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论文范文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1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一种在民事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力。这是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知识产权的一系列过程都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和制度。然而，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私人权利。在公私法交融理论下界定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在私法与公法交融下的产物，受双重保护和限制的私权利。此处的私权利不是公私法中的权利，而是指在主体方面，它是私主体权利。知识产权，鉴于其性质，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双重性质的权利。从私法方面来说，它是私主体的权利，但是，从公法方面来说，它又是私主体的公法权利。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有如下特征:直接主动性，保护方式多样性，可诉性，效力优先性。

二、美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的构成

（一）美国专利商标局

美国专利商标局在行政机构设置上隶属于联邦商务部,掌管专利和商标等事宜以及接受商标和专利的申请、审核等一系列的工作。不过，就目前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来说，它经实现了由原先的行政管理到企业管理的改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专利和商标审查服务的效率，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其众多的计划当中有一项被称为“16世纪战略计划”,其发展方向是确保持续的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完善,鼓励投资创新,加强企业家精神,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

（二）美国版权局

美国版权局在机构设置上隶属于国会图书馆，主要负责执行保护著作权法律并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具体工作内容版权申请，登记和审核。版权局不对申请登记后的作品进行实质审查，只要形式合法即可予以颁发注册证书。为了适应电子化版权保护的要求，美国版权局作出的2002-2006年的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表明，版权局将积极推动经营管理重组，逐渐改变为采用电子版权登记和管理的模式；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信息技术的基础的版权局以便高效的处理信息事务。从而为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提供版权管理的准确数据和建议。

（三）美国贸易代表处

它负责国际贸易谈判和“特别301条款”执行方面的相关问题，以推动其他国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是在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处每一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行业的需要“特别301”名单，用来确定哪些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侵害到了美国的利益，很多国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十分重视，美国借此采取相应的贸易报复措施。即便是双方达成了TRIPS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处依然用“特别301报告”来作为双边制裁措施的来源，从而迫使他国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体系分析

（一）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基本制度形式

1．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一般来说，行政裁决是指经过相关的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程序，实施的一种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一种不涉及民事合同关系的纠纷裁决的行政行为。按行政裁决的相关理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司法权的属性，但行使该权利的主体依然是行政主体，其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通过行政裁决解决的相关的民事纠纷在本质上具有了双重性，即行政合民事法律关系并存的双重性，当事人对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有异议，则他应向相应的行政主体提讼。由此，很多学者认为，行政裁决制度扰乱了行政和司法，它使得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产生了矛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行政裁决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作用正在不断的弱化，甚至作用微乎其微，司法保护却依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2．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调解是指在行政主体的参与下，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等为基础，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通过正当的方法促进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进而消除纠纷的调节机制。行政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当然，这必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这不仅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更是对司法保护的有效补充。

3．行政查处制度。司法保护起不到行政查处的的作用，所以该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存在的必要。《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版权局可以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以及认为应当由其查处的其他违法行为。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本辖区发生的违法行为”。

（二）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

中国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体系是一系列的，主要包括对知识产权的确权到知识产权的行使以及后期的保护等方面。当然，若因此而引发纠纷，行政机关在处理方面也会保护知识产权，即通过行政执法来保护知识产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为主的众多法律规范中对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保护的规定也是非常多的。

（三）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我国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TRIPS协议)规定的八种知识产权。我国主要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如下：（1）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其所属专利局）对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负责；（2）商标权归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3）国家版权局(挂靠在新闻出版署)负责著作权；（4）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负责；（5）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归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6）国家农业部对农业植物品种权进行管理；（7）林业植物品种权归属于国家林业局；（8）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由国家商务部负责；（9）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归国家科技部；（10）国家海关总署负责知识产权的备案。

四、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的评价

事实表明,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成绩明显,走过了发达国家通常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历程。①尽管如此,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过程中,制度的缺陷和执行不当的仍然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一）制度缺陷

制度上主要是在立法的不完善和行政保护制度在构建上的不合理。行政保护制度建设不合理主要在于某些制度的不合理构建，不适宜的行政保护措施。因为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干扰,在完善执法体制建设时,仅仅在立法层面上就有10多个行政主体负责，造成了执法力量不集中。同时，一些制度设计不合理。比如，同样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却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由于不同的保护措施，赋予不同的权限，措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行政执法人员不能正确的运用行政手段来执法，导致相同的权益保护对象得到的保护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为了弥补在保护制度上的缺陷，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法保护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首先要坚持依法行政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清理现有知识产权法中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内容，加强行政立法工作。鼓励用多种方式解决纠纷，比如行政机关可以再法律授权的基础上，如果当事人自愿调解，那就可以用行政调解来解决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

（二）执行不当

在执行过程中，执法主体太过分散，很难形成网状结构，导致执法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近年来，为了实现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一些地方政府成立的文化市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扫黄打非”办公室等的临时机构，组织有关部门联合执法。这种联合执法机构在表面上看来貌似符是合法的，但仔细分析，这完全与行政法治原则相背离，这种做法抛弃了专门行政机关的意思自治的权利。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是行使职权的来源违法；其次是权力的行使是违法的；再次是它越权执法；最后是一个联合执法行为无效，无法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联合执法小组具有临时性而非长性的，容易出现昙花一现式的行政执法现象，不利于中国行政保护体系的构建。还有执法不力和执法的滥用的现象。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执法人员的现象非常普遍，滥执法现象浮现出来了。行政部门在对知识产权的确权等方面不严格，导致了许可的发放出现问题。针对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执法部门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建立以服务为基础的基本理念。其次，对知识产权的行政法保护体系需要我们整合执法资源，开展综合执法。各个部门之间可以进行合并，以促进资源的有效整合。最后，加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行政监督，有效减少违法行为。要高度重视在用行政行为保护知识产权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腐败及其他问题，从而促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的构建。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2

