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安全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1 13:41:30
外卖安全论文篇1
内容提要: 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几乎是所有网络犯罪的源发行为。在网络犯罪已经逐渐开始形成“产业链”的今天，从源头上打击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行为，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传统刑法视野中，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往往会被评价为其他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因而造成了此类行为在定罪量刑上的天然依附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难以定罪和量刑过低的司法困境。考察帮助行为在立法上进行实行犯化的具体模式，将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行为加以独立入罪化是当务之急。
在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必备要素的新时代，互联网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与进步，但是，由于互联网自身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利益载体，因而不断地遭受着黑客们的攻击与破坏。近年来，计算机病毒类型呈现出激增状态，瑞星公司《2008年度中国大陆地区电脑病毒疫情＆互联网安全报告》指出，2008年的病毒数量比2007年增长12倍以上。仅在2008年1月至10月，瑞星公司就截获新病毒样本930余万个，而2007年截获的新病毒样本有91万余个，2006年为53万余个，2005年为16万余个，2004年为6万余个{1}。计算机病毒类型的爆发式增长，严重冲击着网络安全。病毒的激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病毒制造的产业化，而恶意公布甚至有偿出售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安全漏洞，则是病毒“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一环。瑞星公司《2008年度中国大陆地区电脑病毒疫情＆互联网安全报告》指出：“从技术上讲，目前的病毒产业链条由四个部分组成：挖掘安全漏洞、制造网页木马、制造盗号木马、制造木马下载器（病毒下载者）。这些环节形成了分工明确、效率快捷的工业化‘生产线’。”由此可见，挖掘安全漏洞并加以恶意公布和售卖，已经成为病毒“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
一、安全漏洞及其可能引发的危害
计算机病毒之所以能够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计算机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漏洞，这给了计算机病毒以可乘之机。
（一）安全漏洞的概念
顾名思义，安全漏洞，是指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这些漏洞因何而生，需要进行专业上的探究。从专业角度讲，“漏洞是在硬件、软件、协议的具体实现或系统安全策略上存在的缺陷，从而可以使攻击者能够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访问或破坏系统”{2}。由此可以看出，漏洞在本质上是一种缺陷。简单地进行类型划分，此种缺陷又可以细化为3个方面，即硬件缺陷、软件缺陷与协议缺陷。具体来说，硬件缺陷如在Intel penti-um芯片中存在的逻辑错误；软件缺陷如在Sendmail早期版本中的编程错误；协议缺陷如在NFS协议中认证方式上的弱点，在Unix系统管理员设置匿名Ftp服务时配置不当的问题。这些缺陷都可能被攻击者使用，威胁到系统安全，因而都可以认为是系统中存在的安全漏洞{2}。
（二）安全漏洞的性质
“安全漏洞”这一术语，单从表面上看，具有的一定的专业性，不易于理解。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安全漏洞的性质呢？微软中文网站有一段对安全漏洞进行定义的文字，它可以帮助理解安全漏洞的性质：“即使使用者在合理配置了产品的条件下，由于产品自身存在的缺陷，产品的运行可能被改变以产生非设计者预期的后果，并可最终导致安全性被破坏的问题，包括使用者系统被非法侵占、数据被非法访问并泄露，或系统拒绝服务等。我们将这些缺陷称为安全漏洞。”{3}这一定义将微软设计的软件称之为产品，而将微软设计的软件自身所具有的缺陷称之为安全漏洞。由此可见，存在于计算机中的安全漏洞，其本质即为产品缺陷。这种缺陷并非计算机软、硬件的制作者由于疏忽大意遗留下来的缺陷，而更多地属于一种在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应当说，安全漏洞是计算机软、硬件产品所固有的缺陷。安全漏洞的固有性表现为，计算机软、硬件虽然经过研发人员的层层检测，但是，仍然避免不了存在安全漏洞。随着计算机用户的不断深入使用，软、硬件的漏洞会不断地被发现，这些漏洞虽然可以用供应商的软件补丁进行修补，但是，修补之后的系统又会引发新的漏洞。实际上，“安全漏洞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在对安全机制理论的具体实践中发生了错误，是意外出现的非正常情况。而在一切由人类实现的系统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存在实现和设置上的各种潜在错误。因而在所有系统中必定存在某些安全漏洞。”{2}由此可见，安全漏洞的本质是产品缺陷，这种缺陷又具有固有性、隐蔽性、不可避免性。
（三）安全漏洞可能引发的危害
安全漏洞虽然是计算机软、硬件所固有的属性，但是，由于它具有隐蔽性，通常情况下不易被发现与利用。然而，安全漏洞一旦被别有用心的黑客们发现，黑客们就会利用这些安全漏洞，编写有针对性的攻击程序，非法进入用户的个人电脑进行攻击。具体而言，这些黑客的攻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破坏性攻击和窃密型攻击。破坏性攻击是指入侵者利用计算机软、硬件的安全漏洞，对目标计算机的运行程序进行破坏性攻击。这种攻击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为直接对计算机系统自身的破坏；一类为对网络服务的破坏。对计算机系统的破坏，例如，2000年前后出现的只能感染Windows 95/98操作系统的CIH病毒。[1]这种病毒即是一种利用系统的安全漏洞对计算机系统硬件进行破坏的恶性病毒。对网络服务的破坏，例如，最近几年频发的拒绝服务攻击（Dos）与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 {4}，这种攻击的破坏性在于，利用网络协议(TCP协议）自身存在的缺陷，发送大量伪造的TCP连接请求，使被攻击方的资源耗尽，CPU满负荷或者内存不足，从而使被攻击的主机或网络无法及时接收并处理外界请求，或无法及时回应外界请求，造成网络瘫痪。[2]窃密型攻击是指入侵者利用计算机配置的软件漏洞，向用户的计算机植入木马程序，以此盗取用户的私密信息，例如，网银帐号和密码、网游帐号和密码、秘密信息资料等。可以说，安全漏洞是黑客发动攻击所必须依赖的路径，安全漏洞一旦被黑客挖掘并恶意利用，将会对计算机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安全漏洞的挖掘及其后续处置行为的模式
安全漏洞是计算机软、硬件（产品）固有的、不可避免的缺陷，此种（产品）缺陷一旦被发现（挖掘），将成为黑客们进行攻击的导火索，引发不同程度的使网络受到威胁甚至是破坏的安全事件。
（一）关注和挖掘安全漏洞行为的主体
计算机软、硬件作为一种应用产品被研制开发出来之时，安全漏洞必然同时伴生。安全漏洞一旦被恶意利用，就能够给计算机用户的系统安全带来直接的威胁甚至是破坏，因此安全漏洞成为黑客与维护网络安全的专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由此，挖掘安全漏洞的行为也因行为主体与行为动机的不同而具有了不一样的性质与地位。
关注安全漏洞的主体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方面为黑客；另一方面为维护网络安全的专家。黑客们关注和挖掘安全漏洞，是为了利用安全漏洞实施攻击；而维护网络安全的专家们关注和挖掘安全漏洞，是为了在黑客发现安全漏洞之前修复漏洞，使计算机软、硬件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使用，避免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另外，一些普通的计算机用户，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也可以在无意中发现安全漏洞。这一部分主体既可能成为黑客阵营的帮凶，也可能成为维护网络安全专家的同盟，其主体地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已经出现软、硬件厂商的研发人员出于各种目的而私下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
（二）安全漏洞在黑客“产业链”中的作用和地位
挖掘安全漏洞、恶意无偿公布和售卖安全漏洞已经成为黑客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挖掘、发现安全漏洞是病毒制作、传播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没有安全漏洞，就没有病毒传播的空间。挖掘安全漏洞在黑客“产业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黑客行为的最初发展阶段，攻击过程一般都是由黑客个人完成的，即黑客个人自行发现计算机系统的安全漏洞，并针对此项安全漏洞编写病毒程序实施黑客攻击；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黑客行为已经发展为一条庞大的具有明确分工的“产业链”。在这一条黑客“产业链”中，挖掘、发现安全漏洞已经成为独立的一环。一部分黑客专门负责寻找、挖掘、发现安全漏洞，再将发现的安全漏洞提供、售卖给负责编写病毒程序的黑客，甚至是恶意地将安全漏洞公布在互联网上，而“黑客组织购买了漏洞信息后，利用这些信息编写强大的新病毒”{1}，最终实现黑客攻击。从理论上讲，计算机软、硬件的漏洞均可以被黑客挖掘利用，但是，目前被黑客利用最多的则是软件漏洞。计算机软件漏洞已经成为黑客们制造、传播病毒和实施黑客攻击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用户电脑系统中安装的软件存在的漏洞，病毒可以快速的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互联网用户电脑”{1}。由此可见，挖掘、发现安全漏洞在黑客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没有对安全漏洞进行挖掘与发现，黑客们就无法制作可以侵入计算机系统的病毒程序，但是，如果没有对安全漏洞进行公布或者售卖，黑客“产业链”就难以扩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就无法加以无限度地扩张。
（三）安全漏洞被挖掘后的去向分析
安全漏洞被挖掘之后，它的去向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部分为直接提供、售卖给黑客或黑客组织；另一部分为在网上公开披露；一部分为向软、硬件厂商报告。
1．将安全漏洞直接提供、售卖给黑客或者黑客组织
就安全漏洞被直接提供给黑客或者黑客组织这一去向来说，这一部分挖掘安全漏洞的行为人按其对安全漏洞的处理方式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挖掘、发现安全漏洞的黑客直接归属于某一黑客集团，仅为某一固定组织挖掘安全漏洞。这些挖掘安全漏洞的黑客作为黑客集团完成某项黑客攻击行为的参与者，专门为这一黑客集团挖掘安全漏洞，与黑客集团具有隶属协作关系；第二种是挖掘、发现安全漏洞的人员不归属于任何一个黑客集团，而专门以公开售卖安全漏洞为生。“有些黑客专门从系统上寻找漏洞，找到之后就可以到地下交易网站进行出售，最便宜的漏洞也可以卖到数百欧元，高的甚至可达五六千欧元。”{1}（如图1)在此种地下交易中，由于黑客组织先于软件厂商发现并利用了安全漏洞，致使新病毒在软件厂商提供有效的修复补丁之前，便能够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造成危害严重的ODay[3]攻击。[4]另外，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售卖安全漏洞的人员，既可以是黑客，也可以是软、硬件厂商的研发人员。图1：安全漏洞名称和售卖价格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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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System │Bidderer(s) │
├───────────────────┼───────────┼───────────────────┤
│PostgreSQL │PostrgreSQL │Gaskets 600* │
│ │ │Mumps 700 *Gaskets 800* │
├───────────────────┼───────────┼───────────────────┤
│Safesri │Mac0SX │Saunders 300* │
├───────────────────┼───────────┼───────────────────┤
│C A Personal Firewall │Windows XP │Whitehome 300* │
├───────────────────┼───────────┼───────────────────┤
│php Shop #1 │Web application │Betchless 500* │
├───────────────────┼───────────┼───────────────────┤
│VideloLAN VLC │Windows XP │Froissart 700* │
├───────────────────┼───────────┼───────────────────┤
│Symantec Back up Exec │Wndows XP │Bandland 500* │
├───────────────────┼───────────┼───────────────────┤
│SAP MaxDB │I i.mc │nev sky 3000* │
├───────────────────┼───────────┼───────────────────┤
│Free Radius │Linz │folurvita 500* │
├───────────────────┼───────────┼───────────────────┤
│Reo Networks Helix Server │Linux │Whitehome 1000* │
├───────────────────┼───────────┼───────────────────┤
│Php Shop │Web application │Galap 200* │
├───────────────────┼───────────┼───────────────────┤
│Samba │FreeBSD │Groissart 500* │
├───────────────────┼───────────┼───────────────────┤
│Qaiktime │Windows XP │Froissart 500* │
├───────────────────┼───────────┼───────────────────┤
│Cl-AV │Linux │Valeorum 600* │
├───────────────────┼───────────┼───────────────────┤
│IBM DB2#2 │Windows 2000 │Valeorum 1050* │
├───────────────────┼───────────┼───────────────────┤
│IBM DB2 #1 │Windows 2000 │Valeomm 1050* │
├───────────────────┼───────────┼───────────────────┤
│SAP client wlner ability #2 │Windows XP │Valeomm 5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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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安全漏洞报告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加以公布
这种安全漏洞被公开披露的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高速快捷，安全漏洞一旦被公开披露，黑客组织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对安全漏洞加以利用，编写病毒程序，引发网络安全事件；另一方面，安全漏洞的公开披露，也加速了软件厂商研发安全漏洞补丁的进程，可以减少黑客攻击行为的威胁与危害。网络资源的共享性与即时性，使得安全漏洞在互联网中的公开披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一旦安全漏洞被公开披露，就只能寄希望于软件厂商的研发人员能够在黑客进行黑客攻击之前，编写出修复补丁，以避免爆发大规模的网络安全事件。
3．将安全漏洞报告给软件、硬件的生产厂商
就安全漏洞报告给软、硬件厂商这一去向来说，这一部分挖掘安全漏洞的行为人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软、硬件厂商内部的研究工作人员。这部分研究人员专门负责检测和挖掘软、硬件厂商开发的软、硬件产品中的安全漏洞，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后，再将此漏洞信息秘密报告给软、硬件厂商，厂商再针对漏洞信息，提供修复程序，通过自动更新或者公告的形式让用户安装最新版本，消除安全威胁{1}；二是使用计算机的普通用户。这些普通用户没有为软、硬件厂商提供安全漏洞信息的职责，但是，他们却自愿地为软、硬件厂商提供他们发现的安全漏洞信息。以微软公司为例，该公司每年都要处理成千上万份安全漏洞报告{3}。在这些报告中，经过微软公司研发人员的仔细甄别，确实发现了存在于微软产品中的安全漏洞，使得微软公司可以在第一时间修复相关漏洞的更新信息，消除网络安全威胁。
三、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将安全漏洞报告给软件、硬件的生产厂商，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合法行为，属于一种“善意”报告行为，此种行为不是刑法评价的对象。但应当思考的是，无论是黑客还是普通用户，也不论是软件、硬件的设计人员还是其他人员，如果在发现安全漏洞之后，将安全漏洞直接提供、售卖给黑客或者黑客组织，或者将安全漏洞报告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加以恶意公布的，应当如何评价？
（一）利用安全漏洞的网络黑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众所周知，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数以亿计的计算机用户都在利用计算机存储、处理重要资料；几乎所有的公司企业都在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处理每天的业务信息甚至商[3]May泛指所有在官方该作品之前或者当天。它主要涵盖了影视、软件、游戏、音乐、资料等方面，由一些特别小组以一定的格式打包的数码内容。网络安全意思上的May就是指一些没有公布补丁的漏洞，或者是还没有被设计发现的漏洞进行攻击的工具。由于这种利用漏洞进行攻击的程序对网络安全具有巨大威胁，因此ODay也成为黑客的最爱。业机密，而全球各大银行的金融结算和汇兑业务如果离开计算机和网络将会顿时瘫痪掉；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利用着计算机和网络，甚至利用其存储和处理重要的公民信息或者国家机密……可以说，计算机和网络已经承载了人类社会巨大的利益，这也注定了黑客对计算机和网络的攻击行为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例如，“ 1995 -1996年，一个来自阿根廷的黑客利用国际网络进入美国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并由此进入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和其它国防设施、国家宇航局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网络。这些系统中保存有飞机设计、雷达技术、卫星工程等敏感研究信息。而美海军无法确认究竟哪些信息被偷窃或泄漏出去，更无法估计损失究竟有多大。”{5}
现实中，黑客的网络攻击行为有很多种方式，例如，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攻击、利用网络系统漏洞进行攻击、进行解密攻击、利用后门软件进行攻击等，其中，利用计算机安全漏洞是重要的黑客攻击手段之一{6}。而利用安全漏洞实施的网络黑客行为又可以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1)直接对计算机系统和正常的网络连接造成损害，使计算机数据丢失、损坏等，或者使网络服务器瘫痪，网络连接中断；(2）通过黑客的攻击行为，非法获取或者篡改重要信息，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目前，大量存在着利用安全漏洞直接攻击、控制或者损害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黑客攻击。客观地讲，“电脑病毒中最疯狂的是什么呢？答案当属木马病毒。黑客们疯狂地利用漏洞向网民发起挂马攻击。”“近日，瑞星公司《2009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地区互联网安全报告》，上半年瑞星‘云安全’系统拦截到的挂马网页数累计达2.9亿个（第一季度为1.9亿，第二季度为1亿），共有11.2亿人次网民遭木马攻击，平均每天有622万余人次网民被挂马网站攻击。”{7}利用安全漏洞进行的攻击是极为普遍的，瑞星公司曾于2009年7月23日“向网民发出警告：Adobe公司的流行软件Flash爆出严重漏洞，该漏洞影响所有版本的Flash、PDF程序。据介绍，用户打开含有该漏洞的PDF文件以及Flash文件后，电脑会自动下载大量盗号木马。该漏洞是针对Flash以及含有Flash的PDF文档进行攻击，它不仅限于Windows系统、IE浏览器，而且linuxFirefox等操作系统及浏览器也可能遭到侵害。由于Flash技术在大量网页和文档中被应用，此漏洞危害极大”{7}。
