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范文
时间：2023-03-05 06:52:41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发展;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摆脱了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特别是近两年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较大，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等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有很多不同观点。由此新自由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西方经济理论进入中国。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还是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矛盾运动的实质内容和一般规律，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发展思想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其积极性就能得到充分调动，国民经济就能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文侧重于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与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进行分析，找到一条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健康发展道路，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理论
从生产一般角度看，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增长都是财富本身或其内容的增长;从本质上看，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所以，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的不断发展推动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运用程度，生产过程和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主要受四个因素影响：一是劳动者;二是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即劳动资料;三是科学技术水平;四是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劳动对象。在这四个方面的论述中，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的革命性因素作了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更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因为，科学技术能促进整个生产力系统的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将大大推动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促使劳动者提高熟练程度和自身素质，促进生产向专业化和协调化发展，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大规模、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料，更有效的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不是作为第四项加到生产力三要素中去的，而是作为乘数乘到这三项上去，可用公式表示为：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展越快，这个乘数增大就越快，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越快。
二、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和人全面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人类社会一般角度看，任何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手段，经济发展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人的异化”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的现象这一残酷现实，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全面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提出和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通过这种革命。使人从被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全面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个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说，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一方面，个人特别是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劳动产品的主人，不再受资本的奴役，工人不再为生产而存在，而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进行从事劳动生产。另一方面，联合起来的个人成为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过程的主人，他们自主地从事生产而不再受生产工具与自发的生产过程的支配。随着私有制的消灭，人的异化的消除，供求关系也随之消失，人们将为了自身的需求提出社会需要，而且在社会需要的不断满足中使自身得到发展。
同时，“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本质的发展的真实联系。物质生产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只有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力，才能把由于自然和社会历史进程而不断赋予人的各种天赋和潜能发挥出来，不断提高和丰富人的需要、个性等，创造出人同对象世界的全面的丰富的关系，实现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才能不断地使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
三、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经济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后者更强调人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既要强调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又要重视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结合。
（一）明确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不能单纯地把经济发展定位在经济增长上，如果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数字”的增长，那就很容易走进原地徘徊的死胡同。
必须把经济发展的目的定位在维护和发展人民权益，强化国家法治，权力优化监督的广阔方向上，才能焕发强大召唤力。从深层次来看，邓小平“92 南巡谈话”之所以成功推动中国大步前进，正是因为其把改革的目标着眼在以市场经济冲破传统计划经济壁垒，把经济和企业的经营主导权，归还到民营和个体，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启动广大人民自主发展经营的无穷潜力，这也是中国重新腾飞的真正奥秘与动力。
（二）发展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重视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结构的协调性、发展趋势的稳定性，努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认真解决实现公平分配与社会正义等实质性问题，把“改革的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民生新福祉”。一是转变政府职能。我国改革动力的消减，原因之一是有了既得利益集团，有了这种集团利益与广大群众利益的对立，特别是当既得利益集团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候，情形更为严重，因而打破这种关联是我国改革动力再释放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保证政府的公正性。二要确保劳动者不仅是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支配者，而且是从技术的运用到结果、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到社会属性的支配者，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的手段。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2篇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回瞻
1.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制度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马克思的提法是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组织和运行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这对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2.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流派的论述
（1）模型派
他们认为：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他们将各种增长要素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为因变量，确定函数关系，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解释经济现象。最著名的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倡导的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这些经济增长模型实质上只是说明了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力求使得产出决定的总需求的增长要与生产产品的总生产能力匹配，逐渐强调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结构派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既是一国经济量（总量与均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也是一国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主要有刘易斯等的“二元结构论”；纳克斯的“贫困循环论”；由“投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罗丹的“大推进论”；钱纳里等人主张的“发展型式”理论；以及“两缺口理论”，以及“平衡与不平衡增长”的理论等等。在这一流派中，已经隐含着制度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尤为明显。因此，有人甚至将刘易斯划为新制。
（3）阶段派
代表人物是罗斯托，他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不难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来越明显。
（4）因素派或起源派