论知识产权的概念、历史发展及其法律保护的含义(注1) 蒋志培(注2)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注3)，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注4)。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或定义和其特点，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注5)。有的学者主张从知识产权的范围了解该概念(注6)，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用概括式给知识产权下定义(注7)，还有的学者建议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注8)。 从国际上看，对规范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执法和一般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本身并未给知识产权下概括性的定义，它们只是规定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的《知识产权法教程》则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是同情报有关的财产，这种情报能够同时包含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无限数量复制件的有形物体中。这种财产并不是指这些复制件，而是指这些复制件中所包含的情报(注9)。但该教程无须经过条约成员的签字和投票，也因而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 对于条约和法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规定了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如何调整此种权利关系、保护此种权利的实现，也就完成了任务。而此种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应当在理论上在深入对其认识的基础上给予其合适的理论概括，包括赋予其准确的概念。 由于国际上有专门制定和操作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谈判和各种理论观点对我国影响颇深。以至于学者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的几次"热" 与"冷"根源均来自国际双边谈判和国际公法领域(注10)。又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进入我国是近20年的事，我国虽然在知识产权理论教学研究的巨大成绩(注11)，但应当承认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是正在建立和发展中，不能说成熟和完善，这不但因为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起步晚，还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注12)。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概括地说，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对知识产权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范围说或列举说。知识产权概念的范围说或列举式说，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又被对世界经贸影响力更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 TRIPS）的第一部分第一条所重复。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给知识产权下定议的"(注13)。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即版权或著作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即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的发明有关的权利，即专利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非专利发明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 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 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注14)。TRIPS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2规定本协议知识产权是指本协议第二部分第1至7节中所包括所有权利，即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过的信息权。(注15)根据上述国际公约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知识产权是指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商号、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是各国真正专家们多年讨论的结果" 。(注16) 其二，概括说。我国不少学者采用以概括式的方法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义。如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教程》所下定义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又如《知识产权法详论》(注17)对知识产权的定义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从事智力活动而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再如《知识产权侵害赔偿》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概念，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智力成果的权利和工商业活动中商业标记所有人对其商业标记的权利的总称，包括工业产权和著作权(注18)。 其三，无形财产体系说。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产权的"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符实(注19)。因此该学者建议，参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商业信誉形态、经营资格形态）所产生的权利。该无形财产权包括创造性成果权、经营性标记权和经营性资信权等3类权利(注20)。 所谓概念（CONCEPT）的含义，是指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注21)；对某事物内在、潜在和优先的看法、总体的观念（IDEA UNDERLYING SOMETHING，JENERAL NOTION）(注22)。所谓定义，是指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简要说明(注23)；对词语等确切含义的表述（STAT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WORDS, ETC.)）(注24)。可见确切的概念、准确的定义，无论中外，始终是人们追求深入认识某一事物、准确把握该事物本质属性的明确表述。这种表述不但存在，而且在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河中必须作出，并且能够作得越来越完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某一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螺旋式上升，不断反复无穷尽的过程；每一步认识的深化即使存在偏差或错误，都是向真理跨进了一步。对知识产权概念和对该领域中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围也要遵循这种世界观。 所谓范围说与概括说分别从被研究对象的一翼入手、深入，范围说着重在知识产权含概的范围上，让人们对知识产权都包括什麽权利一目了然；概括说不满足于对知识产权范围中权利"帐单" 的列举，试图把握和概括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有时又太牵强附会。无形财产体系说看到了人们对知识产权概念认识的不满足，力图作出新的概括，解决人们的认识中、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意义重大。但以无形财产体系的新的概括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不但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存在理解问题，而且在与国际交往中也会使国际同行产生某种程度的沟通困惑，还不如就说大家都懂的"INTELLECTUAL PROPER RIGHT" （知识产权）来得痛快。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主张，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很难就说它们那一种主张就是片面的。那麽，能否在无形财产体系说的认识理论基础上，汲取范围说与概括说的有益侧重点，再提出对知识产权的一种新的定义，或者对以上叙述的定义进行更深入、新的理解呢？这是可能的。 在英美法系中，知识产权被解释为受到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等法律保护，与设想、 设计、音乐创作、艺术成果和文学作品有关的权利。每个法都赋予作者、艺术家、设计人等权利人以商业利用其成果的权利，都创设了一类无形财产(注25)。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美术、技术和组织等的智慧产品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产(注26)。知识产权的"知识"可能成为自命不凡、炫耀的概念，但它获得了最通行的传播；知识产权的"产权"确立了一个涉及鼓励、促进人类创造性的法律角色的主要政策(注27)。知识产权法是关于保护、促进人类创造性而排除违法限制其成果传播的法律，它涉及人类智慧创造的全部：文学、可视艺术、音乐、戏剧、有用信息的编辑、计算机程序、生物工程、电子工程、技术、化学、产品设计、新植物种类、半导体布图设计、人类识别特征和贸易识别符号等(注28)。 在大陆法系中，除德国最早出现知识产权的概念外，承袭了德国民法大部分内容的日本，在范围上及用语上均有与德国相近的地方(注29)。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但它却是法国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产生的依据，它还使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转让等处置方面，以及在诉讼程序上进一步得到统一(注30)。1992年法国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成为了大陆法系的一个突出典型。先受德国后受日本民事立法影响较大的我国台湾知识产权学者认为，知识产权（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或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简称IPR，我国台湾称为智慧财产权）指法律赋予财产权保护的心智创作品，有别于动产或不动产，一般认为是无体财产权。但是只有少数情形能享有法律上财产权的保护。法律上所保护者，由各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及文明发展，予以界定(注31)。知识产权用语内涵随着时代与使用者而有不同。依照早期的欧陆用法，它针对著作物，很少用来指商标。时出今日，此用语已获得国际承认，出现在多项国际协定，包括范围较观广，而且日益扩大的趋势(注32)。可以看出，两大法系以至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界都是从本质属性和明确的范围两个方面界定知识产权和其概念。我们还能看到，虽然技术发明、商品、文学艺术作品等知识产权所依存的实体自古就有，但知识产权则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注33)，并且其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 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今各类被通称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当首先着力把握被知识产权所保护众多对象的本质，既注意保护对象的整体本质，又要注意每一类保护对象与它对象的本质差别；然后（或同时）掌握其整体和每类所保护的确切范围，并将其本质和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知识产权及其概念。 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作者的一部普通书稿被印刷厂不慎丢失，作者以印刷厂侵犯其知识产权（著作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审、终审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判决该作品视为发表，被告赔偿原告稿酬和精神损失共几十万元。此案原告要求保护的和受诉法院判决予以保护的，是不是知识产权（著作权）？还有一个案件，某书画社委托某金属制品厂制作合金纪念币800套，双方经公证订立合同并履行，该书画社在经抽样验收接受全部纪念币后，公证现场销毁了制作纪念币的全部模具。事后两年余，书画社以接到消费者退货发现部分纪念币英文字"WORLD"少了字母R为由，向法院起诉该金属制品厂歪曲篡改其设计作品、侵犯知识产权（著作权），要求赔偿损失。受诉法院判决该金属制品厂构成侵权赔偿书画社经济损失几百万元。第三个案例是某勘探大队与某乡镇企业之间发生的纠纷。该勘探队于70 年代对某县石膏矿床进行了地质勘探，完成《某石膏矿地质勘探报告》和《补充地质勘探报告》。1991年6 月钟某、陈某承包开采石膏矿，使用了地质勘探队的地质资料。双方因钟某等拒付地质资料使用费引起纠纷，某地质勘探队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判决经审理认为原告不享有权利，驳回某地质勘探队的诉讼请求。后经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审予以改判。最高法院认为，地质勘探队经勘探取得的地质资料，受我国矿产资源法和有关法规的保护，依法属于有偿使用范围。地质勘探队依法对该资料享有使用权和转让权。某石膏矿及陈某等未经许可使用该资料，并拒付合理使用费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法院根据该 石膏矿床的地堪投入及其重置成本、勘探风险、行业利润，被告使用资料开采矿床的规模、范围、获利情况等综合考虑，终审判决石膏矿及钟某、陈某等向地质勘探队支付人民币209万元使用费，各被告间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3个案例当事人争讼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原告向法院提起保护的权利是不是知识产权，他们享有什麽性质的权利？在此，权利人和审判案件的法官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法列举的权利范围内"对号入坐"的问题，而的确有一个如何从本质上把握知识产权的属性、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本质的问题，不该将不是知识产权的认定为知识产权，也不该将本属知识产权范围应当保护的却不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从范围上来说，前两个案件都是以知识产权范围中的著作权予以保护，表面上是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后一个案件地堪资料还有属于"智慧财产"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吗？这些都属于对知识产权概念本质把握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深刻认识知识产权的本质，把握知识产权的内在属性，以及各类知识产权属性的区别，与掌握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或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把握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内在属性的规定性，比展示和列举其保护范围要重要得多。尤其在像我国知识产权现代保护机制起步不长、国民知识产权观念不强，知识产权法制又屡受干扰的情形下，从本质上把握、从范围上界定较全面、深入地开展对知识产权等概念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nbsp;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知识产权本身和有关概念的研究中，应当注意：知识产权本身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客体依存的载体也相互区别。在把握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其特点时不应将它们相混淆。 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注34)，此种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不断被复制的这些载体，在市场上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其所蕴含的信息。此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而知识产权则正是此种知识财产和精神财富在法律上的体现，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正像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 ·鲍格胥博士在WIPO日内瓦总部大楼大厅圆顶的题词所说的，"人类的聪明才智是一切艺术成果和发明成果的源泉。这些成果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保证。国家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坚持不懈的保护艺术和发明。" 在民法中，对独立于民事主体的客体保护制度渊远流长，从罗马法的客体制度到充分发展的大陆法系客体制度(注35)，以及英美法系的财产制度(注36)，其保护逐步扩大到知识财产的范围。法国法学家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知识财产(注37)。在英国法理论中，知识产权属于"诉讼上"的财产。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也将其称为无形财产权(注38)。我国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则用过智力成果、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注39)和智慧财产等。这些观点都各有提出的理由和客观依据，但又常常使人并不满足。在我国，到底如何概括知识产权的客体最为得当，也最能反映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潮流呢？ 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智力成果的概念偏重于客体的精神属性，而知识产权则主要为一种财产权，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译为"知识产权"，但其含义仅为财产，并不能得出全部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有学者曾透彻地分析过此问题(注40)。 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的表述，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主张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第一和最重要的特点，且该特点把它们同一切有形财产及人们就有形财产享有的权利区分开来(注41)。但是权利作为主体凭借法律实现某种利益所可实施行为的界限与范围，概为无外在实体之主观拟制。在此意义上，从罗马法学家的近代民法学家将具有一定财产内容的权利视为无体物。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知识产权的本体都概括为无体物，显然易造成法律概念上的混乱(注42)。民法上的无体物已有约定俗成 的说法，是为法律所拟制的权利(注43)。这也就是说，无体财产除知识产权外还有先于知识产权而归结到"无体"之中的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设定或债权转让的标的。 知识产权虽然是国际公认的知识财产的概念，但将权利自身又作为自身权利的保护对象，就象毫无意义的同意反复不可采取，不利于准确地把握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 知识产品概念的提出确实是令人兴奋的另辟蹊境，它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也突出了其为人类创造的兼具商品和财产特点产物的属性。但是知识产品与知识财产两个概念相较，知识产权的范围和拥有其的主体范围更广泛，就象用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来描述，比用 INTELLECTUAL PRODUCTS 更为普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一样。此外知识产品的表述还易使人们对其与知识产权物质载体相混淆。 考虑到知识产权中保护的精神权益内容，其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也应当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然而，涉及民事主体的精神权益不都与知识产权有关，因此，只有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所以，笔者认为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概括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的精神权益最为适当。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在人类智力创造和知识财产聚集历史地、社会地发展阶段不断充盈、扩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从而使人类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财富或权益得以保护。知识产权此种属性经一、二百年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的签订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国际公约并不能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更不能代替各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和理论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各国根据不同具体情况立法与执法，以及不断发展的理论研究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各国政府和知识产权法律界的肩上。因此，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国内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法律体现，是国家法律赋予智力创造主体并保障其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一种专有民事权利。它是一种绝对权或对世权，任何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就违反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我们从问题的整体和实质方面区分和界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和知识产权的概念后，还应当以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内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为标准，既把握权利的实质又掌握各类知识产权领域具体情况和表现形式，把握权利的法定范围，及不断发展处于发展、变动状态的国际条约、内国法和知识产权界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条约、公约是通过国内立法在内国发生法律拘束力的。因此，前述范围的确定应当以本国知识产权法为标准和依据。 国内知识产权界对知识产权所具备的特征有不同的表述。通说将知识产权的特性概括为无形、专有、地域、时间和可复制性(注44)。也有的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权利双重、法定、专有、地域和时间性(注45)。还有学者概括为保护对象的创造性、客体的支配权利性、地域性和公共利益限制性(注46)。论述知识产权的特性，应当定义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即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较而具有的特征。不能将权利客体的特征与权利本身的特征相比较，这会产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混乱(注47)。另外也应当注意知识产权中的各类组成部分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技术秘密等都各有属性的区别，有的特征某一类知识产权具有或最为突出，而在其他类知识产权则不具有或不很突出。这也决定对知识产权整体特征的概括。从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分析，专有、地域和时间性基本上无争议。法定性，有的学者称为依法确认性(注48)。法定性是揭示知识产权的产生或取得一般为法律的直接确认，依法确认的形式为先由权利人向主管机关申请，然后由主管机关负责审查(注49)。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由主管机关通过核准、授予或者登记等方式，赋予某一项知识财产、智力成果以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注50)。所以将法定性 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专家们争议也不是很大。权利的双重性在著作权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且在掌握著作权概念时必须把握著作权权利双重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掌握著作权的实质和根本。但在其他众多的知识产权家族中，并没有人身权利的性质，通常表现为单一的权利属性(注51)。所以就权利的双重性作为知识产权的整体特征，似有牵强(注52)。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但认为无形性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就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不是所谓该项权利的无形性，而在于其权利客体即知识财产的非物质性特征(注53)。然而，鉴于知识产权客体无形确系知识财产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独特特点，也可以将其客体的非物质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但是那种特征不能涵概各类知识产权情形不仅有"权利双重性"问题，还有商业秘密就不具有时间性、发现权不具有独占性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其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与可复制性，法定性、独占性、地域性和时间性。 其中前两项为知识产权利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的差异而成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后四种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 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述过，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这一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如有形财产相比较，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非物质性和可复制性。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既生产出具有外在形体的物质产品，又生产出不占有空间没有外在形体的非物质产品。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就是人类以智力劳动创造出的非物质产品，虽然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有依存的物质载体，但该载体不同于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只有掌握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的非物质性，才能更好地深刻理解和准确掌握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可复制性，是指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虽"无形"但一般可以复制，如果不可复制就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作者的思想、作品如果不复制在有形载体上如纸张、磁带等，就不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如果专利权保护的技术方案不能被复制在专利产品上，并能被不断地复制，就不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Trips规定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可复制性，否则其就不能在商业领域中被利用，就不具有任何市场商业价值。知识财产的可复制性，区别了其与一般科学原理等理论的界限。 知识产权法定、独占、地域和时间性的四个本身的特征，其中法定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产生上，知识产权不但一般的是被国家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而且其主要权利的产生是具体的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独占性或称专有性，是知识产权存在形式的特征，它总是作为权利人的一项排他权利而存在的，如果不具有了权利人的独占地位，权利人也就失去了权利。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排他性，如在有形财产中，法律不限制人们对相同房产享有所有权，但对一所房产不能同时转让给多个受让人。而在知识产权中，对一项技术享有的专利权可以排斥任何使用该项技术的人，甚至它是另行独立开发的此项技术。各类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并不是都呈现出相同的表现形式。如商业秘密的独占性，并不能排斥他人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相同的商业秘密。但以此否认商业秘密的独占性，也缺乏说服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是为知识产权划定了时空范围：地域性总是在一定主权国家的领域内或不同地区的法域内，众多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等的订立，使地域性有时会变得模糊，但地域性的特征不但是知识产权最"古老"的特征(注54)，也是其最基础的特征之一(注55)；时间性主要指知识产权的权利的有效期，其产生的更深刻的根源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技术和知识都要得到广泛地传播，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过了法定的时间此种财富就回归于社会或君主，符合科技和知识发展传播的规律和频率，促进人类智慧劳动的成果不断产生。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注56)。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 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的英国首先处 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注57)。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确立全面注册商标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注58)，被称为《安娜女王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使与出版印刷更为密切相联的的专有权逐步成为对作者专有权的保护(注59)。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注60)。日本在 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过《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在过去版权立法的基础上颁布了《著作权法》(注61)。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 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注62)，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注63)。但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除大量判例外，还有《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和《鲁宾逊-帕特曼法》(注64)。英国现代竞争立法相对较晚，但以案例法著称的英国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以追溯到15世纪，较全面地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20世纪的中叶，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转售价格法》、《公平交易法》等(注65)。1905年德国对《不正当竞争防止法》重新进行了制定，并多次进行了修改。 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使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更加完善，为德国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日本步德国的后尘，又在二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其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主要有193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该法以后经过多次修改，1993年曾作了较全面的修改。在此法中具体界定了12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除法力度，除高额罚款外，还有刑事制裁(注66)。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条约的制定对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同时这些国际公约本身就又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知识产权制度逐步在世界范围设立和扩展开来。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订立及其不断修改、发展史代表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和历史。当今世界，对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重视程度几乎已经超过了对知识产权内国法的重视，如果内国法不适合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还要不断修改内国法。几个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几乎把全球的国家和特殊经济区动员起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越来越趋于国际化了。因此，把握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就如同掌握了知识产权制度的标准和发展的趋向。研究知识产权制度不能不将几个主要的相关国际公约作为研究的重要课题。真正界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并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当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它们覆盖了工业产权和版权等广范的知识产权范围。除此之外，一个世纪以来，在工业产权领域共有15 个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专利合作条约》等。在版权领域共有10个公约，主要有《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著作者与广播组织公约》等。此外还有《科学发现的国际登记条约》、《保护奥林匹克会徽条约》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还有一些地区性公约起着独特的作用，如《专利申请形式要求欧洲公约》、《欧洲专利权授予公约》等。在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的推动下，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断发展变化，保护范围越来越广，保护水平越来越高，保护标准及违反公约的争端处理机制越来越具体、有效。我国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成为对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执法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事业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在逐步承诺履行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过程中成熟和完善起来的。甚至回溯到晚清时期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无国际商贸和保护"夷人权利"的烙印。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3

