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发助理总结范文

美发助理总结篇1

摘要：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为了应对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加强了对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资助。为了应对冷战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为了应对冷战以及道德危机等社会危机，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加强了对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资助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学研究；黄金时代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27-06

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其中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是二者关系的重要体现。关于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国内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二战中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的成功合作使战后联邦政府和大学双方都愿意继续合作。战后初期，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呈现出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自然科学研究，轻社会科学研究的总特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苏冷战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危机的泛起，美国联邦政府才意识到大学科研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大力加强了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造就了大学科研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20世纪60年代是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是体现联邦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典型时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结合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三个方面论述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对大学科学研究的资助，旨在说明联邦政府在大学科研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联邦政府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与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旋即结束了战时同盟关系，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冷战是除了美苏直接军事冲突和使用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手段的斗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宣传等各个领域。空间技术是一国军事、科技实力的象征，也是美苏冷战的重要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拥有了科技霸主的宝座，而且美国人认为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会确保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这种状态削弱了美国的竞争意识。1957年是国际地球物理年，美国政府将卫星项目委托给海军执行。然而，由于该项目属于基础科学研究，不能带来可预见的军事用途，因此没有获得优先开发权。这种情况使美国遭受惨重的代价。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 I）。这一消息一经传出，美国朝野上下一片惊慌，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科技霸主的宝座受到挑战，意味着美国在冷战中输掉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斯布特尼克危机”（Sputnik Crisis）。痛定思痛，美国人认为美国科技能力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其教育的落后和科研体制的不足。具体表现为：计划性军事目的而不是发展科学放在第一位；对基础科学研究资助吝啬；没有意识到美国科学的竞争力取决于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综合基础设施。从上到下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主流的观点是美国必须通过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来提高自己的内在实力。

科研方面，白宫为了应对危机，将科学顾问委员会扩大并升级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张实行反映“基础研究理想”(the ideology of basic research)[1］168的联邦科学政策，认为联邦科学资助中的规划性研究占支配地位，扭曲了国家研究活动，因为经济进步和国防最终依赖于基础研究。由于大学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充足资源，所以有必要对之给予更大程度的公共资助。

在“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下，联邦政府加强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从而造就了大学科研10年的黄金时代。

（一）以研究拨款或者研究合同的方式加大对大学研究项目的资助

以签订合同或者拨款的方式资助个体研究者或者研究小组，是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资助大学科研的主要方式。1958-1968年期间，联邦政府各职能机构都大大增加了对大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以拨款方式资助从事基础研究的个体研究者的研究项目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核心活动。总的来说，它的拨款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增加，1966年财政年度到达48000万美元[1］174。1960年，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超越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ce)，成为大学基础研究最大的独立资助者。6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将国家卫生研究院看作是“基础生物科学的国家基金会”[1］182。

郝艳萍: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与大学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国防部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统称为防务机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三个机构也都对大学基础研究进行了资助，但主要是资助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基础研究。1964年，原子能委员会与150所大学和学院的研究者签署了514个研究合同[1］187。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作为新成立的研究资助机构，到1963年，成为了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对大学的资助从3000万美元上升到8700万美元[1］188。研究项目资助占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大学资助的主要部分。国防部还建立了高级研究项目署，高级研究项目署最成功的资助项目是在12所大学中创建了跨学科的材料研究实验室，从而促进了大学材料科学研究。

（二）旨在加强大学整体科研能力的院校资助

1958年后的10年中，各联邦职能机构还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繁荣单靠直接的拨款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大学整体研究能力的提高。

195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实行装备并更新“研究生研究实验室”（graduate research laboratories）的匹配资金计划。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实行直接院校拨款（direct institutional grants）计划，即给学校相当于其所获研究拨款的5％的资金，最多达50000美元用于学校认为适合的任何科学活动[1］176。这两个计划被认为是“与资助具体的项目相反的普遍加强大学科学系的大学资助”[1］176。国家卫生研究院也重视对院校的资助，但由于国会明确禁止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医学教育本身，所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以资助与医学研究相关的活动取而代之，如创立允许将拨款用于与卫生研究相关的任何活动的卫生专业学院拨款计划。原子能委员会作为一个防务机构，所资助的大学活动与其具体任务关系较为密切。资助物理学国家实验室是原子能委员会主要的科学责任。除此之外，它也将一部分预算用于资助大学中与其负责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三）扩大资助范围，对更多的大学提供资助

1960年西伯格报告建议：“将‘一流学术科学中心’的数量翻一翻，从15或20所增加到15年后的30所或40所。”[1］169遵循这一建议，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为首的各联邦职能机构都注意对更多的、有潜力的大学提供资助，发起了“大学科学发展计划”（University Science Development Program）或者与之相似的计划。

“大学科学发展计划”的目的是通过鉴别出有向高水平科学质量发展潜力的大学，并依据这些大学所提出的发展科学系科的计划给予它们资助，以促进其科学发展[2]。早在1962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同意创立“大学科学发展计划”，并于1965年对该计划提供第一笔资助。1965-1968年间，32所大学接受了该计划的资助[1］177。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学科学发展计划”还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肯定。1965年9月，他颁布一项指令，指出[3]：

主要联邦机构的研发计划的力量以及它们满足国家需要的能力深深依靠整个大学系统的力量。各机构对所资助的研究的管理不仅要看研究所取得的具体结果，而且还要看它促进学校学术及提高能从事高质量研究的学校数量的能力。

据此，约翰逊总统命令所有的联邦机构通过建立与“大学科学发展计划”相似的计划。国家卫生研究院创建了“卫生科学进步计划”（Health Sciences Advancement Program），即通过资助那些在相关科学领域有重大实力的学校，以促进其卫生科学发展。原子能委员会没有建立科学发展计划，而是通过向现存的追求高质量的计划提供资助来实现这一目标。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早在约翰逊总统颁布指令之前就已经创建了它的“维持大学计划”（Sustaining University Program），资助学校中与空间相关的科学和工程领域。1962-1971年，“维持大学计划”向170多所学院和大学提供了22500万美元的资助[1］189。1966年，国防部启动自己的大学科学发展计划，即西米斯计划（Project THEMIS）。从推出到1970年终止，西米斯计划共向近100所大学提供了9500万美元的资助。

总之，苏联人造卫星之后的10年，即从1958年到1968年是“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理念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各联邦职能机构遵循这一理念，积极采取措施，从研究项目资助到提高大学整体科研实力的院校资助，再到资助更多的大学研究和科学发展计划，造就了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二、联邦政府的社会科学政策及其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

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规模资助开始于二战期间。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战后的困难时期。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苏冷战的激化，社会危机和问题的暴露，联邦政府越来越认可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到50年代末，社会科学研究已成为联邦政府稳定的资助对象。

6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事件的推动以及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赢得冷战以及解决国内危机和问题的决心，联邦政府出台了更加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政策，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后，美国人意识到苏联的成功不仅是科学和工程发展的结果，而且是因为有一个能做出并执行重大决定的社会体制，美国要想在冷战中战胜苏联就必须在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于苏联。为此，美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副总统尼克松支持成立了国家行为科学资助委员会，负责向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汇报社会科学的需要。国会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中宣布“国防既依赖于对来自复杂社会原则的现代技巧的掌握，又依赖于新原理、新技巧和新知识的发现和发展”[4]的国家政策。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中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办公室，资助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科学史。1959年，社会科学办公室更名为社会科学部，在研究理事会中享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管理地位。

1960年肯尼迪当选为总统后，意识到与苏联冷战的继续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的解决都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他非常重视发展社会科学，任用了许多社会科学学者进入内阁班子。1962年4月20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行为科学小组出台报告《加强行为科学》（Strengthening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出联邦政府发展行为科学的几点建议。该报告指出[5]：

资助和应用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科学在今天已被认为是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近些年行为科学已经得益于这种对科学进步的普遍兴趣,并已经获得了适度的但不断增长的资助。然而，由于这种资助没有满足一定的需求，所以还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尽管如此，但行为科学家所研究的普遍问题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福利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晚期，特别是约翰逊总统期间，贫困、教育不利、住房、种族歧视、城市疫病等社会危机和问题的解决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发展。1968年秋天，国家研究理事会的政府行为科学计划顾问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报告，就联邦政府如何有效地应用行为科学提出了建议。报告指出，近年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对行为科学计划的资助不断增多。但问题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是否能满足行为科学发展的需要或者是否有必要建立单独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6]。1968年参议员弗里德•哈里斯（Fred Harris）提议创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但没有实现。1968年7月18日，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修正案，正式授权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至此，社会科学最终从法律上赢得了官方机构明确的资助资格。

在上述联邦社会科学政策的指引下，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不断增长，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拨款，1959年为5700万美元，1960年为7400万美元，1965年为24亿美元，1970年为321亿美元[7]，1979年达到757亿美元[8]。以资助普通目的的基础研究为己任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也一路增长。195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预算是5000万美元，其中社会科学预算是75万美元。196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中的社会科学预算上升至200万美元。196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总预算是5亿美元，其中社会科学预算占1000万美元[9］3。社会科学预算占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预算的比例从1958年的15‰上升到1965年的20‰。[9］31968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的资助总额达17292万美元，其中基础研究占14399万美元。1969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实际资助高达1530万美元[10]。

大学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专门场所，自然是60年代联邦社会科学政策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资助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70年美国有社会科学家约11万名，其中约60%在大学工作[11]。从1968年起，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资助的253500名以在大学里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的国家科学研究骨干中，包括了52900名社会科学家。在美国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命科学家(102800人)的大学社会科学工作者，1968年时在数量上超过了自然科学家(34300人)、工程师（25800人）和数学家(22800人)[12]。

三、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建立及其对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

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很少。直到1965年联邦政府成立了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才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资助对象。所以，对于人文科学研究以及大学人文科学研究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标志性意义的年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获得蓬勃发展。

