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
时间：2023-09-23 07:51:31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1
1007万元辩护费，11年牢狱之灾，在刑事辩护圈颇有名气的律师马克东不会想到这西个数字会如此串联自己的审核。日前，一纸“驳回上诉，雄持原判”的二审判决意味着轰动全国的律师诈骗黑帮老大案有了结果，马克东诈骗罪成立，获刑11年。
马克东，广州市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专长刑事、经济债务纠纷、劳动争议、行政诉讼等案件的辩护。他在业界的名气主要源于他曾为“孙志刚事件”涉案警官和“广州黑帮第一案”黑老大周广龙辩护。
2006年10月20日，马克东被辽宁警方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此后传出他涉嫌诈骗辽宁毒枭宋鹏飞1007J元的消息。2008年5月，法院一审判决其诈骗罪成立。至此这位著名刑事律师以“诈骗犯”形象进入公众视野，他的罪与非罪也引起律师界高度关注。
善为“恶人”辩护的名律师辩护意见曾催生司法解释
马克东，1985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1986年开始执业，2006年获得广东省律师协会颁发的“20年执业律师奖”，同时还身为广州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在很多人眼中，马克东很善于为“恶人’打官司，他的成名也主要源于此，在两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大案――“孙志刚事件”及“广州黑帮第一案”中，马克东担任其中的涉案警官及黑帮老大的辩护律师。
提起“广州黑帮第一案”，在这件前后历时5年，经历了一审、上诉、重审、再上诉、二审的案子中，担任黑帮老大周广龙辩护律师的马克东吸引了久多目光。
2001年11月，广州中院公审此案时，控辩双方就周广龙团伙没有保护伞是否构成“黑社会”展开激辩。马克东在庭上引经据典，力主依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周广龙团伙没有保护伞，因此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据司法界人士透露，周广龙案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之后，最高院随后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具备其他犯罪要件的前提下，即使没有保护伞也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周广龙最终由死刑改为死缓。马克东也因此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律师界刑事辩护圈的名人。但就在该案结束时，还没来得及休整的马克东却被远在辽宁的一个案子牵连上了。
祸起落网毒枭的一个账本名律师涉嫌敲诈黑帮老大
2005年，广东警方破获了以辽宁人宋鹏飞为首的涉黑团伙贩毒案，随后移交辽宁警方。在对宋案的调查中，警方意外发现一本账本，上面记录了宋鹏飞贩毒期间打通各关节的支出情况。其中2001年有一笔100多万元的款项支出记录，而收款人则为马克东。
对于这笔支出的用处，宋鹏飞的“搭档”赵文刚供称，这笔钱是被广州律师马克东给骗走的，当时马克东号称跟公检法关系好，可帮他们摆平一个案子。
这宗案件发生在2001年。当时，宋鹏飞的几名手下在广州的金色年华夜总会门前杀死了一名保安，宋鹏飞的“搭档”赵文刚出资聘请了马克东当时所在的汇明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担任辩护律师，马克东也在其中。当时，双方签订了合同，这笔钱正是赵文刚等人支付给马克东等人的律师费。
就这样，事隔5年之久的一场辩护改变了马克东的生活。2006年10月20日，就在“广州黑帮第一案”周广龙案终审判决的当天下午，马克东被辽宁警方以“协助调查”的名义从办公室带走。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没能再回到广州，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直到2007年9月10日，他站在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律师敲诈黑帮老大100万”，全国哗然。
百万元辩护费名律师“救”出黑老大
马克东凭什么获得100万律师费?他的3页日记记录了当年办理本案的经过。
马克东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妻子在家搜寻到他在2001～2002年的日记，通过艰难地查找，在其中3页日记中，找到了马为宋鹏飞案提供法律服务的证明。
2001年11月19日，马的日记里有一句：“赵文刚、邱峰、柯、廖等人研究宋鹏飞案”。邱峰、柯、廖都是律师，其中邱峰是宋鹏飞的辩护律师。
2001年12月13日，马记录：“赵文刚、邱来谈宋(鹏飞)中止、住院等情况。”中止是指案件中止审理，住院则是中止理的理由。
2002年1月19日，马记载：“睡约9时起床，10:20到所，与柯、廖、曹律师及邱峰、赵(文刚)及另两人研究宋(鹏飞)等开庭情况。”
据介绍马克东为宋鹏飞等人所做的辩护工作，不仅仅是研究案情、出谋划策，他还做了两项关键性的工作：一是与被害人家属和解，二是取得了导致宋鹏飞案中止审理的医院证明资料。
马克东认为，宋鹏飞的金色年华故意伤害案事发突然，双方本来无冤无仇，只要取得金色年华方的谅解，使他们对处理结果满意，那么案件接下来就好办了。在马克东的斡旋下，金色年华方同意和解，由宋鹏飞一方支付死者80万元的民事赔偿，其他受伤者也各自得到数万到1075元不等的赔偿金。后来。金色年华方面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宋鹏飞，马克东在研究案情时听说他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这在法律上是属于可以中止审理的情形。随后，马克东走访了多家医院，取得了四五家医院的诊断证明，均表明宋鹏飞患有急性前壁心肌梗塞、冠心病、糖尿病。
随后，辩护律师们向法院提交了宋鹏飞不适宜参加庭审、请求中止审理的申请。
这样，金色年华故意伤害致一死五伤的案件中，宋鹏飞中止审理。赵文刚无罪释放。参与犯罪的几人，均获得轻判。马克东为此获得100万元律师费。
站上被告席一审很乐观二审终判诈骗罪成立
2007年9月10日上午9时许，辽宁营口站前区法院。马克东的妻子女儿及弟弟均赶到庭审现场。不大的法庭，坐了近40人，全国律协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律协均派代表前往旁听，这样的场面并不多见。此外，辽宁及外省律师也有部分到场旁听。
在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的庭审现场，公诉机关指控称，2001年初，宋鹏飞、赵文刚等人在广州市“金色年华”一案中，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任广州市汇明律师事务所主任的马克东接受委托，作为赵文刚的辩护人，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然后，赵文刚委托马克东为宋鹏飞进行辩护时，被告人马克东不顾“律师不能为同一刑事案件的两个当事人辩护”的规定，为骗取钱财，利用赵急于找司法机关托关系的心理，声称自己认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某庭长，可以帮忙找法院有关人员疏通关系，帮助宋鹏飞逃避刑事处罚。马克东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手段，分两次骗取赵文刚人民币100万元，并挥霍。
马克东则坚称自己无罪，他认为，这100万元是律师费，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存在诈骗。信话，自从被拘留后，从未单独会见过律师。办案机关不准他和家人通信，甚至连一张纸一支笔都不给他。
庭审快结束时，他抬头看了看法庭，说，“希望在场的法官能秉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将这个案子如实向上级汇报，并通知看守所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要为自己写辩护词。”
但一审的最终判决是马克东诈骗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金503元以及追缴个人非法所得。
对于一审结果，马克东不服，上诉至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9月26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克东最终获刑11年。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2
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
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
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这一规定弹性很大。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等问题。在一审程序中，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法庭上律师将辩护的重点放在被告人有无罪上，但法院却对被告人作出了死刑判决，这种死刑决对于被告而言属一种“突袭性裁判”，因为它是在未经律师对量刑问题进行了充分辩护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不开庭采用调查询问式审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程序不同地存在着二审程序“虚置”问题。如在董伟案件中，辩护律师向省高院递交了辩护词之后，曾多次到法院询问案件进展情况。但是2002年4月27日，他突然得知了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的消息，从而上演了“枪下留人”的惊险一幕。显然该案二审没有开庭审理，律师对二审裁定是如何作出的毫不知情。在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庭审活动，也未及时得到关于二审裁定的通知，他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即将被执行死刑，律师在二审程序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般，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之现象，辩护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法院的采纳。
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限制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作用的正常发挥。由于正当资源不足，有的律师采取了向高层反映意见、让法学家出具专家意见书等特殊的辩护方式，从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辩护律师职业道德的质疑。因为辩护律师通过施展自己的“个人魅力”，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在个别意义上获得一种完满的救济。但是，它却无法保障同样情况下的当事人在一般意义上能够获得同样充分的救济。
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辩护律师的素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仅限于法院审判阶段。2003年9月1日开始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从而为死刑案件中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阶段就能获得国家的法律援助提供了可能。在法律援助的案件中，辩护律师的素质如何、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对社会中贫弱群体的保护。在我国，从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到保证给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指定高水平、高素质的律师，死刑案件中的律师辩护有待经历这样的过渡。
四、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律师辩护难”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完成他的职业使命，必须给予他能够与公、检、法机关相交涉的资源，如保障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的权利、赋予律师的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保障律师不会因履行辩护职责而受到控诉方的不当追究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需解决的整体性问题。
单就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而言，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亟待予以改善。刑事实体法上关于死刑适用的“弹性”规定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赋予了法官居死刑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为律师的辩护留下了空间。由于司法实践中这种“弹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扩大死刑适用的角色。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在实体法上细化死刑适用条件，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建议。笔者认为，细化死刑适用的条件，固然可以起到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捆住了律师的手脚，缩小了其辩护的空间。因此，在死刑的适用上，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严格奉行“可杀可不杀的绝对不杀”的刑事政策，通过司法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功能，以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比如，辩护律师可以运用事实来说明，被告人具有一些好的品质并做过一些善事，而不是公诉书中所描述的“被告人是一个邪恶和残忍的人”，使法官相信被告人有可挽救的一面；辩护律师还可以通过分析被告人的历史和其性格形成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揭示他所犯罪行从人情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犯罪不仅仅是他自身的责任，也有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他的犯罪至少在部分上是可以宽大的；辩护律师也可以提出一系列案件在适用刑罚上差别，并举出同样严重的案件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例子，来说明该案中的死刑适用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绝对化，有时不利于律师通过辩护将部分被告人从死刑裁判的危险中解救出来。
从刑事程序法方面看，可以考虑的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一审程序中，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辩护律师如作无罪辩护，可以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适当分离，如果法庭作出有罪认定，辩护律师可就量刑问题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其次，对于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必须进行开庭审理，以利于律师在公开的法庭上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有效影响二审法院的司法裁判。其三，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维护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性，将死刑复核程序从封闭性程序变为开放性程序。被告人要求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委托辩护律师的，应当允许；没有委托辩护律师的，应由负责复核的法院为其指派辩护律师。死刑复核合议庭应当直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不能满足于一审或二审的书面辩护词。其四，严格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改变目前部分死刑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对被告人作死缓处理的司法现状，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立法规定。
