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文化论文范文

苗族文化论文篇1

    郭沫若指出:"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同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相适应,历史地形成的,这里谈的羌人、夷人、戎人、狄人、苗人、蛮人,正是汉族的前身。历史上所说的华夏,乃是由他们共同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决定了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元化的格局。民族的融合导致民族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具有同一性,民族的差异又导致民族法律文化的价值表达形式具有特殊性,苗族"古老话"就是集上述同一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历史文化画卷。少数民族民间法律制度是中华民族传统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习惯法律制度中许多诗性智慧、原创文化以及和谐价值因素至今还存活在各民族的法律生活中。"古代中国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绝对的目标,把法律看成是实现这一道德目标的手段;其法律因此只有否定的价值,争讼乃是绝对的坏事。"探究比较苗族"古老话"的各种文本载体,考察苗族"古老话"流传地武陵山区的法律事象,可以发现,苗族"古老话"的各种流传文本富含着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和谐。

    椎牛祭祖,合鼓结社,是旧时苗族各部落首领共同议规、以鼓为标志的结社活动。巴代(苗老司)是在苗族社会中经常替人们主持祭祀与祈祷的神职人员,也是苗族"古老话"传承的职司者。据巴代古歌"合鼓建社"记载:"合鼓合在占求地,占怕古地椎了牛。绕圈旋转齐跳舞,喜笑颜开乐悠悠。飞歌传上云天里,震天动地无忧愁。"苗族古歌云:"姜央兴鼓社,全疆得共和,得富大家有,得福大家享。"这是苗族先人施行合鼓结社的法律行为所追求的和谐价值的描述。《苗族理辞》是旧时苗族"理老"等头面人物为他人说理断案、排解纠纷、向纠纷当事人叙说和判断是非曲直所依据的法律规则,它也是苗族"古老话"记叙的一种文本。在这些规则中,对破坏和谐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了否定。"谁的心不正,谁的意不良,他起蚂蝗心,他起臭虫意。掐别人的好花,摘别人的甜果子,进别人田捉鱼,钻别人园‘讨'菜,偷别人的伴侣,抢别人的妻子,小案要银两,大案要性命。"苗族人之所以愿将和谐作为民族习惯法的价值追求,其原因是"上古时候,古代时期,仡索仡本,本是兄弟。一娘两个膝头,你坐我坐,一娘两个乳头,你吃我吃",所以,本是同娘生,相煎何太急。苗族"古老话"中的"开天立地"篇写道:"古时天上灰蒙蒙,地下黑沉沉,天地相连,乾坤接近;水里无通船通筏的道,地上无走马走驴的路;天空无飞鸟,水里无游鱼。""古老话"在这里强调了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大自然不存在物我之分,自然与我之分。人与大自然不能割裂、也不能对立,而是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生态家园,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法律文化作为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文化形态,和谐必将成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因此,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苗族"古老话"中所寻求的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价值不谋而合。

    "古老话"所传承的苗族习惯法对于本民族成员而言,不仅蕴涵着人情、天理、国法,而且有着自我救济和自我修复的功能。"古老话"告诫人们:"管世上事,象流水入穴,理凡间情,如牲口归栏。前面不说东道西,后面不挑是生非,莫踩好禾好苗,要惜好谷好米。不要左边砍倒树,不要右边砍倒竹。"千百年来,湘西苗族人民崇勤劳、鄙懒惰,尚礼仪、鄙骄横,珍团结、鄙分裂,爱公物、鄙自私,扶危困、鄙打劫,讲良心、鄙阴谋形成了以习惯法基本规范和乡规民约为载体的社会风尚。这种情、理、法相互交融的习俗法规已构成长期约束当地人思想行为的法律机制,它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相辅相成,从而形成苗寨山村淳朴好客的民风、互帮互助的生产生活习俗、青山绿水的自然环境,一直为外界所称颂。

    二、苗族“古老话”展示了苗族先民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

    作为一种文化要素,苗族民间习惯法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播与演化,因为它是由固定生活于苗族社会环境中的苗族先民所推行的一套有组织的苗族风俗与生活仪式的体系,苗族"古老话"正是这套有着法律文化性质的民族风俗与活动的文化载体。苗族学者龙炳文先生在《古老话》一书中记叙的事实正好验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苗族"古老话""自苗族的先民三苗、?兕、南蛮、武陵蛮,到宋时的苗,都一直把它视为自己的‘百科全书'而广为传颂,家喻户晓。‘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它的手抄本和方块苗文记载本被焚烧殆尽,但苗族人民还是悄悄地用民间口传形式,将其保存下来了。"苗族"古老话"的文化生存能力为什么能如此强大?这是因为苗族先民创造了一种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

    如果说苗族"古老话"由于在内容上富有了深刻的法律规则、维护了社会的正义而备受苗族人民推崇的话,那么,它在艺术上的表现形式则更为富有能歌善舞天赋的苗族人民所喜爱。笔者生于苗家,长于苗寨,自幼说苗语生活,唱苗歌叙事。成年后,用苗话说理,编苗歌育人,湘西苗族"古老话"的部分内容早就耳熟能详、心领神会。所以,苗族"古老话"的艺术形式对笔者的熏陶感染至深。

    如苗族《古老话》一书的"后换篇"中有关家庭伦理规范的记载:JongsIebIioxros,(七兄七弟)JongsIebIioxkad;(七弟七兄)Mouxguantjibzonggoudmel,(管家中姑娘)Mouxguantjibzongdednpad;(管屋里姐妹)Mouxguandjidblouddebnpad,(不准破口骂娘)Mouxguandnzhadlotndatmat。(不准咒骂父辈)又如《苗族理辞》《议榔》篇有关禁止换妻的榔规记载:Deddiongxhsattiedwid,(制筒不准?妻)Kheikqangthsattiedhvab,(刻木不准换妻)Xilniangbxangxtiedliod,(只有调换牛市场)Axniangbxangxtiedwid。(没有调换妻集市)

    "苗族理辞讲求对仗,而且对仗工整,词语声调高低升降,起伏跌宕,极富韵律之美。"苗族"古老话"的表达方式既有诵读(分单人、双人诵读),也有歌唱,还有读唱结合等多种形式。所以"古老话"的记事体裁,既有白话体、诗辞体、还有民间古歌体。苗族古歌为纯苗语演唱,女声高亢嘹亮,男声豪迈奔放。苗歌曲调因方言不同而不同,装饰音也因内容变化而变化,苗歌也因柔和、明快、婉转,细腻而极具感染力,它是苗族性格的写真。苗族"古老话"中所记载的民族习惯法规范通过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使它成为了苗族人民实现法律文化自觉的一种有效的民间方法。虽然旧时的苗族人民,因诸多的原因尚难以完全掌握本民族的文化使命和社会命运,但是,他们却能够创制维护自身民族利益的民族习惯法,并创设了特殊的表达方式使它历经千年的洗礼而延续至今。运用这样的法律文化,完成了苗族人民的文化自觉,这在苗族历史上也是一项奇迹。须知一个民族的发展,其民族文化的生存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

    苗族古代的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很难显现,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不少内容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建设性价值。肯定苗族"古老话"所展示的苗族先民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其意义也是积极的。在"古老话"开篇"濮斗娘柔"中,苗族先民以惊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通过"盘古开天,南火立地"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古老话"第二部分《前朝篇》的"亲言姻语"中,反复出现过"诗体法"韵文,如:"东方聚齐了启明星,西方升起了夜明珠。齐了坪地的大岩,到了盆地的名村,齐了超山的高竹,到了超岭的高树,齐了五亲六戚,到了五宗六族。"这种"亦歌亦法"的韵文式体裁反映了苗族古代婚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对阐释早期苗族社会的民间规约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武陵山区苗族没有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本民族文字,主要是通过口述的神话史诗来记录民族迁徙、文化制度和宗教祭祀活动等,"古老话"以其粗糙模拟性、直观象喻性、实物类比性证明了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载体,这种创造性集中表现为诗性智慧的创造性本能。因此,"古老话"所贡献的诗性智慧起自于人类从内心深处萌发出来的一种自由抒发情意、向往公平正义的原始潜意识与冲动,它是各民族谋求社会平等的人类理想的初始展现。可见,诗性智慧是沟通神话史诗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桥梁,二者是"诗中有法、法中有诗"以及"水乳交融"的关系。诗性智慧代表法律文化结构中最本质最优秀的文化因子,它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和谐秩序的渴望,决定了原生态诗性文化在整个少数民族习惯法体系中的形象和地位。正如茅盾所分析的:"原始人民并没有今日文明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并且没有够用的发表思想的工具,但是从他们浓厚的好奇心出发而来的想象力,却是很丰富的;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因此,对"古老话"法律文化价值的研究与发掘将对我国民族自治区域的立法实践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苗族“古老话”传播了苗族习惯法的生态化信息,它演绎了一部精彩的原生态的法律文化

    苗族"古老话"中所提到的苗族先民的生存环境,就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危机,更不存在危机加剧的问题。然而,局部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人的生存矛盾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会发生。应当承认,旧时的苗族先民并没有构建出系统的法律生态化的理论体系,但是,苗族的"古老话"却蕴涵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规则和理念。他们用"古老话"的诗体韵文形式,记载了极富法律生命力的民族习惯法,保护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也演绎了精彩的初始化的法律文化。

    从"古老话"所反映的民族习惯法来看,推动自然的生态系统趋向平衡的内容颇为多见。"烧山遇到风,玩狗雷声响。烧完山岭上的树干,死完谷里的树根,地方不依,寨子不满。金你郎来议榔,罗栋寨来议榔。议榔育林,议榔不烧山,大家不要伐树,人人不要烧山。封河才有鱼,封山才生树。"苗族先民将具有维护生态平衡内容的民族习惯法,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起到了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

苗族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 市场经济； 黔东南苗族村落； 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1）03-0139-02

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内的经济资源，按比例在产品和劳务上的资源配置。大改革大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下简称市场经济）不仅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传统经济维系下的黔东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族村落文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文化变迁。

一、黔东南苗族村落的人文地理背景

黔东南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面积3.03万平方千米，地势西高东低，峰峦起伏，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山青水秀，气候宜人。黔东南聚居有苗、侗、汉等33个民族，人口431.92万，其中苗族人口178.43万人。苗族村落散布于黔东南沟壑纵横的崇山峻岭之中。

