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考察报告范文

广场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广告产业；媒体集团化；报业集团；广电集团；传媒经济

【中图分类号】F13.8 G206.3 【文献标识码】A

背景与问题

二十多年来，中国广告产业经历了戏剧化高速发展。论者几无例外地相信，作为一类依附性产业，广告产业经营额增长与国内产品总值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密不可分（黄升民、邵华东，2006：pp. 423-435）。宋建武与其合作者在对“代表媒体产业发达程度的广告经营额，代表媒介成长经济环境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三个数据进行的分析中发现，从1981年到2003年，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76和0.986，且统计意义十分显著（宋建武等，2005：pp. 26-31）。对三个指标逐年增长率检验时宋等人还发现，在1982到2003年度区间里，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指标年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3，0.599，有中等偏高的正相关性。当对年度区间做更细致地划分，将1982到1995年作为第一个观察区间，1996到2003年作为第二个观察区间后，宋等人发现，在第一个区间里，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41, 0.431；而在第二区间里，两相关系数分别为0.753和0.811（宋建武等，2005：pp. 39-40），正面相关性显著提高。“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一，在广告经济由空白点起步时，由于起点低，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其发展更多来自于自身的刚性成长，在这个补足发展阶段，广告经营额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关程度不高（指1982到1995区间- 笔者注）；其二，在广告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常态之后，也就是在1995年之后，同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商业经济逐步活跃的大背景下，广告经营额的增长情况与国民经济发展情况表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与其增长的相关性更强（指1996到2003区间- 笔者注）。” 宋等人做如是说(宋建武等，2005：p. 40)。

从利用宋建武等人提供的数据制作的曲线图中不难看到（宋建武等，2005：p. 37），1982到1995年，广告经营额与其他两项指标增长率间时而紧密，时而大幅度偏离。在1996年前后，二者间距离趋于稳定，且比前一时期接近（图I）。宋建武等人依据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关系对产业发展所做的划分大体上符合该曲线图的变化。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观察广告产业发展，提出问题的角度：当广告经营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变化幅度出现显著不同时，就有理由追问其中的原因。仍以上面的图示为例，从中不但可看到了三条曲线运动趋势大体相仿，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例如，1984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出现明显下跌而另外两项指标却位在上扬？从中不但可看到从1990年起三项指标一起上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广告经营额增长在1993年抵达增长率尖峰而另外两大指标的登峰期却晚至广告曲线已垂直下跌1994年？这类追问，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或许能发现广告产业内部因素，广告产业与宏观环境之间更具体的互动关系在产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加深对广告产业变迁动力的理解。遵循这样一种提问和思考的方式，本文尝试揭露和解释上图中显示的一个现象：从1998到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与其他两条曲线做长达四年的逆向运动，且在2001年空前靠拢，几近重叠，[1]为所观察的1982至2003年区间中绝无仅有。这一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

思路与假说

范鲁斌把1992年到2002年看作广告产业的“快速发展阶段”，认为传媒集团化是这个阶段中的“十大变革”之一，表现为：（1）报业和电视业的集团化是1998到2001年间媒体市场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在2001年，报业和广电集团化均处于高潮期；（2）集团化导致了竞争加剧，令广告市场上“硝烟弥漫”，以致“推动了广告业加速发展” （范鲁斌，2004： pp. 61-62）。其中“推动了广告业加速发展”的陈述让人难免生出疑问，因为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率分明遭遇下滑，而且，是在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一起上扬的条件下下滑。

按照简单逆向思维的方法，我们建立起一个工作假说：从1998年到2001年，报业和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是广告经营额增长率滑落的主要原因。启示做如此假说的是产业经济学中对与市场结构的一般性分析：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而后者又会引起市场绩效的变化(戴伯勋、沈宏达，2001：p.108)。具体到我国媒体集团化问题，集团化多利用行政手段整合分散的媒体，提高产业集中程度，从而改变了地方市场结构，减少竞争，结果是强化媒体在与广告主、广告公司交易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导致广告产业整体绩效降低。

所谓工作假说是指一种并不完全值得信赖的看法。但为了思考的方便，工作假说可当作探讨的起点，从可能想到的种种角度去检验它，修正它，以求获得一种更经得起追问，也更接近事实的观点。由于无法得到更具体数据，对上述工作假说的检验只能停留在行业和广告经营门类的宏观水平。即便如此，上述假说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检验：第一，在广告产业较长的发展过程中，如从1992到2003，媒体广告经营单位- 主要是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 与其他广告经营者的营业额增长率有较显著的正面相关性。这样，正面相关性可被视为基线（baseline）或常态（norm），偏离常态的变化才能构成问题，造成解释的必要。

第二，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如报业集团化高潮期的1998到2003年，[2]电视集团化高潮期的2000到2003年，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与其他广告经营者营业额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偏离基线。如果这种偏离表现为两者的负相关性，可能说明媒体广告经营与其他门类广告经营者的利益出现不一致。

第三，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广告产业经营额平均增长率应该低于媒体广告经营单位。果如此，说明媒体市场格局的改变可能伤害到行业整体的利益。

第四，与长期的数据相比较，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与广告经营额增长率相关性减弱，说明宏观指标不足以用来解释后者的变化，应该从其他更具体因素--如媒体集团化-- 中寻找解释。

第五，在所欲特别观察的年度区间，无法发现集团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可用来全面有效地解释上述数据的变化。

我们从多种来源搜集了相关数据。其别要提到的是范鲁彬在《中国广告25年》搜集、

整理的不同门类广告经营单位的数据。没有这些数据，本文中工作假说的检验和修正会是不可能的。

发现

从第一个角度的检验中我们发现，自1992到2003年，不同门类营业额增长率之间，门类与和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之间都存在正相关性。其中，专业公司与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之间高度正相关，统计意义十分显著；专业公司与电视、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高度正相关，统计意义也十分显著。而且，电视、报纸广告单位营业额与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率也高度正相关（表I）。换言之，在观察区间内，不同门类营业额增长之间没有冲突，一门类的增长不以他门类或行业总体的不增长，过低增长为代价是行业发展的“常态”。

此外，我们还对前集团化时期-1992到1997年- 的营业额增长率做了相关性分析，专业公司与电视、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3和0.821。其中，专业公司与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高度相关，且统计意义显著。换言之，前集团化时期，专业广告公司与报纸、电视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有着和谐的正面相关性。

当从第二个角度即对集团化时期的数据进行检验时，分析结果偏离“基线”。1998到2003年六年间，专业公司与报纸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601，中等程度负相关，统计意义不甚显著。2000到2003年四年间，专业公司与电视广告经营单位营业额增长率间的相关性为-0.967，高度负相关，且统计意义十分显著（表II， III）。这似乎表明，媒体和专业公司处于你赢我输的关系之中，电视广告经营者和专业广告公司的关系几近零和游戏。第三个角度的检验发现，[ 3 ]1 9 9 8到2003年间，广告经营总额，专业公司营业额和电视、报纸广告营业额平均增长率为15.21%，14.91%，14.54%和17.00%；2000到2003年，四项指标平均增长率为14.79%，12.55%，14.39%和21.65%。换言之，从1998到2003年报业集团化期间，报业广告营业额增长超出广告产业经营总额和专业公司营业额之增长。在2000到2003年广电集团化期间，电视广告营业额增长超过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但低于广告产业经营总额（表IV）。这些数据表明，在媒体集团高潮期，报纸广告经营明显有出色表现。电视广告经营表现良好。广告经营总额增长差强人意，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疲软。