随着我国刑事法制的完善、律师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死刑案件中如何更加充分地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问题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在死刑案件的审判中，有能力的律师能够对方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充分的检验；能够针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充分的辩护。能够收集必要的证据材料以反驳方的指控；能够在审判中与控诉方进行真正的平等对抗。为了加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如确立死刑案件中律师有效辩护的标准、对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将死刑案件中的法律援助律师限定为有经验的律师、规定合理的死刑案件收费标准、呼吁律师加入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计划、建立专项基金以为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进行调查和聘请专家证人提供费用等等。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3
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该制度扎根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而享有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程序，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构成，对于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诉讼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 辩护权 律师辩护
引言
刑事辩护制度源起西方社会，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宪法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与保障，它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一国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外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1.1古罗马的萌芽阶段
在公元前4—6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由于交通便利和民主共和等自然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贸易往来频繁，贸易程式繁杂，加之罗马法律纷杂琐碎为一般人所不熟悉，因此“人”、“代言人”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随着法律的演进，职业法学家兴起，辩护制度逐渐为法律所承认。《十二铜表法》正式规定了法庭上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条文。在罗马帝国末期又允许刑事案件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可自己延请懂法律的人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开展辩论。由于古罗马法学的发达，辩护人多为熟谙法律者甚至法学家，这就大大促进了古罗马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使古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刑事辩护最发达的国家。
1.1.2中世纪的压制阶段
在中世纪的欧洲，因基督教权威的恶性膨胀，使得世俗统治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甚至高于它的神权统治。由于早期基督教的不宽容和独断，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惩治异端，并实行“神罚”。在裁判所中虽容许被告人辩护，但其辩护已沦为对审判官的有罪或罪重观点的补遗，而非依事实和法律予以驳击，因此在裁判所中的辩护是徒有虚名的。而且在中世纪欧洲世俗政权方面，刑事诉讼中奉行纠问式诉讼模式，在本质上蔑视人的基本权利，几乎剥夺被告人的所有权利，将其置于诉讼客体和司法处置对象的地位。因此，刑事被告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真正的辩护权，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有，也因为法官的预断而难以发挥作用。
1.1.3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发展阶段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一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李尔本、洛克，法国的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响亮革命口号，在诉讼中他们主张用辩论式诉讼模式取代纠问式模式，赋予被告人辩护权，在审判中实现辩护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在立法中肯定了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赋予了刑事被告人自己辩护和延请他人辩护的权利。英国1679的《人身保护法》首先肯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承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确定了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1808年拿破仑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典》对辩论作了更为详尽、周密的规定，使刑事辩护系统化、规范化起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西方的辩护制度不断发展趋于完备。
1.2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历史沿革
1.2.1建国前阶段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刑事诉讼基本上是没有刑事辩护制度的，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最早立法规定是 1906年清朝制定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其中规定了律师参与诉讼的内容，赋予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关于律师制度的单行规定是从民国政府制定的《律师暂行章程》和《律师登录暂行章程》开始出现的。两个单行律师立法的出现，是我国律师制度的开端。尔后国民党1928年和1941年分别制定和颁行了《律师章程》和《律师法》。总的来看，旧中国的辩护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刑事诉讼中贯彻落实，且受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带上了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
1.2.2建国后近30年的曲折发展
新中国的辩护制度是在对旧中国辩护制度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逐步发展起来的。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国民政府时期的律师组织和律师活动，因此在1949—1954年间，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定的。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具体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从立法上对辩护制度予以肯定，我国新的律师制度才得以真正建立。195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导致原本并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这一时期奄奄一息。十年文革时期，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更是在群众运动的闹声中彻底销声匿迹。
1.2.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辩护制度开始恢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确立了我国法制中的刑事辩护制度。1979 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我国的辩护制度，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地位，并对辩护作出了专章规定。其后又通过大量司法解释、批复、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增强了辩护的可操作性。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亦从此日趋成熟。199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结刑事诉讼的实践经验对原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对辩护制度作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提前辩护人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的诉讼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此外，立法机关还制定或修订了一系列有关辩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获得了自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
2.1刑事辩护制度
2.1.1刑事辩护、辩护权、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给刑事被追诉者一个为自己说话的机会，使之能够以主体身份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富有意义的”、“有效的”参与。通过刑事辩护，行使辩护权对法官的最后裁判的形成发挥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和作用。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侦查和控诉进行防御的诉讼权利。它是针对有攻击性的指控而进行的，是被追诉者最基本、最核心的诉讼权利。它是刑事辩护制度得以产生形成的基础，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就不可能有刑事辩护制度。刑事辩护制度是法律确定的关于辩护权、辩护种类、辩护方式、辩护人的范围、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辩护制度是辩护权的保障，各种辩护制度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正确行使辩护权而设立。
2.1.2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刑事辩护制度一般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第一、辩护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一般包含：（1）陈述权。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时，给予其陈述和辩解的机会。（2）诘问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在庭审时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的权利。（3）调查证据申请权。刑事被告人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并申请法院传唤证人、鉴定人还有权请求与其他被告对质。（4）辩论权。刑事被告人享有的就事实和法律进行辩论，就证据的证明力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的权利。（5）选任辩护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选任辩护人为自己提供法律帮助，进行辩护。（6）救济权。刑事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或裁定，有权获得救济。（7）回避申请权。为了避免有回避原因的司法人员不回避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赋予被告人回避申请权，以资补救。
第二、辩护的种类和方式。刑事辩护一般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所谓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为自己进行的辩护。这种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过程，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判阶段，被告人都可以为自己辩护，自行辩护是十分有效并被频繁使用的辩护方式。委托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与法律允许的人签订委托合同，由他人为自己作辩护。这里的他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其他公民。委托辩护相对于自行辩护而言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因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中最为主要的一种辩护方式。指定辩护是指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的，法院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辩护。
第三、辩护人及辩护人的范围。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权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行使以外，还可以由其他人协助行使，即辩护人行使。辩护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法院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诉讼参与人。辩护人制度的设立弥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能力的缺陷；弥补了国家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不足；促进了诉讼公正的实现，并在社会中发挥着示范功能，促进法制宣传教育。在我国辩护人的范围较广泛：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都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但是正在被执行刑罚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除外。
第四、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应该承担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责任。
第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为保证辩护人能充分执行辩护职能，履行辩护职责，法律赋予辩护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独立辩护权、阅卷权、会见通信权、调查取证权、司法文书获取权、获得通知权、质询权、辩论权、控告权、拒绝权及其他权利。辩护人在享有上诉诉讼权利的同时需要承担下列诉讼义务：恪守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保密义务；正当执业的义务；遵守法庭规则的义务；律师的法律援助等义务。