黔东南苗族源于炎、黄时代的九黎部落，曾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造者”[1]。涿鹿战败后，部分苗族先民退居“左彭蠡，右洞庭”的江淮地区，尧舜禹时期发展成“三苗”部落集团。夏商周时期，成为“南蛮”或“荆蛮”的主体。春秋秦汉，逃避战难于武陵五溪地区，形成“武陵蛮”和“五溪蛮”。同时部分“武陵蛮”和“五溪蛮”沿清水江、都江而上，进入贵州黔东南，[2]形成了独特的黔东南苗族村落文化。

黔东南苗族村落是苗族历史文化的积淀，是生境适应的反映。苗族的历史迁徙和山地环境是黔东南苗族村落居境封闭和经济落后的客观基础。黔东南苗族村落的人们世代相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维系着古朴浓郁的黔东南苗族村落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黔东南苗族村落的传统经济被改变。但这种改变是缓慢的，相对于经济发展是滞后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黔东南苗族村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对黔东南苗族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古村落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变迁。

二、黔东南苗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一）价值观念变迁

解放以前，散居于西南山地的黔东南苗族村落，人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这是苗族历史的选择，也是苗族传统经济提出的客观要求。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苗族村落这种隔绝、宁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人们在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的同时，思想观念也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既有“”时期精神激进的狂热，也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冷静与思考，激情与创新。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流动，使生产实现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地尽其力，从而充分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黔东南苗族村落传统的自给自足、中庸之道观念在市场经济开放、竞争、开拓的潮流中迅速逊色，存理去欲的儒家思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迅速溃退。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利益意识、竞争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人们的是非、利弊、得失、尊卑等观念急剧变化。市场经济孵化出黔东南苗族村落人们进取、竞争、开拓、创新的思想观念，正冲击着“养牛为种田，养猪为过年，养鸡生蛋换油盐”的传统思想，人们的投资观念、消费观念、生育观正发生着变化。人们不再把更多余钱用于婚丧嫁娶、请客送礼和迷信，而是把更多的钱用于投资生产；传统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观念正在向优生优育和智力投资转换。人们不再固乡守土，而是积极融入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正改变着村落人们的价值观念。

（二）生产方式的变迁

农业是黔东南苗族村落传统的经济部门。长期以来，黔东南苗族村落一直延续着男耕女织的传统。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改变了。由于本地和沿海劳动价值的差异，种田的收入已远远不及外出打工。人们不再守乡固土，中青年纷纷涌入沿海打工，村中仅有老人和儿童留守。打工收入已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村落传统经济中所产生的，如木匠、石匠、解匠、篾匠、瓦匠等职业匠人，其职业角色已逐渐淡化，有的则快速向专业化、规模化和技术化方向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促成了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人们不再把专心务农的庄稼汉当成能干人，而是把从事非农经济，能赚钱的人看成是有本事的人。事实上，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经济的家庭，多数已盖上了新房，享有了电视、冰箱等现代化生活设施。这种收入差距，促成了黔东南苗族村落生产方式的变迁。

（三）生活习俗的变迁

在传统经济中，苗族往往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市场经济前，苗族的衣料多半是自己种棉，自己纺织，自己印染和自己缝制的。市场经济后，随着成衣业的发展，苗族除了苗族女装仍需手工刺绣和缝制外，多数男子已穿着汉装，苗族已不再种棉、纺织和缝制衣服了。目前，苗族女装也出现了日常便装，重大节日盛装的转变。在食物结构上，市场经济前，山居的黔东南苗族往往是“半年红薯半年粮”，除了有限大米之外，红薯、玉米、大麦、洋芋便是半年的粗粮。市场经济后，随着物流的畅通以及现代良种和化肥的使用，大米已能满足苗族村落的需求，红薯、玉米、大麦、洋芋等粗粮已逐渐成为牲畜的饲料，苗族传统的水磨和冲碓等食物加工工具，已逐渐被现代的碾米机和粉碎机所替代。黔东南苗族传统民居多为平房、吊脚半边楼、吊脚楼等木质结构。市场经济后，随着村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外出带来的建筑文化，村落开始出现了砖石结构的小洋楼。

（四）苗族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随着村落电视、网络对外来文化的传播以及村落与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村落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化。在语言结构上，黔东南苗族村落除老人仍讲苗语外，中年人一般是苗、汉双语并用，中小学生在学校大多已讲汉语了。在婚姻方面，过去多由父母包办，往往是“先结婚后恋爱”。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现在的婚姻已由过去的父母包办逐渐变为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媒人牵线只有象征作用，已没有实质意义，婚姻程序亦大大简化了。如黔东南黄平县的苗族村落，结婚时，新郎将新娘接回家中，十三天后新娘才能返回娘家。这十三天男女双方不能圆房，只能由新郎的姐妹陪伴。结婚几年后，男方家以农忙或节日为名，才能再次将新娘接回家中，男女双方才能圆房。市场经济后，结婚礼节基本相同，但程序已大大简化。结婚多数已不再需要十三天，往往第一天结婚，第二天新娘即可返回娘家，新郎新娘月内即可同房。现在男女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除考虑勤劳持家、尊老爱幼等传统品德外，居家条件和男子从事非农能力则为主要的择偶标准。现在的节日庆典，由于村落经济的发展，参入了很多现代文化的元素，也较以往隆重和热烈。在制度文化方面，过去，苗族往往依靠寨老和族长以及苗族习惯法处理村落内部事务。如偷伐树木者，由寨老或族长主持，罚米100斤，肉50斤，全村人集中煮食，以处罚偷伐者，同时警示后人。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处理村落内部事务则更多地依靠村委会和法律，人们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也较过去增强了。

三、黔东南苗族村落文化变迁的原因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文化系统。在迁徙中形成，在生境适应中发展的苗族村落文化，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随着社会交往的频度和广度的增加，苗族村落文化也在快速演变中。

（一）市场经济是苗族村落文化变迁的前提

传统文化是在民族历史文明演进中形成的，是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市场经济开放，自由的空间为传统文化向经济富裕、政治稳定、科技发达的现代文化转型提供了条件。这是苗族村落文化快速变迁的前提。

（二）苗族村落文化变迁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使苗族村落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对苗族村落的结构、体制和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村落传统的社会结构，行为道德和价值观念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为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所改造。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市场经济对苗族村落文化提出的客观要求。

（三）市场经济促成苗族村落文化变迁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自由、竞争的经济，是社会功能、结构趋于公平和合理，人的潜能获得最大释放的经济。市场经济实现了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内的经济资源，在产品和劳务上的合理配置，从而调动了人们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传统经济维系苗族村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要求村落的人们重新掂量传统文化的是非、利弊与得失，重新思索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重新构建村落社会结构和功能，从而促成了黔东南苗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黔东南苗族村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了巨大影响。古村落人们的价值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正经历着深刻的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余秋雨黔东南纪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20.

苗族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苗族 双语教学 儿童 社会化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3C-0050-03

儿童社会化是儿童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习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以及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儿童社会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是儿童和社会文化之间互相起作用的沟通过程。从不同的研究历史和现状看，儿童社会化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近年来，研究开始注重文化（尤其是多元文化）在儿童社会化进程中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对人的影响逐渐走向跨地域和多元共生的层次。儿童社会化研究的多元文化取向已成为研究的新方向和热点。多元文化（跨文化）教育通常指多民族国家对各民族的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进行的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以使学生能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能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享有应有的文化尊重。而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象征和内涵在文化这个大范畴中，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在民族儿童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语言尤其是民族语言和主流文化中的语言（在我国为汉语）对儿童社会化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对语言及语言（双语）教学有许多研究成果，但对语言（尤其是民族双语）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基于此，本文拟从苗汉双语教学的初步研究来凸显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苗族语言文字运用及发展状况

语言文字是表达和记录语言、思想、情感的工具，又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苗族同胞历来拥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苗语，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苗语有三大方言――东部（湘西）、西部（川黔滇）、中部（黔东），各方言又分一些次方言或土语。另外，各个方言及次方言内部还有土语之分，各方言及次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不同地区的苗族，基本上不能用各自的苗语来进行沟通交流。

苗语运用的范围非常广泛。东部（湘西）方言包括湘西自治州、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等地区，大约有110万苗族人使用；中部（黔东）方言包括黔东南自治州、黔南自治州东部、湖南西南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县，大约210万苗族使用；西部（川黔滇）方言是苗语三个方言中内部差别最为复杂、分布地域最为宽广、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分布在贵州省除黔东以外的所有地区、川南、桂西北及云南各地，共250万人以上人使用。

学术界对苗族有无文字历来争议很大。在苗族地区流传的苗族史诗和民间传说中，苗族古代是有文字的，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失传了。近代苗族保留有一些方言文字的记载，如湘西石板塘创制的方块苗文，湘西石启贵创制的速记苗文，贵州龙绍华运用国际音标编制的苗文课本等，但这些文字未能推行下来。1956年，由政府组织语言学专家为苗族各大方言各自创制了一套苗文，即在拉丁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拼音文字。并通过了苗语方言文字方案（草案）：中部方言改为黔东南方言，东部方言改为湘西方言，西部方言改为川黔滇方言，北部方言改为滇东北方言。创制了三种苗文：湘西苗文、黔东苗文、川黔苗文，规范了滇东苗文，因而现行苗文有4种。从此结束了苗族没有文字的历史，许多苗族区域开始使用苗汉双语文课本进行教学。

二、苗汉双语教学现状

新苗文创制后，民族文字在苗族地区得到试行和推广，双语双文教学也开始全面施行。但是受“左”的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苗汉双语教学处于停滞状态，直至80年代才得以恢复。特别是在苗族聚居的贵州、云南以及湘西等地全面展开。

