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2 23:13:30
关键词: 拿来主义 科学理论 哲学理念 生命力 掌控精魂
“拿来主义”一词出自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发表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后来收入《且介亭杂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是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最集中、最剧烈的时期,与以往历次的文化革新不同,这次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旧文化几乎彻底发生了怀疑,传统中国似乎老旧而腐朽的大家庭,“全盘西化”因此一度一呼百应。于是人们发现,一味地模仿西方文化是学不来的,离开他们的土壤,这种模仿只能是邯郸学步。针对当时“发扬国光”的复古潮流,鲁迅提出了他的“拿来主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行拿来主义也未尝不可。
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是鲁迅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当时,他的批判都有针对性,是针对着全盘继承论和全盘否定论两个极端的。两个极端当然都不对,他反对走这两个极端。如能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另外探索正确的道路,本来完全有可能,但由于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态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彷徨,甚至害怕起来了,对文学遗产采取了不敢接触、不敢择取的态度。正是针对着这种新情况、新问题,鲁迅写了这篇《拿来主义》。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全面而且形象生动。七十多年虽已过去了,今天读时仍觉得蕴意深邃,充满睿智,富含着哲学价值与科学精神。
后来,对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给予最精辟的指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是对拿来主义最精确的注解。
一、拿来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
我们要把拿来主义看作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其实,严格说来拿来主义不能称作“主义”,主义的概念是表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与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观点、理论和主张。同时,主义具有极强的排它性。但是,拿来主义从产生到应用和发展,都不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而是成为放之四海的万能定律,是一套十分科学的理论。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
好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这是否有些武断?不,我们且看“拿来主义”者拿来之后的做法,“他占有,挑选”,“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就由看似武断的做法而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了。如果不先拿来,许多有用的东西就被抹煞、毁灭了,还谈什么使用与存放?对旧文化,当然需要“挑选”或“毁灭”,这有利于择取,但若像“孱头”“昏蛋”“废物”一样,因为“怕”而逃避,因为“怒”而放火烧,或因为“羡慕”而接受一切,都是错误的做法,当然也是不符合拿来主义理论的。他们实际上是要毁灭遗产,把遗产大批大批地烧光,或用行政命令投入冷宫,这还怎么能进行择取,从而为我所用、如何谈得到继承和发扬呢?只有首先拿来了,不毁灭掉,才能进行择取。
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主张之所以特别有力,即在富有科学性。它的革命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而科学性则始终是基础。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如此,在对待其它任何问题上依然是这样,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来学习和套用。
二、拿来主义是一种哲学理念
拿来主义的方法在各个领域为我所用,成为指导我们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先生的拿来主义阐明了保存遗产与开创新业的辩证法。他说:“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你要在文艺上有所开拓,有新的建树吗?那就要保存遗产。保存当然不同于保古,不是为了复古。保存下来也不是模仿和照搬,而只能是为了择取优点。
拿来主义的原则首先是“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既批判了那种在旧的遗产面前畏首畏尾的“孱头”,又批判了那种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强,而故意毁灭遗产的“昏蛋”。对于这些貌似警惕性很高、革命性很强的“孱头”和“昏蛋”,鲁迅透过表面现象,看出了他们的实质。鲁迅清醒地、坚决地反对了他们所代表的错误倾向,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一层障碍。
拿来主义的方法是“挑选”,即“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把旧的遗产区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人民有益无害的(即“鱼翅”)要“拿来”,而且“使用”,使之有益于人民的身体健康;一部分是既有毒素又有用处的(即“鸦片”),则要一分为二,正确地吸取、使用它的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还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烟枪”、“烟灯”和“姨太太”),原则上要加以“毁灭”,有些则酌留少许,送进博物馆,以发挥其对人民的认识和教育作用。总之,是要在“拿来”之后,严格地挑选,从而决定取舍,“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而不是兼收并蓄。对于那种“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也就是那些“全盘继承”论者,鲁迅投以厌恶和鄙夷。这就为正确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扫清了第二层障碍。
对于拿来主义者的要求是对于智者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拿来主义的目的是创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占有”“挑选”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新文艺的创造,为了推陈出新。但是,要想很好地推陈出新,就必须勇于批判继承。因此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三、拿来主义富有极强的生命力
拿来主义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十年,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七十多年来,拿来主义总是以它的科学性和哲理性散发着魅力,在每一个时期指导着我们的工作。我们发展它、使用它,使其成为富有极强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不同的时代赋予它不同时代的精神,要看到它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读鲁迅探讨其思想和精神,就是看它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是理性的代表,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力排众议、慧眼识珠,高度评价鲁迅的价值。不管怎样,都是凡庸者难以企及的大智慧。鲁迅的思想在中国的价值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地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先生未卜先知,真不愧为先贤圣哲,透视了我们国民的灵魂。《拿来主义》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是世纪寓言,在那个“大宅子”里充满着“鱼翅”、“鸦片”、“烟枪”、“烟灯”,还有一群“姨太太”。先生运用拿来主义的正确方法分别进行了妥善处理,但是先生早已经千古,只有思想存世,不然如果亲眼目睹今日的“孱头”、“昏蛋”和“废物”们,肯定气死。