相对来说，利用安全漏洞实施的非法获取、篡改数据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黑客获得或者篡改的各种信息可能涉及个人的电子货币账户、银行账户、企业竞争资料、商业秘密甚至国防机密等，一旦非法使用或者篡改此类信息，将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目前，黑客已经变得越来越贪婪。病毒编写者不再单纯炫耀技术，获取经济利益几乎成为他们编写病毒的惟一目的，‘偷’、‘抢’、‘骗’已经成为目前计算机病毒的主要特征。”{8}例如，网购已经成为“假日新经济”的主要力量，而黑客们往往会在假期开始大面积作恶，用户一旦点击登录到含有恶意代码的网页时就会感染病毒，病毒通常会下载多个木乌程序，其中大部分是盗号木马，盗窃目标基本包括当前主流的网络游戏、网银账号密码等，从而给用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9}。2004年4月21日，台北市警方侦破首宗网络银行欺诈盗领案，案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无意间发现玉山银行的支付系统eCoin (玉山银行合法发行的“网络新台币”，）“便利付”的漏洞，于是，通过购买大量信用卡资料，由网络转账从中盗领，初步估计银行损失数百万元{10}。2007年7月，一位名叫王立科的网络黑客偶尔发现“剑侠情缘网络版2”的系统存在漏洞，便在几个月内与人合谋成功盗取大量虚拟货币，然后低价盗卖，致使北京金山数字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损失近700万元{11}。
一般来讲，利用计算机安全漏洞实施的单次黑客攻击行为就可能造成非常大的损害。而网络具有无限的延伸性，一个黑客可以面对数以亿计的计算机，因而一台计算机也往往要承受成千上万个黑客的威胁，因此出现的客观结果就是网络攻击行为横行。据统计，早在1995年，美国国防部系统的网络计算机在一年之内就遭受到25万次不同身份入侵者的袭击{5}。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利用安全漏洞实施黑客攻击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而实际上，这种网络攻击行为泛滥的背后往往会存在着另外一种令人关注的行为，即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
（二）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使黑客行为的危害性被无限放大
利用安全漏洞实施的黑客攻击行为具有极为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此种攻击行为得以实施的前提是已经挖掘、发现了相应的计算机和网络安全漏洞。如果由黑客亲自挖掘安全漏洞，然后再利用此类漏洞实施攻击，那么此种黑客攻击行为不仅周期长，而且攻击者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发现安全漏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而安全漏洞的恶意公布、售卖行为，尤其是恶意公布行为则使得黑客攻击的危害性无限放大。在传统的产业结构中，分工的细化和信息的共享必定产生数倍、数十倍的制造能力。同理，如果在网络上公开安全漏洞，则会因为网络的无限延伸性和黑客分工的日益细化，而使得针对于该漏洞的计算机病毒的制造和传播能力成千上万倍地剧增。
现实中，恶意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时有发生，并日益显示出非常大的危害性。据世界著名的反病毒机构卡巴斯基实验室提供的消息，一名发现Windows Meta File(WMF，视窗中介文件格式）安全漏洞的俄罗斯黑客于2005年12月初在网上叫卖该安全漏洞后，在一周内就发现了上千条针对该漏洞的恶意代码，而安全机构直到12月27日才发现该漏洞{12}。相比之下，免费恶意公布安全漏洞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因为没有交易行为的阻却，安全漏洞在网络上的传播会更加迅速、更加广泛，甚至导致数以万计的黑客利用公布的漏洞实施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行为。据瑞星公司统计，“从2004年4月14日LSASS ( Local Security Authority Subsys-tem Service)溢出漏洞（MSO4-011）被公布到5月1日利用此漏洞进行破坏的震荡波病毒（Worm Sas-ser）出现仅仅用了短短17天”{13}。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黑客攻击和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2009年4月30日，国内安全研究者公布暴风影音ActiveX远程溢出漏洞。5月1日，网络上即出现了针对该漏洞的大量可疑恶意脚本。” “2009年2月，Adobe两款产品相继爆出零日漏洞（ODay)，Adobe Acrobat和AdobeReader存在PDF零日漏洞。利用该漏洞的恶意代码和详细的技术分析，已经在互联网上被公开，并被广泛转载。通过被公开的技术资料，黑客能够轻易利用该漏洞传播各类恶意软件。”{14}
可见，此种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使得黑客的攻击行为不仅在数量上无限地增多，而且在攻击的时间上也大幅度地提前，从而使黑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被无限地放大。而此种被无限放大后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凸显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作为黑客攻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使其具有了超过单次黑客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此外，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清晰地显现出来：研究人员公布的攻击代码或者安全漏洞正将更多的系统、数据库和人员置于“险地”。有的计算机安全专家表示，从被公布到被攻击之间的时间正在缩短，如果漏洞公布缺乏统一和规范的流程，研究行业很可能起到助长网络犯罪的作用{15}。也就是说，同时提出补救措施的善意公布安全漏洞的行为也会客观上促进网络犯罪的蔓延，就更不用说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对网络世界的巨大冲击了。
（三）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入罪化的必要性
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因为无限放大了黑客攻击行为而使其本身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此种危害性必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在社会各个方面使用的更加普遍化和深入化而得到凸显，在这种形势下，应当将此类行为加以入罪化处置。
不可否认，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客观上给相关硬件、软件的生产商指出了产品的缺陷，也因此会在客观上促进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但是，此种轻微的积极作用与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还有善意公布安全漏洞的行为存在可以改进软、硬件的不足。甚至极端地说，假设只有一个或者若干个恶意行为人挖掘到相关安全漏洞，如果不向社会公众公布或者售卖，那么该漏洞就不成其为漏洞，就没有必要制定相关的安全补丁了。
综上所述，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往往比单次黑客攻击行为的要高无数倍，或者说单次黑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仅仅是其危害性的一部分，对于此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网络行为，民事手段甚至行政手段总是显得那么无能为力：(1)不仅民事赔偿没有惩罚的功效，而且当事人也面临着巨大的举证困难，因为要让当事人证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2）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人，要么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技术能力，要么是为了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而网络行为的隐蔽性使得行为人在面临这种难以被发觉而且相对较轻的行政处罚时没有丝毫怯意。因此，即使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也必须动用刑罚的手段才能有效遏制此种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安全漏洞恶意公布、售卖行为。
四、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行为的司法困境及其原因
根据现行的刑事立法，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并不构成单独的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惟一可行途径，是将其作为后续网络犯罪行为的帮助行为加以处置。换句话，就是将其作为他人利用安全漏洞所实施网络犯罪的帮助犯进行定罪处罚，这就是现行刑事法律提供的人罪化途径。然而，即使这一处置模式，运用起来也是障碍重重。
（一）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司法困境：不处理或者量刑过低
现实生活中，利用安全漏洞实施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十分常见，有些案件会因为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司法观念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多起作为犯罪处理的案件。例如，2004年12月，祁建编制了一套截取“传奇”网络游戏用户虚拟设备的cmcc木马程序，并将该cmcc木马程序发送给被告人陈珲等人。陈珲为了窃取“传奇”网络游戏用户的虚拟装备进而牟取非法利益，雇佣曾涛非法入侵金华市公安局网吧管理系统的网站，将cmcc木马程序加入其中，致使大量在各网吧内上网的“传奇”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密码被截取。陈珲利用截取的账号、密码大量盗取“传奇”网络游戏用户虚拟装备，并通过交易网站牟利。该案所盗取的网络游戏账号至少有十几万个，涉案金额近百万元，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认定各位被告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系共同犯罪，其中判处的最长刑期为1年零6个月{16}。又如，2006年张乾、刘林和戴觐播3名“黑客”在异地利用系统漏洞，突破防火墙，在近2个月内先后侵入成都两家网络公司网站大肆盗取各类游戏点卡并低价卖出，获利达1.68万元。2007年，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以盗窃罪判处张乾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刘林、戴觐播2人因有从轻情节则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和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各处罚金2000元{17}。再如，“2008年初开始，张某与同伙利用‘黑客’手段，获取了重庆市两家科技公司的账号和密码，盗得久游币、联众币和魔兽点卡价值14万余元，并在淘宝网上低价出售，截至案发，共获利8911.2元，2009年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黑客’张某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18}
在上述3个案例中，司法机关都对相关的黑客行为进行了刑法评价，对涉案黑客判处了相应的刑罚，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遗憾的是，都没有进一步去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即黑客实施网络攻击时利用的安全漏洞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些安全漏洞不排除被恶意公布、售卖的可能性，那么对这种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为什么不进行追根问底式的追查并且定罪处罚呢？可以说，在包括这3起案件在内的几乎所有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案件中，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都没有作为犯罪处理，司法机关也是从来不对其予以关注和过问的。
但是，即使司法机关本着负责的态度通过各种努力或者完全是巧合般地找到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人，并且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也只能导致一种结果：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作为黑客攻击行为的帮助行为，对行为人按照黑客犯罪的从犯定罪量刑，进而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本着朴素的正义观，我们会发现此种模式会导致明显的不公平：前面已经提到，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与单次的黑客攻击行为相比具有超出无数倍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单单通过某次黑客攻击行为对其进行“帮犯”型的刑法评价，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而且对于打击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恶性行为也是力不从心的。
（二）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司法困境的原因反思
既然现行刑事法律提供了对此类行为加以刑法评价的途径，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这一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进行处理，或者即使处理也量刑过低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不进行处理的原因之一：将其作为帮助行为有时无法被认定为共犯
有学者在评论案例时指出：“2005年8月，犯罪嫌疑人陈某通过向福建的刘某等人出售‘网银大盗3’恶意代码获利数万元，刘某等人随后通过传播该恶意代码盗取上千个工商银行的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并窃取大量资金。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陈某制作、贩卖用于盗窃网络银行账号的恶意代码的行为，无法定罪处罚。”{19}一般认为，网络空间中帮助犯的故意仅限于直接故意，那么如果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作为后续实行犯罪的帮助行为，将很难被认定为共犯：因为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人虽然在公布、售卖安全漏洞方面是恶意或者直接故意的，但是对于后续的黑客犯罪往往只是一种盖然性的认知。行为人对于具体黑客犯罪—虽然不排除持积极追求的态度—一般也只是持放任的态度，即在主观方面大多是间接故意，那么对于大多数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是很难进行定罪处罚的。
2．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原因之二：利用该漏洞的网络攻击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
我国实行二元的法律结构，即对违法行为划分为刑事违法和非刑事违法（一般违法），在这种二元立法结构下，往往根据有没有“实害”乃至“严重程度的实害”把犯罪与一般违法严格区分开来{20}。在总则方面，《刑法》第13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分则方面，很多犯罪都存在着反映危害程度的定罪情节。例如，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中，都规定了“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定罪情节，如果没有达到这些情节，即使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也不作为犯罪处理。
在虚拟世界里，利用安全漏洞实施黑客攻击的行为大量存在，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没有达到犯罪程度的，司法机关无法从刑法角度对此类行为进行评价，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这种法律现状间接地造就、支持了无数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行为，由于只能作为此类行为的帮助行为进入刑法的评价视野，这直接导致司法机关也无法对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进行刑法评价。这是真正的司法困境所在。
3．不进行处理的原因之三：侦查取证困难
虽然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人对后续黑客网络犯罪大多持间接故意，但是仍然存在持直接故意的行为人，那么为何没有出现行为人被作为帮助犯处理的案例呢？此外，共同犯罪的理论通说认为，帮助犯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帮助犯明知他人准备犯罪或者正在犯罪，而对其进行帮助的，就构成帮助犯，而无论帮助者是否知道具体犯罪性质、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对象等。这一学说也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的通说{21}。如果按照此种通说理论，大部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因为构成后续黑客犯罪的帮助犯可以被追诉，但这就更加令人疑惑，为何至今也没有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进行处理的案例呢？经过分析可以发现，这里存在着更为重要的理由，即在对作为黑客犯罪帮助犯的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进行定罪处罚时，存在巨大的侦查取证困难。
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利用该漏洞实施的黑客攻击行为被认定为犯罪，所以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侦查取证的困难，首先是因为对黑客行为的侦查取证方面。利用安全漏洞的黑客犯罪行为可能包括几乎所有的网络犯罪，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类型，对其展开调查取证要克服很多困难：第一，网络犯罪发生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无传统刑法上的“犯罪现场”之说，黑客犯罪分子可能跨省，甚至跨国实施犯罪行为，这就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展开联合行动才能奏效，这就使公安机关的反应变得迟缓，从而错失良机；第二，网络犯罪具有极大的隐蔽性，犯罪分子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无线延伸性隐藏自己，例如，利用网吧等实施攻击，司法机关很难找到线索；第三，对网络犯罪的侦查过程就是与犯罪分子展开一场围绕着计算机技术进行的较量过程，由于网络犯罪所涉及的领域广、技术要求各异，而侦查人员很难掌握其全部技能，这客观上也增加了网络犯罪的侦查难度与取证难度{22}第四，电子证据易于损坏，不宜提取，往往在保存之后存在取信于法庭的困难{23}。所以，大部分网络犯罪难以被追诉，甚至难以被发现，“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计算机犯罪侦查队估计，85%－97％的计算机侵入犯罪没有被发现，犯罪黑数非常大”{22}42-46，在我国当前很难找到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形势肯定不容乐观。如果这种作为实行行为的黑客攻击网络犯罪行为没有被发现，或者即使被发现但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让法官采信的话，那么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危害行为就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即使颇费周折地收集到了从事攻击行为的黑客的犯罪证据，也会碰到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需要找到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人并且证明其实施了该行为；此外，还要证明其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与后来的黑客网络攻击行为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联系等。这一系列问题都让司法机关的侦查行为举步维艰，司法机关往往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调查和取证，或者即使有足够的精力也很难在侦查阶段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在客观上导致司法机关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危害行为很少在刑法层面上对其进行处理。
4．作为犯罪处理时往往量刑过低，其直接原因是受制于从犯制度
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和我国刑法典的体例，犯罪的实行行为是由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而其他犯罪行为只能依托于实行行为，进而根据共同犯罪制度进行定罪处罚。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如果没有触犯特定的刑法分则条文，例如，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等，就只能依托相关的刑法分则罪名按照非实行犯处理。实际上根据其行为特点，一般只能将其作为帮助行为，即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人作为特定实行犯的帮助犯予以定罪处罚。
现行《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从理论上讲，虽然帮助犯没有被排除认定为主犯的可能性，但是一般情况下，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帮助犯会被认定为从犯，进而在从犯制度的制约下，对于此种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只能作为网络黑客犯罪的从犯，对其从宽处罚。
