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范文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1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思维方式

一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着局限，即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学术界对此问题难以获得较为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在他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文中提出，它是指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在表述该问题时，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①，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林毅夫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③，“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④

因而，“李约瑟难题”将“科学”与“技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李约瑟难题”分而论之，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二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⑤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DD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⑥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⑦。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呢？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⑧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⑨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三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对上述问题用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原因――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和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⑩。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这种价值观抑制了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B11；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B12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B13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四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两个具体的方面：

1、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B14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B15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此中原因皆是中国古代所重的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的缘故。“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B16诚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B17

五

我国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使得理性思辨能力受到了束缚，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只是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B18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研究科学的，当今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也已发生变化。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回顾和反思“李约瑟难题”背后折射出的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限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也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注解：

①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③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④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2页

⑤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2页

⑦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⑧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4页

⑨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28页

⑩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B1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B12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B13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B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

B1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

B16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2页

B17 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2

【关键词】 科技文明;道德文明;重要性;辩证关系

一、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作为一门科学，唯物辩证法研究并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则是“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

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中，矛盾的对立属性即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在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这对矛盾中表现为在追求科技、或者说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中忽视了环境保护等一些道德层面中的问题，在过度追求纯粹环保主义等道德问题而使得生产力得不到更好发展，缺乏生产力需求，从而导致无法带动科技进步;矛盾的统一属性即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贯通的一种倾向和趋势，在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这对矛盾中寻求科技进步与道德文明的协调发展方式，是一种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去追求科技文明，达到社会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

因此在对待科技文明和道德文明关系的时候，应该把二者当做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统一体。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相反的属性，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同一性不能脱离斗争性而存在，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矛盾双方的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就谈不到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贯通。斗争性意味着矛盾的相互排斥，这是对立面的相互排斥使它们处于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中。另一方面，矛盾的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而存在，斗争性也总是和同一性向联结，为同一性制约。

二、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重要性

想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视域下将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分析透彻，首先需分别分析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重要作用，讨论二者的区别性，即用“重点论”的方法一一阐明。

1、科技文明及其重要性

科技文明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新阶段。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得生产力水平急速提升。

我们这里讲科技文明，主要讲科学技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巨大推动力。早在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他就指出：“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可见他意识到我们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差距的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他强调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认为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的实际也充分证明了科技的巨大推动力。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一再强调科学技术强大推动力。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实力提升是基本的前提，促进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是关键环节，促进经济实力提升是首要任务，促进综合国力提升是根本目的。当前，经济竞争、国力竞争已前移到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竞争。”由此可见，我国一直把科技文明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推进我国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就是不断将我国生产力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和谐社会的推进中，科学技术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话语权。

2、道德文明及其重要性

道德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情况。道德是人类为了维持社会的有序运作而提出的内在自我约束。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追求道德文明是全人类社会价值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

我们这里讲道德文明，主要是旨在分析其与科技文明的关系，实际上科技文明象征着追求生产力的发展而达到的物质丰富，而道德文明则是与之相对的精神文明的极大满足。二者主要的冲突在于过度追求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生态问题，而道德文明在此就必须要起到协调作用。加强道德教育特别是生态文明的道德教育，自觉地养成良好的道德文明习惯，增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所需人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特别是生态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德育是解决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危机，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因为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思想的支配，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正确的价值观的导向作用。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当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关系的时候，并且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利益关系需要人们调节的时候，道德就应该闪亮登场了。

我国一向重视道德文明建设，倡导核心价值体系，近期又提出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就是要在全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文明建设，充分发挥道德的引领作用。

三、正确对待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之间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视角下看问题，我们通常采用的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反对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时刻把矛盾双方看成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两点论”要求我们在分析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孰轻孰重的问题时，不仅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看到在追求科技文明的时候忽视了道德文明的进程，亦或是在将关注点放在道德文明建设而停滞了推动科技文明的重大举措，还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看到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并不是也绝不是势不两立的对立体;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着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看待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关系的问题上，必须要看到在科技文明进程中出现的道德缺失问题以及在道德文明进程中出现的科技进步过于缓慢的问题，这就是在科技文明和道德文明带来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要矛盾。

同时，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不是均衡的“两点论”，而是有重点的“两点论”。它要求把握矛盾的不平衡性并把它贯彻于对矛盾的分析之中，在分析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关系的时候，可以分阶段地讲，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阶段，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应是随着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改进的。不能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要看到它们各自的发展有益于对方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如果科技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满足，自然就有精神层次的需要，从而为道德文明的道路排除干扰;当道德文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人们不再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都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集体利益而做长远考虑，那么生产力水平自然而然就会提高，进而带动科技文明的不断发展。