关键词: 知识产权 民法传统 现代性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民法传统的存在，是基于对知识产权的逻辑结构、道德基础、哲学品格分析而获得的判断。市场发育和法律移植等多重因素，导致该传统已经产生学科术语体系和精神上的困境。学者及立法者试图通过回归民法的体系化，努力摆脱困境，但无论如何，这仅仅具有技术层面的意义。于是，精神内核的改造成为另一种出路。知识产权的现代性作为生产社会幸福的新文明模式，以理性及本土化为实现路径，足以完成这一未来任务。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超越习俗和限制，但不能无视它们走得太远。 ——[美]理查德.加尼班 像古老雕塑的碎片一样，我们只是在等待最后一个碎片被找到，以便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碎片粘合在一起，创造一个与最初的整体完全相同的整体，我们不再相信这个碎片存在的神话。我们也不再相信曾经存在一个最早的整体，或者最后会有一个整体在未来的某一天等着我们。 ——[法]吉尔.德勒兹 一、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何以存在 按照《辞海》的说法，传统，是指旧有的思想、艺术、制度等社会因素。就如南澳岛渔民出海捕鱼之前一定会拜祭关二爷，而不一定拜祭被尊为海神的妈祖；再如，西班牙人检验伊比利亚生火腿品质的工具，不是仪器，而一定是细长的白色鱼骨。由此看来，传统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和文化品格性，有着维持秩序与稳定的功能。但有时候，传统反而会成为一种前进的负担，一个时代确凿无疑的观念有时候是下一个时代的难题。知识产权，作为制度、权利，甚至是新文化，在中国大多时候都被认为是舶来品。那么，它有没有中国的地方性特质或文化品格，换言之，有无中国的法律传统？审视这个问题并期待恰当的回答，需要考察这种法律现象：每逢重大民事立法或修法之际，知识产权与民法的关系往往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之一。《商标法》拟进行的第三次修改，便引发了“民法原则与商标立法”的激烈讨论： “《商标法》从诞生起，历次修订虽然具体任务不同，但是方向和结果是明确的，除了商标制度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外，都体现了对商标法的本性——民法的回归。 ”有论者强调将《商标法》调整对象从“注册商标法律关系”回归到“商标法律关系”，讨论的也是行政关系向民事关系的本质转向。甚至更远一些，在讨论中国民法典创设的时候，学者们总是争论着应否给知识产权留存一席之地，等等。这些讨论和争议来自不同部门的法学者，其中来自知识产权法和民法学界的声音最引人注意。不同声音的汇集促成知识产权法学与民法学的交流与融合。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民法是知识产权的源头和传统；知识产权法的梳理和重整，必然绕不开对民法的讨论。那么，这里所凝炼的“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如何产生并何以存在？ （一）语义和逻辑的分析 “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是关系和性质判断的命题，即使算不上新命题，但为了使论证更充分，诠释其语义仍然是必要的。此处讨论的知识产权，是指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知识产权，暂时不考虑作为文化的知识产权。“民法传统”一词，一般被认为是指渊源于上古罗马法，指罗马市民法（Jus civile），并以其法律制度为基础演进发展而最终形成的法律传统。本文的“民法传统”意非如此，而是指知识产权普遍被认为是私权，是民事权利之一种。民法是“源”，知识产权是“流”，二者系为一族。从法的形式上看，中国迄今尚无民法典或知识产权法典，虽然民法通则给定了知识产权术语和规范，但因社会剧烈迁移，这些术语和规范如今已显得不够准确也不够充分，因此，在今天的法学研究中，词语选用及表达的准确性似乎更值得关注。那么，根据以上所述语义，“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的命题是否能够以其他问题形式替换？既然这是一个性质判断的命题，那么“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是什么关系”或者“知识产权法学与民法学是什么关系”可以替换么？二者是同构的吗？论者时常在无意识中将两者相互替换，这大致不能说是逻辑的混乱，实质上是二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的一致性，例如在“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观念指导下，将产生“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的看法，最后形成“知识产权法学是民法学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里讨论的事实上已经不再是“A与 B 的关系”，而是试图证立“B是 A的传统”，前者的外延远大于后者，内核也非同构。因此，从语义和逻辑上讲，“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是一个独立而不得替代的命题。 （二）道德基础的论证 知识产权立法者和学者争论着“回归民法”以及“如何回归”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论者往往只停留于技术层面的规范，而没有触及规范背后的道德伦理。或许只有在道德基础面上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才能更好地理解“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是一种现实存在，而不是臆想。一方面，知识产权作为法律规范的存在，必然需要道德基础的支撑。虽然知识产权与人类科学技术紧密且直接相关，但不能据此认为知识产权就仅仅只是技术规范，而不需要道德。知识产权的存在，仍然需要道德评估和伦理分析。“既然法律是从伦理规范里发展出来的，既然伦理规范需要道德基础，法律也就同样需要道德基础。 ”以此观念为立法指导，才有了知识产品法律保护的排除规则：反人类常理常情的作品及商业标记不受保护、反人伦常识的技术发明不授予专利权，等等。新近出现的“人造生命细胞技术”接受立法部门伦理评估的事件，虽然发生在境外，但对于知识产权这类舶来品而言，仍具有相同的法律意义——技术无国界。 知识产权必须是把道德考虑在内的法律，法律的技术性要求也不应该超越道德和伦理的要求。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道德观念直接源自民法的精神和伦理，是流与源的关系。知识产权的客体或对象，是不得违反人的常识、常情及常理，亦即知识产权必然是一种道德和伦理上的“善”。“伦理”，不言而喻地，是最高的“善”和最高善的知识，这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关键。先哲的洞见，至今不失其真义。“善”与人类满足感和幸福感紧密相关，因此，知识产权必然且必须是提升人类集体和个体幸福感的规范，否则将失其作为生活规范存在的意义。那么，这种“善”作为社会规范的存在，渊源在何处？实际上，作为社会规范而存在的伦理，就是民法。换言之，知识产权就是以民法规范的形式作为存在，这是由民法的性质所决定的。民法以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及人身关系为调整对象，知识产权也以实现社会集体、个人幸福作为存在的意义。在市民社会中，社会集体与个人均为平等关系中的主体。同时，民法是最贴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法律。恩格斯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条件”。文化产品、技术产品、商业符号消费，本质上也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由此可见，在物质前提尚未实现突破的情况下，知识产权道德观并没有超越民法伦理的范围。 （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比较 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还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观察。关于民法的普遍本质的思考，论者一般称之为“民法哲学”，换言之，即观察和适用民法规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法学的整体观和方法论”。这里的哲学本质是指一种哲学性的观察，而不是哲学本身。哲学或哲学性的观察，与道德不同。前者从主体与客体出发，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后者以幸福为追求的目标。据此，民法哲学可以分为主体的、客体的。那么，知识产权能否进入民法哲学的范畴，甚至形成独自的哲学观呢？论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哲学基础主要在于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而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又主要在于这个客体的上位事物的哲学基础。 彼得 .德霍斯从客体角度完成了知识产权哲学性的观察，探讨知识产权作为“抽象物”的特点及在抽象物上设立知识产权的情况，提出要用工具主义的哲学态度来指导建立相互制约的知识产权方法和理论。虽然最终的结论是工具主义的哲学态度，但不可否认的，其论证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洛克、马克思等人的劳动理论。劳动获得价值，从而使有形物和无形物进入法律的视野。从主体哲学上看，知识产权主体由知识财富享有与分享的观念支配，例如，国家是否应当享有无继承人的作品的财产权利？这必然回到对权利主体正当性的考察，即作为民事主体的国家进行民法哲学的考察。国家的职能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不能是与民争利。再有，知识产权法设置了诸多限制，从主体与客体关系上，仍然可以获得民法哲学的解释。例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有论者建议对绿色技术实行特殊的专利许可制度。[11]专利的“绿色与环保”，正符合“新人文主义民法哲学”生态论要求，生态论阐述如何贯彻绿色原则问题，从而缓解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如此梳理知识产权的理论脉络，其法律规范及理论体系无疑能得到民法哲学的支持。无论是主体哲学、客体哲学，还是主 体与客体关系的哲学，知识产权均无法回避对民法传统的溯源。 二、民法传统的困境与力图摆脱的努力 （一）困境的存在及形态 近三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获得长足进展，这除了经济建设的推力外，还得益于民法传统发挥的法制助力。借助民法建设，知识产权在《民法通则》颁布后，随即获得权利体系中的稳定地位。到今天，这种依托民法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市场的充分发育、私权的觉醒、法律移植的多源化、公权干预的顽固、公众的感受、外方的压力，等等。知识产权呈现了民法传统的困境——民法传统无法容纳现今和未来的知识产权体系。于是，就有了摆脱困境的努力。当然，也有论者，包括立法者，甚至干脆试图摆脱民法，尝试着编纂“统一知识产权法典”。即便是以法律规范形式存在，知识产权仍然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非静止不变。知识产权的民法传统可能由于上述各类社会因素，而变更、修正，甚至更迭。因为“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 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既然如此，那么有必要检视知识产权民法传统困境的具体形态及表现。 1.混乱的学科术语体系 中国民法大体上继受了大陆法系的民法特征，无论是权利体系、逻辑结构还是术语表述，都具有明显的欧陆民法特质。虽然有学者批评我国现在流行的文化结构趋向西化，包括话语与学术规则，文化形态与文化产品，几乎都已成了“外来的复制品”，外来的价值体系、文化观念已经悄然凌驾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上，甚至认为这一趋向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13]但是，对于民法而言，实际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便已经逐步实现。相比之下，由于产生及全球性兴起较晚，知识产权在中国至今尚未实现地方化和本土化，而此时中国借鉴的对象不再是欧陆国家，转而学习英美。一方面，是因为当今世界实际为英美所主导；另一方面，则是欧陆民法典的缺陷使然。曾世雄先生评价法德民法典时，称法国“无体之财产权在民法上几成弃婴”，德国“对于法国民法所忽视之事项，亦多遗忘。 ”[14]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民事权利体系，导致民法和知识产权很难采用可以相互接受的话语（text）体系。同时，源自大陆法系的民法学传统，因其在中国的传播较早，更为中国社会接受，这使知识产权在与民法进行对话的时候显得较为弱势。时间间隔的存在和法律移植来源国的转换，导致中国知识产权产生一种奇特现象——立法者或学者未能运用已有的民法学体系对知识产权现象进行恰当概括和解释，某些表述与论证简直就是对英美法的生吞活剥；甚至部分法院在立法尚未规范的情况下，积极造法，在判决书中生搬硬套英美知识产权术语及理论。前者如，“许诺销售”、“即发侵权”、“间接侵权”等，均是英美法的概念，相当于民法体系中的“支配权”、“侵害之虞”、“共同侵权”；后者如，部分地方法院判决直接引述侵犯专利权判定的“多余指定原则”，以及最高法院对该原则适用的否定。 [15]在本土已有概念和术语足以规范的情况下，引进不同法系的术语只能徒增体系的混乱和歧义。“因为在文化转换的过程中，或者说当两个陌生的世界相遇后要以一种事物说明另一种事物时，人们总是会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而避免创造陌生的新词，人们确信这样会更有效的达到理解的目的，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16]或许在术语表述的意义上，当今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两种外来话语和衍指符号交融和抗争的场域。如此一来，知识产权研究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法学和语言学普通的研究方案：一方面要分析衍指符号的各种形式特征，另一方面，也要对本土词源与外来因素的互动过程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17] 2.通过公权的社会控制，背离私权自治的民法精神 因为性质属私权，知识产权方才被认为具有民法传统。私权领域奉行意思自治的思想观念和处事原则。这是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而不是通过公权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18] 然而，现行知识产权体系里彰显着公权力的社会控制，这背离了民法传统。如商标法开宗明义声称，商标法的制定，是“为了加强商标管理”。这里 的管理当然不是指权利人内部的自治，而是行政力量的管理；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仍然保留罚款等诸多行政责任；著作权法除了授予行政组织诸多行政权力外，还与继承法编织了严密的国家意识网络，这足以侵蚀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财富：无继承人的作品的财产权利，由国家享有，并由行政机构实际行使。 [19]公权力的社会控制，形成所谓的“私法行政双轨保护”模式。依据民法传统所彰显的自治精神、以及竞争市场所需 的自由精神，这种模式值得怀疑，尤其是在倡导私权、抑制公权的当下。双轨模式所定义的社会控制，必然是公权力的可能世界，并顽固地拒绝权利的可能世界。因此，这样的基本假设应当加以检查和反思，而不应当使其成为对于思想而言是非法的“意识形态”。 3.超越民法传统的“善”与正义，趋向工具主义 道德和伦理基础，是知识产权之所以存在民法传统的理论支持。而今的知识产权，则不断地超越民法传统所规定的“善”与正义，逐渐趋向工具主义。工具主义，是杜威对其实用主义理论的一种表述。他强调，思想、概念、理论等不过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只要它们对实现目的有用或对有机体适应环境有用，便是真理。它们并无真假之分，只有有效或无效、适当或不适当、经济或浪费之别。[20]在论证知识产权的正当性过程中，论者多以洛克劳动理论作为依据。在著作权法中，这似乎能够获得合理解释，因为著作权自创作行为（智力劳动）完成而产生。这是自然的正义，属于民法“善”的范畴。但是，到了专利法、商标法，劳动产生价值的理论则无法恰当地解释权利的产生。在中国，这两种权利都必须通过申请和行政授权程序方能取得。后申请或未申请专利的在先发明人，无论其投入的独立研发成本有多大，都很可能无法获得专利权。商标权的取得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产权中的正义理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民法 “善”的道德基础，更趋向于形式正义。这种形式正义，以一种工具主义的面貌呈现：达到激励技术竞赛这一社会控制目标。显然，这已经具有公共政策的味道，与纯粹私权的特质存在某种差别——程序与实质的正义。知识产权在发展中体现新的道德性，实际上远不止于此。知识产权普遍受到严格的限制，包括纵向维度的时间性和横向维度的特许方式。权利受限，意味着对个人财富的抑制，但也是对民众整体幸福的提升。时间性的存在，也是权利的限制形式之一。时间就如同利益流通的管道，从私人手中流向社会公众。同样，在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国家安全等领域，知识产权并不单纯作为私益而存在，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集体幸福的提升工具而准备着。如果将上述情形视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分配机制，那么，与民法传统中的“善”不同，知识产权不单单是财富本身，而且还承担私人之间财富分配和分享职能：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分享，即职务作品、职务发明的权益分配；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分享，即合作作品、合作发明的利益分配；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分享。