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12:11:14

古文学论文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历史、哲学、文学领域中的“中古热”

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化因其时混乱分裂的政局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极端思想，在以“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职志的儒家士人心中始终不被看重。虽然其中也有向儒家思想回归的“名教中自有乐地”的声音，但也依然无补于事，而宋齐梁陈香艳、奢靡的诗风更是被看作亡国之音，使其受到强烈且持久的鄙视与诟病。这样的局面到章太炎时渐露转机。在《五朝学》一文中，章太炎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痛斥前人责难魏晋之学过当，认为对清谈玄学应当给予重视：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啎，且翼扶之。（……）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与此同时，刘师培对魏晋六朝之学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左盦外集》卷九中讲道：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章氏与刘氏对魏晋六朝之学的重新评价可以视为一种思想变化的开端，反映了20世纪初期的学人与他们的前辈有着相当不同的学理思路与历史语境。章氏与刘氏作为先觉者开启了这扇大门，后继者则与他们一道缔造了此时期中古文学研究的热潮。在历史与哲学领域，1901~1929年发表的论文不足90篇，著作10多种；到20世纪30至40年代，论文陡增至600篇，著作有80余种，并分别以陈寅恪的《隋唐渊源制度略论稿》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为代表。文学领域，公开发表的论文近30篇，论著10余种，并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为代表。

（二）“中古热”出现的原因及其学术价值

为何在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内会出现并形成研究中古的热潮？不少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背景的相似性，认为20世纪初期动荡不安、波诡云谲的政治社会形势与魏晋六朝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那时的学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两段历史两相比附，甚至希望从对魏晋六朝的研究中找到适于当下的救国救民良方。另有学者将之归结为时代精神的继承性，认为那一历史时期的学人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的召唤下，寻求自由与独立，而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勇气、论说及实践，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思想与精神资源。这些观点都为我们理解该问题提供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认识，而当时学人的论述言说则为解决该问题进一步提供了直接的参考。闻一多曾这样描述庄学在魏晋的复兴：“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可以说时代背景、时代精神的相似性，知识分子在时代使命、精神追求上的认同感，都是“中古热”形成的动因。作为学人领袖的胡适之下面这番话更从学理的角度重新树立了中古的地位：文化史是一串不断的演变。

古代文化都先经过这一千多年的“中古化”，然后传到近世。不懂得“中古化”的历程与方向，我们决不能了解近世七八百年的中国文化，也决不能了解汉以前的文化。宋明的理学固然不是孔孟的思想，清朝的经学也不能脱离中古思想的气味。汉学家无论回到东汉，或回到西汉，都只是在中古世界里兜圈子。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古思想，方才可望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可望了解近世思想的重要来历。诸多因素使得中古文学研究在现代突然“热”起来，而这“热”又恰好发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轫阶段，因此此阶段的中古文学研究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学术史意义。特别是这批学人具有双重的学术背景与思维构架，他们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功底，又吸收了大量西方学术资源，因此在研究中古文学时形成了一套比较独特的方法。其独特性在于：首先，不同于古代诗文评传统那种只针对某人或某篇作品的文本式、感悟式研究，能深入具体历史语境做更深层次探析考察；其次，能充分关注文学与文化文本中浸透出的古代文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仅仅将这些文本视为语言文字构成的对象；再次，在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研究与关注文人主体性的基础上，能够与古人平等对话，进行活泼泼的、有生气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具有现代性的学术眼光与思想。因此，总结并反思这批现代学人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以西方文论和研究方法为主的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借鉴和有益补充。

二、语境化——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语境”本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指语言所使用的环境。西方学者一般将语境分为三个范畴：物理语境，即时空；话语语境，即话语世界；原文语境，即上下文。197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约翰•甘勃兹在《语言与语境论集》一书中提出了“使语言语境化”的概念，更加注重语言、言语产生的背景与交流双方的主体心态。20世纪中后期，“语境化”这一概念逐渐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指文学文本、文论思想所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包括历史、政治、地域、时代思潮、社会风俗、文人心态等多种因素。但是，“语境化研究并非先勾勒出某种时代的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就万事大吉。语境化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要把研究对象看成是在与具体语境的互动中的生成过程，而非居于语境中的已成之物。所谓语境化研究，正是要在复杂的关联中梳理、阐述这一生成过程，揭示其复杂性。语境的真正作用就是在这个生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令人惊奇的是，现代学者并没有受到西方“语境化”思想的影响，但这一研究路径却正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突出特点。

刘师培首次将中古时段从古代文学中单独抽出进行断代研究，并最早扬弃评点式的研究方法，不再只关注文学文本，而更多地关注文学变迁的历史语境，从政治形势、历史地理背景、学术思潮等多元视角探析中古文学的特点。例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对建安文学的分析：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此段阐述文字虽少，内容实多，特别是其中透露出了不同既往的新的方法与视角。首先，欲了解建安文学，必先理解建安时代，这就得需要运用“史”的眼光，梳理从两汉到建安的时代变迁，由此方能明了建安文学与两汉文学的不同特点以及建安文学作为独立单元论述的必要。其次，欲认识建安文学，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而要将文学置入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潮的具体语境中探析其生成过程。顺着刘师培的视野和思路，我们看到，汉代自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渐兴，并成为士人阶层晋身仕途之主要途径，经学统治了汉代此后的整个学术思想，但由于古文经学囿于章句，今文经学流于谶纬，使得经学的道路趋于窄化，学术思想影响到文风上来，也使得汉末文章偏于繁缛。

