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技发展范文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

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现在“新经济”呼声日高，对所谓“旧经济”领域显然形成了冲击和争夺，因为市场的真实需求很可能被市场神话的暗示所扭曲，何况在这投资者（如众多分散的股东）与经营者分离的时代。如果我们现实地看，所谓“旧经济”，如钢铁、化工、建筑等，一方面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所在，另一方面，也并非都能利用网络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如果任何一个公司，只要宣布“进军”高科技，甚至仅仅是向网络“进军”，就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追棒，有多少人（主要是经营者）会去认认真真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知识经济毕竟不是“概念经济”。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

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现在“新经济”呼声日高,对所谓“旧经济”领域显然形成了冲击和争夺,因为市场的真实需求很可能被市场神话的暗示所扭曲,何况在这投资者(如众多分散的股东)与经营者分离的时代。如果我们现实地看,所谓“旧经济”,如钢铁、化工、建筑等,一方面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所在,另一方面,也并非都能利用网络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如果任何一个公司,只要宣布“进军”高科技,甚至仅仅是向网络“进军”,就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追棒,有多少人(主要是经营者)会去认认真真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知识经济毕竟不是“概念经济”。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4篇

摘要：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经济建设中，应注意科学界定“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开发新技术以解决能源问题。在当前，尤其要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一、科技发展与市场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现在“新经济”呼声日高，对所谓“旧经济”领域显然形成了冲击和争夺，因为市场的真实需求很可能被市场神话的暗示所扭曲，何况在这投资者（如众多分散的股东）与经营者分离的时代。如果我们现实地看，所谓“旧经济”，如钢铁、化工、建筑等，一方面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所在，另一方面，也并非都能利用网络进行根本性改造的。如果任何一个公司，只要宣布“进军”高科技，甚至仅仅是向网络“进军”，就能得到投资者的信任和市场的追棒，有多少人（主要是经营者）会去认认真真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知识经济毕竟不是“概念经济”。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7篇

关键词：经济；科技；能源；知识经济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美国是世界软件业的大头，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来都有很快的发展。日本软件业的道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软件针对PersonalComputer的比较多，共性软件比较多。日本的软件是为大公司服务的，它的企业要搞自动化生产，所以它的软件都是个性软件。日本的千叶制铁所有个1米9的轧机，而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才1米7。而且，制铁所整个两公里生产线很难看到人。全所三班倒，连仓储人员一起也才80人，生产、买卖、运输都由计算机控制。我国武钢有2400人。可见，精神生产力能对生产和管理自动化影响到何种地步。

但是，信息业在某些方面应该降温，例如信息高速公路。并不是说中国不要搞信息高速公路，而是没有必要搞克林顿那样的信息高速公路。他说的高速公路，信息传输量至少是10的10次方比特，而我们现在修的不叫信息高速公路，而是“中速公路”，是每秒10的8次方比特，比美国设想的高速公路小100倍。每秒10的8次方比特就大得不得了，我们在20年、30年内都添不满。它只有一件事不能做，就是全国开各个省市的全国性电视大会，但是两家开电视大会可以。这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短期内修那么大的。这件事的鼓吹者也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看到美国人在那儿鼓吹信息社会，也赶快要进入信息社会。15年里要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第一他不知道要多少钱，第二他们不知道这种信息高速公路修出来没有用。中国的信息库才美国的1％左右，这相差太远。所以修起美国那样的高速公路以后，根本没有东西可运。打个比方说，现在长安街比较拥挤，你把它的宽度扩大10倍就可以了，扩大一千倍就是非理性的了。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8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科技短缺的消失意味着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阶段，把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作为科技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无疑是正确的。但随着自身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我们有必要放弃跟踪和模仿的发展思路，通过自主创新使科技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战略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而且引进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自主创新，实现跨越。经费投入现在不再是制约我国科技竞争力的瓶颈，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科技资源，使科技产出最大化已成为提升科技竞争力必须考虑的问题。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后，其科技投入将会进入一个较快的增长期，即进入科技起飞阶段。2000年我国的R＆D投入首次达到GDP的1％，2002年R＆D投入总额1289．4亿美元，其占GDP的比重上升到1．23％，自1995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增长，并且企业投入大幅度上升，达到R＆D投入总额的6O％以上。在科技起飞进程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固守跟踪模仿的技术发展战略，将丧失科技赶超和跨越的有利时机。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现代化；科技发展；互动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一、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