这一流派中，丹尼森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成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细分为八个方面，（有人归纳为7个）即：使用的劳动者的数量及结构；工作小时；使用劳动者的教育程度；资本存量的规模；知识的状态；分配到无效使用中的劳动的比重；市场规模；短期需求压力的格局和强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战后几个西方的经验》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习惯称为丹尼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各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模型进行计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将这些因素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第二个问题：将应该计算的因素计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谓“剩余溢出”，那么，这些“余值”应该归入到哪个因素？
而库兹涅茨强调需求结构的高改变率对现代经济增长中生产结构的高转换率影响巨大。它会引起创造新产品的技术高新与发明，促进新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最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速度。
（5）新增长理论派
主要有罗默的“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鲍依德的“动态联合体资本增长模式”；阿温杨的“创新与有限度的边干边学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总结出了一套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国际贸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场上的大的扭曲等。
（6）劳动分工演进派
杨小凯为代表的这一学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先天不足，即，将社会的产业结构或分工状态当作固定不变的因素，然后研究资源在其中的最优配置，然后构建了分工演进模式解释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当人们经验不多时，生产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费用，人们只有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实践学习，生产率提高，能够付得起交易费用，因而，人们开始选择高一级的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这种通过专业化学习会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良性循环）将使劳动分工自发地演进。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产力正是因为专业化造成了某种信息不对称，卖者对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知之甚多，而作为买者却知之甚少。
杨小凯等人的分工演进理论模式给我们有两点启示：
启示一：促进分工与交易以及知识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极为重要。
启示二：一国的制度创新，应当朝促进分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发展。
（7）“反增长”或“零增长”派
以米多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经济增长和发展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主张反增长或增长价值怀疑论；米多斯将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连接成为一个“反馈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为了避免世界末日来临，就必须使主要的经济增长因素实现“零增长”，因此，该理论被称为“增长极限论”或“零增长论”。
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论点
1.诺斯的观点
（1）制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与经济发展有创造性贡献的是诺斯。他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核心论点简明扼要，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据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完备的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条件和零成本的运行过程。人们在市场交易的过程被过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的操作，就连为达成交易而搜寻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在这一模式分析逻辑下，其它一些协调组织与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和“组织”被看成无足轻重。如果用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无法解释1600年到1850年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无多大进步的情况下，生产率却有较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视。制度的功效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进而保护产权，增进生产性活动，使交易活动中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诺斯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诺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将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展等等归入经济增长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增长本身。而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是从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使潜在的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时，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认为，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进而，诺斯对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相一致时，达到制度均衡。这种制度均衡的实现条件是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MR＝MC。据此，诺斯提出了构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标准或原则是使得新机制（制度）下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国家并非“中立”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而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新、裁定和行使代价都极为昂贵，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权保护与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以维护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最终对造成经济的增长、发展、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特征有三个：
第一，意识形态是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减少了“试错”成本。
第二，意识形态会通常与个人观察世界时对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会在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中作出选择。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评价等。
第三，当人们原有的观念或经验与意识形态不符时，他们就会改变试图其意识形态，来发展一套更加适合其观念或经验的新的理性选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经济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维持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率两大难题，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寻租。
（2）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首先，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而扩展了人类的选择，即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次，制度“矫正价格”的努力成效，即对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和长期贡献。再次，尽管技术创新会推动经济发展，但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促进创新、界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在风险的各种制度安排。
（3）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创新需求产生于经济中无效率的增多、技术变化、市场特征以及确立个人与集团维护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给依赖于立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及寻找可选择目标的知识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确立以立法秩序为核心的制度环境，塑造市场力量以驱动创新。
（4）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本问题是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人力资本的供给、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使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和欺诈行为，为市场经济运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才是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简单的评述及问题
1.诺斯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应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2.新制度经济学派方法的应用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许多原来对制度不以为然的经济学家广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分析方法，普遍认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只关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资金筹集、产业结构优化、就业的改善等等纯经济方面的因素，而更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上。
3.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的范围内，大大扩大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研究对象也由以前的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小国家或地区为主转向发展中的大国。
4.几个应当深入研讨的问题
（1）在许多人看来，制度仍然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将制度因素进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怎样才能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发展。