“惟东汉以来，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刘师培在列举了汉代杜恕的《请令刺史专民事不典兵疏》与曹魏夏侯玄的《时事议》两篇奏疏后指出：“东汉奏疏，多含蓄不尽之词。魏人奏疏之文，纯尚真实，无不尽之词。”历经汉末大乱，至魏武帝曹操统一中原后，转而崇尚法家刑名之学，提倡通脱力戒繁缛，余风所及，文章也就形成“清峻”风格，即文章简约严明。陶渊明是隐逸诗人的鼻祖，因后世士人对他高尚节操与恬淡气质的持续追慕和歌颂，陶渊明逐渐被建构成一位在田园中过着闲适自在的生活、心境平和的隐逸诗人。但陶渊明的真实生活确如后人所想吗？鲁迅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后来虽然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说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非真实。”那么真实的陶渊明究竟何样，王瑶在鲁迅的基础上从历史语境与个人生活的角度入手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可以说，王瑶对陶渊明的解读体现了语境化研究方法的精到运用。以《饮酒•结庐在人境》一诗为例，这首诗历来被诗家尊为心静淡泊平和自由的典范，但王瑶认为陶渊明的基本思想并未超出他的时代，“‘心远’用《庄子•则阳篇》意，陶诗在思想上并没有超出当时一般的潮流，基本的出发点，仍是老庄哲学”。

另外，“采菊”也并非为了玩赏，而是为了服药，为了延年益寿。对此，王瑶做了详尽的考证，证明汉人很早就已经开始了采菊并酿制酒以期长寿的事实，且陶诗还有很多表达时光飞驰、人生几何的思想，因此陶渊明采菊以期长寿同样是魏晋士人共有的生活场景。“服药是求生命的相对延长，求神仙是求生命的绝对延长，这是魏晋诗人的普遍思想，所以服药是当时文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陶渊明在思想上是和当时一般文人差不多的，他‘乐久生’，所以他要服食，这就是‘采菊东篱下’的原因。”还有“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亦并非实指，而是用了《诗•小雅•天保》的典故，取长寿的意思，这便与“采菊”构成了共同的情感，都渴望延年益寿。王瑶指出“结庐在人境”这首诗自然高雅的意境是被后人建构起来的，并具体论证了这一建构始自坡。东坡在《题渊明饮酒诗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将此诗改成了自己心中所祈愿的意境，却隐没了陶渊明的真实心境。“这种求长寿的想法尽管俗气和可笑，但它却是一种现实的愿望，无宁令人觉得真率和同情；而绝不是一种超尘出俗的静穆，如后来一般名士论客们所赞赏的。”

三、“群体主体性”——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

所谓“群体主体”（或译“集体主体”），是法国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曾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个体与群体相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我”和“你”之外，尚有“我们”这层关系存在，“我们”即是个体群，亦即群体主体。戈德曼认为人类历史由群体主体创造，“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的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理性”。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应当从“个体群”，即“群体主体”的视角出发。“如果不将历史事实和主要的文化创造与某个集体主体相联系，那就不可能理解或研究它们的内涵。”戈德曼认为群体行为相对个体行为，更具备思想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换句话说，就是群体行为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于群体行为的准确分析更易于把握个人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

基于上述理论，我们无疑可以将魏晋时期的门阀世族视为这一时期的群体主体。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文化情趣、生活方式、情感经验，并在相当程度上创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化。王瑶正是这样做的。如他在分析陶渊明诗歌时所指出的，陶渊明不会也不能脱离他所属之群体，即士族阶层。倘若只将陶渊明做个案分析，则必然会对他的某些言行产生误读，但若将他置入魏晋士族群体之中，我们就会对他整个人获得更加合理化的解释。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将魏晋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早在刘师培那里就已初见端倪。刘氏云：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6]世族①并不是魏晋时期骤然出现的一个群体，实则可上溯至东汉世家大族。而魏晋世族也由此分为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旧族门户由东汉世家大族过渡而来，在魏与西晋时居于高位；新出门户则是由际遇而升迁，在东晋时期尤为显著，而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一定影响力的世族，在学术文化方面也都具有相当实力与显著特征。陈寅恪提出，东汉末年之乱，使得全国文化学术散落于各地名都大邑，而被地方的豪门大族所承继。“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

因此，魏晋是一个学术文化家族化的时期，居处要职的政治身份与一定的经济实力，保障着世家大族的学术文化首领地位。出身低微的寒门读书人，可以通过入仕而逐渐壮大本家族，反过来，有些豪强虽在政治经济上称霸一方，但若缺乏学术文化修养，则地位难以持久。学术家族化，使得世家大族子弟在年少之时就可享受到各种学术资源，并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等级制度，进一步促使学术文化在“上品”贵族之间无障碍地流通，使得世家大族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贵族，更是精神文化上的贵族。以陈郡谢氏为例：（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墨。涉猎文义，博赡多通，时人以方杨德祖，微将不及。晦闻犹以为恨。帝深加爱赏，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耳。”谢晦因“涉猎文义，博赡多通”而被刘裕所赏识，甚至于“内外要任悉委之”，足见学术文化的修养对于士人地位的重要性。同样，谢混也因文采出众而伴随帝王左右。谢晦、谢混的被赏识与重用，足可使得谢家成为名门望族，而这便是世家大族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学术文化的修养是可以传承的，用以维持整个家族的声望与地位。陈郡谢氏中不乏这样出众的人才，据《南史》记载：（谢）瞻字宣远，（……）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与从叔混、族弟灵运俱有盛名。尝作喜霁诗，灵运写之，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谢裕）子微字玄度，美风采，好学善属文，位兼中书舍人。（……）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梁武帝饯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览焉。（谢）朓字玄晖，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为齐随王子隆镇西功曹，转文学。（……）朓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谢方明）子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灵运见其新文，每曰“：张华重生，不能易也。”可以说，陈郡谢氏之所以能够成为江左以来的世家大族，绝不是仅凭一两个人的能力而为。由于他们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几乎代代都会出现几个在当世具有绝顶风采与文采之人，且因为家族化的教育可以自幼年始，因此他们甚至在少年时代就已经誉满天下。这也正如刘师培所云：“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

