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范文
时间：2023-08-28 10:50:39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1篇
一、何谓方法论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多学习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社会进步、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这也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
二、方法论的重要性
我认为方法论的重要性大体上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第二，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三、方法论中“理性”假设的认识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
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但理性是相同的。不过，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学习经济学的人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四、理论或理论模型的意义
我认为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澄清思想，而不是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目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怎样的过程可以澄清我们的思想。我认为每一次思想的澄清都只能从所思考的现象逐渐理解其形成机制最后达成概念性的解释。如果我们习惯了直接从先验概念出发来建构现象，把成熟市场社会里的经济模式看作我们自己社会里的经济模式，把完全竞争看作当然成立，从而把利润最大化当成分析企业经济行为的当然出发点。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许多产业，例如电信产业里，竞争始终就不是充分或完全的，于是企业成本的“最小化”始终是个应当询问的问题，从而单位产品的真实成本从来就没有被揭示出来过。理论只是为了想清楚问题，理论对现象的预测能力将随现象的多样性发展而越来越弱，理论只有直面现象才不会丢失。所以，在方法论上我们应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
五、对经济学中数学化的看法
自五十年代以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特别多。最早在应用数学时无非是希望使经济学的理论更严谨一些，但现在确实出现了不用数学就很难在好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就很难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情形。早期的亚当・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可以讨论的新的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如果只把亚当・斯密等过去的大经济学家讨论过的问题，用语言重说一遍，不会成为亚当・斯密，那么，怎么比较哪个学者好呢，只好比数学技巧，去做从数学来看越复杂、越漂亮的模型。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验经济学;规范实验;最后通牒博弈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26-02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表彰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实验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显示了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在理论界的影响日渐增强,并且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
实验经济学,是指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下行动,借以分析人的行为,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如果这样,经济学家可以在设计好的可以控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或者那些重大的发现做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其是否具有科学性。
1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从历史上来看,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的相关问题,得从1738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距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认为是学科开端的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和需求的实验。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从事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萨斯通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拉开了实验经济学序幕,萨斯通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个体的无差异曲线,大约20年后卢西斯和哈特在考虑了现实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进行了萨斯通的实验。1950年阿莱提出了对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下的选择进下行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决瑟尔和弗鲁德构造了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实验都是围绕着重复的囚徒困境及其变型展开的,纳什曾经指出实验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难在零和博弈中将参与人的行为视作重复博弈,不同阶段的人的选择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张伯伦教授首次在课堂对市场进行了实验,建立了一个实验性市场以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条件,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与竞争性市场均衡结果不一致,但是这也就启发了当时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在课堂上以他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竞争性均衡实验,与张伯伦教授的实验中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证券市场所采用的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他发现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适度数量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市场也能很快地收敛到竞争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证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经济人不是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与人们习惯的经济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将多次的实验的结果组成论文即《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2 实验经济学中的实例分析
一个很著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戏,该游戏的规则是:两人分一笔固定数额100元奖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来表决,即A提出的方案是给B一个数额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来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两人将一无所得。
在该游戏中,如果我们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要让x>0,那么B就应该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会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会接受,否则两人得到的奖金将会是0,也就是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会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设想一下,在如此悬殊的比例下,如果换成你是B,你也会觉得太不公平了,A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奖金,所以你会拒绝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将角色换一下,由你来提出方案,大部分会选择给B50元,这样的话,B会更容易接受,可这种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测就显得毫无意义,就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找寻其中的规律。
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我选择了45个人作为我的实验对象,事先不给他们任何限制,由他们自由选择可以分配的方案,即为B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实验的结果是31人选择将该笔奖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还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给B大于给自己的奖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选择给与B更多的奖金,即使A得到的奖金更少,否则B会拒绝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这次的实验中只有1人选择了给B最少的奖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我的这次实验结果完全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即x较小的时候,人们是会拒绝这种方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由于我选择的实验对象的样本数量太少,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可以发现,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正确,像“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一定正确,说明人们在决策中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奖金的金额、公平性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选择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更加规范化的实验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性,所以在类似地条件下,不管谁参与的实验都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涉及了很多的实验,涉足的领域有: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市场实验、拍卖实验、风洞实验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需要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做出更多的实验,以验证经济学的合理性。