由此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视域里看待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必然是把二者看成是相辅相成，共同进步的统一体，对立中有统一，统一中又蕴含着对立，而后在这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寻求解决二者矛盾的协调发展的方法与途径，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方法论。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入我们的指导思想，在我们所处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我们在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必然首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在对待如何处理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关系问题时，我们一贯秉承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方法论――辩证统一的观点，即既看到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各的益处，也要看到二者对于对方的发展进步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进而在对立统一中找寻科技文明与道德文明共同进步的协调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李秀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2.180.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06.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2.133.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4.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整体和谐 有机论 兼容并蓄 复兴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2]李杏、丁振国,《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学术论坛》,2002,(6).

[3]袁运开、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698-723.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4

关键词：STS理论；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

STS的英文全称为“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即“科学、技术和社会”。STS教改运动由欧洲传播至很多国家，现已发展为世界性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和潮流。它注重科学知识和技术在社会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具有跨学科、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发展性等特点。以此理论为基础，科学素质教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能用科学知识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现实生活；二是能正确理解一定的科研过程和方法；三是能预知理解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而当今文科大学生在此方面比较欠缺。

一、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首先，学校对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重视关注度不够。长期以来强调专业教育，忽略了自然科学知识理论的教育。强调了专业素养，忽视了综合素养。文科院系几乎不开设科技类课程，也不组织相关的活动，即使有科技类公选课，由于群体和环境意识的影响，文科大学生参与的意识也比较淡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也无法参与，这是造成其科学素质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科学课程教学内容陈旧，资源未能持续更新。目前，我国文科类高校自然科学教育内容明显过时，主要是以前的科学事实和现代的一些发明创造。例如，计算机、医学、数学、天文科学等前沿的动态更新的内容较少。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局限于传统的旧知识，对新近的科学动态、科学成果只是出于好奇，零散浅层地从网络获知一点，呈现碎片化和浅层化特点，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再次，教师自身科学水平存在局限，师资力量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欠缺，科学意识和精神的薄弱。据调研，文科教师很少有主动意识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对探索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知之较少，从而欠缺科技创新的能力和精神。究其根源，是传统教育观念重视专业，忽视学科的交叉融合所致。在新文科背景下，这一状况有望改善。最后，文科大学生虽具备一些科学基础，但缺乏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由于强调专业学习，削弱了自然科学的学习力度，文科生的科学认知主要停留在高中前的水平。且大多数文科生对待科学教育消极淡漠。除了学校重视度不够，主要在于学生兴趣不高，不会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科学素质水平。由于基础较差，加之科学技术本身有一定难度，使学生出现畏难心理，兴趣日益减弱，导致步步跟不上，对各自然学科前沿知识领域的动态更新知之甚少。从调研情况看，文科大学生科学知识信息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源于网络、电视和图书，而课程教学、科技展览等实践活动占比很小。