贵州省有苗族人口412万，是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占全国苗族人口的60%。在黔东南的苗族聚居地，基础教育已经全面实行双语教学，并在双语文教学的教材编写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黔东南苗族用苗文编写出版了教材、读物，并翻译民间流传的谜语、童谣、儿歌、故事等，据统计现在黔东苗文教材和工具书有12种481000册。其中《六年制苗汉双语文教学课本》l～7册，苗语《语文》l～3册，《数学》l～2册，《自然》l册，计30万册，黔东苗文扫盲课本2种，《苗文学习》l～4册，计印154000册，《苗汉词典》《汉苗词典》《苗语俗语小词典》《苗语语法》《黔东苗语基础知识》等工具书27000册。此外，各地还自编自印许多苗文乡土教材。在黔东松桃及湘西苗族地区，双语教学也是全面进行，双语教学已经形成成熟的教学模式。在笔者所在地的松桃，除县城小学以外，苗族聚居地几乎全部实行苗汉双语教学，苗族学生全部接受的是苗汉双语教学。在松桃及湘西的苗汉双语教学主要是采用“双语双文，四步转换”的双语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苗族儿童入学后用一年的时间学习苗文，培养苗族学生对苗文一见即呼，一呼而出，将母语口头语言转换成母语文字的能力。再从二年级上学期培养学生将直呼苗文字音的能力转换成直呼汉语拼音的能力。接着在培养学生将阅读两种拼音的能力转换成阅读汉字文章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将运用母语文字形成的读写能力转换成汉语文的读写能力。云南的苗族聚居地区也同样全面开展了苗汉双语教学。

苗汉双语教学的全面开展，使得苗族地区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大幅度提升，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升学率普遍提高，为开发苗族儿童智力、提高苗族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发展民族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儿童是生活于特定文化情景中的人，而人总是文化的塑造物。文化将不可避免地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特别是在苗汉双语教学的跨文化教育影响下的苗族儿童，其社会性发展更应该值得研究和关注。

（一）苗汉双语教学所独特的教育功能，加速了苗族儿童融入主流文化社会、适应现代社会的步伐。母语是一个人最早学会使用的语言。对儿童而言，学习语言、认知世界、提高社会意识是同步进行的。语言是认知和社会意识得以正常发展的重要媒介。苗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及其成果研究已经很多，取得的基本共识是：双语教学推动了苗族儿童认知的发展。在以母语――苗语为主要交际工具的苗族地区，儿童在入学前大都不通汉语，甚至很少听到别人说汉语。一入学就要学习用汉语编写的教材，由于没有汉语语言基础，很难消化吸收课本知识，学生往往对学习不感兴趣，学习成绩很难提高，以至于学生放弃学习，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双语教学开展后，通过用母语辅助教学，教会学生利用苗族文字给汉字注音释义，帮助理解，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水平，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就能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双语教育对民族儿童这种特殊的教育功能，不仅仅是提高了民族地区的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普及了民族地区的教育及发展民族教育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苗汉双语教育对苗族儿童认知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认知是儿童社会化的前提，因此，儿童通过双语教学能更好地学习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儿童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提高作为社会人的综合素质，同时能更多地了解、接受主流文化――汉文化的思想。这对于苗族儿童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适应现代社会，求得社会生存的思想、技能和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为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对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应立足于宏观的思考，这正是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影响的核心功能。

（二）苗汉双语教学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增强了苗族儿童的民族自豪感，培育了苗族儿童的民族意识。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由此凸现双语教学具有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在多元文化的中华大家庭里，民族团结、民族互补、民族融合已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同时主流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虽然多元文化的理念已经越来越被重视，但主流文化的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强大冲击仍然是现实问题。因此，在民族地区如何保护、尊重、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体现民族平等，已是经济全球化过程别关注的问题。而双语教育不仅能传承民族文化，更对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与互补，促进国家、地区和民族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语言，把使用自己的语言看做自尊的体现，妨碍学生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就会剥蚀学生所属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就会影响甚至伤害儿童（学生）的民族尊严和社会尊严，严重的或许引起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或许会导致儿童的心态。因而双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既传承了民族文化，又实现了文化的互补和协调，还对儿童正常的社会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培养苗族儿童的认知兴趣、成就动机等社会化因素。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本民族语言是人民性最好的表现，因此，学校教育只能应用学生的民族话来进行。本民族语言在教学和培养儿童方面有极其巨大的作用。少数民族儿童从小就生活在本民族母语的环境中，学龄前儿童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如前所述，苗族儿童入学前几乎不通汉语，入学后很不适应学校的教育，造成了学习困难，导致不少儿童对学习丧失兴趣。在苗族聚居地，苗汉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以母语为中介，开展苗汉双语双文教学，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积极进行思维活动，学生紧跟教师的教学思路，积极踊跃回答教师的提问，并能主动提出问题，形成较好的教学互动，从而培养了苗族儿童浓厚的学习兴趣。而苗族儿童的学习兴趣逐渐超越了对知识层面的诉求，随着认知的深入、认知的发展，他们对书本知识的兴趣不断地迁移到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延伸到对现代社会的兴趣，对主流社会的兴趣，这对苗族儿童融入现实社会的引导将有深远的意义。

同时，“母语是开启儿童智慧的最好钥匙”已经成为语言研究者的共识。苗族同胞从小生活在母语的环境中，养成了母语思维的习惯。因此苗语成为苗族儿童认识世界、开发思维的最好工具。在西南苗族聚居地，乃至周边汉族地区或较高度发展的城市随时可以听到用苗语进行的交谈，如黔东的铜仁市，黔东南的凯里市等。许多苗族同胞，表现出了对母语――苗族语言文字天然的感情。许多成长中的苗族青年和已经走出了苗族山寨的苗族同胞，都是在苗汉双语教学模式中成长、发展的。在研究调查中发现，不论是搞双语教学的教师，还是在中小学里接受苗汉双语教学的学生；不论是在民族聚居地工作生活的人，还是走出苗寨在其他地方工作和发展的人，都认为在儿童的启蒙时期，采用苗汉双语教学发挥了苗族语言“易懂、易学、易记”的优势，特别是在儿童智力发展的最佳时期，利用苗汉双语教学中的“提前读写”，不仅培养了苗族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促进了苗族儿童思维的发展，达到了开发智力的目的。陈宝国采用测试法，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缺乏双语环境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双文教学对小学生智力、非智力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语双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智力水平的发展，其积极作用表现在所调查的小学四、五、六年级中；双语双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影响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的水平，它有利于学生成就动机、认知兴趣、学习热情、学习责任心、学习毅力等非智力因素的培育，这种积极的作用在四、五年级中表现较为突出。由此可见，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苗汉双语教学有助于培养苗族儿童的社会交际能力。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的思维工具，更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本质是社会交际功能。因此，重视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对儿童社会交际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儿童交际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苗族地区，儿童从小在母语的环境中成长，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进展，许多苗族儿童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现代社会，开始进入以说汉语为标志的主流社会。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跨文化的社会交际的冲击下，语言交际能力是适应社会、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基本要求。如果不具备语言交际能力则难于生存，更不要说社会化的发展。而苗汉双语教学正是培养苗族儿童语言交际能力的基本途径。在苗汉双语教学中，学生不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双语教学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尤其是通过母语――苗语的引领提高汉语交际能力，从而为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尤其是融入主流文化的现代社会化提供支柱。这也是苗汉双语教学对苗族儿童的社会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五）苗汉双语教学为苗族儿童学习社会生存技能奠定基础。谈民族儿童社会化的发展，也许从理论上有很多抽象的内容研究，但在关注少数民族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许更应该从高端的理论研究回归到现实状况。社会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是要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生存于社会，这就要求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掌握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在全球化社会化的今天，在高度开放和民族融合的中国，任何封闭都必然导致生存状态的恶化，必然导致落后，必然导致贫穷。在苗族地区，解决封闭、落后、贫穷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开展苗汉双语教学。在苗族地区开展双语教学，不仅达到了扫除语言障碍、扫除文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为苗族儿童进一步学习生存知识、学习生产生活技术，掌握社会生存的基本技能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展双语教学，不仅体现在学校正规教育而且在民族地区的扫盲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也发挥着对个体社会化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总之，苗族地区开展苗汉双语教学的实践表明，苗汉双语教学在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教育质量，提高苗族儿童的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对苗族儿童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生存于社会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罗廷华.双语教学及苗文在苗族教育中的作用[EB/OL].中国苗族网，2005-06-03

[2]吕良环.语言与内容相融合――国外外语教学改革趋势[J].全球教育展望，2001（8）

[3]乌申斯基.教育学论文选[M].莫斯科：莫斯科国家教育出版局，1945

[4]陈宝国.双语双文教学促进小学生智力、非智力因素发展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4（1）

[5]罗廷华，余岛.贵州苗族教育比较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铜仁学院人文社科研究项目（TR0155）

【作者简介】蒋小红（1965- ），女，苗族，贵州省铜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教育。

苗族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苗族；反排木鼓舞；审美特征；民族传统体育

1 引言

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对美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美学研究并不多，查阅相关文献得出，目前学者们主要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构建、民族体育产业化等研究方面较多，然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美学研究少之又少。贵州省黔东南州是苗族聚居地，盛产鼓舞的民族苗族当然不让，在黔东南，最有代表性的鼓舞有木鼓舞、铜舞和睬鼓舞三种。本文以反排木鼓舞为例，对其审美特征展开分析，以研究苗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审美文化。

2 苗族反排木鼓舞文化溯源

2.1 苗族鼓舞文化溯源

苗族鼓舞在苗族人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追踪溯源，苗人举行“鼓舞”，实质上是一种同祖先沟通的方式，这才是“鼓舞”深层的文化功能所在。在气氛热烈而庄重且喜庆而华丽的舞蹈中，再度唤醒起整个社区的苗族人民对祖先功德以及自己历史出身的文化记忆，在纵向的历史追忆中巩固了民族身份的源始认同。舞蹈区域中的整个苗族族群通过这种身体性的意义表达以此在横向上强化了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族群认同感，加强了族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此意义上，苗族“鼓舞”堪称是由该族群用身体符号编码而成的一种文化记忆和叙事的一种方式。