后者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知识产权并非以财富的形态介入，而是以收益分配工具的形式出现。[21] （二）摆脱困境的努力：回归民法的体系化 民法传统的话语体系和道德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受到内外的冲击，于是，知识产权立法者和论者开始努力寻找摆脱困境的道路。在思索过程中，民法传统成为启迪之源。探寻者遵循民法传统的成文法特征，找到了一条技术化道路。根据成文法特征，知识产权问题可以技术地解构为：事实判断、价值判断、解释选择。探寻者将此归结为知识产权体系化的构建，而且是回归民法的体系化，可以说，这是一种回归传统话语体系的努力。 回归民法的理由——民法为“源”，知识产权为“流”，得到学界普遍的认同，即便是有人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公法化趋势，也未能动摇这一普遍认同。[22]知识产权是私权，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民法的基本原理、原则和基本制度对知识产权法具有指导意义。知识产权的体系化前提，必然是对知识产权与民法关系的重整和梳理。以知识产权为审视原点，大致获得内部体系化与外部体系化的区分。外部体系化主要描述的是与民法体系的衔接或者说如何合理地嵌入民法的固有体系，甚至在必要时对民法体系进行改造，使之更有容纳力，换一个角度讲，这种梳理更多的表现为知识产权寻找自身在法学学科中的位置并为其合理性论证的努力 [23]；知识产权内部体系化 主要是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具体部门法的梳理，寻求何以成为一个整体的合理解释或基础理论 [24]。知识产权学者在关注内部体系化的过程中，试图从更宽广的视角来观察和描述，于是有不少学者从一开始采用的就是“贯通内外”的研究方法，认为从与民法体系的对接中可以获取更多理论的精细养分，进而去除知识产权内部结构的粗糙。 在回归民法传统的技术化道路中，有论者主张以民法为核心重塑整体性知识产权法观念，认为民法才是知识产权权益的兜底保护法，为此，民法也应当回应知识产权法，在民法体系中建立与利益保护相适应的不法行为责任制度，只授予利益享有者债权性质的请求权。将民法概念、权利体系结构直接引入知识产权的表述，是技术化回归的普遍思维进路和实现模式。例如近期讨论较多的“知识产权法定”这一概念，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种类、内容、限制等重大内容都应当由制定法明文规定。对于词语渊源，学者并不隐晦，直言“知识产权法定观念来源于物权法定观念”。[25]再如，有学者主张，在著作权性质的二元论基础上，将著作权人身权或者作者精神权纳入民法上的普通人身权，与人格权、身份权并列成为独立一种人身权，形成人身权体系的开放格局。[26]更有学者从物权法中直接截取法律原则和方法——物权法定原则、一物一权原则、公示公信原则——以知识产权是“类物权”的判断为立论基础，构建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信息财产权体系。[27]如果作为理论的试验，在知识产权学科尚未形成范式的阶段，这种努力无疑值得赞许。因为，以大陆法系现有的财产权体系为依托展开思索，不失为一种温良且有益的立论和认识路径。当然，甄别知识产权与物权之间的异同，应当成为这种认知模式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是，如果作为制度的设计，那么可以说，这忽视了知识产权对民法传统已有的超越和突破，即使全盘借鉴也无力全面涵盖。如此的回归，似乎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术语体系，而无法触及知识产权的现代内核；如此的体系，也与现代工业社会文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吻合。 三、知识产权的现代性—另一种出路的描述 走出民法传统的困境，徒有技术层面的体系化不足以实现。那么，是不是要将传统摔个粉碎，完全地重构所谓的“现代知识产权”？这颇有后现代的解构色彩，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走出知识产权民法传统的困境，是意在建设的命题。吉尔 .德勒兹对“破坏与建设”的表述很隐晦，古老雕塑意味着过去的传统，雕塑碎片是解构的象征，努力寻求的东西是未来的现代性。这是触及精神内核的命题，走出民法传统的困境，需要外层的体系化改造，更需要对知识产权精神内核——道德基础、方法论、世界观——进行改造与提升。现代性，是一个复杂和多层次的概念：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28]无疑，我们是在第三个层面探讨知识产权的核心价值。“时间观念”则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分析方法，这里的论证遵循哈贝马斯对“现代”含义的解释，“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29] （一）生产社会幸福的新文明模式 知识产权的现代性，是追求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和正义。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将现代性定义为“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 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0]知识产权的现代性，可被认为是一种新的文明模式，但并非对立于民法传统。新的文明模式，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现代生产结构而得出的结论，其产品是现代科技文明和人类幸福，而不是其他。冯象认为，在中国，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术界的评论者，在讨论为什么知识产权在中国不被重视的原因时，都会指出两个自我解释的因素，即所谓的传统文化及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这实际上归结为一个词即可描述的争论：现代化。 ”[31]民法传统中个体“人的价值”已经被知识产权的社会性追求超越，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并非是后者吃掉前者的关系。一个吃掉另一个是单向思维，双向思维是对话，而且要平等对话、协商。那 么，如何协商，如何对话？创建对话新平台的社会成本是相当高的，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后果开出了一剂成本较低的药方—— 返回传统。虽然其论述从政治哲学角度出发，但结论仍然有助于理解民法传统与知识产权现代性的衔接问题。[32]民法传统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善”的道德底蕴，足以为知识产权现代性进程提供合理性支持。知识产权的现代性进程，将必定是一种泛法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重新规划知识产权社会组织制度、法制体系、价值观念、审美认知方式等，知识产权现代性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33]在中国，知识产权具有浓烈的国家色彩，那么褪去行政色彩将是迈进现代性的第一步。在这以后，知识产权应当走出民法传统个体幸福的 “善”，而进入社会的“善”。从国家到个体、再到社会，这是根本性的转变。与之相应的，是社会行政组织结构的改革与限缩。唯有如此实践现代性，冯象所言及的中国知识产权难题方能得到妥善解决。 （二）现代性论述的引入—理性与本土化 知识产权的现代性，呈现为文明模式的进化，表现出对社会公共福利和幸福的追求。方向确定了，那么，现代性的论述如何具体进入知识产权？将现代性论述引入知识产权，这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命题。意义源自于新文明模式中的理性，而实用价值则决定于知识产权的中国本土化。 现代性的论述，将知识产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制置于广阔的历史语境之中，从而解脱简单的当下性描述，勾勒未来，从而摆脱是移植英美话语还是遵循大陆法系规则的困惑。新世纪以前，无论是知识产权的法律移植，抑或本土化改造，均处于启蒙之中。因为实现知识产权认知的，仅是外力之下的官方，而并非社会整体。与官方相反，普通民众的认知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至今，这一情绪仍然尚未完全抚平。这并非仅仅只是一个情感化的问题，实际上，民众的选择和情绪蕴含强烈的理性成份——在正常思维状态下，基于正常思维结果的行动。对此，我们可以从伽达默尔的论述得到启发，“启蒙运动的普遍倾向就是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所以，书写下来的传承物、《圣经》以及所有其他历史文献，都不能要求绝对的有效性，传统的可能的真理只依赖于理性赋予它的可信性。不是传统，而是理性，表现了一切权威的最终源泉。 ”[34]知识产权启蒙是理性的诞生与生长过 程，无论是外方的压力，还是官方的权威，民众选择了抵触性的接受，这是市场观念使然，而市场观念恰恰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为宝贵的思想和理性之一。因此看来，知识产权的根本问题不是中外之争，而是中国经济形态的改变——政府主导到社会主导——而引起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前者是地理区域的解释，后者则是时间维度的视角。哈贝马斯阐述了现代性与理性的关系，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理性，理性是自启蒙以来不断得到崇奉的思想价值，所有现代性的其他观念，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35]据此，知识产权的现代性基础，必将是在启蒙之后，在市场发育中形成的社会理性。 民众对知识产权的选择，是抵触性的接受，这一选择隐喻了知识产权现代性的中国实践——既是一种围绕市场展开的社会理性，又是法律地方化的过程。现代性将知识产权放置于历史的过程中，而且是属于某一地域的范围，从而构成将知识产权作为地方性知识进行重述的最恰当的理论框架。[36]当今知识产权仍然存在地方化不足的问题，例如，洪磊因“番茄花园”软件侵犯微软公司版权获罪，这是法制经过逻辑语义推理之后的必然结果，但是大量的中国网络民众却持与法律规范相反的意见。大众的幸福感并没有因为法律保护力度的加大而获得提升，相反，是减少甚至被剥夺了幸福感。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众的感受是非理性的”，或者是“知识产权意识的薄弱”，毕竟知识产权最终仍然要回到民众本身。割裂地方性特质的现代性，显然难以获得认可和成功。再如，知识产权努力向遗传资源、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延伸，这并非是个人意愿的结果，而是中国市场理性发展的要求。因为相对于其他国家，在传统文化与遗传资源方面，中国具有优势。同时，知识产权新的类型直接以社会整体福利与和谐的提升为目标，不再如传统知识产权那样强调“人通过科学技术对社会领域或自然界的统治”。因此，现代性的形成，必须有地方性因素及地区民众的参与。换言之，知识产权的现代性，需要制 度层面与民间文化、民间话语之间的相互呼应，后者代表着社会整体的福利和幸福，也是现代性的最终归依。 注释: 林裕森：《欧陆传奇食材》，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5页。 刘春田：《民法原则与商标立法》，《知识产权》2010年第1期。 邓宏光：《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现代法学》2010年第2期。 江平、米健：《论民法传统与当代中国法律》（上），《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路透社：www.reuters.com，Hearing on synthetic life to examine breakthrough，2010-6-1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张勤：《知识产权客体之哲学基础》，《知识产权》2010年第2期。 [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康添雄：《国家民事主体地位的民法哲学》，《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1]何隽：《从绿色技术到绿色专利》，《知识产权》2010年第1期。 [12][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版，第403页。 [13]冯勤：《论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与重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2期。 [14]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代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三提字第1号。 [16]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版，第55页。 [17]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8－49页。 [18][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页。 [19]参见《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继承法》第三十二条。 [20][美]约翰.杜威：《实用主义》，杨玉成、崔人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 [21]参见《婚姻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二条。 [22]参见李永明、吕益林：《论知识产权之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补充》，《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冯晓青、刘淑华：《试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公权化趋向》，《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刘华关于知识产权公权化的观点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与绩效分析》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此针锋相对提出批判，认为“知识产权是纯粹私权”的有，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的再认识——兼评‘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孙海龙、董倚铭：《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法律科学》2007年第5期。 [23]黄台英：《知识产权对现代民法的省思》，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蒋万来：《知识产权与民法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24]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杨雄文：《系统科学视野下的知识产权》，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王莲峰：《商业标识立法体系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费安玲：《著作权的权利体系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为主线的理论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齐爱民、李仪：《商业秘密保护法体系化判解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nbsp; [26]刘有东：《著作人格权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27]齐爱民：《捍卫信息社会中的财产：信息财产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9]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转引自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3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1]PeterFeng，Ph.D.，J.D.IntellectualPropertyinChina(SecondEdition)，HONGKONG.SINGAPORE.MALAYSIA， SWEET&MAXWELL ASIA， 2003，P6. [32]曾裕华：《传统与现代性——利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33]陈晓明：《现代性：后现代的残羹还是补药？》（上），《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4]同注17，第371页。 [35]李中原：《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大陆民法学思潮的演进——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私法研究》第5卷，第29页。 [36]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述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22页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4

