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监督制度范文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1篇

（一）监督与规范——遏制“执行乱”的手段

所谓“执行乱”,“是指法院内部执行工作的无序以及执行过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现象”。[①]其表现诸如：消极执行、严重超期执行、严重超标的执行、违反法定程序执行、错误执行案外人财产、法院之间推诿执行、执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挪用被执行款物等等。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目的之一在于监督、督促执行权的正确运行，促进廉洁规范执行，保障司法公正，其着眼点在于遏制“执行乱”。作为来自法院外部的法律监督形式，检察监督具有更高的社会透明度、更强的监督力度、更明显的公正性。

但检察监督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应以程序控制为限，具有程序建议性特点，在性质上是一种非实体性的权力。[②]检察机关只能监督、督促法院的民事执行行为，对执行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监督意见，建议有关机关纠正，而不能直接对法院错误的民事执行行为予以否定或直接纠正，否则检察监督权就会成为“审判”执行者的裁判权。监督权和实体处分权相分离，决定了检察机关不能形成对执行权的干涉和专横，而是能够保障执行权的正确运行。

（二）支持与共进——破解“执行难”的利器

“执行难”是指基于执行法院与执行人员以外的原因而造成生效法律文书难以或无法得到执行，是一个即使执行法院与执行人员积极努力地依法去执行也无法破解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③]其主要是被执行人逃避、规避执行，案外人妨碍执行，协助义务人消极协助等行为引起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支持法院依法执行，共同解决被执行人逃避、规避执行，案外人妨碍执行，协助义务人消极协助等问题，其着眼点在于破解“执行难”。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不仅仅是监督关系，而且也是支持和共进关系，甚至“对执行工作的支持应该是检察监督的第一位功能，而不是仅仅从消极监督的视角对执行行为挑毛病”。[④]

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签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试点通知》）开拓性地规定了检察院对国家机关等特殊被执行主体的监督，鲜明地体现了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支持法院依法执行的目的和理念。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范围构建

（一）对执行人员执行行为的监督

新民诉法对违法执行行为已经规定了一系列救济程序。当事人认为法院的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通过提出执行异议、复议进行程序性救济；认为执行法院不作为、怠于执行的，可以通过向上一级法院申请督促执行、提级执行或者变更执行法院进行程序性救济；对涉及执行标的等实体权利的案外人可以提出案外人异议，进而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实体性救济。因此检察监督的范围应适度，既不能过分扩张，也不能无所作为。

实践中，当事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和投诉，主要集中在拖延执行和执行不力两个方面。《试点通知》中规定的检察监督主要针对的也是法院的消极执行行为。因此，消极执行行为应成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重点范围。

笔者认为，除了《试点通知》中规定的法院无正当理由截留执行案款、对执行异议不作出裁定、立案两年内不采取执行措施等三种消极执行行为外，检察监督的范围还可以囊括以下几种消极执行行为：第一，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人财产应当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而未采取；第二，对符合处置条件的被执行人财产应当拍卖、变卖而未处置；第三，对申请执行人要求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申请应当听证审查而未听证；第四，对案外人依据新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之规定提出的案外人异议应当听证审查而未听证；第五，未采取任何执行措施就裁定中止、终结执行；第六，对被执行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刑事犯罪应当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而不移交。

违法执行行为除了不作为外，还包括乱作为。关于检察机关针对乱作为的监督，《试点通知》采取了更为审慎和保守的态度，仅规定了一种滥用执行措施的行为，即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这样的范围无疑是极其狭窄的。但如果监督范围过大，势必会影响执行效率，形成对法院执行权的过多干涉，甚至演变为权力的冲动。

笔者认为，应将对滥用执行措施行为进行监督的范围框定在程序性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执行行为。如：未经评估和公开拍卖程序，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违法进行变价处理；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程序违法；明显超范围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者错误地执行了案外人的财产；被执行人已经履行义务，法院未及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等。

此外，《试点通知》还规定检察院可以对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执行行为进行监督，这本就是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应有之义。

（二）对当事人、案外人行为的监督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支持法院依法执行，合力破解“执行难”的目的定位，决定了其监督范围可以拓展到对当事人、案外人进行监督。

从浙江省的实践看，执行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虽然存在，但不突出，执行的突出问题是执行查控效率不高，执行惩戒威慑不足。在前两年开展的“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大批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的陈年旧案作为重点案件被清理出来，在政法委挂牌督办、全社会执行联动综合治理的情况下才得以解决。笔者曾遇到一件案件，某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协助执行单位擅自将法院冻结的拆迁赔偿款支付给被执行人，法院向其发出限期追回财产通知书，该村党支部

书记、经济合作社社长（系人大代表）以种种理由不予配合，后经法院向纪委、人大发出司法建议书，在纪委、人大的介入下，该村经济合作社才将擅自支付的款项交到法院。可见“执行难”问题并非法院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而是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能够在合力解决“执行难”方面发挥作用。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当事人、案外人行为进行监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针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等特殊主体作为被执行人或协助执行人的案件，向有关机关提出检察建议；二是针对当事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犯罪行为，向法院提起公诉。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方式重构

新民诉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方式为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但未规定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方式。目前各地司法实践做法多样，学界各种观点纷呈，有抗诉、检察建议、监督意见、检察意见、暂缓执行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现场监督、追究刑事责任等。监督方式五花八门，效力层次各不相同，使得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杂乱无章。笔者认为，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对监督方式进行重构。