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17、18世纪美国的教育主要是博雅教育，学院课程以人文学科为主。从19世纪中期起科学和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上升，人文科学不得不在斗争中求生存。直到20世纪中期，科技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以及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使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性。1964年4月30日，以布朗大学校长巴纳比•基尼（Barnaby C. Keeney）为主席的人文科学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认为“今天人文科学的状态造成了国家领导能力的危机”[13]，提议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委员会支持建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理由是它符合国家利益。首先，人文科学有利于国家安全。他们认为人文学科能够培养人批判思维的能力，有批判能力的人能够权衡选择，能够评价假设。在冷战时代，美国精神将会大大有助于决定美国的友好国家和许多举棋不定的国家是否将会自愿地认可并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还是转向支持其他世界强国，或者是自己打拼世界。其次，人文科学有利于解决美国社会危机。人文科学的支持者们认为，60年代的美国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危机的首要表现不是罪恶盛行，而是人们不愿意以一种理智的方式做出道德判断。他们认为，克服道德危机的最大希望在于让学生和成人学习人文学科，使人们真正理解一份工作或者一个思想的真正含义，并从中吸取到经验或者教训。此外，现在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对传统价值的抛弃；种族对抗；暴力盛行；地球环境的恶化都要靠国家对人类的人性化的理解能力的提高来解决。

尽管社会各界人士对是否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众说纷纭，但国会对于建立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热情很高，议员们在89届国会上提出了多个议案进行听证，最终支持者占了上风。众议院以260-114票通过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议案，经参议院同意后，总统于1965年9月29日签署《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法案》（National Foundation on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 Act）美国联邦政府建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目的就是把美国建成高度文明、民主和强大的国家。法案中所建立的国家艺术和人文科学基金会主要由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又译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和联邦艺术和人文科学理事会组成。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对象是博物馆、图书馆、大学以及公共电视台、广播台等文化机构和个人。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补助、奖研金和其他援助方式资助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教育、保存和公共计划[14]。其中对人文科学研究的资助在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活动中占首要地位。正如第一任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主席巴纳比•基尼所说[15］6：

我们作为个体和作为社会的不足来自于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道德基础理解不足；来自于对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陈腐的、华而不实的运用；首要的还是来自于缺乏方向。

他认为，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现在所需要做的是大力加强人文科学研究。他说，“在子孙后裔的眼中，美国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公民在艺术、建筑、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活动。”[15］6大学作为学者、研究生聚集的机构自然是从事研究的主体，所获得的资助也很多。格拉汉姆对此进行了描述[16]：

与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不同，国家人文捐赠基金会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大学受助者：学院和大学中的4万名人文学科的教师。与主要资助机构的资助预算相比，这两个基金会的年度预算非常少，而且它们提供资助时常常要求受助大学提供配套资金。1968财政年度，全国艺术捐赠基金会的项目预算是700万美元，全国人文科学捐赠基金会的预算是600万美元。虽然如此，但美国的艺术家和人文学者终究已经屈尊接受了联邦的资助，加入到了那些农民、老兵、科学家、工程师的行列中，从1958年开始这个行列中又新增了教育专家、国际关系专家、外语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国内外危机四起，各种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联邦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加强了对大学科研的资助。为了应对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实行“基础研究理想”的科学政策，从加大研究项目资助到提高大学整体科研实力的院校资助，再到资助更多的大学研究的大学科学发展计划，造就了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为了应对冷战以及种族歧视、贫困等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众多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加强了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应对冷战以及道德危机等社会危机，联邦政府建立了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研究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资助对象，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创造了资助大学科研的高峰时期以及大学科研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1］Geiger, R. L. 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since World War II［M］．London: Oxford Press, 1993.

［2］Orlans, H. The Science Development Program in Science Policy and the University［M］．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8:101-113.

［3］Johnson, L. B. Strengthening Academic Capabilities for Scienc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 to Heads of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13 September, 1965［M］//Unidos, 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Lyndon B. Johnso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6:995.

［4］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M］．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8:26.

［5］The Behavioral Sciences Subpanel of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Strengthening the Behavioral Sciences［J］．Science, 1962, 136(4): 233.

［6］Advisory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Program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J］．Psychological Science, 1968, 1(4): 10.

［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M］．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5-1971:544.

［8］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M］．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9:622.

［9］Bulmer, M.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Comparative Essays o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Science Policy Research Divisi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Support Program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 Background Report［R］．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20.

［11］Riecken, H. 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Science Policy［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71, 394(3):100-113.

［12］格拉汉姆, H. D.；戴蒙德, D.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M］．张斌贤, 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36．

［13］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R］．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64: 4.

［14］Answers Corporation. US Government Guid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EB/OL］．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上载日期不详）［2011-08-09］．/topic/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Oxford_Guide_to_the_US_Government_d.

［15］Keeney, B. C.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Their Support and Development［J］．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64, 79(2).

美发助理总结篇2

关键词：美国；湄公河开发计划；湄委会

本文所阐述的“湄公河开发计划”，是下湄公河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湄公河过渡委员会以及湄公河委员会（以下一般情况均简称湄委会）关于湄公河开发的规划和行动的统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随着湄公河开发计划的兴起和迅速推进，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计划的工程技术性研究、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及将之作为区域主义实践的一个范例来考察。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湄公河开发计划陷入低谷，学界的研究也基本停顿。90年代中期，湄公河委员会的成立使湄公河开发计划进入新阶段，学界的研究热情重新点燃，研究视野与以前相比也大为开阔，涉及国际法、地区安全、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方面。但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也缺乏针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计划的专门研究。本文通过对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计划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回顾和梳理，力图分析美国政府湄公河政策的政治考虑和存在的问题，在美国高调重返湄公河的今天，为解决湄公河跨界水争端与合作提供一个研究视角。

一、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计划的回顾

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一条国际河流，包括上游的中国（在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和缅甸，以及下游的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在内，流域共有6个国家。河流全长约4400公里，迄今约9%的水力潜能被开发利用。美国介入湄公河开发计划可追溯至下湄公河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筹建阶段。此后，随着中南半岛政治和安全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计划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及特点。

1957年9月，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亚远经委会）控洪局的推动下，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南越）成立了下湄公河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旨在合作开发水电项目、扩大土地灌溉面积、减少洪水威胁、延伸河流航道，解决湄公河流域国家广泛贫穷的问题。美国作为湄委会最初的赞助者，将此合作看作“非共产主义国家维护其地区利益的一种方式”。

在湄委会早期的行动中，美国做出了很大贡献。1957年底，一个由美国陆军退役将军雷蒙德·怀勒率领的联合国调查团对湄公河流域进行了一次高水平调研，认为一系列的水文研究必须先于工程建设，建议对湄公河水文情况进行为期5年的研究，预算近900万美元。1958年，美国向湄委会做出了200万美元的捐助承诺，6年后美国的捐助达到2592万美元，占流域国、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捐助总额的1/4。1961年，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芝加哥大学地理学家吉伯特·怀特领导一个由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小组，展开了湄公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特征研究。怀特代表团的报告提出了14项具体建议，包括“先搞支流项目建设，再上千流项目”。该报告的许多建议被湄委会第一个五年计划（1962—1967）所采纳。

20世纪60年代卷入越战后，美国更加重视湄公河的战略地位，约翰逊总统是湄公河开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者。截至1970年，美国是非流域国家中对湄委会捐助资金最多的国家，仅1969年就捐助了3300万美元，是第二大非流域捐助国德国的近2倍。

与前任肯尼迪一样，约翰逊认为，美国帮助第三世界摆脱贫困和落后是赢得冷战的重要手段。1965年4月7日，约翰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为越战升级辩护，其中谈到湄公河问题。他说：“过去美国对这里的和平做出了贡献，现在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改善这里人民的生活……我将要求国会通过1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在美国国内，约翰逊向湄公河投资10亿美元的计划被称为又一个“马歇尔计划”。

美国于1965年5月带头为湄委会在老挝的第一个优先开发项目南俄水电站（Nam Ngum）提供了一半的资金。约翰逊的态度极大激发了湄公河流域内外各方对合作推动湄公河开发的决心和热情。截至1965年1月，湄委会筹措的运作资金只有7 240万美元，但到当年12月31日，湄委会运作经费达到1.05亿美元，1年期间增长了45%。

总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湄委会较高的筹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的强力支持。至1965年，湄公河计划第一阶段的水文数据收集和项目开发可行性研究成果丰富。就在这一年，湄公河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即项目的实施，包括建坝、建电站、灌溉和航道疏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湄委会的职能得到扩大，“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涉及领域不仅是河流开发，还包括健康、教育、交通设施等方面”。人们乐观地认为，湄委会“站在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上”。

然而，进入70年代后，印支战争的不断升级打消了赞助国的积极性，政治局势的动荡也阻碍了湄委会的活动，并且战争使一部分流域成为禁入区域，妨碍了对流域的科学研究和工程调查。流域各国之间的离心力，也限制了它们的合作。

与此同时，由于在越南战场上陷入困境，国内也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约翰逊被迫放弃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转向收缩。以界定“美国国家利益”而闻名的美国学者唐纳德·纽霍特兰建议尼克松政府不要再把东南亚地区视为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

从1970年开始，美国削减了对湄委会的捐助。1975年，随着越南统一、柬共在柬埔寨上台以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美国最终停止了对湄委会的直接捐助。直至现在，美国对湄委会的捐助再也没有恢复到曾经的水平。

美国重新重视湄公河流域发展是在中、老、缅、泰、柬、越六国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之后。小布什政府得到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付出双倍努力，来淡化中国的影响。而上世纪90年代美老、美越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为美国加大对湄公河地区的介入提供了前提条件。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老、柬、越的经援均大幅增加。

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利用湄公河下游国家对中国在上游建设梯级大坝的戒备心理，将湄公河流域作为其重返东南亚战略的重点。2009年，美国国务院发起了“湄公河下游倡议”，与湄公河下游四国深入讨论在环境、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2010年8月，美国宣布为此倡议投入近1.87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健康改善和环境项目。

