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幕后”到“前台”

2007年5月22日和24日，人民音乐出版社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推出了两台“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以下简称“曲库”)音乐会，并组织了“曲库”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将刚刚出版的15部交响音乐总谱正式推向市场。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对这一系列活动表示赞许的同时，人们也提出疑问：作为习惯于在“幕后”工作的音乐出版社，这一次为什么要跑到“前台”来组织音乐会演出等系列活动呢?下面我从音乐出版人的角度谈几点认识。

音乐作为听觉艺术，其特质决定了它必须通过“创作、表演、受众”三位―体的有机结合才能够实现其完整的艺术价值。交响音乐作为音乐艺术的最高体现，其三位一体的特质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同时，由于交响音乐创作的繁复，演出的艰难，受众覆盖面的狭窄，实现三位一体的结合又比其他音乐门类更加困难。所谓“玉在匣中求善价，钗在奁内待时飞”的局面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这就是说，要实现中国交响音乐的繁荣和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打通在创作、表演、受众之间的连接链条，使优秀作品及时公之于众，使“纸上的音符”及时变成“实际的音响”，使读者和听众能够及时“知道”并领略这些优秀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性运转。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无疑需要多个方面、多种途径的努力。那么，音乐出版能够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呢?产生自西方的交响音乐，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运作模式。其中音乐出版在与作曲家、乐团以及其他媒体方面在签约、出版、策划、演出、传播等方面合作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借鉴的。“曲库”系列活动的有益探索证明，音乐出版在推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带动优秀作品创作，打造中国交响音乐品牌

对出版社来讲，出版交响乐作品是一种胆识，而选择出版哪一部作品则是它的权利，但坦率地说，这种选择未必是准确的。然而，一旦出版社将自己纳入到交响音乐整体运行轨道之中，它的这种选择就必然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包括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评论家的评头品足，必须接受听众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换句话说，就是必须经过音乐市场的考验。表面上，出版社由此丧失了一部分自主的权利，但得到的却是更加正确的判断。反过来，优秀作品出版的导向作用以及社会和听众的反响，又将刺激作曲家努力创作出更加符合艺术规律并且为听众所接受和喜爱的作品。由此，这种由出版构成的良性互动建构了作曲家、受众群体和出版社三方受惠的结果。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确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为此，通过全程参与，出版社方面需要探索更具科学性的作品选拔机制，例如建立相应的专家评选委员会，建立公平公正的专业选拔制度(包括匿名评选)，建立读者和听众的反馈渠道等。而当这种出版、演出、研讨活动逐渐形成惯例，则必将引起社会各界，包括读者和听众的广泛关注，更多的监督、批评和评论将纷至沓来，这对产生真正艺术精良、影响深远、喜闻乐见，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民音乐出版社计划在八年至十年内出版100部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交响音乐作品，由此构成一个具有品牌价值的中国交响音乐文献库。

第二，利用出版优势，搭建创作、表演和听众之间的桥梁

音乐出版参与交响音乐运行全过程，在国外已经形成了一种为各方所认可的固定模式，许多国外出版社在签约作曲家，参与音乐会演出，宣传推广优秀作品等方面有着相当可观的作为。事实上，当我们阅读许多国外伟大作曲家的传记时，都会发现他们一生都在与出版商打交道，他们的创作活动往往是与音乐出版密不可分的。由于多年的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音乐出版长期以来没有参与到音乐创作和音乐演出的市场中来，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传播”这一概念所涵盖范围越来越大，音乐出版走向“前台”的迫切性已经凸显出来了。

目前，由乐团“委约”作曲家创作作品已经逐渐在我国形成范式，这无疑是面对市场经济促进交响音乐创作和演出的进步。然而，由音乐出版社“签约”作曲家出版作品并运作演出的这种在国外也已为惯例的模式却还刚刚起步。这种模式其实是和委约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交响音乐市场的两个重要支柱。“曲库”系列活动为中国音乐出版与作曲家、交响乐团、广大听众的合作开辟了一个新的交响音乐操作模式，更重要的是探索了音乐出版从“平面化”走向“立体化”的全方位出版道路。在两场音乐会上，一些作曲家将这一天称之为“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节日”，许多非音乐专业大学生听众在网上发帖子说“听懂了，喜欢上了中国的当代交响乐。对这些作品肃然起敬”。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活动找到了一条以出版社为主导，联合作曲家、交响乐团、音乐学院多方联手共建的交响音乐建设模式，初步在创作、演出和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第三，以出版为基础，建立当代中国交响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机制

通过与作曲家签订合约，出版社在出版交响音乐作品的同时获得了该部作品总谱、分谱和指挥谱的出版权(著作权永远归作者所有)。根据双方约定，出版社还可以该部作品的演出权，音响、音像制作权，广播、电视播放权，以及其他将该作品用于商业用途的权利。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版权法在18世纪初就已颁行了，但真正对作曲家音乐版权的保护却是直到20世纪初才在德国的法律条文中有了一些规定。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作者著作权的保护起步较晚，1990年才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而其中对音乐作品著作权的具体保护条文还没有具体化。实事求是地说，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整体的版权环境不容乐观，对音乐著作权的盗版侵权现象更是屡禁不止。交响音乐作为高雅艺术，作曲家千辛万苦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如果没有被正式出版，则有可能永远处于一种不受保护的状态。对优秀作品的版权保护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即保护我国优秀作品版权不被流失。在“曲库”研讨会上，不少人都指出，这次出版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首次批量出版交响乐总谱，这也就意味着大量优秀交响音乐作品未被出版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一些中国作曲家与国外出版社签约，导致如果我们要出版、演奏这些作品还要到国外去购买版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流失。

作曲家作为个人，在版权的维护上有时不得不处于“弱势”的地位，而出版社作为市场“实体”，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其已出版的所有出版物维权。维权的内容不仅包括作曲家作品不被侵害，更包括在作曲家授权的范围内对该作品进行各方面的运作和“经营”。许多媒体将“曲库”系列活动称作为保护中国交响乐资源的系统工程，让我们期待这一工程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注下建成并逐步拓展。

第四，采取多种形式，为中国优秀交响音乐作品“走出去”开辟道路

音乐版权的保护和运作，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