二、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策略

（一）构建基于STS理论的科学素质课程

1．基于STS理论开设兴趣选修课在高校开设STS课程可以改善文科生科学素质偏低、科技兴趣不足等情况。从自然科学每门学科中开设选一两门基础的有趣味的课程，课程内容针对社会现实中常见现象进行解析。涉及数据的跨学科科学课程“内容设计应结合科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责任等科学素养维度，实现前沿科学数据教育价值的深入挖掘，保障科学数据课程的科学性与教育性”。［1］可以借鉴非照搬国外的做法，使文科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理论和科技应用方法，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自觉抵制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侵蚀。2．创新设计STS课程的实践情境STS理论十分强调实践的作用，实践活动不仅使得理论知识发挥作用，还能够锻炼学生动手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是文科生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中，综合应用史料、事例、实物等多种材料和教具，采用多种方法，创设生动形象的情境，全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促进其科学认知、创新思维、探究精神等素养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如可以线上线下结合，采用网络预习、实验实习、多媒体演示、分组讨论、互动交流、答疑解惑等多种方法。另外，以讲座形式开展教学，安排由教授和技术专家开设的有关自然科学技术的讨论课和讲座。开展各种科学实验，让学生弄清科学的奥秘。利用实物、模型、挂图、网络演示、计算机仿真、CAI课件等多种手段提高学习效果。3．构建探究式的“5E教学模式”“5E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的探究式教学模式，它指出科学教学需要按顺序进行探究发掘，此过程包括参与（Engage）、探究（Explore）、解释（Explain）、迁移（Elaborate）和评价（Evaluate）五个环节。学生全程参与探究过程，体验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能正确解释科学现象，实现知识和能力的迁移，最终师生共同完成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在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帮助其建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将创新思维应用于实践操作，促进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开展研究探索，拓展思维，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突出认知、情感、意志、能力的综合功能，引导其进入更高的科学精神境界；通过综合分析和多元评价结合，提高文科大学生综合科学素质。在教学方法上，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自然科学和技术教学改革，采用小班、分组教学方式，提倡文科生的团队学习、团队协作和研究攻关，引导其主动学习、自主实践，全面推进文科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2］课堂努力为文科大学生提供一个自觉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培养他们学习、探索、动手的积极性，使学生能根据自身能力自主学习，养成良好的习惯。建立以“自主式的学习活动”“多层次的实践形式”“综合性的技能培训”和“多维化的评价方法”为特征的实践教学模式。4．建立STS教育网络学习平台信息时代衍生出的互联网作为科学信息传播的媒介，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性。现在5G网络发展迅猛，巨大的知识储备量突破了面对面传授知识的限制。高校STS课程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建立科普宣传网站，实现网络教学资源的共享。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建立不同的学习板块，采用分层次的教学模式。［3］信息时代的熏陶使当代文科生对“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类网络形式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轻而易举地借助网络来探索科学信息。此外，他们还可以合理利用休息时间，结合自身需要，寻找相关的科技类网站，去查找信息、自主探究问题。还可以借助QQ群、微信群、公众号等诸多网络平台互相交流探究、分享科学信息，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教师也可以在这些网络交流平台中推送科技信息，组织引导学生共同探讨交流相关问题。

（二）优化高校科学素质教育的环境

1．发挥科技社团的引领作用高校组织文科生开展科学社团活动，搭建社团科技活动的平台、开展科学普及宣传，科学实验活动，开展有关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等活动，营造科技文化氛围。例如，开设“数理爱好小组”“生命科学协会”“天文兴趣小组”等社团，通过科普讲座、知识竞赛、科学故事演讲或赛事活动策划的形式，激发文科生学习兴趣，鼓励积极全面参与。同时，学校应该在科技活动场所、活动经费以及实验设施上予以支持和保障。2．增设通晓易懂的科普读物高校应根据文科大学生的特征，提供获知最新科学知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渠道，增添适合文科生阅读的通俗易懂的科普书籍，在图书馆中设置专门的阅读区，为学生学习提供便利。此外，高校应以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恪守科学道德、弘扬科学精神为追求，以生动丰富的科普读物为媒介，推进校内外跨学科、跨领域的科普文化交流，提升文科生的科学素质。3．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技活动高等学校需要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创新基地、科技展览馆和博物馆，走访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等，促进学生进一步地走进科学，深入社会，紧密关注社会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将科技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分析和研究科学现象。对文科生而言，需要减少科技创新的难度，增加科学认知的广度。这也是STS理论的实践应用。4．加强校园媒体的配合宣介高校主流媒体——校报、电视、广播、网络等本身就是科学文化的载体，学校要建立科学教育管理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传播科技知识。例如，利用班会播放科技录像，利用校报刊登科技文章，广播台或公众号开设《科普天地》栏目，激发文科生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努力培养其科学精神，提高其科学素质。［4］

（三）提升高校文科教师的科学素质

文科教师知识体系的拓宽，完整人格的培养，多维思维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在科学素质教育实践中日趋重要。文科教师科学素质的提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第一，高校对文科教师进行系统的科学教育和培训，提供科学实验的机会，提高教师自身的科学水平；第二，加强文科教师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交流，邀请专业科技人员开设讲座，承担科技应用型和技能型方面的辅助教学；第三，文科教师应对传统的教育体系进行反思完善，用心学习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理念，如施瓦布的探究式教学理论、研究性学习理论、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素质教育理论等等，使教学实施从部分转为整体，从重结果转为重过程，推进文科生科技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在分析“赤壁之战”里的诸葛亮时，一般教师仅仅说他非常聪明，赞扬他有先见之明。具备科学素质的教师，却能继续分析他为何聪明，因为他熟知天文地理，懂得利用当时的天文风向等科学知识进行军事谋划。如此教育实现了“转知为智”，科学能使人变成神机妙算者，从而引发了文科生学习科学的兴趣。

