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5 01:27:06
要做到“以学术的方式备课”，要求教师一是要有研究的意识，二是要具备研究的能力。具体到语文教学的整个流程，主要应该在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以“学术的方式”研读文本，力求文本教学效能的最大化
教师首先要在不参考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先行进入文本”，这样可以获得对文本的独到感知，同时也能发现自己阅读上的费解点与困惑点，而这些极有可能也是学生阅读时的障碍（对学生阅读上的问题，教师也可以通过问卷或当堂质疑的方式来了解、解决）。发现了问题，通过查阅、整合资料，综合分析得到合理的答案与解释，然后再根据教学的需要确定“教什么”，才能让学生有真正的收获。
以《拿来主义》为例，下面的教学是很有代表性的：找出文中写了哪几种“主义”，然后一一破解这几种“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要解释鲁迅先生论述“拿来主义”为什么要从“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谈起，自然要涉及“大宅子”的比喻及比喻论证，自然要对鲁迅杂文“嬉笑怒骂”式的语言作赏析。
这些是《教师教学用书》“课文研讨”的主要内容，也是教学中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但如果把这些作为教学的全部，这样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本质上仍是没有多少收获的。因为这些问题大部分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基本上就能解决。真正有效的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应该探究哪些问题，教师要练就一双敏锐的鹰眼。
比如，很多教师在引导学生分析“送去主义”的表现与危害的时候，有基本相同的表述：“送去主义”既送“物”，又送“人”，最终的结果是“亡国灭种”。这样的分析初看似乎有理，但却经不住推敲。送古董、送古画新画到国外展览，送艺术家到国外表演，即便有些一厢情愿，毕竟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而把“中国的煤”让全世界使用，即便是事实，恐怕也没有“白送”的道理，怎么两者都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呢？可鲁迅所描绘的后代子孙“佳节大典”、“磕头贺喜”讨奖赏的画面明明就是亡国灭种的形象写照。这又该如何解释？
与一些教师谈及这个问题，回答是“没想过”。学生发现不了或感到困惑的地方，教师也发现不了或解答不了，那么课上就只能在文本的表层、在学生自己读得懂看得明白的地方打转转，白白耗费教师自身与学生的生命。
《拿来主义》是杂文，杂文的分析说理侧重于形象性（或曰文学性），所以阅读的时候，必须把形象背后隐含的思想或思维的轨迹清晰化。这样的要求，对学生而言有些难度，需要教师的引导与点拨。
备课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参考其他资料，但绝不能机械地克隆与照搬。学会对相关资料进行合理取舍与有机整合，这本身就是“学术”的内容之一。
关于《拿来主义》的写作背景，一些教师的课件上仍有“反动政府奉行政策”、“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等词句；关于文章的主旨，教师一口一个“鲁迅谈的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关于孱头、昏蛋和废物，教师则概括为逃避主义、虚无主义、投降主义。这些提法不是教师的凭空臆造，“教参”、“教师用书”上都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但问题是，教师面对带有明显政治先行式的论断，面对带有时代局限的阐释，面对有明显舛误的解析，为什么就不能如鲁迅文中所言“放开脑髓”、“有辨别”地“挑选”呢？对《拿来主义》主旨的理解，《教师教学用书》有一个沿袭多年的错误，即鲁迅谈的是要“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所以很多教师在课上也大谈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常常听得爱动脑筋的学生目瞪口呆：原来鲁迅的“作文”如此糟糕，前半部分说的是“送去”（送到外国）的危害，后半部分说的是从先人那里“拿来”，哪儿也不挨哪儿嘛。
“有辨别”地“挑选”是对参考资料的基本态度，教师用书也好，教案选也罢，都不是唯一的标准答案。教师要学会对已有的成果实行“拿来主义”，最终的目的是创出自己的新方案。
二、以“学术的方式”研究教法，力求教学设计与教学操作的最优化
新课程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在实际教学中，有些教师对“学生主体”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上课就是要让学生唱主角，就是让学生多说话，多讨论，多活动，而教师则只起组织调度（有点像主持人）的作用。有位教师教《拿来主义》，课堂教学以对话为主，教师问学生答，常常是一个问题要几个学生回答，学生答得好或者答得不好，教师统统予以肯定或鼓励。比如教师问鲁迅先生为什么要用整整四段文字写“送去主义”，有答是为了与后文的“拿来主义”形成对比的，有答是对“送去主义”者进行讽刺的，有答第3段用了比喻论证的。不能说这些回答错误，但教师设此问的主要目的笔者推测还是想让学生对文本的思路与结构有个宏观的把握，上述几个学生的回答，或者以偏概全，或者答非所问，教师应该在不损伤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情况下予以指正，将学生的思维引向严谨、开阔。
学生应成为学习的主体，但如何调动“主体”的学习期待、令其思维勃发，是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教师的设问要具有鲜明的指向性，要抓住文本的关键点聚焦学生的思考，要能起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作用；而教师的评点与引导要有点石成金之功效。这样课堂上才会产生有建构意义的对话及有思维含量的课堂生成。否则，学生说得再多，实际上是“什么都没说”；教师讲得再多，实际上是“什么也没讲”。
课堂讨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学生的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在信息的多项传递过程中获得、巩固知识，或解决有争论的、学生难以直接理解的问题。有位教师在教学中几次让学生讨论，其提交学生讨论的问题如下：①文章题为“拿来主义”，找一找文中涉及多少个“主义”？②“送去主义”是对外交流中的畸形状态，会产生畸形结果，用一个词概括这样的结果？③第6段哪个词最重要？第1个问题学生浏览文本后就能答出，还有必要讨论吗？第2、3个问题，学生的答案当然是五花八门，因为这样的设问本身就是“无理而问”，谁都明白，不是所有的文本（或文段）都能用找出关键词或最重要的词即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招数来突破的。
可以设想，几个学生聚在一起嚷嚷一通，或者争个面红耳赤，表面上课堂气氛活跃，但这样的活跃只是外在的，没有思维的碰撞与不深入的讨论，其实质只能是“作秀”。
有一位教师在教学导入及进行中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课外资料”：中国唐宋元明清及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占全世界的比重；清朝的文字狱；达达主义画家改作的三幅《蒙娜丽莎》画作；庞德的意象诗歌《诗章》、《在地铁车站》及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渊源；顾城的短诗《一代人》；力士、夏士莲、奥妙、立顿等洋品牌的提价风潮及所受的处罚。
把文本作为“由头”或“引子”，以文本或文本的某句话甚至某个词为端点，无限制地延伸开来拓展出去，实际上是教学散漫化、随意化的表现，这样做除了客观上多少有些开阔学生视野、显示教师的博学等作用外，于文本的阅读与解析实在没有多大的帮助。
拓展延伸应在深入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或由此及彼，或由点到面，或由浅入深，其目的是巩固基础、开放视界、深化思维。笔者执教《拿来主义》时在“拓展延伸”环节设计了几个问题：①有人说，鲁迅在文中对刘海粟、徐悲鸿等大师的批评与讽刺是“误伤”，搜集相关资料，谈谈你的看法。②鲁迅在设喻时，用了“祖上的阴功”、“合法继承”等字句，捎带给某些人以讽刺。联系读过的鲁迅杂文，赏析这种“挂角一将”式的讽刺手法或作出自己的评价。③查阅资料，看近百年来我们从国外“拿来”了什么，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拿来”？
后现代法学是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方法引入到法律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法学思潮，学界大致认为后现代法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它的一般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否认法的中立性、确定性和普遍性。法律是权力的产物，立法者和阐释者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都带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法律不再是确定性的和普遍性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并不能对该国国内所有的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新少数”(newminority)并不能依据现存的法律规则和原则寻求保护。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和对法律规则和原则的适用，都是主观的甚至是任意的选择。其次，解构法律的神话，对被压制的知识予以重新解释。“解释学”(heimeneirtics)、“解构”(decomtmction)、“系谱学(genealogy)策略”实际上是后现代法学者主要运用的三种方法。解释学是把各种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文本”(Text)作为社会存在、历史经验、社会生活方式的表达，其意义不能用注释学和训诂学的方式去注释或途释，而应该通过对被表达对象的“体验”去揭示。®解构大致意指瓦解法学“中心主义”等级观念和颠覆法学“二元对立”观念、并在“瓦解”和“颠覆”的基础上拆卸法学中任何“宏大话语”的理论策略。®“系谱学应该被视为一种试图把历史知识从隶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够对抗理论化、统一化、形式化的科学话语的压迫。”“话语的理论上的统一性从某种意义上必须被搁置或至少被降低要求，被分割，被推翻，被讽刺，被戏剧化或您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试图以整体性来思维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对于研究工作的一重阻碍”，®系谱学策略在于凸显出被遗忘的、被压制的、非法的知识。再者，后现代法学并非一个统一的法学流派，而是内部分化，流派繁多的法学思潮。女性、少数民族、黑人、同性恋、原住民以及残疾人等传统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都纷纷主张自己的利益。所以，后现代法学的观点具有断裂性、零碎性和非连续性等特点。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法学的影响十分深刻，主要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法律运动、后现代主义法理学、后现代女权主义法学等方面。®在加拿大，新现实主义法学思潮是后现代主义在法学领域的集中体现。新现实主义法学既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自然法理论、分析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的真知灼见上，又对他们的早期理论提出质疑。同自然法理论相通，他们认为法律必然要建立在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但认为，法律不能够脱离其它社会因素;与分析法学一致，他们认为法律是人类社会的结构要件，法学应当注重对实证因素的把握，但他们批评分析法学纠缠于法律本质问题，对人们以法律的名义所作的社会实际行为了无兴趣;和现实主义法学一样，他们认为要区分“书本上的法律”和“活的法律”，但他们批评现实主义法学排斥特定的社会阶层，对种族、阶级、性别、残疾人、性变态者视而不见。®他们运用批判的方法对种族、阶级、性别、残疾人、性变态者予以法律分析，形成了女权主义、批判种族主义、原住民理论、同性恋理论、批判残疾人理论等独特的理论形态。
