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论文范文

古文学论文篇1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孔子对《诗经》的探讨，在其儒家创始者身份的影响下，后世对于《诗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并在西汉时代形成了以《诗经》为首的经学研究体系，从而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论语》中的其他言论，虽然已经超过了文学范畴，但是，由于孔子和《论语》本身的流传，后来的的某些见解则留下了孔子或《论语》的影子，将这些言论完全归之于孔子和《论语》的影响，虽然显得有点幼稚，但是，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

古文学论文篇2

古诗词赏析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师在教授时苍白的语言往往不能传达诗中的意境，学生囿于学识和体验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往往不够，从降低学习兴趣，出现厌学情绪。此时，结合内容配以景物图片、古典名曲或名家朗诵，可以达到声情并茂的效果，从而使学生眼前一亮。这方面的资料有戴敦邦的图说唐诗宋词、华三川的唐人诗意图、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名家诗文精品欣赏》系列、姜嘉锵的《古典诗词演唱》专辑、许淑敏等主唱的《宋词古唱》专辑、邓丽君演唱的古典诗词等。古代文学元明清段小说戏曲作品多，这些作品往往篇幅较长。在今天这个视频时代，许多学生未完整阅读原著，课堂上单纯依靠老师的分析往往不能形成共鸣，学生仅仅被动接受条条框框，课堂往往沉闷，这时不妨利用多媒体将学生带回原著的场景中以激起学生的积极性。讲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小说、戏曲时插入相关的影视剪辑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有时甚至可以将影视与原著进行对比，以培养学生的鉴赏力。古代文学作品需要还原到历史文化系统中，结合当时的宗教、艺术等因素，从社会思潮中去把握。要之，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教师应该适时利用图像、影音资料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但也应该牢记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切忌让多媒体资料喧宾夺主。

2利用多媒体加快教学节奏，扩大教学知识容量

随着多媒体的普及，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扩大教学容量，从而解决这一矛盾。传统教学方式下知识的传授主要依赖教师的口头表达与黑板板书，二者在速度上的局限性限制了课堂上信息量的传播，运用多媒体恰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利用多媒体可以加大信息量，提高讲练的密度、层次、力度，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在讲授古代文学诗文、戏曲、小说时，适当运用多媒体把相关的图像、评论以及原典朗诵串入其中，不但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改善教学效果，而且还可以大量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省教学时间。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加快，大型古籍数据库不断增加，出版古籍也不断数字化。

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诗》、《全宋诗》等都已经制成数据库系统。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必然涉及原典等资料的引用，古籍数字化与多媒体结合极大方便了教师对资料的引用，不但可以节省抄录的时间，而且随着引用的增多无型也扩大了课堂的知识量。利用多媒体可以“展现学界的研究成果，增加学生的思辨能力”，使用多媒体将同一位作家的“多个评价打在同一界面，可以通过不同颜色，左右、上下形成鲜明的反差，同学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评价得出自己的观点，这无疑会增强他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②由于课时有限，学生无法在课堂上进行大量阅读，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师可以将阅读资料通过个人空间、网盘、社交网站、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供给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检查即可，把课堂延伸到课外从而扩大教学知识量。同时，教师也还可以利用网络辅导、答疑等方式解决学生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把古代文学的教学渗透到整个学生的生活中。

3利用多媒体突破教学重点难点，深化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的教学难点多，传统的教学方法效果差，利用多媒体可以有效提高教学效果，突破难点。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扫清字词是理解诗文的基础，传统教学中仅仅通过教师口头讲解，学生往往印象不深刻，如果抄录在黑板上，又会浪费很多时间，利用多媒体则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可以使用不同颜色、字号或字体将疑难字突出并配备读音和解释，从而加快学生对字词的理解，激发学生阅读原文的信心。图表可以简化内容帮助理解，传统教学在图表利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多媒体教学则可以轻松地利用图表来突破重点难点。如讲解中国古代文学史总绪论时，可以将文学史一主两翼、三古七段等做成不同类型的图表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