（四）采用多元化有针对性的测评方式

首先，不仅要进行教学后的总结性评价，而且要强化教学前的诊断性评价和过程中的形成性评价。应综合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树立全面综合的动态评价观。以学生为中心，实现“以学评教”“以评促教”。考核方法以平时表现与考查成绩相结合，操作实践和理论考核相结合，基本技能和综合创新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次，立足多个主体，采取多元评价方式，如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小组评价等，力求科学素质评价的客观性；再次，根据文理科课程和具体科学课程的特点，设立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开发多元化课堂教学评价工具，据此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如相关科技活动的策划方案制定，科技现象的解析和描述等；最后，考核的内容注重全面性。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能、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等方面，且尝试构建更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考核内容由实训记分、试题库测试、实习报告、科研报告和论文等组成，可根据不同专业设定比例，最后统计总成绩。

三、基于STS理论的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培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提升文科生的科学认知和应用能力。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对一些突发事件、全球公共事件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更好地应对战胜危机。基于STS理论的创新性的教育方法和课程内容，对全面提高文科大学生的科学素质，培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其次，有利于高校深化素质教育教学改革。STS理论作为新的教育理念，代表着教育领域，培养科技人才的创新思维模式，是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以其作为切入点，结合文科生的科学素质欠缺的现状，提出创新性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教法，有助于引发教育界对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教育问题的重视，对加强和深化高校教育教学的研究，指导高校科学素质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最后，有利于拓展思想教育的科学内涵，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增强他们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思潮、鉴别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是思想教育的任务和精神文明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庆，乔翠兰，伍远岳．科学素养的跨学科发展及其实现——美国费米实验室基于科学数据的课程开发之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20（9）：79-91．

［2］李舒恬．科技与教育同行：STS作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方法论［J］．山西青年，2021（16）：12-14．

［3］王凤成．基于STS理论的大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4．

［4］陈琳，王巍，高洁．文科大学生科学素质提高路径探究［J］．黑龙江教育，2019（3）：39-41．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5

一、 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成为国家规模来之不易

1959年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之前，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已经认识到发展科技档案工作的必要性，但那时在全国范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科技档案概念，只是认识到现实科技工作中产生的科技文件资料与一般的能够收集、购买和交换的文献资料有很大差别，如果管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科学研究、生产和建设等科技工作的发展。1959年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在曾三、王明哲等老一辈档案工作领导和档案学家的努力下，统一了思想，区分了科技档案与科技资料的概念，并研究制定，且经国务院批准的《技术档案工作暂行通则》，使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实现了统一管理。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技术档案管理学》教材。从此科技档案管理学便形成了一门学科。实际上早在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就开办了技术档案专修科。制定了全国范围的规章制度，又培养了专门人才。可以说，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已经形成了国家规模的专业系统。

这一时期国家对科技档案工作非常重视，自大连现场会议后至前，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批转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技术档案工作的报告》，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科学研究机构中技术档案工作报告》等11个文件。该时期科技档案工作的特点是全国性调查研究充分，对各个部门、各个专业系统和基层科技档案工作了如指掌，用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数字和经验教训说明了科技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因而说服力极强。这一阶段我国科技档案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所以说形成了第一个热潮。

“”中科技档案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遭到了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技档案工作随着全国科技、生产和建设事业的恢复和整顿而得到了恢复和整顿。特别是1980年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委、国家档案局联合召开了全国规模空前的科技档案工作会议，交流了经验，制定了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至此，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条例》不但在实践上推动了科技档案工作的全面发展，而且推动了科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1983年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学术研讨会，讨论的焦点是科技档案工作的任务和范围。该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在《条例》的指引下，科技档案部门认识到了抓科技文件的形成和积累，指导科技人员的建档、归档工作的重要性，即从源头上抓科技文件的归档工作。这一时期科技档案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开设了科技档案管理专业，并于1986年正式开办了科技档案专业，同年南京大学还招收了科技档案双学士班，1978年郑州航空管理学院还成立了科技档案系等。在学术研究方面，根据《档案学论著目录》统计，1980年～1990年科技档案论文就有2300多篇，已经看到的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科技档案教学参考资料就有3本，共收录论文242篇。80年代国家还有许多科技档案工作有力的举措，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科技档案学专家和科技档案学理论研究热心人。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科技档案事业发展的春天。也可以说形成了第二个热潮，这不但在我国档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具有世界意义。