对于在湄公河干流建造水电站，美国仍予以坚决反对。2011年3月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湄公河保护法案”，要求财政部长告知美国驻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执行理事，运用美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反对向湄公河的水电站建设或电力传输系统工程提供任何贷款或经济、技术援助，除非该项目能证明不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或进行了对流域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估等。2011年12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第277号决议——保护湄公河流域并加强美国对延缓在湄公河干流建造水电站的支持。决议称：“鉴于干流水电站建造产生的地区不稳定的风险将损害美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重大经济和战略利益……国会支持延缓建造湄公河干流水电站，直至完成综合性的环境评估和经过充足的规划和多方协调。”

目前，除美国国务院外，美国参与湄公河流域发展的最主要机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美国国际开发署、陆军工兵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一系列部门和机构也计划给予“湄公河下游倡议”更多的实质性帮助。但是，华盛顿智库史蒂姆森研究所2010年8月的一份报告称，“目前这些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尤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二、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计划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

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美国的区域合作政策》一文中，将美国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合作的政策总结为“出于四个主要利益方面的考虑”：一是美国的区域影响力；二是围堵需要；三是经济发展需要；四是冲突预防和管理。将约瑟夫·奈的分析与上述美国在湄公河开发计划中角色转变的历史结合起来看，可以得出：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的湄公河政策虽然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遵循以下方面的原则：

一是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美国的湄公河政策中一直存在着中国因素。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致力于湄公河的开发和湄公河区域的发展，从属于其全球安全战略目标。在1965年4月宣布10亿美元援助计划之前，约翰逊总统分析了亚洲的政治形势：“整个亚洲都笼罩在共产主义中国的阴影下……我们必须要引用《圣经》里的一句话——不可越雷池一步，你只能到这里了。”

1975年以后，美越、美老关系将近20年的非正常化，阻碍了美国参与湄公河计划。而中美关系缓和及中苏关系交恶，也使美国此后放缓了对中南半岛的争夺。美方认为，“美国稳定与平衡东南亚众小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努力，由于中苏两国在该地区形成不断升级的竞争态势而受益。”

近年来，中国与下游国家水资源争端加剧，为美国重新加强对湄公河流域事务的介入提供了机会。2010年9月23日，华盛顿史蒂姆森研究所东南亚项目部主任卡罗宁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南亚水资源与安全听证会上说：“下湄公河流域国家都明白美国此项计划（指‘湄公河下游倡议’）中的地缘政治考虑……下湄公河国家都欢迎美国参与到地区变动中来……他们都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大陆和南海称霸。”

可见，从冷战期间防范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到冷战后提防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的湄公河政策一直带有“遏制中国”的性质。

二是用和平和经济手段取代军事手段，实现美国的外交目标。

通过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最终满足美国的外交目标，是美国外交的常用手段。1956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612/1号文件指出，“要防止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于共产党集团”，美国为此制定的方针是“向它们提供灵活的经济及技术援助”。约翰逊总统大力支持湄公河计划，除了要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外，还希望湄公河流域发展的美好前景能诱惑北越加入到区域合作中来，最终实现地区和平。约翰逊政府之后，美国虽然减少了对湄公河开发计划的支持，但通过对流域国家的双边援助，或通过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继续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与湄委会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从多年双边合作为主转向地区合作机制的必然。

总的来说，二战后中南半岛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及法国的前车之鉴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安全结盟”在这一地区难以盛行。为顺应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的时代趋势，美国采取了多边合作的方式，即通过支持诸如湄委会这类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运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

三是构筑地区政治生态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曾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特别助理的华尔特·罗斯托认为，支持区域合作“是改变大国与小国之间内生固有的不均衡的双边关系的一条出路”。1956年8月，就在湄委会正式成立的头一年，美国国务院东南亚事务主管肯尼斯·杨在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夏季论坛上，发表题为《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的演讲时表示：“建立在区域基础上的相互联合在各方面都是有用的。我们已与湄公河流域四国发起一个适度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没有相互间的紧密支持，亚洲小国将难以抵抗外来势力的侵略。”

美国政治学教授伯纳德·佐敦认为，美国支持亚洲区域合作，短期目标是“有了区域合作带来的发展和稳定，亚洲国家对颠覆破坏就不会弱不禁风”，长远目标是“有助于建立东亚国际政治结构，防止一国主宰地区事务”。佐敦和美国国际法专家维尔纳·李维都认为，在防范超级力量主导地区的问题上，亚洲的区域合作是必要的。李维将亚洲区域合作看作“独立于西方以及……中国”的运动；佐敦强调“外力支持”的作用，意指美国。

不难看出，美方认为，在由一众小国组成的中南半岛，构建地区均势，防范某个集团或某个外来大国称霸，更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美国对该地区施加影响力。

四是发展区域可替代力量，减轻美国“义务”。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积极参与一些亚洲区域性组织，与这些组织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是希望“与国际社会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既能减轻美国在二战后早期填补亚洲权力真空的繁重负担，也能避免美国重返孤立主义轨道”。美国参加湄公河计划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在该地区发展一种替代力量，以减轻美国承担的“义务”。

湄委会成立之初，并非设定为一个解决地区冲突与纠纷的机构，到1965年，这个功能被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提出来。他建议“已经存在的公共组织应扩大和强化其功能，尽可能有效地负担更多的任务……为亚洲带来发展机遇”。

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计划有时反而加剧了地区矛盾。柬埔寨的特诺河支流项目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特诺河项目在1966年3月湄委会大会上被列为优先实施项目。其工程建设成本预算为3 300万美元，其中1/3由柬埔寨自行承担，剩下的2.200万美元将以外来捐款和软贷款的形式来获取，主要捐助国是日、美。美方认为，“特诺河项目是湄公河开发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1966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拨款法案修正案，禁止美国援助任何一个帮助北越的国家。由于美方收到柬埔寨向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北越军队通过柬领土进入南越等情报，最后决定不向特诺河项目提供援助。美国向特诺河项目捐助700万美元的承诺食言，破坏了湄公河计划的进程，导致特诺河项目的筹资拖延了3年，还使湄委会丧失了平衡地区发展程度差异的机会。截至1966年，四个流域国家中泰国完成了2座大坝的修建，而柬、老、越直至1969年都没有项目上马。

就湄公河对单个国家的重要性而言，区域合作未能满足柬、老、越这三个主要湄公河流域国家的需求，而仅向泰国倾斜，其结果是造成“分配危机”，加剧了流域国家间的矛盾。

三、结论

总的来说，美国在湄公河开发计划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美国过去数十年对中南半岛和湄委会的影响，将为其介入当前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打下基础。同时，湄公河流域国家既需要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又由于地缘因素，对上游国家中国抱有一定的戒心，这又为美国重返湄公河提供了契机。

美发助理总结篇3

【关键词】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研究综述

近年来，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研究的文献主要从其体系的主要内容、所呈现的特点以及从中所得到的启示建议三方面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阐述。

一、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研究现状

（一）奖助金体系的主要内容

有学者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没有将研究生奖学金和研究生助学金进行明确的分类与界定，而是依据其是否具有报酬性特征分为报酬性奖学金和非报酬性奖学金。报酬性奖学金是指助教助研制度即大学向部分学生提供助教和助研的工作岗位，以报酬的形式向学生提供资助。非报酬性奖学金主要是研究生院、系所以及各种团体提供的奖学金，其中研究生院主要以四年资助包的形式提供，系所和团体则以特别奖学金的形式提供。此外，还包括“工读计划”中所提供的有偿资助金[1]。

有学者没有将奖学金和助学金分开，将其统称为奖学金，依据其提供来源将其分为校内奖学金和校外奖学金。校内奖学金通常包括助学金、奖学金、生活补贴、助教奖学金、助研奖学金、校内兼职、校内实践学习收入等，校外奖学金主要是由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个人等提供的各种奖励[2]。

有学者则依据资助项目的不同，将研究生奖助金分为奖学金、助学金和研究生资助金。奖学金一般分为校内奖学金和校外奖学金两种，主要用于褒奖学业成绩优秀的研究生。助学金主要包括：补助金、助学金、生活补贴、旅差补贴金、助教津贴、助研津贴、助管津贴、实习津贴、校内兼职、校内实践学习收入等。研究生资助金主要是一些基金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或其它部门提供的，主要为申请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或者在进修高级课程时所需的各种费用提供资助[3]。

（二）奖助金体系的主要特点

1.资助经费来源多元化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提到了美国研究生奖助金的这一特点。资助经费的来源包括学校内部、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社会机构、企业以及个人提供的资助等。有人重点研究了其中政府资助的部分，指出政府资助方式主要包括联邦、州、地方三级。其中联邦政府主要是对私立高校提供资助，通过补助金、勤工俭学等项目，帮助学生上学，以尽可能扩大和保证“教育机会均等”。州和地方政府的资助对象主要是公立高校，主要是提供一定数量的学生助学金和奖学金[4]。

多数研究者则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重点对美国某一个或某几个高校资助金的来源情况进行研究，主要是对奖助学金的重要来源——学校获得的研究收入、投资收入和学费收入等进行研究。例如，有人对麻省理工学院2007财政年度经费来源情况进行研究，其收入总额为21.80亿美元，各方面收入占总收入的来源比例依次为：研究收入占53%、投资收入占15%、学费收入占10%、捐赠收入占6%、辅助活动收入占4%、其他收入占12%[5]。

2.资助面广，资助金额大

在美国高校中，不仅对成绩优秀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资助，对于那些成绩不很优秀的学生也进行积极的资助。其资助途径主要是提供各种助学金。在许多高校内部，通过对学生提供助研、助教、助管等职位，让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的助学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总结出，这些校内助学金主要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

（1）收益面广，获得相关职位的研究生比例较大。有人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华盛顿大学研究生三助情况进行了相关研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2000—2001年度获得助教和助研职位的学生占总研究生人数的49.15%，其中获得助教职位的人数占24.26%，获得助研职位的人数占24.89%[6]。而2001年华盛顿大学获得助教助研助管岗位的研究生数分别为1424人、2113人、194人，分别占研究生总数的15%、23%、2%，获得三助岗位的学生占研究生总数的40%[7]。两校获得三助岗位的研究生都占到学校研究生总数的近一半。

