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辞职信范文
时间：2023-11-01 22:07:08
董事长辞职信篇1
关键词：上市公司；董监高；辞职套现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1-000-01
一、从中国股市暴跌看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三周，中国上证指数从6月15日的5178点暴跌至7月2日3912点，中国股市蒸发的市值已经达到23600亿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希腊2014年GDP的10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近1300家上市公司大股东及高管减持股票市值近500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减持金额2512亿元的1倍，更远远超过上波大牛市2007年的24.81亿及2008年的19.99亿，掀起了史上最大规模减持潮。这一疯狂套现减持的局面在5月和6月更是升温，5月以来，沪深两市净减持金额近2000亿元。2015年6月仅上半月，上市公司高管减持市值已达1600亿元。
正如上面统计数据所示，股市暴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上市公司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套现问题又一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二、上市公司董监高的忠实、勤勉义务及法律规制
上市公司董监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而我国公司法也对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所持本公司股票的转让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监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还可对公司董监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做出其他（加重）限制性规定。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董监高在履职及辞职期间受到道德及法律的双重规制，在道德层面，公司董监高应本着对所供职的公司高度负责的态度，忠实的履职，对所掌握的公司内部信息应以最大的善意进行使用，不应利用这些商业机密及未公开信息为已谋取私利；在法律层面，公司董监高应严格遵守法律，善意的解读法律相关规定，不得恶意逃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制而为己谋求私利。
三、上市公司董监高辞职套现的原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的设立初衷是为企业的成长提供资金融通的渠道，更好的利用民间资本，更好的鼓励创新型的企业的发展，为它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融资平台，为资本的流动提供指引和促进其自由流动及优化组合。
然而，现实中往往不尽如人意，股市的波动尤其是新股发行所受到的强烈追捧往往推高股价，有时股价甚至超乎寻常的一路高涨，以创业板为例，2009年11月30日开始交易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上市公司由28家达到173家，总市值达到7457.4亿元，近百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在股民的追捧下造就了400多个亿万富翁。与这些富翁一同暴富的便是这些公司的董监高，他们持有的公司股票水涨船高，有的盈利达数倍、数十倍、数几十倍甚至数百倍，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上市公司董监高抛弃商业道德的约束，绕开法律对其股权转让的限制，先辞职，半年之后甚至伪造离职证明文件等相关文件抛售、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套取现金，实现一夜暴富神话。
四、上市公司董监高辞职套现的道德规制
商法的要义不是法律而在于道德，商法的精神究其实质就是道德的精神。上市公司企业法人的信用也充满了公司董监高的信用，很难想象一家上市公司同时有着良好的公众信赖而同时也有着不遵守道德约束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上市公司在聘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人员的道德因素，充分调查和取证这些拟聘任人员的既往执业史，充分对获取资料进行全面的道德评估，并对其在既往执业史中的道德瑕疵采取一票否决的态度，将公司董监高的道德风险纳入公司的重大风险管理之中。
上市公司应审慎的审查拟聘任董事、监事及高管既往的执业过程中对所持有股份的处置情况，对处置方式、处置时间、处置时价值、执业时长、辞职与处置间隔期等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对不同指标进行分配权重，依据计算结果综合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评定，根据综合评定结果决定是否录用。
五、上市公司董监高辞职套现的法律规制
如果说道德的约束是软约束，那么法律的约束显然属于硬约束，道德与法律一柔一刚，刚柔相济方能效果显著。
为了防止上市公司董监高违规抛售所持股份，我国《公司法》及《证券法》都做了相关的有利的规定――公司章程可对公司董监高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做出其他（加重）限制性规定。基于此，上市公司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制定更加严格的针对董监高减持或者抛售所持股份的规定，更加长久地固定公司董监高与公司共同成长的时间期限，根据上市公司的商业机密信息的时效的长短，制定出在董监高所掌握其商业机密信息失效前不允许减持或抛售的规定。
强化公司监督管理，尤其是在职工监事、股东监事之外创设诸如债权人监事等外部监事，健全监事监督机制，建立董监高辞职套现的公司内部监控体系。
证监会作为上市公司的监管权力机构，应更进一步的加大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及抛售行为的约束，建立健全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数据库，对其职业操守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记录，对于有违道德和法律规制的董监高人员进行不良信息记录，供上市公司聘用参考，必要时直接对拟录用的不符合任职条件的高管直接做出不准入的约束。
六、结语
上市公司董监高的违规辞职套现行为不仅危害上市公司的公众信赖力，而且危害到我国尚不成熟的证券市场的平稳运行，加强对公司董监高任职人员的遴选及任职后的约束意义重大。道德永远是上市公司董监高头上高悬的明灯，法律则永远是上市公司董监高不可触及的底线，两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市公司更具创新活力，才能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危兆宾.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的法律规制研究.时代法学，2011，4.
[2]邬国梅.对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现象的反思.现代管理科学， 2008，12.
[3]孙玉浦，董红亮，颜玲.对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的思考与对策建议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2，1.
[4]曹廷求，张光利.上市公司高管辞职的动机和效果检验经济研究，2012，6.
董事长辞职信篇2
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副董事长罗伊・E・迪斯尼11月30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呈。但他同时要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麦克・埃斯内下台。他给埃斯内写了一封长达3页、措辞强硬的信件，严厉批评了埃斯内过去7年来对公司的领导。罗伊・E・迪斯尼是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的侄子，他于1984年领导公司的重组，并且雇佣了埃斯内。他的辞职意味着迪斯尼公司的最后一位家族成员离开了公司董事会。
摩托罗拉"空降"新掌门
12月16日，摩托罗拉公司任命现年56岁的爱德华・桑德接掌高尔文为董事长兼CEO。爱德华・桑德此前是美国高科技公司银湖合伙公司的总经理，擅长高科技业领域的私人投资基金。2004年1月5日，爱德华将正式执掌摩托罗拉。这是继高尔文终结摩托罗拉75年家族王朝管理后，摩托罗拉历史上首个"非亲带故"的圈外掌门人。刚刚黄袍加身的爱德华・桑德表示，对于一个有75年历史的全球高科技通讯核心企业，自己所能做的是领导这个王朝开辟下一个全球通讯时代。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裁辞职
12月3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传出消息，总裁贝特斯・贝纳德离开公司，另谋高就。
这家美国最大的长途电话运营商任命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威廉・汉尼根接替贝特斯担任总裁，任命立即生效。今年48岁的贝特斯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多数时间，外界广泛认为她深受器重并十分忠于公司。有分析人士认为，贝特斯的离任与公司董事长多尔曼的个人风格有关。董事长多尔曼上任以来一直在精简管理层。
纽约证交所任命高盛总裁为CEO
纽约证交所12月18日证实，任命高盛集团总裁约翰・塞恩担任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塞恩将于2004年1月15日上任，年薪为400万美元。塞恩的任命为始自2003年9月份的首席执行官遴选工作划上句号。当时，纽约证交所的前任董事长理查德・格拉索因其薪酬方案金额过高而在丑闻中辞职。塞恩表示，他对成为纽约证交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他将与证交所的所有人士并肩工作，团结一致，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波音新掌门临危受命
12月1日，波音公司董事会一改往日要求首席执行官年龄必须在65岁以下的"老规矩"，将现年67岁的老将哈里・斯通塞弗请出山，接替刚刚辞职的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康迪特。一年半前以波音公司副董事长身份退休后，斯通塞弗一直在老家过着悠闲的生活。此番"受命于危难"，斯通塞弗面临着重塑波音公司诚信形象的艰巨任务。近来波音公司在争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合同过程中，被指责有不道德行为，导致公司两名要员被解聘，原首席执行官康迪特也受到牵连。此外，为惩罚波音公司窃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内部文件以赢得火箭合同，五角大楼决定，无限期剥夺波音在军用卫星发射项目中的投标权。
索尼选择外来者领导娱乐部门
索尼美国公司再次选择业界以外的人士帮助加强美国的娱乐业务。他们在12月10日任命美国在线欧洲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顿为首席执行官。林顿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扭转传媒公司的不利局面，他将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包括电视、技术、制片厂预算、商业行为等。但是观察家们最关注的是他与动画片部门的关系。林顿将在2004年1月到洛杉矶上任。
帕玛拉特董事长因债辞职
董事长辞职信篇3
就在宣布董事会调整的前一天,中国联通了2005年年报。2005年中国联通全年营业收入仅870.5亿元,净收入49.3亿元,这样的利润水平,不到中国移动净利润的十分之一,不足中国电信净利润的五分之一,约等于中国网通净利润的三分之一。