一、女权主义法学(FeministJurisprudence)
女权主义在法律领域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末的英国。1790年，玛丽沃尔斯顿科拉夫特(MaiyWollstonecraf)出版了《为妇女权利辩护》®—书，用自由主义的观点对有关妇女的立法提出质疑,成为法律领域的女权主义的开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开始争取确立妇女平等地位的立法。而在加拿大，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法律允许已婚妇女拥有财产并可将其列人婚约，有些省份的妇女还获得了市镇选举权。1930年，英国枢密皖正式承认妇女的法律主体地位，加拿大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劳动保护权、儿童监护权等人身权利。伴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运动，妇女逐渐作为一个性别阶层成为法学研究对象，女权主义法学理论日渐活跃。1976年，加拿大的女权主义者劳伦娜克拉克(LorenneClaric)发表《政治与法律：男性霸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声称：透过黑格尔、肯特等的法哲学著作，人们可以看出以往的“政治及其理论基础，和产生于其中的实践，当然包括法律和法学理论，都清晰地记录了男性霸权主义的轨迹。”“当这些理论家被剥去其性别伪装后，除了男性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他们一无所有。”⑮1977年，她在《强奸：强制性行为的代价》一书中，对男性主导的法律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在早期的奴隶制刑法典中，被定义为强奸罪的不是一种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甚至不包含性别的内容，而是侵犯另外一个男性财产权的行为。女权主义者们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雇佣劳动、财产、住宅、监护、公共事务、陪审、性骚扰、虐待、乱伦、堕胎等问题予以探讨，声称:“千百年来，法学理论一直充斥着男性的声音。凡是拥有‘法学理论’的人，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到马克思、哈特、德沃金，不仅都是男性，而且都发出标准的男腔。尽管西方妇女从十八世纪就开始谋求打破男性霸权，但收效甚微。”⑯不仅法学理论的原创者绝大部分是男性，法律的概念和目的反映着男性的理解和经验，妇女的呼声被排斥在外，而且法律实践、法律教育、立法机关、司法系统都在男性专制主义的阴影笼罩下。自然法理论、分析法学、现实主义法学都无一例外声称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基本相同，平等待人是法律的根本原则。女权主义就是要强调法律对不同性别区别对待，揭示法律平等的误区，提升性别差异的比重，改变父权制条件下形成的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女权主义对法律所进行的分析和批判最终产生了一系列诸如自由的、一体化的、激进的、社会主义的、种族意识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这些文章和书籍的问世奠定了加拿大女权主义法学和政治学的基础，并掀开了加拿大女权主义法学的序幕，最终导致了加拿大宪法性文件对妇女地位的特别保护。
自由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试图通过主张妇女的特别权利矫正法律平等原则对妇女的伤害。“本世纪妇女面临的最大法律压迫就是‘平等’。平等的托词证明，在妇女被当作法律上的平等主体和作为一个性别阶级受到持续压迫之间充满矛盾。女性在事实上是与男性不同的。妇女千百年来在体力、智力、经济、社会和法律上受到的压迫时刻挤压着她们。但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官们借口‘平等’，把这些差异当作继续压迫妇女的理由。主张平等的理论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区别对待妇女的提议要么当作‘不平等的特殊对待’，要么当作自由主义的退化。”®她们呼吁创制承认性别差异的法律，为妇女参与法律过程、获得法律权益创造实质平等的条件。例如，加拿大女权主义法学研究者嘉维根(Gavigan)就m：“加象大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公平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修正这种公平，使妇女被平等对待。”©它们常常叩问法官在处理涉及妇女的案件中，是否加倍关照妇女权益。例如，一个想重新与她的子女共同生活的离婚母亲，有时会在法庭上声称宁愿独居，原因就在于害怕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正因如此，这种法学又被称为“搀杂妇女因素的法学”。
一体化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则认为：传统的男女平等的理论假设不是女权主义的基石，它仍将男性作为价值的衡量基准，没有意识到女性的特殊性和不同之处。它们认为法律形式平等、性别中性化而非歧视、机会平等还不够，要追求“实质平等”或“结果平等”，要给予妇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以获得结果平等。例如，当一个妇女进行个人选择时(比如生育)，政府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比如支付儿童养育津贴)，将个人选择(生育)和社会的责任(养育)做出一体化的安排，才能改变只由妇女实际担负儿童养育责任的社会现实。©它们否认加拿大社会的公平性，呼吁进行有重大意义的社会改革。
激进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视妇女为一个阶层，认为现存家长制社会的男女关系与其说是平等，不如说是专制;父权制笼罩在我们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经济、社会交往、现代文化、国家政策等领域，法律体系从形式到内容更是建立在男性主义基础之上。®它们把目光聚集在针对妇女的暴力上，认为这种暴力是在雇佣制度、性骚扰、色情业立法中显现出的男性至上主义的必然产物，不仅是对刑法的违反，也是对《加拿大宪法》冒犯。尤其是色情业扮演压迫妇女的关键角色，必须通过色情业立法予以矫正。
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也承认性别特征是形成妇女压迫的重要因素，法律又使之得以强化。但是，它们更强调阶级因素在分析妇女地位中的重要意义。虽然妇女是性别社会中的普通成员，但所处的阶级不同，所受的影响就不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领域，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有不同的形式，而性别特征和阶级是理解妇女不平等的钥匙。它们把研究的领域集中在堕胎、监护、离婚等方面。比如，有的研究者就认为：关注离婚群体的形式平等的法律改革对妇女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她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与男性截然不同。®当监护人(通常是妇女)发生变更但探视权人(通常是男性)反对这种变更时，对儿童有利的判决就会明显不利于母亲。对男女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忽视，会最终损害妇女和儿童的利益。®作为批判种族主义法学的分支的种族的女权主义法学理论则声称，妇女所受的压迫远非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描述的那么简单，必须借助综合的方法处理妇女社会问题。家庭法领域集中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总之，女权主义法学对现行社会和法律的分析对赞同或反对现行法律制度的观点都是挑战。对它们而言，法律集中体现了父权制与妇女平等地位的对立。重构法制就需要深刻了解不平等，采取矫正措施消除妇女的这种差异性。”®但是，加拿大一些学者认为，对妇女的差异性的过分强调，又有可能导致法律领域的另外一种专制。
二、批判种族主义法学(CriticalRaceTheory)
批判种族主义法学与形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批判种族主义理论存在密切的关系，在加拿大有不少的支持者。这种理论“从有色人种的确切的经验、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出发，站在非裔美国人的角度，以种族意识为视角，对美国的法律予以批判。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通过保证使每一个公民，更不用说每一个种族受到法律平等对待，美国的“白人”和“黑人”的种族歧视问题已经解决。而批判种族主义法学认为，现实的法律是“色盲(Color-blindLaw)”的法律，完全误解了肤色。“黑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含义不同，因为肤色不只代表色素，而且是一个传统、一段经历、一套文化、一种身份，打上了特定社会的烙印。而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里，种族关系又是局部的、不稳定的和不断变动的。种族和种族问题无法根除，为了保证不同种族在多元文化中共同生活，包含种族意识的法律是必要的。®德伏林将加拿大批判种族主义的理论主张归纳为：其一，种族不平等和种族歧视深深根植于加拿大的法律体系之中，多元文化主义并不能贏得实质上的平等;®其二，历史上存在于加拿大社会和法律体系之中的种族主义并没有消亡，它仍旧是影响加拿大现实法律的活跃因素;®其三，肤色和人种不是形成种族歧视的原因。种族歧视意味着对肤色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当种族歧视与犯罪行为相结合时，就形成一种病态社会。®其四，白色人种在法律上不仅没有被歧视，反而享有种种特权。“法律是保障白人利益的工具”。®其五，由于种族主义的实际影响，在法律中无视肤色和人种也会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际的不平等。在审判中平等对待不同文化背景、肤色和人种会比区别对待更不公平。®其六，不能忽视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如果一个黑人或原住民妇女受到歧视，那么这种歧视究竟是基于种族或是性别，还是双重因素?在分析黑人或原住民妇女受到强奸、性攻击或性骚扰时，这种复杂性就显现出来：这些黑人或原住民妇女的证词比在同等条件下白人妇女的证词更可信任么?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同样一个社区里，黑人或原住民妇女犯罪率会高于男性。