（3）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已经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石之一的交易费用的地位是否会动摇。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许多观点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困扰着新制度经济学派及其追随者，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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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赵左丽：《公共财政与政府预算制度改革》，载《山西财经大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4篇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新认识。
传统的认识是：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并且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行动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如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确有消灭私有制的愿望，却没有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事实。之后他又鲜明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还说：“马恩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①
我很赞成于光远先生的这一论点，只是我同他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我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消灭呢?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原来的认识必须修正。
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党的十五大报告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当然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种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没有私有制就谈不上是多种所有制。这当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发展。然而十五大报告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再怎么长，也总归是一个暂短的过程,一百年不行，两三百年总行了吧!那么，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一下子就要变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呢?一个基本的根据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可以用别的什么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以往我们采用和试行过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彻底失败了，才改行市场经济的。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理论上即商品经济概念。由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换产品、交换劳动的经济，因而它的微观基础必然是和必须是不同利益主体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为基础，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适应才行。单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它也排斥竞争，并且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促进不同主体间各种各样的交换，促进竞争，促进发展。这当然不是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永存。就具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它们既有生就有死，都不会是万岁，并且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们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说其具体形式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只是说现在还看不到也不清楚将来用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代替它们。反正不能再回过头来搞以往那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了。如果有人还要那么搞，必然发生历史的大倒退。可能吗?绝对不会。
如果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公有与私有并存，那必然发生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资本主义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现在形成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公社这个人类社会初期的历史时期以外，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与私有并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特征，不仅要看到它们是不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据这个分析方法，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不就区别开来了吗?
(二)对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重新认识
如果前一个问题谈论的是未来，那么本问题要论证的则是过去。它们都与现实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特别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关系。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五十年代消灭私有制经济是对的，现在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也是对的。这纯属风派观点，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但仅仅这样论述是不够的。
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评价是高度赞扬的，这毫不奇怪。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有新的实践了，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评价自然就稍稍客观了。在中央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当然还是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缺点和偏差，如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适当，以及整个运动过急、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错了，能成为集体的观点为许多人接受也是一种前进。但时至今日，这个评价行不行、够不够呢?
由于在这之后又有了二十来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我形成的新看法是：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仅仅是搞的早了、急了、快了，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不适当，等等，而是根本就不应当那么搞。不搞反而更好。我的理由如下：
1.不搞对资改造，中国同样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国有制在改造前已经占据了主体和领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改造前的1952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52.8%；在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占到了80.8%。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冶金、机械、金融、铁路，以及一些大的矿山、工厂，几乎全部为国家所有，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棉纺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等。这样，不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而采取共同发展的政策，公有经济的比重也能占到绝对优势。
2.当时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是：“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成分,而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了，并且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的。”“必须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它。”改造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和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就落后了吗?可以认为，这些说词、论点，全部是为了要进行改造而制造出来的。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未必正确。大家知道，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不是这种观点。例如他说“剥削有功”，对资本主义“不要限制”，“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等等。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更正确。如果按照少奇同志的观点，也许就不会进行一场对资改造运动。
3.如果不进行那场急风暴雨式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我们也用不着再进行调整政策，重新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下来岂不更好!要知道，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变革生产关系，是大伤元气的。且不说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即使是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也很难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而我们却在一段时间内只搞这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而不集中力量向自然开战，这样才把时间耽误，差距扩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采取否定的态度，重新认识。有些事情是时间越远越能看得清楚。我们要把必然性和事情的对否区别开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在当时那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必然要进行那样一场对资改造运动。但必然性不等于正确性，是否正确，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如果我们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的“一大二公”标准来判断,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搞错了。