在唐讲授唐代文学绪论时，可以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将代表性作家作品制成图表，可以让学生快速建立唐代文学发展的总体印象。古诗词学习的最难之处就是理解诗中的意境和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多媒体教学中运用古诗配画能创设一种媒体与诗境相结合的教学场境，从而帮助学生理解。例如讲解王维的《竹里馆》一诗，为了体会诗中空明寂静的意境可以配以戴敦邦《竹里馆》诗的绘图。讲元代王冕《墨梅》诗，配上他的《墨梅图》真迹的图片。讲解白居易的西湖诗可以结合西湖风景画，讲吴均《与朱元思书》可以参看《富春江山水图》。古代文学审美标准和批评术语与古代其它艺术类型有相通之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展示其它艺术作品的图片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如讲魏晋诗文时可以结合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帮助学生理解其时代的艺术精神，利用宋元山水画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高妙”、“兴趣”、“空静”等概念。利用多媒体播放体现传统文化的影音也可以学生理解古代文学批评上的一些概念。如水墨山水动画《山水情》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山水虚中有实，实中带虚，显示了古代艺术的深厚传统。通过影片的播放，可以启发学生去理解“韵味”、“滋味”、“意境”等概念。

4利用多媒体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古代文学难学，导致学生兴趣不高，从而使得古代文学难教。若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影音时代，我们的沟通方式已经从书信变成了电话和视频，我们的休闲娱乐从阅读变成了观看影视。作为新时代的学生，他们对音影图像的兴趣远远大于单纯的文字，我们的教学方式也应该打破旧规，充分利用影音资料来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诗词诵读是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诵读不但能提高学生的朗诵能力，并且能在诵读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利用多媒体和网络可以轻易将名家诵读带入课堂，在讲解完一首诗词后，播放一段深情的朗诵无疑可以加深学生的体会，陶冶其性情，从而提高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是相通的，流传下来的古代名曲众多，在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的今天，作为古代文化传承者更应该将古典音乐引入课堂。利用多媒体在课后放一段古典音乐，不但能娱乐学生的身心，无形中也能提高他们的欣赏水平，对于学习古代文学大有裨益。现代人对影视的兴趣远远超过书籍，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均年阅读量只有4.35本，很多人可能一年未读过一书本，但是很少有人一年未看过一集电视或一部电影，而年青一代对影视的兴趣则更加浓厚，以影视带动原著阅读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现代有许多书籍是在影视热播后才得以畅销的，《亮剑》是都梁在2000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但是直到2005年据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它的销量才大为增加。而《蜗居》和《山楂树之恋》两部书早在2007年就已经出版，但是直到2010年两部同名影视剧热播后，图书才成为畅销书。即使是名著在影视热播后也能带动其销售，《红楼梦》、《京华烟云》、《倾国之恋》等名著无不如此。

5总结

总之，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来为古代文学教学服务，根据多媒体的特点来对古代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当然，我们在利用多媒体时也应该规避容易犯的错误，要切忌课件过于单调或花哨，不要以多媒体代替板书，更不能只顾操作课件而忽视与学生的交流互动。

古文学论文篇3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我于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考上四川大学研究生，拜在杨明照先生门下，1983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明照先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和博雅亲切的人格熏陶两个方面。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此，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无论是治学的严格，还是人格的熏陶，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且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

第三，中国文化的空心化趋向。在整个文化发展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整个文化出现了一种”空心化”的趋向。当代中国人缺少类似于西方的“诗意栖息”的文化家园感，当下缺少精神文明的核心理念，缺少有民族特色又适合当代人的文化思想支柱，”文化失语”，学术缺乏刨新性等现象也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简言之，从本质上讲，读经旨在创新。读经不是我们的目的，一如学习西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一样：读经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正如借鉴西方目的在于从中得到启发。今天中国需要创新，而要创新，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和西方文化经典，并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涂：毫元疑问，中国古代文论与古代典籍对当代文化建设和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命运并不尽如意，甚至令人堪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才能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呢?