三、原住民法学(FirstNations.Jurisprudence)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被称为“自主”的时代，一系列有关印地安人的法案，比如《印地安人教育法》(1972年)、《印地安人财政援助法案》(1974年)、《印地安人教育协助和自主法案》(1975年)、《印地安人医疗保障促进法案》(1976年)、《由部落控制的社区教育协助法案》(1978年)和《美洲印地安人信仰自由法案》(1978年)等被通过，在政治和学术界，人们热烈讨论着“部落主权”问题。®受此影响，二战结束后，逐渐进人加拿大国家政治议程的“本土问题”——原住民(aboriginalpeoples，或firstnation)或称为加拿大土著印地安人的权利问题也在七十年代显现出来。1982年，《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35条确认“存在原住民和他们的谈判权利”,®原住民的权利由此成为加拿大主流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原住民的政治领袖人物将加拿大土著印地安人对加拿大的土地、自然资源(捕鱼和打猎)和自治的要求集中到建立“印地安人的自治政府”政治主张上，认为“原住民和他们的谈判权利”就包含了建立“印地安人的自治政府”的权利。围绕在自治政府与联邦政府、省政府的关系以及因纽特人、混血人种、城市里的原住民的权利的争论在加拿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赞成者认为：不仅要让原住民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自治，而且要让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自足，两者缺一不可，因为政治权力必须得到财力的支撑才能运转;®反对者认为：建立官僚化的自治政府谋划原住民的生计，实际上是在政治系统中人为重复设置机构，导致低效率、无活力、费用高昂、程序拖沓的办事体制。®原住民的代言人认为他们有捕鱼权，而反对者认为：原住民的捕鱼权已经随着《联邦渔业法案》的颁布而自然终结了。但是反对者的主张未被法院支持。在1990年的Regina诉Sparrow案中，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接受“被法律灭绝”的权利，他们认为：从形式上讲，一项有争议的权利被“被法律灭绝”时必须是“清晰而明白的”;从实质上看，这种权利主张并不是为了去维护古代印地安人的习惯权利，而是为了帮助现存的印地安人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生存和发展。联邦政府应当确认印地安人有优先于商业和娱乐业的捕鱼权。®原住民的代言人据此就更进一步认为：原住民的权利与其说源于成文宪法，不如说是源于本民族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适时组织原住民的立法机关;保护和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化、经济、民族特点、社会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优先权和社会的完整性;发展、巩固和控制他们与他们的土地、水源和环境的联系。这些都是源于传统、保证他们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然而，迄今为止，一切建立原住民自治政府的努力尚无结果。但只要原住民保留地存在，这种努力就难以消除。事实上，近年来原住民保留地的地方政府在教育、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权力一直在逐渐扩展，建立原住民自治政府也是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在1993年的竞选纲领，各省建立原住民自治政府的协商也没有中断。
原住民法学理论认为：强制性的契约、《印第安人法案》和剥夺印第安人自治权和民族特色的保留地制度都是霸占原住民土地的手段，隔绝原住民与主流社会的藩篱。近年来，更有人鼓吹刑事法院对原住民的歧视性审判是地地道道的种族主义行径，警察、司法和监狱系统每天都把大批的原住民扔进牢狱。®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不仅在刑事审判领域，而且在监护制度、法学教育、联邦与省际政府的宪法性分权体制方面都浸透了加拿大式的种族主义。®它们把目光集中在司法过程上，认为法院对被告人案底背景、雇佣经历、教育素质的全面审查如同滚雪球似地导致了对原住民的系统性的歧视。®同样,由于白人和原住民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对一个简单事实的描述甚至也会酿成巨大的误解，尤其在形式多样的诉讼程序之中更是这样，所以“法律真实”要让位与“原住民认可的真实”。
但是，在加拿大法学和法律实务领域，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白人的法学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白人的法律如同他们的信仰一样，都包含救世主般的热忱：无论是饱含法治理念的英美法系，还是浸润人权信仰的大陆法系，从结构到形式，都优于本土的法律形式和粗糙的土著文化。这种观点其实也是自然法观念的流露：支配宇宙间的普遍法则也同样支配加拿大。®加拿大的文化不同于美国文化，它是一个熔炉而不是水果拼盘，要讲求融合。每个人允许保留他(她)的文化背景而不应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的侵害，不因身份的不同而受到惩罚，平等和多元化是基本的政策，自由主义是它的基本的信条。所以，法学界对于近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原住民法哲学批评甚多。
批评原住民法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当女权主义对加拿大法律进行批判时，仍然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寻求将它们的改革方案揉和到现存法律制度当中，表现了一种连续性。而大多数原住民法理学家认为加拿大目前的法制体系与原住民的文化极端不协调，抱怨法律将原住民置于次要和边缘地位，必须重新考虑种族隔离，认为建立自治的、独立的司法系统是法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加拿大宪法》如同迷惑人的关于法律权利的演说一样，都把视线集中在法律的强迫性上，都强调义务和责任，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异于原住民文化的鬼把戏。®这些原住民法理学家的观点都对传统的加拿大法律思想提出了挑战。
鲁迅先生以“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鲜明地指出了“立人”的重要性，并随之提出了“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立人”目标，进而围绕如何“立人”，又申发出关于立人的途径和方法、基本要求、切入点和根本点的一系列论断，回答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如何活在现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作为地方立法机关，市人大常委会也面对着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地方立法工作；而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的一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立我”以适应新时期地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新任务。
“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这便是“立人”的第一种途径“改革之路”。鲁迅先生把改革、创新视作实现生存这一最基本需求的必然途径，恰恰是赋予了“革新”以极其高度的重要性。创新需要勇气，改革更难免壮士断腕之痛，然而“生存不是苟活”，在新时期地方立法要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及时更新理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我们需要思考，在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基本完备的情况下，怎样发现社会问题、挖掘立法需求，并从追求数量转向崇尚质量；我们需要思考，在法律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本市发展面临创新转型的情况下，怎样实现从立法项目到法规内容全方位的与时俱进。这些新的理念，必然催生我们进一步完善立项论证制度，以从纷繁复杂的情势中找准急需立法解决的问题和社会需求，并以此为导向，选择恰当的立法体例、引领法规中的制度设计，使法规真正符合实际的需求，以达成其“有效”、“管用”的质量标准。
“比较既周，爰生自觉”。鲁迅先生“立人”的另一方法是“拿来主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是“开放之道”。在我们的立法过程中，可以有两个方向“伸手去拿”，一是群众，二是同行。向广大群众拿的便是民情、民需、民智，公开立法信息和资料、开放审议表决等程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强化，从而为从群众中“拿来”搭好台、铺好路的基础性工作；优化征求意见的做法、建立民意反馈渠道、深入基层开展立法调研、联合社会力量起草法规草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有所突破，从而提升“拿来”的实际效果的重要方面；更加重视代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尤其是发挥代表中的专家资源，正如法制委、法工委已经尝试的就立法规划向全体市人大代表征求意见、邀请代表列席法制委员会会议等做法，都是提高“拿来”效率的有效途径。向同行同仁拿的则是经验、思路、做法。比如我们从全国人大常委会那里“拿来”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学法制度，从一些兄弟省市那里，我们“拿来”了《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基本要求》。而向社会公众征求立法计划项目、通过网络征求公众对草案的意见建议等做法，也是我们可以“适时适量”地“拿来”并为我所用的。
“拿来主义”是解决生存问题后谋求发展的捷径。当然，对于“拿来主义”不能机械理解，“拿来”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其必然需要对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所取舍，鲁迅先生早有声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样才不至于南橘北枳。比如对于代表、专家提出的立法建议，如果条件暂不成熟的，可以“存放”起来，在今后的立法工作中不时地梳理分析，一旦时机成熟便能焕发其活力。即便是可以“使用”的，也一定离不开前面所提的“改革之路”，比如常委会组成人员学法制度，在上海，就根据实际需要，衍生出了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就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专题给全体市人大代表作讲座的新形式；又如《地方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基本要求》，就是我们在学习兄弟省市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指引”的形式发挥主导作用这一做法的基础上，根据上海实际情况作出适当调整后所产生的。这样的创新，在实现工作“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制度的“发展”，赋予了既有制度新的生机。改革之路和开放之道相融于拿来主义，形成了“生存—发展—新生”的前进轨迹。
刘教授对于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解读还深入到其基本要求、切入点和根本点。刘教授概括“立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诚为本、以爱为纲的待人之道，以及认真、现实、锲而不舍和勇气、理性、谋略的处世之道。这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立法中应如何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回避、不绕道、不避重就轻；立法中应如何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多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各方利益的整体平衡；立法者应如何在“泥土精神”、“一石一木”精神的支撑下，发挥智慧、魄力和韧劲，敢于碰硬、破解难题。刘教授总结“立人”的切入点是“发国人之内曜”，根本点是“让群众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又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立法中应如何激发、引导并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同时又以“不俯就”、“不迎合”、“不媚悦”的态度，科学甄别、取舍，处理好高音与低音、强势和弱势、少数与多数、全民与网民的关系；立法者又应如何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使制度和技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发挥出最大效用，从而集全体立法人的力量，铸就其产出的法规的高质量。
正如刘教授所感：鲁迅离我们渐远，然而他的“立人”思想却离我们渐近。在进一步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征途上，当下的我们仍然可以从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将鲁迅先生“立人”思想之炬棒棒相传，直至达到所向的目标。
一、重难点训练
数学训练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训练内容时，要紧扣教材内容，并研究学生的实际情况，让训练的题目符合学生思维的特点和认知规律。在训练时，我们也要学会引导学生，让他们在训练中迅速掌握各种解题技巧。
