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管理范文

价值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价值； 价值评价； 价值管理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上市企业的平均利润从1997年到2000年增加了9％，净资产增加了47％，价值创造能力却下降了64％。说明利润增长完全靠股东资本的增长支撑。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股市之所以能成功地吸引了国际资本，并使其上市企业市值在20世纪最后10年增长了4．7倍，成为全球上市企业市价最高的股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创造价值的理念在美国企业中的应用。我国大多企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规模庞大却整体效益非常低下，或者从净利润、每股收益上看还可以，但要是相对于资本规模就得另当别论了，因为它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因素。

2008年中央企业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从2010年起将全面采用eva，对中央企业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国务院国资委于2009年12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业绩考核时计算eva经济增加值的方法作了特别规定。这说明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积极推进价值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企业价值管理与价值评价的认识

1． 企业价值管理

价值管理与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不同，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主要着力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利润最大化；价值管理是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并以股东财富最大化引导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程序，并决定管理者的报酬方式的监控方法。价值管理的理念是以价值取向为标准，使股东、管理者和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在价值创造上保持一致，其目标是追求价值最大化，它强调企业的一切战略制定、战略实施都要围绕实现价值最大化这个战略目标而进行，把价值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或标准。

西方价值管理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在发展：一个是以价值评估为主线，研究企业价值评估标准、价值评估方法、评估应用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等内容；另一个是以价值创造为主线，研究股东价值的衡量、价值战略的制定及其与绩效薪酬的关系。从价值管理理论发展来看，两条发展方向有相互融合，形成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价值创造为目标的综合管理理论体系的趋势。

2． 企业价值评价

价值评价即价值认识或称为评价性认识，它是主体对客体可能具有的价值和实践改造客体后的意义、成果等进行的评价。企业价值评价是对企业创造的价值或价值创造的要素（如绩效、能力、行为、态度等）进行系统和科学的评价的一整套标准、过程和方法。价值评价是价值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而往往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环节。由于价值评价的标准比较难定义，衡量起来也比较困难，常使企业管理者有畏难情绪，因此即使做起来也往往流于形式。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一般比较关注价值创造，但是却容易忽视对创造的价值进行评价，这样，如果价值管理缺少数量化的价值评价的支持，价值管理的科学性和效果肯定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价值评价与价值管理之间的关系，以便于更有效地进行价值管理。

二、价值评价与价值管理之间的关系

1． 价值评价是价值管理的基础

（1） 价值评价是制定基于价值的公司战略的基础。基于价值的公司战略以价值增长和价值创造为目的，高层管理部门在制定以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战略时，必须明确企业的现有业务当中哪些业务能增加公司价值，哪些业务会毁损公司价值，这些必须通过价值评价进行选择；还有，比如高层管理部门需要酌情购买或出售某些经营业务，也必须通过价值评价进行选择；另外，价值管理中的一切决策如价值管理战略的制定、价值创造方案的选择、绩效衡量与考核指标的确定、薪酬制度的制定等都要以价值为衡量标准，以价值评价作为手段。高层管理者不仅要通过价值评价和薪酬制度激励经营单位创造价值，还要通过从上到下对经营单位战略的审查过程，鼓励各经营单位去选择价值最大化战略。一线经理可以在经营单位的全局战略下，根据其具体情况，依据价值评价指标，制定相应的考核指标和绩效尺度。因此，价值评价在价值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评价的准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价值管理的实施效果。

（2） 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业绩考核与激励机制需要借助于价值评价。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业绩考核与激励机制是价值管理的主要环节之一。有效的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能把价值驱动因素转变成价值创造的具体行动，并把价值创造的业绩与个人的薪酬结合起来，进而实现价值管理的目标。因此，要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必须对一个部门、单位、个人的价值创造进行评价，并进而根据评价的结果进行奖酬和激励。只有将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在科学的价值评价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才能实现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加的目标。

（3） 确定关键价值驱动因素需要借助于价值评价。价值管理是通过对价值驱动因素尤其是关键价值驱动因素的测度和控制来达到企业价值增长的目标。在确定关键价值驱动因素时，需要识别价值链活动，分析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创造的价值增值具体是多少，并通过不同活动的价值增值额，识别出各种降低成本、增加价值的机会，也就是关键价值驱动因素。而分析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创造的价值增值数额也正是价值评价的重要内容。因此，价值评价也是确定关键价值驱动因素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价值评价是价值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价值管理的基础工作。离开了科学的价值评价，价值管理将缺少数量化的支持，价值管理的科学性和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开展价值管理必须将价值评价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管理实践中，由于价值评价的标准比较难定义，衡量起来也比较困难，常使企业管理者有畏难情绪，即使做起来，也往往流于形式，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价值评价重要性的理由。只有重视价值评价，并把价值管理建立在科学的价值评价基础之上，正确衡量公司的价值创造，有效进行价值创造的管理和监控，合理并富有激励作用地分析所创造的价值，价值管理才能取得预期的目标。

2． 价值管理推动价值评价理论的发展

人们在实施价值管理过程中，客观上要求开展价值评价研究工作，因为价值评价是价值管理的核心工作和重要内容，如果现有的评价理论和方法满足不了人们开展价值管理的要求，客观上就要求人们开展价值评价的研究工作。许多价值评价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为了满足价值管理的需要。例如，eva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传统的评价方法不能客观评价企业价值的问题，eva是由美国一家咨询公司 stern stewart发明的，是20世纪90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价值评定方法，eva正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和青睐。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公司 ，像西门子、coca－cola和 sony等，都采用了 eva方法。它是一种基于税后营业收进、产生这些收进所需要的资产投资和资产投资成本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的价值评定方法。在计算eva时，所用到的3个要素为：税后营业收进，资产投资和资本成本。一个公司的经济附加值是该公司的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的差。从股东的角度，一个公司只有在其资本收益超过为获取该收益所投进的资本的全部成本时才能为公司的股东带来价值。因此，经济附加值越高，说明公司的价值越高。平衡记分卡的出现，则是为了将企业长期战略规划融入考核评价系统，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衔接，增进企业长期发展能力。通过战略转换可以将企业的业绩指标与战略联系起来，即按照目的、指标、指标值和措施等4个阶段依次将战略转换为整个组织的年度业绩指标体系或可操作性标准，按照组织层级将整个组织的业绩指标体系最终转换为每个组织成员的业绩指标或日常工作。另外，为平衡管理评价，平衡记分卡在财务因素之外引入客户、内部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因素，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互补充，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克服了传统的业绩评价方法仅仅从财务角度进行评价的局限。

近年来，在价值评价方面出现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无不是为了满足价值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也充分说明了管理实践对管理理论的反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代宏坤． 基于价值的管理与价值管理的比较分析［j］． 商业研究，2005（8）．

［2］ 张纯． 企业价值评价方法研究［j］．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9（1）．

［3］ 于东智． 利用财务会计信息对公司权益进行估价的模型［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4］ 张艳纯． 企业价值评估贴现模型的比较研究［j］． 特区经济，2005（2）．

价值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价值管理；价值工程；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171－02

价值管理（Value Management，VM）是从价值分析（Value Analysis，VA）和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发展而来的系统化应用技术，是用于提高项目建设效率、降低成本的一种现代管理技术。它能适应建设项目的自身需求。将VM的思想应用于项目的建设与管理之中，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促进我国工程建设也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我国，VM无论理论的研究还是实际的应用，与先进国家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被誉为“金矿”的VM，在我国的建筑业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人对VM认识不清，常常将它与价值工程、基于价值的管理等同起来。这种混淆不利于VM思想的传播，也不利于VM应用的推广。文章拟对几个概念进行区分，期望有助于VM这一现代管理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一、价值工程、基于价值的管理

（一）价值工程

价值工程的原理与方法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美国，由当时通用电气公司负责物资采购工作的工程师麦尔斯（Lawrence.D.Miles）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机械、军事、电气、建筑等领域的产品开发、设计和制造方面。

对于VE的内涵，有人定义为：它是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可靠地实现产品或作业的必要功能，以提高其价值，并以功能研究为核心的有组织的活动。1958年创立的“美国价值工程师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Value Engineers，SAVE）”对VE做了如下定义：“VE是一种系统化的应用技术，通过对产品或服务的功能分析，建立功能的货币价值模型，以最低的总费用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功能。”对于VE的定义，尽管有不同的文字描述，但其中的思想和方法的精髓是一致的。

（二）基于价值的管理

基于价值的管理（Value Based Management，VBA）是西方管理学界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目的是通过对价值的有效管理，实现企业长期持续地有效经营。VBA的发展经历了数字阶段、战略阶段和整合阶段三个阶段；它与企业组织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更好地代表了各个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企业成功实施价值的管理的关键；它不仅关注数字，更是一种贯穿企业管理各个方面的创造价值的文化。