第四个角度的检验显示，1 9 9 8到2003年，广告产业经营总额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率之间相关性不显著。其中，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526，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系数仅为0.188，唯两系数的统计意义均不显著，仅有参考价值（表V）。然而，同期报纸广告营业额与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率的相关性提高，相关系数达0.799，统计意义水平0.056，接近显著意义标准(0.05)。但报纸广告较高增长幅度（17%）未能在其与广告产业经营额的相关性中获得体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仅为0.389（表VI）。换言之，报纸广告增长对于行业经营额增长未有显著贡献。分析也显示，从2000到2003年，电视广告经营额与GDP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的相关系数为-0.373和-0.546，与广告产业经营总额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71，但统计意义均不显著（表VII）。

第四角度的检验表明，媒体集团化时期，报业和电视广告对行业经营增长贡献甚小，或许有负面贡献。报业广告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有较显著的正面相关，而电视广告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呈负相关。

四个角度检验勾勒出的这样一幅图景：广告产业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之间稳定的正面相关关系被打破（第一角度检验），媒体广告增长超出产业与专业广告公司（第三角度检验），但前者并不总是对产业增长做出明显贡献（第四角度检验），甚至，和产业与专业广告公司增长有负相关关系（第二角度检验）。媒体广告的出色表现无法直接用宏观经济指标或产业增长来加以解释（第四角度检验）。概括言之，由于宏观指标不能解释的因素，媒体广告经营表现出色，但这并未给产业整体发展带来明显益处，甚至伤害了专业广告公司的利益。这些发现支持我们的工作假说。

尚有一些现象未能由工作假说解释。例如，报业广告与电视广告的表现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就平均增长率来说，前者的表现超过后者；就对于行业的贡献来说，前者是正面的，后者是负面的；就和宏观指标的关系来说，两者也有正面和负面之别。因此，需要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因素。第五个角度的检验设想了一组或许拥有解释力的因素：第一，由于2000年国家税务局颁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家药监局颁布有关不得刊播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导致广告主投入的减少，致使行业经营额增长率降低。该因素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特别是对2001年广告经营额增长出现的低谷而言（见图I）。然而，它难以解释整个考察区间的数据变化的因素。例如，它可以解释广告行业经营总额增长在2001年的跌落，但无法解释媒体广告营业额在本区间平均增长率不降反升的现象。

第二，由于营销战略的转变，广告投入的份额减少，导致广告经营额增长疲软。该因素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假定整合营销中促销、公关等支出中降低了媒体广告部分的投入，本因素的确可解释广告经营总额增长幅度降低，但无法解释门类营业额的变化。在该因素产生影响下，专业广告公司营业额或许降低（减少媒体广告策划，制作和业务），报纸、电视广告营业额降低的可能性会更大（减少了投放业务）。如此，本因素难以解释媒体广告营业额增长率上扬的现象。第三，由于户外、因特网等广告渠道的成长，广告支出分流到新兴领域，导致传统广告部门营业额降低。如这一假定成立，传统媒体广告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该因素的解释与观察到的数据不符。

第四，由于广告制度的动摇，广告投放者直接与媒体广告经营单位交易，导致专业广告公司业务范围缩小，增长变缓，而媒体广告经营者营业额增幅加大。这一因素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执行伊始，广告制就遭遇到此类问题。如果以往这一问题没有导致广告经营额与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率跌落，在媒体集团化时期却带来了如此结果，可能说明集团化导致的市场结构变化使广告问题凸现出来。这种理解倘若能够成立，它与工作假说并不矛盾。

第五个角度的检验说明，2000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和不得在媒体刊播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可能是有解释力的因素，应加以考虑。

讨论

根据上述发现和分析，可以观察一下1998到2001年的中国广告业究竟发生什么。

从图II去观察，报业集团化伊始，报纸广告几乎没有出现增长。这可能和机构变化后的适应期有关。只有当集团覆盖了足够的市场后，报业广告增长才成为可能。同时期，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稳健，行业经营额稳中略降。接着在2000年，报业广告营业额增长一举上扬，幅度约20%。

但由于报业广告的发展并未能给行业整体带来利益，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率的明显滑落，乃至行业经营额亦现下滑。此时尚未经历集团化的电视广告领域增长下跌到谷底。也在此时，第一个广电集团的出现。2001年，一组广电集团的出现并没有为电视广告带来福音。相反，该门类增长率滑落到历史最低水平。对此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广电集团化类似于报业集团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显示其竞争能力，但这一解释没有考虑其他共生现象：报业广告、行业经营额增长一起下跌，其中，报业广告增长下跌几乎将2000年所获全数失去。共生现象迫使寻找能够对产业整体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2000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和不得刊播放处方药品广告的规定责在难逃。令人诧异，是年专业广告公司营业额增长呈上升状态。为什么来自管理部门的打击没有造成该门类营业额增长率下落？我们尚没有可信赖的解释方法。

至此，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个答案：1998到2001年，由于媒体集团化对于广告产业结构的改变，在整个产业收入中占有“半壁江山”的专业公司营业额增长受阻，产业经营总额增长率因此逆两大宏观指标增长而滑落；其间，政府税收与广告管理政策的变化减少了广告投入量，使广告产业面临的困难加剧，以致在2001年出现广告经营额增长十分接近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的罕见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结合图I和图II去看，从2002到2003年，虽两大宏观经济指标增长乏力，广告经营额开始回扬并稳定拉开和宏观指标的距离。报业广告继2002后在2003年持续增长。专业公司营业额则在2002年探落谷底后于2003年回扬。而电视广告增长率在2002年戏剧化地登峰后，次年又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下跌。虽然这组现象已经不包含在本文讨论的中心问题- 广告经营额增长与两大宏观指标增长靠拢 之内，对广告产业经营额增长的逆势回扬和电视广告增长率下跌似有必要做一分析。

先看电视广告增长幅度的下跌。虽然报业与电视业都迅速地走向集团化，以改变产业结构来强化市场势力对于两大媒体的意义或许不同。报纸依政府行政体系板块来划分市场。跨地区经营会遭遇强大的行政壁垒。在如此的市场格局中，以地方党报为首的报业集团可能迅速提高地方报业市场集中度，获得市场势力。另一方面，依行政管理体系划分市场也是电视业的现实，但卫星传输技术推动着跨地区乃至全国市场的形成。对于电视产业来说，利用集团化来提高产业集中度的效果相对有限。2002到2003年间，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市场都面临广电集团之间的竞争，为广告主和专业公司提供更多的选择。

再看广告产业经营额在2003年的上扬。显然，在行业经营额中份额巨大的专业公司和报纸广告营业额的增长对带动行业经营额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还须提到的是户外广告营业额的大幅度增长。据范鲁彬记载：“至2002年底，户外广告载体总数已1756,026块，经营单位62,257户，实现广告额998,664万元，较1999年增长72.93%，户外广告已与报业、电广形成三架马车的格局，成为传媒广告市场三大主要竞争对手”（范鲁斌， 2004：p.63）。从本研究的角度去看，由于户外广告的无须经过具有“喉舌”性质的媒体机构，户外广告经营者面对的是不具备集团化势力的交易伙伴，行为更具市场化性质，容易取得较好的市场绩效，虽然，营销策略的变化可能也在户外广告的崛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户外广告、新媒体广告和有线电视广告经营者被划分在一个门类，统称“其他广告经营单位”，因此无法对户外广告、新媒体广告乃至直邮广告的表现做具体分析。但下面的图示似可说明，这些门类的营业额在2002到2003年间开始令人瞩目的增长（图III）。随其对行业整体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媒体集团的市场势力可能遭遇进一步的消解。