例如：在教“8的认识”时，为了把握住知识的实质，让学生透彻地了解知识的内涵意义。在训练时，我让孩子们伸出8个手指，可以是5个加3个，也可以是4个加4个，这些都是8的组成；让孩子们拿出8个小棒，可以一根一根拿，也可以两根两根拿，还可以四根四根拿，这些不仅有8的分成，还有乘法的初步知识，如果他们加对了、拿对了，就说明他们能够理解8的内涵意义了。因此，我们在训练时，要切记突出重难点，把握学生的需求，让他们在玩练中学会数学知识。
二、分层次训练
我们在设计训练内容时，要注意层次性。层次性的训练可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让学生们更容易接受。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这句话，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道理：学习好的秘诀就是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兴趣。若兴趣十足，他们一定能学得非常好。而分层次训练，可以让学生们逐步认识数学知识的规律性原则，让他们在经历由浅入深、逐步递进的过程中，对数学知识的兴致越来越浓。
例如：在学生们认识了分数，并知道了分数的意义之后，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具有层次性的练习，让他们在分层训练中进一步巩固新知。第一层次：①4/5是把单位“1”平均分成（ ）份，表示这样的（ ）份的数；②在图中画阴影表示一个分数；③把8只小猫看成一个整体，平均分成4份，2只小猫是整体的（ ），4只小猫是这个整体的（ ）。这样的三道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分数的意义，每道题目都有它的独特功效，针对性特别强。第二层次：生活中的分数。让孩子们说说下列每句话中分数所表示的意义。①小华看了一本书的2/3；②王天吃了一块大饼的5/9；③王大叔的地里有4/7是青菜。这样的三道题让孩子们进一步理解了分数的意义，也凸显了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第三层次：首先，拿出一个装有8个糖块的袋子。请一位学生上来摸出8个糖块的1/2（4个）。再请一位同学上来摸出剩下糖块的1/2（2个）。提问：同样摸了1/2，为什么第一位同学是4个，而第二位同学是2个呢？通过这样的数学活动，很好地考查了学生对分数意义的理解，同时也为后面分数的乘除法学习奠定了基础。可见，分层次训练能够巩固孩子们所学的知识，而且也能提高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致。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可以多用这种方式，让学生们在分层次训练中，对数学学习充满兴趣。
三、思维训练
在一次听课中，一位专家说过：“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生命和灵魂，是数学知识的精髓，是把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桥梁。”由此可见，数学思想方法是多么重要。中国的教育培养出了许许多多会做题的高材生，而西方教育制度下的学生，在做特定解法的题目时，往往不如中国学生，但在开放性问题上，他们的创造力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小学数学教师，我们不应该把孩子们框在某一个特定的圈子里。我们更应该积极利用和开发一些开放性问题，让孩子们的思维更活跃、更具有创造性。
例如：在解决“租船方案”问题时，可以锤炼孩子们的开放性思维。问题：四三班组织40位学生去公园里划船，每条大船可以坐7人，租金是20元；小船可以坐3人，租金15元。如果你是班长，你准备怎样租船？你是否能把每一种方案都写出来呢？在学生们思考方案时，我发现他们的解题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学生们会找到一种方法，然后依次去推算；②用列表的方式去设计方案；③先猜大概需要几条大船，然后推测小船需要多少，最后进行验算。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开放性数学问题，学生们在解决问题时，思维非常活跃。如果让他们找到一种方案，他们会觉得很容易。但若让他们写出全部可行的方案，他们就开始挠头了。因此，我们在教学时，要注重策略引导，让学生们学会有序地思考，养成有条理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才不会出现遗漏。我们相信，孩子们的数学素养就是在如此的训练中慢慢养成的，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在如此的训练中形成的。所以，我们要多设计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他们去思考、去探索，这样才能让他们的数学能力得到稳步的提升。
总之，数学训练是培养学生能力、发展学生智力和积累数学经验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要重视数学训练，把训练融于课堂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中。我们也要有一双智慧的眼睛，要从学生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让他们在训练中获取更多的数学知识。
加拿大原是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居住地。16世纪起沦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后来又被法国割让给英国。1867年，英国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将加拿大省、新不伦瑞克和诺瓦斯科舍合并为一个联邦，成为英国最早的自治领。1926 年英国承认加拿大的平等地位，使之获得了外交独立权。1931年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其议会也获得了同英国议会平等的立法权。 加拿大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主要由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通过的宪法性文件构成了它的宪法，其中包括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不列颠北美法案》， 1867－1975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以及1982年加拿大议会通过并由英国女王批准的《加拿大宪法法》。1981年12月2日和8日，加拿大议会两院通过了《加拿大议会致英国女王请求书》和《使加拿大参议院和众议院请求生效法》，并送交英国议会审议。呈文附件包括了《加拿大宪法法》。1982年4月 17日，英国女王宣布：终止英国议会为加拿大立法的权力，英国议会的立法不再作为加拿大法律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加拿大；女王还签署了《加拿大宪法法》。《加拿大宪法》规定，宪法是其最高法律；任何法律如果不符合宪法的规定，其不符合的部分是不发生效力的或者是无效的。 加拿大的联邦议会及其立法职权 宪法规定，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联邦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由英国女王的代表——总督、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加拿大总督作为英国女王的代表，其职位只是象征性的，没有行政实权。总督的主要职责是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命民选产生的总理及其政府，签署议会通过的法案，接待来访的国家元首，接受外国使节递交的国书，为三军将领授衔和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者颁奖等。总督还是加拿大军队的最高统帅。 加拿大联邦议会每年开会约27个星期，时间通常从9月开始至次年6月。共约175个会议日。1991年改革为134个会议日，为了弥补减少会议日带来的时间损失，每一个会议日增加一个小时，并相应减少了施政演说、预算辩论、“反对党日”等的时间。逢国家法定节假日议会休息。议会休会期间，议员均回到自己的选区工作。参议院每周开会时间集中在星期二至星期四。众议院则从周一至周五都开会，星期一为上午11点至晚上7点，周二至周四为上午10点至晚上7点，周五为上午10点至下午2点30分。星期一至星期四晚上会议结束前半小时，是法定的众议院辩论时间。议会议员必须与选区选民保持密切关系，“在众议院开会的周末以及在休会期间，他们都必须尽可能多地回到自己的选区，只有这样才能与选民接触，研究他们的问题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参议院共有105名议员，名额按各省人口比例和历史形成的惯例分配，任职无限期。从宪法理论上讲，参议院与众议院在立法中的地位是平等的，“除不具有财政立法的提案权外，参议院拥有众议院的一切权力。” 参议院有权提出大部分法案，修改或者否决众议院的法案，但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参议院从一开始就只能起到从属作用，它的实际职权大致局限于审议私人法案、调查涉及公众利益的争议，以及出于政治考虑的有限范围内复议众议院所通过的或者等待通过的法案。加拿大历史上设立参议院的主要目的是制衡众议院的立法，使立法更加慎重、完备。虽然宪法授予参议院享有与众议院基本相同的权力，“虽然参议院在议会大楼中部那些装饰华丽的红色大厅内拥有表面上的权力象征，但事实上它在立法程序中远不及众议院那么重要。” 在立法职权方面，参议院的主要职责是审议、通过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凡众议院通过的有关法案，均须经参议院通过，才能提交总督签署。参议院对众议院提出的法案有权否决和修改，但修改后的法案还须经众议院再次通过。参议院也有权提交议案， 但数量很少，且不能主动提出任何涉及财政预算、税收和修宪的议案。 参议院很少完全否决一项议案，它总是对众议院审议通过的议案提一些修改意见，甚至对一些有关财政的议案也提修正案。参议院无权对有关财政的议案提增加开支的修正案。如果参议院提的意见好，众议院会原封不动地接受，如果参议院提交的修正案众议院不愿意接受，参议院必须将修改理由交到众议院，如果众议院还是不同意修改，而参议院又坚持要修改，就在两院之间成立一个联席会进行协商。虽然先由参议院审议的议案并不多，但参议员一般都在银行业、工商业工作过，他们经常处理一些技术水平要求比较高的法律，如破产法和公司法等，能帮助众议院制定出高质量的法律。私事议案（私人团体例如职业协会等提交的议案）一般都先提交到参议院审议。为更充分地审议议案，现在参议院总是在众议院尚未通过议案前就提前非正式地对该议案进行审议。1991年的议事规则规定，议长或副议长接受议员的动议，可将某一众议院正在审议的议案非正式地提交某个委员会审议。 参议院在众议院开会期间，每星期有三个下午举行议会全会。参议院的大部分工作都由其下属的委员会处理。参议院下设20个委员会，它们是：土著委员会；农业和森林委员会；1867年宪法93款修改特别联合委员会；银行、贸易和商业委员会；布雷顿角发展公司特别委员会；儿童监护和权利特别委员会；能源、环境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渔业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国内经济、预算和管理委员会；立法和宪法事务委员会；议会图书馆联合委员会；国家金融委员会；官方语言联合委员会；特权和常规法令委员会；安全情报特别委员会；社会事务、科学技术委员会；条法审查联合委员会；交通安全委员会；交通通讯委员会。参议院的委员会经常开会，审议农业、渔业、贸易、银行、宪法事务、种族争端、社会政策等问题的立法。还有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理有关青年、新闻媒体、国防和贫穷等特殊立法问题。参议员的主要工作是审议法案，也可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近十多年来，参议院还承担了新的任务，负责调查贫穷、失业、通涨、老人、土著人、土地使用、科学政策、与美国关系、政府部门效率等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并提出报告，为政府制定政策和立法提供依据。 众议院有301名议员，由各省按照人口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 年。众议院设有20个委员会，它们是：土著事务和北方发展委员会；农业和农业食品委员会；加拿大遗产委员会；公民和移民委员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渔业和海洋委员会；外交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卫生委员会；人力资源开发和残疾人地位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司法和人权委员会；议会图书馆联合委员会；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自然资源和政府运作委员会；官方语言联合委员会；程序和议会事务委员会；公共账务委员会；条法审查联合委员会；交通委员会。 