3 实验经济学的意义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已经逐渐进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当中,通过实验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实证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们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的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其实,这样的方法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即理论的假设和数学的推导往往会排除掉人们行为中的非理和不确定因素,是以人们为“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实验经济学就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验经济学是以人们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的与我们现实世界不一样的问题。
第二,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论证,同时可以操控实验条件和实验变量,排除那些非关键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也就克服了经验检验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实验经济学可以重复实验来进一步论证,用现实的数据代替历史数据,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经济检验的不可重复性,使得经济学理论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四,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第五,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增长迅速,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实验经济学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学科。
4 实验经济学的问题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实验确实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实验经济学家们不单单要掌握好经济学,还要系统的了解实验所要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知道,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要研究现今的经济,揭示现今经济运行和人们行为的规律,但是即使实验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如果与现实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实验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使得实验会越来越难控制,使数据最后也更加难以处理,得不到实验想要得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参与者的主观性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经济学家在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排除个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会考虑设计实验方案的人,从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的期望,导致实验的不真实,这样的主观因素将是对实验的极大挑战,也就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许多著名的实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者由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好的系统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 总结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共同发展,它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知道,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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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3篇
【提纲】
小序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五、长期与短期
六、结论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非一篇文章能够说清楚。在国内，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注：这方面的专门译著，如马克·布劳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国学者的专著，如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在许多著作中也有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门章节，如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章；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人分为两个层次，也有人分为三个层次（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两层次的划分见石土钧为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前言”，见《经济学方法论》，第13页；经济学方法论的三层次划分见黄少安(1995)，第8页.）。这两种不同分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把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看作是最高层次，这首先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研究的逻辑问题。本文主要对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五方面，是由其重要性决定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规范与实证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性质，是单纯的解释、描述，还是涉及价值伦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涉及到认识问题的视角；溯因、归纳与演绎涉及到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内容；长期与短期会影响人之行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前言”中对“知识”作了区分。他指出，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对这种分类只能加以补充，而很难再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全部的理性知识可以分为质料的和形式的。形式的知识，只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这种形式哲学被称为逻辑学；而质料哲学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种：物理学和伦理学，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而伦理学则是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康德的这部著作最早出版于1785年，他虽然提出了知识的划分问题，但没有回答“什么是科学”。1786年，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注：这句话有不同的翻译。这里转引自（德）汉斯·博塞尔(HansPoser)：《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这句话被翻译为“每一构成为一体系（即按照原理而排起来的认识整体）的学说就构成为一门科学”。见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一直到19世纪，人们对“科学”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把一些理论用某种逻辑形式组成一个探讨知识的体系”，就足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了。科学在当时就是指“有条理的整体”（注：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专门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注：例如，在19世纪初，费希特出版的《科学论》；1837年，博尔扎诺(Bolzano)发表的《科学论》。参考汉斯·博塞尔(2002)，第10页。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的《逻辑体系》(1843)和休厄尔(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是当时关于科学哲学的最早著作。艾伦·瑞安(AlanRyan)：“穆勒，约翰·斯图亚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506页.）。人们有意识地给“科学”下定义，并给出科学的标准，是在20世纪早期随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兴起才出现的。这种哲学体系不仅提供了评价某种理论和解释的标准，而且也提供了衡量所有研究领域成果的标准。霍里斯(Hollis)和内尔(Neil)归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十条准则：(1)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2)经验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3)所有认识上有意义的论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或者是综合性的；(4)综合性结论如何，事先并不知道；(5)分析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6)分析性真理的正确性取决于惯例；(7)因果规律是经过充分证明的经验假设；(8)检验一种理论，就要看这种理论的预测能否成功；(9)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10)科学的划分是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方法。（注：艾克纳(1990)，第22页.）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过于严格，甚至连物理学、生物学置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准则之下都很难成为科学。比如，其中第1条原则就过于严格，因为有些知识根本无法进行检验。人人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并且知道当前世界上拥有的核武器当量能够把地球毁灭几十次，我们无法验证这个命题，但不能说这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后来，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中。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发现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在现实中检验假说的正确性，逐渐排除错误，并不断提出新的假说。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科学必须具有“可检验性”。