（2）资助金额大，可以帮助解决研究生的部分学费。有人对普林斯顿大学相关资助金额研究发现，其研究生从事“三助”的收入，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学费，如2006～2007年度，担任助教的研究生如果未通过资格考试可获得20700美元的报酬，如果通过了则可获得22350美元的报酬；担任助研的研究生，未通过资格考试可获得19300美元的报酬，通过者则获得20300美元的报酬。而该年度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学费为34000美元[8]。可见美国高校对研究生的资助有效地缓解了其学费压力，提高了他们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有利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维护研究生教育的公平。

3.关注对研究生科研的资助

美国高校同样对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提供相关资助，有学者对研究生科研资助的经费来源进行了相关研究，总的来说，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三方面：

（1）高校内部提供的相关资助，主要是以奖学金形式资助高年级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其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水平和论文写作能力。

（2）教师科研经费中用于支付助研费用的部分，主要是高校为研究生提供助研职位，协助教师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收集，外出考察调研等工作的资助。助研的费用是由老师直接提供给相关学生。

（3）相关基金会、科研机构提供的资助。这类资助的对象大多是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研究生提供的资助包括：直接支持研究生的科研论文活动，提供研究津贴或者奖学金，提供研究生研究的国际奖学金等[9]。还有些机构对于接受资助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或研究场所有一定要求，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提供的“经济学科研究奖学金”，要求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和学会的研究计划相吻合，美国赫德森研究所设立的“卡恩教育学研究生岗位奖学金计划”，对资助学生的研究场所和研究方向都有一定的要求[10]。

（三）对完善我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启示与建议

1.拓宽奖助金经费来源

对于拓宽我国研究生奖助金经费来源的主要途径，学者们的建议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各级政府对高校研究生的资助占到了高校资助总额中的相当大份额，大约为三分之一到三分之四，认为应充分调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鼓励其对本地区高校研究生进行资助[11]。第二，积极争取社会资助。应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尤其是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机构团体、企事业单位在高校内设立各种奖学金、资助金[12]。

2.完善现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

对于当前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完善措施，学者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通过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三助”岗位，从政策上鼓励支持研究生参与“三助”工作，并适当提高报酬，使担任“三助”工作成为研究生获取经济资助的重要来源[13]。第二，针对每个研究生的不同情况，加大资助的针对性和力度。如针对优秀研究生设置优秀奖学金，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置专项奖学金等，最大限度地设立各种奖学金来扩大受益人群。同时还需提高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力度，对品学兼优的优秀研究生实行高额资助，避免资助平均化；实行不同学科专业的资助金额分等制，即对社会回报高而个人回报小的专业提高资助额度。对于个人回报高而社会回报小的专业减少资助[14]。第三，根据学校的定位和类型，建立不同的资助体系。如研究型大学主要应该以各种奖学金（如三助奖学金）、科研津贴、科研奖励为主，而教学型大学主要应以建立“三助”奖学金、勤工俭学、校内兼职等资助类型为主。要尽可能把这些资助类型统筹起来，形成完整的资助体系[15]。

3.加强对研究生科研的资助

有学者参照美国研究生培养的资助模式，对我国加强对研究生科研资助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设立专门资金对研究生毕业论文进行资助。第二，提供更多的奖学金机会，为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第三，资助研究生参与更多的实践活动，通过采取研讨会、兼职、助教的形式让研究生了解和从事专业的科研工作[16]。

二、研究述评

对于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主要内容、特点、以及其对我国完善现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启示和建议，现有文献已经进行了相关阐述，为我国完善现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主要内容研究视野比较狭窄。多数文献只是停留在对美国现行研究生奖助金体系内容的介绍上，没有探索该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预测其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二，对于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所具有特点的形成原因没有进行相关分析。也就是为何其资助经费来源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为何资助面广，资助金额大，为何关注对研究生科研的资助，对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没有进行相关探索，没有结合美国的国情、美国民众所形成的文化和美国社会所具有的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

第三，关于对我国完善现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启示和建议研究缺乏争鸣。对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对于完善我国现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启示和建议内容相对集中，缺乏必要的争鸣。因此，应该在充分了解和比较中美两国国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教育发展的最新形势，对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内容进行相关分析，吸收其先进经验，为我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合理和有益借鉴。

对于以上研究存在不足的方面，在下面的研究中可以进行相关方面的探索，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研究，从而对整个美国研究生奖助金体系形成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借鉴其成功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研究生奖助金体系提供相关参考。

参考文献：

[1][6][7]蒋盛楠，贾莉莉.美国研究生奖助金制度的个案研究及其启示[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05，10：63-65.

[2][15]陈超.美国高校研究生学费及资助政策新探[J].中国高教研究，2005，8：34-37.

[3]夏茂林.美国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及资助特点对我国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9，3：

72-76.

[4]朱浩，杨汉麟.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办学经费多元化得成因及筹措渠道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8，4：60-66.

[5][8][14]高展，缪园.美国研究生奖助学金资助体系及其启示[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8，6：

86-94.

[9][16]李大鹏，刘云.美国研究生培养的资助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9：86-89.

[10][12]方展画.美国高校研究生的学费及资助[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9，1：67-70. [11][13]郑艳秋.美国高校研究生资助及启示[J].教育研究，2007，11：55-58.

作者简介：

史琪（1986-），女，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美发助理总结篇4

再次拨通李国威的电话，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忙。奥运会时，GE在北京设立了专职办公室，身为GE中国有限公司公关传播总监的李国威坐镇北京，全盘操控GE的奥运战略。

与其他的赞助商有所不同，GE在北京奥运会的收益是实打实的美金。早在奥运会期间，GE就公布了其在奥运会上的收入――17亿美金。这得益于GE绿色创想计划的产品，既符合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理念，又可以使用在奥运场馆的各项工程当中，再加上赞助商身份，GE获得了巨大的奥运订单理所当然。

错过了所有重要比赛

GE的另一个成功是其品牌理念在中国的推广，根据GE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有80%的被访者认为GE是一家环保企业。GE品牌理念的核心之一，已经被李国威和他的团队很好的植入到中国受众。

提起奥运会，李国威却是一脸的遗憾。

“奥运期间，我的赞助商证件可以保证在所有场馆通行，我却错过所有重要比赛！”李国威的回忆明显不甘。

“8月12日晚，男子佩剑个人冠亚军决赛晚八点十分开始，我忙完了工作八点二十五赶到赛场，电梯一开，罗格一个人走了出来，我纳闷他怎么不看我们中国运动员仲满的决赛，进了赛场发现到处都是五星红旗，工作人员告诉我比赛结束了，仲满得了金牌。”

“还有一天晚上，我沿着鸟巢的下班回家，突然听到体育场内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我下意识地朝入口跑，一路跑上看台，只见一条黄色的闪电飞向终点，广播里说又一项世界记录诞生了，牙买加队4X100米创造了新记录。我想我要是跑得有飞人博尔特一半的速度，也许能看到第四棒鲍威尔的起跑，再快点儿，一定能看到博尔特跑第三棒。”

被雕刻的奥运时光

奥运会给GE的变化不可谓不深，奥运之后，GE的能源业务、医疗、水处理等产业因直接贡献奥运，加上成功的广告攻势，获得了更多的认可。

对于李国威来讲，这个史无前例的舞台，也让他本人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奥运会后，感觉什么事都不难了”，通过奥运，李国威实现了一次自我的突破。“但是那种巨大的激情仿佛此生再也难以重现，奥运会后是一个艰难的心理调整过程。”

李国威给自己的奥运年做了一个总结，“那段时光，你总是可以挑战个人能力和精力的极限，而当这种个人最大的极限转化成团队的、组织的甚至国家的力量，就能形成奇迹。我很欣慰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出我的团队的奇迹，并将那种精神保持至今。”

在李国威看来，最值得尊敬的就是那些志愿者们。“他们象珍珠一样在所有的地方发光，把所有的珍珠串起来，就是一片美丽的银河。”曾经做为新华社记者的他，描述起来文采斐然。

而今，李国威已经回到了GE中国在上海的总部，开始参与世博会美国馆赞助。

“又是一轮新的挑战和无休止的忙碌。”

李国威忙并快乐着，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在世博会的舞台上，找回那种巨大的激情。

存在还是消失，这是一个问题

2008年10月，奥美公关体育营销总监强炜先生接受笔者的采访，“奥美公关有自己的奥运营销部门，服务像大众汽车、长城葡萄酒这样的奥运会赞助商客户。”强炜说到，“我们是应运奥运而生的，现在要考虑的是否要应运奥运而死”。

奥运结束了，奥运部门的撤销成了必然，人事变更随之而来。

在柯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彭安东的信中，对叶莺有8个字的评语，“鞠躬尽瘁，至死不渝。”

6月8日，柯达原副总裁、北亚区主席兼总裁叶莺在北京宣布，正式出任美国纳尔科公司（NALCO）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主席。这家主营水处理、能源业务的公司，成为曾经创造“柯达模式”叶莺的下一个东家。叶莺为此组织了一场新闻会，并展示了彭安东的信件以显示双方的关系，这是奥运会赞助商高层人士中最高调的一次“转会”。

三星在全球的体育营销投入广泛，涉及到大型赛事时，通常由韩国三星总公司制定营销策略，再由当地分公司执行。而这其中的沟通和掌控，则是由韩国三星电子全球体育事务及公共关系副总裁权贵贤负责。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个温和的韩国男子，给中国的媒体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奥运会后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权贵贤亲自挑选了一大份适合郊游的食品，在中秋节前夕赠送给所有与他有过沟通的媒体记者。现今权贵贤偶尔会出现在广州，指导三星的亚运会战略。

从全球笔类市场占有率多年稳居全国第一的隐形冠军，到享誉国内的“中国笔王”，贝发国际有限公司借助奥运机会成功转型，成为众人皆知的笔类品牌。贝发通过奥运打通了国内的知名度与市场，逐渐改变奥运会前90%的销售额在海外的销售结构。贝发集团执行副总李柏颖的办公室也搬到了北京，开创贝发在国内新的局面。