（三）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陷入司法困境的本质原因：作为帮助犯的障碍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目前打击网络犯罪的压力的确很大，但是现行刑事立法不能适应信息技术和网络发展的特征规律，明显滞后，不能为公安机关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19}。综合上述4种直接原因可以发现，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即使作为犯罪处理也处刑较轻，其根本原因是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此种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能作为相关网络犯罪的帮助犯来处理：(1)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作为相关网络犯罪帮助犯，导致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不仅必须证明相关网络犯罪的存在，而且必须证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也存在。这就使该行为的定罪面临两大难题，即实体方面上主观的间接故意阻却共犯的成立，以及诉讼方面要面临巨大的侦查取证困难。如果不把其作为相关网络犯罪的帮助犯，那么上述诉讼中的侦查取证难题就基本上不复存在了。(2)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作为相关网络犯罪的帮助犯，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只有作为实行行为的某种相关网络黑客行为构成犯罪，该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而在现实中，大量利用安全漏洞实施黑客攻击的行为没有达到入罪的程度，从而导致引发黑客违法行为的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被阻却在刑法评价范畴之外。(3)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作为相关网络犯罪的帮助犯，即使可以作为犯罪处理，也会在量刑上受制于从犯制度。换句话说，即使通过复杂艰难的诉讼程序证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构成犯罪，但是在从犯制度下，对于实施该行为的犯罪分子也只能作为相关网络犯罪的从犯定罪并且从宽处罚，进而导致刑法评价的不公平。
五、恶意公布、售卖计算机安全漏洞行为入罪化的模式
通过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司法困境之分析，可以发现一种有效遏制此种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行为的途径渐渐明晰起来，即通过“共犯行为的正犯化模式”，将此种行为直接独立入罪，规定为一种独立犯罪的实行行为。
（一）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应当“实行犯化”
笔者认为，在当今网络时代，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应当“实行犯化”，这不仅是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网络背景下刑法转型的必要措施。
1.“实行犯化”的功利性依据：摆脱作为帮助犯的入罪依附性
既然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作为后续性黑客犯罪的帮助犯的刑法评价模式是导致其刑事责任无法落实的本质原因，那么寻找对该行为进行公正刑法评价的出路就只能是在刑事立法上让它摆脱对帮助犯的依附。笔者认为，这一途径就是帮助行为的“实行犯化”，即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直接独立化入罪，直接规定为一种独立犯罪的实行行为而进入刑法典。这样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1)利用安全漏洞的具体后续黑客犯罪是行为不再成为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具体内容，行为人无论对后续具体黑客犯罪是积极追求还是放任甚至过失，都可以对其按照“实行犯化”后的独立犯罪定罪量刑；(2)司法机关不再需要对后续黑客犯罪行为的存在，以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和该后续黑客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极大地便利了诉讼，避免了刑法的虚设；(3）即使后续的黑客攻击行为不构成犯罪，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也可以按照“实行犯化”后的独立犯罪进行定罪处罚；(4）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人直接按照“实行犯化”后独立犯罪的法定刑量刑，不再受从犯制度下的量刑制约问题。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做犯了一个错误，即为了追求效率而简化诉讼，却使得实体正义也被消减。其实这是不必担忧的，因为：第一，实体正义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需要程序正义的支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辩证统一的，“及时，亦即效率的要求。这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价值，它的基本含义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如期处理案件，避免久拖不决。很多时候，正义是跟一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正义不能及时‘运送’，有时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大打折扣。高效及时运行的司法程序不仅缩短当事人的诉讼时间，还节约国家和个人的司法成本，也有利于堵塞漏洞、防止司法腐败”{24}。第二，传统刑法理论和行为无价值理论允许行为犯的存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重视对犯罪主观方面和行为危险的评价，譬如，现行《刑法》总则中规定了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制度，另外，《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大量的行为犯、情节犯、危险犯，例如，强奸犯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犯罪。而“一般认为，行为无价值论主张违法的本质是违反刑法背后的社会伦理规范”{25}，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来说，它本身就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险，应该受到社会的否定性评价。此外，行为人也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因此从鱼水情节犯甚至行为犯的层面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并不违背实体正义。
当前，安全漏洞的恶意公布、售卖等许多新问题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深入逐渐显露出来，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网络违法犯罪之势愈演愈烈，而计算机犯罪难发现、难捕捉、难取证，难定性，完善计算机领域的法律、法规仍然任重道远{26}。因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计算机和网络犯罪的立法问题。基于诉讼效率和刑法司法适用的现实性需要，有必要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进行“实行犯化”。
2.“实行犯化”的本质依据：帮助行为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实行行为
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自身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此种危害往往是利用该漏洞实施的单次黑客攻击行为无法达到的。2009年2月，“瑞星发出了2009年度首个红色（一级）安全警报，由于针对IE7新漏洞（MS09-002）的病毒攻击代码在网上公布，导致利用该漏洞的新木马病毒大量出现。根据瑞星‘云安全’系统的统计，受新木马病毒的暴增影响，仅在2月19日就截获了高达866万人次的挂马网站攻击，相比前一天增加了一倍。瑞星‘恶意网站监测网’显示，近日，利用该漏洞的挂马网站拦截量直线上升，已升为目前危害最严重的漏洞。”{27}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安全漏洞在网络上被公开恶意售卖尤其是被恶意公布后，往往会有数以万计的网络黑客立即投入相应计算机病毒和专门侵入、非法控制软件的研制中。这种高效的运作会产生巨大的“创造力”，无数种病毒会迅速产生，基于各种目的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疯狂攻击也会接踵而至。可以说，一次对安全漏洞的恶意、售卖行为可能会促成上万次甚至上百万次的黑客攻击行为，在这种整体的社会危害性面前，其中一次的黑客攻击行为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基于司法的惯性等因素，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往往被评价为黑客网络攻击犯罪行为的帮助型从犯，因而导致对于行为人的处罚往往会远轻于实施黑客攻击行为的实行犯；但是，如果由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造成、引起的数起甚至数十起网络黑客攻击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同时追诉，那么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人所受的刑罚就可能大于单次黑客犯罪行为人所受的刑罚，此时，就不会再存在从犯制度的制约问题，似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人得到了应有的刑罚制裁，在此种情况下，还会存在刑罚评价不全面和量刑过低的问题吗？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其理由是：(1)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导致其很难被发现，而一次安全漏洞恶意公布、售卖行为引起的数起乃至数万起网络犯罪同时被发觉的可能性近乎等于零；(2）即使数起乃至数万起网络犯罪被同时发现，仍然会有因恶意公布、售卖同一漏洞引起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其它黑客攻击行为被深深地隐藏起来。这就说明，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作为帮助行为予以定性，仍然存在明显的刑法评价不足和量刑过低问题。因此，对于此种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实行行为的情况，惟有将帮助行为直接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对其单独进行刑法评价并设定独立、适当的法定刑，才能做到量刑均衡。
（二）帮助行为“实行犯化”模式的实证法考察
刑法分则并不是各种条文的的简单累加，而是一个由规定各种具体犯罪的条文按照犯罪类型组成的有机整体。那么，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实行犯化”应当如何在刑法分则中实现呢？观察我国现行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可以发现帮助行为实行化的基本模式有以下几种：
1．紧挨实行行为条文在同一类罪中规定为独立犯罪
在刑法分则中，很多帮助行为“实行犯化”是采用这种模式的。例如，《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实质上是组织卖淫行为的帮助行为，在现行刑法典中被“实行犯化”后规定为独立的犯罪；再如，经《刑法修正案（七）》修正后的《刑法》第285条第3款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认真分析可以发现，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帮助型行为，但是在这里被“实行犯化”为独立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犯罪。
此外，某种类罪之下若干种具体犯罪的帮助行为也可以被“实行犯化”为一种独立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07条规定：“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实施本章第102条、第103条、第104条、第105条规定之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行为实质上是背叛国家等6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帮助行为，在现行刑法典中被“实行犯化”为独立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犯罪。
在此种模式中，被“实行犯化”的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被规定在同一类罪名之下，两者针对同一犯罪客体，在法益侵害性上具有同质性，在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上是一种并列关系，在适用上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在定罪量刑时直接适用“实行犯化”后的独立犯罪及其罪名，不再适用《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对这种犯罪的帮助行为“实行犯化”有以下合理性：(1)实现对帮助行为的刑法直接评价，即使由于某种具体情形导致了实行行为自身不够成犯罪，也可以对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帮助行为定罪处罚；(2)在立法上对帮助行为直接规定法定刑，从而对司法权进行一定的限制，避免量刑畸轻。
但是，此种“实行犯化”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司法适用的时候，往往仍然是在将其作为特定类型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层面上进行犯罪事实认定，因此，在证据的搜集和举证程序方面并没有得到简化；另一方面，这仅仅是对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具体犯罪的帮助行为的“实行犯化”，因此，如果实施其它类似犯罪的帮助行为，就难以适用这一“实行犯化”后的罪名去单独定罪。例如，只有为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提供帮助的，才能适用《刑法》第358条规定的协助组织卖淫罪；为他人实施强迫卖淫罪提供帮助的，就无法套用独立化后的新罪名进行评价。
2．跨越实行行为类罪规定为独立犯罪
此种帮助行为的“实行犯化”模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中的帮助行为在“实行犯化”前是作为实行犯的帮助犯形态出现的，但是一旦被“实行犯化”，似乎就与原来的实行犯脱离了实质上的共犯关系。例如，我国《刑法》第128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犯罪，即“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依法配置枪支的人员，非法出租、出借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有的学者根据刑法的体系解释得出了以下结论：“行为人明知他人使用枪支实施杀人、伤害、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而出租、出借枪支给他人的，与他人成立相应犯罪的共犯。”{28}根据这一结论，似乎这种情况并不适用该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作为故意杀人、伤害等犯罪帮助行为的非法出租、出借枪支行为并不是《刑法》第128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行为。笔者认为，仅从该条文看，行为人出租、出借枪支，不但可以基于为他人提供非犯罪使用的目的，而且可以基于对结果放任的心态，更可以基于为他人提供犯罪使用的目的。如果行为人明知他人使用枪支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而依然出租、出借枪支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同时构成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犯罪（帮助犯），根据想象竞合犯理论，对其择一重罪处罚。一般会认定为“与他人成立相应犯罪的共犯”，这样在逻辑上才是合理的。所以在该种情形下，该条款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实质意义上就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只不过被立法者“实行犯化”了。当然跨越类罪加以“实行犯化”后，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犯罪就具有了独立的内涵，它不仅可以作为众多具体犯罪的帮助行为，而且还包括基于非犯罪目的而出租、出借枪支的行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之所以要将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实行犯化”为独立的犯罪，很可能是考虑到非法出租、出借枪支行为的目的不限于为他人提供犯罪帮助，它本身就具有独立的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区别于后续犯罪的特殊的法益侵害性—危害枪支管理秩序和公共安全—需要刑法对其进行单独评价。此外，这也使得特定情况下对该危害行为的追诉更加便利，因为在无法证明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目的是为其他犯罪行为提供帮助时，也可以对其进行追诉，这种诉讼的便利其实是公平正义的要求。
可见，把实质上的帮助行为跨类罪“实行犯化”为独立的犯罪，是现行刑法典的已有模式。很明显，这种帮助行为“实行犯化”模式的优点是：（1)已经完全脱离实行行为对于帮助行为进行刑法评价，这种“实行犯化”后的帮助行为已经独立为较为纯粹的实行行为，从而真正实现对帮助行为的单独评价；(2)诉讼便利，极大地缩短了刑事证明的因果链条。
需要指出的是，刑法典中上述两种帮助行为的“实行犯化”模式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在针对某种具体帮助行为加以实行化时，存在适合与否的问题。
（三）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独立人罪化的模式
在对于帮助行为的“实行犯化”模式进行实证考察之后，综合考虑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特性和推动其实行犯化的因素，可以看出，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实行犯化应当采取下列模式：
1．跨越各种黑客犯罪规定为独立犯罪
如前所述，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使得黑客的攻击行为不仅在数量上无限地增多，而且在攻击的时间上也大幅度地提前，导致黑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被无限放大。而此种无限放大的社会危害性不仅凸显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作为黑客攻击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使得它具有了超过单次黑客行为的独立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另外，利用公布或者售卖的漏洞进行网络攻击的单个黑客行为可能因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但是，由于网络的无限延伸性和开放性，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所造就、引发的网络病毒和网络恶意攻击行为在数量上却是巨大的，这更加说明了它具有黑客犯罪之外的独立社会危害性。这种独立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很广泛的外延，它不仅是单次黑客犯罪无法包容的，也是利用安全漏洞实施的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犯罪、盗窃犯罪等某一类网络黑客犯罪无法包容的。例如，一次安全漏洞恶意公布行为可能会导致无数起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和网络盗窃犯罪等各种网络黑客犯罪行为，这就排除了适用第一种模式的正当性。另外，第一种模式也无法解决侦查取证和刑事司法证明极为困难的司法难题。而采用第二种“实行犯化”模式，即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跨越各种黑客犯罪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显然是可取的，这不仅实现了对具有较大独立社会危害性的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漏洞行为的全面准确评价，而且也大大地简化了刑事司法证明，使刑事诉讼能够真正得以进行。
如果采用第二种“实行犯化”模式，那么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即应当规定在哪个章节呢？计算机和网络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以独特的方式承载巨大的社会利益，同时相关的计算机和网络犯罪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日益剧增，除了与计算机有关的传统犯罪以外，计算机和网络犯罪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具有独特的犯罪客体，需要刑法在该独特犯罪客体层面上进行单独评价，即需要将计算机和网络犯罪刑事法规单列为一章增加到原刑法典中去，法国和俄国就是采用这种立法模式{29}。所以，笔者认为，应设立单独的“计算机和网络犯罪”章节，并且把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规定于其中。