后来，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Lakatos)等哲学家提出了科学的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等问题。就科学的范式而言，它是指一种突出的科学成就，并且被认定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涉及有关的概念、理论等方面的内容。（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拉卡托斯把科学研究的纲领划分为“硬核”和“保护带”。“硬核”是科学家已经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保护带”则是当假说被验证或反驳时，具有某种伸缩性的部分。（注：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其基本逻辑是：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它没有普遍的规范性的方法。惟一可行的科学方法论规则就是：不要任何规定，“怎么都行”。（注：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费耶阿本德。参考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内格尔(E.Nagel)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话基本上能够代表科学的本质，“正是想要使所做的解释既有系统而又受事实证据的约束这一愿望，产生出科学；正是以解释性原则为基础来组织和分类知识，是这些科学的特殊目标。”（注：转引自马克·布劳格(1992)，第1页.）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够从逻辑上经得起推理，并且能够经得起检验。所以，经济学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注：其实，理论与假说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因为“假说是较低确证度的理论，而理论是较高确证度的假说。”见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也就是说，假说是尚未经过大量检验或被论证而被普遍接受之前的命题，而理论则经过了大量的检验，特别是经过了逻辑推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宽泛意义上讲，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而这三个方面的技巧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的区别。（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章.）他把历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注：熊彼特为了论证经济史的重要性，还特别说明了如果要他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做出惟一选择的话，他将选择经济史，有三个方面的理由：(1)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2)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3)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见熊彼特(1991)，第32～33页.）他还特别论证了经济理论的形成，即在假说、假定等的基础上，通过创造一些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形成经济理论。（注：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9页.）历史和统计的作用就在于发现与验证假说。因此，理论的发现既需要从历史或现实中发现问题，也需要逻辑的演绎推理。（注：既然写到历史和理论推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提到卡尔·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看，这涉及经济研究的两条不同思路：一是经验研究(empiricalstudies)，主要是使用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hypothesis)，这种假说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也可以是别人提出的；二是理论研究(theoreticalstudies)，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应该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注：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对国外经济学博士论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区分。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5～6页。其实，这种区分在一般的经济研究中也完全适用，要么提出假说进行证明，要么对假说进行验证.）。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所谓实证分析，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和价值有关。前者关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换句话说，“是”和“应该是”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判别条件。据此，描述经济究竟如何运行的或人们的行为到底怎样的学问便被称为实证经济学；而那些充满激情的赞美或诋毁（“应该”或“不应该”）某种经济运行机制或人们行为的做法，则往往被人们贴上规范经济学的标签。
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Hume)。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绝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休谟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命名为“休谟铡刀”（注：休谟的这句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页。马克·布劳格在该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这实际上指出了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N.W.西尼尔(NassauWilliamSenior)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解释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差别。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是只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注：N.W.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休谟和西尼尔只是指出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而对实证和规范研究做出明确分析的当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NevillKeynes)。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whatis)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是否具有可取性(whatoughttobe)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它关注人的理想，而与实际状况无关。”（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有许多学者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从整体上看都在实证分析一边。在他看来，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理论应该根据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进行检验”（注：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文见《弗里德曼文萃》（上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句引文分别见123页、125页.）。
除了像弗里德曼那样坚持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外，也有的学者积极倡导规范分析，如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他指出，“价值赋予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带任何偏向的研究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决定了概念的意义、模型选择以及对观察的挑选等”。这实际上说明了实证研究也受规范约束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背景，从而观察事物时就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说得更绝对一点，坚持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选择实证分析而放弃规范分析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既有实证研究，也有规范研究。对不同国际贸易政策的福利影响的研究，就是实证分析，而提出应该采取这种或那种政策主张，就是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1.方法论个人主义。按照沃伦·萨缪尔斯(WarrenSamuels)的说法，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瘟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Rutherford)从三个方面对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了解释，(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8页.）以上两个定义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本质，即研究社会想象必须从个人入手。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比较早地进行详细研究的可能要数哈耶克和米塞斯。（注：有人认为：是米塞斯使方法论个人主义众所周知，第一个在经济学论文中强调了其隐含的问题。霍奇逊(G.M.Jodgson)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邓正来指出，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与米塞斯一起创立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是米塞斯将韦伯所使用的“关于方法的个人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转述成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有人甚至认为，这一转变是20世纪哲学实践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见邓正来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写的中译本序言《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序言第10页.第12页.）