众议院的立法职权主要是：与参议院共同行使立法权；提出财政法案和弹劾案；负责对政府进行监督。按照加拿大宪法规定的原理，众议院是自由讨论重要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公共论坛”。联邦政府及其各部门，包括总理在内须对众议院定期报告工作。众议院有权向政府及其部门提出质询，并要求做出解答。众议院还设有各种与政府各部门相对应的委员会分别监督政府工作。众议院大部分时间则是用以审议法案，包括政府提出的公共议案和议员提出的私事议案。任何涉及国家财政预算问 题的法案，只有众议院有权提出。众议院有权通过预算拨款等影响政府的政策。众议院还可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或采取否决预算案的方式迫使政府下台。一旦解散政府，正式反对党可受命 联合组阁或提前举行全国大选。 众议院的内部事务一般由内部经济理事会管理。内部经济理事会由议长、副议长、2名内阁部长、反对党的领袖（或领袖指定的1名代表）、2名执政党后座议员，1名领衔反对党后座议员，1 名在议会至少拥有12个议席的第三党后座议员组成。内部经济理事会负责雇用众议院所有的工作人员并管理众议院的建筑房产，还负责决定众议院的行政、财政事务，为工作人员提供更优越的工作环境，以更好地为议员服务。 加拿大总督作为国家的实际元首，在立法方面，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代表英王签署法律；批准条约；任命参议院议员。 根据1867年的《不列颠北美法案》第91条规定，加拿大联邦议会在未明确规定由各省享有专属立法权的一切事项，联邦为和平、秩序和一个良好的政府有权制定法律。它的立法职权包括： 1、 公共债务和财产； 2、 民兵、路海军服役和国防； 3、 财政收入； 4、 商业和贸易的管理，失业保险； 5、 以任何征税方式和征税制度筹集款项； 6、 凭借公共信用举债； 7、 确定和提供加拿大政府中文职和其他官员的薪金； 8、 人口调查和统计； 9、 航空； 10、 标灯、浮标、灯塔和黑岛； 11、 航行和海运； 12、 海军医院的检疫、建立和维持； 13、 沿海和内海渔业； 14、 一个省与英国或其他国家之间以及两省之间的货物运输； 15、 通货和铸币； 16、 信贷、银行合并和纸币发行； 17、 储蓄银行； 18、 度量衡； 19、 票据； 20、 利率； 21、 法币； 22、 破产； 23、 发现和发明专利； 24、 版权； 25、 印第安人及其保留地； 26、 邮政服务； 27、 广播、电信； 28、 入籍和外国人； 29、 结婚和离婚； 30、 刑法和刑事程序； 31、 监禁； 32、 省际和国际轮船、渡口、铁路、运河和邮电等。 在联邦享有的专属立法权的事项上，如果各省立法与之相抵触，则以联邦立法为准。 除了以上列举的立法权限事项外，《不列颠北美法案》在其他条款中还规定了属于联邦的立法权限的事项，其中包括省际的工程与企业，以及被认为对加拿大具有普遍利益的工程。联邦对于各省的立法也有一定的限制权：联邦可对各省制定的法律行使否决权；可以指示省督拒绝批准省议会通过的包括宪法修正案在内的各种法案；即使经省督批准的法案，总督也有权在一年内予以否决。 尽管加拿大宪法对联邦与各省之间的立法权限有相对明确的划分，多年来也是一直按照这种立法体制进行立法活动，但是在研究加拿大立法体制时，“重要的是将其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随着对政府服务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联邦政府和省政府都不可避免要逾越其宪法所规定的权限界线。”用《加拿大政府与政治》一书作者的话来说：如果死搬宪法条文机械地解释联邦制，必然会忽略不断发展的政治过程对政府制度带来的影响。 在立法领域，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宪法对于立法 权限划分的滞后。 加拿大联邦议会是民意代表机关，尤其是众议院的每一位议员都直接向他的选民负责。加拿大联邦政府没有监察员，所以每一位议员都担负着监察员的责任，当他的选民与政府公职人员发生冲突时，议员有义务帮助他的选民并向选民提出建议。每位议员都有义务向其选民解释立法的目的和作用，回答选民关心的各种问题，告知选民议会目前从事的工作，并解释自己所属政党的立场及为何采取此立场。 政府在立法方面的职权 加拿大的行政权实际上是控制在内阁总理和各省省长手中。“内阁制定并执行一切行政措施，负责政府各部的工作，拟订大部分的立法草案，并几乎是独揽了财政事务的大权。因此，内阁是加拿大的政治中心。” （一）政府的立法提案权 政府有权向议会提出法案，这是加拿大行政机关在立法方面的主要职权。据世界议会联盟统计，从1978－1982年，加拿大政府共向联邦议会提出257项法案，议会讨论通过了144项，通过率为56%；同期联邦议会议员提出的法案有845项，议会讨论通过的19项，通过率仅为2%.政府提出法案的基本程序是：先由主管部长向内阁提出政策建议报告，提交有关的议题委员会研究批准，经内阁确认或者修改后，由司法部按该政策建议的意图起草法案，然后提交立法和议会统筹委员会从法律角度加以审议，同意后提交内阁批准并由总理草签，最后向议会正式提出。加拿大政府（内阁）的立法提案权受到质疑。“内阁不仅在执行现行法律中行使行政权力方面对众议院负责而且在提出立法提案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加拿大“内阁的权力在不断扩大，并且它在众议院中又往往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内阁是不是真的对众议院负责？加拿大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即众议院的作用看起来仅仅就是一枚橡皮图章。”自1935年至1953年自由党在金和圣劳伦特领导下长达18年之久的执政期间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长期执政的内阁部长看来，众议院简直有些碍手碍脚，根本不是什么人民意志的最高代表机构。他们的最终失败说明，民主制度下的人民是不会容忍这种无视人民意志的现象长期存在的。 （二）行使授权立法权 和英联邦管辖的其他地区一样，在授权立法方面，议会可以授予普遍宽泛的立法权给行政机关，但是授权不得是永久性的，议会在理论上也能够撤销授权。在授权方式上，议会通常应当用制定法的形式向政府或者内阁授权，它们根据授权法的精神和性质进行立法。加拿大“众议院将部分立法权授予内阁，因此，执法者在将法律用于具体情况时就可以采取自己认为可行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规定就是所谓的‘授权立法’或‘从属立法’”。在1990年代的后几年，加拿大的授权立法差不多每年要2000件（有6卷，2－3英寸厚）。加拿大1970的《法令文件法》规定，议会可以监控授权立法。该法规定的一个共同委员可以对法规和 其他法令文件进行监控。监控的标准包括：授权立法必须符合《加拿大宪法法》；不得滥用被授予的立法权力；不得侵占所掌管的政府经费等。 地方议会的立法权限 加拿大的地方政府分为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它们均设有议会，行使地方立法权。过去加拿大一些省议会曾经实行的是两院制，自从1968年魁北克省最后一个撤销其两院制议会后，各省的立法机关都改为一院制，成为一个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加拿大联邦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基本上是采取传统的联邦制国家的划分方法 ，即划分联邦的专属立法权限、地方的立法权限、联邦和地方共有的立法权限以及剩余立法权的归属。加拿大地方议会（主要是省议会）享有较大的立法权，可以独自制定法律对以下事项行使地方立法权： 1、 本省宪法；在省内征收直接税； 2、 以省的单独信用举债； 3、 省公职的设立和任期以及官员的任命和报酬； 4、 省属公共土地和木材的管理和销售； 5、拥有辖区内的自然资源； 6、地方性的工程与企业； 7、有权设立监狱、医院、慈善机构等； 8、规定市政制度和设立市政府机构； 9、管理地方企业； 10、省内婚姻的宗教仪式； 11、维护本省范围内的财产权和公民权； 12、省内的司法管理，包括省级法院（包括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的组成、13、维持和组织，包括这些法院内的民事程序 14、对触犯本省刑律的予以罚款、刑罚或监禁； 15、有权修改省宪法，但不能与省督的职权相抵触； 16、一般属于省内纯地方性或私人性的其他事项。 在各省且对于各省，立法机关可以单独制定关于教育方面的法律，但的从属和根据以下规定：（1）该法律中的任何规定不得损害联合体成立时任何类别的人所得的关于教派学校方面的任何权利或特权；联合体成立时在上加拿大依法授予和施加给女王的罗马天主教臣民的分立学校和学校信托人的权力、特权和责任应延伸至在魁北克的女王的新教臣民和罗马天主教臣民的异派学校；（3）任何影响“”的任何权利或特权的法律或决定，须请求枢密院中的总督裁断；（4）在一定条件下，加拿大议会为了本条规定和枢密院总督依据本条规定所做出的决定的适当贯彻，可以制定补救性法律。 各省议会比较重视依法管理，制定了为数不少的地方性法规。例如阿尔伯达省1974年了7000件（25000页）地方性法规和规章，1982年2024件，截至 1989年6月30日，就已了1638件（约20000页）。在私法方面，大部分立法权属于各省，由此也产生了由于法律多重性而引起的法制不统一的实施问题。为了减少这种问题，1918年建立了《加拿大统一法律会议》。《加拿大统一法律会议》以各省自愿磋商为基础，已在民法、刑法和商法领域就许多统一的或者典型的法律条文达成了协议。 在养老金及老人福利规划、农业、移民入境等方面，各省与联邦享有共同立法权。此外，加拿大宪法还规定了联邦和省均衡负担的原则，即为了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各省之间的贫富差距，联邦和省都要承担相应的宪法义务。《加拿大宪法法》第36条规定，在不改变联邦议会或者省议会的立法权或者它们享有的行使其立法职权的情况下，联邦议会和政府、省议会和政府负有以下义务： 1、为了加拿大人的幸福，促进均等的机会； 2、促进经济发展，以减少机会悬殊； 3、为全体加拿大人提供质量合理的主要的公共服务事业。关于此项义务，联邦议会和政府应当采取均衡支付原则，以便各省政府有足够的收入，能够在彼此相当类似水平的税收下提供彼此相当类似水平的公共服务事业。 为了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加拿大《1867年宪法》（1982年统一本）第94条规定，不管该法的任何规定，加拿大议会可以采取措施以统一安大略、新斯科舍和不伦瑞克的关于财产和公民权利方面的所有或任何法律，以及统一上述3省所有或任何法院的程序，而且3省中哪类法律通过时开始，加拿大议会就任何此类法律中任何事项进行立法的权力（不管本法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被限制；但是加拿大议会为了这种统一而采取措施 的法律在任何省不得生效，除非和直到该省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接受该法律。 参考文 1 参见「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等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215页。 2 参见王晓民主编《世界各国议会全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月版，615-616页。 3「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211页。 4「加拿大John W. Bosley：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liamentary Systems（《议会制度比较研究》），载王晓民主编《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20页。 5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美洲·大洋洲分册），法律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58页。 6「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207页。 7 参见王晓民主编《世界各国议会全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月版，611-612页。 8 参见「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256-257页。 9 曾序勇编著：《加拿大》（各国手册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07页。 10「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68页。 11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美洲？大洋洲分册），法律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59页。 