摘 要：任何法律部门均有其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国际知识产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新的特殊部门，也不例外。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是国际知识产权法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前提；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智力成果的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是国际知识产权法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动因；协调不同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而具有巨大差异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是国际知识产权法形成与发展的社会目的。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国际知识产权法；社会基础 国际知识产权法，作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特殊部门，与其他国际法部门一样，也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家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垄断利益与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国际知识产权法产生的社会前提；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所具的地域性，与人类智力创造成果由于国家之间的交往而具有的流动性之间的矛盾，是国际知识产权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动因；而协调不同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而具有巨大差异的知识产权制度，则是国际知识产权法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目的。 一、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国家的制度安排 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知识这一事物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由个人创造的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无形稀缺资源。它在私有制条件下所必然包涵的创新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而日益突出和激化，使得社会必须以有效的方式予以调控。于是，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家平衡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与使用者的公共利益的规范安排，便应运而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其立法目的到具体的规范安排均是在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解决“没有合法的垄断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的难题。 知识产权制度是国家在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进行的一种法律选择与整合。一方面，国家通过法律授予知识创新者专有权，这种权利未经权利人许可，他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侵犯，从而使创新者获得合法的垄断利益；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国家又通过法律施予这种专有权种种限制： （1）前提限制。获得专有权的前提是公开权利人的智力成果。 客体限制。包括把那些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智力成果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之外；对那些已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成果不再授予专有权；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对某些智力成果暂不予以知识产权保护。 （3）权利限制。根据民法中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在专利领域实行强制许可制度，“以防止由于行使专利所赋予的专有权而可能产生的滥用，例如，不实施”，在版权领域实行合理使用制度，以促使作品的广泛传播。 （4）时效限制。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并不是无限期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法定时效。也就是说，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即在一定时间（如专利权20年，版权50年）内，知识产权这种专有权才是有效的，超过这个时间，这种专有权就进入了公有领域。 （5）地域限制。知识产权“只能 依一定国家的法律产生，又只在其依法产生的地域内有效”，这权权利人的地域限制。 知识产权制度所作的上述规范安排，其目的是在激励智力成果的创造和促进智力成果的传播与应用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从整体上促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进步。因此，维护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利益，才是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出发点和真正的目的。 在人类历史上，作为第一个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的资产阶级，不仅把科学技术当作思想武器，用来向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反科学的宗教神学作斗争；把它作为物质生产的源泉，用来发展工业，从经济上摧毁封建关系的基础，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把它作为生存竞争的武器，用它来打败对手，获取高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资本家一方面必须研究和采用新技术，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加强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利用法律的力量保障对新的技术发明的垄断，维护其在激烈竞争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于是，以确认对发明的垄断权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专利制度因为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而摆上了立法的议程。1623年，作为“英国政府追求更大获利机会的结果”的英国专利制度建立起来了，它带来了英国工业的巨大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专利制度能给国家带来利益的事实产生了示范作用，英国的专利法也就被各国所纷纷仿效。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俄国于1814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都相继建立起了本国的专利制度。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迫于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也纷纷制定了专利法。可以说，各国所建立的专利制度，实际上都是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对专利的发明与使用从法律上进行了宏观调控。专利制度是这样，其他知识产权制度也无不如此。 正因为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所以，在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时，各国总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具体规范安排。也就是说，对于某一平衡点的具体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是不同的。在权利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一矛盾的两方面之间，技术与文化都具有优势的发达国家，可能把前者作为矛这一方，因此，所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然是严格和较高水平的；而技术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可能把后者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平衡点的选择往往偏向于公共利益这一方，因此，所建立的必然是较为宽松和较低保护水平的知识产权制度。可以说，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围绕知识产权问题的分歧与激烈的讨价还价，其根源就在这里。不仅如此，对于同一个国家来说，当它还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时，它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立法态度，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并无二致，但一旦它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技术与文化都具有相对优势的时候，它就有着与先前截然不同的态度了。在这里，美国是一个最典型例子。当它的出版业远不如欧洲发达，很难在国际版权贸易中与欧洲国家抗衡的时候，它要求的是对版权采取较低水平的保护。因此，它迟迟不加入保护水平较高的伯尔尼 公约（直到1989年才加入），而是力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范围内签订了另一个保护水平较低的《世界版权公约》。可是，当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的时候，它却不满足于现有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保护水平了。为了维护在技术与文 化上的霸主地位，美国千方百计把知识产权问题纳入到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来，并最后促成签订了一项比以往任何知识产权条约的保护水平都要高的新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这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由上可见，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国家平衡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科技、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只是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一定时期不同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异，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知识产权制度的变化，归根到底，都表现为垄断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平衡点的选择不同。 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智力成果的流动性：国际社会的法律平衡 知识产权是依法确定的“私权”，属于内国知识产权制度调整的范围，只在其依法产生的地域内有效。一旦跨越这个地域界线，这种排他专有权也就无法律效力了。一项在国内获得专有权的智力成果，如果在他国没有依当地法律被授予专有权，势必在进入该国的公有领域时不能受到该国的合法保护。因此，知识产权是有地域性的，或者说是有国界的。国界的。 然而，作为知识产权“标的”的智力成果却是无国界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共有的文明成果，原则上可以为全人类共同享用，没有民族之别、肤色之分、制度之异。智力成果本质上的这种共有性，为其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与传播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空间。但是，要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较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享用智力成果的客观需要，二是智力成果流动与传播的客观条件。 从世界范围来说，由于社会与历史等原因的综合作用，各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仅在水平上呈先进与落后之异，而且在内容上显现出特色之别。近代文艺复兴以来所出现的“科学技术中心”现象，就是这种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最好体现。到目前为止，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中心”有：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10—1920）、美国（1920—）。这些国家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技术中心，其科学技术人员、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科学著作与论文等指标的数量，都是同时期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仿佛就是一个“辐射场”，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技术成果会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产生出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客观上需要国家之间互相借鉴和学习，也就是说，为科学技术成果的“梯度转移”（即从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流动）提供了客观需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科学技术中心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转移，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成果梯度转移的结果。 智力成果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流动，必须具备许多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文字的产生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语言的互通与人员的交往、交通的便利与通讯传播手段的产生与发展。文字与印刷技术为智力成果提供载体，并使之保存下来；语言的互通与人员的交往，为智力成果的交流提供了前提；而交通与通讯传播手段则为智力成果的流动提供了通道。这些条件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智力成果的流动随着这些条件的产生和发达而日益活跃起来。当近代资本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这种智力成果的流动，作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实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 当智力成果的权利还没有由法律固定下来的时候，智力成果的跨国流动属于公有领域的无偿使用。只有当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标的物”而被法律确定下来以后，智力成果的跨国流动就被设置了一道法律屏障。于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智力成果流动性之间的矛盾，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 而成为知识产权领域一个突出的国际社会矛盾。解决这一国际社会矛盾，便成为国际知识产权法产生的原初动因。 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智力成果的流动性这一矛盾的解决，经历了一个从双边安排到多边条约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来看，国际社会对这一矛盾的解决，要远比在主权国家内部平衡知识产权占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权益复杂得多。虽然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智力成果的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知识产权占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矛盾，但这里的占有者与使用者已经不属于同一个国家，二者利益的平衡，不可能像在一个国家内部那样，通过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签订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或协议来解决.这些条约或协议对当事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他们依据条约或协议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按照本国法律给予其他当事国国民和本国国民一样的知识产权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事国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矛盾。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这是因为：第一，条约或协议对非当事国并无约束力，但作为知识产权标的物的智力成果并不因为在这些非当事国得不到保护而不流入这些国家。虽然对外国知识产权不进行保护的代价是本国的知识产权在外国也得不到保护，但对科学技术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它所付出的这点代价要比它得到的小得多，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一些还不甚发达的国家迟迟不愿意加入已经缔结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致使公约成员国的数量增加缓慢。所以，推动更多的国家加入现存的各项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就成为各知识产权联盟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二，和其他领域一样，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的横向“平行式”社会，至今缺乏真正具有权威的统一的国际立法与司法机构，虽然通过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签订了一系列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但这些条约还是一些“较软的”法，缺乏制裁和强制实施规定①。因此，即使是在条约的当事国，外国的知识产权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保护。正因为如此，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使知识产权与其他国际贸易挂钩，并把贸易机制引入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利益：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协调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是法定的“私权”，属于国内法调整的范围。但由于作为知识产权标的物的智力成果的跨国流动，知识产权这种“私权”便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国际法调整的范围，因为一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涉外规定，影响着外国人在该国的法律地位；保护本国人的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不受侵害，是一国对外行使主权的表现。但是，知识产权这种“私权”，并不是国际法直接调整的对象，表面上看来调整知识创新者与使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并不是直接统一的知识产权实体法①，这些条约只是主权国 家之间经过平等协商所达成的一致协议，有关保护权利人的规定必须通过当事国对条约义务的履行，才能转化为本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实现创新者与使用者②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国际知识产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特殊部门，它的直接调整对象应该是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不是知识产权本身。从国际知识产权法到知识产权，它的调整关系链是：“国际法—国内法—私权关系。” 一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适应的。不同的国家，其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不仅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不同，而且社会制度 类似的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不一定相似。 日本欧洲美国优先原则先申请原则先申请原则先发明原则早期公开制度有有无专利时间从申请之日起20年从申请之日起20年从专利授权之日起17年不同国家其知识产权制度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区别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上。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高低直接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首先，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与知识创新带来的国家经济利益是正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越高，知识创新者的垄断收益就越大，创新的积极性就越高，创新的知识就越多，从而客观上增加了知识的供给数量，促进了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其次，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与知识使用、扩散所带来的国家经济利益是负相关的。因为对知识而言，学习的代价是远低于创新的代价的，所以，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越低，知识就越能通过学习或模仿得到广泛使用，从而减少国家学习和借鉴的费用，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相反，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越高，知识扩散的困难越大，国家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就越少。 因此，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是一个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这种正负相关性，决定了一个国家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必须依据本国科技、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上的差异与冲突。 在当今国际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知识创新与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角色差异。据统计，占世界人口4/5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研究开发力量的12.6%，而仅占世界人口1/5的20多个发达国家却达到了总量的87.4%；在全世界申请的专利中，真正属于发展中国家独自拥有的仅占1%，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产品，几乎完全由发达国家所控制.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主要是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靠知识的扩散使用。因此，一般说来，他们会选择保护程度较低的知识产权制度。与此相反，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利益的则主要是知识创新。为了保持其竞争优势和技术垄断，他们往往选择保护程度较高的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来加以说明。 雷蒙德·弗农认为，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任何一个工业都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创造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及当地销售的增长；第二个阶段，国内市场的饱和，及向外国市场出口；第三个阶段，对外投资，以便在外国市场提供该产品；第四个阶段，从外国向原来母国市场出口. 在弗农的这一理论模型中，如果考虑技术知识的流动性，那么，产品周期的第三和第四阶段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设在对知识产权不进行保护或保护不力的外国的生产基地可能会由外国仿造者而不是由创新企业建立，而且，这些仿造者最终会同时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竞争，从而危及创新企业的垄断利益。因此，具有创新优势的发达国家，为了防止和阻止发展中国家对其知识产权的侵犯，以便维持他们在技术与文化上的霸主地位，总是谋求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种保护程度较高的知识产权法律秩序，并把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逼迫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较高水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及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上述战略的具体实施。当然，由于国际市场的形成，以及不断增强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发展中国家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也可能会考虑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从而坐到谈判桌上来，与发达国家一起共同磋商与推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协调。 由上可知，不同国家在知识产权 制度上的差异，是由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决定的。而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协调，又是以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共同需要为动力的。这种源于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关系，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过程中，越来越具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外交”作为一种经济外交，与政治领域里的“人权外交”一起，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两大热点。 参考文献：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 罗伯特·考特。法和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85。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Z].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9。 刘茂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55。 郭克强。版权的国际保护[D].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绪言”部分。 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4～15。 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30。 王舒。寻求最佳保护度[J].国际贸易，1996，（8）：41。 VanGrasstek.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美国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和乌拉圭回合[A].专利法研究[C].专利文献出版社，1991.315。 古祖雪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司法实践