二、科技档案概念不应淡化

当前我国科技档案工作发展极为正常，科技档案在科学研究和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有人却打起了退堂鼓呢？从教育上讲，来之不易的科技档案专业，在高校一个个地被取消，甚至科技档案管理学专门课程也在一些档案学府中不再保留，以致有些人提出要淡化科技档案概念。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来自西方；其二，一部分人脱离实际，脱离实践。

（一）受西方国家影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他们没有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的概念，但在档案界公认存在实际意义的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例如美国政府四大科技报告虽然以科技资料的形式出现，但从内容和管理上看，也是美国最集中和统一管理的科技档案。美国的科技档案也大量存在于企业档案之中，但他们不称为科技档案，而统称为企业档案。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是利用了科技文件记录性一面发展起来的，因而注重归档和保存；而美国的科技档案工作是利用了科技文件成果（资料）性一面发展起来的，因而注重交流，同时也融于情报信息工作之中。从表面看，美国似乎不存在科技档案工作，因而也没有科技档案学出现。我们有的人也许是受了这种表面现象的影响，因而冷淡了我国的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实际上，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具有许多优势，如果能够学习到美国实际意义上科技档案工作的优势即交流性一面，它就会成为相当完善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全国性科技档案事业。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美国没有科技档案和科技档案工作的概念，或者没有科技档案学，而削弱或淡化了我国的科技档案概念和科技档案管理研究。

（二）部分研究者脱离实际，脱离实践

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科技档案管理学更是如此。研究科技档案管理的人，尤其研究科技档案基本理论的人如不与实践结合，不参加大量的实践活动，就很难懂得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笔者是理工科大学出身，首先参加的是图书情报工作，不久便投身于科技档案专门性工作以及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领导工作，但40年来投身和研究的主体方面是科技档案。笔者还热心于参观、访问，到过上百个全国大型科研和机要单位，深知科技档案工作的复杂性和重点性。科技档案的深度不是一个人几十年能够摸清的；科技档案工作的作用、地位，也不是我们单从理论入手可以弄清的，而要经过大量的实践。我搞了几十年的实践，积累了数万个利用数据才证明了科技档案现行作用的衰减规律基本与科技文献相同，但有它自己的特点；邀请了上百个专家，采用了评估法和全国数百个数据，才弄清了科技档案的投入与产出比。这就是说，我们的研究都要有事实根据，并不是谁说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适合科技文件它就适合，谁说布拉得福定律、洛特卡定律、普赖斯定律适合科技文件它就适合，这要由数据证明，数据的惟一来源就是实践。这里并不排斥推理，但是任何推理都要经过实践，才能证明它的正确性。从科技文件与科技档案的关系研究推出应淡化科技档案概念的理论，这一理论也必须经过实践才能证明。淡化科技档案的概念在理论上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6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 “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 ]《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 ]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 ]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 ]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 ]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 ]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玩物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淫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淫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淫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淫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 ]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淫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 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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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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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九）耒耜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2] 陈旉．农书洪兴祖后序[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13] 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8．

[14]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十四）三礼[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7

[关键词]科技写作 教学内容 学习期望 选课目的

[中图分类号] G6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2-0138-03

一、引言

科技写作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无论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还是在未来的就业与继续深造过程中，都无法避免地多次接触各种类型的科技写作。例如，目前在国内高校广为开展的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URT）就要求本科生独立撰写项目申报书及后续的开题、中期和结题报告，又如本科毕业设计从开题报告到最后的毕业论文都无法脱离科技写作基本技能。而学生就业以后即便没有从事科研工作，也无法避免地会与科技写作打交道，比如起草技术合同、撰写专利等。

对于首都北京而言，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一定要牢牢把握推动首都科学发展的神圣使命，努力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发挥支撑作用。首都高校本科生有大部分未来都会投身于首都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科技写作技能显然已经成为首都高校大学生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1]

在欧美的大学理工科系中，在专门的课程之外，关于学术论文、调查报告的写作，一般要讲20-30学时，有的大学还设置了攻读科技写作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社会上还出现了以科技写作为职业的科技作家和科技记者。在我国，近几年来，有的大学将它列为选修课，有的大学开设了讲座，一些工厂、研究单位、学会、协会相继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讲习班、报告会，这些都受到了广大学生、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科技写作课程在首都多所高校都有开设，很多高校还专门开设了专题讲座。但一些高校将其侧重于研究生教学，本科阶段没有给予足够重视。[2]绝大多数本科生在大学的前7个学期都几乎没有自主地完成过科技写作，有些学生甚至不会查阅最基本的中文文献，直至最后的毕业设计环节才真正接触科技写作，但为时已晚，只能草草了事。此外，某些学校开设了主要针对科技论文的“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没有涉及其他众多类型的科技写作，教学内容过于单一。