（一）对“现代化”的多维理解。“现代化”这一理念是在西方建立工业化体制之后，特别是在20世纪的巨大历史变迁中逐步得到确立的。西方学术界对“现代化”这一现念有着极其丰富的解释。所讨论的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

1、历史进化说。这是一种用历史学方法来分析社会变迁的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对不同阶段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现代化即人类历史上文明形态的特定阶段性的转变。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较大的革命性的转变：第一次是100多万年前人类的出现；第二次是从蒙昧的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第三次是18世纪开始的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第三次革命性转变被视为现代化的开端。

2、文化进化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构成了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体。实际上，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重视人的发展是马克思的一贯观点。从总体上说，自工业时代以来至20世纪七十年代，是人类高扬主体性的时代。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人们日益认识到科技的负效应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负面影响。下面要讲到的科学技术，或者说工具理性，实则是人的主体性的知识体现。

3、科技决定说。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现代化，是指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控制自然、利用资源的方式和数量上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对非生命力资源的利用和依赖程度就越大。按照这种界定，现代化就意味着资源利用形态的转变。当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特别是对非生命力资源的利用达到一种全面依赖的阶段时，这种依赖的程度越来越大，而且回复到原来的状态就越加不可能。

综上所述，科技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直接动力，而人是现代化的活动主题，推动现代化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的更好发展。这三种现代化理念，其内涵和外延存在着部分交叉或重叠。经济现代化是基础和主线，它通过物质文明的进步推动着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系统中，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的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这个当代第一生产力，对现代化起到了最根本的推动作用。

（二）对“经济现代化”的内涵阐释。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范畴，是一个为学术界经常使用同时也是内容最为模糊的理论概念。总的来说，经济现代化指的是从物质层面、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的现代化变迁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较为基础的部分。一般的，经济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层面的经济现代化分为经典经济现代化与第二次经济现代化两大阶段。经典经济现代化指的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种革命性变化，就其内涵，经典现代化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而第二次经济现代化是知识革命的产物，它是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场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广义的经济现代化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不断实现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革命性变迁和整体性发展过程。而狭义的经济现代化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现代经济变迁过程。本文的讨论正是在狭义现代化概念之上展开的。

二、经济现代化支撑科技发展

（一）经济现代化是科技进步的基本动力。恩格斯认为，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产生的基础和源泉，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他指出：“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因为，在生产实践中，劳动者需要不断地提高生产技能和改进工具，才能提高生产率，发展生产。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经济系统内所孕育的科技需求就越广泛、越激烈，从而催生大量的新科技；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也只有不断革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出现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诸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其中大部分问题涉及到经济的结构调整，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科技的进步。

（二）经济现代化是科技发展的有力支撑。经济发展状况越好，越能给科技发展提供一个强劲的支撑平台，科技创新资源的供给水平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越发达，科技财政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和R＆D经费占GDP的比例越高。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其科技资源投入和科技创新效果大大高于中部地区，同时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

（三）经济现代化有利于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现代社会，科技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显得密不可分。要实现科技的产业化，离不开经济水平的提升，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结合点。在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与经济相对独立、分割。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经济系统在自身内部不断生成科技组织即建立企业开发研究中心；另一方面过去纯粹从事知识生产和研究的科研机构、大学也延伸到生产领域，科技与经济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三、科技发展推动经济现代化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是大工业生产的先决条件，科技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科技的发展和大量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更成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支撑力量。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就是一个全面渗透科学技术的庞大体系。

