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30 13:20:22
鲁迅发明“拿来主义”这个词的原意，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针对的是崇洋。“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在胡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以“全盘西化”的口号扫荡中国社会，似乎中国传统旧文化只有裹小脚、留辫子、娶小妾、八股文之类的糟粕，因此，传统文化几乎统统被置于应彻底抛弃的行列，甚至竟有人提出要取消汉字。然而，当时很多“新文化”也非常拙劣，一味地模仿西方，弄得不伦不类，贻笑大方。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回潮，当时称为“发扬国光”，也有人称为“复古”，其对立面就是“全盘西化”。鲁迅就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发扬国光”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拿来主义”的。
我认为，鲁迅在1934年写《拿来主义》一文时，对自己过去过分偏向“五四”新文化、痛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反思，从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上退回了一些。因此，鲁迅“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也是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按照鲁迅在文章里的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主张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偏执，二是因为针对“全盘西化”而反弹的“全面复古”过于顽固。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动脑子、有眼光，自己去“拿来”，实际上也是对“全盘西化”的间接批评。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特意提到西方的“送来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恐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否定。
然而，在鲁迅首创“拿来主义”很多年后，一些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与鲁迅当时的本意已全然不同。现在的“拿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从西方“拿来”，而不是鲁迅所说的要从传统“拿来”。现在的“拿来主义”在某些时候甚至等同于鲁迅批评的“送来主义”。当年西方送来的是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如今，有些还在继续送来；有些已不再好意思厚着脸皮强行送来了；有些换了新东西，仍源源不断地“送来”。而现在很多人打着鲁迅的旗号高喊“拿来主义”，其实就是鲁迅批评的“全盘西化”，对“送来主义”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现在的“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也就是全部抛弃，统统视为垃圾。事实上，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这样使用“拿来主义”，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同意。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时，应该要有些新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文化的本质，才能知道哪些是需要“拿来”的，哪些是不该“拿来”的，哪些是需要“拿来”后加以改进的。当然，“拿来主义”在这里多少也有点儿天真或不准确，因为，我们希望的“拿来主义”与西方希望的“送来主义”并不合拍。西方想送来的东西，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钱的，甚至是强行摊派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西方免费送来的东西往往是钓鱼的诱饵，我们某些人则以为那是“拿来主义”成功的证明。而我们想拿来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拿不来的，是需要付钱的，一厢情愿地“拿来”，很容易被西方、惩罚。所以说，对于西方，我们兴高采烈地想象着“拿来主义”，却常常会被西方视为“偷盗”。因此，我们也发现，“拿来主义”有时就是“买来主义”，“拿来主义”也经常成为内外勾结的幌子，这可能就是某些人偷换鲁迅“拿来主义”概念的动机。
针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与针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于传统文化，如果想拿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障碍，最多讨论一下，拿来后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现代？而且，对于传统的“拿来”，基本上是免费的，没有“买来主义”，也没有“送来主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发现，某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好东西，我们非常渴望“拿来”，甚至愿意花大钱，彻底兑现“买来主义”，西方还不愿意，比方说高科技，这似乎可以称为“拒绝主义”。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除了要有头脑、有眼光，挑选着“拿来”外，还不能太一厢情愿，以为我们只要想“拿来”，别人就愿意给，以为我们想买来，别人就愿意卖。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渴望“拿来”，却遭到拒绝，根本“拿不来”“买不来”。
“拿来主义”是鲁迅首http://先提出来的。“拿来主义”自鲁迅首创后经常被人使用。然而，后人使用“拿来主义”的对象和含义，与鲁迅的原意常常不一致，甚至相反。
鲁迅发明“拿来主义”这个词的原意，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间接针对的是崇洋媚外。“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所谓“新文化”，其实就是西方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文化”。在胡适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新文化以“全盘西化”的口号扫荡中国社会，似乎中国传统旧文化只有裹小脚、留辫子、娶小妾、八股文之类的糟粕，因此，传统文化几乎统统被置于应彻底抛弃的行列，甚至竟有人提出要取消汉字。然而，当时很多“新文化”也非常拙劣，一味地模仿西方，弄得不伦不类，遭到很多嘲笑。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传统文化的回潮，当时称为“发扬国光”，也有人称为“复古”，其对立面就是“全盘西化”。鲁迅就是在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发扬国光”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拿来主义”的。
我认为，鲁迅在1934年写《拿来主义》一文时，对自己过去过分偏向“五四”新文化、痛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反思，从否定传统文化的道路上退回了一些。WWW.133229.COm因此，鲁迅“拿来主义”的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也是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按照鲁迅在文章里的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主张客观地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态度的产生，一是因为“全盘西化”过于偏执，二是因为针对“全盘西化”而反弹的“全面复古”过于顽固。因此，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要动脑子、有眼光，自己去“拿来”，实际上也是对“全盘西化”的间接批评，不能一味否定传统文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特意提到西方的“送来主义”在中国引发的“恐怖”，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否定。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立场，与他自己过去的主张已经不完全一样了。