喜欢开飞机的陈学淳2001年成为UPS中国董事总经理，同时兼任北京奥运赞助与运营副总裁的他，让UPS大获成功。UPS在中国的知名度从2006年的15%，达到2008年底的48%，业务量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在最后一次与UPS的通电中，笔者被告知，带着奥运会的成绩，陈学淳已经退休，低调离去。

美发助理总结篇5

关键词 中美关系 经济援助 限制性援助 经济制裁

美国对华援助的历史演进和规模

1979年，中美建交，同年，中国开始接受多边国际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数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注：除非指明，本文所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援助，也不包括出于非官方资源的援助。]开始于1980年，迄今已有32年历史。根据美国对华援助的规模、项目及参与机构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尝试把美国对华援助的历史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980―1989年为起步阶段，特点是规模小、项目少、不连贯。这十年间，实际上只有前三年提供了援助。1980年，美国开始对中国提供45.5万美元的少量经济援助，1981年和1982年分别为170.2万美元和10.6万美元，均为美国农业部管理的《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案》(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即通称的“公法480”，P. L. 480) 第二部分涉及的粮食援助项目。此后直到1989年，连续7年均无援助纪录。

1990―1998年为稳定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几个新的援助项目陆续启动，参与机构和援助资金不断增加。1990年，美国国务院启动了在中国的援助项目；1993年，和平队（Peace Corps）主要以英语培训和环境教育为内容的项目开始在中国运作，该项目至今，每年资助在42万―187万美元不等，年均100余万美元。1996年开始的移民和难民援助项目是这一阶段启动的另一援助项目。在这一阶段中，由于和平队项目的启动和国务院项目援助经费从数十万美元增加到一两百万美元，所以从1993年开始至1998年，美国对华援助每年得以稳定维持在188万―359万美元之间。

但是，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援助额总计仅1715万美元，仅占同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1039亿美元）的0.165‰。如果把时间放宽，1980―1998财年之间的19年间，美对华援助仅为1941万美元，不到同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1965亿美元）的0.1‰。[注：以上数据均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计得出.gbk.eads.usaidallnet.gov/data/files/us_economic_assistance.csv，访问日期:2011/12/3]

1999年以来是美国对华援助的快速发展阶段，援助规模、项目和参与的机构都有显著增加。1997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中美法治合作达成共识，该援助项目资金于2002年开始提供。1999年，美国国会开始授权在中国进行以促进民主为目的的援助项目，此类援助主要通过由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国务院专项拨款资助、国务院管理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账户，每年提供大约200万美元，用以促进中国的法律和选举改革、人权、劳工权利和媒体的独立。[注：Lum T. U.S. Foreign Aid to East and South Asia: Selected Recipien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04：11]2000年，国会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的法案（P.L. 106-286），授权在中国推动法治和市民社会的援助项目。此后，经济支持基金（ESF）开始在中国运作，主要用于民主、人权和法治等项目，其中大部分用于在的援助项目，以及支持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因此，自1999―2000年开始，美国对华援助额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06年，美国国会设立了专门的发展援助账户，为美国大学在中国扩展与法治和环境相关的教育和交流项目提供资金。2007年，美国政府开始在中国实施HIV/AIDS项目。[注：Lum T.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August 9, 2011：4]

这些新的项目推动了美国对华援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援助规模而言，从1999财年到有公布计资料的2009财年的11年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为4.65亿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外援助总额（2535亿美元）的0.18%。其中，除了2000年的603万美元和2008年的1.034亿美元这两个极端值外，其他年份均在1090万―6446万美元之间。这样，从1980―2009财年，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总额4.84亿美元。就项目和参与机构而言，美国对华援助项目目前有30种左右，近20个政府机构负责提供资金和项目实施。相对于前两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点。

纵览1980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援助，一方面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至今仍然处于较低规模的水平。若以10年为单位，1980―1989财年、1990―1999财年和2000―2009财年，美国对华援助分别为226万美元、6062万美元和4.21亿美元（以上均为协议额，主要因为从协议到实施有个时差，2001―2009财年实际支付2.75亿美元），以上全部为无偿援助。[注：以上数据均为协议额，其历史数据可以参见：gbk.eads.usaidallnet.gov/data/files/us_economic_assistance.csv，2001―2009财年实际支付数据可以参见：美国国际开发署在线数据库.gbk.eads.usaidallnet.gov/docs/tables/chn_10000000100001_0109.xls，访问日期：2011/12/3]因此，就绝对援助额而言，1980―2009财年的30年间，美国对华援助阶段性递增趋势十分明显。尽管如此，即使就总金额而言，对华援助在美国同期对外经济援助中也属较低水平，如果考虑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其数量之少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甚至在中国没有自己的代表团，其在中国的援助项目是由设在泰国曼谷的区域办公室进行管理的。

美国对华援助的规模之小，通过几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得到更好的说明。一是与美国一个民间机构――福特基金会的对华援助比较。1979年，福特基金会来华开展工作，1988年，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正式成立。从1980年启动在中国的第一个资助项目至今，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实际资助总额达到了2.75亿美元。[注：福特基金会中文网站.省略/regions/china/history/zh-cn，访问日期：2011/12/5]这与美国政府的同期援助相差不多。二是与经合组织中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根据经合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的计，2008―2009年，实际接受国际援助、双边援助最多的国家中，中国（26.54，亿美元，下同）位居第四，仅次于伊拉克（62.78）、阿富汗（44.42）和印尼（28.51）。其中，对华双边援助中，年均援助额居于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日本（12.00，亿美元，下同）、德国（5.56）、法国（3.46）、英国（1.79）、西班牙（0.84），美国（0.59）位居第六，[注：两组数据分别可见于：省略/dataoecd/17/39/44285701.gif和省略/dataoecd/1/21/1880034.gif, 访问日期:2011/12/8]其对华援助仅占同年度中国接受所有对外援助的2.2%。而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援助大国，其对外援助占2008―2009年度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国家援助总额的比重达到23%。可见，美国对华援助相对其庞大的对外援助规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对华援助而言，都是很少的。

美国对华援助的主要项目

美国对外援助项目众多，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管理者和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此，分析美国对华援助主要项目，有助于把握美国在华援助的基本政策倾向和目标。从前表对美国对华援助项目所作概括中可以发现，目前依然运行的项目中，除了包含较多的援助机构和项目、不易具体分类的“其他有效的赠与项目”以外，国际开发署管理的经济支持基金（Economic Support Fund，ESF）、国务院管理的民主援助相关项目、国际开发署管理的发展援助，以及公共卫生类援助项目，达2.6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的54%，构成了美国对华援助的主要内容；若包括“其他有效的赠与项目”在内，则达到4.1亿美元，占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的85%。

经济支持基金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管理的最主要的对外经济援助账户，该账户2009财年占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总额的60%。美国对华提供经济支持基金援助始于1999年，至2009财年已达1.1亿美元，年均达1000余万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1/4。美国对华经济支持基金项目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促进民主和人权，二是用于藏人社区的文化保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2004财年起，两种用途的经济支持基金分别列支，其中民主项目经费每年在1350万―2000万美元之间，项目每年的援助额一般在数百万美元。[注：Lum T.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port for Congress，August 9, 2011：10]虽然这些援助资金来源于国际开发署，但负责实施的官方机构还包括美国国务院；而在具体操作层次上，绝大部分援助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的，其中项目的实际运作者主要是桥梁基金会（Bridge Fund）、减贫基金会（Tibet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和温洛克国际（Winrock International）三个非政府机构。

根据美国对外援助绿皮书，“国务院其他援助”项目，实际上主要是民主项目，包括美国民主基金会、民主基金、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三种。2001―2009财年度，这三种项目援助金额分别为2324万美元、4531万美元和42万美元，总计6896万美元，除了大部分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外，其余项目的具体实施者均为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教会或企业。[注：gbk.eads.usaidallnet.gov/docs/tables/chn_11101000100010_0109.xls，访问日期：2011/12/13。]作为政府拨款的项目，这些援助资金主要被用于在中国推进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核心价值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美国民主基金会是美国政府在1983年建立的一个以促进世界自由为目的的私有非盈利组织，其核心机构包括国际共和学会（IRI）、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国际私营企业中心（CIPE）以及全国国际事务学会（the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DI）。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推动中国民主的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民主基金会及其核心机构的活动包括支持在美国和香港的华人亲民主组织，帮助促进法治，促进工人和妇女权利，以及援助藏人社区的发展。美国民主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得到了美国国会每年的对外行动拨款的资助，国会对在中国地区的与民主相关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援助项目划拨专项经费。[注：参见Lum T.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9, 2011：5]因此，美国民主基金会尽管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是其资金来源于国会拨款，实际上是“官办民营”性质的机构，是美国民主援助的主要实施机构。该基金会公布的2009年资助的中国项目有36项，金额达602万美元，主要用于资助中国境外的中文民主刊物、民运和民权团体、相关学术机构甚至“”团体，以及中国境内的有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事项的体制外团体和组织。民主基金（Democracy Fund，DF)项目主要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DRL)进行管理，通过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大学资助和影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妇女组织和大学等政府发起的社会组织、革新派和有关政府机构，以及立法和司法机构及个人，其主要活动领域包括法治、公民社会、公民参与、劳工权利、良治和公民自由等方面。[注：Lum T. 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August 9, 2011：4-5]

国际开发署负责资助和实施的对华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DA)项目，主要涉及法治和环境保护两大领域。该项目正式启动于2006财年，此前仅2001财年提供60多万美元的援助。2006年起，美国国会通过每年的对外行动拨款法案为发展援助账户拨专款用于中国的法治和环境项目，资助中国的法律培训，提高中国大学法律院系和司法机构的能力，提高公民法律维权意识。此外，国际开发署还通过发展援助项目与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环境、资源、建筑等方面的合作。[注：Ibid：5-6]2006―2009财年，共提供援助近2800万美元，除了不到33万美元由政府实施，其余全部由企业、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研究机构来具体实施。

