注意事项”均规定,日人在撤离时可携带现金1000日元,日人在台湾境内或其他金融机构之存款、证券、珍宝、饰品等物,送交台湾银行或其他委托银行接收。免予接收的证券文件有:日本境内银行及其分行所发之存款单据,在日本、高丽、旧关东州、台湾所发的邮政储金存折,在日本境内设立的保险公司及其分公司,暨在日本、高丽、旧关东州与台湾所发邮政生命保险单。日侨遣送回国在港口被检查出携带超过规定之物品,依法没收,由高雄、基隆两市日产分会派员接管,列册报送处理。因征用暂时留台日人之财产,据“台湾省征用留居日人私有财产接收原则”,其不动产企业及股权股票一律接收。该征用留居日人及其在台的家属,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准其借用,动产部分,除货物应予接收外,余皆准保留使用,待遣送时按“日侨遣送回国办法”办理接收。

台湾接收的日产以企业和房地产为大宗。该类日产经日产会审核后,按接收公产移交公产管理机关接管、拨归公用、拨归公营、官商合营、出租民营、发还原业主和标售民营共七种方式处理。拨归政府机关公用或公营的企业和房地产中,属于矿产部分规模较大,认为必须公营的,如石油、铝业、钢矿等部门,划归资源委员会国营,共18单位,资本额共约1.47亿元台币。其次,如电力、肥料、造船、机械、纸业、糖业和水泥等,划作国省合营,共42单位,资本额共约5.22亿元台币。再次,如工矿、农林、航业、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医疗物品、营建等适合划归省营的,共323单位,资本额共约2.99亿元台币。其规模较小,适合县市经营的,由县市政府呈准划拨,共92单位,资本额共约0.2亿元台币。还有划拨本省党部经营的,如电影院等共19单位,无资本纪录。以上总计拨交政府机关公营之企业工厂共494单位。房地产多属各级机关、学校等,为业务执行上所必须的,他如某一企业所属不可分割的房屋土地,亦予一并划归。原属日本台湾总督府管辖的公产,移归公产管理机关。动产的拨归公用,多为各级机关、学校必需应用的家具物品车辆等,至于拨归公营公用企业所附属的动产,也并予拨给。

截至1947年4月,接收的企业中准备标售的共484家,已售出的132家企业中,本省人得标率占97%强。接收的房屋中,那些位居偏野或不易修缮的房屋和临时建筑,因保管困难,连同接收的动产,均先行标售。其余完整房屋,先暂时出租,再行标售,此项出租屋,报日产会入账的达11897幢。接收的土地,由接收机关会同地方县市政府,依照人民耕作能力,分别放租,到日产会结束时,包括基隆市和嘉义县等在内的15个县市放租的土地面积合计7108.6212甲,约合12.5万亩。台湾人民在 日据时代被日人强占的房地产、企业和现金,按照敌伪产业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应发还原主,此类财产总价值在49.6万余元。1947年“二二八”事变后,保管中的日产因被捣毁或遭失窃,各项损失总计100多万元台币。

如表1所示,台湾省接收日产的账面总价值逾台币150亿元,除公产外,企业和私有财产(含房地产)合计占接收日产总价值的82.5%。国民政府和台湾地方政府通过国营、省营、标售民营等方式处理接收的日产,其中,经国营的事业单位虽数量不多,代表性的有台湾电力、台湾糖业、台湾铝业等公司,但因该类企业规模大且具有垄断性,所以在台湾的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统计数据显示,到1952年,“国营”部门的工业产值占到经济总产值的56.6%。台湾的省营企事业也带有国营的性质,只不过是由台湾地方政府主管经营而已,与国营部门不同的是,省营企事业的股权较为复杂,该类企事业中一般掺有“中央政府”和民股的股权。除此以外,台湾将部分接收日产特别是一些轻工业标售或出租给民营,为日后台湾民营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4

继全省政法工作会议于元月日召开后，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于元月12日在召开。会上：厅长作了重要讲话，党委委员、副厅长作了总结，为年全省司法行政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地做好年的安排指明了方向。为切实贯彻落实好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我局于年1月19日组织召开了全区司法行政工作会议，认真组织学习了刘伟厅长的讲话和邹杨副厅长的讲话，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年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