2.2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2.2.1程序主体性理论
程序主体性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基于“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强调把人自身作为一种独立、自治的目的，而非被他人乃至社会用来实现某种外在目标的手段，强调其具有人格尊严，并在与他人交往中具有人格上的平等性和独立性。 [1]该理论为被追诉者享有辩护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首先，它强调被追诉人也是有尊严的个体，其尊严应当得到尊重。正如康德所认为的人性里有天生的尊严，每个人是独立的，任何人都无权把别人当作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目的。 [2]任何法律权力的行使也不能使受影响的人丧失了自我尊重的人格。 [3] 即使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也不能被当作客体予以对待，而是有尊严的主体。正如黑格尔所言 “不是把犯罪者看作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 [4]其次，程序主体性理论说明了主体间地位的平等性。不管是国家机关还是公民个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权利义务平等，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超越法律之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或机关。
正如贝卡利亚和孟德斯鸠所言，司法机关和被告人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只限于程序上的平等，而且只有在诉讼程序中才能取得这种平等。程序平等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可以互相交涉、辩论和说服，程序参与各方都可以对程序的结果施加相当的影响。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体现其与司法机关享有平等地位的最重要的方面。最后程序主体性理论还揭示了主体本身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致性。这是主体间地位平等性的必然结果。因为一定诉讼主体的权利必然以其他诉讼主体承担义务为条件。所以，如果某一主体的权利义务不一致，就会造成主体间地位的不平等。由于司法机关包括拥有中立地位的法院在本质上都是针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而进行诉讼活动的，拥有起诉、审判的权利，相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应当拥有辩护的权利。
由此可见，辩护权的存在是被指控人被视为程序主体的最低要求，允许辩护人协助被指控人行使辩护权则是为了巩固其程序主体地位。辩护制度的建立实为程序主体性理论的具体体现与要求。
2.2.1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另一理论基础即“无罪推定原则”。最早在理论上提出无罪推定原则的是意大利的贝卡利亚。他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5]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实质即刑事被追诉者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之人。对之应作以下理解：第一、被告人的罪行须经依法证明才能确定。因此在证明责任的分担上由追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被追诉者本身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追诉方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被告人就会因为未被证实有罪而成为（在法律上）无罪的人，无论他事实上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第二、只有根据法院做出的生效有罪裁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只有专属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才有权代表国家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做出裁判，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对被告人定罪科刑；二是法院的有罪裁判必须经过合法正当的法律程序做出。第三、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应享有必要的程序保障或辩护权利。这虽然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本身的内容，但却是它的必然要求与体现。
由此看来，被追诉人拥有辩护权是其享有无罪推定待遇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该原则为被指控人享有辩护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并保障其辩护权的真正实现。
2.2.3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内部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的方面，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它们的斗争和统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要求采取矛盾分析的方法，全面地、科学地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刑事诉讼首先要查明案件事实，从这个角度说，也属于一种认识活动，同样需要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在刑事诉讼中要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就必须在对立双方的矛盾运动——控辩对抗的过程中求得实现。因此，赋予被指控人辩护权，创立刑事辩护制度就是维系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陈光中在《刑事诉讼法学》中指出“这种矛盾的运动促进案情的查证核实工作，并将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下达到统一。对于人民法院，此种分歧与矛盾有助于其防止‘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的片面性错误，使之做到兼听则明，保障对案件的正确处理”。 [6]可见，刑事辩护制度就是靠对立的双方在陈述本方观点和依据，批驳对方观点和依据的基础上，把案件事实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在裁判人员面前，从而使裁判者作出正确的结论。
我国学者季卫东更是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对立面设置的程序意义。他说“程序参加者如果完全缺乏立场上的对立性和竞争性，就会使讨论变得迟钝，问题的不同无法充分反映，从而影响决定的全面性、正确性。而且，对立面竞争的活动意味着不同的目标追求，这种竞争机制也会强化程序参加者的动机，促进程序的改善。不言而喻，这样一种矛盾的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对抗的普遍化。在程序中对立的各方具有统一性，并不排斥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7]换言之，程序中对立面的设置在建立制度性妥协机制，防止权力专断的同时，也有利于竞争机制的形成，从而使案件真相通过对立双方的相互斗争逐渐显现。正如约翰。密尔所指出的：“在每一个可能有不同意见的题目上，真理都像是摆在一架天秤上，要靠两组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总之，对于所有足以转变比重，足以决定一个全面理解者的判断的那部分真理，他们都是陌生的，而要真正知道那部分真理，只有兼顾双方，无所偏重，并力图从最强的光亮下来观察对方的理由的人们才能做到。” [8]刑事辩护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刑事诉讼中矛盾运动的制度化，从而有利于案件真相的发现，有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准确性。
2.3刑事辩护制度的诉讼价值
2.3.1刑事辩护制度与实体正义的实现
刑事辩护制度对于发现真实，实现实体正义发挥着积极作用。首先从收集证据的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作用表现在：第一、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有利于和不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一并予以收集，但由于追诉机关在追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诉讼职能所决定，他更多的关注指控的成功，而偏向于对被指控人有罪证据的收集。被告方从防范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自行收集一些对自己有用的证据，另一方面，也可提供一定的线索，引起追诉机关对案件疑点的注意，补充收集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第二、保障收集证据真实性。在调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介入诉讼，可对追诉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可防止追诉机关采用刑讯、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自愿性，而这种自愿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其次，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过程看，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客观真相的揭示。在庭审中，为了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及被告人的罪责，检察官提出和展现证据。同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则提出反证，进行对质。在此过程中，随着证据逐渐增加，证据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明朗，需要被弄清的事实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渐渐上升的清晰性与明确性。第二、有利于抑制法官的片面性和随意性。现代证据制度给法官自由地评价证据和认定事实的空间。法官在公开场合，直接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同时，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对证据进行质疑、检验。这样，证据积累到何种状态，通过证据而形成的待证事实的明白性、清晰性达到了何种程度都可以为控辩双方了解和认识，从而大大增强了事实认定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样，有利于防止法官的认识出现片面性和随意性而背离客观真实。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4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一）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86. 59％的调查主体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13.4％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82.43%；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17.57%。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6.47%；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23.53%。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88. 52%；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11.48%。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85.71%；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14.29%。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4.89%；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7.61%；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83.13%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36.39％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2．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38.95%;“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20.96%;“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13.21％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10.7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二）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77.90%；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22.1%。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19.74%。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69.88%；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30.12%。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95.08%，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4.92%。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58.33%；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1.6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5.5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79.66%；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20.34%。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80.49%；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19.51%。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2．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启动问题的症结在于立法赋予了检察官作为控诉一方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而实践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在追诉犯罪问题上的立场是高度一致的，由侦查机关启动并完成的鉴定程序，一般而言符合公诉机关的利益。因此公诉机关一般不会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而作为诉讼控辩中的辩护人一方，立法没有赋予其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其享有的只是针对鉴定问题要求法院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权。而实证研究的数据表明，实践中，辩方当事人向法官提出的该种申请，有相当一部分被法官驳回。由此可见，一方当事人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一方当事人想要行使而苦于没有权利。正是因为缺乏应有的对抗，使得对立的双方之间在该问题上没有形成交集，享有权力的一方不行使其权力而无损其利益。