四、“体验”——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重要思维方式

本文所论之“体验”，即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论之“了解之同情”，近于朱子所谓“涵泳”，亦即我们所说的“体验”：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所谓“了解之同情”，即是不以今日之眼光、要求去苛求古人，对古人及其文本能够抱着同情的态度去理解，也便是一种尊重古人及其思想的平等对话精神。“所谓‘对话’，就是以平等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对待所要言说的对象，把对象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独立性的发言人，而不是死的文本或可以随意解读的文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大家如刘师培、鲁迅、王瑶诸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就能够对魏晋时人持此“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此，他们的观察往往入木三分，提出的观点亦多属人所未发，在这里，设身处地的“体验”居于核心位置。19世纪末期，选学派与桐城派之争甚盛，表面上看是骈散不同之论，实质上则是学术上的汉学家与古文家之争。属于选学派的刘师培对骈文推崇备至，这与他受乡贤阮元的影响以及扬州学派与《昭明文选》之关系有关，但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则反映刘氏对骈文的一种认同与尊重，他曾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在他看来，骈文、韵律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不应该被忽视和抛弃，骈文有着独特的美文性质，不能简单地否定与废弃。事实确实如此，骈文并不是死掉的文字，从魏晋时人的骈文韵律中依旧可以读出他们的文采与巧思。后人对骈文的诟病，多集中在批评其虚浮无辞，但刘师培通过对桓范《世要论•赞象篇》与《铭诔篇》等进行研究后指出，早在东汉之时，“赞颂铭诔之文，渐事虚辞，颇背立诚之旨……盖文而无实，始于斯时，非惟韵文为然也，即作论著书，亦蹈此失”。因此，他对骈文的优劣得失做了中肯的评断，认为“当时文学之得失，亦以见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者渐矣”。

显然刘氏的见解不是由概念得来，而是对文章进行体验与涵泳的产物。陈寅恪所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的说法是在讲一种以体验为核心的读书方法，这与朱子“涵泳”一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涵，沉也。扬雄《方言》曰：‘南楚谓沉为涵。’泳，潜行也”。可知涵泳本意为水中潜行。宋儒则借涵泳一词来表示一种重要的为学方法。朱子谓：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肠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为学不可以不读书，而读书之法又当熟读沉思，反复涵泳，铢积寸累，久自见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朱熹将涵泳视为一种为学的方法，且不是一般的只求知识或理解书中之意的方法，而是深入书中进行体味、体悟、体察与体认，进而达到一种心灵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获得愉悦与享受。倘若不只将古人或古代文本仅仅看作需要被认识的对象，而是能涵泳其间，走入古人的精神世界，求得与他们心灵上的灵犀相通，便是所谓“神游冥想”的境界了。刘勰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处之“神”指作文构思之灵明一点之性，“物”则为作家眼中所见之物，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刘勰“神思”这一妙用，将“神”延伸为涵泳古人心灵之间的那一点灵明，将“物”扩展为古人或古代文本，而做一番庄周梦蝶之美梦，也必定有其妙处。刘勰所论也不离“体验”二字。

五、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及其当下意义

现代学者的中古文学研究除了上述具体研究方法对我们当下的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作用之外，在方法论上还有两点重要启示：

（一）充分尊重所研究之对象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深深根植于中古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其取径和特色皆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中来，而非凭空杜撰。例如语境化研究。中古时期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是一个巨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酝酿出的历史精神、政治诉求、生活习俗、士人心态以及文化艺术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世说新语》记载了魏晋时人的逸闻趣事，很多士人的行为言语在今天看来皆属非常可怪之事，然而这些在当时又是普遍存在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语境化的研究去理解和把握时人的思想与心态。又如群体性研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是中古时期具有重要历史作用的一个阶层。从士人个体的存在形态着眼，魏晋士人大都分属于各个世家大族，几乎每一位士人背后都立着一个大的家族集团；从士人群体的历史属性着眼，魏晋时期世家大族这一整体又属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有特殊地位的“士”阶层。政治地位的保证与经济条件的优厚，使得魏晋世族在文化上形成了独特的趣味，在哲思上充满老庄情怀，在文学上则洋溢着对玄远情趣的追求。嵇康“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的人生情趣，陶渊明的恬淡心境都是最好的例证。再进一层，魏晋时期士阶层的政治地位、文化趣味、社会风尚、文人心态以及学术旨趣虽然在不同朝代会有所不同，但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并未断裂。很多士人一生就经历了多个政权交替，如刘勰，他一生经历了宋齐梁陈整个南朝时期，将他的一生割裂开来置入不同的朝代来研究显然偏颇，而必须给以整体性的关照。更重要的是，这种士人特别是他的家族可以凌驾朝代的更迭而独立存在和长期延续的现象，使魏晋时期的精神血脉、文化趣味、文人心态呈现出一种相通性与传承性，因此，群体性研究就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对所研究对象的充分了解与尊重，使得现代中古文学研究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并使得中古文学重新获得生机与魅力。在今天的文学、文论研究中，若也能对所研究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与尊重，或许在理论和方法上就不会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了。