4.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不论是五十年代，还是现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德国等西欧大陆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中国更应当是处于资本主义还极不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时历史提出的任务应当是把封建主义消灭干净，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在封建主义的东西没有消灭干净，资本主义所允许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就采取过急行动，而要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绝种。正因为这个总的判断的失误，所以当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值得重新思考了。正因为私有制经济在不该被消灭的时候被人为地消灭了，所以当它被消灭后又不断地再冒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可以看成是对那时错误行动的纠正，也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还要继续发展的必然性的补课。
5.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商品经济，并且是比小商品经济更高的现代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地并不很多，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实行对资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阻断商品经济的发展，用排斥商品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取而代之。从这个具体目标看，确实是做到了，并且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得还好，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但是，否定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效果怎样呢?不能否认，国家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等等，但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由于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搞得市场上物资匮乏，连人民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而不得不靠发票证来维持供应，城镇居民理发、洗澡、做衣服都得排队，这是符合实际的基本判断吗?且不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不久就出现三年困难，全国饿死两三千万人。这局面，不能说与消灭资本主义、否定商品经济没有一点关系吧!
我的这些观点，当然带有“事后诸葛亮”性质，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只能如此。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也是一个新的判断，与以前我们老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它”，完全不同。但我不是否定这种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种种矛盾，更不否认这种所有制的历史性质。我只是说，这种生产关系直到现在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具有活力，仍然有众多的人愿意投资，采取这种形式，仍然是新的生产力的增长点。全世界都是如此。去年，我在某一刊物上看到一位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胡学华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美国几乎没有国有企业，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国企多少和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因此他建议政府加快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速度，让民营经济去占领，等等。这位留学生的言外之意是：美国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完全是靠资本主义私有制搞上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还是效率很高的所有制形式。
最近我们还看到日本《经济学人》发表的题为《21世纪型资本主义》的文章讲，18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开始以自律性的运动，在历史上展现了自己巨大身影。19世纪它经历了成长、成熟和衰退的阶段。20世纪是力图克服古典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21世纪则是“新资本主义”显露头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市场要素，还是技术要素，还是企业要素，都出现了决定性变化。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立教大学教授斋藤精一郎。他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可以研究。但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在调整、变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出现了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的情况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经过不断的调整，它反而出现了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我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因而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探索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调整后，尽管它还是资本主义，但同一百多年前那种野蛮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少年时期、不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大不一样了。这里可以指出这样三点变化：
一是由于工人群众长期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缓和了呢?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了劳动时间，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科学管理，以及推行员工持股制等，工人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可以说是大为改善了；
二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大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和干预，加大财政支出，放宽信贷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使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痼疾得到一定的缓解，加上“联合的资本家”更加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使科学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应用，并使资本家不再重视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主要是占有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
三是在企业制度方面，由私人独资、合伙为主，逐渐过渡到股份制的公司制为主，使资本主义下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相对的缓和。现代的公司制，按我的看法，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人所有，而是在私人所有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它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所有。
不知可不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还属于资本主义的壮年时期、成熟时期，它以前的病治好了，它的毛病也改了许多。因而它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走到很快就要死亡的暮年。
中国现实中的个体、私营经济等私有制经济，严格说它们都是新生的，重新出现的。在发展阶段上它们还处于原始阶段，初期积累资本时期，正在成长的年龄段，还很不成熟。原始阶段那些易发的毛病，例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残酷剥削工人，偷税漏税，稍微有点钱就摆阔气，胡花乱用等，都有。但是它活力强，适应市场，机制灵活，是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活力源，这是不能否认的。经过一段的积累和发展以后，只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治理，它们原先那些毛病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它们也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自己的素质。它们也会调整和改善自己的生产关系，提高企业组织水平。这些年来，我国原来私营企业的三种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比重大大提高，就是有力的证明。象温州等地，开始时的假冒伪劣已得到扼制，产品和服务质量大为提高，并且创出许多名牌产品。说中国私有制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是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是用不着怀疑的。世界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四)如何正确理解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
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直接关联。也是当前极“左”派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一个核心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是这样讲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此，极“左”派引用这句话来反对中国搞私有化是对的，但他们用来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则是错的。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了。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两点看法。
1.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是从根本上讲的，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当时已经看出它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讲的。其出发点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从《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热情歌颂“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从他们对奴隶主所有制代替原始公社所有制，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加以肯定中得到证明。就是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产力论者，一切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标准。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重重，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才说这句话的。他们当时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一些弊病得到了治疗，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些现实情况。2.马恩在讲“消灭私有制”的时候，还讲过许多必备的条件。特别是马克思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即使根据他们的论述，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生产力的增长点、经济的活力源的时候，难道不应当允许和鼓励它们继续存在和发展吗?