先生告诉我们:“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衷心地谢谢先生了,萝卜白菜我们还是遵照先生的嘱托,天天都在吃的。不过,鱼翅还是留着“宴大宾”了,因为姑且不说没钱,就是有钱,也是没有吃“鱼翅”的资格的,因为这“鱼翅”可不是有人以为的有钱就能买到的,它永远都只是那极少数拥有真正VIP卡的“大宾”们的专利。
“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时代在进步,技术在更新。“鸦片”已经改成“白面儿”了,而现在又有什么“冰毒”“”“”“迷幻蘑菇”之类的花样,还有“姨太太”们侍候着。至于“烟枪和烟灯”,鲁迅先生说:“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对不起了先生,现在“废物”们不用那些破玩意儿了,将由注射器、幼猫奶瓶取而代之。
“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姨太太们没有走散,当今社会里的姨太太们却是“挥不去”“拂还来”,真是一群恼人的“姨太太”。
我们确实看到“拿来主义”如今是真的有些危机了。
大凡腐败,准有“姨太太”参与;只要官员,就有一群“姨太太”浮出,只要是“款儿”或“腕儿”,无论大小,必须有一群“姨太太”,这似乎成了定规。二奶敢于举报三奶,可见其勇气可嘉;甚至于竟然雇凶杀N奶,可见其捍卫自己的地位和“尊严”的决心,她们似乎合理合法,拒不走散。
如此看来,拿来主义任重而道远。因为“孱头”、“昏蛋”和“废物”们太多太多了,虽然宅子是新宅子,主人还没有刷新。因为这个人缺乏“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那么,拿来主义的存在就尤为重要,拿来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停歇,拿来主义的力度还需加强。
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阿凡达》拿来了,沃尔沃也拿来了。拿来主义正在以极强的生命力为我所用。
四、掌控拿来主义的精魂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敞开,大量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这涌入的有先进的科技,但同时也有许多腐朽的东西。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到法国访问,在一次欢迎宴会上,外国记者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其中一位记者问:“尊敬的冯先生,贵国改革开放,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就不担心变成资本主义吗?”冯先生回答:“不!人吃了猪肉不会变成猪,吃了牛肉不会变成牛。”他幽默机智的回答,博得满堂喝彩。是的,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的东西,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原则,就一定能够有助于新事物的发展,这个原则就是“拿来主义”。
显然,冯骥才先生正确理解了拿来主义的精魂,做到“取其精华”“洋为中用”了。可以肯定地说,鲁迅式拿来主义是本世纪后半部分我们对待西方现代性知识进入的主流态度,并支配着我们的实践行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新时期以来,cartoon(卡通)拿来了,Internet(因特网)也拿来了。我们从中受益巨大,却又害苦了许多懵懂的青少年。
屡战屡败的中国足球也很会重新“阐释”拿来主义,也很大胆地将外国足球的东西拿来。这些人“以职业的标准拿钱,以非职业的标准比赛训练”(国安教练乔利奇语),丰厚的待遇却让他们干着糟踏中国足球的龌龃之事。中国球员和官员们竟然干出了有违体育道德精神的事,甚至走到了违法犯罪了邪路上了。
近年来流行的所谓“日韩流”现象,有些人追逐日剧韩剧可以用狂热和痴迷来概括,娱乐到了盲目跟风的份上,是不是像似的啊?我们在认可日韩文化的同时,还要清醒地以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精神去对待今天的日韩文化。崇洋也不能,看来“这人”一定要具备“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充要条件。“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
掌控拿来主义的精魂,把它作为科学的理论去正确地学习和使用,赋予它崭新的内涵,用与时俱进的思想不断刷新,拿来主义就成为一个不老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
[2]徐中玉.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
[3]邓金平.“拿来主义”的危机.
[4]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教师备课中心《新“拿来主义”》.
[5]张梦阳.鲁迅的当代价值.
面对愈演愈烈的荣誉之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走城市文化品牌路线本也无可厚非。打造文化大国，构筑遗产和文化建筑保护体系也是必须的。作为一国之魂的文化是要一脉相承的，但如何让后人清楚的了解本土文化历史，如何将本土精华完好地世袭沿留，就需要各方全面深入调查了解之后做规划，真正将本土文化流传下来，真正体现出城市的涵养，体现出城市的底蕴。然貌似单纯的文化之争，已成为各地政府间的经济利益的博弈。争先恐后的寻找历史焦点已不再是为了延续城市的传统文脉，而是利益驱使为了谋求一己之私。俗话说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而对于文化之争则是没有文化焦点也要创造这焦点。劳民伤财的建雕塑造遗址，只要是与文化、传统搭点边的就攀关系，动辄来个什么“南北分界线”、“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文化标志城”、“黄帝故里”、 “几千年建城标志”……争得不亦悦乎，这种变质的拿来主义当下正流行着。各地政府想方设法在祖宗留下来的仅存的一点历史遗物上做文章。
而这个城市究竟有没有资格获得某项殊荣不是靠真正所蕴涵的传统文化有多少，而是看他的宣传力度够不够，正所谓嗓门高的喊得亮的拿到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赢得的荣誉不大光彩吧，要赢就要赢得让别人心服口服。真正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华发扬光大，将固有资源恰到好处的合理开发利用，真正的起到既教育后人、发扬本土精粹又有利于本地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城市品牌建设的三个误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王兴斌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注意塑造自己的城市品牌，策划城市宣传口号，塑造城市形象。这是值得高兴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品牌建设上普遍存在着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请出古人杠旗
从历史文脉上凸显城市特色并没有不对。然而出现了几个城市争一个历史名人的事情，如“女娲故里”、“老子故里”、“诸葛故里”，现在又在打“蚩尤”的主意了。有的地方为争夺“××故里”，把文化界人士都动员起来，论证自己是“正宗”，指责对方是假冒，大打口水战。毕竟像孔子故里那样，至今尚存孔府、孔庙、孔陵的是少数，多数地方已经很难找到“名人故里”的踪迹，更看不到历史名人对这个地方的现实影响，纵然挂一个“××故里”的招牌，对提升城市形象到底有多大作用？对城市品牌建设来讲，在梳理历史文化脉络的基础上，能在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方面有所创新，找到历史文脉与时尚文化的对接点，并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与人文个性的城市文化来，才是城市品牌建设的正道。
误区之二:热衷口号设计