2.2 苗族反排木鼓舞文化溯源

木鼓舞，苗语称“Zuk niel”，源于苗族牯藏节仪式，是苗族人民以敲击木鼓起舞祭祀祖先的舞蹈。苗族鼓舞丰富多样、种类繁多，具体有《女子单人鼓舞》《女子双人鼓舞》《双人花鼓舞》《男子徒手鼓舞》《单人猴儿鼓舞》《三人猴儿鼓舞》《四人跳鼓舞》《团圆鼓舞》等。从古至今，反排舞就在反排村世代相传。反排木鼓舞，苗语自称“方百牛浆”或“著牛方白”，“方白”是反排苗寨苗语的称谓，“牛”是木鼓，“浆”是鼓社，一个盟的意思，“牛浆”即为鼓社祭鼓时所用的木鼓，“著牛方白”就是跳反排木鼓舞。它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作为一个仪式系列，开始在椎牛祭祖的“醒鼓”时跳木鼓舞，通过它把沉睡在鼓中的祖先亡灵唤醒；然后，在“招魂”仪式上踩跳鼓舞，召唤祖先灵魂回来过节；第三次在鼓藏头家举行“敬鼓”仪式上，许多舞者和鼓灵一起跳木鼓舞，以获得祖先的认同和保佑；最后在“藏鼓”仪式上跳木鼓舞，与祖先之灵依依难舍，起舞送别。

3 苗族反排木鼓舞审美特

苗族反排木鼓舞鼓舞的动作形式多姿多彩、变幻莫测，会呈现出多种多样不同的舞蹈动作，如插秧、犁田、打谷、推磨、纺织、美女梳头等形式。作为黔东南苗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反排木鼓舞，从审美上进行分析，其具有突出节奏的音乐美、刚柔并济的舞蹈美、单纯并不单调的服饰美、应物象形的神性美等审美特征。

3.1 突显节奏的音乐美

苗族反排木鼓舞的鼓点及节奏在舞蹈动作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把苗族反排木鼓舞看作是一首激动人心的交响曲，那么苗族反排木鼓舞的动作就勾勒出交响曲的旋律，苗族反排木鼓舞的鼓点就是构建出交响曲的骨架――节奏。在鼓点节奏中可以找寻其基本规律。苗族反排木鼓舞自始至终没有乐器伴奏，却可以使欣赏者产生共鸣，主要是得益于鼓舞的鼓点节奏和舞者扎实的基本功，舞者既是舞蹈的表演者又是舞蹈音乐节奏的支配者，它是人们生活与劳动中的律动的艺术化的写照。

3.2 刚柔相济的舞蹈美

苗族反排木鼓舞是一种群众性的舞蹈活动，其特征是舞者伴随着击鼓的节奏而舞动身体，或者舞者身体的律动与击鼓的动作合二为一而成为一种舞姿。鼓舞的表演过程，给人一种刚健、柔美、恬静的享受。吴萍等在《试论黔东南苗族鼓舞文化的体育功能》中说到：反排木鼓舞动作中模仿虫、鸟、鱼、兽、禽的动作。用手、脚、胯于同一拍节进行同边甩，通过侧身顺走变换身体形态。反排木鼓舞其动作主要是源于狩猎生活、农业生产劳动，如“骑马”、“赶鸭”、“捕鱼”、“捞虾”等。木鼓舞动作节奏为二四拍， 大致可分为五个自然部分，以激越的鼓点为主节奏，由踏步、腾越、翻越、甩同边手等基本动作组成。动作繁杂，变化众多，主要特点是胯部的扭动和上身的摆动，用肢体的表达，呈现美轮美奂的舞蹈动作，借舞蹈的形式衬托一种现代的文化现象，供人欣赏，观看，给人与视觉的冲击。

3.3 单纯精致的服饰美

在表演反排木鼓舞的过程中，舞者会穿上苗族的服装，谈及苗族的服装，不得不谈到苗族错染。这种工艺历史悠久，主要是从植物中提取色素，漂染于衣物。这种工艺生成的颜色在色泽上与现代的漂染技术，有很大的区别。演员的服饰颜色以黑色为主，与苗族人的审美观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工艺就是银饰。种类众多，包括：头饰、胸饰、颈饰等，展演中的饰品多由这种工艺制造，再加上精美的苗绣，共同彰显了民族特色。在展演服饰中，男性以短衫，女性以短裙居多，这与该舞动作幅度开合较大紧密相关，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延续，短衫、短裙方便农人的劳作，不仅是苗人热爱劳动的见证，也是苗人果断不迟疑风格的显露。

4 结论

借助苗族反排木鼓舞的形式，传承苗族人民的历史记忆、生产劳作、、文化展示、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生命意识形态，展现了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向往，包含深厚的苗族文化内涵和意义。研究其审美特征，发扬苗族优秀文化，丰富苗族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加强其民族凝聚力具有实际意义；对其保持前进、开拓的民族精神，保持其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探寻本土资源、增进民族的繁荣与富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多样性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苗族鼓舞是苗族人民最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让苗族鼓舞走出山区、走出苗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全球人民呈现苗族人民的风采，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 许玉明. 谈苗族木鼓舞与踩鼓舞的区别 [N ]. 黔东南日报. 2008- 10- 31（ 5）.

[2] 吴萍， 刘文燕，，王馨平. 试论黔东南苗族鼓舞文化的体育功能 [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9-6.

[3] 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4] 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中国苗族民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5] 张中笑，杨方刚. 贵州少数民族祭祀仪式音乐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12）.

[6] 陈正府.反排“说舞”―― 一个苗族鼓舞的文化释读和叙述[D].中国学术期刊网.

[7] 杨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3）.

苗族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广义论证 说理活动 苗族理辞

一、引论

说理活动在民间一直存在，它是通过言语的交流使交际双方认同、接受或拒绝某个观点的过程。尤其是在无形式语言（主要指文字）的少数民族中，说理活动是判断是非、进行族群教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如滇东北苗族至今仍流行的六色六巴制度，由六色、六巴负责处理族类和寨内寨外的一切事务。六色六巴为了达到调解目的，通过说理的形式进行交流，统一认识，最终达到和解。旧时黔东南苗族的“议榔”、“理老”、“鼓社”制就是说理活动，“议榔”、“理老”、“鼓主”、“寨主”等头面人物为他人排解纠纷、断案，向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叙说和判断是非曲直。苗族的说理活动流传时间长，产生的作用大。在近代时期，甚至有“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不必绳以官法”的规定。

在苗族村寨，人们发生纠纷，一般均由寨老或族中年长者来加以调解，一般称调解人为“理老”，意即讲理的老人。理辞是理老调解纠纷时所讲的话。在运用时以朗诵为主，它的内容和作用体现了苗族内部的“乡规民约”， 要大家共同遵守和共同行动。苗族理辞与苗族的生活关系密切，苗族说理活动是言语交流的过程，应属于语言研究的范畴，但是对苗族理辞的研究很少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

在肖尔兹（Scholz）的逻辑类型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tein）的家族类似等理论的基础上，鞠实儿认为：“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者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他符号。”[1]

二、说理活动的社会文化性

说理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一般认为：文化是指一群人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它反映在该人群的行为中，该人群也以此解释经验和发起行为；文化是人的存在中那些习得的、认知的和象征的方面。”[1]可以说文化是一个系统（顾久）。由于人群的不同，所以文化由多个系统所构成。在苗族这个独具特性的文化系统中，“说理”这种人类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尤为显得重要。苗族理辞《启佳》[2]认为“喜欢佳才来说佳，喜欢理才来说理。”“佳”就是“理”，是指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矛盾关系的法则、规则、原则、原理、规律。充分说明在苗族文化人群中，理辞是该人群认知世界、社会交往和生活的重要工具。而且该人群认为“继承佳像嫁接梨树，继承佳像嫁接柿树。学习佳要学得完整，学习理要学到根本。”只有“掌握佳理才能说话，掌握理辞方能断案”。

由于战争、战乱，他们的生活环境恶劣，但对本族群的文化高度认同，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为了传承本民族古代文明，通过理老、寨老朗诵口耳相传的苗族理辞是传承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如通过追述“格蚩爷老站在高山上，呼风唤雨起狂涛；格蚩爷老念咒语，咒得格炎敖孜劳的兵马成群倒。”[3]通过格蚩爷老英勇事迹的讲述，增强对民族光荣历史的了解，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等等。

说理活动是苗族传授知识的重要方式。苗族理辞是古代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载体。如“十二个月为一年，三十天位一个月，一天有十二时辰，一夜有十二时刻。六个月是冬天，六个月是夏天，就得汉族的汉历，就得苗族的苗历。” [2]这是传授天文历法知识。

苗族的“议榔”、“理老”、“鼓社”制度是通过会议方式，“榔头”、“理老”或“寨老”主持，群体参与，共同对伦理道德、生活生产、社会治安、婚姻缔结、财产纠纷、刑事刑法，以及案件的审理、调解、评判、裁定，等等方面展开说理活动，使参与者通过说理活动的辩护或反驳某一意见或观点，提高参与者对该立场或观点的接受程度，逐渐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意见，达到和解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三、说理活动是语言博弈的过程

苗族的说理活动是由理老进行讲理，但辩论双方也可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如大方六寨苗族收集到的一段离婚婚姻理辞：

我和你家开亲，

是要烧九代祖先的锅不穿底。

我和你家结戚，

是踩不断的铁板桥。

我家的草房不拿给你家试火。

我家的瓦房不拿给你家试石。[4]

这段理辞是由理老代表男方家长列举一些离婚事实质问对方。面对这样的事实，对方的家长一般不会轻易认输，也要列举事实为自己的女儿进行辩解：

我的女儿听到木叶响，

她随木叶去；

听到口哨声，

她随口哨去，

我错了我晓得，

你错了你明白。[4]

“我错了我晓得”一句承认了女儿跟随他人离走的错误，但“你错了你明白”一句则强调了对方儿子对离婚事件应付的责任。

又如女子嫌弃男子，男子请理老给女方讲理：

……

水流不跟沟，

说话不跟理。

你稳不住步，

你站不住脚。[4]