中国移动业绩领跑,2005年全年营运收入达到2430.41亿元,比上年增长26.3％;净利润达到535.49亿元,比上年增长28.3％,发展走势良好。而在2005财年,中国联通在几大电信运营商中业绩垫底,看来这是导致4位董事辞职的主要原因。
中国联通在声明中并未披露董事任免的具体原因。电信分析人士称,联通高层调整是内部架构重组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人事到位后,其业务战略将更深入地展开。
此前李秋鸿协助总裁分管公司日常工作;卢永仁分管投资者关系和对外合作事务;叶丰平分管行政事务和媒体关系工作;刘韵洁主要负责通信技术领域,她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今后将出任中国科学院总工程师,其他3位前董事则另有任用。
中国联通在过去的5年里错失了两次重要机会。第一次,当年国家政策允许CDMA价格比中国移动GSM便宜很多,但是联通却用CDMA主打高端路线。后来当CDMA亏损严重,中国联通才正式将CDMA转向中低端市场,在2005年下半年实现了一些盈利,但最终没能扭转2005年CDMA亏损的局势。第二次,国家允许中国联通融资并投资CDMA2000,但是,中国联通不肯放弃GSM,结果错失赶超的良机。中国移动的每户平均月收入已经是联通的2倍。
中国联通曾聘请麦肯锡做顾问策划,但做出的决策却未能符合中国市场。例如让CDMA走高端路线。而此次离任的执行董事中,就有麦肯锡的管理顾问,也是过去几年主导中国联通战略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下台,基本上能说明中国联通已经打算变换战略,找寻出路。
此次新上任的6位董事中有6位执行董事,其中李正茂（通过国资委全球招聘进通,分管固定通信、数据通信和互联网）和李刚（执掌广东移动帅印长达8年,2005年5月接任北京移动总经理一职,同年年底调任中国联通）,以及张钧安（原安徽电信总经理,中国电信的后备领导干部）,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市场经验,他们出任执行董事,预示着今后中国联通将加大对于市场的掌控。
董事长辞职信篇4
在A股市场不断扩容、发行价高企等背景下，董秘职业越来越市场化。其最直接的表现是董秘职位的高流动性。
据《新财富》统计，2011年，共有362位上市公司董秘离职，同比增长近四成。五粮液（000858）原董秘彭智辅因受证监会行政处罚辞职，闽福发A（000547）原董秘章高路因向第一大股东提供错误信息引咎辞职，赛为智能（300044）原董事、副总经理、董秘周嵘辞职不到一年便抛售老东家股份，套现数千万元????一宗宗备受瞩目的离职事件发人深思。对董秘职群流动特征及其背后隐藏的各种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廓清董秘职群的生存现状。
为此，本刊对2009年IPO重启至2011年底的董秘离职情况进行梳理，希望见微知著，从董秘离职所反映出的问题，透析这一职群的履职生态，并对未来董秘及上市公司有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起到推动作用。
流动性历年最高
2011年以来，上市公司高管离职潮引起资本市场的多方关注，身处其中的董秘也不例外。
1997年《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正式明确上市公司董秘的职责和其高管地位，15年后的今天，董秘地位逐步提升和彰显，特别是在2009年IPO重启之后，伴随中小板的风生水起和创业板开板，董秘的市场化趋势日渐明朗，这一职群中的大部分已经脱离“光环下的弱势职群”角色，董秘也成为职场中最受供求双方垂青的热门职位之一。在地位提升的同时，市场化也将董秘职位“先天性”的责权利不对等进一步凸显出来，董秘流动性加剧即是直接表现。
《新财富》根据巨潮资讯数据库进行的统计显示，2011年度，共有357家上市公司的362位董秘辞职，较2010年度增加37%，较2009年度增加50%，创2009年IPO重启以来辞职董秘人数的新高。发生董秘离职的上市公司中，主板公司有221家，占全部主板公司的15%；中小板公司有94家，占全部中小板公司的15%；创业板公司42家，占全部创业板公司的15%。其中的部分上市公司更是一年之中多次更换董秘，如南京医药（600713）、宁波银行（002142）、双林股份（300100）、ST博元（600656）、兴业矿业（000426）和尤洛卡（300099）分别在一年中更换了两位董秘。
在已离职的董秘中，剔除公司内部工作调动、换届、辞世等离职原因后，以个人原因、身体原因、年龄原因或因违规等请辞，且已不在该上市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董秘达170人。在这170位董秘中，截至离职前担任董秘一职的期限达10年或以上的有5人，占比为3%；任期达1-9年的有156人，占比为92%；任期未满一年便离职的有9人，占比为5%。其中，上工申贝（600843）的董秘张一枫担任董秘时间最长，其因退休而辞职时已担任上工申贝的董秘长达14年。
任期尚不满一年便请辞离开公司的董秘更是值得特别关注。在2011年度，挂靴最快的董秘是宁波银行的陈和智，其于2011年1月14日走马上任，118天之后，即同年5月12日，宁波银行便公告陈和智因个人原因请辞，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而兆驰股份（002429）的叶永青，则因为深圳证监局的《关于对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长董事会秘书予以批评的决定》，在公告担任董秘132天后便请辞离开。
已任职多年的一位主板上市公司董秘就表示，尽管董秘地位的提升有目共睹，但“今天我的‘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心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还加重了”。在《新财富》的调查中，多数董秘继续呼吁，监管机构在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方面监管力度的同时，应考虑如何进一步为董秘创造责权相应的工作生态，比如加强董监高培训，减少董秘在公司内部推进规范化管理工作的难度。
薪酬悬殊
因为上市公司的千差万别，董秘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有天壤之别，董秘薪酬更存在着巨大差异。作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董秘中既有年薪数百万的名副其实“金领”，也有年薪万余的“打工族”。在《新财富》调查中，有不少董秘表示，自己的薪酬水平仅仅在高管人员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时至今日，仍有董秘的薪酬还仅仅相当于中层管理人员的水平，并未获得与之高管地位对等的薪酬待遇。相似的工作，悬殊的收入，一定程度上对董秘群体的流动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年薪落差最高达299倍
据巨潮资讯数据，截至2011年底，上市公司董秘职群共由来自2329家上市公司的2332位董秘构成。这一职群的男女比例近8：2，平均年龄43岁，其中，最年长者是黔轮胎A（000589）的李尚武67岁，最年轻者是ST博元（600656）的王寒朵25岁。董秘的学历从博士后到高中生参差不齐，其中，本科学历者最多，占比约为44%，其次是硕士，占比约为39%。
2010年度，在1651家年报内披露了薪酬明细且董秘任职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上市公司中，董秘职群的平均年薪为33万元，较2009年的28万元均值大幅增长了18%。其中，主板上市公司董秘的平均年薪为36万元，中小板公司董秘为29万元，创业板公司董秘为23万元。截至目前已公布2011年年报的594家上市公司中，有披露数据的董秘2011年度平均年薪为37万元，其中，主板上市公司董秘平均年薪为41万元，中小板公司董秘为31万元，创业板公司董秘为29万元。
同为董秘，但因为在不同的上市公司，薪资待遇却差距巨大。对2010年度有公布薪酬的公司进行统计可见，年薪10万元以下的董秘占13%；年薪10（含）-20万元的董秘占27%；20（含）-30万元年薪的占21%；30（含）-40万元年薪的占14%；40（含）-50万元的董秘占9%，年薪50（含）-100万元的董秘占12%；年薪100万元及以上的董秘占4%（图1）。对比2008、2009年数据，可以看出董秘薪酬明显的递增趋势。
其中，年薪最高者为广发证券（000776）董秘罗斌华，其2010年度薪酬达514万元。担任公司董秘（非代董秘）且工作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董秘中，年薪最低者为时代科技（000611）的董宋萍，其也是曾一度被媒体热炒的最年轻的董秘之一，于2009年7月走马上任，2010年度年薪为1.72万元。年薪最高者与最低者的差距达299倍，薪酬的多寡也生动反映出董秘在公司地位的巨大差异。
466位董秘持股市值近80亿元
随着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以及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增加，获得公司股份的董秘也逐渐增多。
据巨潮资讯数据，截至2011年底，共有466位董秘获取了所在公司股份，其中201人来自主板上市公司，占比为43%；有175人来自中小板公司，占比为38%；来自创业板公司的有90人，占比为19%。从获取股权的董秘分布看，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董秘超过来自主板公司的董秘。
持有所在上市公司股份的466位董秘合计持有4.71亿股股份，以2012年3月19日收盘价计算，合计持股市值达78.9亿元。其中，持股市值最高的是高乐股份（002348）的董秘杨广城，其持有3178万股公司股份，持股市值高达4亿多元。进一步分析拥有公司股份董秘的任职情况，近95%的董秘同时还兼任董事、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要职。
在现行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规则下，股份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可以变现的真金白银。在利益驱动下，不乏持股董秘选择减持手中的股份，落袋为安。《新财富》根据Wind统计数据整理发现，共有86位现任上市公司董秘在2011年减持自家股份，合计套现约5.2亿元。
其中，套现金额最多的是乾照光电（300102）的董秘叶孙义，其分别在2011年9月8日和23日各减持200万股乾照光电股份，两次合计套现近1.2亿元。其两次“精准”减持行动和2011年度套现最多董秘的头衔曾引发颇多争议，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减持次数最多的是证通电子（002197）董秘许忠慈，其2011年7-9月间8次减持了自家股份，合计约426.7万股，套现约6418万元，在年度套现最多董秘中位列第三。
对于想留住人才的上市公司来说，股权激励是把双刃剑，如何达到激励目的的同时还能留住董秘，成为上市公司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离职董秘的三出路
董秘是连接上市公司、监管机构、投资者、媒体等各方的重要桥梁，处于利益交汇点的董秘的生存状态因此一直备受瞩目。流动性增强是董秘市场化的重要表现，但离职背后的原因尤其值得关注。这到底是市场化的正常流动，还是非市场化的不正常流动，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本刊对2011年度全部362位董秘的离职情况进行梳理后，将董秘离职原因归纳为内部升迁、被动辞职和主动辞职三种类型。其中，内部升迁意即虽不再担任董秘职务，但仍留任原公司或集团的其他职务，且公司在董秘离任前后未发生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重大失误，经统计，此类情况共有189人，占比为52%；被动辞职指董秘离职前后所在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如受到监管机构谴责或处罚或受公司重组、高管震荡牵连等，此类情况有22人，占比为6%；主动辞职指董秘离职后已另谋高就或携股权全身而退，经统计，此类“董秘专业户”149人，占41%。除这些情况之外，还有2位董秘系在任期间辞世。
内部升迁拓展职业空间
因担任董秘而为自己打开了职务晋升空间，此类董秘职业的良性发展路径一直是《新财富》关注的方向。其中的典型代表如2005年当选首届“新财富金牌董秘”的韶钢松山（000717）余子权，已晋升至高管的最高级别―董事、董事长；首届“新财富金牌董秘名人堂”得主之一的万科A（000002）肖莉现任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