近几年来,有关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报道往往是各家媒体炒作的对象、关注的焦点,作为学人如果我们抛开舆论本身的喧嚣,沉淀下来,从已公开的案例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法院已审理判决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当中,几乎没有一个适用外国知识产权实体法的。是当应如此还是另有“隐情”?让我们先从一经典的案例谈起。

一、往事不得不提——从“北影录音录像诉北京电影学院”案说起

原告北影录音录像公司通过合同,依法取得的汪曾祺创作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被告电影学院从教学实际需要出发,挑选在校学生吴琼的课堂练习作品,即根据汪曾祺的同名小学《受戒》改编的电影剧本组织应届毕业生摄制毕业电影作品,用于评定学生学习成果。未征得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在该作品摄制完成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内进行了教学观摩和教学评定,1994年11月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电影节放映该片时,观众除特定的学生、教师外,还有当地公民,且组委会还出售了少量门票。限于本文主题,笔者关注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这一行为如何进行法律适用的问题。

按照我国国际私法学定义,涉外民事案件应当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此案,毫无疑问当属涉外民事案件。

本案一审法院海淀区法院认为,北京电影学院将电影《受戒》送往法国参加朗格鲁瓦国际学生电影节公映违反了著作权法(着重符为笔者注)的规定,构成了对北影录音录像公司依法取得的小说《受戒》的改编权和摄制权侵犯。尽管北京电影学院不服一审提出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根据当时理论和法律规定来看,一、二审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1993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几个问题的通知》,其中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著作权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国内法与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以下简称《通知》)。该司法解释时至今日依然有效。

无独有偶,随后发生的“栾述兵诉北京鸿钛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日本JVC唱片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审理法院依然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认为,被告在我国境外联合发行CD唱片,没有给原告署名和支付任何报酬,侵害了原告所享有的表演者权。

中国入世,知识产权法一改再改,但《通知》第2条似乎具有了免疫力依然保持巍然不动,甚至有加强趋势。200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实施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均为我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在我国均有住所,侵权行为发生在外国的,可以适用我国的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尽管措辞是“可以”而非“应当”,但明显体现了一种倾向和引导。

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坚持?我的答案是理论误区和司法实务考察的缺失。众所周知,我们是大陆法系,立法深深的受到法学理论的影响,法官不能“造法”,不能越雷池半步,而我们的理论却没有搞清什么是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更没有区分知识产权的域内效力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至今仍分歧较大,司法实务也只得雾里看花,亦步亦趋。

二、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

(一)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涵义。韩德培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指“一国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境内的一切人,而且还适用于居住在国外的本国人”。(1)肖永平先生认为,所谓法律的域外效力是“法律的属人效力在国外的体现”。(2)赵相林先生认为,“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该适用”。(3)尽管这些论述略有差异,但实质一致——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但这种效力是虚拟的,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因此可以这样说,国际私法中的域外效力可分两种,一种是本国法律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即本国法对境外的本国人有效的,另一种是现实的域外效力,即内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民商法律在内国的效力,如承认依外国法(引者注)建立的合同、婚姻关系等。(4)也就是说,只要受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了外国法就是该外国法现实的域外效力的体现。如果说上述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知识产权法在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域外效力也应分两种,虚拟的法律效力和现实的法律效力。纵观世界各国私法领域,很少有法律(包括知识产权法)明确宣称不适用于国外本国人的,即各国都积极主张本国法律虚拟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法亦不例外,因为这样做符合并且可能为本国获取利益。至于知识产权法现实的域外效力——这也往往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则要取决于受案法院了,换句话说,只要受案法院适用了外国知识产权的实体法就是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体现。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决定了在一国取得的知识产权仅具有域内效力,原则上不发生域外效力,因而根本不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早先英美国家的法院在受理有关外国知识产权纠纷时认为,本国法院为不方便法院,从而拒绝行使管辖权,大陆法系的立法者认为依一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其有效性、权利归属以及对侵权行为的救济都由该国法规定,应属专属管辖。但随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发展,知识产权法的法律冲突也就产生了,其原因有: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为法律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各国法律在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保护范围、期限等方面规定有所不同,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国际条约的缔约国之间,因相互给予对方公民或法人的是“有限制的国民待遇”,在权利的原始国法律与被请求给予保护的国家法律之间,也会因各自的规定不同而产生法律冲突。(5)

鉴于此,有关国家已开始知识产权的冲突立法,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197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法规》规定:“无形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引注)的创立、变更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法律。”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10条规定:“知识产权由在那里请求保护知识财产的国家法律规定”。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立法均规定,对著作权的产生和存续问题适用作品首次发表并获得著作权国法,而对权利的行使问题则适用作品被请求保护国法。(6)

(二)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易混淆的是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只在权利登记地或被请求保护国有效,谈不上域外效力。即使在法语非洲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国家,地域性也并未全面消失,只是部分减弱了。(7)乙国法院适用甲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原告,依甲国知识产权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乙国法院保护的不是乙国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地域性并没有变,知识产权法却可以具有域外效力,两者截然不同。

三、司法实践的考察

早在1993年初,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荷兰的海牙地方法院在受理一起跨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时认为,一国法院不仅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内的侵权活动,而且有权管辖在其地域外的侵权活动。(8)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建筑物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和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法院提讼,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请求,并针对侵权荷兰版权的行为适用了荷兰版权法。

回到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法院的这种完全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适用的做法产生微辞,就“北影录音录像公司诉北京电影学院侵害著作权案”,冯文生认为,涉案作品《受戒》在法国受其著作权法保护,“由于我国与法国著作权法在保护水平上的差异,也由于该作品在中国市场与法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利益水平不同,如果依照中国法处理发生在法国的案件,势必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9)有趣的是,有人虽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但也认为本案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受戒》在法国放映的行为应适用法国著作权法。(10)这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看法,被国际私法学界奉为经典的,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规定了知识产权冲突规范,且并不排斥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例如《示范法》第95条:“著作权的成立、内容和效力,适用权利主张地法”;第99条:“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适用请求保护地法。”(11)

澄清了理论上的迷雾,找到了案例的支持,我们还在犹豫什么?

注释:

〔1〕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32.

〔2〕〔5〕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0,154.

〔3〕赵相林.中国国际私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

〔6〕李双元.国际私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07-3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15.

〔8〕郑成思.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涉外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2).57.

〔9〕冯文生.知识产权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4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05.

〔10〕陈锦川.涉外知识产权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及法律适用——下篇:法律适用篇〔J〕.电子知识产权,2005,(3).37.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6

知识产权是指具有经济价值并受法律保护的新颖的创造性的产品。其主要形式有专利、著作权和商标。我国专利法保护的专利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著作权是指文学作品、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作品；美术、摄影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及其说明；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民间文学作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等十个种类。我国商标法保护的商标主要是指产品或服务商标、企业名称等。另外，知识产权还包括一些诸如商业秘密和公开权利之类的相关权利。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及其现状

对于中国而言，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舶来品。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始于清朝末年。当时的清政府实行新政，向西方学习，在外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陆续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大清著作权律》等法令。以后的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虽然也制定过相关律令，但是这些法律没有什么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了一些行政规章来保护知识产权，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规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步建立起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主要有：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9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另外，中国积极参加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先后加入的公约有：1980年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85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89年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约定》；1992年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1993年的《保护唱片制作者防止唱片被擅自复制日内瓦公约》；1994年的《专利合作条约》；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加入《知识产权协定》，在入世前，我国全面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并于1997年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2001年颁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迅速发展，由低水平到高水平，从本土化走向了国际化。

与我国之前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相比，如今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了较大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知识产权整体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并且与科技、经济和外贸等相脱节，造成大量科技创新资源的浪费。在知识产权竞争能力上，特别是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专利来看，我国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甚少；从商标来看，商标注册量少，并且驰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的很多，我国的知识产权流失相当严重。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必定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的知识产权范围包括：版权与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产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的信息专有权。

我国原有的知识产权立法体系显然不够完备。虽然入世之后，我国相应地完成了一些相关法律的修改，如对《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修订，并且国务院也颁布实施了新的《专利法实施细则》、《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商标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施行了多项具体的司法解释，但与国际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整体体系还是不够体系化。

2.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范围较窄

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新的技术领域不断涌现，一些高新技术，如：互联网、基因工程、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的出现，为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现有的知识产权法规定的范围已经不能满足新出现的技术领域，虽然这些新的技术也受到很多争议，是不是应该受法律保护，怎么保护，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3.我国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水平较低

在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统筹协调能力较弱，从主管机关来看，商标、专利、著作权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造成了管理的混乱。其次，在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的申请、审查、注册和授权以及授权后的有关法律程序来看，相对繁杂，不够统一。另外，负责管理和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工商、新闻出版、文化、专利、海关和公安等部门人员的素能不高，很难较高的开展和协调工作，使得知识产权的整体管理机制较为混乱。

三、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1．依照国际规则，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规范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够完备，因此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的战略意义，积极地面对问题，走出困境。参照国际规则，制定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政策、战略，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效用，以提高我国的科技实力和竞争能力。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考虑本国的经济、科技与文化的发展水平，现阶段立法不应过于攀高，只要达到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保护水平即可，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协调。

因此，既要考虑现实利益，又要具有超前眼光，既要遵循国际公约规定，保护外国的高新技术，也要推动国际合作，保护我国的传统知识。我们应依据国情，缩短或消除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同国际公约，特别是与TPIPS协议的差距。转贴于中国论文范文

2．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

不仅要放眼知识产权新问题，还要关注传统领域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就要勇敢迎接、认真研究新技术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解决网络、电子出版物、信息高速公路等新技术所导致的知识产权新问题，密切跟踪国际知识产权的变化。对于科技发展涌现的新的技术领域，我们应制定一些配套的规范或司法解释，将其归入知识产权制度领域，在保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整性的基础上，保持其灵活性，从而适应当今社会知识的迅速发展，从而适应国际化趋势和技术发展趋势。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

另外，传统的东西也是我们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制度缺失，很多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得到传承和发扬，无法成为资源，因此应对其加以保护，注重传承，使其发挥更大的利益效用。因此将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及遗传资源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也同样具有主要意义。

3．按照国际标准，改进行政执法和司法水平

为了使得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实现知识资源共享，就应建立起一种产权保护与竞争共存的法制保护制度，在国内立法中，就不得不考虑加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而这些要求我国的执法和司法必须保持一致。

对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色体现，因此要加强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统筹协调能力；在专利、商标等的申请、审查、注册、授权及其相关程序方面，应与国际惯例和其发展趋势相适应。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行政保护机制，对违反知识产权法律的行为运用行政处罚手段对知识产权给予保护。

而司法保护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途径，对我国而言，要不断加强审判队伍的专业知识，注意培训有技术背景的专业法官；依据国际经验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审限做出相应的规定；增强审判力量，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只有全面改进我国行政执法水平和司法水平，才能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更好的得到贯彻，最终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四、结语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对科技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且知识产权法已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缺陷和问题，我们要立足国情对其进行完善，使其更好的为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规则服务。

参考文献：

李月明.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6，1.