曹：中国古代文论与典籍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当下的语文教学同样有着无法抹灭的价值。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要“立足异质，融会古今”。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注意和重视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有许多学者则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所谓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立足于中国人当代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在坚实的民族文化地基上，吸纳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成果，融汇中西，从而建立起真正能够成为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学术表达、并能对其产生影响的、能有效运作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和“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与“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一设想，对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并使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工作，将成为重建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是首先进行传统话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涂：就文学理论而言，当下中国学界大致呈现出两种趋向：其一，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偏好，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则相对漠视，表现出典型的“失语症”：其二，普遍将中国文论和文学现象当作西方文论的注解，用西方文论来解释和分析中国文学，为中国文学界把脉问诊，即所谓的“西体中用”的变体延续。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

曹：的确，当下中国学界大致表现出“失语症”和“西体中用”的趋向。自我于1996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学术界就围绕

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学理论争和哲理思考。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我之所以提出“失语症“，主要是针对学术界的学术研究。

所谓“失语”，是说在中西知识的整体切换中我们丢失了自己的知识方式。一方面，我们坚信，只有现代西学质态的知识才是唯一的知识。20世纪，新知识之所以能够全面取代旧知识，是因为我们相信分析性质态的西学知识才是科学。旧知识被取代，是因为这种知识质态不行了，它在知识的质量和形态上都不科学。不行的不只是旧知识中某些观念过时，而是这样的知识本身。如果要以分析性质态为标志的科学知识为唯一的或标准的诗学知识，那中国人的命运只能是“失语”、“无语”，甚至“哑语”。

另一方面，经由一个世纪的演化，移植的知识已成为我们的新传统。我们被这样的新传统灌养成人，我们整个的知识立场和视野已全面系统地置身于现代西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对诗、对艺术、对事物，对一切可以用知识的方式来研究和理解的对象，都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处理的。如此一来，一、中国传统的诗学知识从现代中国的知识系统中逐渐疏离出去，成为“他者”。传统诗学由此而显得不科学，“模糊”、“含混”、“不清晰”、“不准确”、“无系统性”，成为异质性知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用西学的知识原则和理论逻辑来理解传统，使得“研究”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传统知识向现代西学知识质态同质化归，无论是阐释、分析还是评价，都是将传统知识“转译”为现代知识。

涂：您在1990年代末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重要命题，可谓切中肯綮。经过十多年的探讨、研究和沉淀，您认为当下中国学界是否已经摆脱了“失语症”状态?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面对西方文论的失语状态呢?

曹：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规则。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在于“何以失语“，“失什么语”。“失语症”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有着必然联系。我们对传统文化隔膜了，当代学生甚至很多学者都不读经典，而经典就是决定话语规则的基本东西。我提出“失语症”已有十多年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争论。应该说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

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传统诗学的“异质化”、古代文论的现代化等现象，都是中西诗学知识谱系全面切换的整体综合症。其背后，是中国现代知识建构所面临的在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更为深重的现代性危机。就知识建构而言，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秉承了西方现代知识建构的固有危机；另一方面，植八的现代性又极为深重地导致了移植知识系统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紧张和疏离。诗学的话语危机和与西方对话的立场危机，不过是其表征。在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反省和调整的时候，除继续引进西方资源外，我们实际上只剩下中国传统的诗学资源。中国传统诗学的价值，不在于可以用来确证现代诗学知识的正确性，而在于可以据之从另一个“异质知识”的立场和视角来反省和调整现代诗学作为一种诗学知识形态的偏差。因此，对传统的诗学资源，我们必须在保有其异质性的前提下进行利用，要防止在对异质性的研究中将异质性篡改为同质性!。