结语

至此可以将本研究的工作假说做如是修正：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的集团化是造成1998到2001年前后广告经营额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逆向运动的主要成因。集团化改变了广告产业的市场结构，使媒体得以利用行政权力带来的市场势力在广告交易中获利，造成其他广告经营者的损失，并减慢了广告行业的增长，而2000年政府颁布的涉及广告管理的法规加剧了广告行业的困境。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认识是对数据曲线呈现的一种罕见现象的分析结果。它不是，也无意成为对我国媒体集团化的最终评价。媒体集团化倡导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中国需要拥有与“国际传媒大鳄”对抗的“航空母舰”，集团化因此常被理解为我国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卢嘉杰，2005：pp.23，30-31）。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来评判集团化是否逐步接近实现其宏伟目标。

就近期出现的数据来看，没有或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和行政权力背景的传播渠道，户外媒体、网络媒体、分众或聚众媒体等，为广告投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正在推广的数字化电视会改变投放渠道稀缺的现象，弱化媒体集团的交易地位。有理由推测，这些传播生态的变化可能消解集团化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努力，为我国广告业带来较公平的竞争环境。

广场考察报告篇2

【关键词】建筑施工；岩土工程勘察；完善

建筑物场地的岩土体是岩土工程勘察的主要目标，其实际上是对施工现场的地质环境加以勘察的工作。因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工程地质环境与自然条件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这些都给工程勘察提出了新的要求。考虑到维持正常的施工秩序，在岩土工程勘察时期要注重各项数据信息的收集，把握好每个区域的施工工序流程。

1 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存在的问题

1.1 资料不足

在勘察工程进行前应该收集足够的资料信息，以保证设计方案的科学性，这是勘察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提供设计、施工方案的要点。从当前市场上的设计情况看，对于勘察工程的布置还存在诸多不足，直接降低了勘察所得数据结果的质量。勘察单位仅凭业主的描述而未实地考察则得出数据，勘察时没有结合施工标准操作，最后上交的勘察报告存在不符实际的内容。例：某工业厂房的设备荷载大,天然地基承载力达不到标准，在勘察中对该问题没有详细考察，造成最后的设计方案达不到要求。工程单位在施工前必须要全面考察多个方面的信息，如：电阻率测量、基坑支护、地下水渗透性等，为设计方案的优化提供依据。

1.2 报告失真

当完成勘察工作之后应制定详细的勘察报告，交给工程单位分析研究出针对性的施工方案。而大部分勘察报告存在着信息失真的问题，没有科学的理论基础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并且设计施工的具体内容不全或不准，给后期的施工作业带来不便。此外，勘察报告内容杂乱无章，一些重要的勘察数据没有反映到报告中，这些都是勘察报告常见的问题。

1.3 质量降低

勘察工程中对野外及室内测试分析得到的原始数据信息要加以优化处理，这样才能满足工程设计要求。主要问题表现在：(1)概念不清。主要是勘察过程运用到的一些统计概念，岩土参数的统计与研究时对异常值没有深入分析，在统计划算时依旧采取传统方式进行，造成后期得到的数据信息误差偏大，所得的数据信息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2)参数不明。勘察中涉及到的指标参数没有掌握清楚，造成后期的作业中岩土参数的取值不恰当。在岩土参数的标准值上控制不准，使得岩土参数的标准值不合要求。各方面数据质量下降，对工程项目的正常施工造成了多方不利。

2 优化岩土勘察的有效策略

2.1 结合勘察依据

按照当前工程勘察的实际需要采取监督和管理策略,不断推广先进的岩土工程监理体制，在勘探合同、勘察纲要等方面严格审核。不得出现越级或盲目勘察,注重所递交勘察报告的质量，对其中存在的数据问题进行控制处理，如：工作量、勘探质量、资料数据分析、结论建议等都要结合工程项目而谈。审核人员要避免勘察报告中重视描述，在内容规划上要保证达到质量要求。另外，对于施工场地地层的性质也要详细了解。包括：地层工程地质性质好、埋藏浅且厚度大的地区则可适当调整，将勘探间距扩大一定值。对于野外地层的划分同样要给予关注，主要是结合颜色、状态、湿度等选择合适的钻进方案，这可以给室内资料整理提供最详实的编录地质资料。在勘察设备的选择上，也要按照勘察工程现场的地质情况加以分析，让勘察设备能充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

2.2 选择勘察方法

勘察工程中可以运用的方法有很多，每种勘探流程都存在着自身的优点或缺点。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要尽快判断使用哪一种方式勘察，然后及时掌握勘探装备、勘探手段、取样方法等选择情况。有的勘察单位考虑到减少工程成本，在勘察时随意布置勘察设备，造成所选择的勘察流程与现场设备不协调，这不利于勘察工程的顺利实施。由于沿海地区的湖沼相和海相冲沉积平原中多分布有淤泥、淤泥质软土、填土,地下水位埋藏较浅，若选择静力触探则能达到理想的勘察效果，还能从客观地角度去反映地基土的强度性质。对于山前冲洪积地层中,考虑到地层土的颗粒较粗,地下水位埋藏深度大，若依旧采用静力触探的方式就无法保证勘测精度，所得的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的误差较大，技术人员要适当调整勘察方式。标准贯入试验适用于砂土、粉土和一般粘性土,在淤泥、淤泥质软土中要综合分析，对于勘察阶段的各项指标则要严格鉴别判断，避免出现数据信息失误等问题。整体上看到勘察施工作业，则必须要熟练掌握具体的地基状况，只有使用合适的测试手段和方法才能让勘察结果更切合实际。

2.3 合理整理与编录资料

技术人员在勘察工作完成后，要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整理与编录，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有的勘察单位由于勘察分工过细，技术人员将勘察到的数据信息上交给负责人就结束工作，而原始数据没有经过处理则制成勘察报表，让人看起来难免会出现误差。对原始编录资料、室内化验结果及现场测试、现场拍照等逐一比对，对发现的信息问题及时处理调整是不可缺少的，也是维持资料信息准确无误的保证。根据勘察技术的标准，技术人员要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工作，而资料整理成果不仅要经过技术人员的审核，还应交给相关人员二次审核，尽量避免出现资料错误。因各勘察场地的岩土特征、拟建建筑物、勘察要求等各不相同，在勘察报告编制上要灵活运用，既要将勘察工程的重点显现出来，也要保证勘察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此外，勘察报告要对施工场地进行稳定性评价、地基承载力和地基变形的评价，从多个方面反映出勘察工程的重要性。地基承载力和地基变形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与地基基础的选择应当全面考虑在内，然后通过综合性的考核修改才能制定出最切合实际的勘察报表。

2.4 正确选取岩土工程的相关参数

在试验之前，先要明确土样的4个不同级别，因为不同的级别所进行的相关实验内容也是大有区别，因此，在开土时要先鉴别土样的级别，用以确定可以做实验的土样，以免所得试验结果不能真实的反映地基土的相关数据。此外，要确保试验与工程的实际条件的相似性得到尽可能的满足，比如进行室内剪切试验时，最大限度的模拟现场土样的剪切条件，再比如在拟建物采用桩基础时，确保固结试验的有效自重压力和附加应力的和小于等于最大压力。最后，对于试验结果尽量正确无误地选取岩土工程的相关参数，如压缩系数、渗透系数、内聚力等。

3 结语

综上所言，岩土勘察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勘察得到的数据信息能够给施工作业提供科学的指导。工程单位在设计施工方案时要将岩土勘察作为重点安排，根据现场详细勘察后记录信息。这样才能实现工程项目建设的“技术有保障，投资有效益，经济有回报”等要求。

参考文献

[1]陈荣法.岩土工程勘察质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部探矿工程,2006(3):12-13.