1945年，哈耶克(F.A.Hayek)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真个人主义和伪个人主义。他认为，真个人主义起始于约翰·洛克(JohnLocke)，后来经过了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大卫·休谟(DavidHume)、亚当·斯密(AdamSmith)、约翰·穆勒(JohnMill)等人的发展。他指出，真个人主义认为，“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为，方能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的话来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由人经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27)
1949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出版了《人类行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三项内容：(1)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的行动而表现出来。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2)人生来就是个社会动物，但这个过程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变动不拘，就是这个过程的进展。除掉了个人，也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除掉了个人行为，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各种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只有在某些个人的行为中才能看得出来。(3)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集体被认识，总是由于那些行为的个人赋予他的意义。（注：LudwigvonMise,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WilliamHodgeandCo.Ltd.,1949,pp,41～43.）另外，米塞斯还分析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Singularism)。
2.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方法论集体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同样，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概括，方法论集体主义包括三层含义：(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使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3～34页.）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方法论集体主义持批评态度，例如哈耶克指出，集体主义“谎称它们有能力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体的实体，……这类实体乃是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的。”（注：F.A.冯·哈耶克(2003)，第12页.）方法论集体主义虽然遭到了许多批评，但是许多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自己方法论的核心。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汤因比历史研究中采用文明作为分析单位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它们各有自身的利益，即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成功地运用了方法论集体主义，并且揭示出不仅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而且对集体利益的考察较之对个人利益的考察更具科学性。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进行批判，因为他没有说明个人利益如何形成集体利益，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注：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马克思之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明确将“阶级”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惟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1992年版，第158页.）
汤因比(ArnoldJ.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可谓把方法论集体主义运用到了极点，他的研究单位或基本单元不是个人，也不是团体或群体，甚至不是国家民族，而是文明，是通常以民族国家为组成部分的文明。（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以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为分析单位，这都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运用。（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关系。从前面对这两个概念的分析看，它们似乎势不两立，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又是相互补充的。有一段话很恰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注：转引自霍奇逊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就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言，应当承认，它们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如果没有个人利益，个人行动就成了无源之水，集体行动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换个角度看，如果集体利益不存在，社会、国家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合作与阴谋呢？我们认为，不在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否存在，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个人利益能否与集体利益统一？个人利益是否构成集体利益的前提条件？个人利益能否合成为集体利益？
例如，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利益”是核心。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抽象的，具体的贸易和交易都是发生在厂商、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具体利益主要体现为个人、厂商或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个人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国家利益的最直接表现，国家也只有代表、维护个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存在的必要。国家相对于其国民而言是一个集体，全体国民组成的集合；但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它又是一个个体。因此，方法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分析国家行为时都适用，二者互为补充。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注：详细内容见李增刚：“溯因、归纳与演绎”，《山东经济》，2004年第1期.）
演绎和归纳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就说明了归纳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归纳是从众多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与归纳不同，演绎是从假定前提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结论。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Mill)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都曾强调这两种方法同时运用的重要性。“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1页.）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非常恰当地同时运用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
另外，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如“经济人”假定，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从来都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个假定能否产生值得怀疑。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并不是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凭空杜撰的，而是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他正是从交易费用不为零这个假定出发，解释了企业性质的解释（注：科斯：“企业的性质”，中译文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又是—种演绎分析。
与归纳和演绎非常相近的还有一种方法，即溯因(abduction)。它是指结合已知公理、假说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理论性命题的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这个术语很少见到，但是其做法却一直被使用，如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这是为了解释一个一般现象，即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起初不断下降；然后随着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环境质量又逐渐改善。经济学家提出了四个假说对此进行解释：(1)环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弹性随收入增加而不断上升；(2)当人们更多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愿意分配更多资源控制污染；(3)贫穷国家自己无法实现他们扶持和引进工业带来的繁荣。污染工业虽然在工业化国家受到排斥，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大受欢迎；这些国家只有富裕后才被迫治理环境，清洁空气；(4)可以假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分与贫穷国家不同，因此存在一个逐渐向清洁工业和经济活动进步的自然过程（注：参考DanielW.Bromley,2002,"EconomicsandPublicPolicy:theEssentialLogicofPragmatism".www.aae.wisc.edu/bromley.）。