公共卫生类援助项目在美国对华援助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主要由美国卫生部和国际开发署实施，具体援助项目主要包括疾病控制、研究和培训项目、全球 HIV/AIDS倡议、儿童生存与健康、2008年新设立的全球健康与儿童生存[注：2008年该项目设立后，原有的“全球 HIV/AIDS倡议”和“儿童生存与健康”项目也通过该项目拨款。]等。2001―2009财年间，此类援助总额达8260多万美元，约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的20%，其中由美国卫生部疾控中心实施的疾病控制、研究和培训项目援助达5878万美元，2008年新设立的全球健康与儿童生存项目，2008―2009财年共资助1351万美元。[注：数据可见于gbk.eads.usaidallnet.gov/docs/tables/chn_11101000100010_0109.xls，访问日期：2011/12/13。]这些项目的直接或间接的资助对象包括医学院校、非政府组织、诊所和保健工作者、卫生行政部门。

概言之，美国对华援助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促进法治、公民社会、民主规范和制度；培训法律专业人员；建设司法机构的能力；改革刑事司法体系；支持社区的可持续生计和文化保护；保护环境；以及促进中国的HIV/AIDS预防、护理和治疗。上述四类援助项目大体上体现了这些政策诉求。纵观美国对华援助项目，其援助资源主要集中于促进民主、人权、法治以及有关的项目，即上述四种类型的前两种。相对于环境项目和公共卫生类项目而言，这两类项目集中体现了美国对华援助的政治意图。

美国对华援助的特点：限制与制裁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对外援助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依据受援国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多大程度上关乎美国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水平和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之所以在近几年成为美国优先援助对象进行重点援助，主要是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在全球反恐领域具有特殊作用。同时，对外援助作为一种经济外交工具，也被作为一种制裁工具应用于一些国家。对于被认为在民主、人权、武器扩散、债务偿还以及其他方面存在问题的国家，美国在非人道主义的发展援助、经济支持基金和军事援助等援助领域实行禁止性或限制性援助政策。美国对华援助之所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主要是美国实行限制性援助政策的结果。在亚洲，包括中国、缅甸、泰国、印尼和老挝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曾经或者继续受到限制，但是对于在这些国家中执行与发展和民主相关项目的非政府组织，美国一直给以支持。

限制性援助构成了美国对华援助的根本特征，并由此形成了美国对华援助的几个附属性特征：一是前文阐述的援助规模的较低水平，二是援助对象的非政府性，三是援助领域和部门侧重于与人权、法治、民主等方面。前两点在第一、二两部分已分别有所交待，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着重讨论第三个方面。

首先应当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是受以1961年《对外援助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体系所制约的。对于限制性援助政策，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法律依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有明确规定。该法第116节即为关于经济援助的“人权”条款，规定不能把经济援助提供给持续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的任何国家的政府，除非可以判定这种援助可以使该国需要援助的人们直接受益。同时规定判定的方法，即相关的行政部门向国会两院中的相关委员会（即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书面陈述这种援助可以使该国需要援助的人直接受益、如何直接受益，只有在两院均无异议的情况下方可进行援助。这一条款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对象均在非政府层面。该法第502（b）节是关于安全援助的“人权”条款，禁止对被认为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和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的任何国家的政府进行安全援助，除非总能够提出让国会认同的特殊理由。

美国国会和国际开发署认为，中国政府在人权、宗教、自由和民主等方面的核心价值观与美国不同，在对待问题和的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根据美国对外援助的有关法律，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作为不向中国提供援助的理由。[注：Rennack D E. China: Economic Sanc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05：2-3]这些方面的不同和差异，以及1989年的导致了美国对华一系列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对中国的限制性援助政策。1993年起，美国国会把中国列入禁止接受美国间接对外援助的国家名单，但总可以以对美国国家利益重要为由要求拨款。2002财年的国会拨款法案(P.L. 107-115) 把中国从这一名单中取消，同时不再规定用于中国民主项目的经济支持基金只能提供给中国境外的非政府组织。目前，美国对华这种限制性援助政策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如下几点：[注：Lum T.U.S. Assistance Programs in Chin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August 9, 2011：8-9]（1）《1990―1991年对外关系授权法案》第902节和《国际金融机构法案》第710（a）节要求，除非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美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对中国贷款申请应投否决票或者弃权票。（2）美国国会2010年《综合拨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P.L. 111-117）第7071（a）（1）节规定，美国派驻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不能支持对的援助项目，除非这些项目不支持非藏族人迁移定居，或者把藏族人拥有的财产转移给非藏族人。（3）1985财年《补充拨款法案》(P.L. 99-88)的“克姆-卡曾”修正案（“Kemp-Kasten” amendment），禁止美国向支持或参与强制性家庭计划项目（具体到中国，即计划生育政策）的组织提供援助。据此，美国拒绝向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提供多边援助资金。（4）前述的包括1961年《对外援助法》第116节和502b节关于在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中可以基于人权原因不予援助的美国法律。

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性援助政策不仅体现在援助规模上，而且体现在对援助范围和用途的限制上。美国对华援助主要限定用于促进市民社会、法治和民主的活动。根据美国审计署2004年的一份报告，1999财年起，美国国会开始批准在中国的与民主相关的援助项目，当年的拨款为188.7万美元，至2003财年达到1269万美元，五年共提供与民主有关的援助3910.5万美元，[注：U.S.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Foreign Assistance: U.S. Funding for Democracy-Related Programs (China), February 27, 2004：4]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11182万美元）的35%。2000财年和2001财年的对外行动拨款法案（P.L. 106-113 和 P.L. 106-429) ，授权政府使用经济支持基金支持非政府组织促进中国的民主化。除了上述的美国民主基金会账户，用于中国的经济支持基金被禁止直接用于对中国政府的资助；美国还在2000财年的对外行动拨款法案中专门拨款100万美元支持非政府组织促进的文化、发展和环境。[注：Lum T. U.S. Foreign Aid to East and South Asia: Selected Recipien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02：9]在2002财年的拨款法案中，美国国会提供了不少于1000万美元的经济支持基金，用于“支持在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各项活动”，其中专门拨出500万美元作为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的“人权和民主基金”[注：随着美国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民主输出的重视，这一基金在近几年越发重要起来，其相关支出在2001―2002财年平均为1300万美元，到2003、2004、2005财年分别增加到3140万美元、3420万美元和3570万美元。2006财年，国会对这一基金的拨款增加到6300万美元。Lum T. U.S. Foreign Aid to East and South Asia: Selected Recipien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07:3]。同时又规定，在这500万美元中，300万可以用于资助非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来保护中国的文化传、促进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工作。[注：Lum T. U.S. Foreign Aid to East and South Asia: Selected Recipien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02:10]如前所述，美国对华援助的主要项目中，经济支持基金、民主项目、发展援助等很大一部分或者全部是与民主、法治相关的项目，如果把这几个项目加起来，1999―2009财年间的援助总额达2.13亿美元，占同期美国对华援助总额（4.65亿美元）的46%。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使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一些人士提议大幅削减对华援助。2011年8月4日，美国国会一个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的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和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英霍夫（James Inhofe）牵头、另有7名参议员和3名共和党参议员参与的共12人组成的跨党派小组，联名致信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及有关小组委员会，要求停止每年对中国上千万美元的包括对HIV/AIDS项目、被中国政府限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和平队志愿者项目以及贸易与发展署的各种项目等在内的发展援助，但是“专门以为目标的项目或者旨在促进中国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的项目除外”。[注：Webb S. Inhofe: Stop Sending China Hundreds of Millions in Development Aid. webb.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01-08-04.cfm，访问日期：2012/1/7]由此可见人权和民主项目以及项目在美国对华援助中的优先地位。

此外，美国还支持多边援助机构对中国的民主援助项目。1999―2004年期间，联合国系的三个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UNHCHR)办公室、国际劳工组织（ILO）和联合国开发署(UNDP)，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共向中国提供以增强中国的民主、人权和法治为目的的经济援助8200万美元，其中，美国提供联合国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资金的比例分别为22%、16%和18%。[注：U.S.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Foreign Assistance: U.S. Funding for Democracy-Related Programs (China), February 27, 2004:9]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不仅限制本国的官方对华援助，而且利用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股份和投票权阻止其他类型的对华多边援助。其主要手段就是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华贷款项目投弃权票或者否决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的一项研究报告，从1990年11月到1997年3月，美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CDB）、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洲发展基金（ADF）、国际发展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203项贷款项目投了弃权（176项）或否决票（27项），除了1项以单一经济因素为理由，其他202项都以单一人权标准或兼以环境标准、经济政策或政府采购因素为借口；[注：数据由笔者计得出。Rennack D E. China: U.S. Economic Sanc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1997:38-45]从2001年4月1日至12月31日，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基金一共考虑了中国的累计金额达16.335亿美元的26项贷款或重组要求，其中美国弃权或否决的达24项之多。[注：Rennack D E. China: Economic Sanc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2005:5]

结 语

长期以来，美国并不讳言其对外援助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目标和输出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偏好，并以此作为确定优先援助对象和援助规模大小的基本依据。美国不同时期的优先援助对象都是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由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惧和防范，以及中美两国间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对华援助问题上，美国一直奉行限制和制裁政策。在援助目的上，美国对华援助主要用于促进人权、民主、法治，以及地区的文化、环境和发展；在援助对象上，美国没有对中国政府的直接援助，而主要是对非政府组织以及教育和医疗等机构的援助，甚至是境外反政府势力的援助；从援助主体和实施主体来看，则基本上是由政府资助，由非政府机构实施。同时，美国还通过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投弃权票或反对票限制对华援助项目。美国对华援助限制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相对于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而言，还是相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援助而言，其对华援助都处于一种较低水平。这种限制和制裁取向不仅构成了过去和现在美国对华援助的基本特征，而且将是影响和制约今后美国对华援助的一个基本因素。