当然代表女方的理老也不会罢休，也要找理由反驳对方的质问。

根据格莱斯（Grice）的意义理论，博弈者对语言博弈中某表达式意义的理解取决于他们所处的语境； [5]在苗族说理活动使用的理辞中，辩论双方基于本文化人群的共同语境，使用了“木叶”、“口哨”、“花场”等意象进行表达，这与本民族的文化分不开。而博弈双方随之做出的博弈步骤恰恰依赖于他们对意义表达式的理解。如对“木叶”符号的理解，苗族称“木牢”。吹奏木叶，苗语称“司木牢”。这“司”（吹）是专门支配作为乐器的木叶而独立存在的动词，与吹（搓）芦笙（梗）的“搓”并存，而与吹风的吹（杈）区别。苗族吹木叶行为历史比较久远。吹木叶，即以木叶作为发音体的乐器，进行吹奏。木叶多为单人吹奏，有时也多人齐奏。有一首传统木叶词道：“没有木叶声，姑娘哪能听得见；没有木叶响，后生怎么会到来。木叶声声诉情怀，姑娘哟，你在何方？木叶声阵阵诉衷情，姑娘哟，你要来不来？……。”显然，木叶多用于情场中，是男女青年示爱、传爱的工具。

四、说理活动与逻辑思维

说理活动是言语交际的过程，与逻辑思维关系密切。通过说理的形式，参与者作出有效的推理。在苗族族群间发生纠纷，理老在断案时借助“神明”的方法加以裁判，包含了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逻辑推理。如理辞《鸡与野猫》：

来断鸡案子，

来断野猫案。

……

把话传给头人，

把话传给理老：

你听有一只鸡，

它刨我公生骨，

它刨我公干骨，

毁我椅子形坟山，

毁我护坟的山神，

上面毁坏雷公帽，

下面弄坏龙蹄子，

因为它我们吃不饱，

因为它我们穿不好。

我苦就是因为它，

我穷就是因为它。

……

来砌灶烧油锅，

来架锅烧开水。

我烧水它浸手，

我煮斧它捞斧。

……

我烧锅它脱皮，

我捞斧它烫伤，

它修我的坟墓，

它砌我的坟山，

这段理辞中反映了苗族不同于现代形式逻辑的推理。从形式论证出发，对于命题，人们关心的是真值；对于推理，人们关心的是有效性。一个论证是有效的 ，当且仅当它的前提为真时结论不可能为假。简言之，就是在一个有效的推理中，结论必然是从前提得出的，因而可以这样来检验推理的有效性。如果能发现一种情况，使前提真而结论假，这个推理就是无效的 ，否则就是有效的。而苗族的逻辑思维却与现代逻辑的观点却不同。

在《鸡与野猫》的案子中，苗族认为：因为鸡“它刨我公生骨，它刨我公干骨，毁我椅子形坟山，毁我护坟的山神，上面毁坏雷公帽，下面弄坏龙蹄子”，所以“我们吃不饱，我们穿不好”，“我苦就是因为它，我穷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命题中，如果从现代逻辑出发，前提和结论都是真的，但是它的推理却不是有效的。由命题“pq”推出“qp”这种推理不是有效的。但是苗族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推理却是有效的。

又如：由于坟地之事，双方以“烧油锅，捞斧头”的“神明”方式来进行裁判。其推理过程为：如果坟地是你家的，那么你伸手到滚烫油锅里捞出斧头，油水就不好烧伤你的手。如果坟地不是你家的，那么你伸手到滚烫油锅里捞出斧头，油水就会烧伤你的手。从现代逻辑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无效的推理，但苗族看来，这却是有效的。

因此，具有不同信念、宗教、习俗、制度和法规的文化群体，就可能享有不同的逻辑思维与规则系统。如果我们采用现代逻辑思维对它进行描述，只是用一个与其不同的文本去翻译成能够处理的译本而已，在对其理解的过程中失去了它的文化特征。

综上所述，民间说理活动与民族生活关系密切，作为言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语言研究不应脱离一定文化而进行。自从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学就朝着“语言系统的研究”和“语言使用的研究” 两个大的方向发展。在“语言使用的研究”方面，民间说理活动是活生生的材料，语言研究不能弃之不顾。

参考文献：

[1]鞠实儿：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0（1）.

[2]吴德坤 吴德杰：苗族理辞[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

[3]英・张绍乔 张继乔：中国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资料集成[Z].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

[4]毕节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等.六寨苗族口碑文化[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

苗族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苗族文化；课程资源；开发科学

中图分类号：G752．7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95－08

贵州是我国的一个多民族杂居省，多元文化社会特性尤为突出，文化的多元与民族的多样共存。学校课程的发展应体现文化多元并存而相互交融的趋向，把不同文化当成值得保存和延续的资源。而多元文化课程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省地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程度．没有课程资源的广泛支持，再美好的课程设想也很难得以实现，地方课程资源的丰富性和适应程度决定着贵州的多元文化课程实现范围和实现水平。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而灿烂的民族文化，蕴含着独特的价值和丰富的内涵，从民族文化中可以发掘出丰富的生命教育、环境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教育主题。这些是多元文化课程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但由于各种原因，贵州省民族地区课程资源开发不力，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对民族文化资源的识别、开发和运用的意识与能力，由此而导致大量民族文化资源被埋没，不能及时地加工、转化和进入实际的中小学课程，造成许多有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因此，转变课程意识，结合地域特点加强地域性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贵州省中小学表现得尤为迫切。本研究以苗族为例，以窥见一斑。

一、贵州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范围及存在状态

课程资源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研究者认为，广义的课程资源指有利于实现课程目标的各种因素，狭义的课程资源仅指形成课程的直接因素来源。本研究在这里所使用的课程资源是狭义的课程资源概念，即形成课程的直接因素来源，尤其是直接生成课程内容的素材性资源。

贵州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是多种多样的，为清晰认识贵州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并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发利用，有必要对其范围作一个划定，探明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存在形态。

1．贵州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范围

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包括传统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典章制度、观念意识等，对人类行为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人的所思、所感、所做无一不决定于他的文化。人总是在特定的文化中被模塑。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所谓人性是指被文化布局所影响的而言。世间并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是在于接受文化的模塑。苗族人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苗族人的文化特质，这样的文化理应成为多元文化课程的重要资源。多元文化背景中最具潜力的课程资源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多元形态的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为多元文化背景中地方课程开发往人了生命活力和实现课程价值的平台。

针对民族文化的特点，著名文化学家张岱年将文化细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第二部分，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第三部分，民间传统文化；第四部分，技术知识、工艺文化；第五部分，信仰崇尚文化；第六部分，节日文化。这为我们提供了苗族地域性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分类框架。以此框架并从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角度，可将苗族地域性多元文化课程资源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苗族生活文化资源

苗族生活文化资源主要包括苗族服饰、建筑等。苗族一般多生活在偏僻的山乡，依山为寨，聚族而居。特殊的生存环境之下，雷山苗族房屋多半是曲档回廊的吊脚楼和半边吊脚楼。作为苗族艰难生存历史、生活的写意性记录的吊脚楼，反映了苗族人的独特生存理念、心理特点等。苗族服饰尤其是妇女服饰，极为绚丽多姿，颜色花式千姿百态，款式多样，多达100多种。作为“无字的史书”、“穿在身上的图腾”，你能从中解读出苗族丰富的历史、族源、社会和习俗内涵，使这些积淀着民族心理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情等文化因素凸显出来。因此，如能把它们以书面的文字材料形式呈现出来，并以苗族饮食、苗族民居、苗族服饰等为主题纳入课程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地了解、认识并热爱本民族文化，有助于学生对内容增进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族源的认识，也有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正如班克斯所指出的：辨识民族文化差异性的依据，应为各民族的价值观、象征、及其对事物的解释方法和观点，而非文化中所生产制造的工艺品、外在物质或其他人类社会中有形的事物。因为族群独特的价值观、信念、象征和看待事物的方法，才是该族群的文化精髓。

第二类：人生礼仪文化资源

雷山苗族的人生礼仪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民间形成了众多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要求苗族人为人要忠厚诚实、善良淳朴、注重信用、讲究礼貌、待人和气、尊老爱幼，并具有勤耕勤织、刻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朴实、不偷不抢、扶贫济困、排忧解难的传统美德。这些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通过大量的道德习俗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在村寨间关系上、家族关系中、家庭生活的道德习俗里形成了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相互扶助等道德风尚，个体与群体间关系的道德习俗中体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等，所有这些对学生道德教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些人生礼仪如能纳入课程活动。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则比起教师仅依托教科书而进行简单的说教，其效果更好。

苗族民间恪守生产禁忌、生活禁忌、祭鼓节的禁忌、语言禁忌等。这些禁忌习俗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和行为道德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从这些禁忌习俗的内容来看，其中一些禁忌是长期生产经验的积累，有一定科学性；其中诸多禁忌习俗的思想内涵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吻合，它们既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应倡导的社会公德，更是每一个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如能有选择地把它们纳入课程活动，特别是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则其所能发挥的教育功效是仅依据教科书进行施教无法比拟的。

第三类：苗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

苗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苗族舞蹈、苗族器乐、苗族体育等。

苗族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其民间文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苗族人民追溯历史、战天斗地、向往美好生活和乐观进取的实录。这是苗族多元文化课程最丰富的文本资源。《苗族古歌》是一部流传于黔东南地区的创世史诗，它以诗的语言叙述了苗族的发展史和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图景，以诗的哲理表达了苗族先民们的艺术思维和审美观念，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苗族先民们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征服、驾驭大自然的愿望，并且对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进化等问题。作出了朴素的回答。苗族民间叙事诗大都是倾诉旧社会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给苗家带来的痛苦和歌颂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如近代长篇英雄叙事诗《张秀眉之歌》艺术地再现了当年苗族农民起义军英勇斗争的全过程。从这些民间歌谣的诵唱中，学生能够了解苗族族源及发展、 迁徙的历史，知晓在历史上的苗族英雄事迹以及他们的历史贡献，从而培养起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苗族“理词”常引用生活中的哲理警句去晓喻当事人遵循道理，并以此作为论事和辨答的论据，可说是苗族民间伦理道德、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教科书。谚语是苗族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艺术语言，它通过简练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生活知识和道德教训，它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口耳相传，经久不衰。这些谚语还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性和鲜明的思想性．是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些思想性、哲理性和诙谐性于一体的谚语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既可以直接用来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从而提高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也可以启迪智慧，并有助于学生苗语的学习。比如流行于黔东南苗区的一则谚语反映了为人要正直，办事要稳重的行为规范：“为人公平正直才能长寿，办事稳重求实才能安邦”。