12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Parliaments of The Word. Published by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86，P.912. 13 曾序勇编著：《加拿大》（各国手册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7页。 14「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 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181页。 因为“立法机关批准一项法律时不能指望它能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必须给予执法者以一定的自主决定权。尽管这种自主决定权是法令所给予的，因而它具有合法性。然而，这种决定权的范围越广，就越会使人觉得执法者并不是在行使原有法令所赋予的权力，而是在行使其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授权范围之广泛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1970年魁北克危机时实施的《战争措施法》。……这些措施使加拿大政治体制变成了一个准独裁体制。”「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181页。 15 J.A.G.Griffith： Parliament： Functions， Practice Procedures. Sweet Maxwell，198 9，p.245. 16 姜凡编：《加拿大民主与政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61页。 17 「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257-258页。 18 参见「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第259页。 19 Grerald L.Gall：The Canadian Legal System.Third Edition.Carswell Calgary，1990，p.46. 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美洲？大洋洲分册），法律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66页。 21《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06－1607页。 22 参见「加沃尔特·怀特等著，刘经美、张正国译《加拿大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林
昨天，记者拿着这道题 “考”了很多人，本科生、小学老师不知道、郑州大学的教授也给不出标准答案，连中国社科院的专家也被难倒了。
王先生的女儿上小学三年级，这个寒假，他给女儿买了一套正规出版社出的寒假作业。一道语文题，却困扰了王先生好几天。
这道填空题是这样的：用一个汉字表示以下时间：
7天，是；整个白天，是；整个晚上，是；12个小时，是。
前3个很容易，答案分别是周、昼、夜，最后一个，让王先生犯了难。查字典，找不到答案，上网查资料、问网友，也没人知道。
王先生本科毕业，在报社从事文字编辑工作多年，但这次，遇到这道小学三年级的语文题，让他彻底没了自信。
王先生不“死心”，拿着这道题，找了一圈同事，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有的说是“日”，有的说是“昼”，这些文科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也争论不休，各说各的理。
拿出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记者查阅了汉字里表示时间的字，日、昼、夜、晌等等，均未找到可以表示12个小时的汉字。
文字专家也被“考倒”
昨天上午，记者联系上郑州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她教了一辈子的小学语文，退休后被一所私立学校返聘。听了这道题后，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也是一筹莫展。
随后，记者找到郑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生导师王东教授。对于这道小学三年级的语文填空题，博士毕业的王教授竟一时给不出答案，他表示要“好好想一想”。
昨天下午，王东教授有些遗憾地介绍，他拿着这道题，请教了文学院的其他教授，大家各有答案，有的说是“天”，有的说是“晌”，但最后一讨论，也都觉得不是标准答案。
王东教授说，在汉语里，“一天一夜”表示24个小时，而“天”，有时专指白天，因此，他认为，用“天”来表示12个小时，是比较靠谱的。“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标准答案”。
国内文字学界最普及、非常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是由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著的。昨天下午，记者以家长的名义，电话联系上了该编辑室的谭主任。
听完这道题，谭主任非常严谨地介绍，据他了解，目前在汉语里，真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汉字可以最准确地表示12个小时。在国内权威专家这里，记者也没有找到答案。
寒假作业有时也自摆乌龙
眼下，郑州的小学即将开学，关于小学寒假作业的话题，也成了很多媒体关注的对象。据省会一家媒体报道，一道小学一年级的寒假数学题，竟把名牌大学学生、银行理财师都考“倒”了。小学一年级的数学题竟涉及初中知识，小学作业题，出得越来越“难”、越来越“奇”，已成为一个“趋势”。
对此，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双语小学教学经验丰富的魏老师表示，很多家长自己购买寒假作业，编辑质量参差不齐，不少出版社对内容审查不严谨，题目有歧义，有的寒假作业还出现过出错题的情况。
据王先生介绍，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女儿的学校并未布置寒假作业。但据他了解，绝大多数的家长都自己给孩子买了寒假作业，不想让孩子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是让孩子整天面对“高深”的寒假作业，还是让孩子多体验生活，每个家长都有自己的见解。
郑州一中原校长、教育专家马自力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假期里，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功能实际暂时淡化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功能随之凸显。
本文谈谈自己的具体做法：
案例一：“百分数的意义+百分数的运用”，联系生活实际，激发学习兴趣。
课堂40分钟宝贵而短暂，我们教师都分秒必争，想给学生多传授知识，一遍不懂，二遍再来，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所学拼命地往学生头脑里灌，甚至下课铃声响完还将最后的知识塞给学生。
可是在上《百分数的性质和意义》一课时，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在让学生明白百分数和一般分数的联系和区别后，让学生进一步理解百分数在生活中的运用和意义，列举了“太湖水”啤酒的酒精度为8%、“长城牌”干红葡萄酒的酒精度为11%、“茅台牌”白酒的酒精度为52%，要求学生判断哪种酒最厉害，打算将哪种酒送给自己的父亲并说明理由。学生兴趣盎然，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迅速理解了百分数的意义。
之后，我让学生想想身边的百分数，结果学生先后想到了成语中的百里挑一、十拿九稳、一箭双雕等都可以用百分数表示；名言中“天才=99%的汗水+1%的灵感”；自己一期的数学成绩优秀率和合格率中的百分数；下课时在室外休息的学生和在室内休息的学生各占的百分数；平时我们喝的橙汁饮料，橙汁和水各占的百分比……学生不一而足地列举了很多有关百分数的运用，让整个课堂灵动而和谐，学生在动脑、收集、探索中学到了新知。我作为执教者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深深体会到如今的学生智慧、聪明、早熟、接受快、信息广、起点高，今非昔比，如果我还是像原来上这课一样满堂灌的话，肯定学生学而无获，甚至演变为厌弃数学。同时我也惊异于学生能这么轻松地将课堂的视觉转向课外，从课内走向课外脚步的自然，思维发展的跳跃和学以致用的能力，看来我们平日的教学只是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忽视了学生是有思维、有思考能力的独立的人。我们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将课堂充分地还原给学生，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让学生体会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自发地学习身边的数学知识。
案例二：“2个苹果+3个苹果”能有效地创设情境，调动全体学生参与。
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唯有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习惯、能力为重点，才能在实践中触及素质教育的灵魂。
可在考试的指挥棒下，分数是学生的命根，“一分三率”才是老师的真理。“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都是好猫”，不管老师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能提高学生的成绩，最终能拿出分数说话，那他就是当仁不让的霸主。曾一度中，我也受到这种强烈的思想支配着，在课堂上急功近利，着急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迫不及待地想将自己的全部知识一股脑儿地全灌给学生。
如我刚教一年级学生加法的意义时，用动画演示1+2和2+3等多少，学生总是无法理解。突然，我想起了叶圣陶先生的话：“教师教知识，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行探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于练习，领悟之源广开，能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教师“教”的最高层次不是教会、教懂，而是让学生自主探索，在活动中学习发现从而获得知识。于是，我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教学方法，用“活动”构建课堂，让学生从“活动”中学。后来拿了5个红苹果，让两个学生表演，让一个学生手里拿2个苹果站在讲台的一边，另一个学生手里拿3个站在讲台的另一边，然后迅速彼此靠拢，将苹果放在一起，学生一下就明白了把两部分“合并”起来用加法。然后我又让学生用手势来演示加法的意义，形象生动，并且及时让全班同学用学具摆一摆，学生很快领会了“加法”的真正含义并能灵活运用。在我惊诧“活动”的魅力时，也真正理解了教育所提倡的“建设开放、自主而有活力的课堂”的真正含义，也真正体会到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并不是背道而驰，而是传授知识的更好途径。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只有真正落实素质教育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潜力，让学生投入到课堂中，增加教学的合力。
还有以前在上《长方形周长的计算方法》一课时，我设计了导学案，增加了学生自己（自主）学习的环节：导思――探究――固学――反思内化；以学生的学习为基础，大胆地尝试着将课堂放手给学生，让学生给长方形小黑板镶上漂亮的花边，计算花边的长度；给集体照片镶画框，计算需要多少厘米的木条……这样让学生自主地去探索，得出了长方形周长的计算规律：周长=（长+宽）×2。同时课堂上也增加了学生议论、讨论的时间，再运用这一现象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结果学生很快明白了长方形周长计算的解题思路。
案例三：“喜羊羊的位置+灰太狼的位置”，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让学生快乐地学习数学知识。