[2]刘玉荣.岩土工程勘察中地下水问题的探讨[J].宁夏工程技术,2006,5(1):69-72.

广场考察报告篇3

【关键词】《南方日报》 亚运会专题 媒介策划

随着传媒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传统以独家新闻取胜的竞争方式早已不符合媒介竞争的潮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媒体若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对报道进行精心的策划，做好媒介营销，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在发展历程中，以其权威性、公信力和高品质的主流新闻和深度报道，确立华南地区主流政经媒体地位，是广东唯一主打高端读者群的权威政经大报。早在2002年的第一次改版中，就根据细分市场的需求，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强调理性阐释、权威解读、专业描述，以及对海量信息的深度整合，以独到的思考、独特的视角、独树一帜的见解解读政策，观察社会、关注民生，着力经营有高度、有深度、有影响力的主流新闻。①可以说，《南方日报》走的是一条精品化路线。以下从媒体的宏观策划、中观策划和微观策划对其亚运会专题报道进行分析。

一、宏观策划：报道理念

“宏观策划即从宏观层面对媒体的整体定位和长远规划的思考，从而为使媒体能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可持续性发展寻找理念支援。媒介策划的核心即定位。”②明确、清晰的市场定位：《南方日报》是广东省委机关报，提出“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办报理念，“找准自己的优势所在，明确自身的定位，占据高端读者市场，树立权威，建立公信，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群，进而影响社会走向，政策走向，经济走向”。③杨兴锋在回答“在社会、娱乐、体育新闻等如何做出高度？”时提出“在这些新闻上，《南方日报》并不停留在新闻噱头上，往往着力背后的内容，不但提供事实，而且还提供观点”。④在当今体育报道娱乐化严重的趋势下，《南方日报》不为所动，仍然坚持用深度打动读者。在此次的亚运会报道中，许多稿件都是以评论的形式出现，即使不是评论，也是对事件某一方面的解读，充分体现了《南方日报》的“高度”和“深度”。

二、中观策划：报道规模、版面设计和安排

“中观策划即通过媒介运作的具体环节，比如板块调度、版面设计、栏目编排、主持人形象选择、广告控制等以及彼此之间的组合关联，在感性形态上彰显媒介的理念风格。”⑤

1、报道规模：持续时间和版面空间

本次对亚运会报道策划分析的考察是从11月1日起到11月30日止。这30天，《南方日报》共发行（包括特刊、东莞、深圳、佛山观察等）1920版，其中亚运会专版有197个，占所有版面的10．3%。（图一）“前亚运”时期发行924版，亚运会专刊有54个，占所有版面的5.8%。“亚运”时期共发行880版，亚运会专刊有140个，占所有版面的15.9%。“后亚运”时期共发行116版，亚运会专刊有3个，占所有版面的2.6%。（图二）亚运报道专刊1―5版有13天（11月1―10日、20/29/30日），6―10版的有12天（11月11/14/16―19日、21―24/26/27日），11―15版的有3天（11月13/15/25），16版以上的有2天（11月12/28日）。由上可知，11月12/28日这两天发行的亚运专刊是最多的，“前亚运”时期的专刊除了11月11/12日，大多在5版以下，而亚运时期发行的专刊数大多在10版以下，只有11月13/15/25日三天的版数超过了10版，但在15版以下。由此可见《南方日报》的亚运专题报道没有固定的版数，而是根据每天内容的多少来安排版面，这有别于同城的《广州日报》。

2、大量广告融入新闻报道版面

《南方日报》亚运会报道的营销策划是很成功的。在此次的媒介策划中，《南方日报》策划了大量的广告版面，包括推出了一系列特刊：《亚运一册通》、《亚运荐水》、《2010年度公务员（东莞）最喜欢的消费品牌》、《无线东莞为亚运添彩》等。30天中的特刊一共有184版，占所有版面的9.6%。（图一）除了在特刊上登了大量的广告外，登在亚运专题版面的广告也不可谓不多，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可以看出，南方日报在此次的亚运报道策划中充分挖掘了广告资源。而且这些广告的设计和制作都非常精细，让读者看了后丝毫不觉得反感，反而为报纸版面增添了美感。这些广告大多是大型企业广告，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南方电网、广汽集团等。这也体现了“《南方日报》以时政硬新闻给读者提供权威信息和深入的政策解读，广告对象应为高档耐用消费品，而非日用品和时尚商品。在摒弃低端广告的同时加大高档耐用消费品广告市场的开发力度”。⑥

3、版面设计

“大视觉”引自企业VI理念，产品包装设计流程手法，它整合了新闻摄影、图片编辑、版式设计、图表制作、插图甚至电子报、报纸形象广告等所有视觉设计元素，以更专业化的岗位设置、高效化的出版流程及与之相配套的培训、考核、奖惩机制，整体打造报纸的形象品牌。⑦亚运专版的设计完全体现了“大视觉”理念：每个亚运专版的最上方是“2010亚运风”几个大字（图四），以圣火形状的火苗作为底图，以耀眼的红色为底色。与之并排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广告，最左边是一个五羊标志。每天都有“伊利亚运头条”（图三）、“中国银行亚运奖牌榜”，这些都是整个版面的构成要素，而且是跟广告镶嵌在一起的。

大量运用图片解读新闻。30天的亚运报道中一共配发了650张图片，注重用图片呈现新闻，尤其是开幕式和闭幕式。《南方日报》是680报型的窄报，字体是加粗的宋体，加上大量图片的运用，整个版面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稿件运用避免了长篇累牍。运用组合式和集中式报道方式，尤其是在报道开闭幕式的时候。亚运专版基本都是一个大标题，配几幅图片，再由几篇不同的稿件填充版面，共同反映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同类情况，或同一主题、不同门类的情况。同时，绝大部分稿件都是自采的，少数稿件采用了新华社、人民日报文章以及来论，非自采的稿件一般都是带有评论性质的总括性的文章。

三、微观策划：新闻报道策划

这里所说的微观策划主要是指新闻报道策划，即在新闻事实发生后，媒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组织人员对新闻事实进行相关报道。以报道客体发生状态作为分类标准，新闻报道策划可分为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和非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两类。可预见性新闻报道策划，是指对能够提前获知的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策划。⑧按这样的分类标准，亚运会报道策划属于可预见性的新闻报道策划，所以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媒体有足够多的时间去组织资源、制定媒介报道计划。

30天中有关亚运会的报道有966条，其中包括评论、消息、通讯（新闻特写、人物专访等）和图片报道，图片650张。（表一）

“前亚运”时期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亚运火炬传递、开幕式猜想及开幕式演练、交通指南、领导的视察活动（对亚运场馆和亚运开幕前各项准备工作的视察）、亚运村报道、场馆建设、安全工作检查和对开幕前举行的足球比赛的报道等。其中系列专栏《亚运，你好》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亚运给广东和广州带来变化的报道，如《亚运助推珠三角路网提速》、《办亚运带动城市大升级》、《20年跨越世界认识新广州》等。