（二）在中西会通中有所创获

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几位大家之所以能够建立一套大异于过去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学术视野较前人广阔得多有关。他们既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训练，又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的特殊时代接触了大量的西方理论与方法，从而具有了现代性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眼光，这是前人所不能及的，这也正是现代学人能够开创现代性学术的关键所在。学通中西的吴宓就道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卓识：“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可以说，刘师培、鲁迅、王瑶等现代中古文学研究者正是如此这般的。成长于扬州学派家学影响之下的刘师培于音韵、训诂、经史、文章无一不精，具备传统学术的根柢与素养。这一点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一书所引的文献资料之丰富以及逻辑之严密，就是直观的证明。但他亦不排斥西方的思想，反而积极接纳之，并尽快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例如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就首次使用地理的视角来做说明。就学术方法而论，在近代科学思潮中，中国文学研究逐渐走出传统的评点、感悟式研究方法，开始注重学术方法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既有传统性方法的承继，又有西方新思想、新方法的尝试。兼容并包地吸收着中西双方的学理营养，产生了现代中古文学的研究方法。当下的文学文论研究，或许也应该在中西思想的浪潮中打造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既不抱残守缺，也不盲目崇拜，在中西学术营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研究基点，产生新的研究视野。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通过观察，我认为“诗性语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汉语的诗性语言中，比喻、引用、夸张、互文等修辞手法使用频繁，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和语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运用了比喻，将“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无形抽象的“愁”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体化了，让读者能深切的感觉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将原本静态的红杏写活，将其人格化，表现出一派春天的生机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动的说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显得典雅精炼。再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样使表达更加生动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况下，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对读者理解句意产生影响。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如果不能发现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机械的对其进行翻译，就很难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而对于“白发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单纯从客观事实角度出发，就会说，一个人的头发怎么可能那么长，从而，忽略了对作品内在含义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讨作者的写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有修辞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应从修辞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会影响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其实际顺序应为“孤臣坠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辞手法的使用，进行翻译，就会出现错误。

二、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点中“倒置”修辞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结构，打破语法规则的限制，却收到特别的表达效果，像杜甫的“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和《诗经》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变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诗意，增强了韵律感、节奏感，也使语意变得错落有致，而由于中断了语流，使人们更加注意关注语句含义。但也正如上文所说，对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难。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诗词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连词、介词等，仅把多个意象连缀起来。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只是简单的将“枯藤”、“老树”、“昏鸦”等几个意象连缀到一起，却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萧瑟凄凉之景，表达出作者的孤独之感与思乡之情，并收到了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效果。这种通篇意象的列举，而无句法关系的连接，可以说是中国诗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从一般的语法角度看不合规矩且缺乏连贯性，但从诗的角度看，语言凝练、简洁，形象鲜明、突出。

三、多使用词类活用、使动、意动等语法结构。诗性语言的这一特点主要是炼字的要求，正如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些手法的使用，无疑会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中的“乐”，它们分别使用了形容词的动用，以及动词的使动用法。这种用法，比单纯的用“春风把江南岸变绿了”和“使她快乐”要显得凝练，而且更具有表现力，达到古诗文中，炼字的要求。

四、语言凝练，表意的形象。这一特点，源于诗性语言中，意象的使用。

王维的诗被称为“诗中有画”。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前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用简单的两句话，几个意象，就使一幅清晨送别的画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如身临其境。在诗文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五、感情丰富而含蓄。诗性语言讲求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性语言的应用，不但使情感表达更加含蓄，而且能够在有限的字数中表达超过一种的情感。

例如，范仲淹在《苏幕遮》一词的上片中，仅通过“碧云”“黄叶”“斜阳”“芳草”等一系列意象，不着一字，便抒发了深厚的思乡之情，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体现出诗性语言中，“借景抒情”这一手法的运用。再如苏轼的《水调歌头》，前一部分通过写“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高处不胜寒”等，曲折的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而后面又以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抒发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但是，有时过于含蓄的表达，也会使人们对作品情感的理解产生障碍，仅看到表层，不能做深入全面的理解。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然而，现今的作文教学没有固定的方式，也没有固定的教学时间，多是每个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进度来安排，并且作文课上每个老师的讲授方式也因人而异。有经验的教师凭自己的经验教学，可一些年轻教师面对作文教学没有经验，没有参考，最后只能是先宣布本节课要写什么样的作文以及题目，然后简单讲解一下此类文体在写作时应该注意什么，剩下的时间由学生自己写作。这种作文课使中学生的写作无法可依，没有固定的作文参考模式，只能自己摸索，最终不但不能有大的突破。

而我们的文言文的利用率却不高，除了掌握一些文言知识点外，就很少对古典文化精华进行深度挖掘。而事实上中学生完全可以从课本的文言文中学习议论文的写作之法：

一、古文取材，增强论证

我们知道高中作文以议论文为主，学生就需要积累素材。又因一些高中学生多注重分数或在校住宿没有信息渠道，故而常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发生。学生的写作素材自然而然就少很多。学生就可从课本中寻找素材，而文言文又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素材，如：《论语》中的哲理语言；《段太尉逸事状》主人翁段秀实的清正廉洁，浩气长存；《谏太宗十思疏》中魏征的直言不讳；《阿旁宫赋》杜牧的深刻反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等。因此我们可以从文言文中获得优秀的作文素材。

二、学习古文构思，提升作文水平

在作文教学中，教师总会先让中学生把握议论文的基本结构，之后才是在议论文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可是学生却没有作文范文，只能凭教师的讲解。其实语文课本和数学课本一样，不仅有公式需要记忆，还有例题可供参考。而我们课本中的文言文就是我们议论文的参考文章。

古人写文章，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中见出巧妙，含蓄蕴藉中透着虚实，简约而不失谨严，质朴而不失形象。有的“立片言以居要”，统摄全文，如苏洵的《六国论》；有的行文曲折，跌宕多姿，如蒲松龄的《促织》；有的借景写情，缘情明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的以小见大，管窥蠡测，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古诗文给中学生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行文范例和精美的构思技巧，中学生若经常阅读，自会文思敏捷，文如泉涌，久而久之，作文水平自会产生质的飞跃。

例如：《劝学》：首段亮明观点“学不可以已”。这不就是教师在课堂上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同学们的 “议论文要开门见山，首段提观点”吗？紧接着第二自然段提出分论点一学习的意义：可以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甚至达到“知明而行无过矣”的境界。第三自然段提出分论点二学习的作用：借学习可弥补不足，提高自己。这是教师在课堂上讲的议论文的分论点写作。若教师可以详细讲解《劝学》的结构，并引导中学生的议论文写作参考本文的结构模式，就很容易让中学生掌握议论文的结构。