除了上述的制约因素以外，另外两方面的基本事态对于判断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未来趋势也具有重要价值。一方面，如果观察和比较近年来中国接受发达国家经济援助的基本趋势，我们就会发现，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西方援助国纷纷以中国近年来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并提供大量对外援助为借口，表示出削减或停止对华援助的意向，有的已付诸实施。[注：李光,徐鑫.国际对华援助面临“结业”.凤凰周刊,2011(23):74-76；Webb S. Inhofe: Stop Sending China Hundreds of Millions in Development Aid. webb.senate.gov/newsroom/pressreleases/2001-08-04.cfm. 访问日期：2012/1/7]在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这种趋向可能更加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近几年美国对华援助的规模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可以预计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援助规模上并没有多少上升的空间。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坚持把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影响中国民间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政策工具，所有尽管存在着援助政策的结构性制约，但美国对华援助在规模和目标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美发助理总结篇6

关键词：心育；美育；作用

“心育”为心理教育的简称，是培养发展学生的健康心理，从而促进其个性完善的教育，心育与德、智、体、美、劳诸育并驾齐驱，同步发展，是教育整体工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那么，美术和美术教育又具有怎样的心育作用呢？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美术作业过程中的心育作用

美术作业的过程不存在强制性，是自由自主的。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可以敞开心扉，宣泄自己的情感。这种方式在促进学生养成自信、自强的心理素质方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美术作业强烈的秩序性，能够有效地治疗学生浮躁焦虑的心理。教师严格按照程序的要求，一丝不苟地强化作业辅导，能有效帮助学生克服焦虑的心理。

二、美术作业成功后的心育作用

教师在辅导学生完成美术作业的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表扬他们的优点，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在完成美术作业后，要对他们的成功予以表扬，对他们能力的提升予以肯定。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不要用显而易见的刺激去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是应在更深的层次上，让他们通过发现自己“才能”的过程，体验到自己的劳动和成就，这本身就是兴趣最重要的源泉。教师引导帮助学生把作业完成好，最后的成功很重要。它能让每个学生都亲身体验到，通过努力和奋斗，终于获得最后成功的愉快，使他们萌发积极向上的心理需要。美术作业的结果应该是使每个学生都获得成功的快乐。

三、美术活动的心育作用

美术课外活动，可以为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通过美术课外活动，增加了学生之间交流、写作的机会，让学生的群体意识更加强烈。通过美术课外活动，师生之间获得了平等交流的机会，信任的程度也大大增加。集体活动与学生个人情感相结合，可以促进学生自主、进取、相容心理的发展，帮助学生克服和矫正固执、孤独、封闭等方面的不良心理。

美发助理总结篇7

美容师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职业，更多的是一份憧憬。在工作中，我努力的学习，尽可能的充电，希望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也让我在今年提升了不少。不足之处是，对于美容手法这方面仍然欠缺。下面给大家分享关于美容院的年终总结，方便大家学习。

美容院的年终总结1_年飞驰而去_年姗姗而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一年一度的工作总结到来了。_年3月16日是我在一次走进_经理店的日子，我有一种久别回家的感觉，感到无比的温暖和亲切。回想起在这10个月中有过寂寞有过快乐，在刚来的时候没有顾客，为了解除寂寞就找一些零活干，慢慢的店长就给我安排顾客，我非常珍惜每一个顾客，心想一定要认真服务，可是结果不是向自己想象的那样好，由于很久没做过顾客手法也不熟练手也有些粗糙在加上离开美容行业两年多一些细节地方做的不到位流失几个顾客，但是我没有失去信心，很快就有很多顾客认同我，业绩也在不断的上升。在我来店的第三个月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个月要赚3000元，我一共没有几个顾客3000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高峰，怎么来完成，我就去找店长要不来顾客档案电话，我就不断的给顾客打电话说一些关心的话，就这样我的顾客就越来越多，这时我在想找回来一个顾客很不容易我一定要珍惜，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在让他们流失，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 要有爱心 爱每一个顾客 ，顾客对我的信任越大 我对顾客的责任就越大顾客越是烦恼的地方就是我要付出的地方，我从来不珍惜我自己的力气，尽量让每一个顾客高兴而来开心而去。

2 要有责任心 顾客选择了我我就要对顾客负责任，一定要认真服务好每一个顾客，为顾客所想，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想，为顾客所急，顾客想要的就是我要做的。

3 要有快乐之心 当顾客看到我的时候永远是快乐的，这样也会给顾客带来快乐，当顾客的心情好了，身体也会好美容的效果也会更好。

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每个月的目标也是超额完成的。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做工作总结我要感谢修经理给我这个平台，也感谢修经理给我的关心与照顾，也感谢喻店长和于店长的帮助与支持，也感谢同事们的帮助与配合。

我要在_年里以积极的心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积极配合店长工作，以店为家，创造最好的佳绩。

祝修经理王经理各位店长和全体同事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春节愉快!

美容院的年终总结2转眼间2019年已经接近尾声，这一年以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和兄弟姐妹们的通力配合下，全体员工上下一心，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我们美容院获得了业绩上的重大突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店长，我为我在这种富有凝聚力的团队中工作感到自豪。

从事美容行业这么多年，我深知一个店长责任重大，我是从普通的美容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其中有过欢乐，也有过辛酸的泪水，有过顾客对我们的各种刁难，也有着顾客对我们鼓励的微笑。但是作为服务行业，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尝试着成功和失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随着美容院一起成长和进步，最终成为美容行业秀的服务团队。

2019年我们美容店取得的主要成绩有，我们创造业绩300多万，平均每个月业绩将近10万，同时我们派遣了30多人次优秀美容师到加盟店给顾客提供帮助和服务，获得了广大加盟商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尤其是我们的美容导师_x无论何时何地出差，都永远是最积极的，除了给我们直营店创造了高额的业绩外，也帮助我们很多加盟商获得成功，在这里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

无论过去多么辉煌都已经是过去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共同扶持，一起前进。在2020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希望各位姐妹能够继续保持2019年的优良作风，继续发扬"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工作理念，给广大顾客和加盟商提供优质的服务。在2020年，争取我们业绩获得更大的突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500万。

美容院的年终总结3时间飞逝，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我们已经站在2010年的尾巴上眺望着2011年悄无声息的到来。当然，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做一个小结，即，所谓的“盘点”。这样能更清楚地了解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得所失，同时，也方便在来临的新的一年里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从总体上看，自己做的还是很不错的。首先，我清楚的明白自己的工作职责所在。按照店里的相关规定按时上下班，没有迟到或早退。其次，在上班时间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表现良好。再次，与同事相处和睦，关系融洽。另外，与顾客的关系也处理得当，既没有怠慢顾客，又把自己的工作做的得心应手。

下面谈谈我对工作的一点经验和体会。

1、良好的服务意识是最有力的销售方法

A、微笑服务：它可以给对方良好的第一印象。通过微笑，你可以展示出你的个人魅力和亲和力，从而影响顾客的心情，给顾客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 B、亲情服务：美容师要时刻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想顾客所想，尽可能的为她们排除内心的顾虑和疑问，给顾客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C、超值服务：尽量提供给顾客超值的服务，让其真正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2、能充分展示个人良好的自身品性，是你迈向成功的坚实一步。

A、具有了良好的工作习惯，顾客就会很容易很快的接受你，认同你，继而她就会认同你的产品，接受你的服务。 B、要具有正确的审美观，要懂得如何欣赏顾客，赞美顾客，让顾客满意、高兴地接受你和你的产品及服务。 C、在工作时，要向顾客充分展现处你良好的精神面貌。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是最大的忌讳。干净、端庄、大方的打扮也是体现你良好精神面貌的一方面。

3、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美容师要有一定的理论修养。

要了解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基础生理知识、营养学、化妆品常识和心理学知识;关注当今美容行业的发展新动向，以便准确无误的开展咨询服务，实事求是的回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以便高水平地为顾客服务。

4、技艺修养

。美容护肤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美丽无暇的肌肤实际上是美容师进行构思，精心绘制的图画。因此，美容师不仅要有较深的艺术修养、正确的审美观，而且要掌握高超的美容、皮肤护理的技巧和数量准确的手法。这样，才能在美容服务中取得主动权。

5、美容师的个人仪表。

美容师的个人仪表必须与职业需要相符合。个人仪表可以让顾客对你有良好的第一印象，从而能够帮助你和顾客更好的沟通。美容师的个人仪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端庄的仪表：无论坐、立、行、走，上下楼梯

时，都要随时提醒自己，保持体态直立。这样可以给顾客以精神，向上的良好感觉。同时，女性拥有均衡挺直，灵活优雅的举止，往往会成为被羡慕的对象。(2)大方的仪容：总结、素雅、大方的妆扮，能给人清新，自然的感觉，使顾客能用轻松的心情享受美容师带给她的服务。同时，也体现出了美容师独有的女性美。

(3)开朗的形象：此处所指的开朗，是指处事态度诚恳、乐观、充满自信，而不是随意的，不分场合的喧闹，哗众取宠。

6、美容师的待客礼仪

。待客，其实是一门专业的技术。它是专业美容师必备的技能。要想成为一名真正专业的，出色的美容师，学习专业的待客礼仪，是尤为重要的。待客礼仪即俗称的待客之道，而美容师的待客之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作为一名优秀的美容师，在面对顾客，与顾客交流时，必须要做到声音柔和，悦耳，吐字清晰，表达准确。柔和悦耳的声音，可以使顾客放松原本紧张，警惕的心情，能静下心来听你的叙述;清洗的吐字能让顾客很快的明白你所要表达的东西;而准确的表达则能很好的体现美容师的专业度和对产品的熟悉程度，让顾客放心于你的服务。(2)姿态：作为一名合格的美容师，要学会做一名很好的聆听者。因为在现代的生活中很少人愿意听别人讲话，大家都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当顾客到美容院来放松心情的时候，美容师一开始就能把听的工作做得很好，就将会给顾客非常好的感觉，她也会对你产生信赖感。但是聆听并不是只在别人说话的时候静静的听，而是需要有更多的及