亚运时期的报道内容主要集中于对比赛情况的报道，还有几版“蝶变”专刊介绍广州申办和举办亚运之路，主要是通过第三者的讲述来介绍举办亚运给广州带来的变化，包括城市建设、整治河涌和空气质量的提升等。亚运的最后几天，随着比赛项目的减少，开始有了专门报道国外选手赛况的版面，由赛场内转向赛场外，开始对亚运进行总结和思考，如《养狼者说》是介绍中国教练在亚洲各国指教，带队参加亚运，为提升亚洲各国运动水平作出了贡献，表现体育能超越国界的魅力，共同为建设和谐亚洲而努力。28日的报道内容在总结方面体现的更加明显，亚运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广州，甚至中国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亚运促进了广州的城市建设，对志愿者和后勤保障人员辛勤劳动表示感谢，最后的就是对中国军团的和广东军团在此次亚运中表现的总结。

“后亚运”时期的报道主要是亚运的答谢宴，各国界领导出席的庆功会议等，如《感谢所有为亚运付出艰辛努力的人》。12月1日的报道除了有两篇关于亚运交通补贴发放的报道外，其他7篇都是关于亚残会的报道。而从这天开始，对亚运会的报道算是落下了帷幕，12月2日都是关于亚残会的报道。

四、整合营销带动广告营销

《南方日报》在亚运报道中，非常重视与受众的互动，推出了一系列活动，如投票竞选亚运“老广菜单”、南方报业亚运直播室、亚运金牌天天猜等。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参与到活动中，重视与受众的互动已成为媒体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媒介与受众互动活动的策划可以看成是媒介活动营销的一部分。读者通过参与到活动中去，获得了现场感，对媒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增加了对媒体的信任，促成了读者的购买行为。

“报业的产业价值就在于它的核心产品――报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受众，从而吸引广告客户。而这种吸聚能力的大小，关键还是在于报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由此可见，报纸质量连着发行，发行连着市场，市场连着广告”。⑨《南方日报》通过给读者提供权威的信息和深入的政策解读，牢牢地抓住了发行市场，从而开拓了更广阔的广告市场。在30天的报道中，特刊版面有184个，体现了“将特刊做成例牌菜”的营销策略。这些特刊的内容有大量的广告，通过发行特刊，吸引了大量广告投放。“卖活动”――《南方日报》市场推广的秘诀。媒体的营销策划新闻活动是既有新闻性质又有广告经营性质，两者有机结合，有效发挥媒体的整体优势，为媒体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对当下纸质媒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⑩

参考文献

①张晋升，《党报如何走市场之路――以〈南方日报〉的改革实践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0（1）

②⑤朱田凤，《新闻策划三段论》，《新闻知识》，2008（9）

③杨兴锋 主编：《南方报业之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27

④蔡雯、甘露编著：《新闻资源开发设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1

⑥⑨谷虹、陈雨，《试析〈南方日报〉改版与广告经营的联动效应》，2003（5）

⑦杨兴锋主编，《南方报业之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9）：81

⑧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6-67

⑩王诤，《报刊广告营销策划及营销模式创新》，《新闻爱好者》，2009（4）

（作者：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9级研究生）

广场考察报告篇4

选择公关公司，在参考指标和具体的操作步骤上，与广告公司多有相似之处，在人才建构、品牌知誉度、价格方案、策略制胜上都有着相同的要求，但是也有指标重视上的不同之处。以下无个方面便是广告主选择公关公司时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公关能力。评判公关能力要从四个方面人手，即：公关公司的战略规划力、洞察力、专业知识和执行力。战略规划力着眼于宏观面的把握，它决定了高度，优秀的、及时的公关战略往往是公关活动制胜的砝码，而选择具有本行业专业知识的公司，可以为广告主节省成本和时间。但是，重要的不是公关公司懂得多少专业知识，而是为客户做公关的效果好不好，所以洞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洞察力与专业知识交汇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创新，它表现为跨度和张力，最能体现公关的火候。而最后执行力有多重要，就不言而喻了，它直接表现为覆盖度和输出效果。

服务团队。一个公关项目的运做就是一项系统的综合性工程，从策略、沟通、传播、创意到凋研、执行、控制、评估，涉及面很广，不仅要在一定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大量的工作，更是对一个团队素质的全面考验。作为公关服务团队的成员，要做到“有手、有心和有脑”，既要有创意，也要抱着同理心，站在客户的立场去想，执行品牌传播的策略。广告主在考察服务团队的人员素养可以参照如下三个标准来进行：一是服务团队曾做过的结案报告，了解其执行的具体过程，媒体报道数量、所采用的调查手段，从中观察其做事的精准度；二是服务团队的背景，以前服务过的行业是否有同类型的客户资源，是否具有同类型企业的公关经验，服务团队的人才建构是否稳定；三是服务专员的个人素质，是否具有很强的责任心、事业感，是否有较好的执行力，为人处事上是否优雅得体，落落大方，这里尤为要考察的足执行团队中的核心人物的素质、口碑和服务理念，因为它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建构者。

口碑、声望。“罗马非一日建成”，好的口碑是一件件小事、一个个活动、一个个客户累计起来的。企业主应该找那些做事认真、讲求诚信、敬业的公关公司。一般来说，大型国际公关公司提供的服务更为全面，但是在价格上也会较昂贵，企业应该按照服务需求、公关目标和预算水平来选择公关公司，切忌一味求大，蚍蜉撼树，宜应量力而行，

外部资源。公关公司的外部资源是指有：公关活动中公关公司能动用的一切资源，它包括人际关系资源、场地资源、媒介资源和政府关系资源，拥有优势资源的公关团队，往往也有更为出色的服务效率，能够满足企业进行整合营销传播的需求，当然，这还应落实到具体公关执行力上。

财务状况。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关公司在公关活动的投入程度上也往往较为出色，在一定的时期里，也能为资金紧缺的广告主缓解暂时面临的费用压力，但是广告主也得尊重公关公司的付出，在合作的过程中弄清各种账目。

广场考察报告篇5

“”后，中央领导层形成共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利用国外的有利因素，加快经济发展

1966至1976年的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徘徊了两年。这种局面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纠正“”的“左”倾错误，迅速消除严重后果的强烈呼声极不适应，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奋斗了几十年的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极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新的崛起和腾飞。

当全国上下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最高奋斗目标时，中央领导层把眼光投向了国外。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搞关门主义，不能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1978年2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经济部分的会议。他指出：对于欧洲共同市场，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总之，要抓紧时间，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挪威外交大臣时说，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要善于学习，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包括国际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同先进国家交往合作。4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邓小平插话指出：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好一些快一些……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

邓小平关于走出国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大多数人的心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利用国外的有利因素，加快经济发展”的思想渐成共识。在中央决策层，当时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恰好“真理的检验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日益激烈的交锋打开了人们思想解放的闸门，最终促使中央领导层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去寻求开放的最佳模式。于是，在1978年，一个又一个的考察团相继从北京启程了。

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掀起出访活动的高潮

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 “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中国政府派到国外和香港考察的人员共达529批，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1次访问了51个国家，连邓小平也连续4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出访活动中，对中央确定改革开放的决策影响较大的，是被称为改革开放“侦察兵”的三路考察团。一路是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另一路为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任团长，联络部副部长乔石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任副团长的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团，再一路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率领的赴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的西欧五国考察团。以对西欧和南斯拉夫的考察为标志，中国高层的出访活动进入高潮。

1978年4月初，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组的目的很明确：探索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吸取有益的经验。考察组成员亲眼目睹了港澳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香港在耕地和资源奇缺的情况下，却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使考察组成员的思想倍受震撼。