二、对价值管理（VM）的理解

（一）对价值管理（VM）中价值的认识

VM中的价值概念不同于中国古代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VM中的价值是研究对象的功能与成本即费用的相对比值。VM中价值概念的建立，有助于我们评价研究对象的经济效益，完善研究对象费用和功能的匹配。

（二）价值管理（VM）与价值工程（VE）的比较分析

1.对VE的分析

VE是以功能研究为核心，在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考虑项目寿命周期成本，进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项目价值的目的。它具有考虑全寿命周期的费用、依靠有组织的集体力量、以提高价值为目标、以功能分析为基础的内涵和特点。

2.对VM的分析

对于VM的理解，Brian R.Norton将VM定义为：“VM是一种系统化的、多专业的研究活动，通过项目的功能分析，用最低的全寿命成本最好地实现项目的价值”。Brian R.Norton认为，VM研究的时间范围应该进一步拓宽，即包括价值规划（Value Planning，VP）、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价值分析（Value Analysis，VA）。VP、VE、VA的思想和方法是一致的，但其时间范围不同。VM是VP、VE、VA的总和，也是一个统称，即VM是指全寿命过程的研究活动，在项目决策阶段和方案设计阶段的VM称为价值规划（VP），从扩初设计开始的项目实施阶段的VM称为价值工程（VE），在项目运营阶段的VM则称为价值分析（VA）。尽管其思想、方法一致，但VP、VE、VA的研究内容和重点是不同的：VP的目的是研究应该造什么；而VE的目的是研究怎样造的问题；VA则是对项目实施结果的分析和评价。

3.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从VM和VE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VM与VE的思想和方法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在研究时间、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参与研究的人员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VM比VE拓宽了。VE总是假定研究问题是确定的，又是超越时间而静止的；假定委托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目标是固定的、明确的、以功能为基础，能通过单一尺度的建筑经济成本模型进行决策支持。VM可以说是群体决策支持的一种应用，注重集体的智慧。它除了强调真实、准确的数据，更强调群体的决策过程，例如，建筑设计包括设计者、业主代表、经济专家等，显然是一种群体活动。因此，可以说VE是VM的一个特例。

二者的联系是VE是VM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VM是对VE的发展：由设计、施工阶段向前延伸到项目决策阶段，向后延伸到项目的运营阶段，研究内容包括对项目功能和目标的分析、评价和论证，而且这一发展对提高项目的投资价值、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和有效的。

（三）价值管理与基于价值的管理的比较分析

1.二者在概念方面的差异

VM强调提高企业的经济价值，是对工程系统进行全面管理以提高总体价值为目标的管理方法和程序，是一种消除非增值成本的管理技术方法。

VBA是西方管理学界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思想、方法和手段。它强调提高企业的经济价值，注重培育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中企业所有力量，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的一种理念。

2.二者在发展背景方面的不同

VM的发展历史稍长一些，它来源于VE。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产生了VE这一新兴管理技术，后来发展为VM。美国在1959年建立了价值工程学会（SAVE），而英国也在1966年建立了价值工程协会（现在称为价值管理协会）。香港地区建筑服务部门在1994年第一次促进了VM的应用。现在，“价值管理”从概念到实践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VBA是20世纪90年代在对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西方管理学界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和詹姆斯・赫斯科特1992年出版的《企业文化及操作》；英国伦敦（Guildhall）大学管理和行为领导课程讲师保罗・格里斯利（Paul Griseri）1998年出版的《价值管理》；曾任波士顿咨询公司价值管理领导人的詹姆斯・A・奈特出版的《基于价值的管理》等。

3.二者运用中的着重点有很大的差异

（1）VM在应用中主要关注于五个环节

①信息收集与任务确定。VM需要建立包括各主要参与方在内的研究小组，收集相关成本数据、工艺流程等信息，然后对其进行整理归类。

②成本分析。信息收集整理完成后，研究小组就需要对信息进行分析，确定成本的来源，引起因素有哪些，成本动因是什么，找出哪些是增值成本，哪些是非增值成本。因为非增值成本在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中都会存在，所以在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中都需要进行VM。

③功能分析。成本分析完成后，需要对项目功能分析，然后通过成本分解结构，将成本分配到每个必要的功能中去。当问题的研究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时，就会产生创造力。

④价值创造。对于价值创造，研究人员要跳出原有由多年的培训、文化、习惯和社会背景等所形成的熟悉的环境，以崭新的方式看待所面对的问题。

⑤评价与提交。经过前面几个环节的研究分析，研究人员将新观点或方案与旧有的进行比较，看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不需要。将原有项目的价值与由研究小组提出的新方案项目的价值进行比较，最后由决策者作出最终选择。

（2）VBA在应用中主要着重于四个方面

①对追求的价值作出明确的界定。无论是精神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要确定明确的价值定位，它是确立企业上下行为、企业的使命、战略及策略、制度设计等的依据。确定了价值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对企业的方方面面进行衡量，就会发现哪些环节是影响价值创造的因素。

②确定价值驱动要素。价值驱动要素存在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包括产品开发、生产、营销等。把价值理念外化为价值驱动要素，把握和有效地管理价值驱动要素，就为价值最大化提供了有效载体和具体的方式。

③经营管理全过程的实施基于价值的管理。VBA目的既是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又是为了持续创造价值。它不是一次或一段时间完成的，而是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与企业的战略选择、资源分配、内外部竞争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把它融入企业日常管理和决策实践中。

④实现领导与员工的价值沟通。基于价值的管理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实现，这就要求领导与员工对价值目标在认识上达成共识。

综上可知，VM是一个能有效保证建设项目投资效益，降低项目投资的高效理论体系和方法。对价值管理、价值工程、基于价值的管理进行对比分析，掌握VM的真谛，将VM的思想和方法真正应用到项目建设中，会提高建设项目的投资效益和投资价值。

参考文献：

[1] 刘贵文，李杰.基于价值管理的建筑业效率提升：海外经验及借鉴[J].现代管理科学，2008，（3）.

[2] 苏莉颖，尹贻林，严玲.价值管理（VM）在PFI项目中的应用探讨[J].建筑经济，2007，（11）.

[3] 尹贻林.建设工程项目价值管理[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价值管理范文第3篇

系统思维理论的泰斗Russell Ackoff认为，一名成功组织的经理人员不能仅仅只顾自己部门的功能和目标，还要超越部门的界限去了解其他部门的运作，以及自己的活动是如何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

Ackoff最初是学习建筑学的，后来他将建筑学的原则应用到了商业理论上来。财务经理若是采用同样的视角，他们将从根本上改善财务、人力资源、销售管理、采购等服务支持部门的绩效。

近些年来，一些公司更深刻地理解了将顾客价值与一系列创造价值的活动相联系的纽带―价值流，并运用其很好地提升了它们的经营绩效。这个理念虽然起源于制造业，但现在已经传播到了服务业。

透视隐形价值流

James Womack 和 Daniel Jones 在他们1996年出版的《精益思想》一书中，将价值流定义为提品或服务所需要的所有具体的活动，体现于如下重要的管理任务：

解决问题：从提出概念，经过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到准备生产。

生产转换：将原材料转变为产成品的流程。

信息管理：从收到订单到安排送货，直到送到顾客手中。

笔者在公司中主要关注于以下两个价值流：

从概念到顾客：通过分析潜在顾客现有的或未来的需求信息，开发出相应的产品或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

从订单到送货：从顾客对产品或服务产生兴趣到将产品或服务递送到顾客手中。

对于生产耐用品的公司而言，可能还有第三个价值流：

从购买到处置：在顾客拥有产品的过程中，理解和满足顾客的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价值流汇总在一个综合的价值流中，由顾客来评价其提品和服务的能力，并且参考过去的经验，来决定产品和服务在其心中的价值。这些价值流通常包括公司的外部合作伙伴。例如，在汽车业，这个价值流通常包括供应商、进口商和经销商等。

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观察发现，“在一个组织中，90%的差错都发生在连接点上”。一个设备制造商在连接和整合所有价值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连接和整合内部各职能部门以及内部、外部的各个合作伙伴过程中，存在许多潜在的差错点，一旦差错发生，它们将增加运营成本，同时降低产品或服务在顾客心中的价值。

Womack最新发现，公司需要有一个价值流建筑师。就像一个真正的建筑师一样，这个人要与顾客沟通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与所有在设计、生产等相关环节的参与者沟通，使他们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提品和服务，以满足顾客需求。

当这些流程发生在公司的运营方面时，财务、人事、销售管理和采购等支持部门是否也采用了类似的流程？许多公司开始运用从前端到终端的分析方法来评估这些活动。一些公司将其某些职能工作集中在内部或外部的服务中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效益，然而，这种做法面临着新的挑战。