目前，很多高校将“科技写作”设置为本科阶段通识教育的公共选修课来实施。笔者所在学校将也是如此，并已开设了近10年时间，目前为24学时 / 2学分，每学期开设一次。每年大约100人左右选课。为了全面了解选课学生对该课程教学内容的具体期望，笔者从选课主观目的和具体教学内容期望两个方面设计了调查问卷，对2013年春季选修该课程的110名同学在课前进行了问卷调查。实发问卷110份，收回105份，有效份数101份，调查结果及具体分析如下。

二、选课主观目的分析

对学生选修“科技写作”课程的主观目的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查：一是选课学生主观上对学习该课程有意义程度的调查，二是学生选修该课程的最主要原因。调查结果分别如图1、图2。

由图1可见，21%的学生认为学习该课程“非常有（意义）”，63%的学生认为“有意义”，而选择“无所谓”、“没有（意义）”和“非常没有（意义）”的人数仍然占16%。

根据图2，选课最主要原因中的两个积极选项“个人兴趣”和“学习知识”共占59%，两个消极选项“凑学分”和“跟风”则为41%，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必须注意到的是，五个单选项中，“凑学分”的比例最大，仅一项就超过了总人数的1 / 3。

结合图1、图2可见，大部分学生希望通过“科技写作”课程掌握有用的知识或技能来充实自己，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选课为了凑学分或跟风而选，所以在图1中“非常有（意义）”的选择人数不高，“无所谓”选项的比例也不低，说明很多学生虽然主观上认为选修该课程有意义，但对课课程的认识程度及选课意愿不够强烈。

三、具体教学内容期望分析

科技写作类型多样，为了明确选课学生对具体教学内容的期望，结合本科教育阶段可能或必然遇到的科技写作类型进行了调查，包括专利申请材料撰写、科技论文撰写、URT申请材料撰写、毕业设计撰写。四种教学内容的必要性调查结果分别如图3、4、5、6所示。

总体上看，四个教学内容的必要性均很好，选择“有（必要）”的比例均为各自最高。

图3、图4、图5中选择“有（必要）”的人数超过50%。图6认为“毕业设计撰写”、“有（必要）”学习的人数与其他教学内容相比较低，约为46%，但选择“非常有（必要）”的则明显高于其他教学内容，高达37%。综合“非常有（必要）”和“有（必要）”两项之和来看，选择比例最高的为“毕业设计撰写”，这说明学生普遍认可毕业设计的重要性和学习毕业设计撰写方法的必要性。

为了对比各项教学内容的学习必要性，选取“科技论文写作”、“科技论文投稿与发表”、“文献检索方法”、“专利撰写与申请”、“毕业设计写作”等五种教学内容进行必要性排序调查，调查结果如图7所示，图中各项数据为具体人数。从“排名第一”比较发现，将“科技论文写作”和“科技论文投稿与发表”选为第一的人数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然后依次是“文献检索”、“专利撰写与申请”、“毕业设计写作”。

为了定量考查各项教学内容的学习必要性，给每个选项赋予权重。为简便运算，假设各选项的权重为等差数列，“非常有（必要）”、“有（必要）”、“无所谓”、“没有（必要）”、“非常没有（必要）”依次对应“5”、“4”、”3”、“2”、“1”，将各项教学内容的五种必要性权重求和，得到总的必要性。为统计方便，将计算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的必要性如图8所示。根据图8，“科技论文投稿与发表”的学习必要性最高，说明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时候更加注重学习带来的实际结果或成果，然后依次为“科技论文写作”、“文献检索”、“专利撰写与申请”、“毕业设计写作”。调查结果表明，学生普遍认为对未来就业、继续深造具有实际意义的教学内容更有学习的必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重视教学内容对未来的实际和实用价值，更注重结果。显然，大部分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很少涉及专利写作，因此“专利撰写与申请”的学习必要性偏低；而“毕业设计写作”虽然在短期内关乎学生的毕业，但其撰写方法与技巧对学生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的实际意义不大，导致其学习必要性最低。