5月31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回到北京，写出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上报中央。报告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内容称：“广东省的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报告呼吁“现在要解放思想，放手干了”，从现在起，要把经济工作放到重要日程上，作为一个重点来抓，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6月3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汇报指出，港澳发展比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和廉价劳动力，并大胆建议：对宝安和珠海两个出口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把两个县改为省辖市，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进出口直接与我驻港澳贸易机构联系，不再事事上报；两县所需原材料、设备由广东省负责，有困难的可以用贷款通过港澳进口，物资免税，手续简化；出口创汇部分留给当地；对到两地的港澳同胞和外宾只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检查从宽，简化手续；恢复1967年被废止的边境小额贸易和给渔民一部分外汇。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同意考察组的建议，还作了批示说“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报告和汇报，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思想的伟大起步。

1978年3月11日，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率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前往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访问。在南斯拉夫，访问团了解到南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自治制度的核心是企业工人自治。企业的工人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对企业进行管理，掌握生产、分配、人事、财务等权，经理对工人委员会负责。自治制度的基础是社会所有制。南共联盟认为，社会所有制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属于整个社会，为全体参加劳动的人所有。

3月31日，访问团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罗马尼亚访问。在罗马尼亚，访问团同罗马尼亚高级党校、社会政治科学院、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劳动部、全国科技委员会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见和座谈，还参观了许多工农业单位。在经济体制方面，最引起访问团注意的是他们的劳动报酬制度。罗马尼亚不用工资这个概念，这一点同南斯拉夫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用劳动报酬这个概念，这又同南斯拉夫不一样。而且，工人组织了劳动者代表大会监督工厂生产，厂长、经理、部长的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考察这些人的指标也由上一级来制定。此外，用净产值代替总产值来衡量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也是访问团此前从未听说的。总之，访问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总的印象是，人家这些年发展得比我们快。

4月10日，访问团回国，很快向中央提交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南斯拉夫政治、经济现状和改革措施。其中指出，南共联盟把马列主义原理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经过不断实践，创造了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报告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因此，报告提议恢复中南两党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指出：“南近几年来强调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通过自下而上层层协调，制定社会计划。同时，南仍实行市场经济，力求掌握价值规律。南主张以计划限制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以市场经济弥补计划的局限性。”“南共联盟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通过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行无产阶级，在坚决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同时，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的一面；发挥社会计划对国民经济的指导作用；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应当肯定，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的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认同了报告中提出的“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对于党内在思想认识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更对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工作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三路考察团中，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由于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部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所以规格最高，也最引人注目。其主要成员包括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和办公厅主任李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共30人。出访前，邓小平听取谷牧和钱正英、彭敏等汇报前往西欧五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情况。邓小平强调：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从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25个城市。一个多月的访问，使代表团成员眼界大开，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

谷牧一行在西欧五国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在参观中确实看到不少先进的东西，从电力、冶金、机械，到公路、机场、港口等。就港口来说，参观了法国马赛附近的福斯新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丹麦的哥本哈根港和埃斯堡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不莱梅港。这些港口的共同特点是机械化程度高。此外，这次参观的电站比较多，有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和核电站，在参观中对西欧工厂、企业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获得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农业方面，访问团注意到西欧这几个国家对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者的技术培训十分重视。比如，法国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重要的一环是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培训农业人员，提高农庄的管理水平和使用农业机械的技术水平。瑞士规定，只有经过一定劳动和考核及格的农业学校毕业生才能取得独立经营农庄的资格。丹麦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生产单位的联络网，农业科研单位聘请的农业顾问经常为农民提供如何改进农业生产的意见，农业科研成果也通过这个联络网加以推广。谷牧在访问中多次表示，我国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

通过欧洲之行，考察团达成的共识是：我们现在具有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了。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考察团的汇报。谷牧着重讲了三点：第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他们的资金、技术、商品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的关系，我们要很好地利用这个良机。第三，国际经济运行中有许多通用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利用。听了谷牧的汇报后，、、李先念等均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随后，邓小平单独听取了谷牧的汇报，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谷牧的秘书胡光宝后来曾说：这次出访，为后来紧抓不舍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打开了思路，为创办经济特区以至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东西。

  考察强化了中央领导层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

1978年的出访高潮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考察团带回来的信息使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发生了强烈“地震”，中国这才如梦方醒，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了真实认知。正如王全国后来回忆说：“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2/3！”

考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许多人明白了，正是在中国开展一个又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期间，日本经济从50年代开始，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了近20年的快速增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一天天地烂下去，反而迅速摆脱了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相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却政局不稳，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这一系列情况使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东西并不是大毒草，尤其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做法很值得借鉴。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务虚会召开，这是酝酿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9月9日，李先念在总结讲话中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正是在这次务虚会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国首次提出对外开放。

可以说，国务院务虚会在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上，迈出了大胆探索的重要一步。会议思想也最终反映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广场考察报告篇6

第一条根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为规范《计划生育避孕药具政府采购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编制管理工作，深化计划生育药具工作改革，指导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的推广和应用，满足广大育龄群众对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知情选择和生殖健康的基本需求，全面提高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和服务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是指由中央财政资金统一采购并免费供应给育龄群众的避孕药品、宫内节育器和。

第三条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目录》的编制，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目录》的编制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对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按照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和安全、有效、适用、择优的原则进行。

第二章进入《目录》的程序

第四条申请进入《目录》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批准注册的准字号产品，且在有效期内；

（二）生产企业具有合法的生产相关产品的资质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

（三）生产企业资信状况良好，无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的反馈意见；

（四）产品符合育龄群众计划生育服务需求，且易于推广应用；

（五）新产品须经过大样本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或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进行的引入性试验，证明适宜基层推广使用。

第五条申请进入《目录》的避孕药品除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符合国家有关市场准入规定的准字号产品，且在有效期内；

（二）生产企业必须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且在有效期内。

第六条申请进入《目录》的宫内节育器除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产品第一年末续用率应不低于94/每百妇女；

（二）含铜宫内节育器的铜表面积在200-400mm2之间；

（三）含药宫内节育器的药品必须符合第五条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申请进入《目录》的除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产品质量须连续三年检验合格；

（二）生产企业须具备两条（含两条）以上生产线；

（三）生产企业须获得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3C）证书。

第八条申请进入《目录》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生产企业须向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书面申请，填报《计划生育避孕药具政府采购目录申请表》，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企业的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二）产品的市场准入注册证；

（三）产品的临床报告；

（四）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证明文件；

（五）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六）产品使用说明书；

（七）产品上市后情况报告（包括产品的年生产能力；近二年产品生产、销售数量及区域分布；产品上市后使用情况，包括不良事件、不良反应的报告及处理情况；近二年售后服务情况及用户反馈意见等）；

（八）要求提交的其它文件或材料。

以上文件、材料须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第九条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组织专家或委托相关部门对申请进入《目录》的避孕药具进行技术评审。专家组成员须具备副高（含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精通业务，作风严谨，客观公正，并不得与相关企业有任何利益关系。

第十条专家组应按照以下内容进行评审：

（一）文件审查：对企业提供的证明文件和材料进行函审。

（二）现场考察：现场考察组由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企业所在地省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及有关机构人员共3人以上组成。

现场考察内容包括：

1、验证企业提交的证明文件及材料的原件；

2、了解企业的资信状况；

3、考察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

4、考察企业的生产规模；

5、了解企业售后服务状况等。

考察结束后应提交现场考察报告。接受现场考察的企业要按照考察组的要求配合进行现场考察，不得有任何干扰专家考察和评价的活动。违反者取消申请进入《目录》的资格。

（三）抽样检测：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托具有法定产品检测资格的专业机构承担产品检测工作；专家组依据国家规定的质量技术标准，确定产品抽样检测项目和指标，制定抽样检测方案；专家组协助产品检测机构依据抽样检测方案，对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对于不接受抽样检测的企业，将取消申请进入《目录》的资格。