黄金花.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我国的应对策略.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1）.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9.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民商法、权利、区别

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后起之秀，由于人们缺乏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往往把它和民商法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有人直接把知识产权法并入到民商法中去。事实上，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有其根本的原因。这种原因主要在于两种法律完全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它们调整社会关系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方式不同；两种法律中，权利的形态不同，权利诞生的条件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关系也不同。可以说，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一对知识产权法的分析

1、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内在关系

首先，可以概括地说，知识产权法是确认、规范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的一类法律的总称。按照我国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的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应该包括版权法、工业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三大类，其中，工业产权法又分为专利法和商标法[1].按照Trips协议的规定，又增加了保护地理标志和保护知识产权程序上的措施。

如果我们对上述三类基本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三类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它们之间，我们似乎难以找到一种合适的理由使它们能够合理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我们更难把它与版权法和工业产权法有机地联系起来。但是，知识产权法这种法律体系已经是人们普遍接受了的，而且也是国际社会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的，这说明，这种法律体系的存在，本身属于一种合理的组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解释这种合理性，能否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

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看似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法律之间，事实上内涵着统一的事物-知识产权的权利，并且在逻辑上体现着清晰的逻辑关系。这使得它们能够在相互独立，各自发挥着不同作用的同时，又能结合成一个合理的法律体系。

1）它们在知识产权的权利上统一起来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各项法律都可以在知识产权的权利这一层面上统一起来，从而形成了它们的共性。首先，著作权法是指调整因著作权的产生、控制、利用和支配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和相邻权；其次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从长远来说，第一个目的是为第二个目的服务的，但是在《著作权法》中，重点强调的还是第一个目的。

同样，对于工业产权法中的专利法和商标法来说，按照我国《专利法》第一条的规定“为了保护发明创造专利权，鼓励发明创造，有利于发明创造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制定本法。”我国《商标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商标管理，保护商标专有权，促使生产、经营者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维护商标信誉，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制定本法。”在这里，可以明确地看出，我国专利法和商标法的立法目的也都是两个，即保护权利人的专利权和商标专有权，同时保护社会和他人的权益。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订本法。”在该法中，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主要是指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为，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规定了对知识产权权利的保护。这样来看，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到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是规定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权利的，同时要求保护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2、对具体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内容和结构的定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出，各种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都是以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为了进一步阐述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特点，以便与民商事法律进行比较，下面我们就从我国的《著作权法》和《专利法》入手，通过对这两种法律结构和内容的定性分析，来详细论证知识产权法律的特征。

1）著作权法（以2001年10月修正的为准）

这是我国为了加入WTO，以Trips协议为标准对我国著作权法修

改后的版本。在这部著作权法中，共分列了六个章节，其内容可以依次概括为：

⑴总则。说明制订本法的依据和两个目的；著作权的取得方式；可以获得法定著作权的作品类型和不能获得该权利的作品类型。

⑵著作权。规定了成为著作权人的资格，著作权人所能享有的17

种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利的归属；著作权利的保护期限和对著作权利的12种限制。

⑶著作权利的使用。规定了许可使用和转让使用两种形式。

⑷与著作权利相关的权利。即著作权的邻接权，包括出版、表演、

录音录像，播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⑸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规定了侵犯上述法定权利的19种具体行

为以及侵权后果和执行办法，即规定了保护法定著作权的办法和方式。

⑹附则。规定了该法的生效期限。

从这一著作权法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依法保护著作权和邻接权是该法的核心。

其次，围绕着著作权和邻接权先后确定了以下内容：这些权利的主体是谁？这些权利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怎样取得这些权利？怎样使用这些权利？怎样保护这些权利？著作权法实际上就是解答了以上五个问题。

第三，对上述五个问题的规定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都是强制性

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能服从，无权更改，更不能违反；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对于任何组织和个人来说，谁也无权自由约定上述相关内容。从这个方面来看，著作权法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对著作权这种权利的干预和管理，在著作权法规范的范围内，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志的发挥，都必须以服从国家的意志为前提。

第四，著作权的权利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还要受到12种合理使

用行为的正当限制；出现这种情况，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国家从权利人手中无偿地“借走了”对著作权的部分控制权。这说明著作权是一种限制性的权利，除了权利人之外，国家对同一著作权也在部分地行使着权利。

第五、发生侵权行为后，侵权人不但要向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国家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还有权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如果构成犯罪，侵权人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著作权中不光包含着权利人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还包含着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和权利。2）专利法（以2001年7月1日实施的为准）

专利法共分了8个章节，依次分别为：

⑴总则。主要规定了立法的目的和专利的类型，以及专利权的归

属、专利权的使用方式和专利权的权利内容，这些内容具体包括在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和进口中含有该专利权。

⑵授予专利权的条件。申请专利的技术方案必须具备新颖性、实

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定了五种不授予专利的情况。

在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如果单从申请专利的形式上看，申请人好像是通过专利局在向国家申请和索要一种权利-专利权，授不授予专利权，决定权在于国家。其实，这应该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正当的专利权申请人（在这里排除以欺骗手段申请专利的人）是在请求国家对自己已经享有的对某一技术方案的权利进行确认，从而使这种权利法律化，能够以专利法规定的标准受到特别的保护。

⑶专利的申请。规定了申请专利的条件和方式。

⑷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规定依法授予专利证书并经过公告后，

申请人才能获得专利权。

⑸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规定了不同专利权的不同期限，以及终止和宣布专利权无效的程序和条件。在这里，充分体现出国家意志在专利权的中绝对地位。这也说明，对于权利人来说，专利权也是一种限制性权利。

⑹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规定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经过专利权

人的同意，由国家自己或者直接授权他人实施该项专利技术，但要给专利权人以适当的报酬。这更直接地说明，专利权是国家控制下的一种权利。

⑺专利权的保护。规定了两种侵权行为和一种冒充专利的行为，

以及这些行为的法律责任；还规定了四种侵权行为的例外和制止侵权行为的程序措施。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⑻附则。规定了该法的实施日期。

从专利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内容：

第一、专利权是专利法的核心。

第二、专利法中同时规定了关于专利权的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

第三、专利法主要解决了如下问题：专利权的归属；取得专利权

的条件；取得专利权的程序；专利的类型和专利权的内容；专利权的使用方式；专利权的保护方式；对专利权的限制等。

第四、专利权是在国家意志严格控制下的一种权利，是由权利人

和国家共同行使和共同保护的权利，两者相比，权利人占有主要的份额，国家占有少量的份额。

通过以上对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解剖与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知识产权法都是以保护相应的知识产权的权利为中心的，它们紧紧地围绕着权利的产生与取得，权利的使用与保护这个主题来设计整个法律规范的。同时，在知识产权法中强烈地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作用，以及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思想。

二对民商法法律体系结构和内容的分析[2]

首先，我国主张民事和商事的法律合一，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以民法体系为代表来探讨民商事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特点。

1、对民法调整对象的分析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找出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民法只调

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由民法调整。

第二层意思是指这种关系具体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两类。财

产关系又包括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财产所有关系往往是发生财产流转关系的前提条件。

人身关系是指没有财产内容但有人身属性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两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法只能调整一部分社会关系。在它的概

念中，三个定语“平等主体”、“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都是对民法调整范围的界定和限制；同时，在这三个定语中，“平等主体”是最明确的限制，是民法区别于其它法律体系的主要特征。

2、对民法体系的框架和内容的分析

民法体系由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人格权制

度、侵权责任制度、婚姻家庭继承制度构成。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还包括知识产权制度。

在这些制度中，除了婚姻家庭继承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比较独立

以外，在剩下的制度中，物权制度、债和合同制度、人格权制度应该是民法体系中的重心，实质上，民事主体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都是为了这三项基本制度的顺利实施而提供服务和保障的。物权制度又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是规范财产的所有和使用关系的基本制度，也往往是债和合同制度的基础和前提[3]，所以在民法中它是非常重要的，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物权是指物权人对物享有的直接支配并排他的权利，是直接支配物并且享受物之利益的权利，是一种绝对权[3].物权中的物主要是有体物，而且必须是特定物和独立物，这些特征直接决定了物权制度的特性，并且影响到民法体系的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法体系是有其自身的明确界限和独特特征的，它并不是可以任意扩展的，更不是包罗万象的。

3、对民法特点的分析

民法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内容：它是权利法而非义务法；是私

法而非公法；是实体法而非程序法；是任意法而非强制法；并且强调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2].具体的讲，这些内容的含义如下：

1）民法是一种权利法。民法以权利为中心，它的最基本的职

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些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从而使民法具有权利法的特点。

2）民法的内容主要是私法。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到今天为

止，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4].大体上来说，公法主要是指与国家的利益和公权有关的法；私法主要是指规定私人（非国家性质）利益的法律。在这里，把民法的内容归于私法，主要是明确民法的基本属性，就是要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尽可能减少国家的干预，尽量限制强制性规范，努力扩大任意性规范。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之间有约定时则依约定，没有约定时再依据法律的规定办，让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律的规定。

3）民法主要是实体法。民法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则，具

体规范了各类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围绕这些权利和义务所发生的民事责任和主体问题。这样，就为司法裁判提供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法律规范体系，使司法实践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4）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民法的大多数规范特别是债

法的规范都是任意性规范，即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改变这些规定，民法的调整方法即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的方法，是与行政命令和服从的方法截然不同的。

5）民法强调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由于民法规范的对

象是财产所有和财产交易关系，是交易关系本质上就需要遵守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原则。在这里，自愿和公平的原则是平等协商和等价有偿的基础和前提。自愿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充分表达其意志，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公平原则则要求民事主体应当本着公平的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的比较

1、相同点

作为法律，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具有某些相同或者相似之处。

1）两种法律都是以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为杠杆，以权利和义务

为手段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都是以确认和保护权利为中心展开的。

2）在知识产权法中，当权利人许可他人使用，或者转让自己的

权利时，与他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成为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将依据债和合同的原则来处理。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知识产权法与民商法的交叉。

2、两种法律的区别

对于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来说，差异大于共性，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1）两种立法的价值趋向不同。

对于民商法来说，立法的目的在于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立法的立脚点在于充分维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侧重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民法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依法处分和使用其权利的自由，国家应当不进行干预，或者只能进行有限的干预。在这里，国家只是一个在原则上行使权利的裁判者和组织者，并不是直接参与具体事物的运动员。

而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立法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和实现整个社会或者全人类的公共利益，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依法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和利益。更进一步地说，知识产权法并不是简单地以保护和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为目标的，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只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桥梁和手段。

从这个角度来说，充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在民商法中是第一位的，是立法的终极目标。而在知识产权法中，虽然也是直接提倡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但是，总的来说，是对权利人的权利首先限制的基础上进行保护的，所以，实际上权利人的权利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目标是确保社会的公共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牺牲或者限制个人的利益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为此，在知识产权法中，国家往往既是组织者、裁判者，又是运动员。

2）两种立法的结构不同

对于民商法来说，主要的具体任务可以概括为三个，一是对权利的确认，相当于物权制度和人身权制度；二是对权利使用的规范，相当于债和合同制度；三是对权利的保护，相当于民事责任制度。在这三个具体任务中，对权利使用的规范又是主要内容，因为在整个民商事法律体系中，对交易的规范以及对交易规则的遵守是中心内容。例如，民商法把诚实信用原则列为自己的帝王条款，这本身就说明了交易关系在民商法中的重要性。民商法的侧重点在于交易和流通环节。

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知识产权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知识产权权利的确认、规范和保护问题。权利的交易和使用并不是知识产权法关心的重点，相反，在权利的交易和使用这一环节中，知识产权法主张按照民法中的《合同法》处理，但在关节环节上依法实行监管，例如，专利权的转让合同必须经过专利局的公告才能生效等。总的来说，在这一问题上，知识产权法中除了个别的限制和程序要求以外，基本上适用民商法中的债和合同的制度，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两种法律的交叉。

3）两种法律的属性不同

民商法属于私法，但是，知识产权法并不是明显地表现为私法，

实际上，它更多地表现为公法，它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有条件地保护私有利益。对于一些具体的知识产权权利来说，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国家和社会可以与权利人共享，如合理使用、强制许可、一些不被认为构成侵权的例外情况等。

虽然在Trips协议的规定中把知识产权列为了私权[1]，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知识产权法就是私法，如果这种法律中大量地规定的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使用私权，那么，这种法律就和一般意义上的私法有所不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为私法。况且，Trips协议中关于私权的概念与我国民商法中的私权概念并不完全相同。