自1996年对抗制的积极因素引入到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中之后，控辩平等对抗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上，控辩权利的不对等直接导致了控辩力量的失衡。因此，在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即建立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鉴定启动机制。根据这一原则，未来的改革可以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控辩双方都只是享有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即削减检察官现有的程序启动权，通过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达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第二种思路是赋予辩护人一方的司法鉴定启动权，使其享有与检察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即在检察官基本权利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增加辩护人一方的权利，以此达到控辩平等的目标。
对于该问题，调研组主要调查了利益相关的检察官和律师群体的意见。对于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问题，呼和浩特市的16名检察官中，有3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措施，有13人认为不能接受，其中，有10名检察官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有3人认为实行这一改革措施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在青岛市共有7名检察官选择接受该改革措施，另有20名检察官认为该改革措施不可以接受，其中15人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3人的理由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了工作效率，2人的理由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北京市接受调查的51名检察官中，有13名检察官选择“可以接受”，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检察机关是国家机关，应该享有与法院相同的鉴定启动权”，有18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因为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受制于法院工作”，有4名检察官选择“不可以接受，会造成程序的失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三地接受调查的检察官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4.47；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5.53%
从检察官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最主要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占57.74%)，其次是“会导致检察官的工作受制于法官，降低检察工作的效率”（占33.80%)，最后是“会造成程序的失控”（占8.45%) 。
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与检察官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这一改革措施非常合理，有4名律师表示反对实施该改革措施。在青岛市，11名律师全部赞同该改革措施。北京市有14名律师认为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非常合理，有9名律师认为此举不合理。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78.69%，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的，占21. 31% 。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在该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超过70％的检察官明确表示反对取消其鉴定启动权，超过70％的律师表示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说明这一问题的改革与两个司法群体各自的执业利益皆有较大的关系。
第二，与检察官群体各地趋于一致的支持比例相比，律师群体对待该问题在不同地区形成的意见有所不同。北京市有接近半数的律师表示反对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而青岛市受调查律师则100％支持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可见，在律师群体内部，对于该问题似乎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第三，从检察官反对取消鉴定启动权的理由进行分析，超过半数的检察官反对取消该权利的理由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关，应当享有同法院相同的权力”。可见，虽然我国的对抗制改革引入刑事诉讼以逾10年的时间，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改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到改革执行者的思想之中。这些认为检察机关法律地位优于辩护人一方，不承认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的检察官必然会坚决地反对推进控辩平等武装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由是观之，在推进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并非具体的技术性设计，而是如何使改革的各方接受和顺应改革的理念，只有改革的各执行方真正地接受了改革的理念和原则，刑事司法鉴定改革才能切实地深入进行，达到改革的目标。
上文可见，对于取消检察官鉴定程序启动权这种改革思路，律师群体与检察官群体的意见出现了本质上的分歧。对于保留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并且同时相应地赋予辩护人一方相同的鉴定启动权，而不仅仅是现行制度下的鉴定申请权，作为控辩双方的律师群体和检察官群体的态度依然存在差别。
如果赋予控辩双方完全相同的鉴定启动权，呼和浩特市有8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5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2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1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5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青岛市有16名检察官认为不合理，其中有4人的理由是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有5人认为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有7人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有9名检察官认为较为合理，可以接受。北京市有16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可能会实际加大检察官的公诉难度”，有10名检察官选择“不合理，因为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有9名检察官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有17名检察官选择“合理，可以接受”。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总体而言，共有31名检察官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改革建议，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占检察官总数的34.44%。有59名检察官反对该改革建议，比例为65.56%。
从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方鉴定启动权的理由来看，多数认为“会加大检察官公诉的难度”，占42.37%；另有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这一传统，不符合国情”，占28.81%；还有认为“会增加诉讼成本，使庭审复杂化，也无法保证技术顾问的中立性”，占28.82%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的检察官反对赋予辩护人一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与单方面取消检察官的鉴定启动权相比，这一改革方案的反对比例降低了近10%。也就是说，两种改革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措施中，后一种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的改革阻力可能要小得多。
第二，与上一组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同，对于司法鉴定的启动问题，基本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三个调研城市对待该问题的态度基本一致。
第三，对检察官反对的理由进行分析，加大公诉的难度是最主要的理由。增加诉讼成本和不符合
对于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律师中有2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能够帮助法官做出判断，使案件得到迅速地处理，有23名律师认为专家的协助可以使辩护在鉴定问题上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9名律师认为可以据此有效反驳控方的指控。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其有助于增加辩护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5名律师认为其能够有效反驳控方指控，4名律师认为可以迅速帮助法官判断选择。北京市有13名律师认为获得专家的辅助可以帮助法官迅速做出判断，有21名律师认为其可以增加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17名律师认为其可以有效地反驳控方的指控。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认为获得专家协助可以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的，占50.86，认为可以有效反驳对方指控的占30.35%，认为有助于迅速审结案件的，占18.7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还是作为辩方的律师，绝大部分都希望在诉讼过程中获得专家的协助。相对而言，律师群体对专家辅助的需求要比检察官群体的需求更高。这也可以间接地说明，目前由于专家辅助制度的缺失，已经给控辩当事人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或障碍。
第二，从律师希望获得专家协助的原因分析，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获得专家的协助能够加强对合议庭的说服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律师表示能够有效反驳对方的指控，这两个主要原因都说明律师将获得鉴定专家的协助视为是加强辩护力量，与公诉方进行对抗的有力手段。
如果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呼和浩特市被调查的21名法官中有9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10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青岛市被调查的11名法官中有5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2名法官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北京市被调查的47名法官中有31名法官认为这一做法有利于案件审理；6名法官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10名法官认为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
与法官群体不同，在律师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23名律师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的审理，有4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青岛市有8名律师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名律师认为无助于案件审理，2人认为这样做有利有弊；北京市有21名律师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6名律师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
在鉴定人群体中，呼和浩特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有1名鉴定人认为其有可能拖延诉讼，有6人认为这一做法会有利于案件的审理；青岛市有1名鉴定人认为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协助庭审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认为有可能拖延诉讼，有3人认为有利有弊；北京市有4人选择“有助于案件审理”，有1人选择“有可能拖延诉讼，不利于案件审理”，有3人选择“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综合三地的调研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鉴定人群体中，认为允许控辩双方聘请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案件审理的，占65.45%，认为有利有弊的，占18.79，认为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占15.67%。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总体而言，无论是法官、律师还是鉴定人都支持当事人平等地聘请鉴定人协助参与诉讼活动。其支持的总比例达到65%。其中，对其表示反对和担忧的司法主体的主要原因是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庭审效率，拖延诉讼过程。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而言，律师群体对待该做法的支持率最高，可以说明绝大部分的律师希望通过这一改革措施改变目前辩护方力量过弱，控辩失衡的现状，以此加强辩护能力，协调控辩对抗机制，维护被告人的利益。在三类受调研群体中，相对较为保守的是鉴定人群体。课题组在设计该调研题目之初认为鉴定人群体会是该改革主张的最大拥护者，因为目前实践中，大量的社会性鉴定机构鉴定案源不足，鉴定资源出现了空置和浪费的情况，允许控辩双方都聘请鉴定人参与诉讼活动，会使鉴定业务的需求量成倍增长，为鉴定人，特别是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提供用武之地。事实却恰恰相反。结合调研报告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现状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鉴定人不愿意以出庭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可见，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是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中的核心技术问题，鉴定人出庭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与司法鉴定制度相关的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都难以切实地得到执行。