在2011年度离职董秘中，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6人，他们从董秘晋升至董事、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常务副总经理等职务。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紫鑫药业（002118）的曹恩辉、中航光电（002179）的郭泽义。二人均在卸任董秘职务后升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和总经理。高升的26人中有9人持有公司股份，占比为35%。现任鼎泰新材（002352）总经理的刘凌云持股数和持股市值最高，共持有7428235股公司股份，持股比例达9.54%，是鼎泰新材的第二大股东，截至2011年底持股市值约达1.5亿元。
除了从董秘一步步成长为公司更高层级管理人员外，还有一类情况是兼职董秘或代董秘，即在担任董秘之初已身兼数个要职，董秘职务只是其中之一或暂时董秘工作。此类董秘离职后仍担任原有其他职务，如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属于这种情况的董秘有163人，其中，持有公司股份的有37人，占比为23%。持股数最高的是现任尤洛卡（300099）副总经理的王晶华，其持有公司40467028股股份，持股比例达39.16%，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2011年底持股市值约达10.5亿元。不过，王晶华的情况算是个例，因为王晶华是尤洛卡董事长黄自伟的妻子，作为董事长的黄自伟没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因董秘在公司的实际地位不同，因此，所获股份数差距巨大，手持千万级别股份数的有5人，百万级别和十万级别股份数的各有11人，10人仅有数万或以下级别股份数。
被动辞职凸显责权利对等
因违规或受公司重组、高管震荡等原因牵连而被动辞职的董秘，可以说是当前董秘责权利不对等生态的最直接受害者。
监管力度加大，投资者维权意识增强，各种董秘违规事件频发。一方面，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监管力度逐年加大，特别是对信息披露工作要求越来越全面和细化，如近期上交所对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内容进行规范，包括主要目标、编制总体要求以及编制应注意的要点等细节都进行了详细规定。而一旦董秘发生违背《公司法》相关规定、受到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以及同时兼任公司监事等情形，将不得不被动离职。另一方面，投资者越来越专业，中小股东日臻成熟，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也是对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主要负责人的董秘提出的严峻考验。
在此大背景下，2011年度发生数起董秘因违规而被动辞职的情况，如*ST天润（002113）原董秘罗林雄、五粮液（000858）原董秘彭智辅、兆驰股份原董秘叶永青等。其中，彭智辅因受证监会处罚而失去董秘的任职资格一事曾被媒体争相报道。2011年5月28日，五粮液公告称，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对时任董秘的彭智辅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自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的人士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规定，同年7月15日，彭智辅提出辞任董秘申请，并得到公司同意，彭智辅现仍留任副总经理一职。根据彭智辅的简历，其自1999年6月起便在五粮液担任董秘，一个已任职12年的资深董秘面对一纸《处罚决定书》也是无能为力，凸显出董秘的执业风险。
与大股东产生矛盾，董秘成牺牲品。此类原因造成董秘被动辞职本是最为隐蔽的，但2012年2月上海金陵（600621）原董秘陈炳良“被轮岗”事件，令此类董秘职业风险浮出水面。2012年2月12日，上海金陵召开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免去陈炳良董秘职务的议案，并由公司董事徐民伟在董秘空缺期间代行职责。陈炳良对被免除董秘职务提出了质疑，两度召开网上个人新闻会，并多次上书上交所、上海证监局，一时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据陈炳良个人爆料，其被免职源于其与大股东和公司高管的矛盾。其过程孰是孰非姑且不论，董秘成为公司政治最终的牺牲品是不争的事实。
管理层集体换将，董秘同受拖累。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往往给公司高管层带来人事震荡，高管层大换血之际，董秘往往很难幸免。2011年度，因为这一原因辞职的董秘也不鲜见。如因ST申龙（600401）实施重大资产重组，2011年12月20日，其原董秘宋成惠与原总经理金玉媛、原财务总监贾亚琴等3人同时辞职。重庆百货（600729）自新世纪百货入主后，先是在2011年8月19日公告，原董事任树全、何谦、徐晓勇，原监事刘雅丽、徐璐等5人同时辞任，由此拉开高管层换将序幕。此后的9月14日，原董事长肖诗新改任总经理，原总经理任树全，原副总经理刘绪文、易昕，原财务总监、董秘胡庆华等集体辞职。
其实，董秘被动离职现象，已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重视。在深沪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董事会秘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受到不当妨碍和严重阻挠时，可以直接向本所报告”，“上市公司解聘董事会秘书应当具有充分理由，不得无故将其解聘。董事会秘书被解聘或者辞职时，公司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说明原因并公告。董事会秘书有权就被公司不当解聘或者与辞职有关的情况，向本所提交个人陈述报告”。上交所近期新修订的《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解聘条件及相关程序，避免上市公司任意解除董事会秘书的职务。但如何切实保护董秘这个上市公司内部“外向人”的权益，将责权利平衡落到实处，达到矛盾的统一，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动辞职催生“董秘专业户”
近年，因另谋高就或携股权全身而退的主动辞职董秘日益增加，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市场扩容不断，越来越多公司具有强烈上市意愿，产生了大量对企业上市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专业人才的需求，而这个灵魂人物在企业上市后的职务主要体现之一就是董秘。与此同时，采用股权激励方式激励高管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董秘也成为其中的受益者。而现行制度设计并未对董秘频繁跳槽、套现设置过多障碍，于是，需求和利益驱动下，催生了资本市场上一批“董秘专业户”。
本刊自2008年开始重点关注董秘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体现―股权激励。人称“金手铐”的股权激励，初衷是为了以股权奖励激发高管层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从而促进公司未来业绩的持续增长。尽管深沪交易所已经反复在各项规则中对董秘的上市公司高管地位进行明确，但毕竟，获取公司股权还是董秘地位提升的最实际体现。近年来，特别是创业板推出之后，股权激励被越来越多上市公司采用，董秘成为股权激励的受益群体之一。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现任上市公司董秘中已获得公司股权的有466位，占比为20%。其中，创业板获取公司股份的董秘比例最高，共有90人，占全部创业板公司的31%；其次是中小板董秘，共有175人持有公司股份，占全部中小板公司的27%；主板董秘中有201人持有公司股份，占全部主板公司的14%。
然而，一批董秘在公司上市不久便辞职的“闪辞”和频繁跳槽的“闪跳”现象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曾经只与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有关的董秘，又被贴上了资本市场“掮客”的标签，他们中的一部分转型为“董秘专业户”。
据《新财富》统计，2011年度，主动辞职的董秘中，在公司上市前任职董秘、公司上市后不到一年便“闪辞”的有33人。“闪辞”最快的是丰林集团（601996）的全强，丰林集团于2011年9月29日上市，仅在9月29日、30日和10月10日交易了三天之后，身兼董事、董秘、财务总监、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五职的全强即辞职。细究全强的简历，其曾就职于法国巴黎银行百富勤证券研究部、美国雷曼兄弟公司投资银行部，于2010年10月29日起担任丰林集团董秘。另据丰林集团的招股说明书，全强通过南宁丰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丰林集团30.096万股股份，截至2012年3月22日市值为329万元。全强俨然是具有券商背景，帮助公司上市后便抽身的典型代表。2011年度“闪辞”的董秘中，像全强这样具有券商背景的还有5人，他们都曾经有过券商投行部的工作经历（附表）。
在“闪辞”的33人中，具有同业背景的跳槽型董秘有17人，其中，跳槽最频繁的如顺网科技（300113）的原董秘张健，其在顺网科技2010年8月27日上市后不到半年便辞职，张健间接持有公司4.41万股股份。而担任顺网科技董秘之前，张健还曾任职于浙江广厦（600052）董事会办公室、浙江广厦创司，并曾担任传化股份（002010）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投资发展部部长。
需求之下，董秘也成为猎头公司的“常猎”对象。在《新财富》的调查中，有超过七成受访董秘都曾经接到过猎头公司的电话，挖角者中，为数最多的是拟上市公司，占比近五成，其余依次是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除了拥有工作经验的在职董秘外，各公司挖角的目标主要集中于证券事务代表、证券公司投行保代、律师、会计师。而上述人士中，除了董秘、证券事务代表具备董秘执业资格外，其他几类还必须通过董秘任职资格考试，董秘培训班也因此变得日益火爆。
董秘在上市公司间的正常流动，是董秘市场化的重要标志，但“闪辞”和“闪跳”等极端现象，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市值管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手中握有公司股份的实权董秘离职，对公司影响更大。据《新财富》统计，“闪辞”董秘中，有14人携公司股权离开，占比为42%。如其中持股数最高的亿通科技（300211）原董事、董秘、财务总监杨淑兰，在公司上市后两个月辞职，其持有亿通科技78万股股份，截至2011年3月22日，持股市值达1599万元。
目前，监管层也开始对高管减持在内的相关制度改革进行思考。深交所于2010年11月4日通知，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离任后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提出了最新的明确规范，根据高管离职距离公司IPO时间间距，适当延长其所持有股份的锁定期。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IPO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IPO之日起第7-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3月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也表示，应进一步优化限售股个人所得税征收办法，充分发挥税收手段的调节引导作用。高管减持应根据持有期限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并合理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时点，鼓励长期持有。
新股发行体制改革、IPO产业链重塑，给董秘职群带来的，不仅仅是各项业务能力要求的提高，更将带动董秘生态的变迁。面对这一趋势，更重要的，或应是从修订现行发行制度、高管限售期以及平抑市场估值泡沫等方面实施自上而下的改革，完善保持董秘以及高管层稳定和董监高股份转让需求之间适度平衡的制度建设，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
董秘的“新媒体时代”