四、教学内容改进建议

1.结合学生选课的主观目的来看，今后应增强学生对科技写作重要性的认识。在定期开设专题讲座等各种宣传教育的同时，一些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甚至可以将其设置为通识教育的必选课，进一步强调科技写作的重要性。此外，可以尝试将“科技写作”课程作为申报URT等大学生科技创新类项目的前提条件之一，督促学生重视科技写作，并能够明确科技写作教学内容的实际意义，促进教学内容与实际训练相结合。

2.本学生在校期间涉及独立完成创新性科技工作和取得新成果的机会不多，但却多次涉及文献调研型课程大作业以及毕业设计中的文献综述等环节。因此，建议针对“科技论文撰写”教学内容的讲授应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例如，侧重讲解综述型和实验型论文，为其他课程的大作业及本科毕业设计、URT项目申请做好铺垫。

3.应适当增加与学生实际学习及未来工作有直接关联的教学内容。例如，适当增加URT申请材料撰写内容的讲解，从本科阶段就开始培养学生的项目申报和科技材料撰写能力。例如，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科技论文规范与发表流程”的学习期望最高，这很可能是因为该内容与学生未来工作和继续深造有直接利益的原因，然而该内容在绝大多数学校的“科技写作”课程中均为提及或仅轻描淡写，因此应给予足够重视。而“专利撰写与申请”由于本科生在校及未来工作期间涉及的机会相对较少，学生对该内容的学习期望不高，建议在授课时对该部分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即可。

4.应将“科技写作”课程与“文献检索”课程有机整合。[3]很多学校专门开设了“文献检索”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然而绝大多数学生选修以后仍然没有掌握查阅科技文献的基本技能。由于科技文献检索是科技写作最基本的技能之一，因此建议在“科技写作”课程中专门设置一定的学时对该部分内容进行强化，讲解核心的、关键的检索技巧。此外，还应讲授一些科技文献检索的辅助功能，例如如何借助CNKI查询某学科的学术趋势、学术热点，如何借助CNKI翻译助手完成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的撰写，这些内容都是科技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5.学生对本科毕业设计各个环节的撰写也比较关注，但由于“科技写作”课程的选课主体为低年级学生，因此建议教学中适当增加该部分内容，但不必详细详解，仅需介绍文献综述、专业英语翻译、开题报告及毕业设计撰写格式等关键环节的基本写作方法与常用技巧即可。在毕业设计开展前期，即第七学期末，建议学校应专门针对毕业设计进行专题讲座，进一步详细讲解毕业设计的撰写方法与技巧，这也是目前很多学校缺乏的环节。

6.应充分发挥学校各部门的自身优势，如借助学校学报编辑部的师资力量[4]，在“科技写作”课程中用2到4学时专门讲授“规范投稿与发表流程”，借助图书馆的师资力量，讲解CNKI使用技巧，从而打造出更加实用和具有针对性的“科技写作”精品课程。

[ 注 释 ]

[1] 许杰，杨基和.科技论文写作课程教学之实践导向模式的建构[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2（12）：93-95.

[2] 宝月，宋建，高热雨，李波.加强大学生科技论文写作能力的研究与探索[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3（29）：82-83.

[3] 沈向阳，陆铭君.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课教学的思考[J].科技资讯，2011（21）：608.

大学生科技发明论文篇8

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诺贝尔一生经历多少的钻研与实践，经历多少次创新与研究以及发明与革新，成为为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之一，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后将巨额的财产留给了世界。诺贝尔只把6的财产用于赠给亲友、佣人、遗嘱执行人等，94的财产作为诺贝尔奖的基金。用基金的利息奖给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世界和平五个领域里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候选人不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士，世界各国的人都有资格入选。这个具有国际主义大气魄的诺贝尔奖的设立，标新立异，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力。透过这些奖项无不透露后人深思好多问题。不论是一位科学巨将对世界的胸怀，还是对自身价值的体现，不论是世界和平的关注，还是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不论是科技发明与革新的关心，还是科学事业发展的前景的注目••••••。无不体现在他身上闪耀着对人类社会文化与科技的推动的光芒与动力，也闪烁着对世界的无私贡献与厚爱。

20世纪据西方统计，对人类贡献最大的100多项发明中，中华民族一项都没有。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颁布103届之多，500多人获奖，86人全出自美国。据统计，一个国家建国30年左右，就有诺贝尔获奖者。前苏联建国22年就有获奖者，巴基斯坦29年，印度30年，波兰36年，捷克41年。可是我国建国60年，一个诺贝尔获奖者没有，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的教育体制，创新体制，管理体制，教育模式等。