（一）全面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新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实现了从机械化到自动化的转变；其二，新科技革命使劳动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对象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一类是经过劳动加工过的原材料。随着科技的进步，后一种劳动对象越来越多，人工合成材料不断出现。劳动对象的变化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三，新科技革命使劳动者的素质大大提高。生产的自动化、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一般说来，现代企业的劳动者都受过专业知识的培训。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受高等教育的人将越来越多；其四，新科技革命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大大提高。管理也是生产力。现代化企业可以通过电视监控、电话、网络等手段对本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管理；也可以了解国内外信息，对市场做出科学预测，等等。

（二）开辟新兴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前面讲到，狭义的经济现代化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现代经济变迁过程。经济增长要持续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必然要进行调整。调整中就必然关系到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开辟新兴的问题。产业发展的历史说明，新兴产业的形成主要是靠科技支撑来完成的。在当代，美国信息和知识产业长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是因为其在集成电路和软件研究技术上独一无二；与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相比，传统产业普遍存在生产设备陈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老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样有赖于科技支撑体系提供新的技术。

（三）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根据世界通行的方法，在经济的增长量中，包含有科技、资本和劳动三要素，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现代经济的增长中一般是最大的，大约占到50%左右，发达国家达到70%、80%。越是科技发达的国家，其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程度。国家计委在一份课题报告中，对我国1979～1996年科技进步作了分析，此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87%，资本和劳动投入平均分别增长8．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1．91%和12．15%；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9%。与改革开放前26年相比，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已由过去主要靠资本投入转为依靠资本和科技双轮驱动，而且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将会更加明显，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十分强大。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红.对现代化理论的若干思考.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5卷，2003.4.

[2]张云霞.论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学术交流，2004.2.

经济科技发展范文第10篇

1.国家专有因素与科技发展

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文化环境中。因此，人在追求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中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必然受到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现在，科学技术是形成竞争优势和经济实绩差异的主要来源。在创造并利用新技术以保持领先地位时，国家专有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专有因素是指与国家特有的历史、文化、制度与思想观念等相联系，同时对创新绩效有直接影响的诸多因素。价值观念、大众偏好等经济文化因素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表明，一些国家虽然出台了关于科技发展的战略规划，但技术创新水平却没有明显提升，其原因就在于正式制度设计与经济文化不相容。二战结束后，推动日本迅速崛起并迈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的诸多因素中，经济文化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日本经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至上”，以科学技术增强国家自主性、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根深蒂固。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强调企业目标、社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协调和统一。这样一种经济文化理念，既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也使企业容易得到政府支持，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须的物质资源，从而推动了科技快速发展。

2.经济文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从实际过程来看，技术创新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经济文化形成后，会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它可以通过对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及其效率的调节，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规范和引导技术创新行动，形成新的社会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的生长点是经济文化的重要功能。从现实来看，经济文化并不直接影响经济与科技发展绩效，而主要是通过对经济发展动力源泉的关注推动科技发展。一方面，经济文化通过改变经济活动主体的价值观影响其创新行为；另一方面，经济文化能够发挥制度上的调节作用，为创新活动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可以说，在高新技术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焦点的背景下，经济文化确立了一个社会普遍适用的价值标准，从而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起着控制和引导作用。这一功能的发挥，就是经济文化对经济活动及经济行为的组织协调。换言之，经济文化能帮助经济主体了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趋势与规律，正确认识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

二、经济文化视角下中国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1.现有经济文化是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对既有行为模式和社会秩序格局的强烈维护倾向是中国经济文化的突出特点。这一特征对于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可能形成心理与行动障碍。当其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切合度较高时，经济文化就能够顺利推进科技进步进程；而一旦其价值规范与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有冲突，经济文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进步的速度与方向。对经济总量扩张的高度关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经济文化氛围下，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大量利用廉价劳动力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因此缺少采用先进技术的压力与动力。即使有些地区将追求自主技术进步放到了重要位置，由于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形成之间的时滞关系，政府官员在其他地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现实利益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本地区的发展方式转变有所保留。数量型增长模式下，只需采取“工艺创新”这一创新方式就能够满足市场和经济体自身的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进行的。虽然这种文化能够在短期内起到对经济总量上升的推动作用，但无论是对自主创新还是合作创新都有相当的阻碍作用。以GDP总量追求为特征的这种经济文化渗透到企业中，成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必然妨碍技术进步。这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转变过来的重要原因。