以制造业为例，在采用了这个做法后，我们本应该看到足够的收益。然而实际上，它们并没有产生叠加效应。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些支持部门一定要打破它们传统的职能边界，要充分了解它们的活动，以形成一个最适合公司业务的“支持服务架构”。

“建筑”完美价值流

对于如何整合财务、人事、销售管理和采购等支持服务职能中的价值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像在运营职能中整合价值流那样，有权威性的指导框架。尽管在意义上有些差异，但一些相似的术语也被用在服务支持流程的描述中，目前形成了以下的流程：

顾客到收款：从收到顾客的订单到收到付款，涵盖了订单和顾客管理、信用、开发票和收款。

采购到付款：涵盖采购订单处理、供应商管理、收货流程和应付账款管理。

人事管理到支付工资：涵盖所有人事行政管理任务，包括招聘、员工发展和员工退休等事项。

记账到报告：包括成本、资产等记账、总账和外部报告等。

管理会计：涵盖以实现业绩的报告和控制、预测和计划，以及相关的业绩管理。

这些流程有些是发生在一个领域，而也有许多是横跨多个领域、多个环节的。例如，采购和应付账款的服务就属于不同的服务中心。

此外，财务管理是广泛经营循环的重要部分，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根据一致的战略和目标来决定需求，保障足够的资源以支持计划的实施、执行、支付、监控和预测等。

通过连接这些流程，从图1我们可以发现，在连接环节最容易存在潜在的效率损失。例如，在业务发生和记账之间，如何保证业务和记账的一致性；在财务总账和管理报告之间，如何消除相关的调整以保证口径统一。

采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财务管理价值流，并采取相应的流程重组方案，将有力改善公司财务管理水平（如图2）。职能的边界被突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价值流主要负责人的职责涵盖整个价值流。

为了改善“从业务发生到管理报告”的价值流，通常需要加强各部门的协作，推动其他价值流的改善。特别是当这个流程从最前端的契约承诺开始，一直延伸到最终的预测和管理报告，尤其需要如此。

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各个部门绝不能只局限在其传统的职能上，而要去了解它们的活动对整个支持服务架构的影响。在致力于改善这些价值流时，一定要建立两个重要的基础：负责人和衡量标准。

第一要务是建立跨职能领域负责人。例如，“从采购到付款和报告”的价值流也许在采购部门已经存在，但现在强调的是，对这个价值流的负责要超出传统的采购职能。

想要采用这种建筑学的方法来改进支持服务职能的架构，既需要流程上的改进，还需要文化上的转变。

小时候学习木工活的时候，笔者学习到，一个好的木工作品需要两个重要因素：打磨精美的木料部件和结实的连接件。许多公司都有“打磨精美的木料部件”―职能部门的优秀表现。然而，在“连接件”上还没有引起应有重视，也没有采取什么改进方法。

价值管理范文第4篇

管理咨询Management Consulting是属于Professional Services这个大行业中的一个。管理咨询作为专业服务业的一种，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业务模式：一种，成为导师。无论你的客户是企业还是政府或者是非盈利机构，因为咨询公司的专业顾问对行业懂得更多，经验积累更深厚，研究更精深，所以顾问可以帮助这些企业、政府、组织机构更好地管理、更好地运营。另一种做法，是基于专业分工，因为对某个领域的专注研究，所以顾问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可以比一般组织更有效率，对于企业家来说，把非核心业务交付给更专业的人做，就是花更少的钱，得到更有效率的结果。

事实上，本土管理咨询行业中的企业正在以其实实在在的落地能力；可量化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投资回报增加；以及对本土企业更深刻的理解，一步一个脚印地帮助企业实现从机会型成功到持续性成功的跨越。

如果把管理比喻为牛粪，其价值就在于让企业的土地变得肥沃起来，经过企业家和企业员工们的播种，就能在这块管理的沃土上生长出业绩的鲜花。说到底，大家要的是业绩的鲜花。管理再好，开不出业绩，那就是牛粪。话糙理不糙，对于从事管理的每一位同事来说，必须把对客户的价值牢记在心。这值得我们这些从事管理工作的、做咨询的警醒。

当然，业绩的提升归根到底还是纸面上呈现出来的管理价值，而如果再进一步探寻，我们会看到企业生命线的延长以及业绩的持续性增长。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稳健成长更有说服力，不怕慢，就怕站。如果把企业竞争比做一次长跑运动，要想达到好的成绩就需要尽量均衡地分配体能。在长跑运动中尽量以理想的匀速步调前进。跑步如此，企业亦然，企业要做到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就要借助管理，把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作是一场长远持久的长跑，专注于循序渐进，持续性改善企业运营及管理水平，这样才能尽量地延长企业寿命，实现业绩的持续增长。

价值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允价值；优越性；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界定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并在《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指南》中对非货币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该资产及其相关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依据其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及适当的贴现率计算的现值来评估确定。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持续经营。

二、公允价值的优越性

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有以下几点优越性：

（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

公允价值所强调的是交易与事项中蕴含的产权契约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产权契约关系又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允价值恰恰能够体现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可以看成是会计计量的回归。正因如此，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趋势，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二）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尽管都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但是计量的属性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和费用却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这样计算出来的收入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会出现收入超分配或者虚利实分的现象。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收入、成本和费用都采用公允价值，使得计量属性符合配比原则，又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三）有利于维持的经营能力

企业要使经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必须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得以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耗费，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却不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将会萎缩。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即是按照现行市价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生产能力，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也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使企业的经营在正常的状态下持续下去。

（四）能够适应新业务的需要

从目前会计界所遇到的会计计量难题来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会计问题等，在计量基础上所共同指向的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当然，作为一项基本的会计计量基础，只能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应该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发展变化对会计计量的需要。

三、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因素

公允价值计量尽管有上述诸多优越性，但是在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运用公允价值还有诸多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

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问题还处于研究之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现阶段还处于一个正待研究的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它的价值如何来进行确认与计量，因其在实务操作上对其价值的选择很难克服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使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上还是处于探索的过程。由于具体的价值确认的标准有许多，容易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致使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

（二）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

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对于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值。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中介机构尚难以真正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中介职能。还有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对一些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有失公允，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还存在较大欠缺。

(下转第63页）

（上接第55页）

（三）会计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经济形式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低，在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将未来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计量，往往就成为估计相关价格即公允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因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都是不确定的，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难度很大，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难以发挥。

四、在我国推行公允价值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

借鉴国际会计的研究成果，曾为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要注重理论体系的健全，并将健全的理论在我国全面推广与运用，才能促进解决运用中出现的难题。

（二）改善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市场环境

1．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只有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才能更好的确定商品成本和市价，从而获得商品公允价值的信息。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市场体系；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此时，价格才能成为真实的、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交易双方公平交易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完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对会计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惩罚机制，尽力避免给那些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舞弊者留下操纵的空隙。

2．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中介机构。当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无法观察到时，企业除了可以自行估计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可以借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因此，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主要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都不理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国管理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加强对其监管，制定理加严厉的措施对违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一方面需要政府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力度，一方面企业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也应加大力度，特别是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和网络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部门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并行，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在我国全面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在业务素质上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知识。其次，要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宣传和对会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使广大会计人员能尽快地熟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时并能尽快地掌握对其的具体运用。最后，会计准则制定者应经常与会计实践工作人员保持沟通，及时解答他们在处理公允价值上遇到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徐淼．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及前景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2]李惠．公允价值的应用分析[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

[3]马莉，毕华书．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应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8）．

价值管理范文第6篇

由于传统模式中大面积存在“干而优则官”现象，事实上在领导队伍中，许多人并不善于管理，而是更加专业。企业误以为只要足够专业，就能胜任管理，专业人士也往往误以为由于自己足够专业，就一定能够胜任管理职位。同样是专业人士，有的只适合做规划，有的只适合做咨询，有的只适合做培训，只有那些具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专业人士，才适合做管理。并且，即便是那些适合做管理的专业人士，也受到种种制约，比如过往的经历，比如创新、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那么，对于身处领导岗位，如果在履行职能时演绎好应发挥出的“管理价值”呢？

责人律己 修炼修为

要运用好现代管理方法，领导者的素质是前提。卓越的领导者应当率先垂范、勇于挑战，尤其应当以品格、素质树立领导的威信，以智慧、艺术成就事业的发展。领导者个人的修为与现代管理艺术运用成效息息相关，有必要以提高领导自身修为作为前提，来提高领导的信服力和团队的凝聚力。领导者的素质修为是领导者从事管理活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一种潜在的领导能力。它包括出众的品格、渊博的知识、健康的心理、综合的能力、强健的体魄等。领导者在平时应注重素质的培养与锻炼，通过实践锻炼，重视管理细节的培养，达到提高领导者自身素质的目的。