2．规定为情节犯且法定刑不宜太高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刑法》分则规定的既遂犯可以分为行为犯、情节犯、结果犯等犯罪类型，那么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应当规定为何种类型的犯罪呢？
前文已经指出，该行为“实行犯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是诉讼便利的需要，即通过该行为的“实行犯化”，免除司法机关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证明责任。如果采用结果犯的犯罪类型，司法机关同样很难克服由此带来的侦查取证和证明难题，达不到诉讼便利的目的，所以“结果犯”的模式不可取。此外，“在现实中，犯罪并不是那么容易威慑的，要威慑所有无效率的犯罪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29}。在当今社会，由于各种原因，网络犯罪非常猖撅，已经成为了普遍存在的现实，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的行为也不例外。为了缩小刑法的打击面进而发挥刑法的效用，有必要设置一定的犯罪“门槛”，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都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公布的只是轻微的安全漏洞，利用其从事的网络黑客行为就不能对计算机和网络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也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没有必要把其划定在犯罪圈之内。综上所述，在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的“实行犯化”而独立入罪之时，将其设定为“情节犯”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法定刑的设置，需要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进行考量。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一般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对网络安全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仅仅以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为依据，基于计算机和网络承载的抽象社会利益受损而适用重刑（尤其是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是非常草率的。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的最高法定刑也只有7年有期徒刑，因此，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加以“实行犯化”和独立入罪后的法定刑不宜太高，以有期徒刑为限。如果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导致极其恶劣的黑客犯罪，例如，数额特别巨大的网络盗窃犯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又如，利用国防网络系统的安全漏洞实施的为境外窃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犯罪并且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可能判处死刑），那么完全可以运用想象竞合犯理论，根据“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则，认定为盗窃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国家秘密、情报罪而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四）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独立入罪化之前的司法对策
“由于立法程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的影响，有效率的结果并不必然出现，但是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淘洗，以及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在立法制度、程序、内容上的相互影响，有效率的法律原则、制度总会更容易产生。”{30}88但是，任何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实行犯化”也是如此。该行为可能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以黑客犯罪帮助犯的形式出现于法律上。虽然刑事立法有缺陷，但是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必须在刑事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定罪量刑，并且要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尽可能做到刑事判决结果的公正。
在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独立入罪化之前，司法实践中在处理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时，往往会出现无法入罪或者量刑过轻的问题。笔者认为，为了尽可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守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以下对策：第一，如果对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在网络黑客犯罪帮助犯层面上无法入罪，那么就要考虑其他入罪视角，例如，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等；第二，如果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在网络黑客犯罪帮助犯层面上能够入罪，那么在量刑时只能“从轻”处罚，不能“减轻”更不能“免除”处罚；第三，如果对于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具有对黑客犯罪教唆的刑法解释余地，那么就应力求按照相应犯罪的教唆型主犯处理；第四，如果恶意公布、售卖安全漏洞行为引起的黑客攻击行为危害重大公私财产或者重大公共利益安全，那么就要进行扩张解释，在恰当的时候可以考虑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
【注释】
[1]该病毒发作时，硬盘一直转个不停，所有数据都被破坏，硬盘分区信息也将丢失，甚至可能破坏某些类型的主板的电压，改写只读存储器的BIOS。
[2]2009年5月18日，我国江苏、安徽、广西、海南、甘肃、浙江等省份出现的罕见的断网故障，即为针对网络服务进行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现实案例。
参考文献
外卖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信誉 保障 网上交易
一、引言
20世纪末出现的电子商务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购物的方式，极低的交易成本，扩大的市场范围吸引了大量的买家和卖家是电子商务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传统市场，网上交易市场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对称性。Akerlof（1970）那篇著名的“lemons markets”文章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会出现逆向选择，最后市场可能会彻底萎缩甚至消失。当然现实中信息不对称通过法律和制度，可置信承诺，品牌或信誉等得到了部分解决。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网上交易市场主要通过信誉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如保障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
二、研究综述
著名的eBay和国内的淘宝都发展出了相应的信誉系统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誉系统将传统理论研究中的声誉量化为一些具体的指标，因此利用声誉系统的数据分析声誉的作用变得更为直接和容易理解，因此网上交易市场信誉评价系统的建立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于声誉作用的实证研究。国外相关研究多采用eBay上手动收集的拍卖数据研究信誉对拍卖价格和成交概率的影响。大多发现好评对价格有正的但是较小影响，差评对价格有负的影响且比好评的影响大。国内对淘宝和易趣的研究有周黎安和顾全林等（2006），李维安和吴德胜（2007）。这些研究的一个局限是选取的声誉指标较简单，没有考虑到制度设计对声誉计量的多维性，而且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比国外更加不完善，欺诈行为非常普遍。这样传统的声誉计量指标就存在很大的误差，已经不能起到精确代表卖家声誉的作用。信誉评价系统中，文字评论的作用更加精确和可靠，提供的信息量也更大，而到目前为止尚无相关研究，本文就尝试搜集店铺文字评价方面的数据对声誉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对比分析传统声誉度量指标的作用是否和已有的文献研究一致，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环境和国外市场环境存在的一些差异。
三、模型设定和实证检验
本文选择了淘宝网上最畅销的四种数码产品（三种手机和一种相机）作为分析对象，分别是诺基亚5800w，诺基亚5230xm，三星s5230，和索尼w350。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卖家好评率非常接近，方差非常小。75%的卖家提供了七天退换服务。卖家平均服务评价分数为近4.8，标准差也非常小。近20%的卖家最近30天内有违规行为，说明在淘宝网上违规行为比较普遍。大约有3%的卖家最近30天内有过被投诉的经历，比例非常小。卖家作为买者的信誉分数平均为1.2，说明所选择的卖家绝大部分是专业的商家，所以作为买者获得的好评数也非常少。
原始数据中销量和信誉的几个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分布，需进行LN处理，同时因为是采用的四种产品，价格采用了标准化方法（标准化为实际售出价格除以淘宝的参考价格），而卖家的信誉分数由于绝对值太大，全部除以100。好评率全部乘以100。研究的时候考虑了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各变量的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均在正常范围内。
回归结果如表一所示。
卖家信誉分数的系数在四种回归里面都显著为正，说明信誉越高，销量就越大，和预期一致，也和已有大多数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好评率系数在所有回归里都不显著，说明其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和淘宝网存在刷信誉的现象有关系，卖家好评率的差异太小，买家挑选店铺时候只将好评率作为一个首要标准，而好评率达到一定标准的店铺则更多的考虑店铺信用或者其他因素。
卖家的非好评数和具有文字评论的非好评数系数都是显著的，其中总非好评数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卖家总的非好评数越多，其销量越低，而在控制了卖家总非好评数的情况下，总的文字非好评数越多，卖家的销量越高，这可能是因为文字评论传递的信息更多，降低了买家的不确定性，因而在总非好评数固定的情况下，文字评论越多，买家的风险越低，所以它对销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卖家作为买者的信誉评价对销量的影响不显著，这和已有的研究是一致的。
三个回归里面分别加入提供七天退换服务的虚拟变量，物品描述得分和最近30天有违规行为和被投诉的虚拟变量。七天退换服务对销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卖家提供七天退换服务能够给买家更多的保障，会吸引更多的买家，表明保障服务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而30天内具有违规行为的虚拟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最近30天内有违规行为的卖家其销量会比没有违规行为的卖家显著降低。卖家的服务得分对销量的系数为负，和预期不太一致，可能是由于随着卖家销量的增加，其服务每个消费者的时间减少，因此服务得分平均会越低。其他的变量均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的贡献在于发现电子商务系统传统度量声誉的指标由于受到各种作假方式的干扰，已不足以代表卖家的声誉，如传统的好评率已经对卖家的市场表现没有影响。而买家留下的文字评论信息含量更大，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降低买家风险的作用，因此在卖家非好评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其中的文字评论越多，销量会越高。另一个贡献是对卖家保障服务的作用进行了验证，说明卖家提供保障行为对其销量会有正的影响。因此电子商务网站以后应该提高信誉系统计量信誉的精确性，完善相应的保障和制度。本文不足的地方是由于手动搜集数据的困难，样本量偏小，由于得不到淘宝的后台数据，对卖家成本和营销策略搜集不到相应的数据，因此随着以后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可以对成本和营销支出进行控制，甚至可以对卖家出售商品的质量直接验证来进一步研究声誉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周黎安，张维迎，顾全林，沈懿．“信誉的价值：以网上拍卖交易为例”．经济研究[J]，2006（12），81-91
②吴德胜．“网上交易中的私人秩序―社区，声誉与第三方中介”．经济学（季刊），2007，6（3），859-884
③李维安，吴德胜，徐皓．“网上交易中的声誉机制―来自淘宝网的证据”．南开管理评论[J]，2007（05）
外卖安全论文篇3
【关键词】报摊 合肥
第一部分关于本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一、调查设计
1、本项调查的目的
①客观准确地认识和考察合肥市报业发行零售市场的现状；
②全面廓清合肥报业发行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把握其可能的“生长点”；
2、调查方法
将合肥市按地区划片，根据抽样原则选择90个报摊、邮亭，以统一问卷、定额抽样、派调查员面访的方式，调查合肥报刊零售市场的流通情况，以期对报刊发行渠道方面的情况等有一个切实全面的了解。本次调查覆盖区域包括瑶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合肥政务文化新区、滨湖新区。具体的样本分布为：
3、调查内容
（1）弄清上摊报刊的种类、数量等（包括全国性综合报刊、本地综合报刊、本地消费娱乐类报刊、外地进入合肥的报刊、周刊类报刊）有关数据指标；
（2）通过报摊采访获取信息如下：
①卖得最好的报纸和刊物
②如何获得报刊：报刊自送、邮局提供、报头发送
③本市报摊所上报刊的折扣率大小
④从报摊零售商眼中看报刊怎样才能“卖得好”
⑤报业零售市场目前变化趋势及现存问题
二、调查的实施质量
1、本次调查的实地访问工作是在2008年11月12日―30日之间进行的。按照设计要求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填答有效的问卷8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7%。经过对10%已执行问卷所进行的复核表明，全部调查的访问工作均符合调查程序的规范和质量要求。
2、本次调查数据的意义：鉴于本次调查的样本构成及其性质，本次调查的数据及有关结论对于了解合肥市报摊零售市场的现状具有全面、可靠的描述意义。
第二部分 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一、关于合肥市报摊零售的基本情况
1、本市报摊销售的报刊的种类与数量
（1）调查表明，本市每个报摊销售报刊的平均种类为21.8种。
（2）在每个报摊平均销售的21.8种报刊中，依报刊的产地分，中央级的报刊平均为2.1种，占销售总数的9.6%；本市的报刊平均为8.6种，占销售总数的39.4%；外地出版的报刊平均为12.1种，占销售总数的51%。
（3）在每个报摊平均销售的21.8种报刊中，依报刊的出版周期分，各种日报平均为3.9种，占销售总数的17.9%；各种周报及月刊平均为14种，占销售总数的64.2%；不定期出版的报刊为3.9种，占销售总数的17.9%。
2、本市报摊所上报刊的来源构成
目前本市报摊所上的报刊超过八成是由“邮局提供”的。占全部销售报刊的80.5%。此外，由“报刊社自送”的报刊占11.2%，由“报头发送”的则仅占8.3%。由此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邮局仍是控制报摊发行的主渠道。
3、本市报摊所上报刊的折扣率大小
目前本市报摊所上报刊的折扣率绝大多数为八折，占全部销售报刊的86.6%。此外，七折的报刊占3.3%，六折的报刊占2.1%，五折的报刊占1.0%，五折或五折以下的报刊占7.0%。
4、退报率
目前本市报摊所售报刊的退报率绝大多数是很低的，其中，新安晚报和安徽商报的退报率最低，仅为0.3%，其他退报率低于5%的报刊依次为：南方周末（退报率为0.8%）、安徽广播电视报（退报率为1.3%）、参考消息（退报率为3.4%）、文摘周刊（退报率为2.9%）；退报率相对比较高的报刊分别有：生活与消费服务类报刊（退报率为18.4%）、证券类报刊（退报率为20.1%）、体育类报刊（退报率为13.2%）。
二、从报摊零售商眼中看报刊怎样才能“卖得好”
1、本地的报刊好卖还是外地的报刊好卖？
调查表明，超过四成摊主认为“本地的报刊好卖”，有不到三成的摊主认为“外地的报刊好卖”，还有三成多摊主认为“都差不多”。这表明，在现阶段，本地的报刊较之外地的报刊在合肥报业零售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在报刊摊主看来，目前最好卖的报纸和刊物为：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安徽广播电视报、文摘周刊。
2、一天当中哪一时段报刊最好卖？
调查表明，在一天当中，有两个时间段报刊明显地比其他时间段更好卖，它们分别是：下午4:00以后（占50.6%）和早上7:00―8:00（占27.8%）。其他时段按报刊好卖的程度依次为：下午1:00―4:00（占7.6%）、早上7:00以前（占5.1%）、上午8:00―11:00（占3.68）、中午11:00―13:00（占2.5%）。此外，还有2.5%的被访者表示：“什么时间都差不多”。
3、报纸的价格
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现阶段一份报纸的最高定价以不超过1.00元为宜（占44.9%），但也有1/4左右的被访者认为报纸“最多可以每份1.50元”（占26.9%）。其他还有少部分被访者提出了从0.40―2.00元不等的报纸零售的最高价位。经综合测算，本市报纸摊商所认定的一份报纸的最高价格平均为1.27元。
4、报刊的类型
调查表明，在大多数报刊摊商看来“贴近生活、实用性很强的报刊”最好卖（占46.8%），也有1/4左右的报刊摊商认为“抨击时弊、题材重大的报刊”最好卖（占27.4%），还有“轻松有趣、可读性很强的报刊”最好卖（占15.4%）。此外，有10.4%的被访者对此表示“说不清”。
5、目前本市报刊销售量与往年相比情况
超过五成的摊主透露，“现在卖报纸明显不如以前”，而三成的摊主认为“现在卖报纸和一两年前差不多”，二成的摊主（多为高校报刊亭）透露“现在报纸比以前卖得好”。
第三部分 本次调查的基本结论与分析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合肥市报摊销售的报刊中，外地出版的报刊占多数，但是本地的报刊比外地报刊好卖，就报刊周期来说，以周报和月刊居多。据摊主提供的信息，目前本市最好卖的报纸和刊物分别为：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安徽广播电视报、文摘周刊，报摊所上报刊的折扣率绝大多数为八折，而退报率绝大多数是很低的。报摊发行各渠道中，邮局仍是控制报摊发行的主渠道。随着合肥市经济发展越发迅速，年轻人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由于工作繁忙，他们可能不具有每天看电视或是上网了解合肥市每日动态的时间，于是在报摊买份《新安晚报》或《安徽商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翻阅已成为一道风景，经常会看见上班或下班高峰期公车内很多年轻人手捧一份《新安晚报》《安徽商报》专心阅读的情景。另一方面，大部分的退休老人依然保留每天读报的习惯，每天阅读《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外，《新安晚报》《安徽商报》较为全面地报道合肥市每日最新动态，关心市民所关心，也是其畅销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外卖安全论文篇4
上文指出：近代农村土地交易，尽管总的交易量很大，但因为每笔交易额数都很小，买卖的频率可能很高。上文的第二个结论是，这种高频率、小亩数、细零化的交易，大部分是在村级市场上完成的。
村级市场包括和本村人的交易，以及和邻村人的交易。正如上文所说，有清以来，土地交易中暴力因素的减少，使得市场的作用空前地加强了，相信大部分交易都采取了书面契约的形式(杨国桢，1988)。但是，这种村级市场并不等于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那种完全竞争的市场，那里买卖双方只对唯一的市场参数——价格作出反应。在村级土地市场中，交易者本身即处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家族关系、互惠原则、礼品、道德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无不起着重要的作用”(黄宗智，1992：94)。
关于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与习惯，前辈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研究特别倚赖杨国桢对明清两代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杨国桢，1988)，以及周远廉、谢肇华根据清代乾隆朝(1736-1795)刑科档案题本所做的土地交易制度的研究(周远廉、谢肇华，1986)。
周和谢从大量第一手档案材料中发现，清代前期，“买卖田产的手续，……一般是从业主请托中人，先问亲房原业，然后寻找买主，三方当面议价，书立卖地文契，交纳田价，付
给画字银、喜礼银、脱业钱，丈量地亩，并依照法则，报官投税，更写档册，过割银粮，这样算是进行了买地的第一个阶段。嗣后，还要经过找价、回赎、绝卖，才彻底地完成了这块田地的买卖。”(周远廉、谢肇华，1986：34)令人惊异的是，二百年过去，本世纪前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和地政学院学员同时期的调查所呈现的，仍然是这么一套程序，尽管细节上各地的繁简可能有所不同(钱承泽，1977，萧铮[编]，1977：30256-30272)。以下我们对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主要程序及习惯作一分析。