（四）征集意见：国家人口计生委委托专业机构对申请进入《目录》的产品和企业，公开征集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和技术服务机构等用户意见。

第十一条专家组对申报企业和产品进行综合技术审查和评审，提出书面评审意见，并作为产品进入《目录》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专家组建议进入《目录》的产品须报经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会议审定批准后，编入《目录》予以公布。

第三章退出《目录》的程序

第十三条已进入《目录》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在生产经营企业主动要求退出《目录》或发生不再适合政府采购的情形时，按以下程序退出《目录》：

（一）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专家组对拟（应）退出《目录》的产品或企业进行评审确认，并提出专家组书面意见；

（二）专家组退出意见报请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会议审定批准后及时通知生产经营企业，并适时修改《目录》。

第十四条避孕药品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第十三条规定程序退出《目录》：

（一）生产企业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未能严格按GMP标准规范生产；

（二）避孕药品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等安全问题；

（三）有更安全、有效和更好性价比的替代产品；

（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已不符合政府采购条件等。

第十五条宫内节育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第十三条规定程序退出《目录》：

（一）避孕效果较差，使用者逐年减少；

（二）产品连续抽检两次不合格；发生隐瞒不良反应；出现重大产品质量事故，并产生严重后果；

（三）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中国医疗器械质量体系（CMD）认证被注销等。

第十六条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按第十三条规定程序退出《目录》：

（一）产品质量和生产企业资质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有关质量标准要求；

（二）发现企业资质证明和检验报告有弄虚作假行为；

（三）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或售后服务纠纷等。

第四章监督指导

第十七条依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各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对进入《目录》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第十八条各级人口计生行政部门要全面加强对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的质量监督管理，加大对计划生育避孕药具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的监管力度，建立健全质量监测体系，完善报告制度。

第五章附则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二七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广场考察报告篇7

报告文本中提到，此次调查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001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这5座城市进行，每个城市选择300家企业进行调查。2002年对这些城市和企业进行了后续调查。第二阶段于2003年开始，范围覆盖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18个大中型城市的2400个企业。所有调查大约覆盖了3900家企业。

此外，江苏省的城市尚未进入此次调研范围，但世行最近已经把调研目标拓展至江苏、福建、山东、内蒙、新疆、海南和等地的城市。

该项调查从英国国际发展部和世界银行获得了资金支持。报告撰写人称，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数个国家实施这样的专题报告，帮助这些国家评价自身的投资环境、确认改革方向，以提高生长力、提升投资效果、最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促进经济增长。

该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入瞩目，做这项调查也是为了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优异成绩这个谜，但从具体方法上，舍弃了主要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来考察的角度，而是把考察对象指向各城市具体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的表现。

当然，调研人员在报告的结束部分也用不少笔墨阐述从政策层面改善投资环境的以下主要几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借鉴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城市的经验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扩大政府和民间对教育培训的投资力量，增强劳动力的技能与技术；增强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建立聘用和解雇的灵活机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特别要为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创造健康良好的金融环境；在企业重组过程中，所有权转变应与加强公司治理同步进行；适当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在“抓权”与“放权”中找到良好的角色定位。

世界银行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把提升地方投资环境作为考察地方政府工作成绩的主要方面之一。

该报告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10项指标论述中国23座城市形态各异的投资环境。

基础建设

公路交通、水上运输、通信、燃气、电力、用水等要素都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不论是创办新厂，还是搬迁旧公司，决策人在选址时都把地方的基础建设作为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基础建设的投资昂贵，大概占所有投资的20％，占所有公共设施投资的35％～55％。

调研人员在考察基础建设的质量时，主要是衡量因缺电和交通不畅给企业销售造成的损失。结果表明，不同城市的差距范围是1.2％～5.3％，即在大连的企业因缺电和交通不畅引起的销售损失仅1.2％，而温州的基础建设水平最低，给企业造成的销售损失高达5.3％。

全部等级和排名具体为：大连的评级最高，为A＋；长春、上海、杭州、本溪、重庆、兰州这6个城市得A等级；西安、哈尔滨、兰州这3个城市得B＋等级；江门、南宁、武汉、郑州这4个城市得B等级；深圳、广州、北京、长沙、南昌和南京这5个城市得B－等级；成都、贵阳、昆明和温州的等级最低，为C。

当地市场进出障碍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企业在开拓全国市场时受制于不同省份、城市构筑的障碍。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界人士已经注意到国内存在的地方，世行的调研人员同样把这作为衡量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

该报告测算市场进入障碍的方法是：统计该城市企业的销售市场中外省市场所占的比例。需要补充的是，世行的第一阶段调研并未考察这一指标，所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5城市没有这一数据。

在市场进入障碍方面排名是：长春、武汉和重庆的市场进入障碍最低，获最佳等级A＋，这些城市的企业把75％―76％的产品销往其他省份；杭州和西安的等级为A，企业的外省市场占71％；大连和温州的企业把59％～61％的产品销往其他省份，这2个城市的等级为B＋；长沙、贵阳、郑州、深圳和南昌的等级为B；哈尔滨、昆明和兰州的等级为B－；南宁、江门和本溪的市场进入门槛最高，相应比例仅为36％～41％，等级为C。

该报告用产能过剩的程度衡量市场推出障碍，结果是：深圳和杭州的市场退出障碍最低，得A＋等级，能力过剩程度分别为14.3％和15.3％；其次为江门，得A；大连、广州、温州、上海、天津、长春得B＋，相应数据为27％～28％；北京、郑州、南昌、重庆和成都得B，相应数据为30％～32％；哈尔滨、昆明、长沙、西安和南宁得B－，相应数据为34％～39％；兰州和贵阳得C；本溪C－，而市场退出的障碍程度接近80％。

结合市场进入和退出两项数据，综合排名为：杭州最佳，其次为上海（报告暗示长江三角洲的地方障碍因素相对最小，较富裕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少），他们都得A＋；北京、武汉和长春得A，天津、重庆、深圳、广州和成都得B＋，温州、大连、西安、郑州、江门、长沙和南昌得B，哈尔滨、昆明和贵阳得C，本溪得C－。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劳动力的供给和雇主需求相匹配的程度反映了相互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报告用企业冗员和工人缺口两个统计数据标明这一指标，此外还补充强调，在第一轮开展调研的5个城市得分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城市进行的用工制度改革进程较快造成的，其统计数据为1998年至2000年，而在其他18个城市进行的第二轮统计的时间则是2001至2002年。

深圳和江门的劳动力市场弹性最佳，得A；温州、杭州这两个浙江城市和大连紧随其后，得A－；上海和北京均为B－。

生产技能和技术后备

调研人员认为，当地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和技术后备力量反映了一个城市持续发展的潜力，因此有必要用三项细分指标（受正式培训的工人比例、技术工比例和人均研发投入）来反映投资环境。

结果显示，杭州和上海在这方面表现突出，被列为A＋等级，得分分别为2.46和2.39；广州、重庆、西安得A，得分在1.45到1.94之间；其他城市的得分则在1分以下，包括温州在内的几个城市得分为负数。

国际融入程度

报告认为，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市场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生命力，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在调研中，用两项细分指标表明各城市的国际融入程度，分别是企业中的外资股权比例、企业在合作开拓市场、培训员工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伙伴的数量。当然，这两项具体指标的正相关程度非常高，吻合程度为68％。

调查表明，沿海城市的国际融入程度一般远远高于内陆城市，其中最高的是上海和广州，得A；北京、天津、深圳、杭州、江门、大连、长春、重庆等城市依次居后；但是，温州是惟一一个国际融入程度为B－的沿海城市。