对于如果法律允许，是否会聘请技术顾问提供与司法鉴定有关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9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13名律师表示有可能聘请，有5名律师表示将视当事人的经济情况而定；青岛市有1名律师表示肯定会聘请，有6名律师表示有可能会聘请，有4名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不会聘请；北京市有9名律师选择“肯定会聘请”，有8名律师选择“有可能会聘请”，有11名律师选择“根据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
如果未来的司法鉴定改革允许辩护人一方聘请鉴定人，呼和浩特市有19名律师表示将选择聘请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为己方服务；有4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3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青岛市有8名律师优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合作过的鉴定人；5名律师选择权威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北京市有14名律师选择“在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中从业的鉴定人”；有9名律师选择“较为熟悉，以前委托过的鉴定人”；有4名律师选择“在鉴定人名册中随机挑选”。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从辩护律师聘请鉴定人的需求而言，在填写问卷的66名律师中，有19名律师表示如果法律允许，肯定会聘请，比例达到了28.79%，表示可能会聘请的达到了40.91%，明确表示不会聘请的只有4人，还有24.24％的律师会根据当事人经济情况来确定。这就说明，一方面，如果该改革主张得到确立，在实践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实际实施该措施。另一方面，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律师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情况确定。可见在改革措施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要考虑到国家对经济困难被告人的鉴定援助制度的配套。
第二，从辩护律师选择鉴定人的标准分析，其优先选择的是较为权威的、所在鉴定机构级别较高的鉴定人。这与课题组对法官的调查的答案是基本一致的。可见，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在选择鉴定人时，都是将鉴定机构的级别作为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可以解释实践中鉴定资源利用不合理，大量社会性鉴定机构资源空置浪费的现象。在司法体制改革中，鉴定机构社会化，各鉴定机构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难题，实现鉴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第三，从三个调研城市的数据来看，呼和浩特市和北京市的比例配比大致相同，青岛市的律师则更倾向于从较为熟悉的鉴定人中挑选。此外，三个城市对于通过名册随机挑选鉴定人的方式都不支持。
关于聘请的鉴定人的身份问题，调研组设计了“证人”、“诉讼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身份或无法说清”四个选项供三个调研城市的受调研主体选择。总体而言，在290名填写问卷的司法主体中，有77人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26.55%；有14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8.97%；有33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 38%；另有38人表示无法界定这些人的身份，占13. 10%。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接受调查的76名法官群体中，有15名法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身份，占19. 74%；有17名法官认为其是诉讼人，占22. 37%；有32名法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10%；有12名法官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占15.79%。在接受调查的80名检察官群体中，有21名检察官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26.25%；有1名检察官认为是诉讼人，占1.25%；有52名检察官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65%；有6人表示无法说清，占7.5%。在接受调查的61名律师群体中，有26名律师认为这些技术顾问是证人，占42.62%；有4人认为他们是诉讼人，占6.56%；有22人认为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36.07%；有9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无法界定，占14.75%。在接受调查的21名鉴定人群体中，有2名鉴定人认为是证人身份，占9.52%；有5人认为是诉讼人，占23.81%;有9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42. 86%；有5人认为该问题说不清，占23. 81%。在接受调查的52名侦查人员中，有13名侦查员认为是证人身份，占25%；有6人认为是诉讼人，占11.54；有27人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占51.92%；有6人认为无法界定其身份，11.54%。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呼和浩特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26.5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1.38%，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48.97%,还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青岛市，认为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与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相同，都是20%，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53.64%，还有6.36%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在北京市，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为40.5%，认为是诉讼人的比例为15.5%，认为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的比例为37.5%，还有6.5％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
第一，总体而言，有接近半数的受调查人员认为控辩双方聘请的协助参与刑事诉讼的鉴定专家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依次为证人和诉讼人。另外尚有13％的人表示无法界定其身份，可见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的研究尚待深入，在实务界尚未形成一致性的意见。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的主观意见分析，除律师群体外，其余各司法主体都首选“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这一诉讼角色，律师群体首选“证人”身份。与之相对，鉴定人群体中，认为这些技术顾问的身份是证人的比例是最低的。课题组认为，这一组对比虽然只是身份上的争论，但能够反映出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态度。对鉴定人而言，由于其在实践中强烈排斥出庭，其必然反对以证人的身份协助当事人参与诉讼。对律师而言，其之所以支持该改革措施，直接的目的即加强辩护力量，以便与公诉方进行对抗，证人的身份最有利于其掌控技术顾问在诉讼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对检察官而言，由于其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其自身即扮演了国家的诉讼人角色，其必然否定鉴定人的诉讼人身份。由此可见，对技术顾问的身份定位看似是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其实质上反映出了司法鉴定体制的宏观结构，在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如予采纳，需要明确其身份定位。
3．法官获得专业帮助的程序化改革
当面对专业程度极高的鉴定结论时，呼和浩特市参与调研的19名法官中有1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10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7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6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12名法官中有7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更有效；有1名法官选择了其他方式的选项，并在其后注明其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是让鉴定人出庭与专家证人进行对质；没有法官选择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北京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3名法官认为由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22名法官认为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有8名法官认为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能够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审理案件；3名法官选择了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选项。
总体而言，选择“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这一方式的法官比例最高，达到了36.96%；其后依次是“允许法官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33.7%;“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方式，比例为18.48%；“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比例为9.79%；其他方式，比例为1.1%。
以各调研城市为主轴进行分析，呼和浩特市的法官群体中，最倾向的改革方式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为41.67%;“建立技术陪审员”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两种方式所占比例基本持平，约占调研法官总数的26%；赞同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方式的法官仅有1名，比例为4. 17%。在青岛市，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的方式最受欢迎，有58.33％的法官支持这一主张。支持“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建立技术陪审员制度”的比例是相同的，都占总数的16.67%。在北京市，允许法官自行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支持率最高，达到41.07%。其次是在法院建立专门的鉴定咨询委员会，比例达到39.29%。建立技术陪审员的方式和依靠控辩双方聘请技术顾问的方式分占14. 29％和5. 36%。
上述统计数据可以说明：
第一，在法官群体中，针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性的意见。建立鉴定咨询委员会和允许法官自行聘请顾问的方式相对而言支持率较高。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技术顾问的方式比例最低，可见，在我国法官群体中，法官更倾向于依据职权主动解决专家协助的问题，而并不赞同英美法系中法官消极居中裁判，完全依靠双方当事人辨明是非的诉讼方式。
第二，各地区法官在该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法官都倾向于法官自行聘请专家顾问，而呼和浩特地区的法官针对该方式的支持率极低，相对而言，呼市的法官对依靠控辩双方聘请的专家顾问的方式较为感兴趣，这一地区间的差异，课题组认为其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法院经费的分配有关。
三、几点初步结论
通过对我国现行鉴定制度实施现状和各调研主体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可以看出，《决定》的颁布和实施确实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问题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次调研的过程中还是暴露出大量亟待解决的鉴定问题，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嵌套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绊脚石。
课题组认为，根据上文分析的统计数据，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权力配置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合理”和“配套措施不到位”三个方面：
（一）权力配置不平衡
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权力配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制度能否在实践中顺利的运行。权力的配置并非鉴定体制内部的独立问题，其与刑事诉讼中诉权与审判权的博弈以及诉权之间的对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鉴定制度中的权力配置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审判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难以行使权力。法官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裁判者，是通过对证据进行审查和判断来做出最终的判决。鉴定结论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自然也要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由法官对其证据能力进行审查，对其证明力作出综合判断。即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是法官行使裁判权的一部分。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赋予了法官依据职权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权力。但是根据调研的统计数据可知，在实践中，法官极少运用司法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对鉴定结论的审查也几乎是名存实亡。当然，根据上文法官对合议庭权力的主观评价可以看出，法官并非怠于或不屑于行使这些权力，而是难以行使这些权力。鉴定结论多产生于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其封闭性、行政化的特点决定了法官无法触及鉴定的过程；鉴定人不出庭又使得法官无法当庭审查鉴定程序的合法性，而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在实践中也往往没有对鉴定过程、鉴材提取、实验室条件和鉴定标准的记录，使得书面审查鉴定过程无法完成。由此，法官只能望权力而兴叹。