这并不是说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错了，而是说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正确理解，灵活运用。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党的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还想提出一个看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学习、渗透、趋同化，也许将来用不着来一个消灭和剥夺的运动，就会自然地改变和演变为社会所有制，或其它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高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员工持股制的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化，我觉得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一点这种端倪了。这当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谁也说不准确。消灭私有制是必然的，但采取的形式、步骤、方法，有可能会同以往的设想不一样。
(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私有经济是优势互补关系
这是我们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五十年代对资改造时的一个理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尖锐对立的，不消灭私有制，公有制就得不到发展，即二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与现在的极“左”派观点不同。极“左”派是说，私营经济发展快了、多了，会引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变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质变。我们说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协作、合作的关系，当然也是竞争的关系。
过去我们对竞争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总以为竞争就是无政府状态，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把许多坏的东西都加在竞争的头上，资本主义头上。其实，竞争是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下，竞争，特别是无限制的竞争，才能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低的价格，出现最好的质量，才能使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有竞争才能促进相互学习，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人们向上、向前，促进生气勃勃。说得具体一点，这些年来我国彩电行业的发展，就是依赖了无限制的竞争。微波炉的技术进步，也是依赖竞争。私营经济是不怕竞争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要依赖竞争。只有垄断才会产生保守、停滞。现在美国法院对微软的判决也说明这点，其精神实质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一起，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它们发展壮大了，对国家提供的税收会更多。他们也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邓小平同志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共同富。根据我最近几年的考察，哪个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多了，快了，哪个地方经济发展也快，人民生活改善也快。所以我一再宣传这样的观点：发展民、私营经济是改变地方面貌、增强地方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藏富于民的必然选择。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既要依靠公有制的发展，也要依靠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经济是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的。将来我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资本会更多地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我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会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生力军。
现在我国国有经济正处在深化企业改革，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调整宏观结构的过程之中，国有制的职能要重新界定。调整结构的实质意味着国有企业要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而必然是国退民进。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企业的并购、破产和财产关系的重新组合，也必然要让一部分富余职工下岗。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同发展民私营经济结合起来，个体、私营经济应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相互控股、参股、租赁、承包、委托经营等，更加紧密的合作。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国企、民企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介绍的一个典型就是河南省平顶山国有高压电器厂与私营企业实行联合，组成企业集团公司，促进了生产。这些难道不也是优势互补、协作互助吗?