涂：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界的知名学者，您不仅撰写出《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 《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 《比较文学论》、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 《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等煌煌巨著，也亲身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复苏和发展。您认为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可谓蓬勃迅猛，成就斐然，有目共睹。进入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则更上层楼，新论迭出，佳作频现。关于这一点，通过我和王向远教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6―2007》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即可管窥一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成就，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最有创新性的表现。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心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研究边界等学科内部建设问题。第二阶段从1988年到1997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主要关注如何以其特色加入到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去。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界以自己的贡献积极推进着全球性普世理论的建构。

涂：的确，我们从您的等身著书中，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厚重成果。依您之见，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着哪些不足呢?换句话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曹：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需引起学界重视。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大致有三 第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孙景尧、严绍鎏、徐京安、叶舒宪、刘献彪、刘介民等大陆学者，李达三、古添洪、陈鹏翔、张汉良、苏其康、黄美序等港台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此问题。第二，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力尚待提升。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学科，深深植根于中国深厚博大的文化之中，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也是行不通的。第三，比较诗学研究有待深入。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学科新理论，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涂：比较文学不仅仅具有天然的比较意识、比较思维和比较方法，而且跨越不同民族、国家、语言和学科。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对学习者提出相对较高的要求。那么，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大致具备怎样的素质呢?

曹：比较是构成学识、获取知识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学术创新的基本元素之一。作为国际人文学科显学之一的新兴学科，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今，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目益扩大，欧美国家的许多大学早有了十分正规的比较文学系，北京大

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许多著名高校，也先后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或比较文学系，这一切，表明了这门学科在20和21世纪的勃勃生机。

在这种宏观态势和学科背景下，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比其他人文学科具备更高的知识要求和素质。这要求学习者有献身学术研究的勇气，有甘于坐冷板凳的耐心，一如钱锺书先生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同时，研究者还应具备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人文通识，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以上的外语。

涂：这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需要沉潜学习多年才有可能达到。据我所知，您曾经编过《大学语文》、《中华文化》等普适性教材，对大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充满7令人敬仰的热忱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您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才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呢?

曹：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并非是把每个学生都培养成学者或作家，而是在通识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学者精神”，在专业学习基础上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问题的“学者素质”。前者――学者精神，呼应着大学生应具备的人文素养：后者――对应着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综合能力；二者的密切结合构成一个合格而优秀的大学生素质。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基础牢、多层次、宽口径的通识人才：同时，要防止无边的宽泛，既不能搞成文、史、哲再加经、管、法，辅以理、工、农的平均主义，也不能是不论专业立足点的大杂烩。理想目标应当先博后专，太宽泛了不行。在博与专的问题上，重点应注意培养学生素质，高素质的学生应当知识博雅宽广，基础扎实。有的高校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好找饭碗，增加了许多实用的课程，这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冲击了基础课程。就中文系学生而言，中文学科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应当首先立足于人文素质教育，其次才是研究能力提升。我很乐观地相信，兼具学者精神和学者素质的高素质的中文学科学生，不但适应工作面广，动手能力强，思维灵活，而且在工作岗位上更有后劲，更有发现问题，于问题中成长的潜力。

涂：是的，我注意到您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多年来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与“《十三经》讲读”等古典原著精读课程，我想这一定饱含您对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的学术理念追求，也体现您对如何培养高素质学术研究型人才的探索与创新意识。请您具体谈谈这种培养理念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学术考虑呢?就大学语文教育而言，我们应该怎样设置学科，才能合理地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培养他们的学科意识和研究能力呢? 　曹：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多、空、旧、窄。所谓“多”是指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课、现代汉语等课程还与中学重复。问题是，给学生开设众多课程，灌输系列知识，何以未能培养出钱锺书、季羡林那样的大学者々这并非意味着学生不努力，而应当从教育机制上进行反思。课程越设越多，讲授越来越空，课程越讲越旧，专业越分越窄，学生基础越来越差，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怎样解决课程设置太多及重复设置问题?我认为应当“消肿”，即适当减少课程门数、减少课时。可根据课程分类制定恰当的比例，要不然各门课都想扩张自己，消肿将无从谈起。有些课程可适当合并，如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文学概论与马列主义文论，也可考虑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合为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便于压缩课程，贯汇古今。同时，本科课程设置还应当与研究生学科目录修订结合起来考虑，使课程设置具有连贯性和前瞻性。主干课程可大致考虑为七门：文学概论、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原典导读、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语言学与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拓宽知识面，文史哲打通来培养，确有好处，但要防止宽而不厚，博而不专。拓宽知识面的同时，应有一个基本立足点，要以专带博。拓宽知识口径与加强专业教育应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古文学论文篇4