今天，新媒体日益受到大众关注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其随着计算机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而出现，在公共传播空间，新媒体借助博客、微博、微信、BBS、电子邮件等载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体系。在这个信息迅速膨胀的时代，新媒体成了连接每个个体与世界的新桥梁。因此，新媒体甫一出现，便为各类人群所接受和利用，上市公司及董秘也不例外。
伴随新媒体热潮，各上市公司纷纷加强网站的交互功能，上市公司管理层，特别是作为“窗口”人物的董秘，还纷纷开立微博，利用新的即时交互方式增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互动。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加“V”的新浪认证董秘，搜索结果显示64条，未认证的董秘保守估计超过500位，此外，还有董秘群、董秘圈、董秘证代群、各届董秘培训班微群等各种形式的微博群。新媒体不仅为董秘的“外向型”工作大开方便之门，也为董秘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便利的平台。如媒体曾报道华神集团（000790）的董秘曾云莎通过其个人微博所展示出来的“讨厌开会、充满童趣”的“80后”董秘的另一面。也有近期爆出的华谊兄弟（300027）董秘胡明先于公告在个人微博透露相关敏感信息的新闻，引发了对通过微博这种新媒体方式和投资者进行交流的行为是否有违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如何把握交流尺度的大讨论。
上市公司的董秘们是否真正了解新媒体，接受程度又如何呢？《新财富》对300名入围董秘对新媒体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所有受访董秘都表示正在使用着博客、微博、QQ、MSN、飞信、数字电视、数字报纸、数字杂志等各种形式的新媒体，有96%的董秘认可新媒体对其开展工作有帮助，其中更有88%的受访者表示新媒体的使用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网络依然是超过七成董秘最为依赖的新媒体平台。而以移动设备为平台的新媒体也越来越被董秘所接受，有24%的受访者表示手机成了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新媒体平台，过半数的董秘认为手机新媒体具有便捷及时的优势，且互动性更好，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由于新媒体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方式，董秘们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大有赶超传统媒体之势。有42%的受访董秘表示，相较传统媒体，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体获取信息。从每天使用新媒体的时间也能反映出董秘们的这一倾向，有2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日在新媒体上所花费的时间达到了5-10小时，更有27%的董秘表示会达到10-20小时之多。与此相对， 36%的受访者表示每日在传统媒体上仅花费2小时，使用传统媒体达到5-10小时与10-20小时的分别仅占21%和11%。
高效率是董秘在工作和生活中更看重新媒体的首要原因。有37%的受访董秘认为，新媒体的优势在于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另有25%的董秘则喜欢新媒体互动性强的优势。同时也有19%的受访者表示，使用成本低、传播准确、针对性强是他们使用新媒体的决定性因素。而6%的受访者喜欢新媒体可随时随地发表观点的优势。
尽管新媒体已经融入了董秘的工作和生活，但董秘们对于新媒体的弊端也表现得异常理性，有深刻的认识。有42%的董秘表示，尽管新媒体发展迅速，但是虚假信息泛滥其中，各类伪劣产品广告亦大行其道，令人担心。而34%的受访者则表示了对新媒体无法确保网络安全的担忧，认为其在个人隐私的保护上亟待提高。也有25%的受访者认为新媒体尽管信息量巨大，但依然缺少明确的规章和管理制度对其进行适当的规范和约束。
金牌董秘：弱市凸显实力
第八届“新财富金牌董秘”所在上市公司在2011年低迷市况下，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募资能力表现得更加突出，彰显出“金牌”实力，机构投资者也因此在弱市中对“金牌”公司不离不弃。今年，还有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秘首现“名人堂”，而年轻的创业板公司治理仍需时日考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金牌董秘”女性占比达历届之最。
2012年，“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已进入第8个年头。《新财富》继续根据相关监管机构（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协会或董秘协会、深沪证券交易所）、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个人投资者及相关媒体资深记者的投票，评选出本年度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中最出色的150名“金牌董秘”和150位“优秀董秘”（评选办法详见新财富网省略）。
在2005年至今的八届评选中，共有380人次获“新财富金牌董秘”称号（剔除重复获奖者）。与第七届“金牌”榜单相比，本届新上榜的“金牌董秘”有52人，另有41人为两届当选，27人三届当选，13人四届当选，17人当选五届及以上“金牌董秘”。这17人中，有8位已被请入“金牌董秘名人堂”，更有深康佳A（000016）的肖庆、东阿阿胶（000423）的吴怀锋、三花股份（002050）的刘斐、中远航运（600428）的薛俊东、长城开发（000021）的葛伟强、云天化（600096）的冯驰五届当选，其中前四人蝉联五届，将于2013年进入“金牌董秘名人堂”。本届“金牌董秘”中，现已离职的有两位，分别为中国平安（601318）的姚军和宗申动力（001696）的黄培国，其中，黄培国现任宗申动力总经理。
对比第七届金牌董秘榜单，共66人落榜，其中19位是因为本评选年度已卸任董秘职务或者进入“金牌董秘名人堂”后未参评，剔除上述因素后，榜单变动率为31%。榜单变动的剧烈程度充分体现了董秘工作的高风险和富于挑战性，在董秘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激烈的竞争和监管压力促使董秘必须要不断提升各方面能力来适应市场和监管环境的变化，才能得到市场各方的认可。
今年，共有4位董秘因五届蝉联“金牌董秘”，正式进入“新财富金牌董秘名人堂”，他们是农产品（000061）的刘雄佳、软控股份（002073）的前董秘纪东、苏宁电器（002024）的任峻、深圳能源（000027）的秦飞。进入“名人堂”的董秘，如仍任董秘一职，将根据自愿原则选择是否参与未来的评选。
“金牌”公司弱市盈利能力不减
2011年，在中国股市全面低迷的背景下，无论是从基本面或者股价走势上看，“新财富金牌董秘”所在上市公司（简称“金牌”公司）依然表现出良好的“蓝筹”气质，整体走势强于“优秀董秘”所在上市公司（简称“优秀”公司）及市场整体情况，显露“金牌”本色。
以2008-2010年每股收益均值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标准，2012年，150家“金牌”公司的两值分别为0.73元和13.76%，“优秀”公司为0.5元和10.92%，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公司为0.73元和12.32%，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两项值分别为0.48元和10.83%（表1），“金牌”公司的基本面表现不但将全部A股上市公司甩在了后面，同时也大大优于“优秀”公司和沪深300成分股公司。
分别以第八届150家“金牌”公司和150家“优秀”公司作为成分股，以2011年1月3日为基期、上证指数同期点位为基点，编制“2012金牌150指数”和“2012优秀150指数”，结果显示，金牌指数持续跑赢大盘（图1）。截至2012年3月22日，“2012金牌150指数”相对上证综指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5.01%（图2）。《新财富》统计也显示，“金牌”公司中，有66家入选沪深300成分股，27家入选深证100指数，15家“A+H”上市公司，8家“A+B”上市公司，“金牌”公司与“金牌董秘”交相呼应。
机构不弃“金牌”公司
本刊对基金重仓股的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三季度，共有1561只上市公司股票被基金重仓，平均每家公司被6家基金持有。150名“金牌董秘”所在上市公司中，139家被基金重仓，平均每家“金牌”公司被19家基金持有。150名“优秀董秘”所在上市公司中有127家被基金重仓，平均每家“优秀”公司为7家基金所持有。
公募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的核心代表，其重仓行为代表了对该公司盈利能力的肯定，特别是在2011年的弱市之中。作为上市公司的对外“窗口”和“桥梁”，董秘及其所在投资者关系部门是基金调研公司的第一联系人，因此，基金对“金牌”公司的肯定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构投资者对董秘工作的认同。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本届“金牌”公司分布在12个行业中，制造业以69家“金牌”公司位居榜首，金融保险业与交通运输仓储业以11家“金牌”公司共同位居第二。以上榜率计，金融保险业以26.83%的上榜率蝉联各行业之首。进一步比较基金2011年持股的行业分布，并按照基金持股行业市值排序，制造业位列第一，金融保险业位列第二，采掘业位列第三，基本与当选的“金牌”公司分布相一致（表2）。
强募资能力展“金牌”实力
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是董秘工作能力的重要体现，2012年“新财富金牌董秘”统计显示，本届150家“金牌”公司上市以来的募资金额合计为8998亿元，以占A股市场6%的公司数量，获得了A股市场融资总额的18.88%，且是150家“优秀”公司的两倍多。另外，“金牌”公司平均募资次数达到2.3次，高于“优秀”公司的2.12次和全部上市公司的1.73次。同时，其派现融资比均值和平均派现次数也高于“优秀”公司和全部上市公司，显示出“金牌”公司较强的融资能力和对投资者回馈丰厚的特性（表3）。
中小板董秘首现“名人堂”，
创业板公司治理仍需考察
截至2011年底，中小板上市公司达到646家，同比增加了22%，总市值为27663.9亿元。中小板上市公司中诞生的“金牌董秘”自2005年本评选伊始就一直保持增长，入围及获奖董秘人数连年上升（表4）。本届评选中，一共有89位中小板上市公司董秘入围，其中42位获得“金牌”董秘称号。42人中，有20位新面孔，占比近一半；其他22位上榜者中，13位为两届当选；6位为三届当选；滨江集团（002244）的李渊为四届当选；五届连续当选的董秘为三花股份的刘斐，其即将于2013年进入“金牌董秘名人堂”；而苏宁电器的董秘任峻更是第6次当选“金牌董秘”。值得一提的是，任峻也是中小板上市公司董秘进入“名人堂”第一人。
创业板的竞争同样激烈，在取得“金牌董秘”评选资格（任职上市公司董秘满一年）的第二个年度，创业板全部公司数量达到了281家，是2011年同期的近两倍。在本届评选中共有11位创业板公司董秘入围，6人上榜。在上榜的6人当中，新面孔占了5人，分别为东方财富（300059）的陆威、锦富新材（300128）的葛卫东、金刚玻璃（300093）的王荀、汤臣倍健（300146）的梁水生和星辉车模（300043）的陈烽；爱尔眼科（300015）的韩忠已连续两届当选。83%的新上榜比率显示了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反映出诞生不久的创业板公司的治理情况仍需时日进一步考察。
“金牌”女性
占比为历届之最
本届“金牌董秘”中，男性有110位，女性有40位，占比为27%，为历届女性占比之最。
本届“金牌董秘”的地域范围再次覆盖除港澳台地区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广东省以48名“金牌董秘”，连续第八年成为产生“金牌董秘”最多的省份。山东以13名“金牌董秘”名列第二位，而上海市以11名“金牌董秘”位列第三。
八位“金牌董秘”成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自2011年起，“新财富金牌董秘”正式被纳入《深圳市人才认定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在近5年内连续3年获得“新财富金牌董秘”称号者，即可被定位为深圳市后备级人才。