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后，我看西部的开发也要走一条新路，既要依靠国家的投资，更要依靠民间的投资，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以及公有、私有、国家、地方，海外、内部共同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依靠市场机制来动员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抛弃公有、私有相互对立的旧观念，树立公有、私有优势互补，协作、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观念。
(六)业主的经营管理是创造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
这里所说的私营企业主(家)，包括两种身份的人：出资者，即所有者，在现实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主要指的是董事和董事长，包括股票持有者；另一部分为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前者我们过去在教科书中称为资本家，后者称为资方人，经营者。实际上二者不完全一样：前者是雇主，后者是高级打工者。只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以两种身份又往往是合一的。只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两权应当分离，才能过渡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说：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③因此，他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资者是业主自己，他又从事经营管理，那么他就是二重身份，他获得工资，是熟练劳动的报酬，经营管理的回报；而他获得的利润，则是剩余价值。如果他仅仅是经营者，那么，他则获得管理和监督劳动工资。董事、监事的报酬，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是私营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研究其性质时应当有所区别。但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了。我在这里所以要讲这些，无非是要强调，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比一般工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而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不重视的，一说是资本家，往往把这个称谓同剥削者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
资本家有没有剥削呢?只要有雇佣劳动关系，就存在剥削。因为工人只获得劳动报酬—工资。工资是可变资本，工资以外的剩余部分，则为资本的所有者获得，属于剩余价值。
但是，剩余价值部分并不全是剥削所得。如果我们承认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剩余价值部分中，有相当的部分是业主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下，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私营企业，业主的收入中绝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复杂劳动所得。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管理是第二生产力。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给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
在我国现实中，我还没有看到和听到有专靠剪息票过活的那种资本家。所有的资本所有者都是从事复杂劳动的业主。他们的素质未必都很高，但他们差不多都是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也没有星期天、休息日，想各种办法把企业搞好。有一些甚至是懂技术、会经营管理的专家学者。他们创造的价值更多更大。他们的收入中，除了工资以外，利润分红虽是按资分配，但其中也有他们自己创造的价值。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贵州经济；内生增长；人力资本；创新
引言：贵州经济的发展模式还属于粗放型，经济结构还不够完善，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继续这样的发展模式贵州经济将会陷入死循环，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为了突破贵州经济增长的瓶颈，首先需要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对过去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然后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关键点
（1）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增。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诸如知识这样的内生要素是具有外部溢出效应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会使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现实报酬递增，所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具有要素报酬不变或递增性质的生产函数，以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2）边干边学与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是随着资本品的增加积累的知识也越来越多，使得资本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效应，所有劳动力与资本的效率在转化为产品时都会有所提高。（3）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可传递性，其最终结果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而且也提高了劳动与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从而形成了生产的收益递增。（4）研究与开发。研究与开发指的是运用现有知识进行科学技术的创新性活动。
二、贵州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分析
（1）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长久以来，贵州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0大行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80%以上，可见贵州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目前仍然依赖于资源投入，一旦资源枯竭，经济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2）人力资本的欠缺。贵州人口比例不均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人口较多，受教育的机会较少而且教育程度较低，其次，贵州高文化高素质人才分部不均匀，这造成了贵州省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脱节，各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最后，贵州人力资本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程度较低，教育发展水平不够。（3）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不足。大部分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农业的科技应用处于较低水平，各个行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较低，缺乏支撑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是稀缺。
三、实现经济内生动力的意义
（1）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上拥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地区只是单纯的引进发达地区的技术和模仿发达地区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发挥后发优势，这需要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拥有较完善的经济结构和建立适宜的经济制度，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后发优势真正的转变为发展动力，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2）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贵州生态的破坏，如果还是依靠原来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进一步消耗贵州的自然资源破坏其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影响经济环境。（3）只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贵州才能脱离现有的区域发展困境，和其他地区共同发展，以较快速度追赶发达地区前进的脚步。否则，贵州将陷入贫困地区发展的死循环中，拉低国家经济的增长水平。