长从3个方面作了重要讲话：一是全面总结了年司法行政工作，对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二是对切实做好“十二五”时期的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思路，从四个方面强化了司法行政工作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党建意识、群众意识、民生意识、机遇意识和创新意识等。同时提出了今后五年司法行政工作要努力实现的五大目标：一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法律服务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二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三是推进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六五”普法规划顺利实施，全民法律意识和全社会法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四是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律师制度、司法考试制度、监狱体制、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社区矫正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司法行政基层基础进一步巩固发展，司法行政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五是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水平再上新台阶，各级领导班子和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政治业务素质进一步增强，公正廉洁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对指导我区司法行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邹杨副厅长的总结讲话中，结合司法行政工作和刘伟厅长的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二是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大力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三是深刻领会会议精神，认真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四是抓好司法业务用房建设前期工作和节日稳定工作。

为切实贯彻落实好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了年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省、市、区全会精神和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国、全省、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加强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和“工业强区，城镇化带动”的新战略，切实发挥司法行政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重点，以显著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切实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以深入开展“三个建设年”和“四帮四促”活动为载体，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平安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扎实做好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刑释解教和社区矫正工作，积极预防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积极推进司法行政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努力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为保证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作出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九十周年献礼。

目标任务是：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进一步提升；二是普法的形式、内容、载体要进一步提升；三是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和法律进万家活动面要进一步提升；四是人民调解组织发挥作用的面要进一步提升；五是刑释解教和社区矫正工作的常规化管理水平要进一步提升；六是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作用要进一步提升；七是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管理力度要进一步提升。为切实做好七个提升，对司法行政干警必须强化七个意识：一是强化思想意识，我们是司法行政系统，是政法系统，必须站在政法系统的高度来思考；二是强化服务意识，从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责做起，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起；三是强化作风意识，切实通过“三个建设年”和“四帮四促”活动切实转变作风；四是强化群众意识，同志强调，政法机关是执法机关，也是群众机关，司法行政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要服务群众，了解群众，要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使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积极帮助群众化解矛盾，解决法律盲点；五是强化机遇意识、创新意识，认真解决影响和制约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努力推动全区司法行政事业科学发展；六是强化责任意识；七是强化大局意识。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5

随着宏观环境不断微调，加之地方政府对平台的期望日益增长，近期平台在发展中出现了四大趋势：其一，政府与平台在新形势下重新磨合，逐步实现政府－平台－市场三者之间新的均衡；第二，强者愈强，资产进一步向有作为的平台集中，资产种类从以往的城建资产扩大到城市资产；其三，平台数量不减反增，区县政府纷纷设立相应的平台；第四，大量与资本市场接触紧密且为城市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平台自觉开始全面转型，包括战略、管控、组织结构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截至今年3月底，共有399家平台公开发行企业债512只，累计融资逾6700亿元；今年一季度，企业债发行97只，其中城投债为71只，占比73%。投融资企业发债需要满足的条件中，一般来说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需达到100亿与25亿，对一个地级市来说，就需要整合大量的国资，其中必然涉及政府部门、利益格局、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型。

平台在新环境中要着力打造两大核心竞争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资源运作能力，即“平台从政府获得资源注入及支持的能力”和“对获得的资源资产进行市场化运作、变现及杠杆化的能力”。这需通过“四化”转型，即定位多元化、经营规模化、业务板块化、管控集团化。相当数量的平台正从以往关注较为宏观的战略，开始逐步重视战略转型的落地与操作，也就是业务体系构建及管控体系的优化，而要实现这一点，最根本之处在于理顺平台的治理与组织架构——这意味着，平台治理的大拐点即将到来，而这需要精心的制度设计。

身陷治理困境

平台成立之初，其作用主要是投资、融资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此间平台大多依附于政府财政或建委等职能部门，由其进行直接管理，本身并没有公司治理结构设计，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领导。

2009年，央行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这一政策被视为平台发展的认可和极大鼓励。平台自此进入飞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规模迅速膨胀，单个平台的资产额从原来几亿快速突破至几十亿甚至几百亿，职能也从单一的服务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发展到公益与经营业务齐头并进。据报道，目前全国平台超过8000家，2009年设立的平台数量相当于前20年的总和。2008年初，全国平台总负债1万亿，但到2009年中达5.26万亿。

政府为更好地协调平台所承担的各项任务，加强管理，一些市长或副市长挂职兼任平台董事长，如湖北襄阳、内蒙古通辽；或成立相关投融资决策委员会，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会主任，如安徽芜湖、江苏盐城等。在地方政府领导直管形态下，平台大多成长为独立法人，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在，降低了对主管部门的依赖，一定限度摆脱了体制机制的障碍。

目前，平台的发展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着力于构建规范有效的治理结构。从发展趋势看，平台将逐步按照市场化规则的要求规范自身运作：对内，承担市政府投融资项目的职能；对外，则以独立的公司法人身份进行市场化运营，建立完善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由出资人按照规范构建起权力分立制衡、能有效沟通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治理结构。