时的反馈。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工作经验和体会。人无完人，我在工作中任然存在许多问题。就工作经验而言，相对于优秀的美容师，我要学的很多。

人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要正确地定位自我，审视自身的各方面能力。明年，我将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学习和强化：(1)基本常识：皮肤的结构、女性的生理周期、人体器官等。(2)产品知识：产品结构，产品种类，产品的成分，产品的功效，产品的卖点，产品的文化。(3)美容技能：基本的按摩、护理、手法、使用各种仪器、各个部位的护理流程、产品的调配。(4)销售技能：礼仪接待、心理沟通、发现需求、判断顾客类型、回答顾客疑问、成交技巧等。(5)美容院工作制度：晨会流程、考勤、职责、薪酬待遇、接打电话、派卡、收款。

2010年即将结束，我们将迎来2011年，希望下一年工作顺利，财源滚滚，也同时希望公司能够越做越好。

美容院的年终总结4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各位同仁，大家好!在我担任美容师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收获了很多，同时也成长了不少。虽然也犯过错，但是如今的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在自己工作方面也显得更有自信了。在201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进行年度工作总结，将自己一年来的收获与成长同大家分享，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从而推动我们的美容事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下面是我整理出来的一年来的工作总结。

一、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虽然我只是美容院的一名美容师，但是我也是美容院的一员，我也应该为美容院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美容院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一般涉及不到，但是最直接的就是管理我自己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不给同事和美容院添麻烦”是我工作的一贯宗旨，我坚信只要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配合同事和美容院整体的发展，那么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们。

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问题的存在，却没有人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人想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想真正提高自己的能力，就要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到问题变得严重了，才不得不想办法来挽救。

二、坚持与严格

年初和年末总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而中间的那段时间，很多人容易变得散漫。以前的要求和制度，好像都没有那么严格了，以前的好习惯，好像不坚持也没有什么影响了。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所谓的想法的引导下，美容院的业绩有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低靡状态。这里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美容是自身的原因了，其次就是美容院管理层的责任了。

既然是之前有过要求，那么这就是需要美容师坚持的好习惯，而不是有领导盯着的时候才会有效果，没有人管着了就可以懈怠的。另外一点就是，既然有人忽略了要求的执行力，管理者就一定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整顿一下纪律，严格要求员工才是大爱，在员工犯错的时候及时指出来并要求改正才是正道。

在过去的一年，在美容院经营理念的指导下，在美容院全体员工的配合下，我在自己美容师的岗位上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配合其他同事提升美容院的业绩。虽然我只是一名美容师，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也是在同事的帮助下才真正认识到的。我希望咱们新来的同事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创造无限的价值。

美容院的年终总结5不知不觉之间，20_年即将过去。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流过了辛勤的汗水，也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在_店长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亲爱同事和家人们的帮助下，我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顺利的完成了今年的工作，总而言之，收获多多!

一、回顾今年

1、我更加的热爱我的行业，我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提供体贴、高效、优质的服务。

而在今年，我做到了这一点，尽心尽力的为顾客服务，注重接待的细节，让顾客感到非常的满意。不足之处是，工作时候不够主动，缺乏信心。

2、销售是的职责，在为顾客推销的过程中，我用专业的知识，巧妙的话术打动了对方，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

另外在公司举办的销售培训课程中，能够积极的回答问题，顺利的通过了考核。不足之处是，有些时候不敢主动的开口，在培训中不能积极的分享自己的心得。

3、美容师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职业，更多的是一份憧憬。

在工作中，我努力的学习，尽可能的充电，希望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也让我在今年提升了不少。不足之处是，对于美容手法这方面仍然欠缺。

二、展望明年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仍然恪守自己，改善不足之处，在工作中争取更上一步台阶。另外，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年度目标：认真的做好顾客档案，并且努力完善它。认真的对待每一个顾客，了解顾客的需求。学会感恩，学会接受，积极的对待工作。

美发助理总结篇8

关键词：强迫症 主诉 观察 测验 诊断 目标 方法 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b）-0249-01

1 一般资料

张某，女，23岁，吉林省辽源市人，某大学三年级学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独生女，家里经济条件较好。在学校、在家庭都备受关注。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家族内无精神病史。

2 主诉和个人陈述

（1）主诉：心情郁闷、烦躁，做事情精力不集中，反复想一个自己认为不应该想的问题。明知是毫无意义的、不必要的，但又无法摆脱。越是想摆脱某种想法，越是反复不停地想，脑子关不上，状态已经持续四个多月。（2）个人陈述：我对自己的容貌还算满意，但总想着能更完美些。很久以前就想做双眼皮，但我父母都是斑痕性体质，担心术后创伤恢复慢，或者留下疤痕。看了几例双眼皮手术的失败案例，更是心惊胆战。一直不敢做，所以犹豫着，拖了三年。但是这种做双眼皮手术的念头从来没有打消过。

今年8月，两个同窗好友陆续做了双眼皮美容术，术后效果很好。于是受了鼓舞。但是到底是各人体质不同，担心总是有的。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是术后才发现，有很多事情，自己未曾想到。总是担心做出来的眼睛与面部其它部分五官不协调，反复照镜子，总觉得是回事，越是强迫自己不去想，越是去想；走在街上总有人问我，双眼皮是真的还是假的，带了镜子也仍然有人看，变是特别受人关注。在人际交往中，很紧张，眼神、表情总是不自然。时时刻刻告诉自己要放松，但是始终做不到。

3 咨询师观察和他人反映

咨询师观察：

面容娇美，身材窈窕，着装打扮非常注重细节。目光闪烁，不敢与人对视。有较强的求助动机，想改变目前的状况；自知力正常，对自己的情绪现状有一定的认识，逻辑思维正常。

班主任的反映：

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学习成绩优秀，做事务求完美。但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经常走神。

4 心理测验

卡特尔人格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结果：

10分以下：没有强迫症倾向。

10～20分：有轻微的强迫症倾向，适当的自我调整。

20～30分：有强迫症。

30分以上：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已经对生活产生严重影响，社会功能可能受到损害。

求助者得分为22分。

5 诊断

诊断结果：有强迫症，但症状较轻。

诊断依据：（1）根据郭念锋教授判断心理正常与异常三原则，该求助者知、情、意统一，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自知力，有主动求医行为，无逻辑思维混乱，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排除精神病；（2）有明显的心理冲突，存在强迫与反强迫的对立，患者深感痛苦；（3）症状由现实刺激引发；时程较长，在三个月以上；反应强烈，痛苦，无法自行解决；内容有轻微泛化现象，人际交往不自然，有少许障碍，社会功能部分受损；（4）心理测验的结果及相关资料支持本诊断。

6 原因分析

（1）性格原因：追求完美，过分关心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犹豫不决，患得患失；（2）成长环境：从小成绩优秀，相貌端正，性格乖巧，被老师器重，被家长关爱，一直生活在被肯定的环境里，不能接受瑕疵；（3）诱因：双眼皮手术后所带来的心理冲突：自我同一性混乱，局部过度关注。

7 咨询目标

制定咨询目标最首要的是要遵循可行性原则。

（1）具体目标：纠正反复的、无效的行为（反复照镜子、逢人就问、言语神情拿腔作调等）；（2）近期目标：学习注意力集中，人际交往自然生，生活恢复常态；（3）长期目标：正确看待自我，善于自我接受、自我悦纳；（4）最终目标：克服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

8 咨询方法

根据研究表明，强迫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催眠疗法新精神分析疗法、森田疗法等等，考虑到求助者是大三学生，知识层次较高，领悟能力较好，所以主要采用认知方法。

（1）认知疗法的原理：认知疗法旨在通过纯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辩的途径，改变求助者的非理性观念，以帮助他解决情绪和行为上的问题。这种理论强调情绪的来源是个体的想法和观念，个体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因素来改变情绪。该理论认为，使人们难过和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对事情的不正确解释和评价。事情本身无所谓好坏，但当人们赋予它自己的偏好、欲望和评价时，便有可能产生各种无谓的烦恼和困扰。

认知疗法的基本理论模式主要是abc理论，在abc理论模式中，a是指诱发性事件；b是指个体在遇到诱发事件之后相应而生的信念，即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解释和评价；c是指特定情景下，个体的情绪反映及行为结果。通常人们认为，人的情绪的行为反应是直接由诱发性事件a引起的，即a引起了c。abc理论指出，诱发性事件a只是引起情绪及行为反应的间接原因，而人们对诱发性事件所持的信念、看法、理解b才是引起人的情绪及行为反应的更直接的原因。

在本案中，双眼皮手术后的面容不能接受是诱发事件a，注意力不集中、社交障碍是个体的情绪反映及行为结果c，对自己求全责备、对事物苛求尽善尽美、不能接受瑕疵的一贯性观念是思维方式b。

（2）认知疗法的具体实施：改变求助者的错误认知方式：手术后的新生的美丽与原来的五官是否协调已经不重要的，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越是掩饰，越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遮掩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强调。别人并不是象你想象地那样关注你，人们都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们的注意力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你身上；心理咨询师不解决现实问题，只解决由现实问题引发的心理问题。

建立正确的认知方式：你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是美丽的，自信才能自然，自然才能协调。精力要放在有效的思维、有效的行为上。改变现状要靠自己。

（3）心理辅导和干预的关键是：引导求助者加强对问题的正确认识，积极主动地配合老师心理辅导和干预，才能更快的消除症状，愉快坦然的面对人生。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一种疗法都不可能单独奏效，所以我们也辅助一些行为疗法，同时适量服用抗强迫药―氯米帕明。

9 咨询效果

通过对求助者的回访以及对其日常生活的观察，以及求助者家属的反映，经过咨询后，求助者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消失，学习注意力集中、生活恢复常态、社会交往正常，此咨询是有效咨询。

参考文献

[1] 郭念锋.心理咨询师（基础知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2] 郭念锋.心理咨询师（三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