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中刘向父子奉诏校书探析

【前言】古文献中刘向父子奉诏校书探析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后改名为向，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刘向奉诏校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此时汉朝统治并不稳定，礼制改革遭到阻碍，再则外戚盛贵，把持着要权。汉成帝喜于诗书，好观赏...

摘 要：我国历史文化渊源流长，古代文化典籍亦卷帙浩繁。从先秦到近代文人墨客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佳作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对于文学典籍的校雠、整理工作却起步较晚。本文旨在梳理古文献中对于刘向父子奉诏校书的史料记载，并探析其意义。

关键词：古文献；刘向父子；校书探析

文学研究自古以来就对文献资料十分重视，早在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竟兴、百家并作，各种文献大为增加。经孔子搜集整理，开创了我国古代典籍整理的先河，对于中华民族思想史的建造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但这一传统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和发展。秦统一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统治措施，如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等等，文字的统一，对于我国古代典籍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然而，秦统一天下后，并没有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倡导和繁荣文化，却因儒生的大胆言说统治者执政之弊端，而采取了“焚书坑儒”的策略，这无疑给我国先秦文化典籍带来了一次极为破坏性地灾难。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加上短命的王朝时间，也就没有出现什么较有影响的文学成就，即使有也无非是一些刻石表功之类的歌功颂德之作，所以有的学者对于秦朝的文学评价为“秦时无文”。当然这里的“文”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成就方面。汉朝统治者在吸取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后，一方面采取了有利于国力恢复的政策，另一方面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也为文学走向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秦及秦以前文学典籍的整理工作也就当之无愧地落到了汉代人身上，刘向父子的奉诏校书工作也就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最早对刘向父子奉诏校书的文献记载见于《汉书・楚元王外传》：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为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获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候王凤为大夫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候。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盛贵，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到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运转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1]

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后改名为向，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四世孙，刘向奉诏校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此时汉朝统治并不稳定，礼制改革遭到阻碍，再则外戚盛贵，把持着要权。汉成帝喜于诗书，好观赏古文，因而刘向得以奉诏整理、校雠古籍，刘向向汉成帝所上之书的内容也主要是一些关于礼制方面的。同卷中亦有对其子刘歆校书的记载，“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从咸及丞相习方进受质大义，初《左氏传》多古音文字。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2]刘歆校书是卒成父业，此处对于刘向父子校书范围亦有提及，但记载过于笼统，只是点到为止。《汉书・艺文志序》则对其做了详细交待：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乱。到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言路献书之策。乞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联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则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哀命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3]

此处，既对汉朝统治者下诏整理、校雠古代典籍的缘由进行了说明，亦可见刘向父子校书的范畴，校书人员的组成、负责情况，以及取得的成绩。此后的一些文献记载大都不出其旨意，如《隋书・经籍志》中对刘向父子奉诏校书的记载为：

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今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是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辑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4]

《旧唐书・经籍志》对于刘向父子的校书记载则较为简约：“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赢氏坑焚，以愚黔首。汉兴学校，复创石渠。雄、向校雠于前，马、郑讨论于后，两京载籍，由是灿然”。[5]而《新唐书》则无记载。到了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则为：

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今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起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而上方响《诗》、《书》古文，向乃因《尚书・洪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运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6]

此处，则为我们道出了刘向校书的真实缘由，既有汉成帝的个人喜好在里面，又有统治者权益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夹杂其中。此处滋不赘述。

然而刘向父子对于古籍地整理与校雠的意义却是重大的，清学者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故者，不足与此。”可见校雠之学始于刘向父子，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的历朝历代对于典籍的整理与校雠大多沿其所开创的路径进行。

刘向父子在校书过程中广收异本、校正文学论误、整理篇章次第、拟定书名、编写叙录、分类编目等，为我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与校雠，以及经典的文学典籍得以流传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其意义和影响极为深远。

参考文献：

[1] [2][3]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第1949―1950页，1966页，1701页。

[4] 魏征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3年，第905页。

[5] 刘《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第1964页。

[6]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第9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