然而，平台治理结构眼下存在两大突出问题。

在治理方面，很多平台的治理结构不完善，它们往往缺乏董事会、监事会或者两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董事一般是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官员，他们对平台的业务与日常管理缺乏理解、无暇兼顾，不具备决策重大事项的能力，也无法对经理层起到有效的激励与约束。目前绝大多数董事长都是坐班的，又没有外部董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限分隔，以制度化形式减小权限的摆动弹性？此外，如何处理建立规范董事会制度与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关系？这些都构成了挑战。

在组织结构方面，一般来说，企业的组织结构起到明确分工、相互协调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良好的组织结构将提升每一位员工的积极性，起到激励正面、约束负面的作用，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平台远远没有达到此目的。办事拖沓、权责不明、缺乏绩效考核等等，都对平台的组织结构提出了拷问。

向H型、M型突围

结合平台的发展阶段，平台组织结构目前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类平台公司为事业体制，隶属于政府某一职能部门，基本未进行市场化运作，主要存在于中西部地区。目前，该类城投较少，多见于县级平台，如河南、山西、陕西等，一般作为发改委、建设局、财政局或国土局的下属机构或由上述机构实行代管。

第二类平台公司通过土地运作及资产划拨，整合了一定的城市资源，业务主要集中于土地一级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及其他城建衍生资源。这类平台公司的业务由职能部门直接运作，无子公司或子公司实质上是作为项目部而非独立法人进行运作，组织结构为U型（见下图），常见于西部地级平台公司。

第三类平台公司，一方面，随着业务发展及管理成熟，业务逐渐由总部下移至子公司；另一方面，因资本市场特别是城投债发行需要，更多的子公司被并入公司，逐渐形成母子架构，但业务发展呈现自发性与被动性，缺乏战略层面的业务整合。大部分中西部地级平台目前正处于此阶段。如湖南岳阳、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西赣州等。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6

日前，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联合下发通知，禁止将政府还贷公路违规转让或划转成经营性公路。为此，五部委办提出四点要求：一是禁止以体制调整、资产重组、有利融资等名义，将政府还贷公路转为经营性公路，随意变更政 府还贷公路属性。二是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确保政府还贷公路属性归位。三是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还贷公路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贷款、统一还款。四是各地要按照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及通知的相关要求，抓紧实施整改。整改不到位或者继续违规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健康

4月6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主持召开部务会议，分析研究今年一季度交通运输经济运行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李盛霖强调，要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总基调，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继续在促改革上下工夫、在调结构上做文章，推进交通运输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胜利召开。李盛霖指出，一季度，客货运输总体保持较快增长，春运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港口生产稳中趋缓，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一步改善，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健康，有力地保障了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李盛霖强调，当前交通运输经济运行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需要密切关注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统一认识、周密部署、有效应对。

交通运输部研究取消一级公路收费

近日，全国纠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在会上表示，重点推进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工作，并将于5月份，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各类违规及不合理收费问题彻底解决。冯正霖表示，2011年全国免收通行费已超过130亿元;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取消收费公路里程达10.7万公里;从2011年6月起，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目前已撤销和调整了328个收费站，降低了182个收费公路项目的收费标准，停止收费的公路总里程3706公里。同时，积极规范和强化公路、水运文明执法行为，不断加大对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的治理力度，努力降低物流通行费用。

交通运输部酝酿节假日公路免费通行

4月17日，交通运输部消息称，正认真研究重大节假日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有关问题，按程序报批后争取尽快实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介绍，交通运输部严格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2011年全国免收通行费已超过130亿元。自2011年6月开展全国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以来，目前已撤销和调整了328个收费站，降低了182个收费公路项目的收费标准，停止收费的公路总里程3706公里。交通运输部还将研究取消一级公路和经营性二级公路收费的可行性、时机和保障措施。

中国酝酿出台“海运发展战略”

面对航运业低迷状态，国务院日前做出批示，令发改委牵头成立工作小组对航运业进行研究，并将研究出台“海运发展战略”，以推动行业改革。据了解，今年3月底，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部门组织召开“港航局长座谈会”，会议提出要推进国家出台海运业发展战略，包括完善扶持海运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加快海运船队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高端航运服务业等内容。

冯正霖调研河北道路客运安全和农村公路

4月17日至18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一行到河北省就道路客运安全管理和农村公路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推进“道路客运安全年”活动，强化企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加强道路客运安全细节管理；要学习借鉴河北省先进经验，深入推行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管理“七公开”制度，为打好今后十年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交通扶贫攻坚战提供制度保障。冯正霖强调，今年是党的十召开之年，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妥善处理好公路建设资金筹措、油价上涨对道路运输业的影响、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收费公路专项清理等热点、难点问题，加快构建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动关系，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安全监管途径，确保交通运输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快递或迎来集体涨价