然而，在鲁迅首创“拿来主义”很多年后，一些人对于“拿来主义”的理解与鲁迅当时的本意已全然不同。现在的“拿来主义”更主要的是要从西方“拿来”，而不是鲁迅所说的要从传统“拿来”。现在的“拿来主义”在某些时候甚至等同于鲁迅批评的“送来主义”。当年西方送来的是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如今，有些还在继续送来；有些已不再好意思厚着脸皮强行送来了；有些换了新东西，仍源源不断地“送来”。而现在很多人打着鲁迅的旗号高喊“拿来主义”，其实就是鲁迅批评的“全盘西化”，对“送来主义”照单全收。与此同时，现在的“拿来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差不多也就是全部抛弃，统统视为垃圾。事实上，这正是鲁迅反对的，这样使用“拿来主义”，鲁迅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同意。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在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时，应该要有点新的认识，要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这样才能判断西方文化的本质，才能知道哪些是需要“拿来”的，哪些是不该“拿来”的，哪些是需要“拿来”后加以改进的。当然，“拿来主义”在这里多少也有点天真或不准确，因为，我们希望的“拿来主义”与西方希望的“送来主义”并不合拍。西方想送来的东西，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钱的，甚至是强行摊派的。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西方免费送来的东西往往是钓鱼的诱饵，我们某些人则以为那是“拿来主义”成功的证明。而我们想拿来的东西，绝大多数是拿不来的，是需要付钱的，一厢情愿地“拿来”，很容易被西方起诉、惩罚。所以说，对于西方，我们兴高采烈地想象着“拿来主义”，却常常会被西方视为“偷盗”。因此，我们也发现，“拿来主义”有时就是“买来主义”，“拿来主义”也经常成为内外勾结的幌子，这可能就是某些人偷换鲁迅“拿来主义”概念的动机。
针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与针对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还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对于传统文化，如果想拿来，一般不会有什么障碍，最多讨论一下，拿来后到底好不好？是否适合现代？而且，对于传统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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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基本上是免费的，没有“买来主义”，也没有“送来主义”。但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发现，某些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实是有用的好东西，我们非常渴望“拿来”，甚至愿意花大钱，彻底兑现“买来主义”，西方还不愿意，http://比方说高科技，这似乎可以称为“拒绝主义”。所以，对于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除了要有头脑、有眼光，挑选着“拿来”外，还不能太一厢情愿，以为我们只要想“拿来”，别人就愿意给，以为我们想买来，别人就愿意卖。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渴望“拿来”，却遭到拒绝，根本“拿不来”“买不来”，而很多我们不想要、不需要的东西，西方正源源不断地“送来”。
初次听到“说”，我以为是有人犯了红眼病，以至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听多了，也就半信半疑了。直到最近，一位朋友再次证实了这个说法，我终于相信了。我知道，这位朋友在陶瓷艺术圈厮混多年，与多位大师相熟，为人老实厚道，不是那种背后说人是非的长舌妇。
朋友告诉我，某些国大师、省大师、教授请人，或让学生、徒弟捉刀，然后署上大名，一件标价上万元的大师作品就此出炉。朋友说：“有些是活太多忙不过来，有些则是名利双收后变懒了。”
对于朋友的说法，我是有疑惑的，“大师的艺术造诣岂是捉刀者可以匹及的，大师就不怕穿帮损害自己的声誉吗？”朋友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你真是个外行！许多买家明知不是大师亲自创作的作品也会买，他们买的不是作品而是名号。而且，少数大师的艺术水准还不如捉刀者呢。”我无语！
又是“拿来主义”！鲁迅先生批评的“拿来主义”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部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存在多处抄袭……
2009年，有网友爆出由公安部消防局主办的“中国消防在线”网站上，河南开封消防支队与漯河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漯河政法委书记换成了开封市副市长，从而被网友戏称为“开封指导漯河工作”……
学术抄袭、政府文件抄袭的新闻频见报端，真是验证了“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俗语。这些抄袭者莫非都是“拿来主义”的信徒？
就技术含量而言，文章的“拿来主义”还要颇费些功夫，再懒惰的人也必须寻找范文摹本，勤快些的则要改头换面，在文字上稍作修改。而大师的“拿来主义”则太简单了，签上自己的大名不过几秒钟时间，一件平凡之辈的作品就身价百倍。
就罪恶指数而言，学术抄袭者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予以处罚。但“拿来主义”的陶艺大师们，则不仅仅是道德沦丧的个人问题，而且有涉嫌市场欺诈的违法行为。买家是可以去司法部门控诉的！
有人说，“拿来主义”可能毁掉艺术陶瓷的价格体系和市场，我却不敢苟同。在我看来，“拿来主义”能得以盛行，已经说明了今天的艺术陶瓷市场是个畸形的市场。以名气大小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标尺，以“大师与否”作为评价一名陶艺家水准的高低，这样的市场和大师都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曾经有一位古陶瓷鉴定专家对我说：“评了个部级大师的头衔，就如同搬回了一台印钞机。若干年后，很多名不副实的‘大师’作品将被市场所淘汰，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大师水准的作品才能长久赢得市场青睐。”
印钞机的比喻非常形象和贴切，而“拿来主义”的根源就在于这台印钞机。印钞机是国家所有，政府会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设定印钞票的速度。但如果印钞机掌握在个人手中，那么机器运转的速度就取决于个人贪欲的大小。那些信奉“拿来主义”的大师们，无疑是觉得印钞机的速度太慢，必须加快运转速度或者印伪钞。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18]
参考文献
[1] 黄仲文（主编）：《加拿大英国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2]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3] 同上。
[4] 乔治·包沃林：《一本简短悲惨的书》，温哥华：塔伦布克斯出版公司，1977年。
[5]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9页。
[6] 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7] 丹尼斯·李：《韵律，国家，沉默：在殖民主义的空间写作》，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63页。
[8]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4页。
[9] 王晓英：《生存 回归 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载《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0]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蒋丽珠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11] 克罗耶奇：《一个加拿大问题》，载《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页。
[12] 同上。
[13] 申慧辉：《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第199页。
[14] 琳达·哈钦：《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国小说研究》，赵伐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15] 瞿世镜：《＜英国病人＞——“后殖民小说”经典作品之一＝，载《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16] 梅绍武：《英国病人》（长篇选译·前言），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五期，第9页。
[17] 琳达·哈钦：《另外的孤独》，王逢振译，载《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第167页。