第二，对于公诉机关而言，其享有权力而怠于行使权力。我国现行鉴定体制下，检察官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但根据课题组本次实证调研的数据来看，实践中检察官极少行使这一权力。课题组认为，检察官不行使该权力，并非与法官一样难以行使，而是其根本无需行使这一权力。这是因为，在我国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中，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职业利益是趋于一致的。实践中绝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做出的，检察官一般说来使用侦查机关提供的鉴定结论提起公诉即可，其不需要再自行启动鉴定程序重新进行鉴定。
第三，对于被告人而言，其渴望权利而无法享有权利。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相比，作为辩护一方的被告人在鉴定制度中享有的权利可谓少之又少。其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无法自行启动鉴定程序。作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其只能就鉴定程序的启动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调研数据可知，对于这仅有的权利，还存在相当的比例是法官当庭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在司法鉴定制度中，辩护人一方是否需要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权利？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调研数据的统计，超过70％的辩护人表示能否在庭前获知鉴定结论对其辩护效果至关重要。超过60％的辩护人认为现行鉴定体制下鉴定人的中立性没有得到保障。从控辩对抗、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而言，我国现行鉴定制度中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已经严重失衡。辩护人一方在鉴定程序上根本无法与控诉方展开对抗。不仅辩护方没有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其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也无法正常行使。这是因为，是否允许辩护人在庭审之间接触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由作为对抗一方的检察官自行决定的。由是观之，辩护一方在鉴定程序中所行使的所有权利—重新鉴定的申请、鉴定人回避的申请以及鉴定结论的知悉权—都需要依赖其他主体的认可或批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实践中即使是仅有的几项权利，辩护人一方也往往难以实现。
（二）资源分配不合理
与其他司法资源相同，一个社会的鉴定资源的总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确定的。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高科技犯罪在实践中逐渐增多，诉讼对司法鉴定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这就与相对有限的鉴定资源之间产生了矛盾。
从调研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实践中有限的司法鉴定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和运用。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决定》的实施，原属于法院和检察院内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被剥离出来，大量进入到社会性的鉴定机构中，增强了社会性鉴定机构的鉴定力量。而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由社会性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只占所有刑事鉴定结论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性鉴定资源闲置，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侦查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由于资源相对较少而又承担了大量的鉴定工作，往往无法保障鉴定工作的质量。另一方面，根据课题组对法官判断鉴定结论效力的一般标准，超过70％的法官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和鉴定人的权威性为标准判断鉴定结论的效力。这就导致实践中当事人更倾向于委托鉴定级别较高或具有官方背景的鉴定机构，无疑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内部进行了资源的重新再分配。少数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吸引了相对较多的鉴定案件，大量普通的鉴定机构却只能承接到极少的鉴定案件。
（三）配套措施不到位
配套措施不到位也是本次调研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问题。课题组认为，几乎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产生的所有问题都与配套措施的缺失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现行鉴定制度中，配套措施不到位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在鉴定人出庭问题上，通过对鉴定人群体的调研数据统计可以发现，鉴定人主观上排斥出庭作证与“无经济补助”、“无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等配套措施的缺失有重要的关系。再如，在鉴定人回避问题上，仅仅在立法上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回避的法定情形，赋予被告人申请鉴定人回避的权利，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使被告人在开庭之前根本无法获知鉴定结论的内容，更不必说查明鉴定人是否存在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形了。
目前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权力配置的不平衡”、“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三者并非完全隔离，互不影响，而是存在着互为因果的紧密联系。权力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实践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而在权力配置中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由于无法决定资源的利用与分配，使得资源的分配实际上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配套措施的不到位又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权力配比上的失衡状态。三者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成为困扰司法鉴定实践的最大难题。
结合对未来改革措施的实证调研统计，课题组认为，要切实地解决司法鉴定实践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仅仅移植外国的相关制度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难以真正打破目前实践中所形成的恶性循环。要标本兼治，就必须要结合我国的法律传统，以结构层面的改革为主体，以技术层面的改革为补充。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我国的司法鉴定发展模式，同时吸收两大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有益因素。一言以蔽之，即将大陆法系的司法鉴定模式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模式进行融合。考虑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结构和近百年的司法传统与法律文化，结合十年来刑事诉讼对抗制改革的成败经验，课题组认为，我国鉴定制度结构层面的改革应以大陆法系司法鉴定模式为主，在技术层面，可以大胆地引进英美法系专家证人模式的有益因素，强化鉴定程序中当事人的对抗性。
注释: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5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在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接着结合我国刑事诉讼实践阐述了辫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可行性，最后提出了建立辫诉交易刑事制度的初步设想。
一、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制度，虽然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传统文化中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详略各异，但其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就是刑事案件在法庭审判前，检察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就被告人自愿作有罪答辩，控方撤销或降格指控，或者建议从轻量刑达成一致妥协，并且，这种妥协协议对法庭具有约束力的刑事诉讼制度。联系我国 政治 、 经济 、文化和司法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它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益处:(1)节约诉讼成本。(2)完整人权保护制度。(3)有利于改造罪犯。(4)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
二、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有人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与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作用相同，何必更名?笔者尚持异议。其一，从形式上看，更名有利于与国际法制接轨，方便国际司法理论研究和实践交往，符合全球一体化大趋势要求。其二，虽然两者核心内容和目的相同，但前者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甚至误将“坦白从宽”当做骗供的同义词，客观上已经削弱了这一刑事政策的功能发挥。而辩诉交易作为一种 法律 化、制度化的规定，有较完备的程序和保障机制，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并且被告人在辩诉交易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是完全被动接受指控，诉讼程序处分权为控辩双方分享，充分体现了控辩双方对等的 现代 刑事诉讼理念，更容易增加被告人的可信程度，从而达到刑法目的。其实，简而言之，更名与否，集中为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刑事诉讼理念是否要与时俱进和怎样与时俱进问题。
另外，我们从被告人及其亲友方面分析，古人曾说过“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面对被刑事的追究，无论是从人的本能反映看，或者是从过去大量的司法实践看，求生求轻是被告人及其亲友的最真实、最迫切希望，不管是坦白自首也好，翻供脱逃也罢，手段各异，其内心希望是一致的。被告人及其亲友的这种普遍的求生求轻希望，为我们建立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奠定了基础。试想，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处于物质利益的矛盾对立面，诉讼请求尖锐对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存在求生求轻希望，因此，根本不可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为被告人及其亲友架起了一座拥有一定自主权可以通向从轻彼岸的桥梁，他们何乐而不为?与现在的法庭舌战，甚至请客送礼暗箱操作相比较，既要合法合理，又要简便可行，而且立竿见影。
三、对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刑事制度的初步设想
1.主体。检察机关和被告人是辩诉交易的主体，其中检察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是具体经办人员。因为:其一，检察机关或检察官为辩诉交易一方主体，是国际通常做法，我国以不例外为好，便于司法交往和交流，其二，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制度，当然只能适用已立案的刑事案件，如果不立案，性质尚且无法确定，没有控辩双方，怎样交易?同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刑事追究的案件，应当有一定的指控证据，甚至要有必要的主要的直接指控证据，而对这些指控证据的评判，显然不能由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进行，因此，公安、部队保卫等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不能成为辩诉交易的一方主体。否则，会削弱“互相监督”力度。其三，如果在审判阶级进行辩诉交易，一方面收不到降低诉讼成本，减少诉讼环节效果，有使辩诉交易制度形同虚设之嫌。另一方面，由于诉讼时间较长，使被告人人身自由受限制较长，增加其心理、经济负担，难以体现出辩诉交易刑事诉讼制度的优越性。其四，我国检察机关处于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担负着对各类刑事案件的集中归口行使检察权职能、由其充当辩诉交易一方主体，既可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检察权的法律制度，又可在保证质量，不增加检察工作总量情况下，减轻整体刑事诉讼工作任务总量。
2.辩诉交易的提出:(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在刑事诉讼立案后至终审判决任何阶段提出，如果是在侦查或审判阶段提出，有关办案机关应在三日内通知同级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2)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应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提出和进行辩诉交易的权利。其中，侦查机关拟以侦查终结前最后一次讯问告知为妥，检察、法院拟以受理移送起诉、受理起诉(以 法律 文书为准)三日内告知为妥。(3)检察机关可以主动提出进行辩诉交易。(4)被告人的亲属、辩护律师在被告人没有明确反对情况下，可以独立提出辩诉交易;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及其亲属受被告人委托，可以提出辩诉交易。
由于进行辩诉交易是一项十分严谨、法律性很强的工作，因此，建议对具休经办交易人员(即参加人)在法律中加以明确:(1)代表检察机关的应当是具有检察员或主诉检察官或几级以上检察官法律职称的检察官才能参加交易。(2)被告人本人参加。(3)被告人所聘请的1-2名辩护律师参加。(4)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监护人参加。(5)被害人及其聘请的人(应为律师)参加，被害人及其人不仅可以就附带民事部分发表意见，而且可以就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贵任发表意见。如果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无故不参加，不影响辩诉交易进行。