从这些分析看，归纳、演绎、溯因都是经济学基本的研究方法，缺一不可。归纳法虽然受到各种批评，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理论来源于现实；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但其基本假定却离不开归纳；溯因强调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在用理论解释时提出新的理论。另外，现代经济学特别强调实证，实证案例的选取以及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五、长期与短期
传统经济学经常不考虑时间因素，从而也就没有静态和动态、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时间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至关重要。马歇尔最早区分了长期与短期这两个概念。（注：卡罗·帕尼科(CarloPanico)，“长期和短期”，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60页.）他指出，在短期内，“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但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他接着指出：“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注：马歇尔的引文见：《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5～66页.）现代经济学家从生产的角度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是，“在短期内某些生产要素是固定的，……；在长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变动”（注：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从本质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是长期均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市场的自动调节、市场出清等问题都是针对长期而言的。例如，市场供求通过价格自动调节，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降，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实现供求平衡；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供给量增加，供求也会实现均衡。但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供给量虽然能够在非最优规模上增加，但产品的生产本身也需要时间。我们还可以将从“生产”角度区分的“长期”和“短期”扩展到制度分析，长期内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变化，特别是宪法，国家整体等都可能变化；而在短期内只能发生宪法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换句话说，在短期内，所有主体只能在既定约束下，选择最优的制度；而长期内，它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改变制度选择的规则，即布坎南(JamesM.Buchanan)所谓的“宪法”。
按照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没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市场调节会使宏观经济自动实现均衡。从长期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市场似乎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均衡，但政府往往需要解决短期问题。正如凯恩斯(Keynes,J.M.)所指出的，“长期”往往使人踏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注：正如有人在批判传统经济学时指出，在暴风雨季节到来之时，这批人只能告诉我们在它逝去之后，大海会恢复平静。然而，谁都知道，此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些什么。参见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见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7页.）在现代国家，执政者的任期是有限的，是选民定期选举出来的。从完全放任自由的角度看，政府的最优决策可能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不作为。但是，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时，执政者不可能无所作为，任宏观经济自由波动，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从人的行为看，具有短期眼界和长期眼界的人会表现出巨大差异。例如，一个具有长期眼界的统治者会通过适当的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等谋求长期利益；而—个流动的帮匪则通过竭泽而渔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注：MaNCUROlson,PowerandProsperity,BasicBooks,AMemberofthePerseusBooksGroup,2000.他进而指出，人们在高呼“国王万岁”时是发自内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预期具有长期的眼界的统治者不仅考虑短期利益最大化，还会考虑长期利益，从而可能会制定长期政策，确定适当的税率等.）。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执政者采取经济学家的观点，任何国家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采取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甚至通过宪法规定下来，不得变更。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当失业大量增加时，执政者不可能用“长期”安慰选民，他们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失业工人需要的也不是“长期”安慰，而是生存问题。因此，政府可能就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虽然大量研究表明，采用贸易保护政策维持就业代价高昂，并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要远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即出现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但执政者除了追求经济效率外，还要考虑社会稳定，执政者至少在其执政期间不希望发生社会骚乱。执政者任期短期化，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就决定了现实经济决策与理论之间的差异。六、结束语
经济学作为科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方法。科学研究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实证与规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决定了研究的视角，是构筑理论的基础。当然，经济学方法论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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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4篇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且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ly of acia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
以上的分析说明，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即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但为什么说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预测和操纵呢?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预设着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作出理论说明。关于社会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认为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只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必须还原为个人的行动。“诸个人行动的特定方面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或‘大社会’(great society)。但社会本身既不是实体，也非权能(power)或行动者。行动的只有个人。个人的某些行动带有与他人合作的意图。而个人间的合作则产生了由社会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事态。社会并不能脱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存在。”社会实在的本质在于诸个体的互动，因此，任何科学有效的对社会实在的分析，都必须回过头来指涉个人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主观预期的意义所塑造的。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必须追溯到对个人行动及其意义的理解，这便是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一、《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地位与学习的意义
1、课程性质及地位
目前，《经济学方法论》课程已经成为国内众多综合类大学以及财经类大学的专业主干课。在内蒙古财经大学，这门课程是作为经济学院本科生第四学期的必修课程，同时是商务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选修课程。在本科生课程体系中以及课程方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本课程对学生所学前期课程的理论知识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方法论的视角――获得对既有知识的新的整合与重组，从而提升学生对所学不同课程的认识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本课程还具有非常强的引导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有助于学生对第四学期结束后即将写作的调查报告以及后续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工作的顺利展开。