2.灰色技术大量使用

技术使用过程中，如果消费者缺乏对技术的全面评价，同时社会又缺乏对生产者的监督，那么就有可能使一些游走于法律与伦理边缘的技术进入生产流程，进而对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这类技术就是灰色技术。诸如医疗领域的“肖氏反射弧”技术、性别检验技术、中枢神经系统手术戒毒技术、硫磺熏蒸中药材等，食品安全领域爆出的“三聚氰胺”、“瘦肉精”、塑化剂和明胶事件以及媒体披露的海产养殖业大量使用抗生素等，都属于灰色技术范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先进技术的采用，必须以文化理念上的率先变革为前提。灰色技术在当前中国的泛滥，是文化理念偏差的必然产物。首先，这是技术采用者对经济利益无度追求的结果。“瘦肉精”事件披露后，虽然双汇集团向消费者表达了歉意，但双汇负责人称双汇因“瘦肉精”事件受损超过121亿元，以及生猪一一检查导致全年增加检测费3亿多元的表态，让人感到利益才是采用灰色技术企业首要关心的问题。其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决定的。目前我国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发展阶段。食品、卫生行业由于人们的强劲需求，很多企业都把经济规模的扩大当做主要的经营理念，仅仅是从一定范围内商业竞争的角度思考技术选择，很少从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及经济文化趋势方面认真思考技术路线。技术创新必须坚持技术性与市场性的协调与统一，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仅需要考虑本国的经济文化环境，更需要认清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强，归功于良好的市场经济文化作支撑。相反，中国灰色技术的大量推广使用，与人们对这类技术的效用认识不清有关。

3.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缓慢

经济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高新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快速拓展是当今时代经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时代，任何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对自主科技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但自主创新能力还很差。对经济总量增长短期效益的追求，是造成中国自主技术进步困境的文化根源。一直以来，我国奉行的是赶超型的经济政策。由于赶超首先是数量上的赶超，因而使得“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成为我国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文化价值观角度看，在于企业以消极的基本假设和核心理念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强调追求自主创新风险太大，成本太高，背离了我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的获得，说明经济发展的赶超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必须寻求支撑经济大国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本世纪头20年，是国际经济和科技版图孕育变革的关键机遇期，为形成未来竞争优势，我国亟需在经济和科技政策上同步采取深刻变革并谋求更大发展。“十二五”规划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任务提出多年仍然没有完成，关键就在于跟踪模仿是过去30多年间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主流的经济文化导向密切相关。以数量增长为特点的经济文化本质上是保守的，风险意识薄弱，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上缺乏改变现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对外界变化有相当大的抵触意识，创新动力不足。如果不推动经济文化的转变，我们的技术路线即使能够摆脱保守状态，仍然只会停留在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阶段，自主创新模式不会真正成为人们的现实选择。

4.社会资本应用的负效应明显

如果外部环境能够使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预期，那么企业自主创新的冲动与欲望就会减轻，而通过培育社会资本、维持现有技术来获得利润的冲动则相对增大。换言之，社会资本的存在与作用发挥，使得中国部分企业家将注意力用于非生产性创新而不是生产性创新，直接削弱了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动力。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发展主义和政绩考核观念的结合，使得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对本地经济总量的上升有一种强烈的渴求，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依靠当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区域间经济竞争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往往将政策优惠作为吸引企业在本地发展的主要手段，而非特别关注技术进步状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加之企业家精神的缺失，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而仅仅考虑短期的利益获取，因此在企业战略选择上，同样缺乏对技术进步的深切关注。特别是，为了为自己的发展营造空间，企业不得不拿出大量原本应用于投资技术的资本来营造良好的政企间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水平的提升，弱化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以说，社会资本的运用，强化了政府和企业在技术创新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经验表明，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实现超乎自身想象的理想。明确的目标对技术创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许多技术创新的成功都归功于远大目标的制定。中国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技术进步缓慢，就在于这种文化氛围没有形成。