截至今年的第八届新财富金牌董秘评选，符合该项规定公司总部在深圳的董秘有8位，他们是华润三九（000999）的周辉、金地集团（600383）的徐家俊、深赛格（000058）的郑丹、深康佳A的肖庆、深圳能源的秦飞、长城开发（000021）的葛伟强、招商地产（000024）的刘宁和招商银行（600036）的兰奇，其中前三位董秘在2012年度上榜后符合该项规定。
董事长辞职信篇5
徐翔入主大恒科技，要从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说起。经审理查明：毛小兵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股权收购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他人”指的就是曾担任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下称“新纪元”）董事长的江彪。而新纪元是徐翔入主前大恒科技的控股股东。据媒体报道称，毛小兵案司法文件显示，江彪被另案处理。
2014年4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公布，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士称，江彪此后开始运作股份转让事宜。
据多位大恒科技内部人士说，在大恒科技一位高管的介绍下，两个宁波人江彪与徐翔走到了一起。2014年11月24日，新纪元与徐翔的母亲郑素贞签署“股份转让协h书”，将其所持有的大恒科技约1.2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2%）转让给郑素贞，转让价总计12.02亿元。在不触及30%要约收购线的情况下，郑素贞成为大恒科技第一大股东，新纪元只保留1.14%股份。
对徐翔和其控制的几个资本运作平台所组成的泽熙系而言，大恒科技在当时成为合适标的，绝非偶然。
从纸面实力看，大恒科技市值40多亿元，在A股中体量并不庞大， 拥有大恒图像、大恒光电、中科大洋等专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此外，大恒科技在金融板块也有布局，参股诺安基金20%股份，旗下子公司中国大恒持有大陆期货股份。
从泽熙系的发展路径来看，2014年3月20日举行的工大首创股东大会上，属于泽熙系的资本运作平台上海泽添推举的徐峻当选工大首创董事长，至此泽熙系首次掌控一家上市公司，随后公司名称被改回宁波中百（600857.SH）。这标志着徐翔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散户到私募、再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转身。
“资金规模越大就越难进行短期买卖，寻求一些定增项目的长期投资机会，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若再想做大，除非做成类公募的投资方式，寻找成长型机会，不然就是控股上市公司寻求自己操盘。”长期关注私募行业的上海紫越程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监吴鹏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分析泽熙系控股上市公司的逻辑。
大恒科技并非江彪与徐翔“合作”的唯一标的。2015年5月，波导股份（600130.SH）大股东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宁波电子信息”）分别与瞿××等6名自然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6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1%，总价格14.44亿元。据媒体报道，瞿××等6人均与徐翔及泽熙系关系密切，而宁波电子信息的背后，则是江彪控制的新纪元。上述6位自然人很快便完成了抛售离场。
对大恒科技而言，滚烫的资本能否给这家老牌中关村上市公司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徐翔和泽熙系而言，从传统的二级市场投资者角色中跳脱出来，直接掌控上市公司，他们志在搞好实体企业还是以此为筹码圈取更多的钱？
“董事会成了泽熙内部会议”“他们觉得资本是万能的”
成为大股东后，泽熙系的人员开始全面接管大恒科技。
2014年12月29日，大恒科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名赵忆波、鲁勇志、王蓓担任大恒科技董事，随后鲁勇志当选董事长，三者都曾在泽熙投资任职。免去所有原董事会成员后，原监事黄玉峰成为新董事会唯一留任的“旧部”。
此后，大恒科技便陆续传出高管辞职的消息，包括公司原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宋菲君和原副总裁何建国，而两人的离职经历均让外界感到“蹊跷”。
2015年1月9日，大恒科技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宋菲君的辞职邮件。宋菲君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欠佳，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的职务。而宋菲君“辞职”距他被聘为大恒科技副总裁，仅过去不到一周。“公告上说我身体不佳，其实我身体蛮好。”回忆起两年多前的“辞职”，宋菲君依然激动：“年龄？一周时间我能老多少！”
那么，宋菲君缘何离开效力了27年之久的大恒科技？
“只用自己的人，大恒开董事会更像是泽熙内部的会议。”宋菲君回忆泽熙入主大恒科技时的场景说，“他们在发展规划、用人、企业文化这三个方面，与中科院血统的大恒格格不入。”
“他们完全违背企业发展的规律，凭空臆想提出太高的指标，强求大恒在很短时间内要翻几番，让我想起‘’的时候。”宋菲君说，“他们满嘴都是资本，他们就觉得资本是万能的。”
“辞职报告打上去当天就批了，连一次话都没谈过，巴不得你赶紧走。”宋菲君对“被辞职”一事“心知肚明”，“他们既不需要了解公司运作的高管，更不需要科学家。”
如果说宋菲君是“被迫”离开大恒科技，那么何建国的离职显得颇为“主动”。
2015年3月6日，大恒科技宣布，副总裁何建国提出辞职，何建国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辞职不影响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任职情况。公告披露何建国因需要集中精力负责智能检测设备产业化项目和多用途工业数字摄像机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开拓新业务，无法同时履行好上市公司副总裁的职责。
记者注意到，何建国在辞职前的一个“插曲”是违规短线交易大恒科技股票。何建国的股票账户于2015年1月28日买入大恒科技股票4000股，成交金额67824元；于2015年2月3日卖出1000股，成交金额17700元。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年报窗口期交易。此后，大恒科技还曾收回何建国此次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744元收益。
对此有市场人士称，“一个上市公司副总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故意给自己找一个辞职的理由。”
离开大恒科技后，何建国继续担任中国大恒副总裁、大恒图像总经理。直到2016年5月，何建国又回归大恒科技兼任副总裁。
“各路诸侯不买账”的尴尬
泽熙系虽然改组了大恒科技的董事会，但面对大恒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原董事会多年的经营积累，其也遇到了未曾想到的无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恒科技部分子公司高管并不配合董事长鲁勇志的工作。大恒某子公司高管私下放言，“反正我就这样，不要对我有业绩要求，要不你就换人，大不了我不干了。”
鲁勇志的处境可谓尴尬。对徐翔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面对大恒的老班底，他的很多想法难以贯彻。
据称鲁勇志几乎每天都要去徐翔当时在北京金融街英蓝大厦5层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一位接近徐翔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鲁总虽然名义上是董事长，其实没有决策权，每一件事都需要徐翔单独授权，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执行。”
上任伊始鲁勇志曾想在大恒内部做一个资金池，把各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结果根本推不动；2016年初鲁勇志以50万年薪为大恒招聘了一位财务总监，结果各子公司抵触很大，许多工作很难推动，不到一年这位财务总监便辞职走人。
中科大洋和中国大恒是大恒科技两家最核心的子企业。2015年4月，鲁勇志改组中科大洋董事会后，亲自兼任中科大洋董事长，中科大洋原高管团队大批离职；而大恒科技原董事长张家林虽然卸去上市公司职务，但保留了中国大恒董事长的职务。
现年76岁的张家林掌控大恒多年，其履历显示，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中科院系统“下海”，和柳传志、段永基等中关村IT大佬是同一批企业家。1989年出任中国大恒公司总裁，从2000年到2014年一直担任大恒科技董事长。
新老董事长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制衡关系。“很多大恒的老人只听张总的，都到快退休的岁数了，什么都不在乎。”大恒科技内部人士郑义说。一件小事似乎可以佐证，大恒科技某事业部负责人出国休假，人都已到了国外才向董事长兼总裁鲁勇志汇报。
记者还从大恒内部了解到，2015年3月，大恒科技董秘严洪深被“安排”去中科大洋做财务总监，“结果在大洋被架空，无所事事，只能又撤回上市公司。”
“徐翔想集权，各路诸侯不买账。” 曾担任大恒科技副董事长、总裁，以及旗下子公司中科大洋董事长兼总裁的姚威打了个比方称，“张总掌控和管理了这么多年，影响力很大。”
蹊跷的第一步棋：价值几个亿的地7000万卖了？
徐翔母亲郑素贞成为大恒科技大股东后，下出的第一步棋便令人费解。
2014年12月16日，经大恒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大恒科技与自然人吴建龙达成意向，吴建龙以6935.73万元受让公司体系内合计持有的宁波明昕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明昕”）73%股权。
公告称，基于受让方（吴建龙）非电子行业企业，故大恒科技与吴建龙还达成了宁波明昕的重组方案，由大恒科技受让宁波明昕持有的泰州明昕微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泰州明晰”） 99.3%股权、宁波华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华龙”） 27.05%股权。其中泰州明晰作价1.2亿元，宁波华龙作价4950万元。
单从交易金额看，这意味着，大恒科技将控股子公司以近7000万元的价格转让他人，但同时以1.7亿元的价格收购控股子公司旗下的资产。
这一蹊跷的决定遭到了原管理层的反对，据说大恒科技时任董事长张家林起初没有签字，但是迫于新东家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妥协”。
据介绍，事实上吴建龙与徐翔早有“交集”。吴建龙曾担任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日葵，300111.SZ）董事长，2013年9月5日、10日、13日、23日、26日5个交易日，吴建龙及其全资控股的香港优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每次减持向日葵股份5599万股，合计减持2.8亿股共计12.6亿元，成为当时创业板“套现第一人”。
而吴建龙减持的股票几乎都由国泰君安上海打浦路营业部接盘，该营业部为泽熙系的“御用席位”。而徐翔操盘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龙信基金通1号集合资金信托，在2013年二季度便成为向日葵第五大流通股东，持有324.79万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2012年底，徐翔与X公司董事长吴某见面，建议吴某辞去董事长职务以多减持股票。吴某辞职后，2013年6月，徐翔使用泽熙产品买了X公司300多万股票，以展示实力并表达与吴某的合作诚意。双方多次商谈后，达成操纵X公司股票的合谋。
据了解，“吴某”即吴建龙，“X公司”即向日葵。