现在许多城市热衷于策划城市的主题形象口号，甚至花百万元、千万元，或请营销策划公司设计，或通过媒体发动公众搞“城市形象口号”征集活动，其中不乏有好的成果，对扩大城市知名度也有一定作用，有些城市宣传口号的征集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扩大城市影响的过程。但是，一个城市的形象从来不是靠一个宣传口号树起来的。没有哪一个城市是靠宣传口号或形象标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更为可笑的是，往往是换一任领导换一个宣传口号，今天叫“东方伊甸园”，明天来一位新领导一拍脑袋再出一个新招。此外，叫“魅力××”、“浪漫××”、“神奇××”、“××明珠”的多得数不胜数。其实，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建筑的特色、公共服务的到位和生态环境的提升，城市干部办事的效率、诚信与廉洁，城市居民的热情、友善与礼貌，由此给人们留下的感受与印象，并形成传至千里的良好口碑，才是塑造城市品牌的根本。
误区之三：迷信政府封号
“国家历史名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都是国务院相关部门主持评选后产生的城市称号。当然，各个部门都有其评定的标准与程序，都从某一方面对城市建设起过积极作用。从1982年至2007年25年间，“国家历史名城”只评定了110个，看来是相当慎重、严格把关的。但从1998年至2007年10年间，共评了306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占全国655个城市的48%。照此速度评下去，10年后全国都是“优秀旅游城市”了。后来“优秀”不够了，又来了“最佳”。按理说“最佳”应该是1个，但试评就有3个。再评下去，会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最佳”。不否认“评优”、“评佳”对城市旅游的硬件和软件建设起过某种促进作用，但是今天又有多少人是奔着“优秀旅游城市”称号才去那里旅游的？
城市不论大小，不论是历史古城还是新兴城市，也不论是文化城市还是产业城市，都要凸显自己的个性、特色与独到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升文化品味、打造城市品牌，名至实归、名符其实，才真正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历史的困惑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
先说两个典型：
一是欧洲，文化灿烂，社会文明。行走在欧洲，很容易发现，不仅有许多小城镇保留了中世纪天人合一的风采，即使伦敦、巴黎、慕尼黑、维也纳这样的大都市，也都在城市中心大面积保留了中世纪古典风貌的街区。伦敦塔桥、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罗马斗兽场与空客、宝马……古老与现代，非常巧妙、和谐地统一在欧洲的土地上。
一是美国，曼哈顿、好莱坞、拉斯维加斯、迪斯尼独步天下……基本没有古典与历史的背景，却没有谁可以否认美国代表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
拜上天之赐，欧洲从古希腊一路走来，在人类历史的许多个重要节点，成为引领者，在当今社会依然扮演着引领者的重要角色。不仅没有背上历史的包袱，相反，历史为欧洲文明奠定了深厚的底蕴，成为欧洲文明引以为傲的基石。而美国的开创者，可以把欧洲文明带到美洲，却无法把欧洲的历史注入美洲。我们常常嘲笑美国历史的短暂，可是，全世界的人都对美国趋之若鹜，全世界的人都迷恋好莱坞电影，全世界的人都在追寻美国梦，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笔者认为，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善待历史，古为今用，但不迷信历史。城市竞争中，注重文脉，注重挖掘历史文化内涵，从历史中找寻、塑造文化品牌，无疑是一条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如北京、西安。然而，像香港、深圳、珠海这样没有历史或历史短暂的新兴城市就注定没有文化竞争力吗？其实，前者的榜样是欧洲，后者的楷模是美国。
这些年，与城市相关的文化之争，此起彼伏，诸葛亮躬耕的“南阳”之争、“南北分界线”之争、炎帝故里之争、赤壁之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充满了功利性的追逐，已经难觅学术的真诚与真实。更有甚者，是城市文化品牌包装上的刻意造假，这更是严重的文化短视行为。旅游需要历史，旅游发展需要文化，但千万不要对文化做浅薄的解读！
以实力得荣誉
山西大学文学院广告系主任韩志强
荣誉是指由于成就和地位而得到广为流传的名誉和尊荣，荣誉不是自己想要就有的，而是建立在成就和地位基础上的别人的高度认可后而产生的。正如个别人总想给自己脸上贴点金什么的，以显自己的金贵，可问题是你还得能贴上。时下愈演愈烈的城市荣誉之争，实际是如同个别人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思维，找点金贵的东西，来显示一下价值。究其原因，名利使之。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不论是历史沿革还是文化传承，其基因是独特的，客观上证明此城非彼城，把城市曾经拥有的辉煌和成就地位挖掘整理出来，作为文化传承有一定的必要性，问题是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做过了头，动辄制造个不着边际的所谓概念，然后大肆炒作以成焦点，其危害要么糟蹋了祖宗留下来的遗产，要么让后继者们在文化继承方面找不着北。因此，对于政府来讲，不论是城市文化品牌建设还是推动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要谨慎使用历史文化遗产，站在保护的立场上负责任的使用曾经的名誉和尊荣。急功近利的浮躁行为，很容易成为“形式主义”、“劳民伤财”、“捞取政治资本”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或“有头无尾、虎头蛇尾”的阑尾工程。
城市的荣誉体现在一个城市独特的历史基因、综合的城市形象和沉积的文化力量。基因构成了城市吸引外界的基本底蕴，形象隽刻着厚重的历史痕迹，文化成为了城市综合的竞争实力。以上三个方面共同形成城市的价值，而文化的力量尤重。
所以，经营城市要和塑造人一样，荣誉是大家给的，实力是自己创的。既要塑造看得见的硬环境，又要塑造可以感受的软环境。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办事，不违背规律，不急功近利，真正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华发扬光大，将固有资源恰到好处的合理开发利用，真正的起到既教育后人、发扬本土精粹又有利于本地的全面发展。
“名关不破，毁誉动之；利关不破，得失惊之”，城市荣誉之争者一定要慎之。
开发文化，开发精神财富
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研室主任刘海鸿
时代在发展，但是人们没有忘根。为什么这么说呢，名人祖先文化开发意识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各地文化现象的开发体现出人们对于古老文化认识的积极性，也是对本地文化的良好传承。通过积极引导，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注重历史文化获得该得的荣誉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过度地重视名人效应，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只是注重名人效应进行商业炒作，毫无历史根据可言，则是对文化的亵渎，是一种文化混乱的现象，对旅游者是一种误导，对文化的传承也会产生负面的不利影响。
而各地为何对某个荣誉争执不休，究其原因就比较复杂了。有的纯粹是对祖先前辈的敬仰、尊重，对古老文化由头的追溯；有的则是出于名人的市场效应，以炒作为手段来达到商业目的；还有的是属于学术之争，比如武则天的故乡，她出生在一个地方，但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等等，这就难以争执出个谁对谁错了。不同的身份对荣誉的态度也是不同的。
历史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对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传承，维护荣誉也可以说是维护一种精神风貌。积极的看，不可否认通过获得荣誉对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是有利的，厚重的历史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是需要用仰视的目光看待的，而它的所有价值中精神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将精神财富物质化，合理合法地使用才能真正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如何利用好本地资源，如何继承和发扬，并对其进行不断地深化，而不是僵化，才是后人值得深思的。
形象打造，游客市场打造，居民精神风貌的打造是城市荣誉获得所必须具备的重点内容。文化性是作为规划的核心和灵魂而明显体现出来的，用好品牌内涵，形成品牌效应才能够迅速发展。游客慕名而去游览名人故里胜地，是想了解名人的生活环境，去感受文化氛围，切不可以树立名人品牌效应为幌子去欺客、宰客。一定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科学对待荣誉，而不是滥用荣誉。