告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二、“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三、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四、结语

如果把散落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广告连缀起来，很可能就是一幅中国古代广告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广告无论是形式的新颖程度、理念的前卫程度，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都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在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或隐或显地偷渡了广告因子，而在今天的广告中，又偷渡了古代文学的因子。文学与广告，实在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亲密跨界关系，“跨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两个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很可能会撞出火花，产生新的意义。如果让广告和文学相互跨界，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取法，那么就有可能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古文学论文篇5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形势和背景下，所面临的语境是十分特殊的，这就必须要将新的血液引进来。新的内容也可以从就得东西里面挖掘，我们的古代文学资源是如此的广袤宏大，这就需要人们积极地去挖掘它、全新解读它。我们不可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若是能彼此借用对方的力量，必然有助于实现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

古文学论文篇6

文学批评在文化发展的早期时，它们几乎都是以句子的形式寄生在先秦的古籍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古代批评性文体的寄生性。古代传统批评的这种特点在作品中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即批评与对象)二者合二为一，二者一起构成了文学批评文本。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评点式的批评方式。评点式的批评是对诗文和小说、戏曲作品进行的评赏。它们迥异于现代纸媒批评的长篇大论以及逻辑性的思维和思辨性的语言，首先它篇幅短小，有时候甚至只是一句话;其次它不对文章做深入探究，只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由直觉出发来点评。所以他们写出来的批评大多是是一种对文章的欣赏或者赏析，类似于我们现在说的读后感。在正统文学批评中，这种短小、灵动的文学批评已经绝迹，但是在新兴的网络文学批评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文学批评方式的复活。例如下面对沧月的《七夜雪》的评论:“我喜欢妙风。他不争不抢，却是最后陪薛紫夜到人生终点的人。我喜欢他的和煦温润喜欢他的与世无争喜欢他的风雅冷傲。我知道他是幸福的，他在薛紫夜的故居走她走过的路，他不会后悔。其实我不喜欢这样的结局，我不希望他救瞳(薛明介)，他是一只从一开始就抱着反噬之心的毒蛇，他会成为霍展白的敌手，会领导西域魔宫掀起再一次的武林血腥。我更恨他带走我最爱的紫夜，你们不会明白，我到底有多喜欢那个凶恶霸道的死女人。她有雪怀，有那个抱着她给予她最后温暖的男子。她有霍展白，有那个陪她喝酒一醉方休划拳直至尽兴的过命蓝颜。她有雅弥，有那个永远带着一脸和煦如春风的微笑的人，他会一直爱着他直到生命终结。所以她是幸福的。我知道她是。”［6］这种点评式的评论方式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批评的主流方式，它没有了学院式文艺批评所宣扬的鸿篇论述与严密分析，剩下的只是一种读者本身的切实感受。因此，古代文学批评和网络文学批评具有一些共同点:首先在篇幅上，二者都相对较短;在结构上，它们都崇尚自由松散;在创作方法上，二者都是以叙述、抒情为主。但二者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古代传统文学批评其文本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它们在欣赏别人的作品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一部作品来供别人欣赏，比如说，苏轼在《评韩柳诗》中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7］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相比之下，网络文学批评虽然偶尔也能出现如此佳作，但是在总体上却很难达到这样的高水准。这主要是因为两者批评主体的文化程度差异所致，古代文学批评主体是精英阶层，而网络文化批评的主体则主要是从一般群众中诞生，两者的文化层次决定了批评水准的不同。再者，专业文学批评家所谓的精英意识与网络文学所宣扬的自由精神是矛盾的。这样一来，专业文学批评家是很难融入到网络文学批评里面来的，网络文学批评没有了专业文学批评家的参与，自然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再者，网络文学批评其本身就具有反权威、反理论的特点，它重在对网络文学做一种感性的批评，伴随而来的便是缺乏一定的理性分析，从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批评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专业的文学批评家有意识地进入网络文学批评领域。正如葛红兵所言:“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应当有发展的视野，应当能透过事物发展的点滴迹象窥见它未来的可能性。网络文学目前正是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二、意象化的诗性语言