四、实现贵州经济内生增长的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理论范文第6篇
2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投资结构多样化、空间结构多样化、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局面。我国地域辽阔,区域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程度、经济的历史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如何正确处理全国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诱导、协调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得愈来愈迫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跨世纪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发展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简介[1]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使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近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提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2.1李斯特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841年,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以生产部门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①未开化阶段;②畜牧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工业阶段;⑤农工商阶段。
2.2胡佛———费雪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49年,在论文《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与约瑟夫.费雪从产业结构和制度背景出发,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①自给自足经济阶段;②乡村工业崛起阶段;③农村生产结构转换阶段;④工业化阶段;⑤服务业输出阶段(成熟阶段)。
2.3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0年,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推进阶段;⑤高额消费时代阶段;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2.4弗里得曼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1966年,在专著《区域发展政策》中,美国区域发展和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得曼提出了中心—理论,以空间结构、产业特征和制度背景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前工业阶段;②过渡阶段;③工业阶段;④后工业阶段。
2.5阿明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20世纪70年代,在“中心—”理论的基础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①殖民主义阶段;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③“”国经济真正走上自力更生道路阶段。
2.6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我国学者蒋清海博士结合以上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各种划分标准及理论,以制度因素、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和总量水平为标准,将区域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传统经济阶段;②工业化初级阶段;③全面工业化阶段;④后工业化阶段。他认为,制度因素是划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背景性标准;产业结构是判别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标准,一般用工业化程度(制造业或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及主导产业类别来表示;空间结构是标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志,一般用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及城市规模分布类型来表示;总量水平是测量经济发展高度的标准,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及其人均量来标示。笔者认为,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综合考虑了多种反映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质的特征的主要因素,客观地、准确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及其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比较适合当前我国现状,但在指标体系中,还应考虑以下方面:。
2.6.1产业结构。一定的经济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产业结构,一定的产业结构对应着一定的从业人员比例,因此,在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程度方面,应将工业产业比重与从业人员比例结合起来,采用工业化系数[2]来进一步量化工业化程度。
2.6.2空间结构。地区空间结构态势与地区城市化水平、城市体系、城市规模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2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实际上是区域空间变化的过程,更是大城市的平面不断扩张和功能不断完善、中小城市数目不断增加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是地区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方面,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越发达,城市也就越发达,城市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化水平及其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量化指标。在城市化水平量化指标方面,我们认为应注重如下三点:
(1)不仅应考虑非农业人口、市镇人口比例,还应考虑城市工业规模系数[3];工业规模系数=(各区域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城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各区域城市数占全国城市数的比重；
(2)不仅应考虑城市首位度,还应考虑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
(3)不仅应考虑城市规模分布类型,还应考虑城市体系,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平均规模。
2.6.3总量水平。除了GDP、人均GDP,消费结构外,还应考虑人均收入水平、支出水平以及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可以反映一国、一地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越小,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高;恩格尔系数越大,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越低。
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整体繁荣,采取了非均衡的倾斜性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深受“梯度理论”的影响———从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特点出发,主张按梯度依次开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六五”到“八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东、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梯度序列。下面我们以东部的首都北京、广东、中部地带的湖北及西部的为例,以蒋清海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为出发点,来分析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