《劝学》这篇文章中的比喻论证的方法也是值得中学生借鉴学习的。运用“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木为轮，木受绳直，金就砺利”比喻论证事物经过加工就会改变并提高自己。运用“而望，不如登高”“登高而招，见者远 ”“顺风而呼，闻者彰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假舆马，致千里”比喻论证：借学习可弥补不足，提高自己。因此，我们的议论文的论证方法也可以向古文学习。

除了议论文的结构模式可以向古文学习外，记叙文也可向《鸿门宴》《赤壁之战》《信陵君窃符救赵》等古文学习。如学习如何使记叙文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学习如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可见，课本的古文中蕴含着值得学生学习的丰富财富。

三、学习古文语言，增强运用能力

流传下来的古文，大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语言讲究推敲，注重精练，色彩鲜明，譬喻形象。像“文采若云月”的《左传》，“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清新而俊逸的李白诗等。但我们的学生确实语言平平，不善驾驭修辞，既欠饱满的情感，又欠感人的力量，语言表达能力亟需提高。像《劝学》中一篇文章，二十多个比喻，且运用巧妙，生动有趣，论证有力的文章不值得学生的学习模仿和借鉴吗？除《劝学》外《过秦论》一文极力的铺张渲染，排比夸张，气势恢宏，雄论滔滔，层层推进，这样给人恣肆、气势磅礴之感的文章不是更加值得学生们的学习吗？

且古人对待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也势必会让中学生受到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养成推敲词句的好习惯，说不定也会“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这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因此说中学生若经常阅读文言诗文，一些精妙的固定短语和富有哲理的句子自然会进入其语言库，潜移默化，学生的语言自然也会丰富形象起来。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现状分析

1.时代变迁与认识偏颇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方向迷失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膨胀,整个社会更趋于物质化、技术化、工具化。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大学校园,古代文学远不如经济、法律、新闻、公关、市场营销等课程来得实在。学生普遍认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不如多考过几个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英语等级证书更能获取就业机会,所以,在古文学课上看外语书、背外语单词的大有人在,在下面看小说、杂志的也不乏其人。多数学生认为古代文学可学可不学,更不愿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多数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只是一种语言教学,教学内容就是语言。一些教师和学生认为古代文学这门课离现实太过遥远,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用途不大。这恰恰是忽视了文学与语言的必然联系,忽视了文学是语言载体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其实语言和文学是彼此关照的。尤其是古典文学,它不仅包含着文学意味,又不失中国古文明文化和经典语词。

2·教学时数的缩减导致古代文学教学流于条框的阐释经过几轮的教改,一般院校的古代文学课均降到200课时左右,甚至更少。于是,为了保证古代文学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只能停留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简单勾勒。教师讲授的主要是《古代文学史》,而与之配套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则很少有时间顾及,即使对部分作品进行分析,也只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很少有时间对具体作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另外,课堂上教师为了节省时间也总是把结论性的东西以最简洁的方式交代给学生,至于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来对作品进行更多的剖析和理解只会使已经很紧张的课时变得更加紧张。正因为如此,学生在课后很少关照古代文学,考试的时候,也只是提前几天苦背,在考场再一股脑地全部交给老师。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训练和提升。

3·少数民族文学的缺失导致古代文学教学的单一性使用最多的文学史教材有四部:第一部是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4),这部文学史目前是受批评最厉害的一部教材。第二部是章培恒、骆玉明编撰的《中国文学史》(1996),但教材内容偏重“心理”或“人性”。第三部是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8),但疏误不少。第四部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这是一部现在使用较多的一部教材,包容性较强,吸收了大量较新的研究成果,但也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拼合、观点重复和论证混乱等现象。该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另外,《中国文学史》从其涵盖的范围来看,应该是指整个中国(包括少数民族)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综合。而已使用过的四部教材无一例外的都只有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很少提及。其实,少数民族并非没有艺术水平比较高的文学作品,比如《格萨尔王传》等等。中国文学多样性的特点除文体的多样性外,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民族的多样性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文学史上所强调的主流文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以其特殊的民族风格和气质展示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标准,丰富了华夏文学宝库。在教学中如果加入少数民族文学教学,只能使课时更加紧张;如果不加入,少数民族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作技巧以及所蕴含的民族个性就会悄然流逝。

二、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改设想

1.精泛结合、读写结合给学生创造一个自我提升和历练的机会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提出:文学史研究有几个层面,最是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第二个层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即作家,包括作家的生平、思想、心态等。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作品,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但由于古文学创作的特殊的文言形式,为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添置了一道不小的障碍。所以,古代文学课堂上的精讲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可由于课时等原因一味的精讲又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故教师在精讲时,不可意犹未尽地一篇接一篇地讲授,必须懂得给学生留有空间。教师可以指定一些相对简单的篇目做泛读练习,学生在泛读中可运用所学知识发展自身能力。在精讲时也可以采取重点突破法,即中学讲过的内容大学从略,中学讲的浅的,大学延伸,不求面面俱到,但求重点明晰。同时还需要给学生推荐一些相关的参考书目,引导学生有效利用古代文献。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只要求学生读和背。当然古文学教学中的读、背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强调“写”的训练。“写”有两种形式:第一,练习写古诗文;第二,练习写研究性的小论文。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构思、想象能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融会贯通的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古诗文创作的技巧,提高语言运用能力。这些都应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2.利用合理的专题课和第二课堂活动辅助古文学教学精泛结合、读写结合是解决课程内容多学时少的一个对策,但也有弊端,就是必然会扔掉一些内容。作为弥补可以设置一些专题课,使之成为必修课的深化和补充。文学史中的一些内容在必修课程中没时间讲,可以考虑开设专题选修课予以补充。同样作品选中的一些作品在必修课中无法完成讲析的,也可以考虑开设专题课程。但在课程设置上要注意课程结构的合理性,使古代文学课程形成一个全面而理性的课程体系。同时为了辅助古代文学教学,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以此增加和强化古文学知识。如在学生中开展古诗词朗诵比赛、古代小说和戏曲的改编与演出等。在排练和改编过程中体会古诗词、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创作风格并体会其人文意境。还可以开办剪纸、书法、国画、篆刻等兴趣小组。剪纸、书法、国画、篆刻,这些都是蕴含着中国文化元素的项目,充满着浓郁的中国气息,满载着东方神秘的文化特色。它们与古文学史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借助这些可以提升学生的古文化修养。