与西方所宣扬的认知、思辨的批评方式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一种体验式的感悟，这种感悟与需要妙悟的诗歌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西方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需要条分缕析的逻辑性语言，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则通常需要意象化的诗性语言直指作品最本质。因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诗歌，即便明清时期小说也加入到了其中，但是诗歌自始至终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受这一主体对象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主要为诗性的语言。如司空图有名的《二十四诗品》，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如其第一品:“大用外排，真体内充。……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这种感悟式的语言一般不会直截了当地将批评者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它需要读者再去进一步地感悟，通常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读者也可以得出几种结果出来。这种批评方式是受到禅宗思维的影响，以佛祖拈花一笑为例，摩诃迦叶会心一笑，但是迦叶究竟明白了什么，这是语言说不破的。禅是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存在的，若以名言相传，即使存在下去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采用了意象化的语言去表现自我的感受，这也就形成了文学批评如诗歌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性，这其中的奥妙也不是言语所能演绎得出来的，必须“自家实证实悟”。正是由于用意象化的诗性语言入文，使得古代文学批评本身也是一种作品，显得玲珑剔透。如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商政叔之词，如朝霞散綵。范子安之词，如竹里鸣泉。徐甜齐之词，如桂林秋月。杨澹齐之词，如碧海珊瑚。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郑庭玉之词，如佩玉鸣金。刘庭信之词，如摩雲老鹘。吴西逸之词，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词，如孤云野鹤。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这种意象化的语言在注重条分缕析的传统文化中很少见到，但是在网络文学批评中是可以寻到的。如:“读金庸的小说，很难放下，常常不自觉地发笑，读完后，一片轻松，便似雨后天空，更有十分的清澈。看古龙的小说，也很难放下，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来，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读完仍回味那乌云雷电的压迫。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古龙的小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十三少帅《读金庸看古龙》虽然网络文学批评中的这种语言还不成熟，水平远不及古代文学批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文学批评确实在有意无意地借鉴古代文学批评，并且结合当下文学现象，保留了自己的特征，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北冥神功”吸取别人的长处又没有丢失掉自己的优势。在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上，两者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由的整体，所以钱钟书先生才说:“这个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12］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两者进行的都是感悟式批评，这种批评作为一种个人体验，很难用语言说清楚或者说即使说出来别人也未必懂得，因此不如直接用一种来营造一种整体风貌，这种风貌不能用逻辑性、思辨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意象化语言的出现，而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依附于网络文学而产生的网络文学批评就一定会对古代文学批评有所继承，相对于前面提及的两个继承，这种语言的继承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