觅买文书
安徽省：不动产买卖契约未成立之先，由卖主先立草约，谓之水程字。如甲有产业出卖，先将该业坐落、四至、亩数、钱粮及时值价额，开载水程字，托交中证等代觅卖主，以便审查后易于商定价值。(《大全》四：24)
这种“觅买文书”在安徽天长县又称为“经帐”(《大全》四：25)，安徽当涂称为“允议字”(《大全》四：22)，湖南临澧县称为“准字”(《大全》三：41)，陕西镇巴县称为“许成”(《大全》四：9)，陕西南郑县、洋县称为“清中字”(《大全》四：10)，它和日后订立的正式契约有区别。例如：
河南邓县：凡买卖田地，则以大约为凭，若仅书草约，双方均得声明毁约，至过割钱粮，尚非要件。(《大全》四：6)在有些地方也可转化为正式契约，但需另行注明：
直隶定兴县：草契载明出卖价额，交与中人介说，有情愿照价承买以接草契为定，但草契须注明“接契为定”四字。(《大全》四：2)这种草约对双方都有一定的拘束力：
湖南临澧县：临澧县民间买卖田产，先由卖主亲书草约，载明某处田亩若干，时价若干，交由中人介绍买主，俗称准字，经买主接受后，即协同中人前往勘明，再议定价。惟该项准字既由卖主书立，并经买主接受，则买卖双方均应受其拘束。如一方或有反悔，即应负相当赔偿之责。(《大全》三：4)——然而如何赔偿，却并不清楚。有些地方，买方接受草契后，还要交付一定数额的定金。有趣的是，1986年《民法通则》89条第3款给付定金者违约不得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者违约当双倍返还定金的规定，和这里的习惯非常相似：
安徽当涂县：当涂不动产卖买约定时，必先凭中由卖主书立允议字交与买主，买主立即付定洋，或数十元，或百元不等。其议字内预订立契日期，如买主翻悔或迟缓期间，将所交之定洋作为罚款，并将允议字退还卖主，或卖主翻悔，除退还定洋外，另照定洋数目加一倍赔罚，方可收回允议字。(《大全》四：22)
安徽繁昌县：不动产之买卖，当事人于未成契之前，所有该产业之内容及价值，均由双方凭中议定，由买主先交定金若干，交卖主收执，定期成交，名曰成交字。届期如卖主违约，除返还买主交出定金外，并应依照买主交出定金之额，认罚违约金，且担任酒资等费。若违约出于买主，则其前出之定金及其所用去之杂费等项，即无请求卖主偿还之权，以为违约之罚。(《大全》四：2)
所谓“并应依照买主交出定金之额认罚违约金”，这已经是用西方法律术语来叙述中国民间习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我们推测，在民间缺乏强有力的第三方执行的情况下，契约和习惯法的实行更多地应倚赖当事人之间的互相牵制。在安徽当涂，如若卖主(接受定金者)反悔，除非双倍返还定金，“方可收回允议字”，那么允议字对他来说可能具备某种意义，或不收回便会有所不便。可惜调查资料并未告诉我们这一点。
2、亲邻先买权
中国古代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买卖，长期存在着亲邻先买权的习惯。所谓亲邻先买权，是指出卖田产房屋须先遍问亲邻，由亲邻承买，如亲邻不愿承买，方可径卖他姓和他人。“若卖业不先向亲族尽让，径行卖与他姓，则亲族即可出而告争。”(《大全》四：10，陕西神木县习惯)。清代乾隆朝刑科档案题本记载了不少因亲邻先买不成酿成的命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8)，表明清代前期，亲邻先买权的流行。杨国桢的契约研究也表明，“到了清代，先尽房亲、地邻的习俗依然保存下来，但在文契上的限制有所松驰，可以不必用文字在契内标明。”(杨国桢，1988：235)只是文契内的略写，并不一定表明亲邻先买权的衰落(江太新， 1990)，有时候，文契内的略写或不写恰恰表明，这种习惯已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意识中“固化”下来，成为“不言自明”的东西。
表1.先买权的顺序
地点 内容 出处
福建闽清县 业主亲族有先买之权 《大全》三：14-15
江苏盐城县 房屋买卖，先尽亲族，亲族不受，然后转卖他人 《大全》三：31
湖北汉阳县 先尽典主，亲房，次疏房，再次邻里 《大全》三：35
湖北郧县、兴山县竹溪县 先尽亲房，次典主，次抵押主，再次邻里 《大全》三：35
湖北五峰县 先尽本族，由亲及疏，次尽姻戚，亦由亲及疏，如均无人承买，即应由承典人或承租人先买。但各种先买权人，如有故意掯价之事实，即得不拘顺序，径卖他人 《大全》三：35
湖北麻城县 无一定顺序 《大全》三：35
湖北广济县、潜江县 先尽亲房，次及邻里；如地已典出，则先尽亲房，次及典主，再次邻里 《大全》三：35-36
湖北谷城县 先尽亲房，次及典主 《大全》三：36
湖北巴东县 先尽亲房，次及典主，若邻人认为与己有利害关系，或系为收回祖业者，得重价买之，其买得者为最高价人 《大全》三：36
湖北京山县、通山县 先尽典主，次及亲房。各种先买权人，如有故意掯价，得径卖他人 《大全》三：36
湖南益阳、宁乡、宝庆、泸溪、常德等县 卖产先尽亲房 《大全》四：1
安徽来安县 先尽同族或上业主 《大全》四：4
安徽泗县 先尽本族 《大全》四：21
直隶高阳县 先尽去业主、亲族及地邻 《大全》四：2
绥区 卖房尽邻，卖地尽畔 《大全》四：5
河南中牟县 田地出卖，先尽四邻 《大全》四：8
陕西华阳县、华县、神木县 先尽让亲族，由亲及疏，俗有"尽内不尽外"之说 《大全》四：10
陕西汉中道属二十四县及扶风县 先尽亲族，次尽地邻，再尽当主 《大全》四：10
陕西枸邑县 先尽亲族次尽当主 《大全》四：11
陕西洛南县 先尽亲族、地邻，次尽老业主 《大全》四：11
吉林榆树县 族邻有优先留买权 《大全》四：25-26
表1列举了各地关于亲邻先买权的习惯作法。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土地买卖中：(1)亲房或亲族拥有第一先买权，而在亲族内部，又遵循先亲后疏的原则；(2)如地已典出，典当主一般拥有第二位优先权，在湖北的汉阳、京山、通山，他甚至居于亲房之先；(3)如地未典出，则地邻一般拥有第二优先购买权，但是，地邻的先买权并非如亲族那样普遍，且很不稳定。
对于典权人这种他物权人的先买权，各国法律似乎也并不否认。争论的焦点在于亲邻的先买权。
关于亲邻先买权，国内的经济史学者异口同声地加以诟病，认为它是“封建的”，妨碍了土地的自由买卖，进而也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李文治，1993：508-509)。
本文的旨趣与此不同。从亲邻先买权的长期地、广泛地存在我推测，这种制度必定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相联系，并且，它的存在还有助于发挥某种功能，以维护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个社会经济基础就是我所说的“村级土地市场”。
上文的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农村的土地交易普遍呈现小额数、高频率、细零化的特征，而且交易的大部分是在村内或邻村之间进行的。城、乡之间的地权交易大概是城居地主兴起之后的事情。
土地村级市场的存在，使得我们有必要把注意力转向中国近代的村庄。以往国内外的研究者和调查者往往强调家族在村庄中的作用，实际上把“自然村”等同于“同族集团”(例如，Freedman，1958，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1980)；Skinner，1964基于成都平原田野工作的研究，又过于强调村庄之外的基层商品和服务市场对农民之间人际关系的影响，而不恰当地把基准市场共同体(standard market community)作为中国农民生活的最基本单位。黄宗智则根据满铁和他本人的口述历史调查证明，由于生态环境、村社历史、居住形态的差异，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村社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在华北平原，村庄首先由多个同族集团组成，然后在各个同族集团的基础上，形成地缘性的超族村庄。而在长江三角洲，同族集团相对较强，地缘性的村庄则相对较弱或付之阙如(黄宗智，1992：148-155)。
我相信，在中国的其它地域，村庄内部的组织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些不同的特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华北的多姓村庄，还是华南的单姓村庄，中国农民首先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人们首先按照血缘关系相互辩认；地缘关系的存在则是不确定的，或者可以看作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1985：72)。在新垦区第一代移民组成的村庄，地缘关系可能是主要的，因为这时候尚未出现同族集团，但在繁衍几代之后，地缘的重要性却肯定会让位于血缘。
在紧密的单姓村庄，或者说在紧密的家族村庄内，由于居住邻近或地块邻近而形成的邻里关系，会被强大的血缘关系所淹没；然而，同样地，在繁衍几代之后，在家族几个支系的末端之间，地缘的重要性较血缘也会上升。[1]
以上的论述仅仅说明了，在村庄内部，一般地说血缘关系总是确定地存在着的，并且一般地说血缘的力量总是超过地缘的力量，而地缘关系的存在与强弱则处于不确定状态。这或许能够说明，在土地先买权上，亲族的先买权为什么总是强于地邻的先买权，而地邻的先买权为什么还不一定总是存在。
然而，上面的论述是不完全的。村庄内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存在及其强弱，并不当然就意味着在土地的交易中，当事人便必然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毕竟，在Skinner所研究的交换商品和劳务的基层市场上，交易并没有受到村庄内部关系的影响——或者Skinner没有注意到(Skinner，1964)。
更进一步，杜赞奇的研究还发现，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之中，除了宗族性村庄外，还存在所谓“宗教性的村庄”。除了血缘和地缘，华北平原的农民之间，还弥漫着多种多样在民间信仰和多神崇拜基础上形成的村界以内或超出村界的“文化网络”(杜赞奇，1994)。与我们的兴趣有关的一点是，为什么这种“文化网络”未影响到土地的交易。
我想这一切都应向“土地的村级市场”去寻求解释。Skinner的交易商品和服务的基层市场，毕竟存在于村庄之上或村庄之外，黄宗智的研究表明，至少在华北，参与基层市场活动的人们之间并未达到象Skinner所描绘的那种熟悉程度(黄宗智，1986：231)，在这种市场上，每宗货物都同时面临着众多的买者和卖者，交易更接近那种“非人格化的交易”(North， 1984；诺斯，1994：46)，虽然Geertz对Bazaar(集市)的研究也强调“主顾”(clientelization)对减少信息和搜寻成本的重要性(Geertz，1992)。
而村级土地市场上的交易却是一项“人格化的交易”(personalized transaction)，即交易双方之间事先就存在某种血缘的或地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会带入到交易中来。我们还将看到，即使是两个事先不认识的买卖方(比如有时候和外村人的交易)，他们的关系也因中人制度的存在而“人格化”了。在狭小的村级市场上，买卖双方总能找到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而使交易间接人格化。
土地的人格化交易意味着，交易双方并不从交易本身或这一次交易中计算得失，交易方之间的关系是多面的(multifaceted)和长期的(Hayami and Kikuchi，1981：14-15)，价格只是影响交易的参数之一，那种认为“先买权”一定对土地出卖人不利的观点是片面的(周远廉和谢肇华就持这种观点，参见周远廉、谢肇华，1986：36)。很难想象，在缺乏强制性力量的习惯和契约体系中，一个对一方不利的制度会如此长期、广泛地存在。如果亲族、地邻的出价和任何其它潜在的购买者出价至少一样多，那么卖方在此次交易中并不受什么损失，相反还会为日后的交往落下一个“人情”；问题出在亲族和邻里往往“滥用”这项权利，而企图以低于第三者出价的价格争买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三者出价和亲邻以“先买权”压价之间的差额才构成卖方此次交易的“损失”。但是，如果卖方认为，一次交易的损失可以在日后的长期交往中得到弥补，那么让亲邻先买也并非一定是一件不利的事情。可见，亲邻先买等类似制度是和乡村中的种种互惠制度相联系的，或者说，是互惠制度的一种。这些互惠制度并不表现为金钱的即时结算，并且可能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延续到子孙后代，我们可以从即将谈到的中国村庄人口的“恰亚洛夫”循环中体会到互惠的周期性，即一个人可能作为别人的亲邻在这次土地交易中先买，而轮到他的土地出卖时，别人也可以同样主张亲邻先买，对这一循环的预期会使互惠链进一步拉长。这种互惠关系在陌生人中很难维持，但血缘、地缘关系往往无法 选择和逃避(费孝通，1985：71-77)，它无法轻易进入，也无法轻易退出，形成所谓“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Hayami and Kikuchi，1981：20-24)，而Skinner的基层市场和杜赞奇的文化网络，都具有比它大得多的流动性而未被结构化；很难想象土地出卖者会允许一个在集市上仅和自己有点头之交的人，或者先天道的道友享有比无法选择的亲邻更优越的先买权，原因很简单：他日后无法在这种偶然的关系中“收获”他所施的恩惠。
1930年代，满铁人员所调查的华北村庄，几乎都存在亲族先买制度(杜赞奇，1994：88)。满铁调查员曾询问当时栾城县商会会长：
问：如果一个人未征求宗族意见而出售土地，此项买卖会被宣布无效吗?
答：是的。开始碍于情面(人情)，后来约定成俗。至于为什么如此，我也并不清楚。
如果一个村民不首先征求同族的意见便把土地卖给族外之人，同族人有权阻止。这种风俗出自人性，后来成为族权的一部分。虽然对官府来说，不管将土地卖给谁，只要填写官契(交纳契税)，买卖便算合法，但同族先买权一直被延续下来。(见杜赞奇，1988：88)
这位商会会长的回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上面的推测，亲族先买权源于“情面”，是乡村“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一部分，但是故事并不应当就此结束。我们认为除了从买卖双方的立场来解释“亲邻先买权”的经济逻辑外，还必须注意到它的“约定成俗”的一面，即为什么“亲邻先买权”还会受到交易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共同认可。在已出版的乾隆刑科档案题本中，提到亲族先买的几起人命案，没有一起是由于当事人(包括买卖方和亲邻)对亲邻先买权本身的合法性有所怀疑才引起的，而几乎都是在承认“亲邻先买”的前提下，由于种种主张上、操作上的问题导致的(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88，第105、108、142、162、185、187、190号诸案)。
我对于这一问题论点是：亲族先买权反映出中国农村传统中对土地产权的一个重要观念，即实际上占有、耕作土地的个人或家庭并不拥有土地的完整产权，使用权可能是完整的(没有人会指令你在田地上种植什么作物)，但转让权却是残缺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而这一点又是因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个人或家庭的土地往往来自祖遗。但由于同财共居和诸子平分继承制的存在，每个儿子继承的只包括使用权，转让权其实是诸子共同继承的，或者是通过继承着落于整个家族的。这一点可以自购地产转让权比较完整得到证明：
福建闽清县：闽清习惯，除手置产业得自由处分外，凡典断祖遗阄分产业，须经阄内兄弟人等署名签字。(《大全》二：14)
深入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传统家庭财产制度和继承制度有更多的了解，我无力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而只想指出，亲邻先买制以赋予某个亲邻以先买权的办法，巧妙地把土地保持在家族或村庄内部(注意它不是通过家族会议或村庄公决等“公共选择”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点的)，这除了有利于规模经济之发挥，也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规模经济功能是指，随着土地小额出卖和分割继承，中国农村的耕地一直呈现细零化的趋势。有的地块分割之小，已达到不堪使用耕畜的地步，南方则引起田坎系数***田坎系数指一块田地中田坎所占的面积比例。在南方的水田中田坎对蓄水和划界是必不可少的，旱地一般以犁沟或地头的石块、树木划界，一般不涉及这个问题。**的持续增加。而且地块的细零分割，也使得相邻关系、地役权、地上权变得日益复杂，容易引发地邻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亲族或地邻的地块本来就挨在一起，先买权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防止土地细零化的趋势(黄宗智，1986：270)。绥区“卖房尽邻、卖地尽畔”的谚语(《大全》四：5)背后隐含的也是这个道理。
社会整合的功能则是指，土地的亲邻先卖权一方面是由中国乡村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的，一方面又对这种社会结构在经济领域起着不断加强和整合的作用。进入二十世纪，某些地方的亲族先买权渐呈衰落之势，和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时分不开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表明：
赣南各县：凡出卖不动产者，其卖契内载有“先尽亲房俱各不受”等语，是从表面上观之，几似亲房人等有优先承买权，然实际则皆以出价之高低而定，且亦不尽先尽亲房人等也。盖在夕有此优先权，现仅成为契约上的一种具文而已。(《大全》二：11)
我认为，亲邻先买权的衰落应从二十世纪以来乡村的全面解析来理解，而不仅仅是“商品化”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果；亲邻先卖权是和村庄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易制度，受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影响的大小有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之分，但实证调查却表明亲邻先卖权的衰落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在那些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冲击的地区，这种衰落也发生了。我们不必为亲族先买权的衰落而欢呼。和“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预期相反，亲邻先买权的衰落本身并不足以促进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的”土地买卖，而且在有些地方，这种衰落只不过预示了严重的乡村危机的到来。
黄宗智从满铁调查资料中找到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土地之卖给村外的人，不止反映出村庄共同体解散的趋势，也更深刻地反映出宗族关系的崩溃。民国以前的沙井，也恪守同族和同村人有优先买地权的惯例。但到了近几十年，经济压力迫使贫农首先照顾自己的需要。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旧日的惯习是怎样被以土地为商品的新现实所取代的：李注源占有1亩土地，与4个兄弟和其它亲属的土地邻接。赵文友想用这块地来盖房子，并愿出高价100元买入(在一般情况下，这块地只值70-80元)。李注源知道，若和兄弟们商量，他们一定会反对卖地。所以他自己拿定主意，没有告诉其它人，就把地卖给赵文友了。问题是李注源的堂亲李广恩，一定要穿过注源的田，才能通到自己的田地去。所以他曾千方百计劝阻李注源和赵文友，还请村长和会首出来调停，试令李注源撤销这笔交易。或者要赵把土地卖还给李氏宗族的人，可是全不生效。李注源和赵丝毫不肯让步。村中的惯例无法克服市场的买卖契约关系。李广恩也无法诉诸法庭，因为注源的地契上没有让人通行的条文(黄宗智，1986：275-276)
对这个例子，我的理解是，促使李注源把地卖给了赵文友的是“经济压力”而不是商品化的“经济动力”；促成旧日的惯习被取代的，并不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土地增值超过了亲邻先卖中的互惠预期，而是宗法关系的崩溃已经使得这种互惠预期不再存在。至于李广恩无法诉诸法庭，事实是，即使他诉诸法庭也将无济无事。民国的法律并不支持土地的亲邻先买制度，理由是极为含混的“有背于公共秩序”(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131号)——尽管作出这种判解的法官，并不了解沙井村的“公共秩序”是什么。
3、 上手业主的参与及上手老契的作用
上文分析了土地买卖中亲族和邻里的参与，这种参与突出地体现在亲邻对土地的优先承买权上。关于土地典押主的先买权，我们留待后文分析。本节我们继续研究土地买卖习惯中上手业主的地位和权利，以及上手老契的作用。
上手业主的先买权，在乾隆朝刑科题本中就有反映和记载。当时陕西咸宁县、湖南新宁县、四川眉州都有“卖地先尽原业”的“俗规”(周远廉、谢肇华，1986：36-37)。
民商事习惯调查也表明，在直隶高阳、安徽来安、陕西洛南、福建闽清、湖北巴东，上业主的先买权依然存在(见表1)。然而，由于民间土地典、卖不分，活卖与绝卖混淆，上手业主的先买权和回赎权有时难以分清(详见后文)。
除享有先买权外，有些地方土地卖主的上手业主还有权从卖价中分润。在乾隆朝刑科档案题本中，这种分润被称为“脱业钱”、“画字银”、“画押银”、“赏贺银”等等，有的由买主给付，有的由卖主给付(周远廉、谢肇华，1986：41-42)。但是，与周和谢的意见相反，我们并不认为这种习惯“既对业主不利， 又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周远廉、谢肇华，1986：42)，而仍然想强调它对当时的土地交易和土地产权确认的特殊功能。比如：
安徽来安县：不动产卖契，契约成立时须将上首卖契出业人邀请到场，商明界线，有无错误，凭中画字，由买主送给银洋，谓之上业礼。其额数多寡并无一定。(《大全》四：23)
显然，原业主在这里起了确认和确定产权的作用(“商明界限，有无错误”)。原业主的出场，有效地降低了买方的风险，抑制了卖方偷卖他人田产的动机，也避免了与土地四邻的界线纠纷，反过来对真正想出手田产的卖家也是有利的——上手业主的出场使得他的土地产权的安全系数增加了。在其它一些地方，老业主的出场被上手老契的转让代替——可以想见这进一步降低了交易费用，如果它没有引起风险的上升的话。例如，在河南信阳、罗山等县，“卖地须交老契”，原因是“其地田地无丈尺，边界多不清楚，若无老契可凭，买后多生纠葛，尤恐有冒卖情事。”“其小户人家卖田，多因无老契拒绝不买，故现时习惯以非交老契不可”(《大全》四：6)。而在河南确山县，“卖地须四邻到场”，“若四邻不到场，即不能成交 。其不成交老契之原因，为四邻既到场，当然无边界及其它不清之纠葛，老契无甚用途，故全以新契为凭。”(《大全》四：7)河南洛宁，因为“卖地不交上手老契”，“故一产两卖之事，近年层见迭出”(《大全》四：8)。
转交上手老契有一个技术性的困难，如果出卖的土地仅是老契所载的一部分，老契又如何分割——这显示出老契逊于正式土地登记制度中土地产权凭证的一个方面。看来民间并没有发明出解决这个技术难题的办法来。在陕西镇巴县，“全部出卖则交老契，一部出卖则否”(《大全》四：11)；在江西宁都、赣县、大庾、定南，“不动产契据漏税者十恒七八，又大半不交上手老契，其于业中过割一部者，亦不批载老契”，致使“辨别真赝时形困难。”(《大全》二：3)
上述情形不免引起人们一个疑问。中国很早便有正式的土地登记制度，明代便有以田为经、以户为纬的鱼鳞册和以户为经、以田为纬的黄册，隔年大造，变更登记，不可谓不严密(何炳棣，1988)，而为什么民间的产权交易仍然如此强烈地依赖上手业主的出场确认，以及以私契代替土地产权证明等非官方的制度安排呢?