关键词：加拿大 双语制 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语言主义
众所周知，“枫叶国度”加拿大于1971年正式颁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平等地位。这一文化政策为世界上其它多民族国家解决种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提供了典范。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是成功的，为加拿大社会的稳定，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优越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作为解决种族冲突的时代产物，“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它和以往的种族同化政策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语言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性来试探“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及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一、“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语言主义”在理论上的相互联系
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中曾给文化下过这样的定义：“文化是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辐射范围之广，几乎包罗万象。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是构成文化系统的主要要素之一，而且作为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它承载和反映文化的全部内容，并使其得到传播、演绎和发展。没有语言作为媒介，人类的食物系统，服装系统，建筑系统，电影、电视和出版物系统就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文化的镜象反射，人们可以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即语音、词汇、句法和语义系统，了解这个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背景及其丰富的文化生活内容。
二、“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语言主义”在现实社会中的矛盾性
如上所述，根据“多元文化主义”的宗旨以及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语言主义”在理论上是并存的。然而，在加拿大的现实社会，尽管法律上明确了“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少数民族语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与之相差甚远。
首先，虽然加拿大有一百多个不同的种族集团，上百种少数民族语言，但在社会生活中占同等地位的语言只有英语和法语，在白人种族集团占统治地位的加拿大，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是主流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白人使用的英语也就有了优势，成为不同的种族进行交流的法定通用语言。法语由于许多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也成为与英语有同等地位的另一官方语言。加拿大的“双语制”的形成使得英语和法语不仅在政治、法律和外交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它们也是使用最多、最广泛的语言。
其次，少数民族语言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地位不但无法与英、法语言相媲美，而且许多种族语言的使用率正在日趋降低，甚至丧失。生活在以英、法文化为主流的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里的其它民族，为了生存，为了工作必然要与其它民族的人们交往，这就使他们不得不学习并使用英语或法语。综上所述，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实行以英语和法语为主的“双语制”是合乎国情的、合理的，符合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需要。
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
从理论上讲，“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语言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存在应伴随“多元语言主义”的存在；反过来，“多元语言主义”既可反映“多元文化主义”，又可保障并促进它的实施。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语言政治的制定受到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语言交际价值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可能允许多元化语言政策的存在。而且，由于自然同化等原因，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缩小，交际价值减退，甚至日趋消亡。“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语言主义”在理论上的统一和在实践上的相互矛盾反映出绝对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不存在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质是对不同文化进行逐渐而易于被少数民族文化的人们所接受的同化政策，但这种同化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演变过程。
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相对于某些国家的“单元文化主义”而言的，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既然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文化内容的主要媒介，加拿大以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双语制”政策只能反映出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文化和加拿大人文化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主导地位，其他种族群体的文化只能是附属文化。在一个文化层次上存在主次之分的社会，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也根本谈不上多元文化社会中有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在事实上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本世纪初，当三百万移民如潮水般涌入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对待移民潮的主要思想是“盎格鲁化”，即把外来文化逐渐同化成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白人新教徒文化。但因同化政策强迫移民应放弃自己的民族归属意识，扼杀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特质，使移民遭受了巨大的文化压力和侵入，最终导致种族歧视、矛盾和冲突。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加拿大政府终于在1971年开始实施“双语制”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解决种族争端的一种文化策略。可见，作为白人种族集团同化其它种族集团文化失败的产物，“多元文化主义”只不过是政治家们为统治不同的种族集团而采取的一种间接手段，其本质仍是一种文化同化政策，只不过比“盎格鲁化”温和，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它在表象上给人一种文化平等的感觉，给移民的心理一定的安慰。
鉴于加拿大是个移民国家，新移民仍在不断涌入，“多元文化主义”尚需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种族团体间的频繁往来和异族通婚等多种缓慢的自然同化演变，以及根据宇宙的大一统的原则，“多元文化主义”在很长时间后可能发展为一种单元文化，但那可能是集各种族文化优点于一身的一个理想的统一体。
参考文献：
［1］王希.多元文化起源，实践和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
［2］Multiethnic Education.Theoryand Practice.1998.75.