宁波明昕虽然连年亏损，但是其厂房土地价格却一直飞涨，这或许是这份资产的最大诱惑。“宁波明晰的地在宁波市中心，地价就值几个亿，却以7000万卖给一个个人。”大恒科技内部知情人士郑义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肯定是有点问题，感觉像是做局掠夺大恒的Y产，但是又说不出来。”
2015年5月，宁波明昕资产重组及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宁波明昕出售后设备迁至泰州，泰州明昕成为大恒科技全资子公司。2016年度泰州明昕营业收入5397万元，较上年度下降16.8%，亏损5275万元。郑义说，“宁波的包袱看上去没了，泰州的包袱又来了。”
事实上大恒科技后来本来有希望甩掉泰州明晰这个“包袱”，但是因为泽熙系2015年的“定增”，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当时有人要买泰州的地，但是定增报告中有几个项目都落在泰州， 所以卖不了。”郑义说。
新董事会缘何入主后迫不及待地要进行定向增发？
“编出来”的定增
2015年1月15日，泽熙系祭出“大动作”。当日公告称，大恒科技拟实施30亿元的定向增发，郑素贞以每股9.71元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3.09亿股。此次发行完成后，大恒科技总股本为7.46亿股，郑素贞将合计持有4.3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58.72%。
事实上此次定增早有预案。参与定增的大恒内部人士陈实透露，“11月收购完成后，新董事会还未改选，定增的任务已经下达了。”
大恒科技对外给出的解释是：首先，郑素贞认为当前持有大恒科技股份29.52%的比例不高，所以有必要增持从而巩固对大恒科技的控制权。其次，郑素贞希望通过增持加快公司现有先进技术研发成果的转化，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根据公告，30亿元将投入5个项目，很多人都认为如此大规模定增脱离实际。陈实回忆当时的情景称，“我们都觉得30亿有些夸张，十几个亿比较靠谱。”一位大恒科技前高管则直言：“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典型的短期行为。”
在董事会的坚持之下，这一数字被多个业务部门分解。“有的业务单位原本可能只需要几个亿，无奈之下，最终编制了十几个亿的定增任务，放大了很多倍。”陈实说。
面对如此定增方案，管理者也分成了两派，拒绝和接受。
大恒科技旗下的中科大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大洋”）属于前者，它没有参与定增，也拒绝配合大股东财务作假并拒绝提供任何材料。结果是董事会被改选，中科大洋原董事长姚威被迫“下课”。姚威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张总（时任大恒科技名誉董事长张家林）直接问我：你是自己辞还是公司辞你？
大恒科技内部依然有声音对“新老板”抱有期待，“定增虽然有些放大，但能感觉到还是为了企业更好。”陈实表示。在陈实看来，如果定增成功，大恒科技在研发投入和兼并重组上都会不一样。“有些公司可能该关就关了，该换人就换人，有的坏账就可以处理。”
而离去的管理者则对这种“定增”嗤之以鼻。姚威表示，如果定增成功，只有一小部分钱会用于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剩下的大头都会用作兼并重组。“他们直言不懂管理，不依赖大恒的产品和市场发展公司，而是靠资本运作来赚钱。”
一位大恒科技前高管则分析认为，“（这种做法）是用大恒科技这块高技术的牌子，通过所谓增发，构建虚假的指标，包装企业，过几年出手卖掉，为自己挣大钱。”
2015年9月28日，定增方案“缩水”：总额从不超过30亿元调整为23.93亿元。发行完成后，郑素贞持股比例将从29.75%增加至55.13%。
但方案审批过程并非坦途。针对发行方案，证监会曾就募集资金规模与公司现有资产、业务规模匹配性等问题进行问询。2015年10月30日，大恒科技公告显示，证监会审核通过了公司定增方案，彼时尚在等待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
仅仅两天之后剧情便出现反转。2015年11月1日，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月3日，大恒科技l布澄清公告称，虽然大恒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素贞之子徐翔近日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但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强调，郑素贞未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此前，徐翔先生在公司不担任任何职务，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未受其影响，此后其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也不会产生影响。
但背负着各种“猜想”、即将大功告成的定增最终戛然而止。2016年2月16日，大恒科技宣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因超过12个月有效期且未获得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而自动失效。
董事长辞职信篇6
您好！
最近公司出了不少问题，做为CEO的我首当其冲成为抨击的对象。想了一星期，我再为我的错误向员工道歉，也多谢董事会再一次肯包容我的过失，但是我没有办法不得不辞职。但工作由个人的事，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性质已起了改变。雨过天青不难，但可以保证暴风雨不再来吗？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很久，意识到我这次的错误并非如一些记者说是技术上不小心，而是能力上出现了明显的缺失。我会正视问题，完善自我，不排除寻求专业辅助。
在有信心改善之前，我明白到我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再是个称职的ceo，更不配做员工的领路人。为了令公众安心，为了显示我的后悔和承担，我决定引咎辞职，和公司结束合作关系，做回普通的消费者。这无疑是极大的损失，但我相信传媒界，和公司的客户，都会欢迎我这个痛苦的决定。我不是个称职的ceo，但做个称职的顾客，我很有信心。
我在xx公司工作近二十年，一向互相支持和了解。今日因我的不称职分手，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来往，处理合作的日常事务。我做错事，认了错，向董事会交待了，也得到董事会的原谅。基于问责分手，已是极刑。以前种种，我和董事会不会再作响应。以后种种，请大家尊重我和董事会只是朋友的关系，不要再订出管理者的标准。假如我们的关系再有变化，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传媒，令大家可以再行监督。
我已搬离xx，再一次多谢董事会多年来的包容，和传媒多年来的鞭挞。人头落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希望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希望我的辞职申请能够得到批准。
此致
敬礼！
引咎辞职报告（二）
尊敬的领导：
您们好！
前两天工作出了个大事，自己的马虎，把料给订错了，而且这张单子有大，来料都要几万码。就因这个事，给李生大骂了一顿。心里有点难受。不过这也是因为是自己的错，所以李生骂的也是心甘情愿。但这一个错真的是不应该出现的。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态真的是很严重。如果这个错误不改正过来，无论以后做什么事真的还会给公司造成损失。昨天听文子说去年底的那张单李生也要追究，要罚他们厂很多钱，我觉得压力一下子大了好多，自己的一个错误，连累到公司和加工厂都损失。自己的良心很是过不去。想来想去，面对这个错误，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写辞职报告。自己对这个责任负全责。中午的时候，终于写好了辞职报告。虽然这里还是有很多的舍不得。特别是她。但还是豪不犹豫地把这封辞职信电邮过去给李生。自己的错，自己负责。不会推卸。这是我一向的原则。辞职信是写了，就由李生来慢慢决定吧。但自己还是得把这件事的手尾和其他工作做好。辞职的心态并不会影响我对其它工作做好的态度。经过这件事，自己真的是有一个警惕，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再犯下这样的错误。自己承担这个错误之后，心里反而更加坦然，好像放下了一块石头。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引咎辞职报告（三）
尊敬领导：
请原谅我如此冒昧地写下这份辞职报告。任教以来，我的惰性及无能时刻提醒着我自己的饭碗即将不保，但我很荣幸我的职位仍能保存至今。下面我要阐述一下我辞职的原因和理由。
一、为了我个人及学生前途的辉煌：
1、我在西合休中心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快两年了，我在这里工作期间始终特别认真，特别专心地给学生讲解科目，与同事和睦相处，收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接纳，但是我在城镇里长大的，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条件和民族风俗 ，另外我是民考汉，对少数民族语言有点不通尤其是维吾尔语，交流和沟通有难，对学生讲解科目不明确。
二、为了不致误人子弟。
在贵校任教期间，我深感自己文学水平的低劣。我班学生的成绩一直名列全校最末，这还不算什么，令我惭愧的是，至今为止我的学生仍固执地认为汉语拼音很难学，永远都学不会似的，如果继续按照我的教学路线走下去，那么那些可怜孩子的前途到底怎样。
根据以上惨不忍睹的教学经历，我决定引咎辞职来报答领导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万分遗憾地辜负了您和的厚望。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除了能加深医院与贵校的合作默契以外，相信别无他用。痛定思痛，我决定辞去“人民教师”这一光荣职务，从此不再踏足教育界。
以上为我个人的辞职演说，望领导审核批准！
董事长辞职信篇7
而据业内人士称，孙树明继任广发证券董事长实际上属于“内定”，孙树明本来应该在去年就担任董事长，但碍于证监会的任职规定，不得已才隐忍一年。若猜测成立，则应刚极有可能只是孙树明的“替身”，广发证券董事长一职原本不属于应刚。
上市以来业绩从未增长
若将上市公司上市前后的业绩变化进行对比，并排出“业绩变脸榜”，则广发证券必然榜上有名，该券商2011年的净利不足2009年的五成，而今年前四月份，广发证券业绩仍无止跌迹象。尽管券商一时难以摆脱“靠天吃饭”的盈利窠臼，但广发证券无疑表现得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广发证券自2010年借壳上市以来，业绩从未实现正增长，2010-2011年及今年一季度，广发证券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14.13%、48.75%、2.13%，而今年4月份，广发证券净利润同比降幅再度扩大至41.65%。对于业绩的连年下滑，广发证券的解释是二级市场不景气，丝毫未曾意识到公司在管理方面或存在问题。
同样是面对不景气的二级市场，与广发证券分类级别相近的中信证券去年净利不降反增，海通证券也只是同比小幅下滑15.82%。
不可否认，绝大多数上市券商近年来业绩确实持续负增长，但广发证券素以华南第一券商自居，无论是资本金规模抑或营业部数量，广发证券均位于国内券商前列，但最后的结果是，广发证券的盈利能力并不比中小券商强，相反，在某些领域，广发证券甚至还不及中小券商。
值得一提的是，广发证券自2006年即筹谋上市，当时公司积极与S延边路接洽，最终S延边路同意置出壳资源，若无意外，广发证券借壳上市计划当年即可实现。但恰逢此关键时刻，广发证券却曝出丑闻，公司高管因涉嫌内幕交易而接受调查，管理层亦紧急叫停了广发证券的借壳计划，广发证券上市失败。直到三年后，广发证券才成功借壳，最终于2010年上市，前后历时四年之久。
继任董事长为“内定”？
广发证券原董事长应刚请辞与公司公布4月份业绩剧挫的时间间隔仅仅一周，二者是否存在关联，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自应刚于去年4月份执掌广发证券以来，广发证券的业绩加速下滑。
颇有意思的是，据相关媒体报道，应刚去年担任广发证券董事长之时尚未取得证券公司董事长任职资格，而广发证券在明知应刚无此资格的背景下偏偏选举应刚任职董事长，最终的处理方式是先让执行董事秦力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因此，应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直接管理广发证券。