3.利用“兴趣迁移法”缩短古文学教学与现实的距离,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迁移”是指将原有的兴趣延伸或转移到某类事物上,进而对某类事物也产生兴趣的过程。古代文学特殊的时代特点造成了与当代大学生的疏远和隔阂。教师在备课时应充分考虑到这种现象,利用“迁移”,达到提升兴趣的目的。首先,利用熟识的成语进行迁移。成语是现代汉语语词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直接产生于古代文学的相关篇目,又依然存在于现代汉语的语言交际中。如:“投桃报李”语出《诗经·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现用来比喻彼此之间的赠送与回报。“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泛用以形容正大刚直的精神。“浩浩荡荡”本指水势广阔浩大。《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后来形容规模很大,气势雄壮。现代汉语中很多常用成语与古文学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可以作为纽带拉近古文学与现代生活的距离,而古文学的实用性也已不言自明。其次,利用古今对照法进行迁移。所谓古今对照法,就是在讲解古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之后,拿出使用相同技法完成的现当代名篇进行对照,让古今融为一体,以提高学生学习古人艺术技巧的兴趣。也可以拿出两篇写作内容相同的诗文对比分析,体会古代名家的艺术魅力。第三,用古人体现情操和志向的诗文进行迁移。古人写诗作文或是体现坚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或是表现玉壶冰清的坚贞情操,或是弘扬贫贱不移的坚定志向,或是再现厚德载物的美好德行。在教学中,古文学教师就应借助作品有意识地揭示、发掘出历代诗文背后的民族精神、文化内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坚强意志以及面对逆境的的旷达心态和自强信念。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民俗法、文字演变法进行迁移等等。

4.把握最新的科研动态,丰富、更新古文学教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应始终坚持以“求新”为目标,以“求实”为原则。古文学教师对于所讲授的内容要有自觉的学术意识,尤其是文学史上那些重大的文学现象、重要的理论问题、重要作家和作品一定要注意把握其学术动态,进行学术追踪,及时融入教学。如果我们的古文学教学忽略了文学史前沿问题的学术追踪,必将陷入枯燥僵化的境地。例如陶渊明被《诗品》说成“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宋书·隐逸传》也称陶辞官是因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有富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和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以及陶渊明的《与子俨等书》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陶渊明的辞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仅为古文学融入了新的信息和观点,更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真理之门。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内蒙古；文学；生态文明；批评

21世纪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所有的学科都无法回避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内蒙古的文学研究也应该紧跟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认真贯彻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的重要思想，针对内蒙古民族地区的文学创作实际，整理、发掘其中具有生态倾向的创作，考察内蒙古文学中蕴含的丰富生态智慧，为内蒙古文学研究找到新的突破口。

1 生态批评是内蒙古文学研究的新的突破口

“生态批评”作为在生态危机的特殊语境下诞生的一种新的绿色文学批评，其实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在英国美国崭露头角，从此之后发展迅猛，现在已成为很多国家文学批评领域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流派之一。如今的生态批评在国际上已逐步成为“显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也逐渐成为我国文学领域中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理论形态，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学人们陆续组织召开了生态批评的相关学术会议，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也是极为可观的，与此同时还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理论专著。事实证明，这些研究都是我国新时期学科建设的重要收获，但是这些成果多是就其理论形成的现实可能性、学理上的合法性等问题展开研讨，截至目前为止我国的生态文艺学研究与文学实际创作结合得还远远不够，生态批评发展不甚理想，与国际差距较大，在目前的形势下已不能完全满足生态文明的需要。

内蒙古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态“区域”，由于传统和地域的原因保留着亲近自然的天性，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们，不论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态文学”的情况下，只是用语言文字把他们对生态的关心与焦虑形象地表现出来，成为我国文坛中较早关注生态、并至今还执于表现生态的重要群体，在他们的很多作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资源信息，自觉不自觉地潜伏着一股生态主义的潮流，这些理应成为生态批评发展的实践基础。黑格尔说：“在文明初启时代，我们更常会碰见哲学与一般文化生活混杂在一起的情形”。[1]内蒙古文学中呈现的生态观正是如此，虽然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的概括，但它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蕴涵在作品中。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我们对于内蒙古文学的传统研究更多强调的是其民族特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一直以来都是内蒙古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备受各个历史时期作家和学者们的共同重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同志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曾针对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做出明确指示，并强调其对于内蒙古地区文学的繁荣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于是，文学创作的民族特征、民族风格便成为内蒙古作家们自觉诉求。内蒙古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集中表现神秘奇特的异域风情，瑰丽震撼的自然景观，别具一格的精神信仰等“民族”特征成为人们对其的思维定式认同，而作品中不自觉流露出的生态思想则长期被评论界和读者所忽视。对内蒙古文学做集中的生态聚焦，较之于以往学界对内蒙古文学的民族性、地区性研究，无疑是新的拓展和补充，但是从内蒙古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目前都相对滞后、薄弱，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文学中大量存在的丰富生态审美智慧缺乏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