最后对获得荣誉后拉动本地旅游业提几点建议：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维护名人形象，维护品牌意识，从文化、精神的传承角度出发，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二、合理利用，不可胡乱炒作，旅游目的地是其形象的载体，是品牌形象的体现，也是游客最能体会到的，所以一定要正确运用品牌效应树立品牌形象；三、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正确引导管理对整体风貌的建设及维护是不可小觎的。因此，对荣誉不可过分商业化，要以认真审慎的态度来看待，实现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共有的目标。(采访：苏拢
城市文化之争大事记
“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
女娲故里之争
关于女娲各地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也有不少文明遗迹和史料记载。湖北省十堰市竹山、河北涉县、山西长治、甘肃秦安、陕西临潼等地纷纷公祭女娲认定故里。目前有五处女娲墓，山西省芮城县的风陵、洪洞县的赵城，澳门女娲庙，秦安县女娲庙，女娲山乡七里村。浮山县也有女娲庙和女娲补天处。
“梁祝传说”之争
继授予河南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绍兴上虞“中国英台之乡”称号后，宁波鄞州区被授予“中国梁祝文化之乡”称号，并被批准建立“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2004年4月，浙江宁波、杭州市、上虞市，江苏宜兴市，山东济南市，河南汝南县达成共识，联合申报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北分界线之争
2007年1月“江苏淮安将修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纪念碑”的消息一经，引起秦岭―淮河一线众多城市高度关注。此前河南信阳从地质构造、气候条件、林业生态等各方面进行论证，安徽蚌埠2006年就由工艺美术大师韩美林设计了“南北分界线”的标志雕塑。
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南阳人说，诸葛亮自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襄阳人说，诸葛亮所说的南阳并非今日的南阳，东汉时的襄阳属于南阳郡管辖。
南阳作为诸葛亮自表“躬耕”之地，为他树起了一座存德念功的庙宇――南阳诸葛庐，又名武侯祠。同样的，襄阳隆中也较早的为他修建了一些纪念性建筑物。
中华文化标志城选址之争
山东济宁市策划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在2008年全国两会遭遇部分政协委员强烈反对。全国政协委员、任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委员会副组长的安家瑶认为，山东属于齐鲁文化，虽然出了孔子孟子，但并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回应称，中华文化的主流是汉文化，汉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济宁，因此“建设地是比较明确的”。
黄帝故里之争
从前祭祀轩辕黄在陕西黄陵；河北逐鹿也建了纪念黄帝的所在，说那儿是黄帝最后战胜蚩尤，奠定大局的地方；《帝王世纪》作者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于是山东寿丘也参上一脚；2008年新郑举全市之力隆重召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暨2008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并对黄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
老子公祭热
继2008年3月河南鹿邑县在明道宫玄元殿前举行盛大的老子公祭大典后，甘肃省临洮县宣布投巨资建“老子文化园”并筹办“老子文化节”；陕西周至县也曾举办老子公祭活动；安徽涡阳也以老子故里自居。
尧帝故里之争
山西临汾尧都区和长治长子县，山东的菏泽、定陶、曲阜，河北的顺平、唐县，浙江的兰溪，湖南的桃源、常德等地均自称是“尧帝故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顺平县就在权威报纸上刊登广告，说尧王故里在顺平；江苏也召开研讨会，论证尧的故乡是江苏；山东某媒体宣称，“尧帝陵最终确定在菏泽”。
糖衣炮弹礼尚往来一味献媚“送去主义”前些日子，偶尔翻开高中语文课本，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映入眼帘，再次读来，兴趣盎然，感想颇多，使我在思想上再次受到深刻的教诲和启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学了不少，但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腐败的生活作风也让我们中的一些人学了不少，尤其对青少年的冲击不可小觑。现在从国际大局势看，虽是和平年代，但对于国外“糖衣炮弹”的攻击，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他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的精神。他也深知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东西实在是不多了，在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上，中国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了。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国情，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否则，我们的子孙向外国友人“炫耀”我国的国粹时，真得就只剩下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了。
但这种学习不能是盲从，而是要我们辩证地、有取舍地择取。《拿来主义》一文作者仅用了1000多字，就精辟、透彻、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作者运用鲜明的对比、生动的比喻，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语言幽默活泼、妙语连珠，让我们受益匪浅。
在文中，作者首先阐述了对待外国的科学文化上存在两种人的两种态度。一是闭关自守派，夜郎自大；一种是崇洋派，全部送去。对于这两种态度，鲁迅皆持反对态度。历史已经证明，“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作者只用了一句幽默感极强的话就给予了否定；而对于反动派一味“送去”的卖国行径，鲁迅更是极为愤慨。他认为，我们应该根据“礼尚往来”的礼节“拿来”。他的这种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在《拿来主义》一文里集中的体现出来。他认为“拿来”不等于“送来”，因为送来的并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而且我们也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是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到美国的电影。而鲁迅的观点是应该根据我们的需要自己去拿，即使是仇敌的东西，我们也应该如此，既要与他们的腐朽东西作斗争，防止他们“送来”，又要善于吸取他们先进的科学文化。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用一个穷青年得到了一所“大宅子”来形象的比喻，他反对三种态度：一是反对大宅子的旧主人，怕被“污染了”，徘徊不前，畏首畏尾的“孱头”；二是为了显示自己“清白”，放火烧掉的“昏蛋”；三是一味献媚，欣然接受一切的“废物”。作者认为，对待外国文化要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勇敢地，毫不顾忌地先拿来，然后再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去挑选，去创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像鱼翅一类对身体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应该像萝卜白菜一样吃掉。而看见鸦片，虽是一类但在医药上还有用途，要严格控制管理发挥它在医药上的功效，送到药房。至于烟枪烟灯，留一小部分送去展览，其余毁掉。而姨太太类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东西则要坚决遣散。这就是有所择取，有所改革，有所创造。这样一来，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成了新宅子了。