【关键词：加拿大 ； 多元文化主义； 国民身份认同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国家，政府在1971年宣布实施多元文化主义国家政策，1985年成立“多元文化常务委员会”，1988年议会通过《多元文化主义法》，1991年成立“多元文化主义与公民身份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受法律保护，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贯彻和监督实施，因此有基本规范及良好的可操作性。
一、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目的：强化加拿大人的国民身份认同
“身份”和“认同”各有侧重。身份表示的是人对一定共同体的归属,认同意味着人在思想、观念和心理上对某种文化与价值的接受与承认。
加拿大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样性明显的国家，不仅族群构成多种多样，各地区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加拿大自治领的建立本身就是多种力量让步、妥协的产物。联邦之父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建立过程中绝不能忽视族群多元性和各地区的多样性，不是把多元“压碎”，而是对彼此进行“协调与和解”。
从加拿大国家的形成历史看，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基础在很早就奠定了。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等土著是唯一拥有土生土长文化的加拿大人。土著以外的其他人都是后来移居加拿大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大量英国和法国移民来到加拿大，他们是这片土地新的开拓者。他们跟土著居民相互交往，建立起独特的加拿大文化模式。在19世纪后几十年以及20世纪初年，大量的东欧人和北欧人为了寻求土地和自由移居加拿大。20世纪以后，加拿大向全世界打开了门户，使得加拿大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的国家。加拿大“五彩缤纷大花园”和“民族马赛克”的象征寓意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加强英裔加拿大人的地位，削弱法兰西人在加拿大的势力，加拿大政府一开始推行同化政策。然而同化政策并未奏效。以后，加拿大还推行过以盎格鲁民族文化为中心“加拿大化”运动和“熔炉”政策，也没能成功。没有一个非盎格鲁民族支持融合，而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又不得不靠多民族的移民来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更为自由和民主地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模式出现了。在多元文化主义当中，文化异质不被看做是一种暂时现象，而被看做是一种永久现象，其目标在于保护民族多样性的同时促进政治统一。
多元文化主义从提出到实现经历了半个世纪。这一口号最初在1922年提出时，曾经立即遭到一些反对。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会削弱加拿大的团结。加拿大人操不同语言，生不同肤色，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长期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对“加拿大人”的认同感，也表明加拿大事实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文化。但是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多元化与国家统一是能够彼此相容的，文化的多元化只会加深这些民族对加拿大的感情，加强加拿大的团结，增强加拿大的国民认同感。虽然加拿大还没拥有统一的文化和认同，但其国民性中已经渗透着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认同；虽然加拿大主流文化还是白人文化，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这个文化已经是多元的了，其国民性也是多元的。
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族群集体权利的承认和族际民主的方式，鼓励移民融入加拿大社会。因此,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形式上强调多元,实质上主张的是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共存,这既是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最终目的,也是基本限度。[1]
二、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多元文化主义是促进了还是疏离了国民身份认同
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为例，多元文化主义在促进还是疏离民族认同中的作用，需要作详细的分析论证。
多元文化主义旨在确保所有的公民能保持他们各自的文化认同,以他们的祖先为自豪并具有一种归属感。文化上被接受给予加拿大人一种安全感和自信,使他们对不同文化持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一) 多伦多的经验
数百年前，休伦湖畔（Lake Huron）的印第安人将现在的多伦多地区取名为“聚集之地”。如今的多伦多成为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有五个唐人街、两个意大利区，还有希腊街、印度城、韩国城、犹太人市场、小波兰等，多元文化特色从这些多姿多彩的社区可略见一斑。
自从1970年代进入经济繁荣期以来,多伦多成功地处理了经济发展中陆续出现的问题,近年来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和北美最重要的大都会之一。当地居民来自100多个民族，讲140多种不同的语言，拥有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文化。更难得的是,这些风格各异的社区之间能够和谐共处,并不存在仇恨和争斗。当地人以做为“多伦多人”而自豪，或者自称为“加籍华人”、“韩裔加人”、“早年来自乌克兰的加拿大人”等。良好的语言资源有利于跨国公司以多伦多为基地来开拓国际市场。多伦多为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2]
多伦多的经验表明,加拿大充分承认所有加拿大人的潜力,鼓励他们融入社会并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事务，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对于增强加拿大人的民族向心力和国民认同感是一种很好的实验,为世界上多种民族和种族的共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魁北克的问题可能也许仅仅是一个特例。