3.限制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由于辩诉交易的结果，对被告人极端有利，为了防止辩诉交易变成一些犯罪分子逃避打击的空档，削弱打击力度，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建议卜列情形之一不能适用辩诉交易:(1)累犯。(2)数罪中只能交易一罪，其他各罪不能交易。(3)可能判处死刑的罪犯。(4)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5)被告人明确表示反对交易的案件，但共同犯罪中仅指反对交易的被告人，其他被告人仍可以进行交易。(6)有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明确反对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案件。(7)交易结果必然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案件。
4.交易的监督:(1)辩诉交易结论应当制作法律文书，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审查，同时通报同级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及本案被告人和被害人。10日内上级检察机关如不反对，即可生效。如反对，应以书面形式阐明理由及观点。10日内同级侦查、审判机关可以提出提请复核意见，双方当事人也可申请复核，或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诉。(2)辩诉交易结论应当是进行交易的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不能由检察官个人决定。(3)检察委员会的决定主要依据是案件事实、性质、情节、法律规定和辩诉交易会议协议。
5.辩诉交易的从宽幅度:如果符合辩诉交易条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最先分别在侦查、检察或审判阶段提出辩诉交易的，可分别在拟量刑期基础上减少刑期2/3,1/2和1/4，如其交易后刑期在二年以下，可以假释方式释放，或者撤销指控。如果交易后的刑期为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进行交易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降格指控，该降格指控对人民法院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如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拒绝自供其罪，检察机关可以当庭撤销对其降格指控，作一般指控提起公诉。
6.辩诉交易案件的证据。对辩诉交易案件的处理，我们主张把握三个关键点:(1)由于辩诉交易是控、辩双方依法自愿进行的，对被告人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因此，只要被告人自供其罪，即使无其他证据证明、检、法即可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除非社会危害结果明显不发生。(2)共同犯罪中参加辩诉交易的被告人供述可作同案证人证言证据资料。(3)参加辩诉交易的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不能就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发表辩护，只能结合案件事实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提出辩护意见。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6
一、西方律师道德的最早产生和初步发展
古罗马是世界法制史上最早具有律师制度、律师道德的国家。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1世纪），立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实行诉讼制度，实践中也没有以律师作为职业的人，但是在拉丁文中“律师”这个概念已经出现。法庭上也允被告人的亲戚或朋友出庭为其提供具体意见和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去做，只有少数有身份的公民才能以保护人的身份出现，显而易见，这种特权服务是带有阶段烙印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律师道德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等级制度”、“为权贵服务”成了这一阶段律师道德的基本内容。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共和国元首以诏令形式承认了诉讼，同时规定考试择优录用，“能为平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辩护人”，平民亦可比较自由地有偿聘用诉讼人，于是律师制度有了法律保障，律师和被人的道德关系也开始形成。罗马帝国初期，律师阶层正式形成，能够担任和辩护的律师范围也逐渐扩大，根据罗马法规定：凡权利和能力没有受到法律限制的本国公民都可出庭为当事人辩护；每个公民都有权请求律师给予法律帮助。
随着罗马城邦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现实生活中财产关系愈加复杂，相应的经济立法也逐渐增多，故而奴隶主不可能通晓所有法律，但为了在纠纷中取得胜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大批职业律师应运而生，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巨大作用，于是律师制度进一步巩固，律师道德也进一步发展，但始终没有摆脱为特权阶层服务这个特点。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统治者再次拓展了律师业务范围：律师不仅可以从事民事，刑事诉讼辩护，还可以接受法律咨询，同时担任律师的条件也更加严格了。
从开始的萌芽到初步的发展，律师制度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漫长时期，同时随着它的发展，在律师业务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新型职业道德，即律师道德。虽然它具有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但毕竟使人们的道德观念掀开了新的一页，把人们从“一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入可以“利用自己所长维护他人权益”的美好境界，律师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进步！
二、西方律师道德在封建制度下停滞发展封建摧残
任何事物都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西方律师道德的发展也不例外，经历了一个良好开端的西方律师道德本应沿着这个方向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欧洲进入漫长的封建社会，由于君权和神权结合而生的专制制度的存在，由于基督教神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西方律师道德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仅而受到了封建制度的催残和破坏。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上继承了奴隶社会原有的“神明裁判”采用由法官单方审讯当事人的“纠向式”审判方式。这个时期，律师制度虽然没有彻底取消，但所起作用也较轻微。各个国家由于封建等级严格宗教势力极大，在诉讼中，僧侣、封建主和农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律师制度仅仅在宗教法院中实行，世俗法院中僧侣独占辩护权，这种律师制度下的道德显然是畸形发展，深受君权和神权的影响，其自身也充满了腐朽，落后的东西，或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
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旧的律师道德开始受到冲击，在思想领域，一种崭新的潮流开始涌现，并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这种潮流渗入各个领域，律师道德也开始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这正体现了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
三、西方律师道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迅速发展。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大推动了西方各国律师制度的发展。16世纪，西方各国都以罗马帝国后期的法律制度为基础进行律师制度革新：在各大学中设立法律专业，培养代诉人、辩护律师。于是，西方稳定的律师职业集团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职业道德也随之产生，这种职业道德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国家，它的律师制度的产生早于其它国家。“诉讼”这种制度在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之后就被英格兰人接受了。虽然当时一些律师只有在教会法院，海事法院里才被承认，但这毕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大进步，14世纪以后律师称号取得，能否出庭都要经过立法机关核准。这时，辩论律师和人尚可由一人担任，但19世纪以后辩护律师与人之间就有了严格的区别。斯图亚特王朝颂布的《人权保护法》明文规定了诉讼中的辩论原则，从法律上承认被告人有请人代辩护的权利，这样不仅促进了英国律师集团的发展和壮大，而且为律师职业及其道德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
法国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在资产阶段革命时期，公开反对封建社会的“纠向式”、“有罪推定”等腐朽落后的审判方式，提出“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相符”“民主辩论”等进步的法制原则。这为法国资本主义律师制度及其道德的产生做好了理论准备。1791年宪法规定被告人从预审开始就有权接受辩护帮助；1793年雅各宾派颂布的宪法也明文规定：国家应有“公设辩护人”；1808年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了辩护权、辩论原则及律师制度。这样法国资产阶段性质的律师集团开始产生，律师职业道德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美国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注重法制的建设，它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各行各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于是大批资产阶段律师产生，1878年5月4日，美国律师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律师集团的壮大，也使美国律师开始了有秩序的行业管理。1882年，新泽西州标准石油公司雇佣律师，并设立律师事务所，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此，工厂、矿山、银行、商业等企业事业都纷纷效仿，以维护自身权益，美国如今已形成世界各国中最庞大的律师职业集团，且律师的分工细密也使其它国家与之无可比拟。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7
询证其实是一个模拟法庭，在一个房间里，现场有捷康的美国辩护律师及中文翻译、泰莱的辩护律师及ITC的官员和中文翻译，整个询证过程全部录音和摄像。摄像内容可以作为将来庭审的证据。
捷康一共去了四名证人，安立军是公司证人，吴金山副总经理(捷康股东之一)是技术证人，以及另外两名辅助证人。董海峰律师跟了香港询证的全程。这类询证时间长，节奏快，为保证效果，他给几个证人做前期演练，把所有对方可能会问到的问题都想到，并授予答辩技巧。
询证过程中，泰莱把它五项专利的四项仅作了简单的询问，最后的焦点都集中在“463”这个颜色比较接近的专利上。由于捷康的律师全程跟进并提前进行了仔细的模拟演练，整个在香港进行的证人询证答辩过程，捷康的证人做得非常成功。
最后一天询证结束后，几个人从法庭出来，都松了口气。此时已经到晚上11点多，大雨滂沱，打不到出租车，路边的餐厅都打烊了。饥肠辘辘的五人只得在路边车站吃方便面。安立军回忆说，“实在是饿坏了，我一个人吃了两盒方便面，这还是香港产的方便面，当时觉得特香。”
实地取证，地上残留灰尘也不放过
泰莱公司的律师因为捷康公司的主动加入，又追加了人员和预算，根据ITC的程序进程，泰莱公司必须在规定时间完成对捷康公司的调查取证。
根据捷康递交的资料和对证人的询证，泰莱律师及专家在ITC官员和捷康美国律师和中文翻译的陪同下于2007年10月30日到捷康工厂现场进行生产过程的摄像和取样。
ITC的辩护中，特别强调事实证据，除了证据递交，事实调查非常关键。由于泰莱放弃了另外四项专利，捷康的律师不会让泰莱方面看任何其他地方，焦点只能是涉及“463”专利的这一段生产线。
但是这一段过程中，泰莱的律师从投料开始(包括中间体)取样，整个生产过程全部拍摄、记录，甚至看了生产记录。这些看起来的确毫无问题。
为了找到对捷康不利的证据，泰莱甚至把车间地面的灰尘都收集起来，并在当天通过美国具有全程保温快递公司送到美国去化验，希望从中找到对捷康公司不利的证据。捷康公司的美国辩护律师为了确保样品化验数据的准确性，也按同样保温冷藏方式寄到捷康在美国的指定实验室。
安立军告诉记者，“他们连灰尘都要取样的时候，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捷康的美国辩护律师为了确保绝对胜诉，按照ITC法律赋予的权利，到英国对泰莱的专利主要申请人进行了调查，并针对专利在美国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同时也要求泰莱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为了确保绝对胜利同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来证明泰莱的专利无效。
“庭审提前了”
庭审时间是2008年2月26至28日，这是证据确定、进行审理答辩的最关键环节。这个环节决定输赢，容不得丝毫疏忽。
2月初安立军作为公司证人，吴金山作为技术证人，提前赶到了华盛顿。捷康美国子公司负责人张晖参与了该过程的全程。F&R的律师团共10多人，把泰莱的一切可能问到的问题以及公司证人、技术证人以及专家证人加州大学教授，进行轮番的培训。准备时间越长就越贵，因为这些专家和律师的收费精确到分钟。
F&R制定的双管齐下的应诉策略：尽一切可能确定捷康不侵权，和找一切证据使对方专利无效化。当然这也意味着更高的律师费。
由于语言不通，需要一名双方都认可的翻译。担任庭审翻译的是一名美籍香港人，根据安立军的在香港询证体会，“我认为翻译水平不高。”他又被告知，“如果翻译翻译错误了’仍按照翻译说的为准。”他告诉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调整自己去适应翻译，尽量避免出现地方语言和难以翻译的专业术语。
次日才开庭，安立军觉得这天没什么事，就和吴金山以及带来的台湾翻译一起去附近的白宫转转。几个人刚下地铁往白宫赶，就接到张晖十万火急的电话，“出庭时间提前了。”
完美的答辩
按照ITC法定程序，2008年2月28日对捷康公司的公司证人、技术证人、专家证人进行开庭审理。主席台上是ITC的大法官，两边是书记员，法庭中坐满了泰莱的辩护律师大约20多名，及捷康的辩护律师和法律工作人员，其他人员可以旁听。安立军注意到，三家中国被告及其律师都来旁听了。
法庭的要求是公开环节(比如公司证人询问环节)是公开的，可以旁听。当审理到技术环节需要回避时，无关人员会被请出法庭。
公司证人最先回答问题。这也是安立军最遗憾的部分。对方居然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捷康的总经理?”安立军回答，“是。”然后结束了'尽管安立军万里迢迢赶过来作证，尽管他已经做了全方位的可能被提问的准备。后来他自己的理解是：公司证人回答的问题不涉及侵权，“337案”也不是反倾销之类的案件，所以他们也不会在公司证人身上浪费时间。
接下来是技术证人提问。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美国的这套质证程序，听证会上，各方当事人基本没有说谎的机会。
泰莱的询问技巧是，先提问，看你如何回答；然后现场比照资料内容，并调出香港询证的录音录像，看是否有出入。如果找到不一致的地方，再给法官指出，让法官对你有一个“不诚实”的印象。
这时候就看出吴金山的深厚功底。在一连串十多个问题的询问下，硬是回答、资料和录像全部一致，这个环节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泰莱的律师找不到任何的出入，他们开始着急了口
最后无奈之下，他们开始在专家证人身卜寻栈突破口。
他们拿出自认为最有效的证据：捷康给政府提交的资料和实际的生产工艺资料不同，所以捷康是不诚实的。同时，他们又拿这一条来攻击捷康的专家证人，说，“你们为他辩护，他提供的资料都是假的。你有什么好辩护的?”
这个问题提交给专家证人后，他用英语回答，在场的安立军听不懂，大概明白他的意思是：“捷康为政府提供什么资料，我不关心。我只关心真实的工艺，我只为真实的工艺辩护。”
庭审结束后出来，辩护律师说，“答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百分百胜利了。”因为对方没有抓住捷康任何漏洞。
完胜!