1、要有清醒的自我估价能力和坚强的控制能力；要充分了解工作，充分了解下属，而且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做到自知自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长所短。要学会扬长避短，来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才能既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又有利于个人的前途。

2、要有大度的气量；矛盾时时有、处处有，即使是非常出色，非常有成就的领导者，在团队内外也会有人不满意，如果你想有所作为，就要准备遭遇挫折、承受责难。没有这样的准备，就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者。从另一方面讲，责难和报怨也有教育功能，让下属讲话，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兼听则明；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便于改正；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下属，改进团队管理的艺术与效能。要有大度的气量，还表现在有爱才惜才之心，领导者要善于团结各种不同学术见解、不同才智、不同个性的工作人员，特别要善于团结并使用那些批评过自己、又被实践证明是批评错了的人，保护和激励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力求使他们各尽所长，各得其所。

3、要适时展现个人魅力；领导者可以通过展现个人魅力，得到他人的认可。这种认可来自他的影响力。领导者应注重树立个人形象，如刚正不阿的政治形象、诚信务实的社会形象、品德高尚的人格形象、科学民主的决策形象、顾全大局的团结形象等等，用以树立威信、感召下属，利于强化工作动力与团队凝聚力。

分工分利 科学合理

领导管理团队工作，不同的团队成员承担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发展时期，工作的内容和性质也不完全相同。领导在这一个团队建制当中，要很好的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实现团队价值，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合理分工。合理分工的目的，是为了让员工可以有良好的工作感觉，并发挥每个员工的工作特长，最高效的完成工作任务，体现所管理团队的价值。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最能体现一个领导成就的不是他本人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他所带的团队取得了什么样的业绩。这个意义上来讲，领导自身价值的体现是其管理团队价值的反应，两者呈正比例。团队取得的成绩越高，领导的管理价值也就越发明显。基于这个理由，那些处在公司各个岗位的领导们，往往都是为了公司安排的各项工作而竭尽所能，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来确保团队完成任务，这本无可厚非。可是，成绩出来了，问题也同样出现了。大多数领导在鲜花和掌声中成了主角，而和他并肩战斗的团队此时却似乎没有其个人风光，更别提团队中那些所有参与工作的普通员工了。如此反复，时间长了，团队员工没有了工作的动力，在消极和怠工中自然影响团队成绩，领导的风光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在实际工作当中，领导一定要学会分利。

分工要素：1、定位工作性质：先要清楚的是工作的性质，详细规划工作轻重缓急程度以及完成时间，列出详细的工作进度表，并清楚工作完成的整个流程。关键的一点，要清楚这项工作是急需完成的还是锦上添花的，从而根据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进展。2、了解员工情况：在清楚的工作的性质之后，就要仔细研究自己团队员工的具体情况了。要弄清楚团队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具备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利用。从而有针对性进行工作安排，有利于工作顺利开展。

分利原则：有了成绩要把团队成员推到前台，接受公司的表扬和认可。如果这个荣誉非要个人来代表团队接纳，也要第一时间通过安排团队的聚会等方式，将这种荣誉和成绩反馈到所领导员工身上，让他们感激能在这样一个团队，能有这样一个领导来指挥管理。

团队管理 识人用人

卓越的领导者应当具备领导力和管理潜质，应当善于发现问题、创新决策、驾驭指挥，领导者应当把感召和凝聚组织成员的影响力作为领导的精髓。企业或团队内部和谐团结氛围的营造，有利于提高团队运行效率，领导要重视搞好团队管理，重中之重是要识别人员，用好人才。现代社会，领导者面对的工作任务更加繁杂、工作环境更加多变，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领导者团队管理的责任更加突出。在团队管理中，领导者除了要科学决策、形成共识、制定规章之外，一个重要职责是提高用人的艺术，科学用人。用人艺术在领导的管理工作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它关系到领导目标的实现和事业的成败。好的决策方案，有赖于好的团队执行力。古人所谓“成事之要，惟在得人”，讲的就是选人用人的重要性。

领导者用人，应坚持四项原则：用人之长，避人之短；“疑人要用，用人要疑”；用当其才，适才适位；用当其时，注重时效。团队工作对人才质量与敬业精神的要求很高，为此管理团队的领导者，要有用才之胆，选才之魄，求才之渴，爱才之心，荐才之道，容才之量，识才之能，育才之德，护才之责。要在工作实践中，理解人、关心人、培育人、发展人，十分注重发挥团队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作为领导，发挥管理的成功和价值体现的另外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你为公司培养了多少个有用之才？一个人带领团队为企业牟取利益毕竟是小范围的，如果可以多培养一些能独立带领团队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员工成为新领导，那才是企业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所以对领导而言，不断的给团队员工合适可行的发展空间，并指导有潜力的员工成长为新的领导，才是体现领导管理价值最核心的重要一个方面。

管理“气质” 循序渐进

忽略了自己大脑的思考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领导者体现管理价值需要腾出一点时间和自己交谈、商量或从事有益的思考。领导都特别地忙碌，但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来单独思考。领导阶层最主要的管理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思考，迈向领导之路的最佳准备也是思考。因此，希望你每天都能抽出一定的时间练习合理的单独思考，并且往往朝着成功的方向去思考。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已经培养起了你的作为领导者的“管理气质”和管理才能。

领导考虑问题要尽可能地周到，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多思考还有哪些不符合人性的地方。人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来领导别人，但是总有一种最好的、最理想的符合人性的方法。

1、把别人都看得很重要，而且是真心实意的。要时常关心下属的业余成就，时常想到，一个人活着的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享受生活。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你越是关心一个人，他就越是会努力地为你工作，为你服务，你的成就也就越大。

2、遇到跟人事有关的难题时，要及时地问自己：“处理这件事最合乎人性的方法是哪一种？”

3、循序渐进，不断追求进步：相信自己和别人还可以进步，并付诸行动。在任何行业中只有精益求精的人才有机会不断地升迁。领导人，尤其是真正的领导人非常缺乏，为了使你始终保持旺盛的进取心，有两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每做完一件事情都要研究如何进一步改善。每做完一件事情都要提出更高的标准。

领导者只有具备出众的管理能力、非凡的成就、公正的态度，才能获得下属的崇敬和钦佩；只有具备丰富的情感、卓越的德行、个性的魅力，才能博得团队的拥戴与支持；只有具备超凡的智慧、优秀的品格、榜样的力量，才能拥有崇高的威望，才能实施有效的管理。

价值管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汇率波动；SVAR模型；结构脉冲响应函数；人民币价值

一、前言

汇率作为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治家都关注的焦点。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一再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汇率调整为自由波动，目的就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我国政府反复重申，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而允许人民币升值。围绕人民币汇率所产生的争论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金融理论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率、利率、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以及人们的心理预期等都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同时汇率的变动也会反作用于这些因素。综观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文献，人民币汇率波动效应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是围绕汇率波动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论述的；人民币价值问题的研究文献却非常少，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人民币价值是否存在高估与低估。魏巍贤(2000)从汇率的决定与稳定性上来分析汇率波动效应，他认为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稳定性主要归因于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外债余额与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将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变量和国际金融环境，特别是日元不再进一步贬值。面对人民币高估或低估的争论，王世军、王晓萍(2000)的研究认为，人民币的高估或低估是所选择的基期不同而形成的，以1990年为基期，1998年的人民币汇率低估；以1994年为基期，1998年的人民币汇率则高估。李祺(2006)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始终围绕均衡汇率波动，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估和低估，贸易条件、开放度等基本经济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显著，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储备规模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不显著。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曹阳、李剑武(2006)的研究表明：从长期看，随着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量会减少，进口量则会增加，而短期汇率波动率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在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方面，窦祥胜、扬析(2003)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从未来改革方向看，应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以充分反映出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特征，经济的开放程度也会对一国的汇率波动水平产生影响，孙焕民、李国柱(2004)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开放度有较强的相关性，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从长期看会有助于减缓汇率波动；对汇率形成持久影响的是实体经济因素，随着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的波动更不容易受到特定国情的影响。

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的文献来看，研究者主要关注汇率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考察汇率变动对与汇率有关的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同时，在实证方法上，多采用时间序列等分析方法，方法论上未有大的改进。迄今为止，关于人民币的高估与低估问题，学术界未形成共识。人民币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人民币内外价值是否出现偏离?本文试图从方法论上加以创新，即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性实证分析，力求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二、经验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ve)在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VAR并不能给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同时也存在模型参数过多的问题，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stracturalvectorautoregressive)正是为了解决VAR中存在的这种问题被提出的。SVAR是一种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从而减少所估计参数的一种方法，并能有效的消除模型中的干扰(AmisanoandGiannini，1997；高铁梅，2006)。同时，结构向量中结构因子的估计也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来估计(Waston，1994；Bemanke，1986；HartleyandWalsh，1992)，当对变量施加一个长期约束就可以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冲击效应(BlanchchardandQuah，1989)。有鉴于此，本文选用SVAR模型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波动效应，然后通过考察变量之间的变化方向来确定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变化趋势。