事实上，与我国民商法所代表的私法的特征相比，知识产权法具有更多的公法的特征。在现实应用中，经济法经常把工业产权法等内容划为自己的法律体系；在国际经济法中，更是经常直接地把知识产权法作为自己体系的一部分来处理。出现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知识产权法中国家依法管理和安排权利的成份很大，就像经济法里国家依法规范和管理经济的内容一样。在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基本是清楚的。这样来看，如果从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私有利益的份额比重来划分，知识产权法实际上兼具了公法和私法的特征，而且公法的份额重。这一点与民商法明显地不同。

4）两种法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

民商法主要是实体法，而知识产权法中除了关于权利的实体性规定以外，还同时有大量的程序性规定，可以说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当然，这里的程序法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依法获得和保护的程序。

其次，知识产权法中的大部分规定都是强制性规定，任何人，包括权利人在内，都必须无条件的遵守和执行。在知识产权法中，关于权利的取得和保护条件等方面不提倡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个人的选择，更不可能遵从某个人的个人意愿。即使在权利的使用和转让中，虽然允许权利人可以通过与他人签定协议来行使使用权和处分权，但是，同样对可以转让的权利类型和转让方式作了限制，权利人必须遵守。如人身权利不可转让，有些权利甚至不能继承。这与民商法的立法精神和尊重个人意愿的作法相差很大，完全不是一种价值趋向。

第三，责任的产生方式和承担的责任不同。

对于民商法来说，产生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违约和侵权，其中又以违约为主，因为违约责任产生于交易过程中，属于民商法的主要内容。对于违约责任来说，当事人之间只承担民事责任。对于侵权责任来说，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民商法中也只是规定了承担责任中的民事责任部分，如果侵权人在侵权中造成了他人人身及财产的严重伤害和损失，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话，则有刑法单独处理，不再属于民商法的处理范围，即在民商法中不含有行政和刑事责任。

与此不同的是，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虽然也同样存在着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责任形式，但是，知识产权法只规定了侵权责任。在权利使用和转让一节中，由于是和民商法的交叉部分，直接按照民商法中的违约责任处理，就没有另做规定。在侵权责任中，同时规定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承担责任的形式，这三种形式的使用范围和程度又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⑴只承担民事责任；⑵只承担行政责任；⑶既承担民事责任又承担行政责任；⑷既承担民事责任又承担刑事责任。这几种情况在实践中都是具体应用的，相比之下，第一种情况使用的程度高一些。

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中对责任的不同规定，实质上是两种法律中的权利不同属性的反映。作为私权和私法，民商法把承担责任的方式紧紧地限定在民事责任的范围中是合适的。而对于知识产权法来说，由于知识产权并不是简单的私权，知识产权法也不是简单的私法，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半公半私的法，这样，反映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肯定应该存在差别，这样是合理的，也反映着两种法律的差别。

5）两种法律中的权利存在重大区别

⑴两种权利的性质不同

民商法中的权利属于私权，而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则属于另外一种“私权”-半公半私权，两者权利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从表面上看，两种权利都归国家以外的权利人所有（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情况例外），都应该属于私权，但是，如果对这两种权利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名义上属于权利人所有，实际上则属于权利人、国家和社会共有，在某一个具体的权利中，只是三者所占的份额不同而已。换句话说，知识产权法中权利人对权利只是部分地占有，而不是完全的占有，其中一部分权利由国家以法定的形式规定着，并由社会和国家来支配和使用。这也是知识产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强制许可，以及各种不属于侵权行为的例外情况产生的依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关键在于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同时涉及到国家、社会和权利人三方，知识产权这种权利要同时满足国家、社会和权利人三方的需要，所以，对于某一项具体的知识产权的权利来说，不能只有权利人来行使和控制。

与此相对应，民商法中的权利，特别是所有权，则是完全属于权利人所有的，对于权利人来说，这是一种完整的权利。国家和社会都不能随意地干扰权利人行使这种权利，更不能随意地支配和使用这种权利。从这一方面来看，把民商法中的权利列为私权是恰当的。

事实上，两种权利相比，民商法中的权利代表着权利中心主义的立场，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主张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和过错原则[4]；而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则体现着权利限制原则，强调在平衡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保护个人利益，要求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权利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趋向。

⑵两种权利的形态不同

与知识产权法中的权利相比，民商法中的权利在形态上是单一的，

也就是说，每个权利都是相互独立地存在的，它们都在一个层面上，属于同一层面上的东西；相互之间并不互相影响和制约，都在独立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知识产权中的权利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权利是分层排布的，层与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前面的权利可以影响和制约后面的权利，整个权利体系呈现网状结构。

总之，知识产权法和民商法的区别是非常显著的，二者之间

的相似点只是两种法律之间的有限的交叉，不同和差异占了主要部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两种法律并为一起。

主要参考材料：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知识产权法论文篇8

积极、慎重采取诉前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

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专利权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商标法的第五十八条都明确规定，著作权人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第五十条和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比专利法更进一步规定了诉前的证据保全。专利法通过司法解释也完善了证据保全的措施。为正确适用修改后专利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对申请人资格、案件管辖、适用条件、担保、因错误申请而导致的损害赔偿等问题，均作了详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也将作出类似具体解释。各级法院在具体执行时，一定要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凡符合条件的申请，要在48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立即执行，并及时通知被申请人；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驳回。对侵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在采取这一措施时，应当特别慎重。必须强调的是，在适用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要注意专利侵权行为与假冒、盗版等侵犯商标权、著作权行为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假冒、盗版的行为一般比较明显，易于辨别认定。而专利侵权行为常常不易判断，需要以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技术进行对比。同时在侵权情节与行为人主观方面也有区别。在审判实践上就很难一律在48小时内作出执行某项措施的裁定。为了严肃、准确地实行这一措施，对在48小时内不能决定立即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时，可在48小时内传唤单方或双方当事人在确定的时间接受询问，然后再作出裁定。在对付盗版假冒等侵犯商标权、版权的案件中，就要更加强调迅速快捷，做到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措施实行期间，不得拖延。对被申请人提出的有关复议申请，应当认真及时审查，不得延误。

关于当事人和法院依法受理立案时，以及在以后的诉讼中，人民法院能否适用临时性停止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问题，必须明确的是，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国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今后，对于当事人在时和以后的诉讼期间申请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申请停止其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先行作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和消除危险的裁定，并予以执行，以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新司法解释的依照新的规定执行。

人民法院无论采取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或者诉讼期间停止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措施，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同时进行证据保全，以防证据灭失或者被藏匿等。由于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人民法院在对侵犯专利权及其他知识产权案件进行证据保全时，要注意保证有熟悉知识产权审判业务的审判人员参加，以确保能把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保全下来，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打下坚实的证据基础。

考虑到专利纠纷案件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对于诉前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案件，应当依法一律由对专利纠纷案件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著作权和商标权纠纷一般也由各地中级法院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并且由具有较丰富的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办理，以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中的该项制度得以准确地贯彻实施。

正确确定举证责任

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应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在举证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举证责任的分担应当围绕着案件的诉讼请求展开，并正确掌握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当事人一方举证证明了自己的主张时，对方当事人对该项主张进行反驳提出了新的主张的，举证责任就应当转移到该方当事人。如该方当事人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证明，其反驳主张不能成立；该方当事人提出足以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原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证。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担和举证责任的转移等一系列的举证、认证活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从事。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方法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要注意对法律规定的出版者、发行者等的注意义务与过错推定原则的运用。根据著作权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明确规定了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发行者以及某些作品的出租者在经营中负有对其经营的复制品有合法授权以及应当从合法渠道获得负有注意义务。这也就是说，在权利人与前述民事主体发生著作权、邻接权纠纷，证明涉及争议的复制品的合法授权、合法来源获得的举证责任在涉嫌侵权的行为人。如果他们不能证明法律规定的证明事项、未尽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著作权法的该条规定所确立的过错推定原则，对著作权法的实施，对完善著作权纠纷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它将成为法官们手中的有力武器，高效率的追究那些未经合法授权或者从不正当渠道获得并经营侵权复制品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在商标法中也有类似规定，商品销售者对自己商品应当为合法取得和提供商品提供者情况负有注意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赔偿等法律责任。

在日益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从事经营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当建立准确、完整的会计账册。对于那些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又拒不提供其记载因侵权所获利润情况的会计账册或者提供虚假会计账册的，人民法院除了可以查封其账册等资料，依法组织审计外，也可以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推定原告的合理主张成立，不能使侵权行为人逃避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正确审理涉及高新技术等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在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去年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侵犯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要坚持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将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作为侵权行为地，只有在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时，才能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认定为侵权行为地，不能随意扩大侵权行为地的范围。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和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和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涉及其网络服务的他人侵权行为，在其有过错又造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意教唆、帮助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活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关于审理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公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当前审理这类案件应注意的问题，一是对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注册、使用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是要正确适用相关的实体法律。对于被告恶意注册、使用与他人驰名商标或者其他注册商标、域名等相混淆的域名，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构成侵权的，应当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认定。人民法院认定域名注册、使用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的，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注销域名，或者根据原告的请求判令由原告注册使用该域名；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还可以判令被告赔偿损失。三是要注意对恶意的认定。一般来说，被告为了商业目的将他人驰名商标注册为域名的；以高价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该域名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注册域名后自己并不使用也未准备使用，而有意阻止权利人注册该域名的；故意注册、使用与权利人的注册商标等相同或者近似的域名，造成与权利人提供的商品、服务或者原告网站的混淆，误导网络用户访问其网站或者其他在线站点的，应当认定被告主观上具有恶意。关于植物新品种案件的审理问题，目前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审判经验。需要注意的是：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属于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范畴，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予以受理。人民法院审理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时，要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正确确定案件的管辖地法院。由于授予植物新品种权都是经过实质审查的，权利稳定性较高，因此在侵权诉讼中，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向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植物新品种权无效请求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中止诉讼。审理有关植物新品种的合同纠纷案件，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部分的相应规定。

贯彻全面赔偿原则，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损害赔偿额计算问题，一直是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一个难点。当前主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问题。所谓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目的是在最大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利，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恢复或充分地得以满足。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经济上不受损失。同时还要注意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和民事制裁措施。对因证据问题影响确实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选择有利于受害人的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数额。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注意不要适用尚无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承担高于TRIPS协议规定的国际义务。

二是要正确适用新修改的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按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计算赔偿额的方法。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是为使用费的1至3倍，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专利的类别、专利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大小、性质、使用范围、时间等因素予以确定。

一般来说，以不低于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数额（即使用费的1倍）仍然适用较多的专利侵权案件的情况。对故意侵权、侵权情节恶劣、多次侵权等情况，应当按照1倍以上3倍以下的使用费的标准计算赔偿额。对许可使用费本身显失公平的，不宜再按倍数计算，要特别注意防止有的当事人采用倒签合同等办法骗取高额赔偿。

三是法定赔偿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商标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著作权法和商标法针对作为知识财产的著作权、商标权的特殊属性，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即在法律的条文中具体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赋予人民法院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根据侵权情节，依法判决50万元以下的赔偿额。著作权法、商标法确立的损害赔偿制度丰富完善了我国民事损害赔偿制度，该项制度与其他著作权、商标权民事责任形式制度相互结合，必将对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即对那些按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仍无法计算损害赔偿额，而权利人又确实因侵权受到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获利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在5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当前要防止侵权人为了逃避应赔偿的数额，想方设法隐匿、销毁、转移证据，造成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局面出现，达到不实际赔偿的企图。人民法院应当精心审判慎重对待，不能让少数不法行为人的企图得逞。

四是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是否计算在损害赔偿额之内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依法将因调查、制止侵权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损害赔偿数额范围之内，这是贯彻全面赔偿原则的重要体现。这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中都作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专利诉讼的司法解释中也确定了这一原则。

五是律师费问题。对于合理的律师费用能否计算在损害赔偿额范围内的问题，仍应当按照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的精神对进行诉讼的律师费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可以计算在，不是一律计算在赔偿范围中。TRIPS协议并未要求各成员将诉讼中的律师费用一律计算在赔偿范围中，世界上一些实行诉讼律师制度的国家，也不是一律将律师费作为赔偿额考虑。因此认为入世就要将诉讼中的律师费用一律列入赔偿范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是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根据案情，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合理的诉讼中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以弥补权利人的实际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