近日汇通快运在其官网上宣布提价，而此前，圆通速递已经进行了提价。在此之前，已经有快递公司针对网店卖家减少了优惠幅度，变相上涨了价格。有分析认为，此次集体涨价虽然名义上是由于上个月油价上调，而实际上这个原因仅是导火索，更重要的是现在快递招工难，员工的工作量与工资不成正比，因此要提高待遇，快递行业目前已到了提价的临界点。

交通运输部新出台民间投资实施意见

交通运输部日前已经出台政策，继续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进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服务和交通运输新兴业务领域，发挥民间资本推动交通运输产业结构优化、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交通运输部已印发《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的实施意见》，明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路、港口码头、航道等建设、养护、运营和管理，参与综合运输枢纽、物流园区、运输站场等建设、运营和管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从事道路运输、水路运输业务，引导民间资本投资经营公路货运中介服务、机动车维修、驾驶员培训以及无船承运、船舶等运输辅助业务。

“十二五”铁路基建春回大地

国务院常务会议3月21日讨论通过了《“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意味着基建建设仍将是“十二五”拉动中国经济的支柱力量,铁路基建龙头企业中国中铁再次引起投资者的关注。中国中铁通过及时调整经营布局，积极开拓非铁路和海外市场，有效降低了对铁路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公路BOT、矿产资源开发、物资贸易、房地产开发等业务领域均有稳健发展。2011年仍以较好的业绩回报向市场展现了逆境中的中国中铁审时度势、多元进取的竞争实力。

国家邮政局召开廉政风险防控会议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发展；实施情况；影响意义

0 引言

文化创意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多元的文化创意产业（简称文创产业）以其高附加值、技术密集、高融合性、高回报率、高经济影响力、低污染、低消耗等特点，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新型财富的创造形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重视。

文化创意产业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从美学的角度捍卫人类理想生活，对抗商业性与消费性的工业复制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其发表的《文化产业：文化未来的挑战》报告中指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获得、采取的经济战略，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1994年，澳大利亚公布了第一份文化政策报告，提出以“创意国家”（Creative Nation）为目标，“创意”的概念正式被各国接受并采用。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将“创意产业”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创意产业”的概念被正式提出[1]。

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各有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定义为结合创意生产和商品化等方式，运用本质为无形的文化内涵，内容基本上受著作权保护，形式可以是物质的商品或非物质的服务[2]。台湾地区目前将文创产业界定为：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通过智慧财产的形成及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潜力，并促进全民美学素养，使全民生活环境提升的产业[3]。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推动文创产业发展成为世界各地提升整体竞争力或产业加值与转型的重要途径。迈进21世纪后，文创产业也成为台湾积极发展的产业之一，在一系列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台湾大力发掘地方特色文化，形成由下而上的发展动能，使台湾的文创产业有了更多元的面貌与更深入的发展。

1 台湾文化创意初起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台湾地方传统产业与初级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台湾正步入全球均质的危机中。随着发展中国家相继快速崛起，台湾单凭制造业和低廉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岌岌可危，如果无法建立台湾特色的全球化识别符码，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前景堪忧。

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台湾1991年邀请日本“造町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日本千叶大学宫崎清教授到台传授以传统工艺振兴社区的理念及做法，推动了1994年台湾“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出台，提出“建立社会文化、凝聚社区共识、建构社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台湾的文创产业于此时开始萌芽。台湾的“文化产业”概念最早是台湾行政机构所属文建主管部门于1995年组织召开的“文化产业研讨会”中提出的“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这一概念随后成为“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由此明确了台湾文化产业的两条发展路径[4]。自此文化产业开始正式进入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成为台湾文创产业的雏形，为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社区总体营造”理念毕竟与“文化产业”的界定有所差别，文化产业的概念不能仅限于传统、乡村型的初级产业，如农产品加工、传统工艺、地方特产等。为了促进文创产业的发展，台湾将文创产业界定化、明确化、方向化，结合本地区产业特性，列出台湾推动文创产业发展范畴，主要包括视觉艺术产业、音乐及表演艺术产业、文化资产应用及展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广告产业、产品设计产业、视觉传达设计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建筑设计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创意生活产业、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产业、其它经台湾主管机关指定的产业等十六个子产业[2]。这些子产业都符合就业人数多、产值大、关联效益大、增长潜力大、原创性高、附加值高等特性。