（二）魁北克的经验
加拿大在经历了积极的多元文化融合期之后，还迎来一个倡导分离主义、观念混乱的阶段。
1760年蒙特利尔从法国殖民统治转为英国殖民统治是北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蒙特利尔是北美最大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操法语的最大城市。双语制度原本是多元文化主义之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它要求政府所有的公文以及交通商业标志必须同时具有英语和法语版本。但是随后的某些现象表明,魁北克的多元文化主义一度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特征。在加拿大的其它省份,重要的交通标志通常是双语的，魁北克的交通和商业标志却都变成了清一色的法语。这已经违反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初衷。魁北克不断地向联邦政府要求这样那样的优惠政策。自从魁北克人党1976年在魁北克当政以后,已经举行了两次公投，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内部信息表明,如果分离主义分子赢得公投,他们将远远超出公投以前的承诺,以激进的步伐追求彻底的独立。
由于加拿大特有的地理特征,加拿大的每个省与美国做贸易都比与其它省份做贸易来得容易。如果魁北克走向独立,整个国家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局面。面对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联邦政府预先制定了军事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而且1995年第二次公投之后，魁北克人党开始把注意力从政治问题转向更加迫切的经济问题,魁独呼声渐熄。魁北克人党更是于2003年在魁北克下台。
政府的强硬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魁北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有必要在差异和趋同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在柔性政策和刚性政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
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结果应该再观察
从多元文化主义几十年的实践看，尽管人们对它心存疑虑，却不能不承认它对实现公民平等、发展多样文化、减少种族歧视和繁荣社会生活起到积极作用。这项政策还得到了加拿大社会普遍的理解与支持，反映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加拿大人共同的价值观。当今世界上因文化、种族差异引起的冲突迭现，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在国内营造了和平稳定的氛围，是世界上少见的、较成功的范例。
同时也应该看到，多元文化主义也使加拿大的国民认同陷入危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目的性在于帮助缓解、调和各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内在紧张,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并非随人所愿。联邦政府强调各民族有权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各民族成员可以均等地参与政治、接受教育以及享受其他社会。这其实是鼓励各民族发扬自身传统文化,并且有权利要求本民族文化得以重视。但是，当不同文化背景的族裔向加拿大政府正当地提出一切平等、一视同仁的要求的同时,当他们希望确认他们在加拿大这个多民族文化复合体当中的位置之时,是否忽略了他们已经是加拿大成员这一事实？抑或是影响到加拿大本身的统一和本身文化的认同？多元文化主义是否过于强调加拿大的多样性而忽视了它在锻造一个新型加拿大文化当中所应起的作用？ [3]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家从维护“集体权利”入手,试图先承认差异性,然后再通过协商对话等渠道实现不同族裔的结合。然而,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一开始就把“差异”和“多元”放在了重要位置上,这种对族群权利过度地关注,反而会在族群之间增加隔阂，延缓交流和融合。此外,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由于各群体相互之间差异的加大和多数人或优势集团的影响,关注多样性可能会对弱势族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也会强化这些群体的自主、自足和提防意识。这样,民族融合所需要的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关系被一种制度上的多元化疏离开来,反而会延迟国民身份的认同。
多元文化主义在加拿大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甚至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但可以确定的是，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越大，就越需要人们对文化有更大的宽容和公开性。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要沿着良性发展的轨道前进，必须兼顾到这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加拿大国民身份的认同感，二是尊重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多样性。两者不仅要“共生”，还要“协调”。 [4]尽管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试图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来化解不同文化族群的矛盾,但这只是制度形式上的安排,而真正达到不同族群间的融合还需要其他更多方面的努力。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这一政策为加拿大也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模式提供了无法估价的参考资源。
参考文献：
[1]常士・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反思[J].世界民族，2008（4）.
[2] 陈刚.多元文化与民族认同[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曹雪.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困境[J].黑龙江史志，2008（10）.