2、学习的意义
根据埃思里奇的观点，教学计划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我们主要教授学生“知”的经济学，却极少教授他们“行”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处于“知”、“行”相互割裂的状态，这使得学生们处于知道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却不知道如何将理论用于指导研究实践。而经济学方法论这门课程恰恰构建起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实现“知”“行”相统一的桥梁。
此外，从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三化”道路的演讲中所提：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道路，根据这一提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理论发展中的这“三化”，笔者想，在这里方法论以及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方法论方面的学习、借鉴与应用来更好地对“三化”的实现提供创新与发展路径。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主要是使学生从哲学层面、经济学方法层面以及经济学具体工具方法层面三个层面系统的学习方法论知识。
2、能力目标
借助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知识，培养学生将经济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使其具备较顺利撰写调查报告以及研究报告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使其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能够以这一全新视角将所学各门课程的经济学理论统筹整合为一个整体体系，成为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知”者，并建立起应用经济学理论知识来解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学习习惯与素养。
三、教学内容设计
导言中对经济学方法论课程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说明，如方法、方法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含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的问题作出说明。特别是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方面，一般把经济学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即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就经济学而言，将经济现象作为对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质，那么其认识的方法、方式、途径等是否存在规律；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即对经济现象认识的具体操作方法。教学内容中各部分的划分就是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三个层次的顺序展开的。据此将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科学哲学部分，具体包括对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等内容进行讲解。一方面这一部分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有助于学生从深层次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哲学思潮的发展也始终都在极大的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学说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我们也必须较为系统的使学生认识到哲学层面方法论的基本发展历程以及成果。
第二部分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具体是按照经济思潮以及流派发展的历史顺序来安排教学内容。第一块内容将对古典经济学阶段重要经济学家对方法论的论述进行讲解和说明，具体包括古典经济学之前的重商主义、威廉・配第等的经济学方法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斯密、李嘉图等；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开始了当今同根于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立，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此，本部分第二、三部分内容将分别安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第四部分内容是从方法论论战的视角对经济学方法论在西方涉及的几次大的争论进行说明，如边际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学派之战、新古典综合派与剑桥学派方法论之争等。
第三部分是具体的方法问题。由于经济学也是一门社会学科，因此，这部分内容想从两个层次来讲解，一是从社会科学一般层面的分析方法来做出讲解，具体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具体的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二是从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出发，来说明其主要的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数学分析等。
第四部分是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最终归宿问题，即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也有学者把他取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和论文的撰写。
四、教学准备
目前国内关于本门课程的教材分为国内学者出版的教材和国外翻译的教材两类。一类是国内学者自主编写的教材，如张俊山、朱成全、韩永进、高本全等。第二类是国外翻译的教材，如上海财大出版社2005年翻译的谢拉・C・道写的《经济学方法论》、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所包含的层次以及内容非常广泛，因此，教学过程中不可能仅仅依托于一本教材来完成课程的讲解，需要大量的辅图书、论文资料。对于这些辅材料，目前国内可供参考的图书如汪丁丁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刘永佶、程恩富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版的专著、汉兹、门格尔、霍奇逊、罗宾斯、霍奇逊等国外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学者的译著。此外，还可跟踪国外专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期刊，如《经济学和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等。
五、教学过程设计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已经开设这门课程多年，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教的方面，授课教师备课非常累，可以说备课费时、费力、费心血，但总体感觉收效不佳；另一方面，学的方面，学生普遍反映枯燥、没意思、没兴趣进而听不懂，最主要是感觉不到学了这个课有什么用。在上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教学过程设计应沿着重过程、重应用的思路展开。
1、将学生的学纳入到老师教的过程当中来，真正融教与学于一体，采取四个模块相统一的教学方式
（1）课堂讲授：增强系统性、知识性+注重知识表达通俗性+寻找案例增强趣味性；（2）课后作业及阅读思考任务：每节课结束都布置复习及预习的内容，每下一节课开始都要检查课后复习及预习的情况；（3）课堂讨论：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与应用来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4）撰写读书笔记：一学期至少要交四篇读书笔记，给学生十本左右的关于方法论的经典译著，以电子版的形式打包放在课程qq群里。其实，后续的想法，还想根据课程特征设置专门的群聊，以群聊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表的看法来给予表现突出的学生以一定的平时成绩奖励，建立课堂之外的第二课堂。
2、应用“大纲+笔记”的方式来严格教学过程
即设计带有空白地方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跟着老师在听课的同时，将重要条目下的重点内容补充到大纲当中去，最终形成既有调理又有实质内容的笔记。通过这一办法，对学生的上课过程做出硬性的规定，从而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3、调整考核方式
在上述教学过程设计下，对考核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平时成绩比重至少改为50%，最后考试成绩不高于50%。具体来说，准备取消考勤分数，平时成绩包括3块，课堂笔记（15分）+读书笔记（20分）+提问互动（10分）+QQ群活跃程度（5分）。期末考试采取开放式试题，开卷考试，注重对所学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能力。虽然增加了授课老师的工作量，但是感觉能一定程度上将学生控制在课堂以及课堂之外的这一课程学习中。
【参考文献】
[1] 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2] 高本全.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似乎不愿对方法论问题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方法论思潮很快就湮息了，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其实，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维护的并非是坚定的学术信念，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成一种“伪科学”。这一点也为所博兰所认同，他写道，“因为波普尔说，‘科学’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态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接受方法论及其固有的对新古典理论的方法论批判。要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家乃是懦夫，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从我的苏格拉底一波普尔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宽容方法论批判，也许只不过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是‘非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采取无动于衷的行为，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以及核心假设，正是经济人这一假设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提供的理论和信仰支持。博兰写道：“哪种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产生好感呢?