2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推出

基于台湾经济模式亟待转型的现实需求和全球文创产业发展卓越成就的刺激，2002年5月，台当局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列为“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简称“挑战2008”）的十大重点投资计划之一，提出“开拓创意领域，结合人文与经济，发展具全球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明确提出文创产业的概念，将其划分为十三个产业类别，首次将原属于不同领域的文化、艺术、设计等相关产业统筹于文创产业之下，并独创创意生活产业等类别，期望通过行政力量打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在政策导向上实现从“文化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跨越[5]。“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正式出现在台湾官方文件中，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于2007年底实施完毕，对台湾经济转型与民众生活模式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为延续文创产业的发展，台当局文建主管部门推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计划”；新闻主管部门制定了“振兴流行文化产业方案”；经济主管部门策划了“设计产业翱翔计划”，其实施时间范围为2008―2011年[6]。

2009年3月，台湾行政机构将文创产业列为六大新兴产业之一，同时成立跨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5月行政机构通过“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简称“创意台湾”），以5年为执行期（2009-2013年）。“创意台湾”是在总结之前文创产业政策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形势，针对台湾当前发展文创产业的优势、潜力、困境及产业需求而制定的，提出“环境整备”与“旗舰计划”两大主轴，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两岸关系的新视野和大华文市场的重新定位，从封闭的本土化思维走向更开放的文化视野和国际化的市场定位[7]。

2010年1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在台湾立法机构获“三读”通过，于同年8月正式实施，宣告台湾文创产业进入法制化推动阶段。该法保障并辅导各类产业的发展，达到循序渐进、有效累积文创产业所创造的能量，建构具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运用科技与创新研发，健全文创产业人才培育，积极开发岛内外市场[8]。

2013年，“创意台湾”执行期结束时台湾整体环境正处于创新驱动、平衡发展的结构调整期，文化内容仍将扮演重要的触媒，如何将价值产值化，建构具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运用科技与创意跨界合作，带动台湾美学经济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台湾文化主管部门随后提出“价值产值化-文创产业价值链建构与创新（2013-2016）中期计划”，推动价值产值化，建构与创新产业价值链为主轴，期望引领台湾文创企业成为华人文创经济领先者[9]。

按照先后出台的文创产业政策及法规梳理其主旨内涵及执行策略如下：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2002年）”

――愿景及目标：开拓创意领域，结合人文与经济，发展具全球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

――策略：1.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组织；2.培育艺术、设计及创意人才；3.整备创意产业发展环境； 4.促进创意设计重点产业发展；5.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计划（2008年）”

――愿景及目标：文艺产业的扶植及创新育成，强化交流平台及地方推动能量，扶植青年艺术家，建置数字创意银行，结合产官学界相关资源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策略：1.强化产业环境发展计划；2.工艺创意产业发展计划；3.创意文化园区推动计划。

*“振兴流行文化产业方案（2008年）”

――愿景及目标：以培育台湾影视、图文出版、流行音乐人才，重整台湾流行文化发展环境、繁荣台湾流行文化消费市场、形塑台湾流行文化品牌。

――策略：1.流行音乐产业冲刺计划；2.图文出版产业冲刺计划；3.电影产业服务业冲刺计划；4.电视产业冲刺计划。

* 设计产业翱翔计划（2009年）

――策略：1.协助产业建立设计合作体系、跨领域合作机制及设计创新管理制度；2.加强拓展设计的市场，扩大设计应用领域与国际市场需求；3.加强台湾设计人员的设计与行销管理能力，协助产业引进国际设计师资源；4.全力办好2011年世界设计大会，加强台湾优良设计与国际接轨。

*“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2009年）”

――愿景及目标：攻占华语市场，打造台湾成为亚太文化创意产业汇流中心。

――策略：1.环境整备：（1）多元资金挹注；（2）产业研发及辅导；（3）市场流通及拓展；（4）人才培育及媒合机制；（5）产业集聚效应。2.旗舰计划：（1）电视内容产业；（2）电影产业；（3）流行音乐产业；（4）数字内容产业；（5）设计产业；（6）工艺产业。

*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2010年）”

――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建构具有丰富文化及创意内涵的社会环境，运用科技与创新研发，健全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育，并积极开发岛内外市场。

* “价值产值化-文创产业价值链建构与创新（2013-2016年）中期计划（2013年）”

――愿景及目标：创新产业生态，领航美学经济。 1.使台湾文创企业成为华人文创经济领先者（文创产业化）；2.使文创成为产业升级转型的新引擎，带动台湾美学经济（产业文创化）。