摘要：《战争艺术概论》的作者若米尼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其思想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军事变革、理性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三个方面对其思想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法国大革命
安东尼・亨利・若米尼（Antonine・Henri・Jomini）(1779-1869)被称为19世纪最大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之一。他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 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洗礼，颇受拿破仑和俄国沙皇的赏识。若米尼笔耕不断、著作等身，尤其是他几乎耗费毕生精力撰写的传世之作《战争艺术概论》, 精辟地总结了拿破仑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当时的军事学提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建立了一套系统全面的战争艺术理论体系。1这套理论体系自若米尼的青年时代起萌芽，所以毫无疑问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影响，这些历史影响来自三个方面：大革命的军事变革、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一、大时代的军事变革对若米尼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军事变革对若米尼军事思想形成影响巨大，这是若米尼军事思想中“决定点突破”等主导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础。若米尼反复强调战争中有条“不变的胜利法则”，就是在决定的“关键点”（一般指敌军的一支部队或者一个重要阵地）上集中兵力压倒对方，如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中所说：“在战斗行动中，应使主力都用于决定点上，而且都能在决定点上顽强地战斗，同时奋战从而取得胜利。凡是运用这一原理的人，总是可以取得最辉煌的胜利，凡是忘却这一原理的人，总是难免遭到最大的失败。”2 许多学者认为这显示了若米尼军事思想简单化的弊病。但我认为，他的这种表述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军事变革的实际情况的。
18世纪末的哪点军事变革对历史的影响最大？那就是法国大革命这场政治革命带来的“军事革命”。欧洲战争真正革命性的、具有转型意义的变革是“有限战争”转变为总体战，是18 世纪的相对有限战争变成若米尼那个时代的全民参与其中的总体战争。这正是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把民族精神灌输到战争中去, 结果形成整个民族间的相互对立3。法国大革命带来了“民族国家军队”和普遍征兵制，带来了之前封建君主们想都不敢想的巨大兵员。近代的军事创新,使战争走向它的残酷和高耗阶段,公民权的大规模拓展通过征兵制得意最终实现。在18 世纪中后期, 战争艺术和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即由专制王朝的“有限战争”演变为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无限战争”和“全民战争”。民主只是使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 而征兵制却使人在事实上居于平等的地位, 近代民主主义的源流正是来自平民成为战争主力军的战争形态。4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面队如此巨大的、由全民族的广大民众组成的庞大军队，该如何让其战斗力最大化而不是变成蚁聚的乌合之众呢？
拿破仑给出的答案是：集中原则。说明白点，就是尽一切可能快速将部队集结、避免分散，以在战场上的某一关键点形成关键性的优势。为进行决定性会战，拿破仑缩减一切次要任务，以便能集中最大的兵力。拿破仑自己也说过：“军队必须集合，而最大兵力应尽可能集中在战场上。”对于“集合”（assembly）和“集中”（concentration）两个名词，拿破仑曾在致其兄长约瑟夫的信件中解释如下：“分布部队的艺术即为战争艺术。对于部队应作这样的分布，使之在几天之内即能集合，而不管敌人采取何种行动。”简言之，前者是军或师等大单位在战区中的分布；后者则专指在战场以内的兵力集中。所以，若能作正确的集合，则即令是劣势兵力也还是能在战场中的决定点上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5而我们必须看到，拿破仑的这一原则，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与反法联盟的各次大会战中，都被证明是制胜的法宝。他在意大利的战斗，击败俄奥联军的战斗，无不依靠部队的机动性，通过集中兵力将全局的劣势转化为局部战场的优势。哪怕是最后让拿破仑彻底失败的滑铁卢战役，也是集中原则发挥作用的典范：拿破仑在击败普鲁士军队后犯下错误，将三分之一的部队交给部将指挥，但其部将直到战役结束也没能和拿破仑会合；相反，普鲁士军队却依靠机动达成了“集中”，成功地将主力运动到了战争的决定点滑铁卢主战场，攻击法军侧翼并最终取得了胜利。6
所以我们得说，若米尼如传教士般反复强调战争中 “不变的胜利法则”，近乎无条件地强调在决定点上集中兵力决战取胜，恰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历史实践的。这是大时代军事变革对他的影响、给他的答案。
二、理性主义思潮对若米尼的影响
信奉启蒙运动兴起的理性主义，使得若米尼相信战略中存在不变的规律和原则，并终其一生不断追求完善这个体系。理性主义（Rationalism），它一般认为随著笛卡尔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作为启蒙运动的旗帜，理性主义在欧洲大陆上得以广泛传播。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上的一种哲学方法。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的雅各宾派对教会势力进行过严厉批判，号召民众用理性驱走愚昧，罗伯斯庇尔甚至带头宣扬 “理性崇拜”。若米尼于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生于离法国不远的瑞士，显然他也受到了法国理性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在他看来，为了迎接“理性主义的黄金时刻”，个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都可以靠边。在1804年，也就是若米尼24岁那年，他向拿破仑请愿，请求法国直接兼并瑞士，瑞士政府闻讯后勃然大怒，要求法国驱逐这位“臭名昭著的雅各宾党人”。7
那理性主义又为若米尼带来了什么？简单说来，最主要的就是对科学的迷信，就是凡事都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获得成功。从牛顿以后，西方学界在几乎每个领域，都花无尽的精力来探寻这种规律、原则或者原理。而到了启蒙运动时，认识领域的理性主义开始转向社会历史领域的理性主义，这种探究达到了一种甚至可以说狂热的地步，“许多人由于支配自然世界的规律被发现，因而确信所有人类活动都有类似的规律支配”8。应该说，军事学受理性主义的影响是最晚的，但由于军事学者本身有相对偏向务实的治学风格，再加上军事史学悠久的传统――对经典战例的推崇，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战例而找出“战场万金油”，所以这些都很容易把人往对科学的崇拜上引。若米尼也是如此，他认为军事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有特定且不变的规律可循，如他在《战争艺术概论》中斩钉截铁地强调的那样：“战争中的确有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原理，若是违反了它们，就一定会发生危险，若是好好地运用它们，则差不多总是可以成功的。”9