在应刚被选为董事长之前，广东省委组织部即已任命孙树明为广发证券党委书记，当时业内普遍传言，孙树明极有可能在去年4月27日的董事会上被选举为董事长，换言之，应刚本来不应该被选举为董事长，但直到今年5月份，孙树明才正式担任广发证券董事长。
其中的原因在于证监会的一纸规定，证监会明确规定，证监会领导人员离职需要在三年满后方能在监管对象中任职，一般人员则为一年。孙树明去年3月份刚辞离证监会会计部主任一职，作为“一般人员”，孙树明一年之内不得在广发证券从事业务方面的领导工作。因此，此后一年之内，孙树明只是担任广发证券的党委书记，分管党委工作，而不插手广发证券的业务。
今年5月份，孙树明的一年缓冲期已满，广发证券遂正式选举孙树明为董事长，应刚自然卸任。业内人士称，表面上，应刚辞职在前，孙树明继任在后，但实际上，孙树明去年就应该担任董事长，应刚只不过充当了替身，替孙树明走程序，一旦程序走完，应刚请辞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孙树明一年前虽无董事长之名，但未必没有董事长之实。
董事长辞职信篇8
每逢佳节必禁令，公务员的会员卡、消费卡、年节吃请近乎全被取消;集中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虎蝇同打让一批官员应声落马……在这种背景之下，官员独立董事的“黑色一刻”终于来临。
在中国石油公司的五名非执行独立董事中，三人曾是部级或副部级干部，包括原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局长李勇武、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崔俊慧、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但在2014年5月22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时，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名单中，已看不到这三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前任官员名字。
2014年5月底，上市公司川投能源公告，曾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的独立董事邹广严书面请辞。之前，担任赤天化独立董事、任职于贵州贵安新区某城司的王某，更是创造了独立董事任期之最：2014年5月19日刚刚就任，5月27日便去职，在任时间仅九天。
仅5月27日一天，就有信邦制药、贵绳股份、山东钢铁、天成控股等上市公司的七名独立董事扎堆辞职，这些人均分属党政机关、教育机构职级干部。多事之秋的5月份，证监会前主席周道炯离职光大银行、统战部前副部长尤兰田辞去民生银行独董、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离职招商银行……而这些官员的离任，并没有因此画上“官员独董”离任潮的终止符。
6月21日，中国中铁刊登公告称，同意非执行董事韩修国不再作为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韩修国身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1月至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2001年9月至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2011年1月27日起担任中国中铁董事。
就在韩修国辞职前九天，原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王文泽（副部长级），原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副部长级）车书剑辞去了中国建筑独董职务。6月12日，中国建筑刊登独立董事辞职公告称，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的有关文件要求，王文泽和车书剑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2014年7月，宝钛股份刊登公告，钱桂敬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一并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主任）、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钱桂敬为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此前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2009年3月不再担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据年报显示，钱桂敬的任职期限为2011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4日。距任职期满还有两个月之久，他却突然提出辞职。宝钛股份对此解释为“个人原因”，但个中深意却令人深思。
审视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无疑是一件“美差”，无须投入太多精力，却能收获颇丰，为何这些官员们要选择离任呢？是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1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
根据这份《意见》，党政领导干部退（离）休三年后可以兼任企业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或外部董事，退（离）休三年内可以到本人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以外的企业兼任企业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或外部董事，但均不得取酬，兼职不得超过一个，年龄不得超过70周岁。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所兼任职务实行任期制的，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这份文件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均不得取酬”这五个字。对于那些离退休官员，兼职、担任独立董事，说到底还是为了多挣一份报酬，既然是干了活也是义务劳动，还不如颐养天年、含饴弄孙来得实在。
“严苛”是18号文件的第二个关键词。在新政下黯然褪色的，不光是官员独董。高校和行业协会领导也纷纷从独董位上辞职。教育部要求北大、清华等直属高校的校级领导，不得在企业中兼职，一些行业协会也参照执行，校长（院长）独董、会长独董由此大量辞职。
尽管早在2004年，中组部就下发《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对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行为进行大规模清理。对于官员独董的问题，财政部和证监会曾进行规范。2011年12月，财政部印发《关于规范财政部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办法》，规定财政部副处级以上干部均不可在外兼职或担任独董职务;已担任独董职务的，须在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两个月内辞去职务。
但令人遗憾的是，官员在企业兼职行为仍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还是在执行力度上失之于软。但这次《意见》的，却是要来真的了。清华大学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金希也指出，随着中组部的持续发力，以及《意见》的深入执行，“独董离职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上演。
可以作为印证的，是一场更大范围的中央集中“清理行动”。就在2014年5月底，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集中规范清理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共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对省部级干部在企业兼职更从严把握，共清理229人次。目前大部分干部已办理完免职手续，不在企业兼职。
在强大压力下，那些坚持不退的官员，不仅很容易受到党纪处罚，更有可能引起反腐机构的关注，被秋后算账。综合考量，官员“隐退江湖”才是最好选择。
内有乾坤的“政商旋转门”
所谓“政商旋转门”，是对离退休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生动比喻。手握权力的官员从所在位置上退下来，摇身一变为独立董事，带来诸多弊病，甚至被讥讽为腐败温床。
现实中，不乏保监会的退休高官在保险公司任职，央行退休官员跑去金融企业任职，管石油的部门官员退休后则去油企任职的现象。这些离开公职的大小官员，之所以再度出山，是为了实现“权力期权”。
在位期间，这些官员为企业提供不正当便利，却没有当场索取金钱等利益，但作为交换的是，等自己退休后再在该企业任职，这就相当于一种“预约受贿”。官员大量担任独董的现象，一度令舆论叹息。
官员“兼职成风”，也有一定土壤。一些地方把公职人员参与第二职业，当成地方经济的重要推手。某地有关负责人就曾明确指出，“鼓励公职人员以自己的合法收入、资产财产，参股入股或投资兴办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外的非公有制企业……允许公职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八小时以外从事与职权无关的第二职业。”如此更混淆了权力的边界，也反映了一种不正常的官场文化。
再看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被指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职位。每年只需开几次会、签几个名，可谓零风险、超轻松、大收益。有数据显示，大部分独董的年薪都集中在10万～20万元之间，有的甚至高达87万元。而独董薪资最终将由投资者买单。这意味着当初打着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旗号而设立的制度，最终却成为中小投资者的负担。
由于2004年中小板开闸和2009年推出创业板，这两个节点成为上市企业数量大幅增长之肇始，而按照每家上市公司平均三个独董计算，就是一个可观数字。
据2013年年报统计显示，曾在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系统有过任职经历的“官员独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独董的情况，一共1101人次。这些官员独董，分布在816家上市公司中，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就有一人次的官员独董。
针对领导干部担任独董时领取报酬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如此评价：“有些领导干部对公司贡献很大，津贴却没那么多。但在公众眼中，领导干部担任独董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独董津贴是向公众披露的，公众就会觉得领导干部是在用公权力的余热获得个人高薪。”
对于追逐经济利益的企业而言，之所以舍得花钱投入，主要是看重离职官员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一位温州前官员便直言不讳，企业之所以聘任他们，不过是为了“发挥我们的‘四余’：余热、余权、余威、余网。”一语道破玄机。
然而，这种“权力磁场”在严重干扰市场秩序之余，何尝不是另一种腐败形式？2007年4月，上海市土地学会会长殷国元、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陈士杰相继被查。他们都曾是市政府主管房地产部门的高官，退休后又担任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协会或学会负责人，在许多房地产项目中扮演中介腐败角色。