――策略：1.推动文化内容开放（Open Data）与加值应用；2.促进一源多用与强化中介体系；3.促成跨界与跨业整合，提升文创产业价值。

3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实施情况

随着一系列政策推出、实施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落实，台湾文创产业发展不断注入新能量而得到发展和壮大，设定的愿景和目标陆续得到部分实现。通过文创企业的数据汇总可以看出，台当局推动下的文创产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产业本身的复杂性也是不能一蹴而就解决的。以下从营业额、内外销情况、行业内厂商以及从事文创行业的人员等4个方面统计数据，研究台湾文创产业这6年发生的变化[10，11]。

3.1 文创产业营业额

政策实施以来，台湾文创产业总体营业额呈上升趋势，2014年达到7，944.77亿元（新台币，下同），说明台湾文创产业整体规模趋于扩大。虽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2009年和2012年出现负增长，但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左右，并未随着产业增长速度的减慢而明显下滑。这表明经过多年的经营与培养，文创产业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结构中，已经从附属产业逐渐转化为提升总体经济效益的强劲动力和支柱产业。从营业额数据看，台湾文创产业在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见表1）。

3.1.1 各子产业营业额

广告、广播电视、工艺和出版等四个排名前四的产业营业额之和占文创产业总营业额的70%以上，文创产业的子产业经济规模仍存在很大的差异（见表2）。近年来，在文创相关政策的扶植以及民众对艺文活动接受度提高的趋势下，视觉艺术、音乐及表演艺术等产业的营业额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部分产业因数字化致使传统获利模式面临挑战，如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产业中，实体营销渠道的日渐式微；广告产业中，传统广告商角色逐渐被新兴数字媒体取代；出版产业方面，电子书等数字出版的兴起及消费者阅读形式的改变等，这些取而代之的多元新兴商业模式暂无法统计。

3.1.2 各县市文创营业数据

台北市是台湾第一大创意城市，其次是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桃园市，这五个县市文创产业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比例高达87.68%。凸显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与台湾整体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呈相同发展态势，呈现集中化、不均等的状态，地区间差异明显，存在“创意落差”。台东县、花莲县、金门县和马祖文创产业的营业额虽然较低但增长快速，因为上述地区近年来成为海外观光客旅游的热门景点，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见图1）。

3.2 文创产业内外销情况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的倡导和落实，带动岛内文创需求的上涨，近六年内销收入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占文创产业总营业额的90.33%。

外销收入则自2011年起呈现逐年衰退趋势，2014年有所回升，较2013年增长4.88%。分析原因主要是占工艺产业比重较大的金银饰批发子产业外销收入大幅滑落，随着台湾企业在岛外市场的布局，部分文创服务受到其他地区业者的竞争，造成整体文创产业外销收入受到影响。随着外部市场的变化，外销收入又有所回转，具体情况见图2。

具体看各子产业数据，2014年各子产业的外销比率普遍较低，内销收入是各子产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广告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的内销收入占整体文创产业内销收入的55.87%（见表3）。

3.3 文创产业厂商

近六年，台湾文创产业厂商数持续增长，但增速自2011年后有所放缓。2014年台湾文创产业厂商总数为62，264家，较2012年增长0.59%（见图3），其中视觉传达设计产业厂商数增长最快，增长率达27.42%，数位内容产业厂商数衰退最为明显，减少7.30%。

3.3.1 文创厂商地域分布

2014年台湾文创产业厂商数排名前五的县市分别为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及台南市，占文创产业厂商总数的78.62%（见图4）。台湾文创产业厂商分布情况与营业额分布情况类似，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

3.3.2 文创企业资本额结构

台湾文创产业以小微企业为主，资本额在500万元以下规模的厂商占84%以上。优势是产业经营较为灵活机动，效率较高，经营者更为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商机、谋求企业发展，但缺点是面临资本进入门槛低，竞争力不足的局面。从营业额的数据看呈现两端集中的现象，资本额500万元以下以及1亿元以上的厂商，其营业额占比均在30%以上（见表4），表明台湾当局扶持中小微文创产业厂商发展的政策已见成效。

3.3.3 文创企业经营周期

新设文创厂商数量（一年以下）占比约7%，未满5年的文创厂商数量占比30%以上，这与台湾小微企业结构相近。10-20年厂商的营业额最高并持续攀升；新设文创厂商的营业额2011年后持续衰退，说明新进厂商的竞争力较已有厂商低（见表5）。

3.4 文创产业受雇员工情况

通过表6的数据对比可知，台湾文创产业就业人数占台湾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为2.31%，是近六年来的最高值。文创产业就业人数增长率高于台湾总就业人数，除2011年小幅下滑外，其余年度皆稳定增长。