最近我教一年级学生位置的判定，学生无论如何都分辨不清左右。我在讲桌上摆了三种水果：苹果、梨子、桔子。边演示边问学生：苹果在梨子的什么方向？梨子又在苹果什么方向？桔子在梨子什么方向？梨子又在桔子什么方向？……随着我一交换位置，学生总是云山雾罩，不知变通。看着他们茫然的眼光，我痛感教育的失败。我想起我的孩子特别喜欢看喜羊羊和灰太狼，于是第二节课我将位置的判定弄成喜羊羊和灰太狼的动画，学生一看到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动画，热情高涨，无论喜羊羊跑到灰太狼的左边还是右边，他们一口就能说出。我顺势就加进了美羊羊，他们也能判断出。随后我又加入了红太狼，他们同样能准确无误地一口说出；看到学生们一张张笑脸，我初次尝试到了素质教育的成果，也让我明白了要建立“多彩和谐”的课堂，我们教师就必须以学生活动为载体，创造性地利用课堂资源，千方百计地与学生一起创设最佳教学情境，营造情景交融的心理氛围，使学生以研究者、探索者的身份动手做、动眼看、动情读、动口议、动脑思、动手写，独立地投入教学活动。教师仅仅是活动的导演，应组织学生演好“戏”，排好“节目”；教师仅仅是教练，要让学生充分地展示自己，指导他们如何跑、如何打、如何赛……学生有了骄气要批评，缺乏斗志要鼓励。
一、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军事法的产生
16世纪后，法、英殖民主义者侵入北美大陆，1763年加拿大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军事法开始在加拿大殖民军中适用。18世纪末，加拿大爆发争取独立的运动，1867年获得自治领地位，该国民兵组织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法制。但由于受到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殖民统治的影响，加拿大自治领的军事法渊源并直接产生于英国军事法。
（一）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渊源于英国军事法
英国军事法自中世纪中期至19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中世纪中期—1689年为英国（封建制）军事法的形成时期，这时的军事法称为英国古代军事法；1689年—1881年为英国资产阶级军事法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法则称为英国近代军事法。这两个阶段的英国军事法构成了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的历史渊源。
英国古代军事法起源于传统、习惯和实践。有记载的第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期。1066年法兰西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吉利王国并加冕为国王，盛行于中世纪欧洲大陆的骑士法庭制度开始在英国建立，成为诺曼王朝时期英王维护军纪的主要手段。1279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法令，根据该法令，国王对军人的军事犯罪享有排他性司法管辖权，“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法庭”代表国王掌管军事法。当国家遇有战事需要临时召集军队远征或者参加战役时，国王根据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的建议《战争条例和训令》，这是这一时期英国军事法的主要形式。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法庭的权力日渐衰落。1521年保安长官因犯有叛逆罪而被处以斩首，国王从此收回了保安长官的权力。后来，专门审理军事犯罪的权力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也称为军事法庭。十七至十八世纪，为适应殖民战争的需要，英国议会多次颁布《战争法典》，专门适用于英国海外驻军。军事纪律是《战争法典》的主要内容，包括单纯的军事犯罪和军事刑罚方法，前者主要有违抗命令、临阵脱逃、逃离部队等罪名；后者主要包括死刑、废除肢体、笞刑以及没收财产等军事刑种。英国这一时期颁布的《战争法典》，在与法国争夺加拿大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1689年驻守英国北疆的英军部队发动兵变，这一事件使得军队的纪律问题成为英国武装力量建设的焦点。为解决该问题，新掌权的英国议会颁布了《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该条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军事法典，它的颁布，标志着英国近代军事法的开端。此后一个多世纪里，《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多次被修订，但其适用范围一直囿于英国本土军队。1802年议会扩大该条例的适用范围，自此，该条例开始与《战争法典》共同适用于驻扎在北美要塞的英军和加拿大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省、爱德华太子岛的民兵。根据《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的规定，英军军事法庭分为两种，即初级军事法庭和高级军事法庭。初级军事法庭由一名上尉军官和两名中尉军官组成，审理较为轻微的军事犯罪案件。高级军事法庭由军官组成，人数不得少于13人，审理较为严重的军事犯罪案件。
19世纪英国军事法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改革军事法。由于当时军事法律规范杂乱无序，个别程序有失公允，军官的法律水平参差不齐，对军官实施军事法的指导不够充分，因而，军事法的运用并不统一，团与团之间军事法的实施情况迥然不同。①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分别于1835年和1867年两次成立皇家专门委员会，授权其对军队中军事法的实施状况展开调查。委员们经过广泛调查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军事法典的编纂以改变军事法杂乱无序的状况；二是编写一本关于军事法的官方教科书，作为军队在本土和海外执行军事法的指导。上述建议均为英国政府所采纳，国会于1789年将《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合二为一，颁布《陆军纪律与管理条例》。②同年，在国会的主持下，英国开始编写一本军事法手册，这部手册涵盖了军事法的历史、军事犯罪与处罚、逮捕权、军事法庭、证据法、适用于士兵的刑事法律、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关系、军队的组成、征募法、战争法与习惯等内容，③成为军官、士兵和律师研习军事法的珍贵资料。尽管加拿大自治领在上述革新措施出台前已经建立，但其改革思路对新生的自治领创建自己的军事法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如英国在《陆军纪律与管理条例》中确立了指挥官对被告的即决审判制度，该制度随后为加拿大所借鉴。转贴于
（二）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以英国军事法为蓝本而建立
19世纪50－60年代，加拿大在英国的支持下进入了谋求联合和争取自治的时期，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该法案规定，上、下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和新不伦陆克联合成立加拿大自治领，自治领政府自行承担防务职责，并有权在和平时期保持武装力量。随着自治领政府的成立，殖民地时期分散的地方性民兵组织趋于统一，为全国性民兵组织所取代。
作为军队职业化和军事法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加拿大议会于1868年颁布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部军事法典《民兵法》。该法典主要依据英国《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而制定，在军事犯罪与处罚、逮捕权、军事法庭、证据法等方面，基本沿用了英国法的规定。同时，加拿大议会也结合本国国情在《民兵法》中做了少量的特殊规定。例如，该法规定了四类可以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将民兵组织划分为志愿民兵和预备役民兵两大类，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必须定期参加军事训练，等等。此外，为了防止该法因借鉴过多而在适用中可能出现脱离国情的问题，加拿大议会还在《民兵法》中专门授权国防部，在该法典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需要有关的条例和训令。
1868年《民兵法》以英国军事法为范本而制定，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英国军事法的资源，从而有利于自治领政府将有限的财力和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严峻的国计民生问题，这也体现了当时加拿大政府的“最低限度国防战略”。根据这一战略需要，自治领政府和人民更加倾向于将本国民兵组织视为英国的地方军或者志愿军，由此导致在适用军事法方面，部分战区的野战部队除了适用本国法以外，还直接适用英国军事法中有关军事纪律的条款。这些观念和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损于他们来之不易的自治领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仍不失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做法，体现了新的当权者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总之，1868年《民兵法》的颁布，为加拿大自治领武装力量建设提供了“治军之制”，为平时规制民兵的军事训练和战时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民兵组织学习军事法提供了基本的教材。
二、19世纪加拿大民兵组织的军事法教育
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在民兵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军事法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主要包括军官在军校学习期间军事法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正规教育，以及士兵在集训期间军事法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军事法素养的养成教育。
（一）军官的军事法教育
19世纪晚期英加两国军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始向职业化转变，军人的教育程度、知识水平和从军经验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家庭背景、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军人的职业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基于提高军官军事法水平的需要，加拿大自治领在军官中开展了正规的军事法学教育，同时还将军事法知识作为军官的任职资格要求，军官的逐级升迁以通过难度逐级提高的军事法考试为必要条件。
加拿大民兵最初的军事法教育来自驻加的英国军校，但《华盛顿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从加拿大撤回大部分军队，军校也随之被关闭。加拿大政府随后以两个炮兵连为依托，在英军的指导和帮助下新建了两所炮校，继续在军官中开展军事法教育。炮校的第一任负责人是英国政府委派的两位英国军官，他们为学员开设了12个月和3个月两种不同学制的课程，所开课程几乎完全参照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力图使学员对有关技术、军事和管理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教员也有来自英国教学单位的军官，其实践经验丰富，所以，学校最初尽管人数不多，但教学质量很高。在军事法教学方面，学校要求学员熟练掌握《民兵法》、《民兵条例》、《女王条例和训令》、《战争条例》等适用于加拿大民兵的军事法，以便他们毕业后成为军事法的传播者。炮校的出版机构还印刷了军事法问答和炮兵纪律手册。这两所炮校还承担了其他兵种（如步兵）的军事法教学，它们为加拿大早期高素质军官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76年6月，自治领政府决定组建皇家军事学院，该军事院校是加拿大自治领早期为军官提供军事法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机构。由于受到美国西点军校的影响，该军事院校开设的课程不但包括军事方面的，还涉及到了非军事领域。向学员讲授的军事法知识主要包括有关士兵的特别法、英国军事法历史、军事犯罪与处罚、军事法庭的组成与运作、证据法等。道格拉斯·琼斯少校（Major Douglas Jones）是该学院一位出色的军事法学教授，他原是英国皇家炮兵军官，于1879年夏来到加拿大。由于实践经验丰富，他将军事法学课程扩充为包括军事法庭规则、军事法与普通法比较、审前预备程序、军事审判程序、加拿大民兵军事法、调查法庭等诸多门类的教学体系。琼斯少校还编写了《军事法释义》，该教材大大开阔了学员的视野，并成为学员进一步学习的重要资料。①