三、浪漫主义思潮对若米尼的影响
之后出现的浪漫主义，这导致了若米尼战略观的模糊化和英雄主义军事史观的倾向。浪漫主义作为欧洲文学中的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表现为推崇情感和意志，贬低理性。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在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王国”的失望，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幻灭和对新社会秩序的不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的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若米尼在法军任职并开始写作自己的军事著作时，浪漫主义思潮已经很流行了，其理论因此变成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矛盾体。作为19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例如尼采哲学那样的东西”。10若米尼不是克劳塞维茨，事实上他对哲学是钻研并不深入。因此在军事哲学的定义上，他采取了极为模糊的态度，既批判比洛的科学至上主义，也反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怀疑论、战争不可知论。那么他自己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反复强调：战争是复杂的、是能动多变的，但战争又是却有规律可循的。那么什么情况下该坚持军事原则什么情况下或者什么军事层面又该灵活呢？他没有说明，只是强调指挥人员的天才和天赋，认为这是处理问题的关键。这就来到了浪漫主义所推崇的情感和意志。
若米尼对情感和意志的推崇，集中体现在其对军事指挥者的英雄主义式的推崇上。在《战争艺术概论》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如同一位将军，如果既是一位卓越的战略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且能竭尽所能，采取一切手段去创造夺取胜利的条件，那么即使他的部队和下属对他帮助微乎其微，他仍能取得重大的胜利。”11
注释：
1 刘聪著，《若米尼传》，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2（瑞）若米尼著，刘聪译，《战争艺术概论》，出版社，2006，第109页
3 赵志国，《欧洲近代军事转型》，刊《红河学院学报》，2004年2月第1期
4 周保巍，《军事创新与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刊《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5（台）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6―187页
6 Lieutenant Vincent J. Curtis，Jomini on Battlefield Tactics，Canadian Army Journal, July 2005，pp. 17-26
7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8时殷弘著，《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9（瑞）若米尼著，刘聪译，《战争艺术概论》，出版社，2006，第18页
10时殷弘著，《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团结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关键词引渡制度 遣返 引渡条约
一、造成赖昌星遣返的瓶颈期的原因
首先，对赖昌星的遣返是依据加拿大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而非其《引渡法》。理由如下: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中国政府没有向加拿大政府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加拿大方面处理有关遣返案件的机关也不是负责引渡事务的司法部，而是负责遣返非法移民事务的移民部，加拿大依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来审理赖昌星的难民地位申请，而中方所做的努力是为加方提供赖昌星的犯罪证据和不会遭受死刑和酷刑的承诺，因此，对赖昌星的遣返是依据《移民与难民保护法》。
中方不直接请求加拿大引渡赖昌星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但可以推测，中国与加拿大尚未订立引渡的双边条约，中国国内的《引渡法》也与加拿大的《引渡法》在死刑引渡问题上不同的态度，这些原因使得中方要避开请求引渡这条高风险的途径，避免加方因此拒绝引渡，造成没有余地的局面。因此赖昌星迟迟不能被遣返，其根源是法律上的而非政治上或者外交上的，虽然民众和舆论媒体对此有误解，但这已经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那么，如果中方想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利用引渡的途径达到遣返赖昌星的效果，就必须首先针对加拿大的《引渡法》以及加方重视的几个因素和条件，肃清我国自身的障碍，完善我国的引渡制度，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笔者在这里就几个造成目前的瓶颈期的原因做一些分析。其一，加方提出中方需做出不适用死刑的承诺，中方承诺后赖昌星又声称自己会遭到迫害，虽然加拿大法院表示了对我国司法保障制度在改进，不至于造成赖昌星案件的不公正审判的承认，但只依靠政府承诺，加拿大司法部门仍然不会轻易信服，只有在我国立法上和司法制度上彻底确立该原则，才能使其不成为加方拒绝引渡的理由。正如加拿大政府专家证人之一、加拿大刑法改革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杨诚教授在庭审结束后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很有必要，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太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必将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人家政府愿意和我们合作，人家司法是独立的，司法方面可能也会不同意。”其二，赖昌星与其妻在加拿大离婚，可能为今后主张引渡后就不能与亲人相聚做铺垫，以人道主义为由使加方做出拒绝遣返的决定。以上原因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死刑不引渡”承诺如何履行，禁止酷刑，遵循人道主义。
二、完善引渡制度的建议及其可行性分析
(一)“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明确