在退休官员担任独董的企业中，不乏有问题的企业。比如，此前深陷“污染门”的紫金矿业，便有来自北京和省里的前领导干部“加塞”，包括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原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福建省上杭县政界多位退休领导干部在紫金矿业任闲职，而且领着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年薪。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
事实上，离职官员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已违反了国家法律。
《公务员法》虽有“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金和其他待遇，国家为其生活和健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之规定，但第102条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有学者将中国的独立董事之路划分为“花瓶”、“民工”、“探子”、“共存”四个阶段，最开始是找几个知名人士来做形象展示，其后廉价赚取外快，财务顾问可收到几十万元薪酬，独董只有几万元津贴;再后来证监会突然发现独董作用，不断培训独董，设立独董条例，要求独董坚决站在证监会立场上;最后要求独董，必须是公司的董事，必须和公司共存亡，承担“作为责任”，也必须承担“不作为的责任”。
这种划分法虽然有些偏颇，但也有几分形似。大批官员涌入，意味着“共存”阶段的到来。有上市企业曾称提名官员独董，一则出于疏通政商关系需要，另外则为方便管理。官员所具有的官场特质，适合做一个共存者，这也是官员独董现象盛行的重要缘由。
亟待“开刀”的独董制度
所谓“独立董事”又称外部董事，是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不参与具体事务、没有公司股票，却为公司出谋划策的人。西方国家之所以改进董事会制度，设立独立董事，就是为了让其代表中小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防范董事会被大股东和高层管理者所掌控。
之前，立法者对此项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权力磁场”消磁，让“权力期权”失效，进而的空间。但“直接相关”规定，却让法律被虚化，“政商旋转门”问题难以得到消除。
2001年，证监会颁布《关于在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市公司应建立独董制度，并提出了建立独董制度的时间表。根据该意见的要求，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董，其中至少包括一名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专业人士。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第123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独董，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独董制度由此获得了国家立法支持。
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我国上市公司，初衷是制衡高管损害股东利益，而这种制度实行之初，也的确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但从官员独立董事离任潮就不难看出，上市公司独董制度还存在一些“硬伤”和“软肋”。首当其冲的，便是“成分不当”问题。本来，独立性和专业性，是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两大特征。在独董制度实行较早、效果也较好的西方国家，出任独董的大多数为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以及有过多年执业经历的注册会计师和注册律师。官员充当独董，在独立性和专业性上便受到了冲击。
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之下，独董扮演着监督公司“内部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角色。问题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实现股权的高度多元与分散，因此“资本多数决”仍是主流。
特别是在国有公司中，大股东拥有强势话语权，独董也就具有一定依附性。国际上普遍要求，独立董事人数达到董事会一半以上，而中国只要求达到三分之一，即使独立董事全部反对，一项决议也仍有可能被大股东强行通过。
现实中，独董职位主要由三类人士担任：一是高校学者，特别是管理学院和法学院教授;二是会计师和律师;三是在职或退休政府官员、所在行业协会负责人。对于公司大股东而言，官员担任独董，是不错的选择。截至2013年9月，在深沪两市5760名独立董事中，2590人具备从政背景，比例高达44.9%。
据《投资者报》调查统计，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在A股3万多名高管中，其比例达到5%。在市值排前50的A股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副部级以上官员大约在11人左右。而在目前中国上市企业当中，“中字头”央企上市公司中，几乎都不会缺少前任高级官员的身影。
独董由董事会提名，而董事长、大股东多以自身利益出发选聘独董，选出来的独董按照大股东的利益在说话，很难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现实中，“官员独董”们熟谙规则，鲜有独立聘请审计机构的记录，几乎没有投过反对票，缺席会议、未见述职的情况却颇为多见，委托投票、电话参会等表述则更多。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声不响的群体，因而被媒体描述为闷头发财。有媒体统计过，在上市公司的数万次投票中，反对票总计仅47次。一些有责任心的独董投反对票，或者独立聘请审计行为，当做罕见事例，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截至2014年4月28日，已公布的7244名独董共领取约4.75亿元薪酬;6950名独董获取的薪酬从1000元到100.5万元不等，差距高达1000倍。部分重点行业的独董，领着高额薪酬，部分企业独董平均年薪竟达到30万元以上。更令人不解的是亏损大型企业的独董薪酬，2013年年报出现亏损的中海集运，其独董的年薪却高达15万元。
在“花瓶独董、一人多职、董而不独、官员独董”等怪象下，我国上市公司也是丑闻不断。而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便是：所涉独立董事集体失语，在公司决策上形同虚设。
比如，原董事长宋林被查的华润集团，旗下华润电力等上市公司，多名前官员长期占据着独董职务。“污点官员”熊必琳曾任西王食品公司的独董，而该公司被财政部、证监会点名“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大股东多次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因而被责令整改。
当然，也有愿意管事、有所作为的独立董事，但结果往往是寸步难行、出师未捷。2004年8月3日，在伊利股份的年度首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俞伯伟被罢免独董职务，而俞某也成为因维护“独立性”被上市公司罢免的独董第一人。
有些原想有所作为的独董，失望之下，甚至选择了主动辞职。面对现实情况的窘迫与无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也不无感慨：只要独董是大股东提名的基本格局不变，独董又以名人忙人和学者专家为主，“花瓶”地位就很难改变。
“独”字的具象化和制度化
如何才能切实增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目前看，尽管中组部18号文件已彰显威力，但还不能将划清官商界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纸红头文件上。事实上，这波独董离任潮，也还有一些“例外情况”。
比如，在中国西电、宝钛股份、中原高速的最新独董名单中，国家粮食储备局原副局长李俊玲、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钱桂敬、河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林仍然没有出列，特别是张全林，退休两年内即赴中原高速兼职至今。
而且，有一些退休官员“退而不休”，为担任独董采取了规避性的策略。比如，转任行业协会，再去担任独董;或成为学者，再转任独董;甚至有人百般拖延，面对新规迟迟不退。
其实，更稳固、长久的举措，必须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具体到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问题上，应当对《公务员法》、《公司法》进行修订，将18号文件的具体要求写入国家法律，积极借鉴国外经验，通过立法形式全面禁止任何官员涉足企业活动，使之成为全体官员不可逾越和触碰的法律红线。
在目前已经的规范中，三年“冷却”期备受瞩目。不过，这一禁止期依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为这只是约束官员不到原本管辖领域兼职，而只要非本职领域，便不存在时间禁令。曾任国家审计署人事教育司教育处处长、审计局局长、政法审计局局长的张大维，2007年5月刚刚退休，2008年1月成为华谊兄弟传媒公司的独立董事，之后他连任两届，2014年3月底才刚届满。然而，这并不违规。
另一个争议是，官员退休后继续在人大、政协任职，同时兼任独立董事。他们仍在部分行使国家管理的职能，却又被看成“已经辞去公职”，不受相关规定限制。
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应有之义，独立董事本应在《公司法》中规定，但该法仅在第122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设立独立董事”，除此之外再无着墨之处。
目前的独董运作，其依据更多依靠证监会所颁发的《指导意见》。我国曾经多次尝试，要以立法形式来替代证监会颁布的文本，但各方迟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立法也一拖再拖。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据报道，推动2014年《公司法》修订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今年最新的修订草案中，对“独立董事”制度仍没有变动。对《公司法》修改草案，证监会系统也没有提出针对独董制度的修改意见。
除了对《公务员法》、《公司法》作出修缮，我们还需对官员进行法规约束，构建党政官员任职跟踪、规范和监督机制，真正在官商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的制度鸿沟。
随着官员独立董事的彻底退出，专业人士的比重将得到明显提升。但在业界看来，这只是前期工程。下一步，还需从提名制度、薪酬机制等入手，通过评价评估、问责禁入等制度的建立，强化独立董事的权利与责任，真正确保他们的“独立性”。
要让独立董事制度发挥威力，建章立制还有很大余地。如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伴随的是集团诉讼制度和独立董事的对偿制度，使得独立董事不敢不认真监督公司的运转，否则将来要承担相应责任。
中国独立董事制度，也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先进的经验。比如，为独立董事设立考核评价制度、薪酬不能由所在公司直接发放，成立具有行会性质的中国独立董事公会、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差额推荐选任独董，实施股东表决回避制度，试点独董激励薪酬，设兼职数量上限等。
更为具体化的革新期待，还有独董提名办法。学者建议，应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规范独董提名，如成立独董提名委员会，保证小股东的参与度，甚至彻底由小股东来实现提名。也有学者认为，应对小股东的界定更大众化，确定为持股不足0.1%的股东。
此外，还应加大对违规独董的惩处力度。2001年，中国曾出现首例独立董事受罚后诉证监会案例。在之前的“郑百文事件”中，不拿薪酬的独立董事陆家豪，因不作为而受到罚款10万元惩处。经诉讼后，法院最终支持了证监会的惩处决定。这一度被解读为监管单位向市场传达严肃独董制度的信号。但在之后的几家上市企业连续造假案中，多名独立董事最初被处罚款3万元惩戒，但经复议后被取消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