很明显，认定了自私自利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那些人，将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为他们的自私自利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辩护。这不是说，赞成主流经济学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只是说，我们非常易于识别那样一些同事，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他们的新古典解释来避开对他们自私自利追求的挑战”；因此，“假定可以说，倘若新古典经济学吸引了占绝大多数的有自私自利倾向的人，则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力批判置之不理，是符合他们的一己私利的。倘若新古典经济学被驳倒了，我认为对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将会出现一场严重的诚信悖论。”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160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1 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2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2.1 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他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实证主义者。罗宾斯摈弃了历史归纳主义,他指出了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他强调抽象在构成特定假设过程中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对特定理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归结于经验事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反对方法论的一元性,主张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并对将自然科学方法不加批判地运用于社会现象中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对于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注释。
2.3 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拉卡托斯是波普尔学说的追随者,但他对杜恒-硅因论题(Duhem-Quine thesis)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主张理论检验是比较性的而非绝对性的。当理论遇到经验窘境时,理论家总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科学的修正必须能够产生可检验的引申结论。如果新的理论部分性地被证实了,说明修正是“经验前进的”(empirically progressive),我们就有理由舍弃未修正的理论而利用新理论,而不管新旧理论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评价选择理论应当以“经验前进”而不是经验检验的成败为标准。立足于波普尔传统,同时发展了库恩的“范式”学说,拉卡托斯提出“科学研究程序”(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及“硬核”(hard core)等系列概念来解释理论的普遍结构与发展过程。莱切斯引入拉卡托斯的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2.4 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正是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以及张五常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围绕着“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变迁”这几个核心概念,尽管他们之间的许多著作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的内在一致性。
3 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那么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给予我国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启示在于:
3.1 “常无”心态面对经济现象
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3.2 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林毅夫(2001)谈到,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过程是一个从“定义提出假设假说借用分析工具验证假说”的往复循环的过程。
3.3 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套套逻辑一般性非常强,但是没有内容;而特殊性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可以用,因为加入的限定性条件太多,其结论是没有可能错的,但也正是其过多的条件限制,使特殊性理论失掉了一般性,这样的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张五常 2002)。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林毅夫 2004)。
3.4 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林毅夫 2001)。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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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3]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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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J].经济研究,2001,(4).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8篇
摘要: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导经济研究工作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阐述经济学方法论内涵、范畴,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对经济工作者研究工作的启示。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启示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经济工作者如何探明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亓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亓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一）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
（二）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
（三）证伪主义阶段
波普尔证伪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经济哲学界,引入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波普尔证伪主义流派的重要学者是哈奇森、布罗格。布罗格与哈奇森在解读与应用波普尔思想过程中着重吸收了其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波普尔的理论是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是评价选择理论的唯一尺度。但波普尔否认这种理论,强调“休谟归纳问题”使得达到经验证实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证实一个理论,即使它在十万次检验中被证实了,没有人能够保证它在十万零一次会继续被证实。但相反,只要有一次被证伪,我们则完全确信该理论是错误的”。因此,评价选择理论“不应当根据逻辑客观主义所主张的‘证实’而应当根据它能否可被‘证伪’”。
在证伪主义传统中还有部分学者坚持拉卡托斯的科学思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程序,其基本前提与假定虽然被质疑但却仍占据主流,这种事实可以用“硬核”来解释(这些基本前提与假定正是新古典研究程序中的“硬核”)。但多数经济哲学家对拉卡托斯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们否认主流经济学研究有什么“硬核”,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取得了所谓的“经验前进”也表示怀疑。
（四）历史主义阶段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但在主流经济学派眼里,都被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更多地专注于从历史资料的归纳中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因为他们对实际历史的看法就持有这样一种归纳主义态度。无论制度经济学派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紧密的学派,十分类似于肇始于库恩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传统,他们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形成一个稳定的“科学共同体”。这种特点在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体现的更加明显。
三、经济学方法论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是无地域和国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独立于他国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林毅夫认为,任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本体,也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所做选择的一种因果关系的描述。对于任何现有的理论,都应该将其视为可能对、可能不对的“前识”。在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要以“常无”的心态,从现象本身出发,去发现谁是决策者,他面临的限制条件和可能有的选择是什么,说明他为何在这些条件下,做了我们观察到的选择。
（二）理论构建是一个往复循环过程
我们学习现有的理论,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构建理论的,学习著名的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以及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关键限制条件的能力。关于构建理论方面,他给出了建议:第一,在建立经济学的理论时必须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第二,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从而更进一步去了解经验现象,再根据经验现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三）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