2 生态批评是内蒙古文学发展的助推器

（1）弘扬内蒙古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中，主流叙事基本是围绕汉民族的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以及生活脉流展开的。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经验、价值观念、信仰态度占据了文学的大壁江山。虽然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拥有自己的重要位置，但是由于地处边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由于自身文化存在不足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作品远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几乎未被完整地纳入到主流文学的视域。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研究所占据的微小比例与我国少数民族种类的多样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并不相称。对于急需找到发展出路的民族文学来说，生态文学研究可以提供一个使其走出传统、走出边缘、走向现代的契机，内蒙古文学研究应该朝着这个更有生命力的方向发展道路。但遗憾的是，当内蒙古大量的作家致力于对生态问题的探索及表达时，并没有得到读者和批评家认真的响应，而及时地对作品加以生态批评，对于提升作家创作水平、促进文学繁荣发展有着不容轻视的作用。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不被广大读者熟知的内蒙古文学进行生态研究，使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文学的真实面貌，使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不可忽视的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进而丰富现当代文学的品格和内涵。

（2）发展内蒙古的生态文学。虽然我国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生态文学研究在众多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发展迅速，收获喜人，但其中真正能从生态学立场出发进行生态解读的作品屈指可数，尽管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生态文学创作日趋繁荣，但表现生态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等文艺作品也只是散见于文坛。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创作，以及分析解读现有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文学的整体研究中还相当滞后，与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不同步。因此，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应该肩负起推动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发展的重要责任。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

提要朱自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现代散文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其思想理论体系的构成可以概括为：朱自清超乎寻常地把语文教育的目的确立在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的崭新意义上，他鲜明提出作文训练（培养学生写作能力）和技术训练（培养学生欣赏能力）才是语文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虽然讲解、分析、辨别、练习早已普遍成为语文教育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但朱自清则独具一格地极力倡导“读”应当成为整个语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变革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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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

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请记住我站域名/<，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了解与欣赏为中学国文课程中重要的训练过程。儿童从小就能对于语言渐渐的了解，不过对于文学的了解必须加以强制学习的训练。……了解是分析原文的意义并加以批判……而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些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11]

这里所谓的“了解与欣赏”即“技术训练”的涵义，也就是注重让学生弄清文章的修辞语汇、组织结构和作者旨意。朱自清在语文教育里倡导技术训练，表现出他坚定独立的教育观念。事实上，忽略语文自身的内涵而倾斜于思想意识的训导的观念显然需要纠正过来，语文教育对结构、字义、词汇、段落、句式等文章技术方面的漠视确实让朱自清有些不满了。他提出了“技术训练”的主要内容，它包括：(1)注重字义。(2)了解与分析文章的句式尤其是特殊句式其实表现特殊的心理状态。(3)讲清段落。“要能显示原文的组织和发展的次序”。[12](4)讲清主旨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

引论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一）作文训练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蒙古族文学；现代化；民族性

一、蒙古族文学再思考

对于“蒙古族文学”的思考与认知，首先，蒙古代表一种地域、一个民族，而文学更多的倾向于历史和文化。故此，我们在研究与思考蒙古族文学的时候，可以着重围绕着以下两个层面来切入。

（一）民族性

“民族”一词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传入到中国，也就是在清末时期以日语的形式的传入过来。最初，对于民族的理解和认知，一般都是等同于我国古代的“族、族类”等含义相近的词。当然，又得思考一个千年难辨的话题，即民族也需要分广义和狭义。广义上的民族，即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且处于不同时间阶段的各种共同体。按历史发展和社会演进来区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按地域性来区分，有东方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美洲土著。狭义民族的理解，界内流传较广的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的定义，大致是这样说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生活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共有2000多民族，在我国，有56个民族。

（二）蒙族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文化之一，所以几千年来在华夏文明传承中一直占据一定的位置。譬如，从商周再到春秋战国，发展到后来的秦汉、三国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但凡有草原民族生活的地方就有草原文化。总的来说，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称为中华数千年文明的三大主源。在中国古代，像匈奴、突厥、回纥、维吾尔，属于蒙古高原西部文化；东胡、鲜卑、契丹、蒙古族系等，属于蒙古高原东部文化；再者就是蒙古东北部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文化。从历史文化与文学传承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恰恰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二、蒙古族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性

（一）蒙古族文学的现代性

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最早可见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登过的一篇文学作品，是由周作人翻译而来。其中，便出现了“现代性”一词。此外，在1948年《文学杂志》第3卷的第6期也曾刊登过一篇汉译论文。当然，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包括蒙古族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只能定性为“追求现代化”。即意识上开始步入，而行为与文本创作上还未涉及。之后，中国文学现代性、蒙古族文化现代化也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当人们在研究或者创作蒙古族文学的时候，需要意识到的是，现代文化在生活方式与精神心理上的作用有没有差异？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元素？故此，可结合着蒙古族草原文化、v史演进来综合看待。所以我们便知道了，蒙古族文学的现代性，无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信仰自然、第二是践行自由、第三是英雄崇拜。总之，蒙古族文学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之一，现代性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可谓之独特。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敖敦其木格曾这样说道，“草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包含着许多现代元素。”另外还说道，众多现代元素均为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战略资源。当然，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现代性元素，在古代文学中同样也有现代性元素，只是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限制，人们无法意识感知。例如，创作于14世纪的《万物难以永存》，创作者是吉奥塞尔，有这样一段诗歌，“苍生性命短促/如长空之闪电滚雷/倏忽一泻而下的江水”。该段诗歌表达了蒙古族人对生命、对自然的一种信仰和崇拜，留有浓厚的现代气息。换言之，现代性元素在中国文学发展演进历程中是与生俱来的。

（二）蒙古族文学的世界性

有句话说得相当恰当，民族是便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2005年11月出版的《解读：蒙古文学发展史》，是巴・苏和教授使用汉文写作的蒙古文学发展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所见到的当地蒙古族文学和各类书籍文献，大多都是用蒙古文字来写作。而如今，人们可以看到，包括蒙古族人在内，在创作各类文学文本书籍中，更多的是用汉文来创作。继续以《解读：蒙古文学发展史》这部作品为例，该书基本囊括了有关蒙古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而以汉文的形式写作出来，也使得蒙古族文学走出了单一民族的界域，旨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认识它、接受它。或者说，使它被中国除蒙古族以外的55个民族接受，并走向全世界大舞台。