根据双方递交的证据资料和法庭的答辩，ITC第三方律师在法庭审理前及审理后都做出了捷康生产工艺不侵犯泰莱专利，泰莱“463”无效的结论；ITC行政法官开庭审理中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综合审查双方递交的证据和材料后，根据ITC相关法律于2008年9月22日对本案做出裁定：进口到美国的三氯蔗糖及下游产品并不侵犯泰来公
司诉请的4980463、5470969、5498709、7049435四项专利；对于泰来公司诉请的5034551号专利，ITC没有管辖权；同时还认定，美国并不存在与4980463专利相关的国内产业。基于此，ITC裁决，除缺席者和败诉的以外，捷康公司及中国三家被诉企业(河北苏科瑞、江苏牛塘、广东食品研究所)的生产工艺并不侵犯泰来公司的专利权。
捷康公司经历了一年半的辩护，共支付律师费300万美元(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最后赢得了全球同行唯一一个主动加入并不侵权的判决。
F&R负责人Craig Smith表示：“对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全面的胜利。我们说服国际贸易委员会相信捷康三氯蔗糖制造有限公司的制造工艺没有侵犯所宣称的专利，该专利是无效的。”
这桩案子，除捷康公司是主动加入“337调查”并被认定不侵权外，其他三家生产企业及相关贸易公司还要在ITC法庭胜利后继续应对联邦法院没有审理部分专利的调查。至此，捷康公司成为全球唯一ITC胜诉又没有地方法院诉讼的三氯蔗糖制造企业。
2008年9月22日法官做出初裁，捷康和其他三家被告全胜。初裁后，ITC委员会根据法院裁决进行表决，于2009年4月6日发出终裁结果，认定捷康不侵权。2009年6月6日，总统放弃了否决令。自此，捷康宣布完胜。
胜诉的效应
回顾这次胜诉之旅，安立军告诉记者：“捷康公司经历了近两年的辩护，共支付律师费两千多万，最后赢得了全球同行唯一一家主动加入并且不侵权的一个判决，获得了通往全球贸易的一个通行证。” “此次应诉的胜利，使捷康深信，市场渠道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核心能力。捷康将一如既往在扩大硬件建设的同时，坚持继续开发和维护自主知识产权，为各大销售网络和经销商营造优越的经营环境，为消费者提供优异的产品，为股东创造最大利益。”6月8日，安立军在“捷康主动应诉英国泰莱科技有限公司和美国泰莱三氯蔗糖公司ITC专利调查的判决最终取得完胜”新闻会上表示：这是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唯一一家主动要求加入“337调查”并最终胜诉的中国企业。
自主动加入ITC的“337调查”后，捷康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连续举行大型新闻会四次，在各大媒体上新闻数十次。“我们把诉讼期间作为有效拓展市场的机会，这是扩大市场份额的好机会。”捷康全球销售副总经理杨洪梅告诉记者。
捷康在全球行业声名鹊起。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元、欧元国际货币贬值的残酷经济下，捷康公司的销售仍能以每年50～80％的速度增长。
并且，诉讼还令捷康的全球销售网络建设更完善。由于捷康公司主动加入ITC调查，全球各国的经销商和客户主动与捷康公司接洽业务，使捷康公司在很短时间里建立了遍布美洲、欧洲、亚洲及亚太等全球的销售网络。
主动应诉也让捷康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由于捷康公司是主动加入“337调查”，泰莱公司就没有理由把捷康的客户列为被告名单。这样捷康公司就极大限度保护了客户利益。“主动应诉还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吸引了高级人才，加强和完善了捷康的整个管理队伍建设。”安立军表示。
从捷康主动递交申请，前后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捷康成为仅次于泰莱的供货商。其间还涉及到技术改造和工厂扩产。安立军说，“捷康在20年之内不会停止扩产。”
杨洪梅副总经理告诉记者，“以前是捷康去寻找客户，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来。捷康一跃而居为欧美第二大、亚洲第一大三氯蔗糖供货商。”
反思
反思这一案件，安立军提出，政府必须给企业加强“商场如战场”的意识。价格战只是其中最低级的手段，现在高级战役就是知识产权壁垒，还有各种标准体系、环保体系等；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对国际上会有哪些贸易壁垒、贸易竞争要非常清楚；力量不足的企业，不要贸然进入欧美市场，可以挑选难度较低的亚洲或非洲市场。
他还说，不要等到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应诉，一定要未雨绸缪，“律师费，主动应诉是投资；被动应诉是花费。”
安立军特别强调，政府要营造一个国内竞争环境，“不是教会企业游泳，而是妻给企业建一个标准游泳池。现在我们的环境只是一个小澡盆而已。”
这一点，得到了相关专家的支持，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回应。
盐城捷康公司所在地的射阳县县长顾强生表示，“作为地方人民政府，我们主要是注重发挥政府服务职能，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调查专员夏翔认为：“商务部公平贸易局作为应对‘337调查’的主管部门，我们支持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在各方面给予行业、企业指导和帮助。商务部长期跟踪指导我国的企业参加‘337’应诉，并通过多种途径对外表达我国企业关注、维护国际贸易的决心。”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篇8
在2012年3月完成第二次修订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近半年以来，各地、各级公检法司机构就此组织了学习和培训。不过，包括律师群体在内，他们更为关注的是相关司法解释和配套文件的出台。
“这是比法律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规定。”河北一位司法人员甚至用“盼望”二字表达对司法解释的期待。
《财经》记者获悉，截至7月底，最高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已完成初稿；《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等配套解释性文件正由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修订。
此外，法律援助和刑罚执行等与刑诉法相关的内容，也正由司法部修订之中；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解释稿》）亦在向全国法院系统征求意见，9月中旬结束。该司法解释将于年底前正式，与刑诉法同步实施。
公安部此次修订的初稿，汇总了自1996年以来出台的相关文件，原《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总计355条，现增至397条，内容变化不大；最高检察院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共计468条，现增至688条；最高法院原“解释”总计367条，现增至560条。
各部门在司法解释上条数的大幅增加，一方面反映了自1996年第一次修订刑诉法之后，刑事诉讼环境的渐次复杂；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中国刑事诉讼立法技术在原地踏步。
“如果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能够更具可操作性，也不会出现司法解释越来越密集的现象。”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说。
其中，最高法院7月31日在法院内网上的《解释稿》虽注明“内部资料”，但随后的传播使之成为半公开状态。《解释稿》中关于辩护人、诉讼人的处罚条款，引发大量争议。律师界不少人认为，相关条款是“二次立法”，是在“扩权”。
8月26日至29日，最高法院在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就《解释稿》征求意见。与会者从解释理念、具体规定以及文字表述等方面，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
接近最高法院研究室的人士透露，最高法院已经关注到相关质疑，在小范围内也有讨论。上述论证会即为确保《解释稿》能够符合立法精神。目前内部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已近，最高法院将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届时，最高法院将汇总有关专家、各级法院的意见和建议，“对《解释稿》进行完善和调整”。而《解释稿》最终稿还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称法工委），也要与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以及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协调。
在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看来：“此次刑诉释法在社会上引发强烈争议，除了明显的‘扩权’条款外，根源在于司法解释主体资格不清，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界限不明，《立法法》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扩权”嫌疑
《解释稿》第250条第二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者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人身份出席法庭参与诉讼；辩护人、诉讼人是律师的，还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等处罚。”
陈光中认为，这是该司法解释“扩权”最为明显的地方，超出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权限。
韩嘉毅表示，该条款与《立法法》和《律师法》相悖，一旦通过，将成为司法解释越位法律的案例。
京衡律师集团主任陈有西也表示，一旦该条款通过，“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一些律师将会退出，至少我会退出这类业务。这将加剧刑事案件辩护率持续走低和辩护质量大减的局面。”
韩嘉毅亦认为，这将大大挫伤刑事案件律师出庭辩护的积极性，降低辩护质量。
导致律师界如此反应的一个背景是，近期在广西省北海市、贵阳市小河区等地的法庭上，都出现律师团与法官的“对抗事件”。最高法院的《解释稿》被认为过于偏向法官一面。
一位曾参加小河法院案件庭审的人士认为，全国律协、司法部也可以帮助律师实现《律师法》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出台有关规范性文件来矫正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但是依据这种规范性文件，律师能与司法机关对抗吗？如果将主体反过来，律师不执行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后果会是什么呢？”
一些地方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认为，近年来，庭审控辩对抗、法官与律师之间对抗加剧，很多案件出现了审判人员无法维持庭审局面的情况，《解释稿》明确和加大审判人员对庭审的控制力，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他们表示，律师“扰乱法庭秩序，寻求舆论支持”的方式并不一定能给当事人带来最佳的辩护效果和结果。
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不久前曾分析了个中原因。他指出，个别律师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事实证明，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不高，原因之一是，法官在观念与实际操作中仍带有纠问式色彩，不能适应抗辩式庭审；原因之二是，审判长不是相对独立的。
但也有地方法院审判人员担心，如何把握《解释稿》所设定的度，是一个值得检验的问题。比如对何谓“严重”的把握：“什么是‘严重’？这种模糊用词需要量化，不能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除了对第250条的争议，《解释稿》中关于回避、发回重审、扰乱法庭秩序的主体范围、法官处罚权的范围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等问题，亦产生争议。
《解释稿》第31条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
“《解释稿》将决定回避与否的权力直接交给了主审法官，并不得复议。”全国律协刑委会的一位委员认为，这扩大了行使回避决定权的主体范围。按照刑诉法，决定是否适用回避的权力由法院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