对于如何构建的问题,张五常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当事实不能解释事实时,就要有一点理论,并且加上些条件上去,然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可是解释这个事实的理论是有系统的”。他提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从整个科学方法来说,一个极端是套套逻辑,另一个极端就是特殊理论,理论分析应该从一个极端开始或者从另外一个极端往中间走。
（四）理性使用数学工具
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经验表明,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如果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而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和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应该让数学为我们的经济学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2]亓学太.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评介[J].社会科学战线,2006,(3)；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9篇
一、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绝大多数大学生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专业往往是从专业是不是好考，各专业的热门程度以及毕业后就业情况的好坏程度的角度出发的，而几乎不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读研，是否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是否适合该专业的学习，更不会考虑到报考专业所要求的研究方法论是不是与原来大学所学专业相似。还有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根本就不研究方法论，对于“方法论”这一词非常陌生，或者知道这一说法的也与之前老师常提到的学习方法想混淆。方法论不是一种让你通过考试的途径，而是告诉你如何正确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论对于一个人确立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十分重要，能够在你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将所有的知识整合起来，从而得出一些有用的结论，甚至可以支持你进行一些意外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所有理论的总称，一般可以分为哲学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三种，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对于研究生而言，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这三种方法论中最为重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就属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范畴。虽然学习方法论的过程比较枯燥，但我们应该花时间潜心研究并最终掌握，将它作为后续知识学习和学科课题研究的基础。我们在学习经济学方法论时，首先应该“了解经济学所属的社会科学体系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它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联系”[1]。
目前的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社会转型之后所形成的结果，以此使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能够与自然科学体系中的数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并驾齐驱。一方面，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工业和政治革命所引发的变迁，孕育了看待世界和获得知识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另一方面，这种新观点和新方法反过来又推动了或加速了社会与政治革命。[2]正是在近代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以经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为特征的实证主义方法，取代了将超自然的启示和以往的传统作为知识和真理的主要来源的信念[3]。
经济学学科大类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经济现象和人们对应各种经济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经济行为，主要考虑如何将经济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达到金融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性这一对基本矛盾才产生了经济学，逼迫人们做出权衡取舍的选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然，经济学科问题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类学科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不能通过具体的实验来得出结论或者证明结论的正确性。因此，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
因而也说明，经济学方法论的掌握程度与经济学科科研成果的结果的正确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有真正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并且是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研究成果。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运用
很多学习过经济学的人，甚至是一些经济学教授们都认为经济学方法论是他们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地转折点。尽管在很多大学中经济学方法论只是一门刚刚开设不久的选修课，但很多经济学科的学生在这门课上所花费的经历远超过了很多必修课程。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学习过这门课程之后，开始尝试着系统性地整理他们自己之前所学习到的一些经济学知识，并试图将这些知识与其他理论，甚至是管理学科中的一些理论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思考，很多人因此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最终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课题研究的成果的创新。经济学方法论并不一定能使每一位学生高分通过各种经济类课程，但是它对提升学生们经济学的基础性认识有着极大的帮助，能够不断激发学生们开始做底层研究或是进行一些创新性思考。
作为从管理学专业跨考金融学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对于经济学科知识，尤其是金融学知识的熟悉程度要远逊于原本就就读于金融专业的学生，第一学期课程结业考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在本学期接触到金融学方法论这门课程之后，使我研究金融学的基本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并开始在实践中进行尝试。现提出一些看法：
（一）立足于方法论，坚持做经济学底层研究
通过这一学期对金融学方法论的学习，我感觉最大的收获就是现在开始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经济学科中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比如，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经济学类课程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怎样的，与管理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金融在经济学内处于何种地位，金融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范畴是什么，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很难有标准而确切的答案，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而也会得出不同的解答，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从根本上理清我们的研究思路。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需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在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时，应该运用一定的数学模型来证明预先提出的假设的正确性，适量的数学证明在研究中是有非常必要的，可以以此来证明结论的有效性。
经济学方法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 规律 。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 历史 、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 哲学 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 论文 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 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 政治 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 理学 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 计算 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 艺术 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 文献 ；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 经济 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 政治 科学 家、社会心 理学 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 现代 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 哲学 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 发展 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 自然 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 文献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 论文 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 历史 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