苗族地区素有“歌的海洋”之称，苗族同胞非常喜欢苗族歌谣，无论是追述历史、生产劳动、迎宾待客、婚嫁丧葬、谈情说爱，甚至起义斗争等等，苗族人都可用唱歌来表述。苗族山歌主要有高亢昂扬、热情奔放的“飞歌”，低回委婉、优美抒情的“游方歌”，旋律起伏不大而庄严的“古歌”、“酒歌”，激越的“龙船歌”等。苗族同胞以歌代话，通过对歌进行交流与对话，苗族山歌在苗族人民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苗族同胞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芦笙舞、铜鼓舞和木鼓舞是苗族最有代表性的集体舞蹈，其舞蹈特点是动作潇洒，风格淳朴，感情细腻，用肢体语言形象地表现着苗族同胞生产劳动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苗族传统的文化体育活动项目丰富，如舞狮子、舞龙灯、赛龙舟、爬花杆、踩鸡蛋、斗水牯牛、荡秋千等。所有这些苗族民间艺术和体育活动是苗族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艺术感染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因而是苗族多元文化课程的重要资源。

第四类：苗族技艺文化资源

苗族技艺文化资源主要包括生产技术、民间医药、工艺制作等。苗族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苗族有自己的民间传统工艺，尤其是苗族妇女心灵手巧。从小学习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等；苗族男子则从小学制作银饰、芦笙和竹器等。这些民族工艺品制作工艺精细，尤其是刺绣、挑绣、织锦和银饰等工艺，古朴典雅、绚丽多姿、琳琅满目，无不凝结着苗族人民的无穷智慧，更反映了苗族古老文化的特色。将这些民间工艺制作纳入学校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发展，而且从中可以了解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传承民族文化。

第五类：苗族信仰崇尚文化

苗族信仰祟尚文化，包括宗教、崇拜、祭祀、巫术、吉祥崇尚等。贵州雷山苗族主要是多神信仰，信奉原始宗教，崇拜祖先，相信鬼神，相信万物有灵。苗族是多图腾崇拜的民族，有各种图腾物。固然，苗族人的信仰崇尚，有很多迷信色彩，甚至是不科学的，这一部分不能完全纳入课程内容之中，必须经过慎重的选择和加工，把其中所反映的朴素的自然观和对生命的敬畏这些深层的文化内涵作为多元文化课程资源。

第六类：苗族节日文化

苗族民间的传统节日，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文化财富的综合反映。苗族节日之多是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不仅有祭祀性的节日如苗年、鼓藏节，还有纪念性的节日如芦笙节、龙船节，另外还有社交性的节日如姊妹节、爬坡节等。节日是文化的节点，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集中体现，是人际沟通、调节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安抚、表达人们内在情感的时机。我们从岁时信仰、节日传说、节日娱乐中可以提炼出节日民俗的精神传统。从苗族节日仪式与祭祀活动可诠释苗族的历史，节日仪式与祭祀活动是苗族同胞对过去历史的片段的、变形的或象征性的记忆，反映他们心路的历程，是他们的精神痕迹，更是其情感聚焦的所在。苗族同胞通过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技的展演，抒发他们内心的情感、期望，并显示自己的生活地位，加强村寨之间的情感依赖与精神联系，从而促进苗族共同体的内聚意识，保证其内部和谐。在节日期间，苗族的各种风俗习惯，诸如、文化艺术、历史传统、生活方式等都全方位地集中展现出来，成为了解苗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每逢节日，人们不约而同地参加到活动当中来，在集体性的活动中，增强成员的认同感、凝聚力，显示群体的力量。苗族节日的教育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总而言之，从苗族文化来说，它不仅有丰富而独特的生活文化、注重道德行为规范的人生礼仪文化，也有大量叙述民族历史、生活和富有哲理意义的民间传统文化，还有充满智慧的各种技术知识、工艺文化，更有颇具民族风情的节日文化，杰出的民族人物以及享誉中外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等等。苗族社会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因而是珍贵的、无形的课程资源。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自然应以苗族的地域文化资源为基本的出发点。

2．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存在状态

课程资源总是要以一定的载体而存在。苗区这些丰富多样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究竟以何种状态而存在呢?课程资源的载体主要是指素材性课程资源所依存的物化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素材性课程资源总是以一定的载体形式为依存而表现出来的。按照课程资源对于人的关系可以把课程资源的载体划分为生命载体和非生命载体两种形式。也即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主要以非生命状态与生命状态而存在。

(1)非生命状态的多元文化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的非生命载体泛指素材性课程资源所依存的非生命物化形式，贵州苗族地区民间多元文化课程资源非生命载体主要表现为服饰、建筑、艺术品、博物馆、考古遗迹和名胜古迹等各种各样的实物形式。这些文化传承物作为负载着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物态系统，不仅仅具有文物性、工艺性价值，更具有民族认同性的特点。有着“无字的史书”美誉的苗族服饰，记载着苗族发展的历史；作为一种民族的标志，亚族群的文化符号，苗族服饰还承载着民族认同的价值；这种“穿在身上的图腾”更是反映了苗族人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心理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种朴素的自然观。除此而外，非生命形态的多元文化课程资源还包括苗族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

(2)生命状态的多元文化课程资源

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生命载体主要包括掌握了文化素材各类人员。具有教育教学素养的教师、教育管理者和学科专家、课程专家等教育研究人员，他们不但是课程资源的生命载体，而且构成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是课程资源开发的基本力量。另外，能够提供课程素材的家长和其他社会人士也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生命载体。学生自身也是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重要生命载体。生命载体形式的课程资源具有内生性，即它可以能动地产生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教育价值，在课程教学资源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二、贵州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

在文化教育学者看来，人类的精神活动经由历史的积淀过程，而成为一种文化财富。李卡尔特(Riokert．H．)认为，有文化必须具有价值，而与价值相联系的事实，就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文 化是历史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文化价值实现于文化财富之中。由此他提出了“文化财”的概念。“文化财”具有文化传递的价值，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财”都具有陶冶人类心灵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李特(Litt．T．)又提出了“陶冶财”的概念，“陶冶财”是具有陶冶价值，能为学生接受的精神文化财富。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就是要将众多的民族“文化财”中的“陶冶财”发掘出来。这种“陶冶财”主要是斯普朗格(spranger．E．)所指的团体精神(集体意识)、客观精神、规范精神(客观规范、生活规范)、人格精神等。

贵州苗族地区拥有丰裕的文化资源，但是，这些现存的资源在没有被选择和经过教育学的加工之前，只是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是外在于课程的。资源本身并不能起作用，不同的收效取决于不同的使用方式。任何种类的资源只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并被看作资源为师生所用时，才能在教学中变得有意义。因而课程的资源不等于课程资源，这些客观存在的资源要真正成为多元文化课程资源，中间有一个转化过程，只有当其被利用和转化成为课程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称其为课程资源，它才具有课程价值。因此，我们应清楚认识到课程资源不是一个粮仓，直接为课程提供取之不尽的食粮，而是一座矿山，需要挖掘和开发。为此，探讨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焦点问题并非资源本身，而在于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可用性，也即关注如何开发与有效利用的问题。

课程资源的开发，就是寻找一切有可能进入课程，能够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资源。就是要根据具体地域特点、学校特点、学科特点、教师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使课程资源开发更加合理有效。

1．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筛选原则

究竟哪些资源才是具有开发和利用价值的课程资源，必须通过筛选机制过滤才能确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中，课程资源的开发有其特殊要求和筛选原则。原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是正确行动的根据、尺度和准则。贵州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是随意而行的，需要一定的原则来规范。从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基本特点和多样的类型，我们认为，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应遵循如下一些原则。

(1)价值性原则

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中的各类材料应明确显示多元文化的社会及其多元和谐一体的价值准则，在吸收主流文化甚至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传统文化对之进行民族化的改造。所选择的课程内容应有益于苗族学生的民族认同和跨文化交往能力的培养，以及形成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例如，苗族民间文学课程资源中应挖掘哪些族源史、苗族英雄人物的事迹、苗族在中国历史中的贡献、与各杂居民族友好往来的故事等等。课程内容设计应同时考虑学生的经验与文化学习，这种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能力与理念的建立不是空泛的，要建立在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和体验的基础上，如利用各种苗族习俗活动中有价值的成分组织课程。

(2)开放性原则

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少数民族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可能开发与利用有益于教育教学活动的一切可能的课程资源。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开放性，一方面是课程资源类型的开放性，无论是以苗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生活文化资源、节日文化、人生礼仪文化、民间技艺文化资源类型还是崇尚信仰文化资源类型存在的，也无论是以生命载体还是非生命载体方式存在的多元文化课程资源，只要有利于达成多元文化课程目标，都应是开发与利用的对象；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还意味着空间的开放性，即不论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苗族的还是其他民族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应加以开发与利用；除此而外，这种开放性还应保证途径的开放性，即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应局限于某一种途径或方式，而应探索多种途径或方式，并且能够尽可能地协调配合使用。

(3)现代性原则

我们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等非主流文化价值的目的是反对文化中心主义，使少数民族、本土文化去边缘化，以达成对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充分理解、认识、尊重。在中心与边缘、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中，人类的确应保护和发扬民族、地方文化中的精华，以文化的丰富多彩，使这个世界充满生机。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鼓励各个民族和地区挖掘以自身文化传统为背景的课程资源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如果一味地在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领域，为曾经有过的辉煌沾沾自喜；或者总是处在一种虚幻的回忆中，从曾经有过的辉煌中唤起情感，从而拒绝变革，造就边缘文化霸权，这同样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情结和乡土情结。我们在这样的情结支配下，看到的课程资源可能都是传统的历史、美好的家园。而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将可能面对的是贫瘩的山梁、落后的习俗、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价值观。为了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要有突破本民族文化局限性的意识，确立超越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文化的现代性。

(4)针对性原则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为了课程目标的有效达成，针对不同的课程目标应该开发与利用与之相应的课程资源。一般说来，每一种课程资源对于特定的课程目标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功能，不同的课程目标就需要开发与利用不同的课程资源；但是，由于课程资源本身的多质性，同一的课程资源又可以服务于不同的课程目标，所以，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就必须在明确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的前提下，认真分析与多元文化课程目标相关的各种各类课程资源，认识和掌握其各自的性质和特点，这样才能保证开发与利用的针对性及其有效性。