从诺贝尔奖项不难看出，重点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伟人看到了自然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不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蒸汽机，还是法拉弟电磁感应：不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火药，还是指南针••••••。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而且五个奖项的排序中，可以看出，物理学科排到第一位，充分体现出物理学科的基础性，重要性以及前瞻性。

回顾历史，当欧洲开始搞文艺复兴，1820年丹麦的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1831年英国的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我国于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我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开始逐步引进了西方文化，不论是什么方式。从时间段上可以看出，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相对滞后，其实不是所谓的西方文化，而是主要是西方对我国的侵略，感觉到落后就要挨打，特别是科技的落后。对自然科学技术的引进与运用相对滞后。见于西方国家与东方的差距，就是对自然科学的认可较迟。一度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蒙蔽者这片所谓灿烂文明照耀的华夏大地，我们不可否认中华灿烂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但是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推动及对人们生活的改善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建国以后，我国对教育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对科技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对人才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历届政府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举措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对科技的重视和人才的重视，才有了两弹一星的诞生。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教育科技进入了快车道，不论是解放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国家对教育科技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不论是人才的引进还是自己对人才的培养，不论是对国家重点实验是的建立还是对科技奖项的设立。。。。。。从而我国的科技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传统文化的惯性，依然蔓延神州大地。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头百姓，都在传统的影阴下前行。

新的形势下，国人已更加觉醒，改革开放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开始反思我国教育体制科技创新体制人才管理体制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人才对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任何人不可质疑的。向中国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新的课题。从而新的一轮课改又全面展开。本人觉得，新的课改依然保留了原来的设置体系，面对我们的现状改进不够，必须进行改革。

新课程设置中，就物理学科而言，初中两年时间学习物理，高中三年时间学习物理，特别是高中高一的学习，设为必修课，按大纲安排周两节课，期间还包括了学生实验，课外实验的课时以及社会实践课等，还有上课中主要用探究式教学。语文、英语、数学周安排四至五节课，且一学期完成两本课本，从对物理学科的安排和三门主课的时间分配来看，对物理学科的重视需要探讨，从时间上来看，对物理学科的冲击很大，从而使物理学科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不论是物理学科的内容上还是课时上，需要增加。不谈那门学科重要与否，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物理等自然科学的教育，失败在了讲台下面。对从事物理教育教学的工作者而言，就现有的时间内，既要探究，又要实践与实验，这些只能在形式上，不能落实在行动上。更何况每年的高考物理平均成绩落后于其他学科，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就从高一后期的文、理学科分科而言，物理学科就成了划分文、理分科的最大的门槛。必定我们的学生仍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面临高考的压力很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同学不多。对语文学科而言，是中国人的母语，加强是无可非议的。不论如何，由于社会环境，各种媒体等手段的不断发达，以及各种文艺工作的不断重视，觉得十三亿中国人都是中文专业，对其时间安排需要调整。相应对外语与数学也需要适当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对自然科学的普及力度重视力度。

见于以上原因，本人觉得乘新课改的东风，对自然科学的重视需要加强，不论是社会的重视还是学校教材的设置，还是从科技创新的要求还是创新型国家的建立，以及从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需求，进行必要的调整。在此提出以下看法，跟同仁们商讨。1.国家加大国民对自然科学教育的普及力度，不论是借助媒体还是替他手段。2不论如何对科技人员进行行政化，使科技人员一生为其从事的职业而奋斗。3.加大自然科学方面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论专业设置还是实验设备的投入。4.加强最基础的中小学的有关自然科学内容的设置，从内容，人员，设备，时间等进行适当的调整，特别是对物理学科的重视。5.对中小学的科研需要加强，我们知道，诺贝尔获奖者中一部分是来自中学教师，从而使我们的科研队伍得到了壮大，而且对中学生的科研的引领作用也提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6.多在中型城市设立大型的娱乐场所。主要应用现代科技的。7.多投入一些资金，引进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不同层面上需求的书籍。8.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多深入学校，厂矿企业等，进行通俗易懂的科学讲座。9.成立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组织外，还需正面引导和建立非正式的科学研究社团等。10.对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要进行对自然科学方面的讲座和必修学习。

从以上不难看出，不论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一个人成长的角度，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还是社会创新能力培养的角度，以及从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角度，对物理学科的重视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