私营企业参与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浪潮中，伴随着中小国有企业改制、鼓励发展私有企业、减少政府对企业管理的干预程度等，私营企业的市场参与度得到显著提升。报告称，中国私营企业的生产能力水平和投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数据表明，温州走在了私营企业发展的最前列，私有企业控制市场的程度高达82％，等级为A＋；郑州其次，市场参与度为52％；南宁、武汉、长沙和南昌的相应数据在37％～42％之间；杭州等城市大约为28％～35％；深圳、大连、天津、广州、北京大约在20％左右；上海的私营企业参与程度仅为9％。

报告补充说，第一轮调研范围中的5个城市，因为采集数据的时间较早所以数据的可比性要打些折扣。

政府效能与廉洁程度

政府的管理效能可以用多个方面来衡量，包括面向公众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争当充当怎样的协助配合作用等，这份报告则首先选择了这样的计算方法―――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开销（即所谓的“非正式支出”）占企业收入的比例，世行暗示这也表明政府廉洁的程度。

世行的调研报告称，杭州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佳，其次为南宁、上海、大连、郑州、江门、昆明、贵阳、广州、长春、北京、武汉等城市；温州和西安的政府效能相对较低。

税费负担

世行认为，一个国家的整体赋税水平大致相当，其他国家的地方差异性相对较小，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各地对企业的税费不同。调研人员综合加权了销售收入税、个人收入税、增值税等各项税费负担。这项调查仅涉及第二轮调研覆盖的城市。

数据显示，深圳企业的税费负担最轻，仅占销售收入的3.9％，南宁、兰州、本溪和贵阳的税费较重，比例为10％左右。江门、杭州和郑州的比例在6％以下；其他城市大致在7％左右，其中温州为7.5％。

法院工作效率

法院工作效率同样也是政府效能的一个方面，解决商业纠纷案件所需的时间（以月为计算单位）。这项调查仅涉及第二轮调研覆盖的城市。

各城市的这一指标的差异性相对较小，大连和深圳的法院所需的处理时间最短，为5.8个月；武汉、贵阳和哈尔滨的法院所需时间较长，分别为11个月、12个月和13个半月；其他城市的这项数据大多在8个月左右。

金融环境

虽然这份报告把金融环境这一指标放在最后来谈，但实际上极其重视这一因素。报告称：“健康的金融服务与企业成长休戚与共”。该报告还表示，私人之间借贷、私营部门之间的变相投资等非正式的金融渠道同样具有正面作用，这对处在转型时期的国家尤其重要，特别是有助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考察这一指标具体有3个方面：企业是否拥有向正规银行借款的渠道、企业凭借商业信用间接获得资金、企业为获取银行贷款是否要付出额外的“公关”费用。

广场考察报告篇8

当办报遇上“美丽的广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的报纸，都能自觉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自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并为此做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辉煌成就。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报纸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模式：办报靠国家（财政拨款）、订报靠公家（公费订阅），发行靠大家（行政摊派）。报纸陆续“断奶”（财政不再拨款），报纸的商品属性开始充分显现。

就在报人“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按新闻规律办报之际，各种广告“乘势而上”，巧借报纸这个平台浓墨重彩登场了。当报纸受到广告“正面影响”时，报社也获得快速发展。也有极少数报刊因多方面原因，广告上不来，又无其他产业支撑，于是全报社动员，变千方百计抓宣传为理直气壮抓广告。报社一切工作以广告经营为中心，明里暗里鼓励记者“拉广告”，甚至支持记者利用对方负面信息，“敲打”出广告，对违法广告（如明令禁止的医疗广告等）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广告商在媒体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之后，整个媒体的“小语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媒体会把一些精明强干的记者“调入”广告部，相当一些媒体还直接从广告经营人才中提拔干部，还有的媒体把报社员工的每月奖金或效益工资与广告挂钩。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强化广告经营在报社内部的地位。结果出现了广告导向失误、格调低下、引导消费不当等现象，违反法律、法规刊登虚假、坑人的广告，使整张报纸为之蒙垢，在读者中失去信誉。广告版面过多过滥，读者很反感。

少数报纸“丢”了魂

一些这样那样不规范的企业，通过广告这条捷径，把原本“被揭露”的新闻稿“封杀”了；一些原本一般的小作坊，被当成“典型”忽悠读者了。还有一些负面信息，被报社的经营部门“利用”了。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上级宣传部门来检查，突然问总编：“昨天的头版头条是什么？”总编竟然不知，回答说：“你要考我昨天的报上有几个版广告，我会给你讲清楚。”这一故事的背后，是令人担忧的现状。一些不负任责的报纸常被人们笑称“丢了魂”。

早在1993年4月23日，纽约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曾以“大陆记者生财有道”为题，公开批评大陆记者的“有偿新闻”；同年5月10日，《香港联合报》又刊出“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的文章，对“有偿新闻”进行讽刺。随后的近二十年来，一些新闻单位或多或少出现了一系列社会责任方面的问题。较为典型的是《鄂东晚报》的新闻勒索事件，2003年，这家晚报利用曝光稿件，换取发行和广告。而这竟然是报社内部一致达成的“默契”！令人不安的是，在一些地方，至今还有类似的故事，或以另外的方式、以更隐蔽的形式，在继续“上演”。

谁来监督媒体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我国媒体的经营政策自此由“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逐渐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转变。根据中央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今年国家将研究制定新闻出版事业单位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扶持政策；推动非时政类报刊社、出版社等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增强面向市场、面向群众提供服务的能力。

然而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媒体“放大”的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和一些非主流事件，似乎全社会一片“暗淡无光”，群众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近年来，“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一度被称为媒体的“四大公害”，给社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

这就带来了一个课题：媒体如果没有摆正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用眼前的经济效益去牺牲长远的社会效益，谁来监督媒体？

自律加监督

媒体首先必须“自律”！国人常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津津乐道，殊不知，西方媒体的从业人员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

早在19世纪，西方新闻界开始出现“新闻自律伦理观”。1874年，瑞典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自律组织——舆论俱乐部。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制定了《新闻规约》。这是西方第一个由新闻同业制定的自律规约。其核心内容是强化媒体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责任”。西方记者如果拿了被采访者的 “红包”，结局如何？开除、辞职可能是轻的；结果很可能是“永别新闻行业”，而且再也无法“翻身”。

我国于1991年1月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4年4月第一次修订、1997年1月第二次修订、2009年11月再次修订），但是在自律问题上，一方面，媒体之间“相互攀比”，似乎“大环境”不好是自己不自律的理由；另一方面，在执行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对内自律的强度、力度离百姓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目前这种媒体自律不够的情况下，有必要强推他律。建议由上级主管部门将“社会责任”列入媒体考评中。上海、重庆等地的宣传部门已开始尝试，值得推而广之。合肥市委宣传部对2011年合肥报业传媒集团的目标考核中，就在社会效益方面进行了突出细化：坚持党性原则方面，考察媒体是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把握舆论导向上，考察媒体是否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把好了关、把好了度？在树立积极健康的媒体形象方面，考察媒体全年是否出现过“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建议这样的考评由一年一度变为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并具体量化到“重大稿件测评”、“负面报道动机调查”、“是否自降格调”等细化内容上，以防媒体“公器私用”。

在转型期的中国，媒体渐渐成为各种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平台。这一平台，无疑会给媒体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空间。媒体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但绝对不能靠“牺牲社会效益”、“造谣抹黑”等不正常手段来发展。

参考文献：

①郎劲松 初广志：《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