参考文献：

[1]汤晓青.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

[2]佚名.蒙古族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民族性双重追求与文化理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 2015（6）：73-75.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蒙古学信息》（CN：15-1167/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蒙古史、蒙古语言、蒙古文化、蒙古文学、蒙古哲学、蒙古民俗、蒙古地理、蒙古经济等方面。该杂志为广大蒙古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学术界专家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学术成果交流。杂志编辑部非常注重学术质量，出版的文章在学术界得到了很高的认可和赞誉。杂志的审稿专家团队由业内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对每篇稿件都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所发表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质量。

该杂志还开设了学术综述、文献评述、学术讨论等栏目，每期都会刊发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权威可信的研究参考。已经成为了蒙古学领域的重要期刊，为国内外学界在蒙古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同时，该杂志也在增强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互动和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一直以来都为推动蒙古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古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古文素养误区对策

历年来，古文教学“高投入低产出”现状一直为大家所诟病。专家们普遍认为一线教师古文学养不足，不能满足高中古文教学需要。教师们认为学生古文基础薄弱，初高中衔接失当，难以取得成效;家长们认为古文学习很重要，在学校没学好，可以在课外辅导班补足。这种三方都不满的趋势愈演愈烈，矛盾焦点全部集中在一线教师的古文教学能力上。

一、高中语文老师古文素养的定义及内容

（一）什么是古文素养。

胡明德认为：“关于语文素养的定义，学界至今没有统一说法……教师素养是教师在固定期限内，在自己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水平、教学能力及道德修养等。”古文素养就是高中语文老师为了适应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古代文学素质和修养。

（二）古文素养包括哪些内容。

具体内容大致可以确定为教授高中古文必备的古代文学的语法知识、古代文学常识、基本古代文论知识和相应文化知识储备，以及新课改过程中需要的古代文学教学新方法和新设备的使用技能。

二、高中语文老师在提高古文素养方面陷入的误区

陈大维指出：“中学语文教师古文修养的缺失恐怕主要不在古代语文知识方面，即使有所不足……（而）主要是文论修养和文化知识储备不足。”

（一）知识储备层面的误区：一头扎入浩瀚古文书海难以自拔。

黄山谷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为弥补自身古文知识不足，笔者确定如下阅读书目（节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诗经选》、《楚辞选》、《汉魏六朝诗选》。这批书选本精良，涉及面广，博大精深。高中语文老师如能好好加以研读，假以时日，就一定能有效提高自身古文修养。

很快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是这些优良选本大多是权威古本，一般收藏在各大名校图书馆内，市面上很难买到;其次，这些书古奥精深，若非一番艰辛仔细地研读，一时之间很难消化。看来，仅凭普通一线老师的满腔热情和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这个打牢古文素养基础的重任的。

对策：

1.以教学组为单位，设立阅读古文典籍兴趣小组，重新确立书目，动手搜集所需书籍;

2.以定期活动检查阅读进度和交流阅读经验，分享学习心得，撰写学习笔记或者论文;

3.在老中青各年龄层教师中，通过定期听课，积极促成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局面的形成。

（二）技术运用层面的误区：过度依赖多媒体教学设备，忽视教学规律。

毋庸赘言，古文教学得益于多媒体技术的地方很多，如讲白居易的以乐抒情的千古名作《琵琶行》，不少教师都会选用音乐辅助教学。课前可选用《高山流水》调动气氛，课中选用林海的《琵琶语》创设情境，进而辅用《十面埋伏》展现琵琶乐之精妙，最后用林海的《渡红尘》揭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类共同情感主题。这样的多媒体使用可以说和课堂教学相映成趣、浑然一体，实在是妙不可言。

一旦遇到苏轼《赤壁赋》这样的情理佳作，多媒体技术就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笔者见过有老师选用多媒体讲解这篇需要耗费三课时的重点课文，该课件共使用50张课件，数量不算多，课时安排紧凑，内容详略得当。细看多媒体使用，并没有出彩之处：除了音频朗读和图片展示（共计7张幻灯片，仅占总数的14%）利用到多媒体之外，其他部分（80%以上）多为课文知识点归纳，多媒体和课堂教学的结合使用状况极其不理想，不值得提倡。这正是很大一部分古文教学面临的困境：费时费力不讨好。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1.鼓励使用多媒体，绝不滥用。可以锦上添花，但绝不多多益善。

2.遵循古文教学客观规律，同时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三）理论实践层面的误区：轻视文言语法教学，偏重人文精神培养。

初中生学古文几乎不讲语法，以至于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文言文语法体系，到了高中，尤其是高一，马上要求他们能读懂浅易文言文，实际情况是很多同学连“主谓宾定状补”是什么都分不清。

广大一线教师的普遍认识就是“得语法者得天下”，教学实践中分别做出不同调整：很多教师不惜放慢教学进度，用8～10个课时疏通这些语法知识，以期学生迅速获得高中古文教学必需的语法知识;更多教师则是顺应课时安排，将语法知识零零散散地穿插在课文讲解中，以期学生能缓慢学习这类必备的语法知识，然后形成自己的体系。这种与“《考纲》精神”多少有点相悖的“灵活处理”，实属无奈。

笔者认为，“文”“言”之争在初高中教学中实在是大可不必的，应该回归到“言”为“文”之基础，“文”为“言”之升华的轨道上，这才是高中生学好高中文言文的不二法门。

对策：

1.高一教师讲授古文之前，务必统一安排学生学习文言文相关专题语法知识;

2.授课内容、课时和相关练习由高一教研组研究统一部署，以期达到“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与笔者有共识的广大普通高中教师在提高自身古文修养时，一定要极力避免上述三种误区，从知识储备、技术运用和理论实践三个层面上参照建议执行，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胡明德.语文素养视角下浅谈高中青年语文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J].语文建设，201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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