鲁迅一贯认为，我们要勇敢地去借鉴学习外国的先进思想文化。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地从事这方面的翻译介绍工作，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他认为，敢不敢学习别的国家民族的先进文化知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没有自信心的标志。因此，他对拿来的人又提出要求，要求这个人必须具备“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品质。只有“沉着、勇猛”才敢把“大宅子”拿来；只有在“辨别”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有所择决。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求这个人“不自私”，因为它是一切行为思想的基石，也是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前提。因为不自私的人才能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出发，从为广大人民群众牟取实惠出发，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啊！
最后，鲁迅表示，没有这种“拿来”，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他的对“拿来主义”的精湛深刻的论述，不仅适用于对待外国文化，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也同样适用。
本文的写作特色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是对比手法的运用，本文以“拿来主义”为标题，但文章并未从此处入手，而是先着眼于对“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的批判。因为对“送去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愈强烈，愈能证明“拿来主义”的重要性，这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送去主义”的结果是实无可送之时只能讨别人的“残羹冷炙”过活，丧失民族尊严；而“拿来主义”则大胆拿来，为我所用，充满民族自信心。不同结果的对比使得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次，是生动形象的比喻运用。把外国文化比作大宅子，用“鱼翅、鸦片、姨太太”分别比喻外国文化中有益的、有益兼有害的和全部有害的部分，比喻十分形象、科学、贴切、巧妙，便于理解。
再次，就是幽默讽刺的语言。文章第一段中作者写到：“活人替代了古董”，“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从文物到绘画再到活人，都成了“送去主义”的牺牲品，讽刺当局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实在是没什么东西可送了。总之，鲁迅先生对那些只知“送去”的人的讽刺和批判，那真是入木三分，语言辛辣有力，毫不留情。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被庞大的美剧所包围。从鼻祖级别的《老友记》、《欲望都市》，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越狱》，再到湖南卫视翻拍的《丑女贝蒂》，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被铺天盖地的美剧淹没了，它们类型繁多。题材多样，让人目不暇接。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年秋天的美剧市场，也开始借东风――一股改编风潮悄然在美洲大陆刮起。
各借各的东风
随着《丑女贝蒂》和《办公室》产生的国际化效应，今秋热血的美国人确实一口气改编了很多部国外优秀的电视剧，各大电视台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NBC改编的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剧集《冤家母女》(Kath and Kim)很有“热播相”，一方面这是NBC的重拳出击，另一方面NBC的新任掌门人本・西弗尔曼此前已曾经成功引进过《办公室》和《丑女贝蒂》。
《冤家母女》讲的是一对母女的故事：40多岁的Kath是妈妈，刚与丈夫离婚的她。准备利用空闲下来的时间好好享受人生，并寻找自己的真爱。Kim是女儿，恰巧刚与有暴力倾向的丈夫分手。女儿决定搬回娘家住，老妈勉为其难地收留了她。可想而知，这对冤家母女的生活消停不了，她们之间的对话绝对是奥斯卡颁奖礼上司仪的说话频率。
CBS也不甘示弱，一下改编了两部很有意思的英国剧集。一部是搞笑的《女婿要进门》(WastWeek)：某娱乐杂志的编辑Sam为了取悦女友位高权重的父母，不惜做任何事情。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只要San一出现在未来岳父母面前，事情就会变得一塌糊涂。本剧有点儿《拜见岳父大人》的感觉，Sam仿佛Fodker上身,十足的倒霉蛋。
另一部则是充满悬疑感觉的《最后一刻》(Eleventh Hour)，号称是一部《x档案》+《难以忽视的真相》类型的科幻惊悚剧，讲述的是天才生物物理学家Jacob Hood博士协助政府解决科学危机、自然异常和古怪悬案的故事。 文章内容：
HBO也向英国人借了东风。而且他们的改编最忠于原作，连演员阵容都没怎么改变。由《老友记》男星大卫・休默执导的《小小英国人》(LitdeBritain USA)，依靠两位英国喜剧演员马特・卢卡斯和大卫・威廉姆斯的出色表演，再加上原汁原味的美国元素，一部充满着黑色幽默的喜剧就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CBS的改编剧则很具挑战性：《谁是我新郎》(The Ex List)来自一个异文化的国度――以色列，于是内容也就充满了神秘色彩。女主人公Bella事业有成但始终单身。在去参加妹妹婚礼前最后一次单身派对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占卜店。从占卜师那里她得知，自己已经和未来丈夫约会过了，而且如果她在未来的一年找不到这个人的话，她将永远单身。于是，一段感情回溯之旅开始了。
而ABC从英国BBC“借来”的同名改编剧《火星生活》(Life 0n Mars)富于科幻的味道。纽约警察Sam Tyler被车撞了以后，发现自己一下子回到了35年前，在那个没有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时代，作为警察的他将如何活下去呢?
各借各的东风，各有各的高明。一个秋天，美国五大电视台的六大改编剧集将占领各自的高地，一番明争暗斗自是免不了。《时代周刊》发出感叹说：“上帝保佑美国电视产业!”
“拿来主义”有苦衷
美剧真的匮乏到必须依靠改编外国的优秀剧本了吗?美国的电视剧市场是一个相当巨大的产业。各大电视台每周会有四五十部情景喜剧和二三十部情节系列剧轮番播出，而这还只是在每晚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数量，再加上白天的肥皂剧，和各地电视台首轮播出的系列剧，美国电视观众每年将看到大约5000多集全新的电视作品。
看看美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的年头，再数数每年更新的电视剧集数量，就让人不禁感慨：美国的电视剧编剧们着实不容易啊!在庞大的出产量之下，电视剧题材的资料库几近饱和，各式各样的题材多已被挖掘，美国本土各个阶层人士的生活也大多已反映在电视荧幕上：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代表作当属《老友记》：纯女人戏也占据了一片领地。比如不得不提的《欲望都市》和《绝望主妇》：医院场景也是编剧喜欢的，手术室里的紧张气氛正好符合情节需要，《急诊室的故事》、《实习医生格雷》、《豪斯医生》，部部引人入胜：警察与罪犯的故事自是少不了。《x档案》和红遍全球的《越狱》都可以归于此类，毕竟这是普通人很少能够涉猎的范围；再不然就是通灵，与外星人搭上边，《英雄》、《神奇小子》《死亡区域》等等。你能想到最浪漫最神奇的事，早有编剧写过了。
而且，即使某位编剧撰写的剧本有超一流水平，剧情夺人眼球，首播时出现了“万人空巷”(这是中国人最爱的描述电视剧热播的词汇)的场景，也还要面临这样的问题：美国的电视剧是以“季”为单位播出的，美国商业电视以每年9月中旬到第二年4月下旬为一个播出季节。这段时间里，你不会看到老节目，电视屏幕完全被新鲜的剧集占据。
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很少有一季就结束的，如果有，只能说明它真的很烂，那么第二季该如何发展，编剧就要头痛起来了。剧集的第一季的编剧，情节设置往往很精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构思，甚至拿出自己积蓄多年的力量，那么第一季的爆红，必然会让观众无比期待该剧的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能否长红，为电视台带来更大的效益。全有赖编剧的运筹帷幄。