本文借鉴AmisanoandGiannini(1997)和高铁梅(2006)关于SVAR的建模思路。对于一般的VAR模型：

如果(1)式满足平稳性条件，则有：

其中：

(2)式就是一个p阶的SVAR模型。将(2)式写成滞后算子形式：

其中：，B(L)是滞后算子L的k×k的参数矩阵，B0均为主对角线为1的矩阵，且B0≠Ik。为了计算的方便，把结构式(3)式的误差项μt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标准化为单位矩阵Ik，则可逆的多项式矩阵B(L)可以表示出SVAR的无穷阶VMA(∞)形式：

(4)

其中：式(4)中所有内生变量都表示为外生变量的分布滞后形式，这就是SVAR模型的最终表达式。外生变量的结构冲击μt是不能直接观测，yt需要通过各元素的响应才能观测，通过估计(1)式并转变为简化式的误差项得到结构冲击μt，得如下SVAR模型：

为考察变量相互之间的动态波动效应，可引入SVAR脉冲响应函数(IRP，Impulseresponsefunction)来度量模型受到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由(5)式可得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只考察AB型的SVAR模型，因此式(6)的累积脉冲响应函数矩阵为：

(7)式中Ψ的第i列第j列元素表示第i个变量对第j个变量的结构冲击累计响应。另外，对(4)式求解，需要施加约束条件，因此(4)式可以变换为：

(8)中C(L)和D(L)分别是VAR模型和SVAR模型的VMA(∞)模型的滞后算子式，由此可得：

C1D1=D0(9)

(9)中的C1和D1就是结构冲击的长期效应，施加与D1元素的约束可以用来识别D0本文中，我们对模型施加一个变量的结构冲击的长期效应趋于0的约束。

三、变量、数据与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选取1995年1月--2006年1月的实际汇率、消费物价指数、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月度数据。

SVAR模型实证分析中，考虑到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要求，首先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各变量模均在单位圆内，表明所选变量序列满足平稳性条件。鉴于此，无需做进一步的Johansen协整检验。所有变量选择相同的滞后项数，采用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指标得到滞后项为L=2。通过模型估计，得到如表1的估计结果。

表1显示，实际有效汇率与消费物价指数由最初的反向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变化为同向作用，同时物价指数的变化也存在着与实际有效汇率相同的变化趋势，由最初的反向转为同向，但物价对汇率反应很小。考虑到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对外价值，因此，在汇率与物价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现象。另一方面，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比对进口的影响大，对出口而言，存在着一段时期的滞后效应，之后与汇率表现为同向作用，这与经济理论相吻合；同时进口具有刚性，所以其变化程度相对较小。进口对汇率的影响比出口大，方向均是由反向变为同向的。从短期来看，汇率与物价的相互作用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如果汇率有一个正向的变化，物价却出现一个反向的响应：国内物价的上升F，即处于通货膨胀状态，而汇率下降，即人民币对外却升值了。

在最初的VAR模型所估计出来的初步结构的基础上，采用S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变量的在受到长期约束的变化趋势。我们对模型施加一个阶下三角为0的长期约束，表示变量之间的累积长期影响为趋近于0。同时，通过进行结构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可考察变量之间未来36个时期的贡献度。

表2列出了第1、10和第36期的各变量变动相互之间的贡献程度，通过对汇率的方差进行分解，可以考察其他变量的方差对汇率方差的贡献度：出口对汇率冲击的贡献率最大达到31.67％，其次是进口12.35％，而第1期的国内物价的贡献率却只有2.94％，到第36期，进口和物价对汇率冲击的贡献率是逐步上升的，出口相对下降，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汇率更容易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就物价而言，在受到一个来自汇率的冲击后，物价的反应最大，汇率对物价的贡献率达到22.40％，这比物价对汇率的贡献率2.94％大的多，而同期的进出口的贡献率各自只有1％左右，时间越往后效应越明显。出口在受到汇率和物价的冲击后受其作用的贡献度都比较大，同时进出口在受到汇率和物价的冲击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会逐步的衰减。可以认为，汇率对物价变化的反应是很迟缓的，但物价对汇率变化的反应相当灵敏，时间递延期限越长表现越明显。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利用(5)式中的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mpluse-responsefunction)来考察变量之间结构冲击效应。

表3列出所有变量在受到其他变量的相互冲击后的响应程度的系数，将表中的数据整理绘制，可得图1。图1表示变量在受到其他变量的结构冲击后的脉冲响就。

图1中汇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即汇率的上升不会立即使得出口善改善，而要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之后，才可以改善出口状况，这也从另一面印证了本文的模型是可取的。同时，汇率与其他变量结构脉冲关系基本与经济理论吻合，唯一需要探讨的是国内物价指数对汇率冲击的反应。由图1上的结构脉冲函数可知，汇率在受到消费物价指数的结构冲击后最初产生一个反向的响应，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变化收敛逐步的接近x轴，图1中显示，到第36期(3年)为-0.09，仍然与国内物价指数的变动方向相反。而国内物价在受到汇率的冲击后，首先是产生的一个正向的响应，但是第12期进入反向区间。其经济含义为：如果国内物价上升(人民币对内贬值)，在国际市场的汇率受到物价的冲击后会下降，人民币有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物价受到来自汇率波动的冲击后，如果施加一个正的冲击效应，物价首先的反应是同向的，即也具有正向的波动效应，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这种冲击效应会进入反向区间。其经济含义为：假如汇率给物价施加一个正的冲击，汇率上升(人民币对外贬值)，国内物价也上升，在国内市场人民币也贬值，这是经济理论可解释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物价呈现反向波动，即人民币在国内表现出升值趋势。实证表明，变量中国内物价与汇率的波动效应显然违背了“购买力平价定律”，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中人民币的价值表现出偏离状态。

四、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国内物价变化之间的关系违背了“购买力平价定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增长，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和资本项目部分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而政府采取政策试图稳定汇率时，汇率即使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冲击或扰动，也不会做出自由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波动与国内物价的变化发生了偏离，同时，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带来的外汇占款大量增加以及为刺激经济发展所实施的适度扩张的政策又造成了国内物价逐渐上升，使人民币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贬值的倾向，这样又使得这种反向效应逐步加强。

价值管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和合学文化价值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第二、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2000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的走进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20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21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雄居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量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二、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和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整体对应，学理际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专著中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第一、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100）+（-30）=（+70）]，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1．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和不相容选择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2．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基实，优劣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理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尽度之大小。小尽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换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第二、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新人学导论》中关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②（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已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了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③；《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⑤，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迭合。价值加和与意义迭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迭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迭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纪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三、和合学与科学技术

科技史上的综合与分化并行构成内在和合机制，科技与人文的和合历史及其现代危机，科技内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新生态。传统人文精神必须在科技革命中涅化转生，更新媒体。

（一）和合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

和合学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有两个基本的关系：一是和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特征；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平发展的全新基础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学技术，是东西古代人文实践和合的文明结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综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测量技术思想，三角运演方法，以及古希腊的思辨自然哲学，概念辩证法。欧氏几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撑了西方古典哲学本质研究。当非欧几何出现后，便否定了欧氏公理的绝对性，使现象背后唯一绝对本质发生了动摇。这样，现象后面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本质。每一个现象都得自己确立自己背后的本质。

托勒密的天文学综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观察资料，历法编制技巧，于公元140年的《天文学大成》中系统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说宇宙论模型。他巧妙地运用本轮--均轮体系，获得与当时观测一致的计算结果和宇宙论哲学假设。然而到了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却被教会用来作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中国的《九章算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测量；粟米--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生活中方程算法；高体--体积算法；均输--如何公平征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算法；勾股。些数学都有自身特殊的具体内容，并发现了数与数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吴文俊认为，《九章》机械化数学，将重新焕其光芒。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于天文历法特别重视，据《史记》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⑥。《索隐》引《系本》和《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纶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黄帝组织了占日、占月、占星气律吕、算数以及造历，容成综合这些观测天文的资料，以算数的成果而制定了《调历》，（可能是《黄帝历》）。《汉书》记载：先秦有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⑧。秦统一中国后，曾采用《颛顼历》。