具体从各子产业人员分布来看（见表7），2014年运动、娱乐及休闲服务、专门设计服务产业就业人数最多，占文创产业总就业人数的43%。在增长率方面，出版、专门设计服务、传播及节目播送产业为增长；广告业及市场研究业就业人数下滑最为严重。在各类型人力占比方面，文创产业的经营需要相关产业的专业技术，因此专业人员占比较高，为42.67%，其次则分别为技术员及助理人员、事务支援人员，其比重分别为20.02%以及15.58%。

4 台湾文创产业发展影响及分析

台湾文创产业政策的发展随着外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动和文创产业发展的实际而不断地调适、整合，既有延续又有突破，在政策实施期间以及对产业后续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深刻影响了台湾文创产业的未来。通过对台湾文创产业政策及其实施的研究与分析，不难发现产业发展需要政策的引导和保障，更需要执行的力度支持。

4.1 政策规划是文创产业发展的前提

政策的制定者是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者，一项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引领和指导。在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从初期“社区总体营造”的出台，到中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计划”的提出，以及后来“价值产值化-文创产业价值链建构与创新（2013-2016年）中期计划”的施行，台湾当局都对文创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规划，一个计划完成后就有另一个计划推出，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说明台湾当局对文创产业的关注和呵护。

4.2 政策推动是文创产业发展的保证

台湾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政策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台当局通过“振兴流行文化产业方案”、“创意台湾”等专案的推动，积极为文创产业培育人才、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租税优惠，设置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展演设施，筑巢引凤；通过各种产官学的交流和互动，形成生产、营销、研发等不同网络，引导台湾文创产业迅猛发展。台湾在文创产业政策的拟定和执行过程中，一直注意对政策具体施行的跟踪监测及时修正。如“创意台湾”就是在总结“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发展目标和内容进行调整。

4.3 法律法规是文创产业发展的保障

法治是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台湾在推行文创产业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成为引导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颁布对文创产业发展的原则、方向和政府的奖励、补助和租税优惠等措施做了基本的规定，优化文创产业发展环境。依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各具体相关规定订立施行细则和子法，并保证落到实处，在制度设计上保证文创产业政策的顺利施行以及持续的良性发展。

4.4 跨部门联动是文创产业发展的助力

台湾文创产业主要由行政机构负责经济、新闻、文建、“内政”等四个主管部门来营造与推动。经济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广告产业、设计产业、数字休闲娱乐产业、设计品牌时尚产业、创意生活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新闻主管部门则主管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出版产业；文建主管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范围主要是视觉艺术产业、音乐与表演艺术产业、文化表演设施产业、工艺产业；“内政”主管部门只负责建筑设计产业的推动。各部门的明确分工是营造一项新兴产业的必要前提，为便于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台湾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将行政机构所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修正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二是经济、文建、新闻及“内政”等主管部门共同组成一个跨部门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主要负责协调各部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各项执行工作；三是在经济主管部门内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办公室”，负责指导委员会和推动小组及幕僚作业，协调各部门执行相关合作事项。

5 结语

前台行政转正工作总结篇8

“要法办和处罚，还是宽恕与遗忘？”

这是美国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在其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名著中所提出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难题。他说，取代威权体制的民主政府面临一个容易被情绪化的、而且政治敏感的问题：民主政府对于过去威权统治、人权蹂躏的事实，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学术界称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 2011年12月10日，台湾文建会筹办的“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副总统”萧万长（左3）、“前副总统”吕秀莲（左4）、文建会主委曾志朗（左2）等参加“手”护人权仪式。

转型正义的主要意涵是指涉民主转型后，新兴民主政府如何处理过去威权政府对人权的压迫、对无辜生命的凌虐等错事。新民主社会必须决定这些错误包括那些行为、要如何补偿因为这些错事而受害的人，以及要如何处罚这些做错事的人等等。例如，有的国家审判以前的独裁者甚至独裁体制下的官员（例如玻利维亚将军人政府首领刑监禁35年，智利对皮诺契将军的审判，或者最近在埃及对穆巴拉克的审判）;有的国家不，但会惩罚他们（例如在德国统一后，有4万位前东德官员被革职;捷克立法规定曾在独裁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或前高层共产党党工，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高层职位）;有的国家赦免加害者，但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揭露真相（如南非）。