三、更新经济文化理念，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1.认清经济文化的时代特点，实现增长动力源转换

文化价值观对企业能否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培育创新文化是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经济文化总是存在于一定时间语境中，任何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都是对当时及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某种反映，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更。就当代来讲，经济文化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高科技含量与日俱增与信息经济逐渐扩展两个方面。这两个新特点使科学技术成为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第一要素。在以信息技术变革为主要特征的21世纪，经济模式由工业经济过渡到知识经济，使得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市场经济主体只有适应这一趋势，才能以最少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但在发展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文化问题上，我们重视得还不够。知识经济是一种以知识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形态，在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中，知识或者说技术不断取代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必须要增强创新与变革意识，以灵活多变的运作方式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政府、社会和企业必须密切合作，努力将在科技创新上表现消极的经济文化转变为相对积极的经济文化，并在各个层面重新检讨执行力。惟有如此，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科学看待创新风险，形成健全的科技文化

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要求企业必须培育鼓励冒险、允许和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目前中国经济文化距离这一要求还相差很远。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得官僚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深刻影响了经济发展。官僚文化的内部特征是等级性和程序化，对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的创新的风险总是估计过高，而且较难容忍创新过程中存在的模糊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发达并领先于世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限制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现实说明，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的科技进步就不会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人口众多是从封建时代就开始的现实，但是在封建时代，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因此，目前的人口压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在技术上无所作为的借口。如果我们真正从民生改善出发，实现工资与GDP增幅一致甚至工资增幅超过GDP增幅，那么必然会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现实的压力，企业家才会为了维持利润率而致力于技术革新。因此，在思考科技与经济发展时，必须在全社会培养对技术创新风险性的科学认识。当代世界，价值创造是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对中国来讲，如何形成与赶超国向先导国地位转变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尤其是科技文化，是设计未来发展模式的重点。特别是，我们应该利用中国现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契机，营造合适的经济文化氛围，使我国经济发展真正走上依靠自主技术进步支撑的道路。

3.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推动自主科技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自主科技的发展，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来进行。只要企业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必然会努力寻求技术进步，进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从本质上说，注重自主创新，对企业来讲，是一种战略型社会责任。它要求企业将管理目标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在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和谐的基础上推动自身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企业被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断开展自主创新活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条件与资格才能具备。虽然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改善，但这却是奠定企业履行法律、伦理、慈善等其他方面责任能力基础的有效途径。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实际上就是环境系统中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过程。灰色技术的大量使用表明，一旦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发生偏差，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科学技术就会对人类带来危害。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让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适用性和前瞻性，避免因为不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而影响产业化与企业的持续发展。

4.发挥政府作用，实现经济文化制度化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重塑经济文化促进科技发展，仅仅考虑企业层面是不够的。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文化的再塑是不可能的。要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将经济文化的时代性特征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争取让企业在观念上真正重视科技自主创新的作用。要认识到，国家层面正式规则明确了什么样的行为是可行的和不可行的，能够促使经济主体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统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推动一种社会规范的建立，最终形成一种具有阶段特性的文化。技术创新本身包含制度创新，其中对技术创新影响最大的是激励制度。

经验表明，文化变迁过程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边际变动过程：只有当文化创新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才有可能突破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束缚，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创造条件，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得以发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注意发挥激励政策的引导作用，对达不到国家在科技发展问题上所确立目标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政治升迁和市场回报等方面，要在政府职责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惩戒。技术创新往往首先发生在高工资的环境中。关于最低工资问题的多年争论以及职工工资收入在GDP总额中的比重多年持续下降的情况说明，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惩戒性措施，那么工资上涨形成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压力就难以发挥作用。要在全社会形成鼓励自主创新的经济文化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通过观念更新与制度创新，切实改变延续多年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完善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地方政府与企业才会产生推动技术进步的现实动力，企业社会责任层面的科技自主创新才有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