三、结语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使用一些生动的形容词，绘声绘色，给人以暗示，资人以联想，供人以全貌，甚至给人以艺术享受，还能表现出深度;但有时流于迷离模糊。好象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不得要领。古代文艺批评家使用的一些术语，如‘神韵’‘性灵’‘境界’‘隔与不隔’‘本色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等等，我们一看就懂，一深思就糊涂，一想译成外文就不知所措”。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精炼概括，但是随着西学东渐，古代文学批评逐渐被国外的理论替代并在以后的近百年中被忽略，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文化的遗憾。国外的东西再好也不是自己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说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界，文学批评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而就在此时，适时出现的网络文学批评在无意间擦去了掩埋在古代文学批评上的尘埃，让它重现在了人民大众的眼前，并且进一步将古代文学批评发扬光大，弥补现当代文学批评僵硬化的批评模式和程序化的语言风格，这个意义是无法评估的。再者，新事物的健康成长必然需要时间与关怀，网络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需要更多的专业批评人士的关注，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应当顺应时展的需要，在保证其专业水准的同时与网络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批评才能与时代接轨，永葆其应有的激情与活力。

古文学论文篇7

在广告中，实证法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是通过事物的真实表现传达产品信息或卖点，以此来引起受众注意和兴趣，进而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方法。换言之，实证法是广告及其他促销活动中比较直观并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一种方法。实证法主要有三种：文字写实、产品展示、现场表演。其中，后两种是现代广告中用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洗衣粉、洗洁精、洗手液、洗发水、沐浴露等产品广告便多用此法。“杨志卖刀”是《水浒传》中的一个经典段子，不管真实与否，这个桥段在今天看来依然属于实证广告的典型案例。“杨志来到京城混江湖，没想很快就把盘缠用光了，为了糊口，只好卖随身携带的祖传宝刀。起初，杨志只是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再加上杨志本是军官出身，不善吆喝，结果“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这充分说明产品再好也需要宣传，如果他能像卖膏药的打虎将李忠一样，先舞刀弄枪耍耍身手，只怕不用半个时辰，早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了。直到京城有名的地痞牛二路过，扯过宝刀问他卖多少钱，杨志才算有了一个产品推销的机会。接下来杨志的产品展示和现场表演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先通过回复牛二的询价不露痕迹地带出了宝刀的品牌故事“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说明这把宝刀是有历史的，并明确给刀定了位“宝刀”，然后给出了符合产品定位的价格“三千贯”。接着，当牛二对宝刀的价格提出“我到桥下的白铁店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的质疑时，杨志先是回应“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然后隆重推出产品的USP：“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不沾血”。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即“独特的销售主张”，它是广告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美国营销大师罗塞•瑞夫斯（RosserReeves）在20世纪50年代首创。瑞夫斯认为USP必须具备三个要点：一是利益承诺，即强调你的产品有哪些具体的功效以及这些功效能给消费者提供哪些实际利益，换句话说，就是顾客买了你的产品能得到什么好处；二是独特，这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没有提出的，也就是说，你的产品要具备跟同类竞争对手有别的地方；三是强而有力，要做到集中。比如，“农夫果园，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有点甜”，以及M&M巧克力的“只溶于口，不溶于手”等均是利用USP原理做出的差异化战略，极大提高了产品的美誉度。杨志把宝刀的每一个卖点都一一演示给牛二看，亲证了宝刀的卖点不虚。最后牛二被杀，而宝刀滴血不沾，杨志通过血淋淋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刀确实是一把好刀，之所以要卖三千贯，就是因为此刀拥有这三个与众不同的卖点，可谓把“USP”的三个要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二、“伯乐相马”与名人广告

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三、“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四、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五、结语

如果把散落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广告连缀起来，很可能就是一幅中国古代广告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广告无论是形式的新颖程度、理念的前卫程度，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都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在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或隐或显地偷渡了广告因子，而在今天的广告中，又偷渡了古代文学的因子。文学与广告，实在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亲密跨界关系，“跨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两个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很可能会撞出火花，产生新的意义。如果让广告和文学相互跨界，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取法，那么就有可能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古文学论文篇8

我国古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界定并非是统一的，而是有着以下几种认识，主要有“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和“以文为美”，这几个大的方面构成了我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精神框架结构。

