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之“祸”

历来的抄袭或摹仿者们，到头来只是一场精神“”或话语“狂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陕西老家隔邻的马老四，去河南贩棉花。在洛阳火车站，见一个地摊围观者众多，凑上去看，是卖皮鞋，二十块钱一双。马老四毫不犹豫地购买一双，穿在脚上的同时，顺手将脚下的旧布鞋嗖――嗖――地撇在了洛阳车站。此举等于宣告：从此，他将是我们那个偏僻村庄里第一个穿上皮鞋的人。他大概还联想到回村后的威风。火车到点了。马老四扛起棉花包，脚下的皮鞋此刻也好似给他添了气力，一路小跑上了火车。走在车厢的过道上，正值冬季，忽然觉得脚底下有点儿发凉。马老四也顾不得许多，找到座位，将棉花包塞到行李架上，这才低头打量发凉的脚板，哎呀，双脚皮鞋的鞋底，此时均不见了。他竟是穿着一双鞋帮上的火车。马老四一气之下将鞋帮脱了下来，又从车窗嗖――嗖――地扔了出去。回村时，马老四打着赤脚。虽同样引起村人注视，然效果却与他最初的想象截然相反。

这件事儿，许多年前回乡探亲时听到。如果不是前些日子看到汪晖抄袭的事儿闹得纷纷扬扬，我还想不起这回事儿。不知何故，我居然把汪晖教授和农民马老四联想在一起。

上世纪初，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痛感国家积贫积弱，急于赶上西方，力图迅速改变现状，提倡“拿来主义”。但即使鲁迅先生，对一些过分的“拿来”，亦不欣赏。譬如他讽刺的“假洋鬼子”那种人，靠打扮包装出来的洋派头儿，就很不客气。在思想领域和文学写作上，摹仿甚而抄袭西方的一时间亦不在少。延续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一批年轻写作者曾深为钟情、如今已偃旗息鼓的“先锋文学”，从骨头到灵肉都堪称摹仿写作的样板。一批青年才俊为此付出了痛心的代价。总之我们匆匆忙忙追赶了一个世纪，回过头看，尽管没赶上的仍“多乎哉”，但像当初那样露骨的摹仿已“不多也”。

历史的进步，除不同文化之间正常的相互交流学习借鉴之外，也伴随有摹仿和抄袭的过程，这大概是所有民族进步中的必然，一枚银币的两面。我们中华民族说漂亮点，大概是一个最会学习和借鉴的民族，说不漂亮的，大概也是一个最敢摹仿和抄袭的民族。一百年来文化与思想学习和借鉴的历史，如有人愿意放在一个较高的天秤上去考量，几乎是乏善可陈。这也说明了，历来的抄袭或摹仿者们，到头来只是一场精神“”或话语“狂欢”。这些人学来学去，头脑里除了装满从左邻右舍“拿来”的杂碎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搅乱思想、危害学术并使人们逐渐丧失自主与自信的东西。发展到今天，学术的娱乐化，思想的世俗化，文化的市侩化，落到底是精神失据或者自甘下流的病态。

话到这里，我突然想到自己写这篇文章的起初，原是想给包括汪晖那样的抄袭者做一些辩解。说明过去百年，大约经历了两个“拿来”的时期，一个是上世纪初，一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诸如汪晖者们的“著作”，大都产生在这两个时期或之后不久。他们个人虽需承担抄袭的恶名，但在道义上，我以为不必给予过多的指责。这其中的大多数抄袭者，我想最初都可以归之为善意。最该承担的，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里，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像马老四一样，都想赶快穿上“皮鞋”然后走到世人面前显摆，只是有人没精心挑拣或掩盖，致使“掉底儿”的闹剧发生。自然这里也要说出另一层意思：即对一贯有自己主见，坚持穿“布鞋”走到今天的人需给予足够的敬意，说到底我们民族更多的是需要这样的行者。

（作者为作家、画人，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