1884年加拿大自治领又相继成立三所步兵学校和一所骑兵学校，分别开设有学制不同的军事法课程，又进一步推动了军官军事法教育的发展。此外，历任加拿大国民军总司令也十分重视民兵组织中军官的军事法教育，他们多次向政府强调军事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加强军事法教育的建议。
这一时期的许多军校在讲授军事法知识和开展军事法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军官的军事法实践能力，为此，对英国传统的军事法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例如，魁北克的一所军校要求军官必须在区域军事法庭实习，并在实习结束时作出书面报告。这种做法对军事法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拿大自治领对军官的军事法教育蓬勃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法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军官，这为军事法在民兵组织中普及并得到普遍遵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做到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二）士兵的军事法教育
加拿大自治领的军事法教育是士兵军事训练科目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北平叛之前，根据当时的《民兵法》，加拿大民兵须每两年接受一次包括炮术、常规武器和军事法等科目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法知识教育方面，士兵在接受训练期间，军官不仅召集士兵集中学习军事法知识，而且还要求士兵在空闲时间自学军事法。士兵的自修读物主要是《民兵法》、《民兵条例和训令》、《军事法手册》以及各种有关军事法的私人出版物，其中最流行的是一本包括军队纪律、军事法庭、侵权、起诉、辩护等内容的书籍。尽管指导读物不尽统一，但大多数士兵通过学习，对军事法有了基本的了解，知晓了在战争环境下哪些属于违法行为、哪些属于合法行为，悉知了他们所应当承担的军事责任和义务。在军事法素养的养成方面，士兵在被征召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开始受到军事法的约束。在集训期间，对士兵不假外出、违抗命令、疏于职守等违反军事纪律的行为，其指挥官或上级指挥官有权对其进行即决审判；②对于士兵严重违反军纪的军事犯罪行为，指挥官有权将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加拿大民兵组织中对集训期间违反军纪的士兵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建立并维护了军事法的权威，对受到惩处的士兵和其他士兵起到了很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以上两个方面，为“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1885年“西北平叛”部队的军事法实践
（一）军事法在平叛行动中的运用
1885年3月18日，路易斯·瑞尔与加拿大西北部红河山谷的混血人居住者揭竿而起，①发动了针对自治领政府的叛乱，并在南萨斯喀彻温河沿岸小镇巴托西（Batoche）成立临时政府。自治领政府为了防止此次叛乱激起该地区其他土著人以及混血人新的叛乱，从东部迅速调遣民兵部队前往镇压。国民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克·米德尔顿（Frederick Middleton）少将全权指挥了这次平叛行动。平叛部队经过数次战役击溃了以逸待劳的叛军，瑞尔及其临时政府宣布投降。
事实上，平叛部队在开展军事行动以前，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譬如，民兵由商人、银行职员、农民、律师、学生、退伍士兵等人员组成，成分极为复杂，民兵作战经验欠缺、武器配备低劣和后勤保障乏力，等等。②对此，米德尔顿将军在起义爆发之初曾对民兵部队的作战能力产生了怀疑，并建议请求英国派遣正规军帮助平叛。但自治领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坚信民兵能够取得胜利，并向米德尔顿将军下达了简短的命令：执行法律并镇压违抗法律的一切武装行为。米德尔顿将军受令以后，使得紧急的军事行动转变成为平叛部队在战场上实践军事法的活动。米德尔顿将军作为国民军总司令，尽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有权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手段，但他在平叛行动中高举执行军事法的旗帜，有效弥补了平叛部队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次平叛行动的速战速决，是运用军事法的胜利。
军事法在“西北平叛”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平叛部队内部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这又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实行禁酒令，所有人员不得持有和饮用任何酒类，违者将受到严惩。这项规定在平叛行动中很好地得到了执行；其二，在对待容易导致案件的一些潜在因素方面，灵活采取了处置措施。比如，在行军和冲突中，经常有士兵因焦虑或疲劳而精神紧张乃至失态，此时指挥官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关怀，而不是开庭审判或者惩罚；其三，各级指挥官依据《民兵法》处理了各种类型的违纪行为，对于违抗军令、渎职、不当持有武器装备、盗窃军用物资、枪支走火等军事犯罪行为，经即决审判并确认有罪之后，当场给予处罚；其四，限制传统上被认为是合法的某些损害军民关系的习惯做法，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根据当时的习惯法，军事行动中作战部队有权损坏私有财产，并可从居民手中获取必要的补给。但米德尔顿将军命令，除非经上级允许，士兵不得在行军途中进入民房和农田，士兵从居民手中获得补给的数量必须受到限制，并且要悉数上交于指挥官，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而叛军却大肆掠夺他们可以得到的一切物资，他们的做法激起了当地居民极大的不满。
其次，在对敌使用武力和对待叛乱地区居民方面，严格执行人道主义法。根据当时的战争法，一旦战斗开始，士兵对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杀戮行为不负责任，除非过于残忍或是有意行恶；可以对居民区实施打击、俘获财物以及对非战斗人员当场处罚，甚至有权屠杀敌方居民。在普法战争和美国内战中都有这样的先例。①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环境下法律的约束是毫无意义的，由战争发展状况和指挥官决定的“军事需要”是限制战争的唯一法则。②但米德尔顿将军却推崇雨果·格劳秀斯的观点，即军事行动必须受到限制，其程度要与击败敌人的目的相适应。米德尔顿将军还认为，政府军所面对的是对政府不满的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平叛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应当受到人道主义法的严格限制。因此，他命令作战部队尊重叛军的休战旗帜、公正友善地对待叛军俘虏、准许叛军按照约定的方式投降等。人道主义法的运用在避免冲突升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战斗的残酷性大大降低。
综观全局，平叛部队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平时的军事法学习和理论研究落实到了战争实践中，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极为出色。平叛部队在军事集结和作战中严格遵守军纪，对叛乱地区的女人和财物秋毫无犯，尊重非战斗人员并从未杀害俘虏，很少发生需要由军事法庭审理的诸如谋杀、强奸、暴力侵犯等严重军事犯罪案件。
（二）启示
综观1885年“西北平叛”，平叛部队以执行军事法为旗帜，显示出了强于叛军的战斗力。平叛部队始终军纪严明、严守纪律、遵守作战规则，犯罪率极低，这对战斗力的形成和维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对于一支由民兵组成的非正规军来说，并非偶然。当时的领导者坚信，军队的战斗力源于严明的军事纪律，而严明的军事纪律则源于军事法的发展、普及和应用。故此，自治领政府于成立之初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立法活动，并在军事法教育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平时军事法教育的普遍开展，使得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法素质得到显著提高，这为战时军事法规范的普遍遵守和战场纪律的维护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平叛部队的战斗力以及军事行动的可预期性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总之，和平时期自治领政府在军事立法和军事法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这次平叛行动受益匪浅。“西北平叛”中军事法的成功实践，坚定了加拿大军队走法治化发展道路的信念，在该国军队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对我军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法律准备工作，在着眼于战争需要的军事立法、军事法教育和可能的战时军事法实践等方面，也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① British Parliament， `Report from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ystem of Military Punishments in the Army，' Parliamentary Papers， 22(1836).
② 该条例两年后被《陆军法》所取代。
③ War Office， Manual of Military Law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884)..
① Richard Arthur Preston， Canada's RMC: A History of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16-18.
② 当被告的指挥官怀疑被告实施了一项军事犯罪，有权立即对被告进行独任审判，审判程序简单，可以当即进行处罚，被告不得上诉。
① 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曾在争取土地权利的反抗中组织了红河山谷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人居住者(1869年)，1885年起义失败以后，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并处死。
② Brereton Greenhous， `Batoche， 1885，' Canadian Defence Quarterly， 15(Summer 1985): 41-46.
①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The Militar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7): 779-799. Richard Shelly Hartigan， Lieber's Code and the Law of War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3).
② Anatol Rapoport， ed.，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London: Penguin， 1968): 101. Daniel J. Hughes， ed.， Moltke on the Art of War: Selected Writings (Novato， CA: Presidio， 1993):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