(5)需求性原则

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选择应满足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应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的经验，所形成的课程内容是学生真实世界中具有个人与社会意识的问题。如学生喜欢的苗族歌舞、苗族器乐、苗族民间文学、苗族民间体育活动等。

(6)公正性原则

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的选择应力求避免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材料，承认并允许其它文化或民族的价值，改变用主体民族或主流文化的标准判断非主流文化或主体民族的传统。

2．苗族多元文化课程资源选择的方式――文化分析

民族文化和各种习俗活动是少数民族人民认识自身文化，遵循自身传统的一个天然课堂。以民族文化为基点进行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能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反映学生的经验。正因为如此，许多多元文化课程专家都提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多元文化课程不应再把汉族文化作为唯一的文化传播内容，应将民族文化的知识与经验融合进学校课程之中。班克斯教授提出，在课程内容中，必须反映出其它族群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念，给少数民族学生以了解自己文化的机会，培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给优势族群的学生以了解他们文化的机会，消除偏见。从苗族的地域文化资源来看，它不仅有丰富的民间文学，如民间传说、故事、妙趣横生的笑话和富有哲理意义的寓言、童话、儿歌、俚谚、传统歌谣，而且它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影响深远的民族人物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等等。面对如此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资源，苗族多元文化课程内容该如何选择?并非将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资源纳入现行的课程之中，学校时间的有限性与民族文化丰富性的矛盾，决定了苗族多元文化课程内容应有所选择，将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方面筛选出来。而要使多元文化课程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合理选择基础上，就必须建立一套筛选过程或筛选原则。英国课程论专家劳顿(Denis Lawton)的“文化分析”理论为民族文化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框架。劳顿认为，旨在课程规划的文化分析会涉及这样一些问题：①现行社会是怎样一种社会?②该社会在以何种方式发展?③社会成员希望它如何发展?④在决定这种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决定实现这种发展所需的教育手段时，将涉及哪些价值观与原则?通过分析社会和“构划”最适合于社会发展的那种知识和经验来进行文化选择。劳顿为此还提出了文化分析接近法，借鉴这种文化分析接近法，我们认为贵州苗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资源选择可依此方式进行：

苗族文化论文篇7

老人叫龙文玉，是苗族博物馆馆长，凡有空余时间他都会在馆里充当导游。对他来说，苗族文化是他的一切，不论其发展如何，他都要去守护它。建立苗族博物馆，这是他保护弘扬苗文化的第一步。

为了一个约定

山江镇位于凤凰县西北部，当地居民基本是苗族人。那里苗寨成群，风景秀丽，绿树、碧泉、青山相依相偎，是一片安宁的世外净土。

苗族博物馆位于山江镇叭崮村，由湘西最后一位“苗王”龙云飞的府邸改建而成，馆内珍藏的2000多件苗族珍贵文物，大多是龙文玉千辛万苦收集而来，还有一部分由当地居民捐赠。原汁原味的建筑以及特有的家居装饰，让画面定格在了古时的苗疆，这里，没有现代气息，只有淳朴的苗族文化。

然而选址山江镇实为一招险棋，山险交通不便利是不争的事实，那里还是当地的贫困镇。无疑，当初决定在此建馆遭到了家人反对，不过龙文玉却有独特见解。“论历史，这里有苗王府邸，论景色，此处山清水秀。要想保住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苗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蚀’，这是最佳地点。”

时间是见证者，如今的苗族博物馆红红火火，还活化了当地的旅游产业。谈及为何费尽心力建馆，龙文玉深有感触，“这么做是为了了却一个许久的约定……”

1982年夏天，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亲。当时的龙文玉为文教人士，十分关注苗族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沈老对龙文玉早有耳闻，同为苗族的他也十分关心苗文化的现状，因此沈老托人将龙文玉“招”来，一同探讨苗族文化。

“我想建一座苗族博物馆，将苗族文化发扬光大。”话刚从龙文玉口中说出，一旁的沈老就连声称赞，“苗文化与汉文化一样博大精深，如不及时抢救，就会湮灭和消逝。”沈老兴致勃勃地从房中取出纸和笔，亲自写了“苗族博物馆”五个大字。两人对苗族文化的热爱化为一纸“契约”，五个大字就像契约上的签名，深深烙在了他们的心间。沈老离开凤凰后，给龙文玉寄来一封信，他期望博物馆是“一部苗族的生活简史，一幅苗族社会缩影，一座苗族文化的殿堂……”这副重担自然落在了龙文玉的肩上，他开始四处收集散落于民间的苗族文物。

文化、利益的取与舍

一天，龙文玉打听到一美院教授在某古玩市场想买一件由紫檀木制成的屏风，但卖家开口2000元，那位教授没买。龙文玉找到卖家，没想到对方竟开口4000元。“4000就4000。”他眉毛没皱一下就买了。过了几天，龙文玉在家看电视，刚好播出京剧《醉打金枝》，突然，他惊奇地发现京剧场景里有一个屏风和之前的紫檀木屏风十分相似。经查证，这件紫檀木屏风出自唐朝，那时凤凰县叫渭阳县，当朝宰相为郭子仪，居于汾阳王府。在郭子仪70大寿时，渭阳县的苗族百姓为庆祝宰相寿辰，专门制作了一件由8块紫檀木组成的屏风，其中还雕有“汾阳王府”四字。此文物恰好证明了唐朝时期，苗族与汉族当权者之间的友好和睦，同时也印证了“渭阳县”的存在，价值不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海外某集团老总得知此事后派人向龙文玉购买此屏风，开价从4万美元涨到8万美元，但龙文玉拒绝了。他不忍心看到仅有的文化遗产，漂流海外。

1999年龙文玉退休了，但为了博物馆建设，他放弃赋闲静养，继续奔波于湘西各地收集苗族文物。

2000年1月，有人告诉龙文玉，山江一苗寨内有个明朝的罐子。得知消息后，他立马动身，只身顶着风雪前往山寨。到达时天色已晚，见到那个明朝陶罐时，龙文玉心如刀割——陶罐竟被当作喂猪的潲水桶。

第二天，风雪刮得更紧，龙文玉谢绝当地人的挽留，带上陶罐匆匆往回赶。在一段崖道处，由于积雪盖住了光滑的石头，龙文玉一脚没有踩实，整个人向悬崖下滑去。情急之中，他紧紧抓住了一条突出崖壁的树根，而另一只手，却高举着那个陶罐……

终于在2002年，苗族博物馆建立。此时的龙文玉百感交集，虽然沈老已不在人世，但约定终究实现了。

如此痴迷于苗文化，不屑重金、舍生忘我，究竟是为什么？

龙文玉说：“我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发现苗族与汉族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汉人信龙，而苗族有‘接龙舞’，说明苗文化与汉文化不可分割，它们是一个整体。我在保护苗文化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如今外国文化侵袭，如果不去保护，难道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被侵蚀吗？”

乡村文化旅游的“领头羊”

博物馆的建立让龙文玉成功迈出了第一步，但他清楚，苗文化正经历着独特考验。现今经济的飞速发展，让许多苗族青年对大城市充满了向往。光喊“保护传承”的口号显得十分乏力，一己之力无以回天。龙文玉做出了顺应时展的决定——振兴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民族特色旅游品牌。

龙文玉向当地政府建议，希望以山江苗族博物馆为龙头，开发苗族山寨，弘扬苗族文化。2002年，湖南省第一个跨越行政区划地域界限的“山江苗族文化保护区”正式成立。一个由苗族博物馆、苗王洞、老家寨、乌龙山等17个景点组成的乡村文化旅游网络形成。保护区覆盖16个乡镇，成为凤凰乡村文化旅游宝地。

虽然保护区的形成合理规划了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凝聚了众人之力，但一件突发的事件犹如给了龙文玉当头一棒。国内某知名导演组织了一场活动，但是活动中的壮族同胞佩戴的却是苗族银帽，银帽成了卖点，也成了那位导演牟利的工具。“这不是张冠李戴吗?”龙文玉很不解，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岂不是“苗将不苗了”。打造苗族品牌，引领苗族文化发展方向迫在眉睫。

说到苗文化，自由恋爱是一大亮点，从封建时代至今，苗族一直实行自由恋爱。有赶场时以歌定情的“边边场”，苗族情人节歌定伴侣的“跳花跳月”，还有迎客时问歌坦诚的“苗家拦门酒”等，龙文玉以这些民俗为参照，陆续注册了“苗家拦门酒”、“边边场”、“跳花跳月（简称跳花牌）”等商品商标，其中“跳花牌银首饰”、“跳花牌香囊”等商品，备受游客青睐。之后凤凰县城和山江镇还出现了“跳花街”、“边边场路”、“跳花大道”等永久性地名和街名。

他明白，要想扩大山江旅游文化的影响力，包装宣传很重要。在文化保护区成立后，他自筹资金策划承办了“天下凤凰美群星演唱会”，邀请宋祖英、徐沛东、阎维文等明星助阵。演唱会的成功举办，提高了旅游区的知名度。这次活动宋祖英没要一分钱，其他明星开价也不高，纯属捧场。龙文玉很感动，“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保护苗文化，为苗文化无私奉献的不止我一人。”

忆及当年，龙文玉退休之后就开始打工，给别的公司当经理，为的就是筹集资金建立博物馆。生于湘西的宋祖英知道后，觉得老人家很不容易，便出资帮助龙文玉。博物馆建成后有了一些门票收入，龙文玉便亲自前往北京给宋祖英还钱。那天吃完饭，宋祖英却说：“老人家，这钱不还了，我也想为苗族尽一份力。您一把年纪为了守护苗族文化都去打工，我这点钱算什么。如果您实在要还，等以后我有困难了，再还……”之后，宋祖英自愿担任苗族博物馆荣誉馆长，在2006年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唱时，她还将博物馆的一件苗族新娘床带去会场展览，身穿苗装的宋祖英将苗文化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苗族文化，国内多所大专院校甚至将苗族博物馆定为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每个假期都派学生去学习研究。保护苗文化的同时又推广苗文化，龙文玉做到了。

山江的凤凰

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现今的山江镇今非昔比，当地居民的经济水平都有所提高，“我们是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前提赚钱，而不是为赚钱打出保护民族文化的招牌。”龙文玉的话掷地有声。