这是民主化面临的一个严肃的道德难题。首先，在某些非革命型、而是透过执政者与反对派协商的转型国家中，民主派为了确定转型得以顺利，往往必须会和旧威权体制的统治者妥协，保证民主化后不追究过去罪行。其次，威权统治往往也创造一批支持者，所以对过去的清算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冲突。再者，要如何厘清威权政府体制中的个人责任是最困难的。但是，民主化之后，如果新政府不处理过去独裁政权所犯的错误、对加害者做某种程度的惩罚，新政府的合法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这个问题虽困难，却是任何一个新民主所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最起码的让被过去扭曲的历史得到正义、让受害者可以重新获得最根本尊严的做法。

尤其，转型正义的重要不只在于矫正历史，更在于让我们在对历史的反省中，去形塑当代民众对民主、人权与人性的认识。毕竟，新诞生的民主体制乃是脱胎自威权体制的胚胎;我们对于民主价值与实践的认知，也深深受到历史的形塑。如果我们不去慢慢形成对历史是非的裁判，不去厘清那段幽暗历史中哪些行为是国家暴力和对人权的压迫，那么这个社会该如何在当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构一套民主的规范性判准，又如何真正做到永远不再犯这些错误？

最近，台湾“立法委员”段宜康质询知名作家、现任文建会主委龙应台关于台湾如何面对威权历史，引起许多人热烈关注。

段宜康问说：许多政治受难者“是被加害、迫害的！请问加害者是谁？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哪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

龙应台的回答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她无法回答个人责任问题。 位于台湾绿岛人权纪念公园内的人权纪念碑。

这个对话确实反映了台湾转型正义的两个主要立场。

民主化之后，台湾开始推动转型正义工程（当然彼时还没有这个名词）。在李登辉上台后的1980年代末，“行政院”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以及“二二八事件项目小组”对政府提出处理的建议。同时，各地方政府广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设立人权纪念公园（例如台北市有马场町纪念公园和六张犁纪念公园，前者是枪决政治犯之处，后者是埋葬政治犯之处）。政府也立法通过补偿威权体制下的政治受害者：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1998年成立“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来补偿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两个基金会补偿标准是一样的：处决或失踪的补偿金是600万元台币，每一年的监禁补偿50）/元，最高不得超过5007/元。财产损失的补偿最高200万元。可是每一人总共可以获得的补偿不得超过600万元。另外中央政府也在两个曾经囚禁政治犯的劳狱设立国家人权园区：景美人权文化园区和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官方确实承认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人权侵犯是错误的，也订定受害者的补偿办法，但我们对于威权体制的运作和如何侵犯人权，没有如其他政府一样有一份官方出版的完整调查报告;我们承认过去历史有许多受害者，但却没有指认出谁是加害者，谁应该负起责任――统治台湾数十年的独裁者仍然被供奉在中正纪念堂中，且如段宜康所说，其介绍文字完全没有提到他如何政治迫害异议者，而至今的领导人仍然公开表达对于蒋氏父子的怀念。

这在第三波民主转型的政体中，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异例。主要原因包括：

第一，台湾民主转型是由威权时代执政党所主导，新的领导者不论李登辉还是2008年上台的很难去批判自己出身的结构，甚至两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是“蒋经国学校”出来的。

第二，从1990年代中期的主流论述就希望摆脱悲情形象，希望诉求中间选民，如早在1994年的市长选举时就喊出“快乐希望”的口号，希望大家“往前看”。政党轮替后，他为了巩固政治权力，更向以往威权统治中的鹰派如王升示好，而并未认真追求转型正义，只是在政治斗争需要时，才会提出这些主张，而让对历史的反思肤浅化。到的第二任，面对贪腐危机，开始高喊“转型正义”这个名词，使得“转型正义”成为帮逃避政治危机的工具或者一时便宜的政治修辞。

第三，研究“转型正义”的台湾学者吴乃德教授指出，如果政治压迫距离民主转型的时间较久，对那些历史的残酷行为的道德愤怒也会降低。在台湾，90%的人权侵犯事件发生于1970年之前，只有1%发生在1980年代。威权体制的晚期，政治控制的主要方式逐渐由暴力压迫和逮捕，转变为心理层次的压制。

历史的疮疤，再痛都要揭开。没有揭开是不可能彻底治愈的。但是，社会不用惧怕的是，追究转型正义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需要我们耐心地培养共识，而这个共同检视集体记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学习。 立于1995年2月28日，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园内的和平纪念碑。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拉斯，承认少年时期曾加入纳粹党卫队，震惊德国和世界。为什么这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这是因为不论是在德国或欧洲，对于纳粹政权以及个人在那个体制下的责任，早已提出了一套关于是非的价值标准。当然，台湾威权统治的残暴罪行远不能跟纳粹比较，但是我们对于自身的黑暗历史，对于曾作为压迫者一员的个人的历史责任，似乎还没开始诚恳面对，就想赶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