1926年，当时的中国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的学员郑行亮在江苏吴县调查土地制度时发现，在吴县，民间流行的土地产权证书至少有以下多种(郑行亮，1977：30-32)：
1、地价税执照，民间总称为粮串，内载户名、都图、田分、征税银数等。
2、版图执业清田新单，俗称方单。系前清同治五年，当时长洲县令蒯德谟因为民间田地印单“遭匪遗失”而设局清理，发给新单，以为民间土地执业凭证。
3、长洲县补单，其效力与同治五年所给之新田单同，因新田单被灾焚失等，呈清核准补给此单，故名补单，俗称“火照”。
4、丈票，同治五年办理清丈时所给，凭以调换新田单，票面载明“都图字圩”、“则款亩分”、“业主姓名”等。到1920年代60余年，尚有极少数未经调换，留在民间作为土地产权凭证。
民国以来推补的有：
5、财政厅印单，此单系县清查田赋委员会呈财政厅核准办理补粮升课事宜，以民间原粮不足，经申请升补，查明核准发给此单执业，效用与方单相同。
6、江苏省政府执照，此照系向沙田官产局备价承领土地，呈准省政府发给，作为领户执业凭证，并粘有绘图。
此外便是各种“契纸”，也用作证明产权的凭证：
7、红契，即官契。此项契纸系江苏省财政厅印售，印有“江苏省财政厅印发不动产官契纸”字样，买卖成交立契后限三个月投税过户，为民国合法之执业凭证。俗称为“红契”，而盖有前清布政司印的也称为“红契”。此外还有“江苏省新契纸”、“国民政府验契纸”等，均系官契式纸。
8、白契，即私契。民间典买土地房屋，凭中立契，既不购用官契纸，也不投税盖印，所以称为白契。而佃户向业主价买田底，业主不认卖字，成交后只书写“拔条”，不立卖契，以避免卖田字样，这种“拔条”其实也是一种契据，可以作为土地产权的凭证。
然而，不管是前清还是民国，发行土地产权凭证或者推广官契，其目的大多是为了征收田赋和搜刮契税(参见李奋，1977：161)，我们将在“过粮与产权重组”一节看到，只要能收到田赋，政府是不怎么关心产税脱节的；政府只在关心税收的前提下关心民间的田地亩数是否确实，以至于长久以来中国土地的官方统计数字只是“征税单位”，而与实际数字相差甚远(何炳棣，1988)。官方的产权凭证，其证明效力有时的确比民间的产业簿、分家书、老契更强，如江西上饶，“凡系争田地山塘，每视黄册库图为最有力之证据”(《大全》二：13)，浙江德清县也是“买卖产业重印单不重契据”(《大全》二：23)，但那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支出，更大的交易费用。就经官税契而言，在江苏盐城“契税税率卖九典六(指买契征收价额9%，典契征收价额6%——引者注)，实嫌太重，乃又带征附加及用费，如以银洋百元买田二亩(盐邑田价，上田每亩五十元)，则正税附加及用费共需洋十九元九角五分，若典抵田地，则价值百元者，须耗费十元零二角。而中间人等烟酒茶饭之资，粮房处收粮进户等费用尚未与焉。且逾限及匿报均有罚，消耗既重，于是人民相率隐匿逃避，书吏亦因缘为奸。政府虽严定比额，并责成官契纸发行所管理员，许其经纪田房买卖，酌取中资，实行推收官契纸，照章填簿报告，但徒有重税之名，无足额之实，反使人民作伪以逃税，如皆用白契典凭不税，以及短写契价之类，不一而足。”(何新铭，1977：24)
以上调查提醒我们，要评价民间非正式制度的效率，只能把它跟当时正式的、官方的制度相比较，而不能与某种理想的制度设计相比较。如前所述，官方交易程序和产权证明文书或许有更大的效力，但它也有书吏或管理人员贪污舞弊、敲诈勒索的坏处。民商事习惯调查和地震学院学员的调查，都表明民间乐于采用习惯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而对官方交易程序持厌恶和逃避态度：
安徽和县：不动产之买卖，除中正及中用外，尚有各项费用，照正价加一，名曰使费，如田土则有折席费、画字礼……折席费尚有亲房折席费，上业折席费之二种，其额数照正价
加一，以为各项费用分配之用。此项费用，即为预杜后累起见。有此分润，庶使亲房上业，均经到场，不致另生枝节。本无害于善良风俗，相习成风，由来已久，于立契时，正价交兑，买卖双方，均乐于从事，毫无留难。(《大全》四：23-24)。
与这种“毫无留难”的态度相反的则是调查者对官方制度****的抨击。比如，据地政学院傅广泽1935年在安徽的调查，土地转移的正式费用，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表2.土地交易经官使费(买价50元)
项目 金额(元) 占买价百分比(%)
草契纸费 0.05 0.1
监证人书契费 0.50 1
官契纸费 0.50 1
契税 3.00 6
契税附加 3.00 6
推收费用 0.15 0.3
合计 7.20 14.4
资料来源：傅广泽，1977：69。
傅广泽写道：“然此犹指按期投税者而言，若一逾限，则须加上罚金数目，其负担将更重矣，即使按期投税，如计入红印钱等各项额外勒索，其数目亦不止此。此所以人民对于税契争相逃避与减报价格也!”(傅广泽，1977：69)。而且，由于互惠制度的存在，民间的中人费和“折席费”，并不象经官使费那样“一去无回”，而民和官之间是不存在什么“互惠”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民间的交易方式，尽管存在种种弊端，却仍能历久而长存。而且，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清末以来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程也是重要的。
4、活卖、找价、回赎、绝卖
杨国桢先生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写道：“［明代］处理产税脱节的办法，是规定在土地成交到推收这段时间内，实际管业的买主必须津贴粮差，而由卖主输纳。这种变通，形式上可以避免税粮无着，但它又使出卖的田地变成一种‘活业’，卖主在推收之前，可以借口‘卖价不敷’要求加找田价，或借口‘无从办纳钱粮’要求加贴，或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要求赎回，而买主在推收之前，又可以把田地转卖给第三者等等。这样，实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蜕变为一种典当、抵押的关系。”(杨国桢，1988：32)
杨教授显然认为，明代伊始的“产税脱节”使得实际上的买卖关系变成了典当或抵押关系，这种观点假设了所有或大部分买卖都要经过官方的推收这个环节，而这一点是不容易令人信服的，我们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由于经官程序的****和官员的贪婪，很多买卖的全过程实际上都是在民间完成的；前现代中国国家的能力，也很难让人相信它能监督每一笔实际发生的交易(参见何炳棣，1988)。
另一种可能的理论会认为，中国农村土地交易中活卖的流行，可能和我们在上文中谈到的土地产权的观念有关。即个人和家庭拥有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着落于同一个被继承人的后代之间。转让只是使用权的转让，转让之前，受让者就已经对土地享有某种权利；在转让之后，转让者的权利也并就此而断绝，所以只能是典而不卖，卖而不绝：
福建霞浦县：霞俗产业买卖，如在五服内，只典不断，俗谓同族无断业。(《大全》三：18)福建建阳、漳平县：建阳漳平，三服以内亲属，如有将田地房屋买卖，概不能作为断绝，俗谚所谓至亲无断业也。(《大全》三：13)
还有一种解释是，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出卖土地毕竟是一件辱没祖宗、“败家子”才做的事，其象征意义往往大过实际的经济意义，故亲族间的买卖，尤不能像外人那样恩断义绝：
江苏省：查民间普通买卖不动产契约，其首尾均写杜绝永不回赎各字样，若家族间之买卖不动产，此等字句，大都引避，只写推并字样，其原因以一族之亲，田地转移，终属一姓，务避去买卖等字，以示亲善，该归并契一经成立，其效力与普通买卖绝契无异，卖主完全脱离所有权关系，不得再行请求回赎。(《大全》三：23-24)
以上解释，都有合理的一面；但活卖、找价、回赎、绝卖这一套同时也盛行于不具备亲族关系的人们之间，这时这些解释就不能成立了。所以我们还得寻找一种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们还是从“土地的村级市场”出发来理解活卖制度为什么流行。
前文中已经论述过，中国各地，农民首先是在血缘上，然后是在地缘上结合起来，并且这一点作为“社会结构”已经影响到土地的交易，这是从静态的方面观察；从动态的长期的角度去看，村庄中各个家庭因为生命周期的不同而处在不同的兴衰循环中，从而造成土地在各个家庭之间流出流进，而又始终局限在村级市场内。
这其实是俄国农民学家恰亚洛夫“人口分化”理论的一个推论。根据恰亚洛夫的理论，小农家庭劳动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变动可以用劳动人数对消费人数的比率(P/E)变动来确定。当家庭中只有一对新婚夫妇时，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相等，P/E的比值达到最大值1；随着孩子的不断出生，消费人口增多，P/E值不断下降，直到孩子成长为半劳力，P/E值才会反弹。如果孩子们全部成年，老人也不丧失劳动能力，P/E值最终会反弹到1(恰亚洛夫，1996：第一章)。
显然，根据中国的实际，这个理论的细节还要作些修正。比如在中国传统的父子轴(father-son unit, Shiga Shuzo 1978)联合家庭中，P/E值可能在儿子长成娶亲，而父母尚未丧失劳动能力时达到最大。然后，随着父母的衰老和新生儿的出生，P/E值不断下降，直到父亲故去，儿女长成才出现反弹。如此循环往复。***关于恰亚洛夫理论对中国小农社会的适用性，参见黄宗智，1986：11-12；1992：5-10。但是，中国缺乏恰亚洛夫用以证明其理论的长达30年的，由职业统计学家给出的统计材料，这一点对在中国证实该理论产生了不少困难。柳柯（柳柯，1990）根据1964-66年间“四清”运动中调查得来的口述家史资料报道了北京郊区八角村1949年前50年的经济变迁，可以参看。另外，关于P/E值的变化导致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或恶化，我的家乡陕西千阳流传过这样的谚语：“穷生五子而富，富生五子而穷”(1995年春节调查)。**
当然，我们关心的仍然是这种循环对村级土地市场上的交易产生什么影响。在俄国实行份地制的地区，恰亚洛夫用统计材料证明了，农业活动量(在统计上用播种面积表示)的大小依赖于家庭规模，亦即P/E值大的家庭，其播种面积亦大，P/E值小的家庭，其播种面积亦小。俄国的份地制和地多人少、土地供给弹性大这一点可以使播种面积(广义地，经济活动量)随家庭规模及P/E值的变化而随时变化。但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呢?恰亚洛夫猜测：“土地的买卖可能也是土地利用量得以调节的一个途径。”(恰亚洛夫，1996：39)
我认为恰亚洛夫的猜测是正确的。当然，随着家庭规模和P/E值变化而调节经济活动量的办法很多。在农闲时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就是一种。调节土地利用量的方法，除了土地买卖外，还有土地租佃。不过，这里我们主要用恰亚洛夫的理论来解释村级市场上活卖的流行。
我认为，村庄中每个小农家庭可能都在人口方面遵循恰亚洛夫循环，但各家各户并不处在同一节律，这导致了土地不断从P/E值小的家庭流入P/E值大的家庭。当然理论上绝卖也可以完成这样的功能。但活卖在这几点上优于绝卖：
(1)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传统农业中，土地已经高度细零化，然而土地面积低于一定数额便不利耕作。以活卖价为绝卖价1/2计，则同样的金钱活买可以买到两倍于按绝卖价买的土地，从而避免由于一次总付费过重而使一块土地分卖多人，造成耕作困难；
(2)在土地转移后，买卖双方家庭的人口分化和经济状况的变化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如果卖方的经济状况并无好转或继续恶化（P/E值持续降低），他可以用加契找贴的办法补足原价，继续用之于消费，如果好转（P/E值增大），则一般以原活卖价赎回土地，投入生产，而绝卖没有这样的灵活性；
(3)在土地的村级市场上，由于人口流动性很低，双方都不必担心这种活卖关系延续太长而另生枝节。土地的村级市场使得活卖(一种长期契约)并未付出长期契约一般要付出的高额交易费用，同时又发挥了随各家家庭规模变化来调节其经济活动量的功能；
(4)最后，活卖在中国农村除了调整经济活动量外，可能还发挥了储蓄-消费的功能。小农家庭可以在P/E值最大的时候，用消费剩余购置土地，以备在P/E值变小的时候渐次活卖土地以维持消费流不至于中断。看来，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长期性和稳固性是由多种制度支撑的，土地的活卖、找价、回赎、绝卖只是其中的一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不强调“土地活卖”(“附买回条件的土地买卖”)和“土地出典”、“设定土地典权”这些概念在民法学上的微妙差别(参见戴炎辉，1979：310-316)，他们在民法理论中的差别在中国实际中并不重要。以下行文中我们对“活卖”、“典卖”、“活典”、“出典”等用法并不作严格区分。
一般地，土地活卖(或“典卖”、“活典”、“出典”)可分为两种，一种设定回赎年限，一种不定回赎年限，钱到回赎，福建顺昌县的调查最为详尽：
福建顺昌县：顺昌无论土地房屋之出卖，多含有保留之风，即不肯轻易卖绝于人之意。故虽转移占有，而半附回赎之权，即清律之所谓活典是也。大略可分为二种。(一)回赎限定年限，逾期即作为卖绝者，此种情形，如典主于契约存续期间，得自由使用标的物，并得转典于人。典期一满，则所有主与转典主均有回赎之权，无力回赎时，则所有主再依找价之方法，找价卖绝，然后典主始能取得所有权。至若明定期限，逾期不准回赎者，则典期一逾，典主即取得其所有权，并无何种之手续；(二)回赎不拘年限，陆续找价者。此种情形，如所有主无论何时，均可找赎，查自典约成立后，逾一二年找价卖绝者有之，或一找再找而仍活典者有之，或经五六年之久，备价回赎者亦有之。其找价之惯例，首次照原价加一成或加二成，若找价至三四五次，均照首次递次减半，甚至标的物昂贵之时，更可破递减之例，照时价估找，但典主不同意时，亦可外卖，或找至无价可找时，再另契卖绝。(《大全》三：13-14)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调查中提到的两大问题——回赎年限和找贴次数，各地习惯各不相同，而且政府也很早就表明了它的态度。各地习惯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的立法和民间习惯之间不同的规范取向。
例如，清朝的各级政府就曾多次明定回赎期限。乾隆六十年律例云：“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李文治，1957：43)。另外有些地方官也曾颁布类似规定，其总的背景是由于此类案件多有，词讼频起，令政府不胜其烦(李文治，1993：510-511)。而民商事习惯调查却发现，大部分地方的回赎年限由当事人以契约自行订之，或倾向于放宽对于回赎的限制：
陕西华县、礼泉、户县：典当田宅，几年后许赎，皆依当事人契约定之。期满业主不赎，仍由当主管业。(《大全》四：13)
陕西洋县：民间典当产业，业主如有原价，对期即可回赎，当主不得阻滞，习惯上不许设定若干年内不许回赎之限制。(《大全》四：13)其回赎期限多在十年之间。(《大全》四：12)
湖北汉阳、兴山、麻城、郧县：凡典契内未定回赎期限者，汉阳与兴山、郧县、麻城习惯均使永远可以回赎。(《大全》三：35)
即使定有期限，在许多地方，期限已过，原业主仍可回赎。
福建闽清：闽清习惯，典契内容，多载明限三年或五年内取赎字样，故虽期限届满，迟延数年，典主不得抗赎，甚有逾越数十年或百余年仍有可取赎者。(《大全》三：15)
湖北潜江县：潜江县出典田地，限满之后，无论何产，皆可回赎，找价、绝卖须由业主提议。(《大全》三：36)
湖北广济县：广济典当田地，逾限仍听回赎，如双方愿意找价、绝卖亦可。(《大全》三：36)
湖北谷城县：谷城县到期不赎，典主只能缓待，或转典与他人。(《大全》三：36)
湖北京山县：限满仍听回赎。(《大全》三：36)
湖北竹山县：典契不载年限，惟载原价回赎，不得短少，俗有逼当不逼取之说，如业主实不能赎回，即请中作价照补，更立卖契。(《大全》三：36)
江西赣县、南昌各县：凡不动产之卖主，于出卖时与买主订有买回之特约者，其约定之期间，虽久暂不一，然期间经过后，若卖主请求买回，买主亦不拒绝。亦有约定买回而不拘期间者，则契内则写明钱便回赎字样。所谓钱便回赎者，即谓将来卖主有钱，随时可以回赎管业也。(《大全》二：4)
也有个别地方如陕西洛南县、甘肃循化县有回赎期限不超过三年的习惯(《大全》四：21)。除去这些例外，大部分地区的习惯是对回赎期限采取宽容态度，即定有回赎期限的，期满后仍听回赎，业主并不因回赎期满而当然失去产业；典主倘要取得产业的完全权利，尚得经过找价绝卖等手续。这种不依契约的作法，并非没有理由。因为限满之后，如典主急需用钱，可以采用转典或转让典权的办法从第三者那里收回货币，而不必非得让业主备价回赎；又因为尚有找价制度，故原主也不必担心不及时回赎会对自己造成多少损失。然对于未定回赎期限的产业，一般是允许永远回赎，没有三十年取得时效之类的规定。这不免引起了当事人之间的一些纠纷：
归绥县：凡活约地亩，应于一定年限内回赎，本属通例。若约内但书不计年限，钱到回赎，必代远年湮，纠葛易启。归绥县发现此种约据甚多，往往因当事人死亡，承继人已视同永业，不予回赎，两造因而涉讼者有之。(《大全》四：6)
如何区分“活卖”与“绝卖”，“活业”与“永业”，民间已然发明了一些办法。但因为这方面的区分不清而造成大量词讼也是事实。然而清代历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立法旨趣，却只是通过一些硬性规定(如明定回赎年限)，企图减少讼累，维系地方安靖，而非因势利导，采纳民间智慧完善不动产转移登记制度，从根本上制止纠纷的发生。这一点在它对民间“找贴”制度的限制中亦可以看出：如康熙、雍正年间，两江总督于成龙、湖广总督喻成龙、浙江天台知县戴兆佳、云南巡抚杨名时及广东省政府，都曾命令，禁止卖方找价回赎。(李文治，1993：510-511)
杨国桢的契约研究却表明：“在清朝政府严禁找贴之后，江苏原有找贴4次以上的乡例，在契约文书形式上有所简化，但实质内容并无变化。而且民间并不完全遵从一找一绝的律例，实际使用的找断契约仍在两次以上(如宝应、通州之例)。”(杨国桢，1988：247)
民商事习惯调查也表明，民间仍大多以习惯为准。
福建平潭县：平邑不动产典质时，必定回赎年限，届期卖主无力回赎，得向买主找价，加立契约，续议年限，谓之凑尽，如限满仍无力回赎，尚可再尽再凑，甚至叠经先人凑尽之业，子孙遇有急需，仍得加找，惟不得超过原卖价额。故俗语有一典九尽之称。(《大全》三：17)福建建瓯县：建瓯典卖各业，均得按照时价求找，甚有找至数十次者，其期间多在阴历年底，如有丧葬急需，并可随时求找，但不得溢过时价之额。(《大全》三：18)
以上两例，均对找价次数不以为意，但强调不得“超过原卖价额”或“溢过时价之额”。有些地方，立了绝卖契亦可找价：
福建闽清县：闽清习惯，业产虽经立契断卖，数年之后，业主尚得向买主要求找贴，谓之洗断，并付洗断契为凭。(《大全》三：15)
福建霞浦县：写明永断葛藤，不敢言贴业之业，尚得立字找贴一二三次，其第一贴照原断价加一，至二、三贴则照第一贴递次减半，但在咸丰成契者，止一卖一贴，同治后者，乃有三贴，俗例然也。(《大全》三：18-19)
找价习惯的流行，使得一次付清的绝卖契，也采取“正价+找价”的价格构成方式：
江苏省：出卖田土房屋，凭中出立卖契，本为通例。此间习惯，有找不与者，如正契卖价若干，找价则写外有乡例使费，初次加一，二次加一，三次加一，四次八折，五次七折，六次六折，七次加一，抽丰情借，各项使费，总共计钱若干，凭中一概收讫，再照云云。有声明于正契后，有另立一契者，实则所得找价，买者仍核入正价之内，契亦一次成立，卖者亦只知共卖若干亩，得价若干而已。缘社会既有此习惯，非先声明以杜后累不可也。(《大全》三：33)
总之，民间习惯对找价亦不是漫无限制，但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其限制的重点是找价的方式和总价额，对找价次数倒不以为意。道理很简单，买卖双方关心的是总价额，如果总价额一定，找价次数越多，每次找价额越小，这在有些情况下对买卖双方都是有利的。而政府只担心多次找价，易生纠葛，引起治安案件，故而限定找价次数，对当事人最关心的价额倒不置一词。这里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国家法和民间习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规范取向。直到本世纪民商事习惯调查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情绪的流露：
安徽全椒、来安等县：全椒田地房屋之卖买契内，虽书明价已清楚，而民间仍有找价之风俗，甚至一找再找，纠缠不休。每至年关，拉驴牵牛，或耸令老朽，卧食受业之家，虽经县署再四示禁，而积习相沿，未能尽绝，穷极无聊者，无论矣。即中等社会，亦有借找价二字，任意需索，往往酿成讼事，实为不良习惯。(《大全》四：21-22)
这则资料的调查者是全椒、来安两县知事，“并经全椒县知事引民国八年审理罗发源与董增寿为找价涉讼一案为据”(《调查录》：937-938)。其中仁井田陞所说的“官吏意识”(仁井田陞，1992)表露无遗。