首先，从国际法律环境上看，“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国际引渡合作领域内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的原则。“死刑不引渡”成为国外缔结双边条约中的一项“刚性”条款。即使某些保留死刑的国家，也会在使用死刑的范围和条件上做出限定，在引渡中遵循“死刑不引渡”原则。例如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都仍然保留死刑，但它们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的第10条就是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规定。在许多有关的国际公约中，“死刑不引渡”原则也得以确立。中国参加的197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规约》为中国采用“死刑不引渡”原则提供一种可能，中国没有参加其他国际人权公约并不成为采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障碍。中国的《引渡法》未明确规定该原则，只有具体引渡实践中做出承诺，这种态度反而会给我国引渡的实践造成障碍，也不利于我国与外国引渡条约的缔结。
其次，从我国国内法上看，我国《刑法》有较多死刑的规定，有些学者认为我国保留死刑是确立“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障碍。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由于共同原告中有涉外因素就导致整个案件相对其他类似案件的轻判，必定会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以及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但是我们可以对《刑法》的死刑规定做出一些变通，我们既不主张全面废除死刑，也不主张两种案件做出完全同样标准的判决。因为“死刑的全面而彻底的废除在中国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并且针对涉外案件需要适用国际公约或条约，与适用国内法的判决势必基于不同的判决标准，其结果必然不尽相同。我们可以尽量减少差异，例如很多学者主张的，废除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完善国内法律规定逐步与国际接轨，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在《引渡法》中明确“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国际国内的基本条件，但在加入该原则之前，尚需修改完善部分国内法。建议在我国《引渡法》中明确该原则以及原则适用的条件和限制，并在国内法的修改中予以配合。
(二)禁止酷刑
禁止酷刑是人权保护的体现，人权保护的内容相当复杂，各个国家对人权的概念、保护措施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异。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都试图督促各国对被指控或被判刑的逃犯放弃使用包括死刑在内的残忍的、不人道的刑法。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是最早明确规定禁止酷刑的国际性文件，其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之后，世界各国在缔结引渡条约或公约及在进行引渡立法时无不把“酷刑不引渡”作为其基本原则。可以说，禁止酷刑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原则之一。199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体现了对酷刑的绝对禁止态度。并且我们可以看出，对酷刑的界定不包括死刑。赖昌星曾以回国会遭受酷刑为由提出难民申请，这也是我们要应对的，也是对将来类似案件的防范。虽然我国《引渡法》规定:“如果被请求引渡人在请求国曾遭到或可能遭到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则不予引渡”，但只是笼统的规定。中国的司法实践尚不容乐观，其制度不够透明使《引渡法》规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要真正实现酷刑的禁止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就要建立监督和披露机制，以提高透明度，这在中国的实践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机制的建立仍然是可行的:在国际倡导禁止酷刑的背景下，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均已体现了禁止酷刑的理念，并做了相应的基本规定;我国的司法制度多年来一直在向着好的方向变化，我国对司法制度改革已经具备很多经验;并且监督和披露机制的建立只会获得群众的支持，因为该机制也可以更好的保障群众的权利。因此，要真正实现禁止酷刑，还要将落脚点放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只有法律的规定，没有详尽的实践和操作方法，还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三)遵循人道主义
如上文所述，赖昌星已经在加拿大离婚并分割了共同财产。假设其在加拿大再婚并娶加拿大籍妻子，则很可能以此为由主张引渡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因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在学术上，目前有学者主张对处于“人道主义”应做广义理解。不仅应针对被引渡人自身考虑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也应针对被引渡人的近亲属考虑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对“人道主义”的审查在实践中本来就很难掌握，每个国家的理念都会存在一定差异，很难预测将来的国际立法趋势是否会有相同的倾向，我们应该在这个难题出现之前，防范赖昌星类似理由的提出。在实践上，中国与外国的引渡实践中就有类似的案例。例如，法国提出引渡的马尔丹·米歇尔涉嫌强奸案，马尔丹·米歇尔及其律师提出，马尔丹·米歇尔在中国与中国公民同居并生有一女，如其被引渡回法国，会造成其与中国“妻子”及女儿无法团聚，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最高院向请求国提出能否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将影响到是否予以引渡，法国则为马尔丹·米歇尔的女儿做了公证，证明其为法国公民，并承诺会尽一切可能创造使他们团聚的条件。这个障碍的排除导致我国做出了同意引渡的裁定。
我国《引渡法》仅规定由于被引渡人的年龄、健康等原因，根据人道主义原则不宜引渡的，可以拒绝引渡。对被引渡人的近亲属并未考虑在内。笔者建议我国《引渡法》在此做出具体的规定，以便今后的操作有据可依。在方法上可以参照上述案例中法国的做法，对被引渡人的近亲属可以予以承认并授予中国国籍。虽然我国目前的国籍制度不承认双重国籍，但为了实现对犯罪人的引渡或遣返，做出特别的例外规定在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非不可变通的维护公序良俗的必要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做出类似规定，防范于未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结论
基于目前遣返赖昌星遇到的瓶颈期的原因的分析，笔者针对赖昌星已经提出的和可能提出的对遣返造成障碍的主要理由，对我国引渡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以归纳为:确定“死刑不引渡”原则并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国内其他立法中进行相应的适度的改革;完善禁止酷刑的监督和披露机制;对“人道主义”的援引做出前瞻性的规定，以方便今后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应对以此为由的抗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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