中西古代天文历法算数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实践活动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学技术是近代人文解放运动的历史产儿。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弘扬，解放了人的创造智慧与发明才能。牛顿经典力学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技术，都是高度综合的产物。比如牛顿是伽利略、笛卡儿、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原理。运动三定律的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性质比较明显；万有引力原理扩展为天体运行动力与运动轨道形成的研究；并通过比较方法，测量诸天体的质量及相互间引力大小的数据；他还证明了以数学表达方式出现的万有引力的普适性，以及推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的。后来求得地球扁率为1/334，与牛顿理论推算近似⑨。人文主义与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进步的两个冲突融合难分的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人文启蒙思潮的流产，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失落，从反面实证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冲突融合的关联。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文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错综复杂。就狭义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缘政治论，人种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一元论，以及殖民主义观念等等。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消除战争，保卫和平，克服落后，共同发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结果。尽管从局部的动机、暂时的情况看，似乎现代科技是战争的帮凶，先进剥削、压迫落后的手段；但从整体的趋势，长久的效果看，现代科技的不断革命和不断跨国界的发展，已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关的利益和合体，使全球性战争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并终将被彻底清除。

生态、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危机，与其说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说是科技发现的。事实上，即使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耕文化时期，亦已引发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坏，动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都见于史书记载。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导致当前各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人类由来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发明了高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导致了负面效应的各种危机。化解各种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类自我创造，通过现代科技，从根本上转换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念与不恰当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平共处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要使人类与自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必须真实而系统地把握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法则，把握自然生态平衡的约束条件和人类文化进步的可能道路。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高度完备的现代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的和平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形式，又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和合产物。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类文精神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滥用，显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态。对科学技术的厌倦、反感、担忧、悲观，甚至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虚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冲突融合而和合机制，有两个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论的诸原理、诸学说和诸规程合乎逻辑创造性和合；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诸要素、诸方面和诸规范合乎价值的创新性和合。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完成第二个方面的创新性综合。相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人文学者无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科技是和合精神的现代体现

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体历经历史更替。宗教神学、伦理道德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态；科学理论、技术工程为其现代形态。中间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启蒙为联系环节的发展枢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合人文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哲学、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具体现象后面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后面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体项，如各门个体科学理论。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应有一个统摄各类现象的东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学的科学，这就是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具体学科之上。对形而上学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学，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学。哲学与神的互补，构成了西方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在中国被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诠释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⑩卦爻阴阳是形器的现象层面，形器现象的后面是所以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国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宗教革命与人文启蒙来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冲突互补，人文主义得以发扬。人文主义者承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发展人的才能思想，发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学，以便取代宗教神学。他们在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宣传和发展人道精神，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他们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来世哲学；以人性、人道与神性、神道主义相抗衡。高扬以人为中心的革命，歌颂、赞美人，以针对宗教神学。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国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属经验型的人道主义；二是以德国、荷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均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尊严、价值等。

现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过科学理论革命和技术工程革命来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世纪的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从思维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现为相对论的宇宙观、量子论的结构观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学说之中。从实践方式上看，它主要体现为遗传学的生命工程、信息论的知识工程与智能科学的智力模拟之中。离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而别谈所谓"人文精神"，只能是对时代精神的误解。

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合学原理的实践运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以及和合决策学等领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三）人文精神的科技奠基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长期被囚禁在"经学"之中而不能开放，开放也不能转生。转换新的媒体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用现代科技为其奠基，这是中国和合人文精神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合学原理实践运用的现实使命：一是尽现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价值；二是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发展。

在20-21世纪之交，人类文化处于转基时代。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形态，其文化价值观念，是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和道德形上学的准则分不开的，有的就是他们演绎下来的直言命令、绝对理念，真如本体。从形式上看，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绝对的、永恒的，以及"万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实质上是将人异化，使人成为价值理念表现自己的工具，异化成为天命义理施展权威的场所。

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取向，它是现实感性生活中的世俗化。它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和完善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和价值使命。它将现实人的安身立命牢固的确立在大地之上，并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增益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断减损人世的痛苦和烦恼。换言之，现代文化将和合人文精神奠基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文精神脚踏实地，落到实处，避免虚幻无力与苍白无色；才能使学科技术服务于人类；避免盲目滥用与本质异化。这样，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就能融突而和合，人类社会才能化解各种危机，而开拓为和合的人文世界。

价值管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价值管理；价值取向；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4-0105-07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价值最大化上升为公司整体的管理思想，价值管理作为一种以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增长为目标，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遵循价值理念。依据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逐渐成为企业现代管理实践的最佳模式。1985年，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价值、价值链以及价值管理的思想，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被列为现代先进管理思想，成为研究竞争优势的有效工具。但其更多的是基于静态的概念分析，和对企业价值管理的常态描述，主要针对在某一时点如何进行价值定位、价值创造。现实中的情形与波特的理论构建有一些区别，因为企业总是处于一个纷繁复杂的、动态的环境中，并且这种变化的趋势有愈来愈快的趋势，所以企业必须在动态中进行价值管理。着重考虑如何在时变过程中动态地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即企业如何持续地创造价值并实现企业自身整体价值增加，这就是时变过程中企业的价值管理问题。显然，引入时间变量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波特竞争理论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探讨，拓展企业价值管理的理论研究――着眼于持续地创造价值并实现企业自身整体价值增加，以使理论更接近现实世界。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incomplete contracts)，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是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之间组合的一组契约，这组契约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可能拥有不同的偏好、资本、技能、信息和禀赋，理性的要素拥有主体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中，向企业贡献自己的资源，以试图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回报。这组契约治理着企业发生的各种交易，使得其企业内部发生的交易费用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但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这组契约通常又是不完备的，所以相对于市场而言，企业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备契约。为了在取得低交易成本收益的同时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就需要在企业内部存在一个控制机制，来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这可视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而林钟高等认为内部控制应该是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相互利益关系，保障各利益主体的特定利益机制的根本性制度。

实际上，无论是为了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还是为了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相互利益关系从而保障各利益主体的特定利益，都离不开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在涉及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企业要综合考虑其不同的主要互动对象的要求，进行自身定位。最重要的是，企业要避免与互动对象在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如此才能保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企业必须考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企业的价值理念应顺应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新经济、新时代下，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实现价值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下的和谐分配，企业如何认识和把握内部控制的职能成为关键所在，同时它也是培育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综上所述，把紧密相关的内部控制、价值管理合二为一，整体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成为本文思索的重要理论课题。

二、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的融合研究：基于时变特征的互动性分析

进入新世纪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变革的初始阶段，这场变革已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及其运作模式。组织再造、流程创新等名词变得十分流行，企业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组织，已扩展到企业外部整个供应链上，包括供应商和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影响企业经营的因素是多方面和立体的，成本、质量、时间、服务和环境都是促使企业赢得客户、创造价值的关键竞争因素，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不再是利润，而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指标，这个能力指标就是“企业的价值”。如何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自从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就已经成为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已经成为西方企业界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与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主要着力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利润最大化不同，这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突出了企业价值在企业管理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立足于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强调企业的外部市场价值与内在经济价值的统一，因而企业价值管理理论是企业管理理论的现代延伸和最新发展。正如《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玛格丽特在其著作《什么是管理》中总结到：管理的本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价值，进行价值管理。

基于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由于其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企业价值的方法不同，形成了对企业价值内容的不同界定，进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价值管理的定义和内容。汤姆・卡普兰等认为价值管理，又称为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Aalue-Based Management，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企业价值管理是一个管理结构，通过评价和管理企业活动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并通过股票价格的增加、股利的增长来给予奖励。价值管理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一整套指导原则，是一种以促进组织形成注重内外部业绩和价值创造激励的战略性业绩计量行动。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价值管理是以价值持续创造为核心，以价值的实现和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过程。其中，价值的持续创造、增加与企业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两个紧密承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中心环节。价值的持续创造与增加是企业自身价值实现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前者赖以持续进行的基础。尤其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环境中，这两个环节的顺利进行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价值的持续创造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只有通过这样一些活动，价值管理的核心理念才能具体化。正如汤谷良认为“价值管理根源于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价值的持续创造需要找到对应的驱动因素，而这个驱动

因素就存在于企业需要的各种资源之中，但是资源的相对稀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能实现企业资源相对动态配置的企业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持续创造价值的驱动要素存在于企业需要的各种要素之中，由于企业需要的要素众多，必然产生要素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将要素投入主体价值取向的协调融入价值管理中，再将整合后的价值管理绩效信息完整、系统地反映于资本市场，实现企业创造的价值在要素投入主体之间和谐分配。使社会了解企业承担的公共责任，成为未来价值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技术支撑是建立基于企业要素投入主体共同治理的内部控制体系，使企业反映和披露完整的价值信息(是一种主要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价值管理的集成信息)，体现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终极目标。