另外，关于典业的取赎时机，民间也有一定之规，大抵以不违农时为出发点。
表3.各地典业取赎时限
地点 取赎时限 出处
奉天各县 赎房最迟者不得逾旧历二月中旬，赎地最迟者不得逾旧历清明节 《大全》四：19
奉天铁岭县 立春前，秋收后 《大全》四：20
奉天义县 惊蛰以前，秋分以后 《大全》四：20
绥区 春天惊蛰以前，秋天必在收割以后，即阴历之三九两月 《大全》四：5
山西临汾县 立秋不赎秋，立夏不赎夏 《大全》四：16
山西沁源县 立春后不赎地 《大全》四：16
山西屯留县 清明节前三［日］后五［日］赎地 《大全》四：16
山西猗氏县 麦根地以清明或收麦后为回赎之时期 《大全》四：16
山西介休县 三［月］不赎夏，七［月］不赎秋 《大全》四：17
山西黎城县 不得逾清明节 《笕匪模?7
河南源县 三[月后]不得麦，六[月后]不得秋 《大全》四：6
陕西户县 春以清明为限，秋以立秋为限 《大全》四：13
陕西乾县、眉县、枸邑等县 六腊回赎。六月以立秋日为限，腊月以晦日为限 《大全》四：14
陕西乾县东北乡 夏秋皆以播种为限 《大全》四：14
安徽来安县 以清明节或七月为期 《大全》四：25
安徽蒙城县 清明以前 《大全》四：25
福建闽清县 旧历十一月三十日 《大全》三：14
福建福州 秋收后阴历十一月三十日前 《大全》三：17
福建平潭县 旧历二月底为限 《大全》三：18
福建霞浦县 期满之年旧历十二月三十日夜 《大全》三：19
之所以时限纷殊，其实都有一些物侯上的原因，如安徽蒙城县：“盖清明节禾稻秫豆多未下种，过此时期，则该土地内已由受典人布署耕种，若必强令放赎，实于受典人不利，故清明节后赎地，往往发生抗诉讼。”(《大全》四：25)福建平潭亦是：“平潭地多沙碛，堪以种稻者甚少，宜栽地瓜、麦豆、落花生等物。赎田时期以旧历二月底为限。一届三月，农工已动，应俟次年再议。”(《大全》三：18)。等等。
注释
[1] Duara1988：106附有一张1940年河北省寺北柴村的居住形态图，我们在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多姓村庄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同姓之间总是倾向于聚族而居，但并不排除异姓之间结成街坊关系。
费孝通谈到了这一点：“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街集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特定的地方，各以‘无情’的身分出现。在这里大家把原来的关系暂时搁开，一切交易都得当场算清。我常看见隔壁邻居大家老远的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的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的么?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它社会关系的。”(费孝通，1985：77)。由此可见，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在乡村社会中是在不同性质的市场中进行的，奉行不同的规则。前者有“去人格化”倾向，而后者却有强烈的“人格化”倾向。动产交易中，互有关系的双方要有意无意的忽略这种关系，而在不动产交易中，互有关系的双方却要把这种关系带到交易中来，甚至通过交易强化这种关系；没有关系的双方也要通过“中人”制度创设一种关系。这两种表面不同的行为方式，其实都遵从相同的经济逻辑。
外卖安全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卖淫类犯罪 强迫 容留 组织
一、卖淫类犯罪的最新特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女性卖淫在人数上呈递增趋势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未成年女性卖淫占比较大，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卖淫类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被告人的占比也有所上升。根据统计，2011年以来，花都区检察院办理的卖淫类犯罪案件中，未成年女性卖淫的人数约为120人，约占卖淫女总人数的60%；未成年女性从事卖淫类犯罪的有5人，约占卖淫类犯罪总人数的11.6%，而且，上述两类数据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二）公司化、集团化犯罪趋势明显
从花都区检察院办理的卖淫类犯罪案件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花都区有组织的卖淫犯罪明显增多，而且在犯罪形态上，出现了集团式公司化管理的卖淫犯罪组织，这些犯罪集团往往以经营合法休闲娱乐业务为幌子，在正常经营场所内设置隐蔽区域，大肆从事卖淫类犯罪活动，而且这些犯罪集团内部结构严密、分工明确，有组织领导者、具体实施者、望风协助者等，相互之间利益攸关，极易订立攻守同盟，导致调查取证存在诸多困难，从而给查处、打击该类犯罪造成不少障碍。如我院审查起诉的郑某某等十一人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即是在五星级宾馆合法承租部分设施，以经营桑拿、按摩业务为幌子，暗设卖淫场所，并聘请熟悉此类“业务”的“职业经理人”提供专业管理，有人负责培训、管理卖淫女，有人负责联系嫖客，有人把守各出入口，核实嫖客身份等，通过上述方式，犯罪嫌疑人郑某某等人在长达半年时间内共组织二十多名卖淫女在此卖淫，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犯罪手段更加多样化，隐蔽性更强
一是改变站街招嫖的传统方式，采取隐蔽性更强的电话、手机短信和QQ等联系方式招嫖，给查处、打击带来极大的困难。从花都区近年来查处的卖淫类犯罪案件来看，大约60%的案件均是采取这种方式。二是卖淫单独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相互交织，犯罪形态日趋复杂。有些卖淫女出于加强其隐蔽性和保证其人身安全的目的，往往愿意支付一定的金钱，通过中间人与嫖娼者进行性交易，互相提供信息，形成“一条龙”服务，以获取高额报酬。三是犯罪分子幕后操控卖淫，不直接接触卖淫女、嫖客，而是聘请“第三人”负责管理卖淫女、具体安排卖淫活动，这就给调查取证造成很大的障碍。如被告人罗某某容留、介绍卖淫案中，被告人罗某某即是以其租住的一隐蔽车库为据点，采取购置多部手机并雇请他人接听电话的手段，以电话联系的方式多次介绍卖淫，在短短数月内非法获利约3万元。。
（四）极易造成性传播疾病广泛传播，社会危害性更大
从事卖淫活动的多为外来无业女性，文化水平较低，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基本不具备性安全意识，而卖淫活动的组织者为了讨取嫖客的欢心，不允许卖淫女使用有效的性交安全预防措施，这就极易损害卖淫女的身体健康，造成艾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广泛传播，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卖淫类犯罪高发的原因分析
（一）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蚀，导致某些年轻女性价值观扭曲
一是在市场经济趋利思想的影响下，某些女性青少年价值观发生扭曲，追求物质享受、相互攀比的欲望强烈。为了满足对金钱的贪婪、强烈的虚荣心、比阔气比穿戴等女性特有的不良心理需求，一些女性从事卖淫这种“一本万利”的违法活动。二是消极颓废的不良社会风气成为卖淫类犯罪的万恶之源。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笑贫不笑娼”现象严重，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传扬欠缺，倡导正气、贬斥邪气的力度不够。三是某些外来女性文化程度低，认知能力有限。从花都区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卖淫女及操纵卖淫活动的犯罪分子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甚至是文盲半文盲。这些人受制于知识面的局限性和认知的有限性，往往辨不明善恶，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极易走上歧途。
（二）打击卖淫嫖娼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定过于轻缓，惩戒和预防力度有限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卖淫嫖娼尚不构成犯罪，对卖淫嫖娼人员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拘留或罚款的行政处分。但从笔者调查的情况看，嫖客多为外来工、本地无业者或从商人员，基本上不寻求政治前途，也不太担心因为嫖娼而损害自己的声誉，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不太不在乎因为嫖娼而被行政处分；对于卖淫女来说，卖淫是“一本万利”，获利颇丰，相对于卖淫所获取的非法所得，拘留和罚款根本起不到惩戒和阻吓作用。事实上，从花都区查处的卖淫类犯罪案件来看，不少卖淫女都是多次被查处又重操旧业的。
（三）重点区域和行业的治安管理相对欠缺，为卖淫类犯罪活动提供了条件和空间
近年来，随着花都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涌现出很多“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区域，而这些区域的房屋管理相对松散，房价相对较低，导致很多外来人员较集中租住在这些区域，而对“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治安管理向来存在不少盲点和欠缺，导致这些区域的人员鱼龙混杂，治安形势恶化。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花都区范围内大约60%以上的卖淫嫖娼活动发生在这些区域。另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旅馆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行业的管理松懈，欠缺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尚未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机制，导致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可以利用行业特点为卖淫嫖娼提供便利，甚至直接实施介绍、容留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如，入住宾馆不登记导致卖淫女可以随意出入宾馆从事卖淫活动；娱乐场所无人管理导致卖淫女可以任意招嫖；出租车司机、宾馆保安为谋取“介绍费”、“好处费”，从中居间介绍卖淫嫖娼等。卖淫类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上述区域或行业的治安管理漏洞大肆从事介绍、容留、组织、强迫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如花都区院审查起诉的屈某某介绍卖淫案中，身为某宾馆保安员的被告人某某，利用熟知入住男宾客情况的便利条件，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多次介绍卖淫女向男宾客卖淫，并为他们通风报信。
三、打击和预防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立法，从法律层面上提高卖淫嫖娼的违法成本
针对拘留和罚款等行政处罚力度不够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相应的“黑名单”档案，对于情节恶劣、屡教不改者，可以予以劳动教养。
（二）建立健全卖淫女的社会帮教体系,完善公力救济机制
针对卖淫女多为外地人的特点，可以与被查处的卖淫女的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联系，建立遣送和接受机制，联合其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帮教活动；强化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对于辍学、无业以及家庭有特殊情况的卖淫女，应联合社区、企业、学校等机构，发挥管理、教育、监督、救助和社区矫治的职能；重视并充分发挥妇联的作用，共同维护失足妇女合法权益。目前，妇女组织在维护妇女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的合法权益方面还很薄弱，妇联组织权力过于单一，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应当着重发挥卖淫人员户籍地及案发地妇联组织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预防女性犯罪的主导作用，强化妇联组织的职能，提高妇联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使妇联组织真正成为“问题”女性的“教育所”，困难女性的“救助站”，生活无助女性的“避风港”。
（三）加强重点区域和行业的治安管理和监控力度，创新管理模式
一是强加“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区域的行政管理和治安监控。主要有：按照行政区划在“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区域设立专门的出租屋管理部门，承担管辖区域内的出租屋登记、造册和日常管理职责；完善出租房屋的登记备案制度，要求出租屋业主在出租房屋、变更租客时登记造册，并及时向出租屋管理部门备案，对于未及时登记、造册、备案的，处以租金数倍的罚款；出租屋管理部门建立日常巡视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管辖区域内的出租屋进行检查，发现违法犯罪活动的苗头及时报警处理。二是强加重点行业的综合治理力度，提高准入门槛。主要有：加强对旅馆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美容美发业等行业的管理和监控力度，分门别类建立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档案，及时掌握相关人员活动情况；建立完善各职能部门综合管理机制和统筹管理制度，做到相互配合、相互联系，及时互通信息，经常性的开展联合执法。对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吊销其营业执照，并列入黑名单，禁止其在花都区区域内再从事此类经营活动。
外卖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CIF，相对优势，道德风险，灵活应用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今，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经济正在逐步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对外贸易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中国市场正在逐步和国际市场连成一片。因此，对国际贸易术语进行一定的理解和掌握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讨论在出口中采用CIF 贸易术语所具有的优势以及如何对其灵活应用。
CIF：即英文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namedport of destination）的简称—即成本加保险费、运费（...指定目的港）,是指当货物在指定装运港越过船舷时，卖方即完成交货。卖方必须支付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港所有必需的费用和运费，但交货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以及由于发生事件而引起的任何额外费用，自卖方转移至买方。然而，在CIF术语中卖方还必须为货物在运输中灭失或损坏的买方风险取得海上保险。因此，卖方须订立保险合同，并支付保险费。但买方应注意，在CIF术语下卖方只须按最低责任的保险险别取得保险。如买方要得到更大责任保险险别的保障，他需与卖方明示地达成协议，或者自行安排额外保险。CIF 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口清关。本术语只适用于海运和内河运输。
这一价格术语习惯上又称为'到岸价格'，按照国际贸易惯例的一般解释，在C.I.F.条件下，买卖双方的具体责任如下：
卖方责任：(1)负责租船或订舱，在合同规定的装运港期限内，将货物装上船并支付到目的港的运费，装船后通知买方；(2)负责货物装上船以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3)负责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4)负责办理出口手续，提供出口国政府或有关方面签发的证件；(5)负责提供有关货运单据，包括正式的保险单据。
买方责任：(1)负担货物装上船以后的一切费用和风险；(2)接受卖方提供的有关货运单据，并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3)办理在目的港收货的进口手续。
分析采用CIF 术语和其他贸易术语（如FOB,CFR）出口时对买卖双方之间的风险划分是一样的，即风险都是从货物越过装运港船舷开始转移，只是在CIF 术语下需要由卖方承担办理运输和保险的责任。在我国的对外出口贸易中，因为由我方自己办理运输和保险，从而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控制权。
1.在出口中采用CIF 贸易术语具有的优势：
1.1船货衔接方便
远洋运输，由于距离远，受自然条件（如台风、海啸等）的影响大，往返时间长，有的要两个月以上才能往返一次。单一船舶公司从中国港口启运的某条远洋航线的货船不多，有的甚至每月只有一个航班。采用CIF 术语有效地解决了船货衔接问题，因为卖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备货进度安排装运。这一点明显是于卖方有利的。。而且卖方通过对装船、通关等作业流程了解和控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出运事故的发生。同时，由于可供选择的运输公司比较多，当一家船公司无法安排舱位出运时，可以立即找到另外的船公司运输。所以船货衔接的风险要小得多，并且还可节省码头的仓储费用，缩短收汇时间。
1.2掌握货物的实际控制权
选择CIF术语出口时，卖方一般都会找自己熟悉的资信好的著名船公司装运货物，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来说由于是我方自己办理货物运输，对我国的船运公司和货代的资信比较了解，可以有效地规避运输中的道德风险，从而无单放货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即使出现单证不符，买方不付款赎单的情况，也不会落到款货两空的境地。另外，对于因承运人或货运的责任造成的风险追索起来也比较方便。在当前海事欺诈案逐年增多的情况下，出口采用CIF 比较安全。
1.3提高贸易的灵活性
当前国际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而我国大多数出口企业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相互间的外销价格竞争，随着我国加人WTO ，彻底打破外贸垄断体制，实现国内国外贸易一体化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相互间的外销价格竞争将会更加白热化。我国的许多产品价格已处于“临界点”，有时因微小价差而影响对外成交，因为现在各出口企业都加强了成本核算管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为了降低出口成本，扩大出口，出口企业不得不精打细算，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内部挖潜，当货价起伏较大时，谁控制了运输便对谁较为有利。当货价大涨时，CIF 条件下的卖方为了避免在价格高峰从厂商购进货物，可以尽量拖延装货交单的时间；相反遇到货价跌落，CIF条件下的卖方则可以用较低的价格由供货商那里购进货物，赶紧租船付运。其次，卖方一旦买进或准备好货物就可以及时安排装运，以免占用资金。