由于苗族博物馆与其他景区合作创建了乡村文化旅游网络，游客渐渐增多，当地百姓也得到了实惠。苗族博物馆中有许多作坊，其中有间苗绣作坊，龙文玉请来省级、州级两位刺绣传承人在作坊工作，给他们发工资，帮他们接单。同时龙文玉还出资，给300位村民进行刺绣培训，将他们分散于各个山寨，让他们将苗族刺绣发扬光大。其中有48人一直与龙文玉保持联系，他们生意不好时，龙文玉就主动帮他们找生意做。“苗族的百姓不容易，让他们多赚点钱，生活好了，才会重视自己的本土民俗文化。”

每年的四月八日是苗族的欢庆节日，在这一天，龙文玉会组织旅游乡镇的代表队来苗族博物馆举行活动庆祝。这样不仅稳住了苗族民俗，还能吸引更多游客，提高当地人的收入。此外，在2006年，由龙文玉策划，县政府主办了“中国·凤凰苗族银饰文化节”，节日当天苗民们穿戴苗族服饰银饰，聚集于凤凰县城，向外来游客展示苗族特有的服装与饰品，吸引了许多旅游者购买。由于该文化节办得成功，后来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到今年已经办了三届。总之，龙文玉使出浑身解数，只要有利于苗文化，他都会去尝试。

2012年5月，凤凰县人民政府为了更好地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把17个乡村旅游公司组建成凤凰县城乡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龙文玉被选为董事会副董事长，兼管总公司景区建设部的景区策划工作，他让三儿子任博物馆主管后，集中考虑整个景区的建设问题。经他提议，17个景点分三条线，留7个景点经营（其他的停止整顿待建），重点打造两个4A级景区。

看似一切已经按照龙文玉的期望发展，但龙文玉仍有一个心结没有解开，将剩下的一半重担放下是他最后的愿望，“我想将苗族博物馆建设成名副其实的中国苗族博物馆，无奈以现在的实力，还难以匹配‘中国’二字，不过我不会放弃，相信这一天会到来，苗族文化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

苗族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施洞清水江；龙舟；文化

施洞清水江一直是当地苗民们发展的命脉，人们依的是连绵不断的青山，傍的是清水江上的悠悠江水。他们运用这得天独厚的环境，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逐渐在今天的民族中独树一帜，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对象。人们都在感叹，今天的苗族已经不是那个曾经受苦受难的民族，而是正在蓬勃发展，不断崛起的民族。苗族的发展成为众多民族发展的典范，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也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中龙舟文化就是苗族智慧的具体表现，也是苗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龙舟节最开始是为了祭龙神、求雨、求子、求平安而举办的一种形式，而近些年来逐渐成为人们娱乐和消费的对象，从而造成人们对当地的文化误解与扭曲现象。

一、施洞清水江上独木龙舟文化的起源

根据苗族史料证明独木龙舟的来源有其典故的缘由。龙舟起源于“斩龙”，于《苗族古歌》有详细的叙述。相传是当地（施洞清水江上游30里的茅坪）的渔民带着自己的儿子在江上打渔，其子不小心惊动了龙王的儿子，龙子就把渔民的儿子吃了，渔民万分痛苦，就召集当地的渔民一起把龙子给杀死了，并将其龙身斩成三段。龙王知道后大怒，并发难于人间，旱涝交替达七天七夜。人们无法忍受这样的疾苦，并把这事告上了天庭，天庭也无能为力，最后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每一年的阴历5月24到26日，人们在江面上举行节日，为达到和谐共处以表示对龙子的纪念。滑的船也因此也改成龙是模样，称之为龙舟，龙舟节也因此而得名。根据当地苗民之说，苗族有两个典型的节日，一个是女人的节日：姊妹节，一个是男人的节日：龙舟节。因此龙舟节成为当地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龙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人们常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龙是我们的祖先，因此龙也成为人们心灵和精神的依托，当然这些定义都是汉族所认同的。然而在苗族中，龙是凶恶的象征，是厄运的根源。《苗族史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枫树被人们砍到了，然后枫树神变成了蝴蝶妈妈（苗族称为妹榜妹留），因为爱吃鱼，所以也恋上了水上的泡沫“游方”，蝴蝶妈妈怀孕并生下12个蛋，后经过鹤字鸟（也称“鸡宇鸟”）悉心的孵养，12年后他们终于出生了，分别是：姜央、雷公、龙、虎、蛇、象、牛等，面对权力的争夺，姜央用不正当的手段防卫自己的利益，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分道扬镳，各持一方势力。清水江上也就有了枫木――始祖蝴蝶妈妈――原祖姜央――人类这样发展源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龙舟节的出现也就体现了苗民们不惧困难、勇于战争、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因而也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此苗民认为今天大家所谓的“竞渡”并非竞技体育上的竞赛，而是攀比社会地位，从而提升心理认同，达到和谐共处的局面。

大自然的一切生命都是蝴蝶妈妈的子孙后代，人是其中之一。人与自然的生命同源，所有生命都是神圣、平等、欢乐的兄弟姐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一直都是苗人的哲学思想，所以才有了今天苗族伫立于世界之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二、施洞清水江上独木龙舟“自我文化”的内涵

笔者曾经读过这样一首诗《水起河湾》：

曲曲河湾古渡头；

清清碧水清江头；

苗韵遗风承悠远；

风生水起天际流。

《水起河湾》这首诗篇幅很小，却表述了苗民们依靠这片具有灵性的土地不断发展与繁荣起来。在这美丽富饶的大地上，一代又一代的子孙后代不仅健康茁壮而且使得本民族的文化熠熠生辉。独木龙舟节就是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最好的象征。苗族民间龙舟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底蕴深厚，不仅突出了健康文明、朴实勤劳，而且还突出了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文化特征。龙舟文化渗透苗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们也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以庆祝的方式来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每年农历5月24至26日的龙舟节是当地苗民们所期待的盛大节日，最大的特点是场面宏大、精彩刺激。观看的人密密麻麻，可谓是人山人海、热闹壮观，这是独木龙舟“自我文化”的内涵之一。其二是苗族龙舟文化的中心点集聚台江施洞、施秉平寨、老屯和平兆等清水江段，人们依附这清清江水并跟随着江水不断延绵才成就了今日苗族龙舟文化的繁荣景象。其三是船是根据龙的形象而制作的，其制作的材料也是与一般的木料不同。老柏木用作船身，老水杨柳用作船头。船一般长达7丈宽约3尺，重量达8000公斤左右，由一只母船和两只子船捆绑而成并涂上了金色、红色、绿色、白色等颜色。其船上的人不能是单数，只能是双数，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达到船的稳定性，另一个目的有好事成双的寓意。

每当节日到来的时候，各个村寨的人们都会背儿拖崽，扶老携幼前往观看。无论倾盆大雨还是烈日当头，人们都精神抖擞、蓄势待发。在他们心里，无论是观看者还是参与比赛者，他们都同在。比赛开始前，各个村寨的寨老都会为整装待发的船只举行庄严肃穆的仪式：驱赶妖魔鬼神，祈求风调雨顺，期望一切都幸福平安。独木龙舟的社会组织比较严密，都是各个村寨自为一个组织，其姓氏都以村寨为单位。船上的人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龙头”意为引领者；二是“童子”意为龙头的晚辈，她必须全身着银盛装并且是男扮女装，以便告诉龙王她不是当年那个“惹事” 的男童，祈求不要发怒，希望和平共处；三是“龙身”意为守护者，他们不仅要为“童子”保驾护航，而且还要为自己同族的人争取平安与幸福。人们为了风调雨顺，纷纷献礼。待船只滑行的过程中，沿岸的人们都会发出整耳欲聋的尖叫和呐喊声。当这一切的场景呈现在眼前时，笔者相信人们有的是无尽的激动和感动，因为这就是苗族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合聪明的智慧创造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三、施洞清水江上独木龙舟文化传承与保护发展研究

近些年来，在人们的努力之下，很多为保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打造出了旅游文化城市、建立了无数的文化品牌、建立文化教育基地等，虽然都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但是文化在进步的同时文化也在退步。如今的清水江上的龙舟文化已经不再是那么纯粹的文化，而是被人们曲解成各种各样的学术成果被人们消费，特别是对于那些还停留在书斋的学者们来说，妄加评论和写作是对文化的巨大扭曲，可见田野调查才是最合适的方法。那么要怎么保护和传承清水江上的龙舟文化呢？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本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苗族的龙舟文化不同于汉族的端午节，汉族的端午节更多的是对于屈原的纪念而产生的节日，如今发展成一项体育竞赛性质的节日。而苗族受外来文化的入侵，也导致苗族龙舟文化的变迁。所以苗民首先应当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自信是对本民族最好的认可。其次应当发展民族教育。教育是对文化最好、最直接的传承和保护方式。最后应当建立友好的民族关系。友好和谐的关系是促进民族发展的有利保障，人们只有和谐共处，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二） 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倡导和支持民族发展。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政府发挥其主导性的作用。首先是关注苗族人民的生活经济情况，解决温饱问题才是硬道理。其次辅助苗族人民走出一条自我发展道路，政府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发展和保护文化提供广阔的平台。如建立民族学校、民族博物馆、民族研究中心等。最后是建立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如制定与其他民族和谐发展的协议，共同监督，共同发展。

（三） 外来参与者应该尊重和参与民族文化建设。保护和传承文化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所以民族文化建设需要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当然在参与民族文化建设时，我们应该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以适度的行为来研究。首先尊重民族文化是第一步，没有尊重就没有参与的资格，更别谈文化建设。其次是客观的看待问题，什么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以一个最准确的角度来研究观察文化发展趋势。最后是以一个科学的方式来保护和发展。如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道德素质和文化知识理论，这样才能得使文化可继续发展。

四、小结

从2002年来，“文化抢救”一词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词汇？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人们也逐渐失去自己原本的本质特征。那些濒临或正在消失的文化成为我们最珍贵的宝贝，所以文化界人士也大声疾呼：要保存物种多样性一样来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像拯救濒临消失的物种一样来拯救我们濒临消失的传统文化问！拯救、保护、传承和发展成为了我们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清水江上苗族独特的龙舟文化是苗族历史迁徙和生活地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独特的文化事象，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弘扬、传承和保护是各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尽的义务。（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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