这可能促使人们的担心，主要源于企业内部控制可能会过度而导致企业失败的问题。因为对要素投入主体价值取向的协调和使企业顺应社会公共的价值取向预期的追求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烦琐的控制程序，以便将错弊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会导致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速度缓慢、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下降，从而引发企业失败。人们最开始往往是忽视企业内部控制，现在内部控制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可能造成“矫枉过正”，因此，如何正确地把握和认识企业内部控制职能成为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企业制度的业主制和合伙制下，就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而言，虽说是采用市场经济模式，但因会计信息不对称性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则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此背景下的企业内部控制职能，主要是承担因企业内部利益冲突及分工协作关系引起的相关管理职能；在有限责任公司制下，企业主体的权益所有者与债主之间以及生产经营控制者与非控制所有者之间因会计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利益冲突，相对于业主制和合伙制而言，要严重的多，由此而导致内部控制职能扩展，即对企业经营控制者和权益所有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治理职能的产生，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模式顺应了治理目标；在股份公司上市环境下，因会计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利益冲突扩展到单个企业主体与整个证券资本市场参与者之间，已经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由此内部控制模式现在出现走向统一的模式，由权威机构统一制定内控规范或指引，保证整个资本市场有效运行；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制度采用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目标主要是服从国家宏观计划目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和治理，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直接由政府决定，由此决定了其内部控制模式主要是服从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目标。

由此看来，内部控制的职能，即内部控制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取决于企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以及与此匹配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在企业的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下，特别是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不同，经济调节机制和调节手段不同，企业治理模式和管理模式不同，从而对内部控制职能的需求不同，由此导致对内部控制定位不同，进而提出不同的内部控制职能模式。在当前价值管理时代背景下，由于企业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不强调企业整体要素投入主体的价值最大化，就无所谓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只有持续创造价值，以及协调和平衡企业全体要素投入主体的价值取向，保障企业要素投入主体和谐共处，才能使企业顺应社会公共的价值取向预期，从而提升企业整体价值。建立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体系，成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现行理论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特征脉络，才能深刻的抓住隐藏在表象下的本质。所以，在研究内部控制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已经进入价值管理时代，既然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的共同目标都是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如何使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两支“助力臂”，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就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的耦合机理：基于资源结构理论的拓展性分析

协同论认为：无论原子、分子、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社会等各种系统，都具有协同作用。系统之所以形成，之所以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的结构，正是各子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协同导致有序。系统的促协力支配着系统的行为，当促协力为正值时，能促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当促协力为负值时，则破坏各子系统的相互协同作用。内部控制、价值管理是提升企业价值决策系统中的子动力系统、子信息系统，理应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要发挥两者协同作用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选择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

(一)资源结构理论的导入

在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绕不开要素投入主体的共同治理问题。由于我国的特殊经济背景，在现代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中，股东并非一个利益取向完全一致的整体，由于不同股东拥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由于大小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不同，管理当局联合大股东代表攫取中小股东利益，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成为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认为，内部控制研究的内容不能局限于对要素投入主体的治理和控制问题，还必须注意平衡和协调要素投入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问题。因为，企业这个“蛋糕”无论做多大，这都不应该影响“蛋糕”在要素投入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也是实现价值能被持续创造的驱动要素之一。“企业资源结构”有效配置理论不但是理解企业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而且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关键所在，因此，它理应是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互动的逻辑起点。同时理所当然，也就成为发挥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两者的协同作用研究的共同逻辑起点。

企业资源观点思想萌芽已久，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后来大体上分为资源依赖观和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观大致上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组织的生存有赖于其获得和保持资源的能力，如果组织能够完全控制其所需要的资源，那么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毫无问题。但是，事实上，组织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于由其他组织和不同社会参与者(social actors)构成的“开放系统”中。这样，获得和保持资源就意味着与控制这些资源的人发生关系，于是，与关键资源的提供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是组织存在的关键。资源依赖观的核心思想是：如果其他组织参与者认为某种资源更为“关键”，这种资源的提供者就应该拥有更大的影响或控制力，也就是说，其参与程度取决于组织对这种资源依赖的程度，权利配置围绕着关键或者需要的资源展开。总之，资源依赖观要求企业必须更

多考虑那些组织生存必需的关键资源所有者的要求，这些关键资源的所有者也应具备对组织重要的权利或影响力。资源基础观的核心思想是：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而每个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资源基础观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和特殊资源的获取与管理。

(二)资源结构理论：内部控制与价值管理的共同逻辑

从上文的理论回顾我们发现，企业资源观点的研究无疑丰富了资源的内涵，比起新古典理论将资源等同于生产要素是一种进步，但他们将一切能够形成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因素都归结为“特异性资源”，未免过于宽泛和难以计量。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企业生产本身，从资源对价值创造影响的角度来讨论。

企业本质的研究始于科斯，迄今为止，关于企业本质的企业理论研究仍然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科斯认为企业本质上体现为对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继科斯之后，张五常进一步弥补了科斯理论的不足。他把企业解释为“一种契约对另一种契约的替代”，其观点已经隐含了把企业作为“契约联结”的思想。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描述团队生产特征时，把企业当作一个不同资源投入者的联合生产过程，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詹森和麦克林又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联合生产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把企业定义为“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联结”。法玛进一步把企业表述为“生产要素间的一系列契约”，同时提出把管理和承担风险作为两种不同的要素投入，这样就解释了现代大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状。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主流企业理论中已经开始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位置，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自有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才能充当核心签约人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无疑不经意间也为利益相关者融入主流企业理论埋下了伏笔。另外，继续推动企业契约思想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格罗斯曼和哈特、哈特和穆尔。他们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构建了企业不完全契约分析框架。但是由于他们混淆了企业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而且过于强调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完全将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提供者排除在企业之外，从这个层面上说，他们的某些观点是企业关于利益相关者观点的倒退。

至此，正如主流企业理论所说，企业中的权利或控制权的来源主要在于物质资本的所有权，那么除非企业人力资本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时是企业的股东，否则不可能会参与企业治理。但企业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并非企业权利的唯一来源，如果把企业中的权利视为运用各种资源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或者说是企业决策权，那么物质资本就因其具备的独特风险承担功能而成为权利的基础，然而随着决策复杂程度的提高，物质资本的风险承当功能对于决策成功的影响在下降，专业化的决策知识和信息越来越成为决策成功的决定因素，于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经理人员因其特殊的经营决策能力而获得了企业权利。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以上隐含假定了企业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没有与外界的资源交换和依赖关系，但是企业恰恰生存在一个时刻需要和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网络中，对外部其他资源的提供者存在某种依赖关系，这就带来了企业权利的另外一种来源――资源依赖关系。现实中关键的专家、技术人员或特殊才能的拥有者、依赖性的供应商或客户等都有可能成为企业权利的拥有者。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控制权都是权力的一个来源。这样，可以看到囿于物质资本是企业权利或控制权唯一来源的观点一开始就存在某种局限性，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控制权配置也存在着天生的狭隘性，为了适应新经济、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更为广阔的企业控制权配置理论。

正是这样一种思路指引着我们继续向前，既然企业可以理解为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那么在结合了上文分析的企业权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资源依赖关系，本文就可以这样认为，企业可以理解为“一组不完全相同的、具有特定相互依赖性的资源投入契约的履行过程的集合体”，而在企业联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本、决策知识和信息、特殊依赖性资源等)是企业中权利或控制权的终极来源。也就是说，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企业中权利或控制权的根本来源就是企业资源拥有主体联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源，谁掌握了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资源”，谁就应该掌握企业中权利或控制权。也就是说，在企业的整体利益相关者中，谁拥有对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最为关键的资源，那么他就应该处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企业最优的委托权配置思想出发进行分析。在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最优委托权或控制权的配置是由资源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生产中的边际贡献率越高、黏合性越大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就应该获得最大的权力，这才能保证企业能持续地拥有关键资源，持续地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资源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那么，更进一步，在传统物质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公司的控制权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所有权结构或资本结构，而在其他关键性资源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公司的控制权配置毫无疑问应该是基于企业资源结构。也就是说，企业资源结构决定了企业的权力结构，企业资源结构决定了企业价值持续创造以及分配，企业资源结构决定了不同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在内部控制中的定位。

综上所述，企业的价值管理的核心理念就是持续创造价值，拥有关键资源的要素投入主体的和谐参与就成为保障价值被持续不断地创造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资源结构理论能够成为解释企业实现价值管理的理论基础。企业中理性的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中，向企业贡献自己的资源，以期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回报。如果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则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将会退出企业契约，因此，基于全体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参与治理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明确企业内部各要素投入主体的职责，以及制定各种交易规则，对关键要素投入主体进行监督，保护非关键要素投入主体的正当利益不被关键要素投入主体攫取，实现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租金)的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内部交易的公正和公平，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至此，资源结构理论作为企业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共同治理的内部控制机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基于资源结构理论的内部控制的动态发展观：来自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的诠释

(一)内部控制对企业内外部产权的监控机理分析

沿着现代企业理论和资源基础观进行延伸分析，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是资源要素投入主体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是不同的资源要素所有者之间组合的一组契约，这组契约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不同的资源要素所有者可能拥有不