1.4更好地防范运输风险
现在出口贸易过程中，降低成本已受到了出口企业的重视，运保费的高低也成了影响我方对外成交较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CIF 术语下，由于是卖方自己负责办理保险，一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装运进度统筹安排备货、装运，及时为货物投保，保证作业流程上的相互衔接；另一方面，当运输过程中出现货物运输风险时，由于卖方在买方付款之前掌握着保险单据从而方便向承运人或者保险公司索赔。
可见，在出口中采用CIF 贸易术语具有许多优势，所以我国的出口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优先选择CIF 术语订立出口合同，从而更好地维护我方利益。
2.在具体应用CIF术语时，还必须做到灵活运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2.1时刻注意风险防范优先考虑CIF 成交
商场如战场，贸易的风险无时不在，而国际贸易具有线长、面广、环节多风险大的特点。在客户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贸易风险，外销员应首先考虑按CIF 术语报价成交，L / C(信用证付款) 付款，尤其是新客户更应如此。如果客户有顾虑，要做好有理有节的细心解释工作，尽力争取L/ C 付款，CIF 术语成交。因为在我国的对外贸易实践中，由于有些出口企业防范贸易风险的意识不强，业务环节的把关不严，上当受骗的案例实在太多了，由此导致出口企业蒙受重大损失而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倒闭的实例也不少。有的外销员一直出口业绩很好，曾是企业的创汇创利能手，但往往由于采用的贸易术语和付款方式不当，加之出口环节中的疏忽，有时一笔业务出问题，就给整个企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过去的业绩再好也无济于事，这样既毁了外销员个人的前程，也毁掉了一个企业，这种教训深刻而惨痛。。因此，无论出口企业还是外销员本人都必须把防范贸易风险放在首位，尽量争取采用较为安全的CIF 术语和L / C 付款方式对外成交，并在每个出口环节中严格把关，严格按L / C 的要求交单议付，以便减少和避免贸易风险。
2.2做好客户的资信调查灵活运用CIF 术语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做好客户的资信调查是对外贸易的一个较重要的工作环节。客户的资信调查可委托咨询公司、往来银行进行调查咨询，也可通过客户已有的购销渠道间接了解，更重要的是在从小到大的业务交往过程中不断熟悉和了解客户的资信情况。
掌握客户的真实情况后，在出口业务中就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地运用贸易术语对外成交。在出口国内外市场上价格较平稳的常规商品时，若客户租船订舱的运费低于我方运费且国际原油价格趋于上涨，则采用CIF术语成交为宜。。出口国际市场价格趋于下跌的商品、鲜活商品、季节性很强的商品以及交货期紧的商品，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趋于下跌时，卖方最好坚持采用CIF术语对外成交。
2.3胆大心细、捕捉一切贸易机会。
当今国际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除了某个时期的特殊商品供不应求外，大多数商品都供过于求。任何贸易都会有风险，关键是如何正确把握，真正做到胆大心细。对于新客户一次交货金额较大的订单，且该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趋于下跌时，优先考虑采用CIF 术语成交，若客户执意坚持采用其他贸易术语成交，卖方也可通过各出口环节的细心工作，辅以投保卖方利益险来满足客户的要求，这样既可防范风险，又可多捕捉一些贸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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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C2C；电子商务；网站声誉；评价机制
中图分类号：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2005年中国社科院首度了当年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调查报告，其中提出了在此之后，中国将迎来电子商务贸易的新高潮。近年来，基于C2C电子商务网站的兴起更是推动电子商务进一步地发展。如今看来，这份调查报告所言不虚，当前电子商务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已然呈现出了势不可挡的态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相关数据显示，没有参加网购的网民之所以没有尝试网络购物，其主要原因在于不信任网站，并害怕受骗。由此可见，电子商务企业声誉对电商企业的影响则有着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因此电子商务企业必须对自身的声誉进行有效地管理，并对影响客户信任的重要因素进行不断地研究和分析。
一、基于C2C电子商务网站声誉评价机制的概念及现状
C2C是电子商务专业用语之一，主要指的是个人与个人之见所产生的电子商务，实际上是英语单词Customer To Customer 的首字母的简称。它主要指的是一个消费者的货物通过网络交易将其产品出售给另一位消费者的行为。在当前变化迅速的互联网行业当中，C2C电子商务模式也开始了强弱变化，并发生着极大的格局变化。但是众所周知，国内当前C2C领域的领先地位非淘宝网莫属，其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六十。
作为一种新型的购物模式，在C2C电子商务网站能够让消费者进行跨越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产品交易和购物行为。在通常情况下，C2C模式下的购物行为通常是通过聊天软件进行沟通的，卖方只能以图片文字来展示自己的产品，卖方也只能在受到货物后才能感知产品质量是否合格。由此可见，其虚拟网络在带来交易便捷度的同时，也会为双方的可信度带来很大的挑战，同时，由于网络交易的虚拟化和特殊性，一些网络欺诈行为也趁虚而入，并频繁发生。因此，在电子商务购物过程当中，声誉评价体系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卖方和买方都可以通过确定交易双方的信用等级来判断对方的评价系统是否可靠，交易双方在交易完成之后也可以互相评论，根据累计的内容来确定双方的信用等级。另外，这一声誉评价体系也可以成为限制、惩罚具有欺诈行为、经历的买方或卖方，以此来规范电子商务市场行为。
二、影响C2C电子商务网站声誉评价机制的因素
通过对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声誉评价机制的分析可知，C2C电子商务网站的交易过程实际上涉及到产品的质量、物流、服务、费用信息等内容的传递，甚至还包含了消费者财务问题和个人信息等安全问题。由此可见，基于C2C的电子商务网站声誉评价机制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到感知交易安全性、服务质量、感知产品、感知物流性价等。
1.感知服务质量。所谓的“感知服务质量”主要指的是卖方在提供自己的服务之后，消费者根据产品满足自身需求的程度以及它所带来的愉悦感所做出来的愉悦感等。相关部门通过对消费者在感知服务质量方面所做出的反映进行了判断，并认为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与消费评价、购物意向等方面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根据我国当前的C2C电子商务消费模式的当前发展模式，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对沟通环节、技术环节等服务质量。其中，沟通环节包括买卖双方通过聊天软件进行交流的感受，产品描述的具体性优惠活动的透明度等是主要的技术环节。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会对本次购物的服务质量有切身的感受，并会直接影响到购物者的满意程度。
2.感知产品质量。在我国当前C2C电子商务购物环境当中，消费者通过特点的个人网页浏览或选择额网页卖方所展示的产品，并在页面上浏览产品的信息和感知产品的性能。而该产品的质量则会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卖方的信誉评价，而实际的评价则需要在买房受到产品后才能够进行实际性的评价。在此过程中，卖方对产品的描述和产品实际感知的效能是否相符，成为了衡量卖方信用程度的关键性因素。
3.交易安全性以及物流配送服务。消费者在网络交易的过程中，对个人的资产、信息、货物等安全的保障就被称之为交易安全性。影响到交易安全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消费者、物流公司、C2C电子商务网站以及第三方交易平台。其中，电子商务网站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成为了实现网络购物安全有效的保障体系。而消费者的个人资料、邮寄地址等成为了买房及时收到货物的重要平局。另外，物流质量主要指的是物流性价，主要涉及到的是物流费用和物流速度两方面内容。物流作为电子商务重要的组成方式之一，在交易流程的交易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物流主要指的是在交易过程中，双方谈妥物品价格以及物流价格。如若交易过程中需要退货，则退货运费则需要买方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消费者规避购物风险时所要考虑的问题，也势必会影响到卖家信誉评价的高低。
三、C2C电子商务网站声誉评价机制提升的方法
1.买房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消费者应当在浏览网页、与交易双方的过程中与卖方进行适度沟通，使得自身获得的产品质量、价格、物流配送等信息更加全面。这样能够最大程度地规避各种购物上的风险。同时，买房消费者还需要根据个人自身的信息，通过网络软件、网站社区等与卖家进行沟通，借助卖方的产品信息确定日后的消费准备，使得网络购物能够发挥更高地效能。
2.卖方消费者。作为卖方消费者，如果要提升自身的交易额，就应当更加注重网页上所推出的产品的重点，并着重以买房所能感知到的服务质量为依据，辅助以廉价、优惠、新颖等特点。同时，卖方消费者应当与买方及时进行沟通，获知和满足买方的实际需求，并且及时获取买方产品服务的满意程度、物流性价等反馈问题。另外，卖方消费者还可以跟踪产品售后情况，积累自身的销售经验，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扩大消费者之间的知名度，从长远方面提高买卖双方的信誉。
总之，现有的声誉评价机制在C2C电子商务网站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仅影响到买方消费者的权益，而且也影响到卖方的网络交易成功量，应当受到买卖双方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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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莉，杨文胜，谢阳群，等.电子商务市场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J].管理评论，2004（03）：25-30.
[3]刘靓.企业声誉的构成及其驱动因素测量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
外卖安全论文篇8
乙方：________________
本规范书适用于___________（甲方）为_______________项目提供常规仪表成套设备。___________（甲方）根据___________（乙方）提供的《招标书》、《仪表数据表》及《常规仪表设备明细表》中的型号、数据、参数，成套供货。卖方为甲方，买方为乙方。
本协议书经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技术要求
1．供货范围包括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所有设备及材料，同时也包括安装和维护设备所必须的技术资料、专用工具、备品备件。在执行合同过程中如发现有任何漏项和短缺，在发货清单中并未列入而且确实是卖方供货范围中应该有的，并且是满足数据表对合同设备的性能保证值要求所必须的，均应由卖方负责将所缺的设备、技术资料、专用工具、备品备件等补上，且不与买方发生费用问题。
2．卖方应及时提供与本工程设备有关的工程设计、设备监造、检验、土建、安装、调试、验收、性能验收试验、运行、检修等相应的技术指导、技术配合、技术培训等全过程的服务。
3．卖方需派代表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指导买方按卖方的技术资料进行安装、分部调试和启动，并负责解决合同设备在安装调试中发现的制造质量及性能等有关问题，费用由卖方负担。如果卖方没有按时进行技术服务，买方则有权通过其他渠道取得相应服务，并从应向卖方支付的任何一笔款项中扣除相关费用，且不需任何法律或行政手续。
4．卖方提出并经双方在会议上确定的安装、调试和运行技术服务方案，卖方如有修改，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买方，经买方确认后方可进行。为适应现场条件的要求，买方有权提出变更或修改意见，并书面通知卖方，卖方应给予充分考虑，应尽量满足买方要求。
5．买方有权将对方所提供的一切与本合同设备有关的资料分发给与本工程有关的各方，并不由此而构成任何侵权，但不得向任何与本工程无关的第三方提供。
6．卖方(包括分包与外购)须对一切与本合同有关的供货、设备及技术接口、技术服务等问题负全部责任。
7．凡与本合同设备相连接的其它设备装置，卖方有提供接口和技术配合的义务，并不由此而发生合同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8．卖方派到现场服务的技术人员应是有实践经验、可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员。买方有权提出更换不符合要求的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卖方应根据现场需要，重新选派买方认可的服务人员。如果买方在书面提出该项要求______天内卖方没有答复，将按相关条款视为延误工期等同处理。
9．由于卖方技术服务人员对安装、调试的技术指导的疏忽和错误以及卖方未按要求派人指导而造成的损失应由卖方承担。
10．卖方负责对买方从事安装和维护的人员进行培训，使培训人员熟练掌握设备性能，系统运行、操作和维护。卖方应为培训提供足够的培训资料和必要的设备，为培训人员提供食宿以及生活和必要的办公条件，费用由卖方承担。每种类别的常规仪表培训人数为___________人。
11．由卖方供应的所有合同设备／部件（包括分包与外购），在生产过程中都须进行严格的检验和试验，出厂前须进行部套或整机总装和试验。所有检验、试验和总装（装配）必须有正式的记录文件。以上工作完成之后，合格者才能出厂发运。所有这些正式的记录文件及合格证作为技术资料的一部分，卖方应以快递邮寄给买方存档。此外，卖方还应在随机文件中提供合格证和质量证明文件。
12．现场检验时，如发现设备由于卖方原因（包括运输）有任何损坏、缺陷、短少或不符合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时，应做好记录，并由双方代表签字，各执一份，作为买方向卖方提出修理或更换或索赔的依据；如果卖方委托买方修理损坏的设备，所有修理设备的费用由卖方承担。
13．如双方代表在会同检验中对检验记录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可由双方委托权威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双方权威检验机构联合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检验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14．本合同设备由买方根据卖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检验标准、图纸及说明书进行安装、调试、运行和维修。整个安装、调试过程须在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指导下进行。重要工序须经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签字确认。
15．安装、调试过程中，若买方未按卖方的技术资料规定和现场技术服务人员指导、未经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签字确认而出现问题，买方自行负责（设备问题除外）；若买方按卖方技术资料规定和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指导、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签字确认而出现问题，卖方承担责任。
16．在不影响本合同设备安全、可靠运行的条件下，如有个别微小缺陷，卖方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免费修理上述的缺陷，买方则可同意签署初步验收证。不论合同设备的损失或损坏的责任在买方或是在卖方，卖方应首先尽快交付更换或补充此损失或损坏的设备，然后再确定上述设备的费用由哪一方承担。
17．在设备寿命期内，卖方欲停止或不能制造某些备品备件，应及时向买方推荐此类备品备件的升级和替代产品。但如果无升级和替代产品，卖方有义务提前通知买方，以便买方有足够的时间从卖方处对所需的备品备件做最后一次订货，并且卖方有义务免费提供制造这些备品备件的图纸、样板、工具、模具及技术说明等，使买方能够为合同设备制造所需的备品备件，且买方制造这些备品备件不构成对专利及工业设计权的侵权。
18．本合同执行期间，如果卖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和技术资料有错误，或者由于卖方技术人员指导错误和疏忽，造成工程返工、报废，卖方应立即无偿更换和修理。如需更换，卖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到安装现场更换的一切费用，更换或修理期限应不迟于证实属卖方责任之日起的_____个月内。
19．由于买方未按卖方所提供的技术资料、图纸、说明书和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的指导而进行施工、安装、调试造成的设备损坏，由买方负责修理，更换，但卖方有义务尽快提供所需更换的部件，对于买方要求的紧急部件，卖方应安排最快的方式运输。
20．合同规定的合同设备保证期满后，由买方在_____天内出具合同设备保证期满最终验收证书交给卖方。条件是：在此期间卖方应完成买方在保证期满前提出的索赔和赔偿。但卖方对非正常维修和误操作以及由于正常磨损造成的损失不负责任。
21．如由于卖方责任需要更换、修理有缺陷的设备，而使合同设备停运或推迟安装时，则合同设备保证期应按实际修理或更换所延误的时间做相应的延长。
22．卖方未经买方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范围内的设备／部件进行分包（包括主要部件外购）。卖方需分包的内容和比例应事先征得买方同意，否则不得分包。
23．卖方提供的
所有设备及材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或国际标准，并符合买方数据表及现场要求。技术数据如有异议，双方协商解决。 24．卖方将负责仪表设备来货的验收、标明位号及运输，并协助设备在现场的开箱验收。卖方所供设备的包装均遵照国家标准和有关技术条件。
25．在签定合同之后，买方如有仪表设备补充增加，卖方将承诺予以配合。具体内容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___________份，双方签字确认。
卖方：_________________ 买方：_________________
卖方代表人：___________ 买方代表人：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