（一）“以味为美”：从现代文字学的考证来看，我国古代中，“美”是和“味”这个词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的，总之凡是给人们带来的味觉享受的东西，人们均认为它是“美”的，后来，人们将视觉、听觉、和味觉并称，后来将心灵的满足也视为一种“味”，其后，大概在汉代以及魏晋时期，人们将“味”逐渐引入文学创作中，“味美”也逐渐不仅仅局限于口舌的，其意义逐渐泛化，意指能让人感到满足、快意的一种感觉，可以说，从人们将味觉和“美”联系起来到一切感官的满足都归结为“美”，再到以“美”为一切快适的感觉这一传统，奠定了我国古代美学精神关于美的本质的哲学基础。

（二）“以心为美”：以“心”为美，是我国古代美学的区别于西方的极为明显的特色之处，所谓“以心为美”，就是指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并非在于其外在形象，而是在于其外在表象所蕴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和人的精神是相联系的，这和西方美学走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种以“心”为美就是将外物之美转化为一种人化之美，中国古代文人在进行审美的时候，大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审美路径，例如北宋哲学家邵雍在论及赏花时就有一段著名的话：“花貌在颜色，花妙在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才是花的最为美妙之处，而这种“精神”，恰恰就是一种人化了的精神，而中国古代美学处处论及的“神韵”，就是对这种“以心为美”的最好阐释，总之，中国古代审美，往往都将这种外物之美和人的“心”即人的审美感受和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以道为美”：“以道为美”是中古古代论及美的本质时的另外一种极为重要和常见的论述，这里的“道”，往往指向一种“道德”，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学派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均从自己的主张出发，来具体论述这种“以道为美”的精神实质，儒家从“善”的角度来论述这种观点，《论语》中说“先王之道斯为美”、“里仁为美”，儒家认为以“道”为美的精神实质是“善”、“仁”；道家从其“无”的哲学观点出发，认为世间一切有形、有味、有用的均不是“美”的，相反，那些真正符合“无”精神的无形、无味、无用的才是“美”的，因此老子说“大声希声，大象无形”，道家彻底否认各种世俗之美，认为真正的美是不可感受的，其实质是以“自然无为”为特点；墨家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以“兼爱、利民”为美，这里的“民”指向社会下层的小生产者，认为真正的美必须是建立在保护和不侵犯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基础之上，这种美才可以称得上是“美”的；佛教从其教义出发，认为真正的美是追求皈依佛道、追求涅槃，佛教亦否定了一切世俗之美，而认为真正的美就是佛道，是佛法，认为只有彻底根除各种世俗之美的感受，才能达到佛教那种真正的“无垢”“清净”的美。

（四）“同构为美”：“同构为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美学关于美的机制的普遍观点，从味觉之美何以发展到感官之美，从感官之美又何以扩展到“以心为美”，发展到将外物之美和人的精神相联系起来，这就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各种感官之美在感觉上是“同构”的，而从感官之美和人的审美精神联系起来又是基于人和外物的主客观同化而形成的，也是“同构”的，即所谓“内外相与”，这正是我国古代美学精神的独特体现。

（五）“以文为美”：“文”即外在，形式，我国古代美学一直强调内在美，但是并没有忽视事物的外在美，古人尤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在强调文学作品内在美的同时也极为强调文学作品的外在美、形式美，文学作品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讲究各种“章法”，讲究各种错落有致、努力造成一种视觉之美和韵律之美，就连我们的汉字，都无不体现出一种声韵调的美，例如音节的声韵之美，双声叠韵的存在，使得汉字处处体现出一种声韵之美，还有古人在进行诗作创作的时候所追求的押韵等，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这种追求“以文为美”可以在我国各种文学作品当中找到痕迹。

二、总结

总之，我国古代美学所蕴含的精神博大精深，其中集中体现在“以味为美”、“以心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这几个大的方面，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和感悟，可以很好地对我国古代美学精神有一个很好地把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