就像我们熟悉的《越狱》，第一季简直是夺人眼球，情节紧凑，演员养眼，有点儿“惊为天剧”的意思。于是我们带着这种期待进入第二季，不料等来的却是情节拖沓甚至冗长。虽然福克斯电视考虑到全球的影响，还是把它坚持到了第四季，但它在美国本土的收视还是一片惨淡。
从出口到进口
种种压力之下，美剧“拿来主义”的兴起倒顺理成章了。加工半成品总比从原材料做起要容易些，况且美国人只是借来剧本，还要经过编剧改编，加入本土元素，没有彻彻底底地“拿来”。而且，如此的“拿来”还有很好的前例，那就是最近被网络热评的《丑女贝蒂》，如何被翻拍成中国本土的《丑女无敌》。其实美国版的丑女也是个“枪版”，它的版权来自哥伦比亚，这部戏授权给35个国家翻帕，堪称“丑女奥运会”。
有这么成功的案例在先，美剧的“拿来主义”有理由再明目张胆些。今年秋季美国的改编剧集里，除了《谁是我新郎》外，其他均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一向大胆的美国人，还是保守地选择了与自己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故事题材改编。而且他们所选择的剧本，往往在“出口国”已拥有了颇好的反响，作为“进口国”的美国，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改编了，毕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当然，改编的剧本也并非稳操胜券。CBS改编的以色列电视剧《谁是我新郎》题材相当吸引人，占卜、迷幻，把自己之前的生活仿佛倒带般重过一遍，听听内容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但这部剧集完全来自一个异文化的国度，改编的过程中势必要考虑美国本土观众的感受，删减的工作是免不了的。于是，负责改编的编剧和原剧的编剧常常会意见相左。《谁是我新郎》本身的以色列编剧Diane Ruggiero就退出了美国版的改编工作，因为她坚持不改变其中的以色列味道的元素。除去文化的障碍，还有美国电视剧自身结构的问题。美剧引进的剧本一般也就十几二十集，但为了满足美国电视市场的需求，一季就需要22集的美剧不得不一再扩张剧情，让不必要的情节加倍，以填满时间的需要。
在探讨今日的艺术类高等教育改革时，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曾经的艺术教育家，或许作为最早的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他们新鲜的教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影响着后世几代人。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他号召学习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改革传统的中国画；同样作为画家、美术教育家的林风眠一生致力于改革中国传统绘画的探索，他提出要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此外，还有我国音乐教育的奠基者萧友梅、黄自等等。许多艺术家和留学生归国后，纷纷投身于改革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中，使新式教育成为传播外国先进教学理念的窗口，使我国艺术类教育进入了中西方文明融合的新阶段，掀开了中国艺术教育史新的一页。
中西方艺术类高等院校的教学理念的革新与碰撞带来教育模式的新气象，在今天，新一代具有留学背景的艺术类教师登上了讲台，他们是否能够解开“钱学森之问”？记者采访了上海戏剧学院教师成啸、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教师朱永斌以及西班牙巴塞罗那电影学校硕士研究生雷蒙。
抓住留学机缘，走进他山之石
作为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专业的高材生，成啸将提前一年半修满学分，于是结合自己的英语语言优势，开始规划后面一年半的学习。时值上海戏剧学院正在和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及瑞典斯德哥尔摩戏剧学院做三校交流工作坊。在工作坊的参与期间，成啸见识了瑞士电影教学的实践模式，惊异于其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已经达到国内专业电视编导的水平，在剧本写作、拍摄、导演等领域，其工作模式也和国内鲜有相同。在与对方电影系主任沟通时，得知瑞士高等教育体系将艺术类高校划归为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科技大学，在理论教学的同时，侧重培养学生的艺术实践创作能力。成啸在查阅了国内相关资料后，发现国内对于瑞士艺术类应用科技大学的研究几乎没有，所以从专业发展和科研课题的申请角度，向苏黎世艺术大学申请攻读电影学硕士专业，计划在攻读电影制作专业的同时，能做好一个瑞士艺术类应用科技大学实践模式探索的调研。
2011年受上海市教委与上海戏剧学院公派，成啸前往瑞士苏黎世艺术大学（Zur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Zürcher Hochschule der Künste， ZHDK）攻读电影制作专业硕士学位。在课程结束后，苏黎世艺术大学正在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课题《德语区青少年戏剧发展》，通过参与此课题，成啸顺利申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日内瓦办事处的实习。因为具有良好的知识积累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归国后，成啸目前涉及文化创意相关专业教学及管理工作，但仍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艺术创作。成啸认为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背景下，应找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与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的平衡点。
留学，并不是简单的出国学习。究竟想学什么？想做什么？专业的选择乃至学校的选择都是较为审慎的事情。
在法国人雷蒙看来，同样是电影专业，法国的电影专业重视的是学术研究，注重电影批评。而他则想学习纪录片，希望获得一些实际的提升，看重的是能够真正用电影去交流，获得更多的想法和更广阔的视野。他选择巴塞罗那电影学校，攻读纪录电影制作与制片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像欧洲许多大学一样，巴塞罗那电影学校并没有很大的校园，不过却拥有很优秀的实践资源，比如拥有声音和视觉领域20年的专业教学经验，以及公认的非常优秀的电影工作室。
选择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对于朱永斌来说，吸引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区别于国内的艺术教育方式。德国的专业考试针对性较强，不特别注重艺术的绘画基本功，但特别重视艺术的创造力与个性，看中创造设计的过程。要求学生具有开放的思维，强调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所以要尽量充实自己对于艺术的认识观以及创作的连续性。柏林艺术大学的专业教学培养很出色，国际上也较为认可。他认为，出国留学也是一个充实自己、完善自我的过程。
重视教学理念，倡导多样化实践与创造
在德国留学的朱永斌初期并不太能适应校方自成体系的教学模式。一般欧洲的艺术院校建校时间都相对较长，有丰富的艺术教学管理经验。朱永斌所就读的学校采用工作室、艺术研究室的教学模式。每学期期末时选择下学期要进入的教授与工作室，并在学习前从教授或导师那获得课程前需要阅读的书籍和相关作品。此外，由于学生人数不多，因此学校不分年级，多年级混合在一个工作室进行共同学习、彼此合作，共同创作研究。这种模式可以求同存异，使课堂谈论有更多的想法和观点产生。
朱永斌学习的专业是媒体艺术，侧重于媒体、装置、互动等当代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起源于欧洲，发展成熟于欧美，逐渐影响世界各国，并成为当今主流艺术形式之一。教学过程中，教授会非常认真地与每个学生进行交流，在一定的主题下谈论学生的艺术创作。特别注重过程，促进作品的完善与丰满以及辅助参与实践创作。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他基本适应并认可了这种教学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相对自由。此外，虽然专业是固定的，但是工作室是自我选择的。因此，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更多的技术和观念，并可以综合设计，学校提供一切的可能性去帮助每一个学生实现艺术创造，鼓励学生树立艺术家的意识。这样大家可以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艺术学习、艺术创作上，从而使学术氛围更为浓厚，实现艺术教育的良性发展。