3.1产业结构
3.1.1从产业构成看。从1990年到1996年,京、粤、鄂、藏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1996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5.2∶42.3∶52.5;14.4∶50.2∶35.2;4.1∶45.3∶30.8;41.9∶17.6∶40.5,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0.2∶49.0∶30.8。
3.1.2从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看。199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0.5∶23.5∶26.0,而京、粤、鄂、藏分别为10.9∶38.3∶50.7;39.7∶28.0∶32.2;50.1∶21.9∶28.0;76.2∶4.8∶19.0,4省区中从业人员比重最大的除北京为第三产业外,其余均为第一产业。
3.1.3从工业化程度看。1990—1996年,全国的工业化系数为0.090.100.12.北京市的工业化系数为0.240.180.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是第三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已超过了第二产业值及从业人员比例,并占主导地位。从1990年到1996年,广东工业化系数为0.110.180.14,工业化程度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北与全国水平持平,而工业化水平很低。
3.1.4从主导产业看。1990—1996年,北京市已逐渐从建筑、化工、交通运输设备向电子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转变;广东省为家用电器制造、化纤、塑料、保健饮品,日用五金等。湖北省主导产业为钢铁、冶金、轻纺、机械制造及化工、服装。主导产业为农牧业及民族手工业。
3.2空间结构
3.2.1城市化水平。全国的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3.28%,北京、广东、湖北三省区分别高出平均水平40.85、6.08和2.13个百分点,而则低9.51个百分点。从城市工业规模系数来看,广东省为11.1,城市规模最大,反映该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同时也意味着该区城市的生存、发展和辐射能力很高,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湖北城市工业规模系数仅为3.9,是广东的35%,反映出湖北的城市化水平还未能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2.2城市体系。①城市数目与等级结构。1996年,广东城市数为54个,湖北为35个,为2个,分别为全国城市总数的8.2%、5.3%和0.3%。缺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个地区都是中小城市占绝大多数,呈现出规模等级不完整的城市体系(见表4)。②城市平均规模非常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1.4万,规模偏小。城市人口为7.0万,城市规模小,经济实力低。③湖北省城市首位度为5.2,相应的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也高,武汉市城市人口占全省城市人口的32.3%,说明湖北是典型的首位城市体系。广东和的首位度分别为4.2和4.6,首位城市人口集中度分别为19.5%和25.4%,说明广东和的首位度也有所偏高,3个地区为了使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趋于完善,须选择区位条件好的中等城市,使其较快地发展成为大城市,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2.2城市密度。1996年,全国平均城市服务半径为60.1km。广东平均每3,294km2便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32.4km。湖北平均每5,311km2有一座城市,城市服务半径为41.1km,属于城市分布密集的省份。无论从城市密度和服务半径来看,则明显属于城市稀疏的省份。
3.2.3城市空间组合。从地区内部来看,湖北和广东城市空间分布也极不平衡。湖北省城市多分布在江汉平原和武汉———黄石一带,广东省城市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带最为密集。近年来,随着香港的回归,以香港、深圳、珠海、广州为中心的区域城市群业已形成,成为广东省区域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
3.3经济发展总量及人均水平
3.3.1GDP。京、粤、鄂、藏4个地区GDP总量分别为全国GDP的2.35%、9.50%、4.33%和0.09%,人均GDP分别为全国的67.0%、168.9%、90.0%和48.5%。
3.3.2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北京和广东城镇居民分别为7,339和8,166元,分别为全国的0.9和2.4倍,京、粤、鄂、藏居民农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分别为3,562、3,183、1,863、1,35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0.85、1.65、0.97、0.70倍。
3.3.3人均生活费支出。京、粤、鄂、藏4区城镇居民分别为5,730、6,736、3,714、4,537元。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2,672、3,187、1,731、2,592元。农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分别为1,193、1,333、974、50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4.75%、150%、109.8%、56.0%。
3.3.4居民恩格尔系数。京、粤、鄂城镇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2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8.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北京和广东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9、4.8个百分点。湖北和则高出3.8、8.8个百分点。
3.3.5消费结构。北京市居民营养和穿着水平不断提高,文化消费明显增长。广东省居民逐渐转向耐用消费品和追求文化娱乐等方面,并追求生活质量。湖北省居民正逐步由基本消费品转向耐用消费品和文化教育、劳务服务上,并呈现消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治区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渐走向序列优化,基本生存费用份额有所下降,居住、日用品、服务性支出份额均有大幅度上升。
综观以上4个地区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及经济发展总量和人均水平,可以看出,北京市区域经济处于全面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演变阶段,广东省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自治区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
4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问题的思考
(1)总体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转型阶段,地区差异很大,基本呈“橄榄型”的态势,既有象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正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又有象、贵州等局部地区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演变阶段,大多数省份则处于第二、第三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地理分布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中部大多数省份处于工来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阶段,而西部内陆省份则多处于传统经济向工业化初期转型阶段。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从东部沿海,到中部、西部地带呈现高梯度向低梯度序列变化的特点。
(2)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只是从总体上分析的,事实上处于较高阶段发展阶段的区域并非所有地区比其他区域优越,而处于相对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也并非所有地区都不如其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