同的偏好、资本、技能、信息和禀赋，理性的要素所有者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中，向企业贡献自己的资源，以试图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回报。此时整个企业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比较复杂，超出了原先由要素所有者直接“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能力范围，因此企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出现了某种分离，职业经理取代了要素所有者控制了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从而使现代企业作为一组理性的利益相关主体的产权交易契约的联结更具有代表性。要素所有者委托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在产权价值保值基础上追求最大化增值，而产权价值要实现在保值基础上的增值最大化只有借助于企业这种契约才成为可能。现代企业产权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产权价值运动过程中的曲折性。这是因为，现代企业作为一组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契约联结，其特别之处在于，契约中包含了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管理才能的使用，且按两权分离来理解，这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不归要素所有者而是归职业经理所有的。与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可分离的产权特征相比，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属于其所有者，且无法分离，非“激励”难以调动。这种产权特性，会造成当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出现问题时。非人力资本有可能被人力资本当作“人质”而受到“虐待”。由此决定了现代企业契约只能采用一种不完全契约，换言之，契约签订之时就是有“漏洞”的。

正是因为企业的“漏洞” (不完备性)，要素所有者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加上对委托产权在缺乏必要的控制时，其安全性和要素所有者追求的产权价值在保值基础上的增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要素所有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需要对委托产权进行控制。同时，鉴于现代企业内部的层级委托关系和团队生产特征，经营者为了有效履行产权受托责任，也需要对产权价值在企业内部的运动过程实施控制，以提高企业内部的产权交易效率。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应该包括上述委托人对人的监督控制机制以及人向委托人报告有效履行受托责任的机制。同时也必须包括这两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其他影响其行为能力的相关因素。但委托人和人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因为双方实际上都是为了追求自身投入到企业中要素的产权价值在保值基础上的增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该目标的实现必须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然而，由于企业的要素所有者众多，必然导致各所有者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这种为了弥补企业的不完备性，保障要素所有者的正当利益不被其他要素所有者“非法”攫取，平衡、协调要素所有者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一定的管理、控制和监督机制确保上述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即构建内部控制体系成为全体要素所有者签订“契约”弥补企业契约“漏洞”的根本出发点。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是绝对存在，加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这种契约“天生”就带有不完备性。

(二)内部控制的契约属性分析：一种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

据上分析，内部控制的本原可以认为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下，要素所有者之间为了弥补原先企业契约的不完备，保障自身产权价值能够保值增值而补充签订的(不完备)保护契约。

然而，由于企业的要素所有者众多，必然导致各所有者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同一类型的要素所有者内部的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可能都不一致，这种为了弥补企业的不完备性而构建的、由全体要素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否能够满足要素所有者效用最大化原则呢?是否具有实际效率呢?即内部控制体系是否能保护、平衡以及协调要素所有者的正当利益及价值取向，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1)在动态发展的企业中，能否识别关键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2)对关键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负责，可能导致对其他主体都不说明责任；(3)相关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可能通过相对完备的企业保护，股东相对则不能。这些都是目前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认为，在引入资源结构理论后，以上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相对缓解。

诚如前文，不同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在内部控制中的定位不同，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权力的根本来源就是全体要素投入主体在联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谁掌握了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要素”，谁就应该掌握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目前来说，生产中的边际贡献率越高、黏合性越大的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就是最为关键的资源要素投人主体。那么内部控制体系就会首先保护该关键资源要素投入主体的产权利益，如果不能首先保护其合法利益，无疑该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将会退出企业，使企业持续价值创造成为不可能。如果关键的资源投入主体利益得到了保护，此时其他要素投入主体也会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被关键主体攫取而积极参与到内部控制中来，对关键的要素投入主体进行监督和控制。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企业目前是关键的资源也会变为相对不关键、不稀缺，最后可能沦为相对富余的资源。我们认为，理解内部控制体系必须把握时间因素，提升到动态发展的高度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异常关键的。

由上分析可见，内部控制体系的根本功用在于：在资源稀缺性动态变化、竞争激烈的企业环境中，如何来设定内部控制主体的行为规则，如何来调整内部控制主体的行为规范，以致于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以致于激励与约束企业内部经济交易中的各种行为，减少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内部控制就是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的交换收益，因而使其财富最大化而作出的合约安排，其本质属性是一种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也就是说，内部控制的合约关系规定了每个控制主体在交易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了控制主体在交易关系中可以做什么与不可以做什么，谁违反了这些规则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或补偿，以及衡量控制主体是否违反这些规则的标准。

内部控制是基于企业内部产权契约衍生的私人合约的一部分，由于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契约是不完备的，致使内部控制的演化呈现出“点状均衡”。㈣即在内部控制制定或修订的那一时刻，内部控制是静态的相对完备的。之后，随着情势的变化，内部控制就呈现滞后性而显示出动态的不完备性。在估计修订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再进行修订，从而又呈现出相对的完备性，如此往复不止。这就意味着，作为处于这个过程中的我们，只能追求其相对真理性的认识(因为绝对真理性认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同时，由于制度的自增强机制，使得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进而在企业系统内部形成内生性制度安排机制及治理结构。于是，“点”状内部控制的持续不断，就形成内部控制的动态变迁。

五、一个总结：内部控制、价值链管理与企业价值的系统整合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的目标都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内部控制是企业进行价值管理的具体化形式之一。企业正是由作业层、管理控制层和战略层的价值增值活动来实现企业目标的。其中，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管理活动运作的组织与制度保障，它通过绩效评估和薪酬规划来激励管理人员(员工)致力于企业价值的创造，而公司战略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内部控制作为由管理当局为履行诸管理目标而建立的一系列规则、政策和组织实施程序，与公司治理及公司管理是密不可分的。由图1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价值管理范文第10篇

我国早有价值和价值管理的概念。前者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指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物，人们不只能间接地通过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价格来感受价值，价值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后者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会计学家创立的管理活动论。按照这种理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管理是价值管理，是对企业资金运动的管理，这与我国传统财务管理的概念非常接近。

在国外，价值及价值管理的概念种类繁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相当多地被引入到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其中主要包括：

企业价值，既指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重置价值或拍卖价值，又指负债和权益的市场价值。

股东价值，指权益的账面价值或市场价值。

经济增加值（EVA），可以看成一种股东价值，由剩余利润（RI）变通而来。RI等于利润减去资产与资本成本乘积之后的余额。由于RI中的利润依据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公认会计准则中的历史成本原则、稳健性原则以及盈余项目调整的规定等因素对不同企业不同时期的利润数据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能反映股东价值和管理当局的业绩，而剔除这些影响的结果就是所谓的EVA。此外，如果将RI计算公式中的资产价值换成负债与权益的市场价值，所得到的数据则是市场增加值。

净现值，指企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折现值。

价值链中的价值，指满足顾客需要，是顾客所得与所付之间的差额。

EBITDA（读音“益必大”），指支付利息和税金、提取折旧和摊销之前的利润，换言之，是指净利润加上利息、税金、折旧和摊销之后的数额。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就价值概念而言，我国与外国截然不同。我国的价值概念是理论性的，而外国的价值概念是应用性的，除价值链中的价值外，每一个价值概念实际上就是一项财务的业绩指标，因而很自然地引申出一种价值管理。当然，这些价值管理与我国的价值管理是截然不同的。有些炒作者将两者混淆，纯粹是一种误解。

就我们掌握的文献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外企业价值管理已经相当流行，而且效果不错。例如EVA（经济增加值），在实务上，它作为一项财务业绩指标确实比RI及其他财务指标更有助于激励管理当局和增加股东价值。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经营及其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财务业绩考核指标（包括EVA）为基础的价值管理的弊端――刺激经理们采取短视行为（Myopic）和完全脱离非财务指标――充分暴露出来，因而引发了一场价值管理的革命。

这场未竟革命的最卓越成果当推哈佛大学Kaplan教授创立的平衡记分卡理论，它集中反映在Kaplan教授出版的《平衡记分卡》（1992）、《以战略为核心的组织》（1996）和《战略图》（2004）三部著作中。按照Kaplan教授的说法，战略就是对目标顾客和满足目标顾客方式的选择；支撑价值管理的财务业绩指标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股东价值，而股东价值最大化则以顾客最满意和最优秀的内部流程为前提，继而必须有相应的人力资源为依托。换言之，财务业绩指标与关于顾客、内部流程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的非财务业绩指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战略与财务或非财务的业绩指标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在操作层面上，将财务业绩指标与非财务业绩指标联系起来的方法就是针对具体企业绘制的战略图；将战略与业绩指标联系起来的方法首先是将远景和战略转化为目的（Objective），其次设定能够表达目的的指标（Measures），再次确定指标的具体水平（Targets），最后确定实现指标的措施（Initiatives）。结果是价值管理的弊端得到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