这种方式区别于中国的艺术教育。现在，在朱永斌的教学过程中，部分引入了这种相对自由的艺术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以多种艺术形态、表现方式以及材料展示等去创作，摆脱固有形式的禁锢，增强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与可塑性。
瑞士高等教育在迅速发展过程中，也得益于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而谈到瑞士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无法回避的一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高等教育体系下的新型大学：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n）。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应用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及艺术等以实践创作为主体的专业均分布在应用科技大学）在德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功，其实践应用型的教学理念得到了社会与官方的普遍称赞，德系教育中最令人骄傲的理工、机械、建筑等学科均归为应用科技大学，多年来为德国乃至欧洲与世界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目前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占德国高校总数的43%。借鉴于德国的成功经验，瑞士在20世纪90年代意识到需要改变单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院校，才能满足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才能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1994年瑞士联邦政府将全国部分高等专业院校合并，成立了新型的应用科技大学UAS（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UAS与两所联邦理工大学、10所州立大学等级相同，同属于“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5A级别。
相比于传统大学以基础科学教育为主，UAS主要发展于实践教育、应用科学研究以及艺术创作类学科，并根据课程的专业理论教育以及实践培训使得学生的创造力与艺术天赋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其教学目标在于为社会组织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2004年瑞士联邦政府通过修改教育法案，将UAS大学里的卫生、社会类专业以及艺术专业划归为联邦政府统一管辖。在瑞士联邦政府的教育法案中，UAS有如下任务：第一，开展侧重实践教育为主的课程，强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并组织学生参与专业实习，使学习的知识与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在不同的学科内，使学生的创造力与艺术天赋得到发展。拥有学位授予权。第二，在完成专业教育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机会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应不断完善专业学科的建设。第三，在专业领域内，组织科技、文化、艺术活动并为社会提供服务。第四，与国内外教育、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
应用科技大学在办学理念上十分强调与社会接轨，与相关企业开展紧密合作。如苏黎世艺术大学，不仅利用良好的福利待遇与薪资大量聘用瑞士电视台、影视传媒公司等一线艺术工作者作为兼职教师前来授课，学校科研部门也为相关机构承担大量科研课题，而科研成果将直接转化为教学内容。瑞士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也向学生提供大量薪资优厚的实习工作，甚至在办学资金上，相关机构也会赞助不少资金，作到全面结合、唇齿相依、共同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UAS与传统大学在“同等层次，不同类型”的理念下，共同在实践与基础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目前，UAS已经在瑞士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为瑞士教育改革中最为有力的创新体系。在全瑞士的8所UAS大学里，成啸访学的苏黎世艺术大学，就是其体系内的艺术类高等专业院校。
雷蒙很推崇他所就读的巴塞罗那电影学校。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样的电影。巴塞罗那电影学校一贯强调培养有创造力的纪录片导演，要求学生不只是新闻的记录者，更是用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讲故事的艺术家――这也是学校教学最大的特点。学校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缺点或许是理论水平不够高，对电影史的关注也不够深，但却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专门从事电影、电视或制片工作。
在校期间，学生需要完成大概5次专题作业以及一部毕业短片。在一年的学习期间，学生的项目实践期一般为3至4个月。大家分别提出自己的主题，由教授筛选出3个进行拍摄，没有被选上的学生将作为成员参与到其他人的项目中。然后，大家再讨论决定制片人、编剧、导演的分工。雷蒙就曾被选为编剧和助理导演。在项目完成后，实践结果可以在酒吧放映，甚至被推荐到电视台或电影节。比如雷蒙参与拍摄的一个30分钟短片，就入选了当地一个小型电影节。因此，有的学生以自己的实习作品为起步，毕业后直接就开设了自己的独立工作室。
转变传统教学理念，推动教改新发展
国内的影视教学中，学生的剧本创作一般由任课教师来指导，较为单一。瑞士的模式聚集了更多的资源，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学生更多角度的视野与意见。艺术类应用科技大学对于学生的培养模式，充分地将实践能力、科研成果融入到教学内容中，保证了学生在知识、实践领域所掌握的都是最为前沿的理论知识和艺术实践创作理念。对于电影系的学生来说，研讨会课程会邀请业界著名的导演、制片人与其他高校的专业教师，共同为学生的剧本创作把脉，反复地从最为专业的角度启发学生在剧本创作上的灵感，促使学生不断地完善剧本，整个过程可能长达一年，学生在业界最专业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剧本创作。剧本一旦定稿，将由电影系向各大文化基金会推荐，为学生争取到拍摄的经费与赞助。整个流程，在专业的指导下、充足的资金资助下保证了学生的艺术创作。
上海戏剧学院既重视培养从事艺术创作的未来艺术家，也培养艺术文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基于这个教学目的和国外的教学理念，在目前教学中，成啸有意让理论知识掌握得较好的学生参加更多的科研项目与实践课题，在教学上也会将科研成果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将科研与教学互相结合，开拓学生的视野。
在本科基础阶段，理论认识与艺术实践创作两个方面的能力都需要培养。在理论学习中，更多采取国外的调研式教学，即在理论课程开始之前，已经将需要学习的理论主题布置下去，学生通过大量的影片观摩及资料查阅，完成报告等，在课堂中进行案例交流，教师在整个过程中引导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体系，也着重培养学生自身的自学能力。在艺术创作中，从单纯地指导引入启发式的旁敲侧击，在不限制学生思维的基础上，给予学生更大的创作空间。在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模式中找到平衡点。在本科阶段重视理论与创作的同时培养，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基础，4年毕业后，学生在理论与创作中的积累可以直接进入电视台等影视制作机构进行创作生产，亦可向MA（学术型硕士，着重影视理论研究）方向及MFA（艺术专业硕士，着重艺术创作生产）进一步深造。
同样，有着海归背景的朱永斌在教学过程中也在积极尝试做相关的教学改革，从艺术设计的基础课到后期的专业课程，都尽量让学生按照工作室模式、艺术作品的创作成熟度等去思考研究。注重与其沟通交流，记录学生创作的过程，见证一个作品从它的起点到它的终点，以及创作者、艺术家从探索到创造的点滴过程。注重从思维、观念角度去与学生沟通，从美学、哲学、技术、材料、形态等方面指导。期望学生在艺术学习过程中，真正掌握成熟严谨的艺术创作与设计的理念。
雷蒙2009年来到北京后，也在积极实践他的愿望――在做制片人、纪录片导演的同时也在参与培训有志于投身电影事业的年轻人，一方面实践着他的专业所学，一方面把他认同的教学方法传递给其他人。他认为，在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享有同等的地位，相信每一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创造潜力，鼓励和帮助更多年轻人勇于实践和创新，追寻电影的梦想。
结语
作为一国总理尚能以如此谦逊、包容的态度，宣称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然而在我们企业的一些战略与管理中却始终不能跳出“闭门造车”的“孤芳自赏”中。
最近看到一条消息，一汽正在研制有民族特色的红旗全新换代产品，已有了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红旗全新换代产品将在一汽轿车投资18亿元兴建的新基地投产。应该说对这个消息我既欣喜又感慨。
红旗轿车曾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面旗帜，它在中国市场曾有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远远超过桑塔纳、奥迪、本田等，但是为什么有如此强大号召力的品牌今天还要沦落到“如何振兴”的话题上呢？我认为这是我们曾经在汽车制造方面对自主品牌打造的观点过于机械、过于保守。
我们曾经十分自豪，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流传全球。我们的火药用来制造爆竹了，国外用来制造炸弹了。如今我们也十分自豪，航天飞机上天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告诉世人，我们的火箭专家与航天员都曾在俄罗斯接受过培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你已经很难严格区分出那些产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产品。以汽车为例，车体用钢可能来自宝钢，但铁矿可能来自南非；汽车内饰可能来自浙江，但内饰设计可能来其自日本的合作方；广告可能是在央视投入的，但创意与拍摄可能是美国公司。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曾经有一个误区：一直认为最理想的自主品牌模式就是希望从研发到生产、从生产到营销都是由中国血统的人来完成的。而这种观念其实是与资源的最佳配置、全球战略思维相背离的。目前的中国企业面对的不仅是全国的市场、全国的竞争，我们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开始面对全球的竞争、最优秀资源整合能力的竞争。
红旗车理应拥有很好的市场回报，因为我们拥有全球容量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拥有对自主品牌情有独钟的良好消费文化；同时我们还拥有对工业产品进行良好成本控制的产业基础。其实目前我们缺的是在自主品牌打造方面的一点“拿来主义”，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与全球最好的设计公司进行战略联盟？为什么我们不能猎聘用有良好行业经验的优良技师？为什么我们不能与在汽车品牌传播方面极富成就的优秀公司展开合作？
自主品牌的生命力其实就是你拥有多大能够把控的市场空间？你拥有多大的品牌号召力？你拥有多少行业中最为优秀的行业精英？自主品牌的生命力不一定是你拥有多么强的研发能力，关键是你有没有十分忠诚的消费人群。如果有！我们不应该在人类已经步入太空时代的日子里，还将自己关在门里为发现空气动力原理而欢欣雀跃。
高不确定规避性的德国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并表现出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不容忍偏离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倾向，以避免威胁。感受度的强弱通过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表示。简言之，就是无法忍受一切“模糊”的事情，凡事都需要清楚明白、流程明晰。德国人认真、细致、严谨、刻板等工作方式，正是高不确定规避性带来的。
正因如此，德国很多企业的高管都是某领域专业技术出身(“技术官僚”)。在专业技术主导的德国企业里，这样的管理者不但可凭专业服人，更重要的是，有“工程师”严谨、逻辑的思维，少有随意的事情发生。管理者也不会因为随意发生的事情转移太多注意力。
这样的特性显然区别于“中庸”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企业，后者对“还好”、“差不多”、“问题不大”是予以默认的，也因此存在精准执行偏颇。以制造企业常见的拧螺丝钉这样一个小动作为例，标准是必须拧5下才最好，德国企业一定会严格执行，但是到了中国，某些企业很可能拧3下就OK。这对细节决定高品质的制造业来讲，便意味着绝对差距。也正是中国这样的文化特性，可以容忍众多低品质企业生存不倒，加之我们的犯错成本太低，惩处力度不强，这个特性被肆无忌惮发挥，中国企业依然尚未改良野蛮生长的恶劣土壤。大胆重拾“拿来主义”
在德国的市面上，你可以买到一种布谷鸟钟，它用的是从瑞士进口的机芯。不仅如此，在这个号称制造大国里，你要是仔细寻找，一定还会有更多新发现并且惊呼：德国厂家雕刻出精美、高品质的外壳，一样可以让产品呈现自己的品牌、卖出高价格!
这就是应该有的拿来主义精神。但要提醒的是，这里说的拿来主义，绝对不是“山寨”或者是纯粹“参考”别人的想法，而是拿来对方和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东西做结合，打出自己的品牌。比如中国一汽一大众奥迪，发动机的确是从德国进口的，但是从一开始其国产化率就达到了60％，奥迪国产车同样可以拥有高品质和较好的市场占有率。类似的还有中国华为，无论是世界上好的管理思想还是技术，只要是真正的精华就吸收结合。华为在德国的强大离不开这个原因。
这种“拿来”，是拿来外部智慧的大脑，在获得品牌影响力、带来实际收入之后，再结合更差异化的需求投入研发、生产、销售，维持良性循环。还有一种拿来主义是收购，无论是新近发生的三一重工德国收购，还是早先的工CL、吉利，都是中国企业拿来主义的行业先行者，但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是，“拿来”比自己更先进、更知名的资源，应该怎么消化?最大的风险一定是文化融合。
汽车工业的“拿来主义”
据资料统计，在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我国汽车行业与国际上各大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建立了600多家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积累资本200多亿美元，占全国汽车工业资本总额的40%以上;同时，我国已经从国外引进了1000多项汽车技术，这些技术大多与国外处于同等水平。由于外资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生产、产品开发技术，还带动了汽车工业整体素质的提高。世界一些著名的整车、零部件跨国公司均加大了合资企业的科研开发投入和人才培训工作，并已将在华的合资企业发展纳入全球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走的什么路？其实我们走的不是创新路，我们走的是学习引进技术，这条路不需要贬低它，中国找到这条路很幸运，我们利用改革开放，三十年利用我们安定的社会环境，利用我们广大的市场和良好的工业基础，我们用全世界不到一半科技投入达到了世界两倍的发展速度。
从“拿来主义”到创新发展
曾经依靠模仿起家的自主品牌轿车企业，近年来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2005年10月，我国第一个发动机自主品牌在奇瑞ACTECO诞生，让我国轿车发动机水平与世界差距缩短了30年;2006年8月，吉利研发的JL4G18VVT发动机投产;2006年2月，华晨与德国FEV公司联合研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华晨1.8T汽油发动机正式批量投产。而且这些发动机不逊色于同级别的国外品牌，使得我国自主品牌汽车获得了在竞争中的主动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自主品牌汽车发动机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境地。2008年12月15日，比亚迪F3DM双模电动车上市，成为了全球第一款上市的不依赖专业充电站的电动车;2009年9月4日，长城汽车4款车型先后获得欧盟WVTA整车型认证，创造了自主品牌汽车一次性认证车型数量之最，这也是我国汽车首次获得在欧盟国家的无限制自由销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