1.检察建议和追究刑事责任应确立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检察建议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主要监督方式。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正式的工作文书，具有灵活性、适用广泛、认知度高等特点。实践中出现的诸如监督意见、检察意见、暂缓执行建议等都具有检察建议性质，却以不同方式在运作，应统一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固定。对于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或协助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因不当干预难以执行的，检察机关也可以向相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

追究刑事责任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监督方式。对执行过程中的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惩处职务犯罪的职能，加大力度予以查处，切实加强执行监督。

2.抗诉不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关于抗诉能否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问题，检察机关、法院与学术界认识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只要是民事执行程序中作出的生效裁定检察机关都可以提起抗诉；有的认为检察机关应仅对终局性的执行裁定提起抗诉；也有的认为执行裁定应细分为对执行公权异议的裁定和对私权纠纷的裁定，其中对公权异议的裁定是对执行人员在实施执行行为过程中其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和正当的裁判，是执行程序上的救济；而对私权纠纷的裁定是对执行中涉及的实体权利纠纷的裁判，并进一步提出应仅对私权纠纷的裁定提出抗诉，而对公权异议的裁定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⑤]

笔者认为，抗诉不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民事执行活动包括执行实施行为和执行裁决行为两种。对执行实施行为无疑不能采用抗诉方式进行监督。对执行裁决行为不管是对执行公权异议的裁定还是对私权纠纷的裁定都不宜用抗诉方式进行监督。虽然对私权纠纷的裁定主要涉及的是实体权利纠纷的裁判（如案外人异议、参与分配异议等），法院执行人员在作出裁判过程中已经举行执行听证，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查明了事实，此类裁判作出的程序与审判程序并无根本差别，但检察机关不能也没有必要直接对私权纠纷的裁定提出抗诉。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抗诉的后果是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对案件进行再审。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私权纠纷的裁定不服，完全可以通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参与分配之诉来进行实体性救济，从而转化为民事审判程序。

3.纠正违法通知书不宜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

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法律依据是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为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常用的方式之一。对于纠正违法通知书能否在民事执行中运用，并不明确。实践中，部分地方检察院、法院通过会签文件的形式，将纠正违法通知书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监督方式。

笔者认为，纠正违法通知书不宜作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不仅因为《试点通知》和新民诉法均未将其作为一种监督方式确定下来，也是因为纠正违法通知书直接纠错的目的、过于刚性的效力不符合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理念。

4.现场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而非监督方式。

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应人民法院的邀请或当事人的请求，派员参加对判决裁定的强制执行，发现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此规定可以看作是现场监督的依据。实践中，遇到重大、复杂案件时，法院有时会邀请或者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派检察员到执行现场进行监督；当案件涉及拆迁时，地方党委、人大也会安排检察院去进行现场监督，以确保执行的顺利、合法进行。可见，现场监督的存在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制度空间。

笔者认为，现场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而非监督方式。检察院虽然现场参与执行过程，对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监督，但发现执行行为违法时，还是需要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程序设置

民事执行涉及公民私权的实现，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检察监督面对公民私权，应保持审慎的态度。民事执行侧重追求效率，检察监督必须奉行克制、谦抑的原则，不能过于积极和无限制，否则在试图将民事执行拉出困境的同时又会为它制造新的困境。因此，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应设置适合的监督程序。

第一，检察监督权原则上应由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行使，以便发现问题并快速解决问题。同时，上级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可对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下级检察院认为需要，也可以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监督。越级监督时，实施监督的检察院应先听取同级法院的意见。

第二，检察监督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申请为主，检察院依职权启动为辅。只有当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穷尽了执行救济途径，且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才能启动检察监督程序。但在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主动进行监督。

第三，为维护法院执行活动的严肃性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检察监督应严格限制期限。当事人应当自执行行为完毕之日起一年内向检察

机关提出监督申请。但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案件，由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不受此限制。

第四，检察监督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察建议应以书面方式向法院提出。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在一个月内完成审查，形成书面报告，经院长审批或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为监督意见正确的，作出纠正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向检察院反馈处理结果；不接受监督意见的，亦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检察院说明理由。

结语

对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而言，制度的法律化和严格程序化是提升执法公信力的有力保障和核心要求。作为一项正式的司法制度，必须准确框定监督范围，确定监督方式，设定监督程序，严格遵照执行，才能保证司法机制运行的质量和效果。同时，法官必须正视并重视已经上路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要自觉接受监督；检察官也必须保持对权力的谦抑，不能超越监督的范畴，滥用检察监督权。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规范化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与原有的党委、人大、媒体和法院内部监督机制和谐互动，构筑民事执行的全方位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司法能力，促进司法公正，提升我国执法公信力。

[①] 杨荣新、乔欣：《论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程序改革热点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509页。

[②] 参见王建中、翁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相关对策》，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2期。

[③] 参见王鸿翼、杨明刚：《民事行政裁判执行的检察监督》，载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编：《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总第3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④] 贾登勋、马振华：《论民事执行中的检察监督——以支持性检法关系的构建为中心》，载陈桂明、王鸿翼主编：《司法改革与民事诉讼监督制度完善——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10年卷》（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2篇

一、监督理念的现代化趋势

传统型监督理念以对立性、实体性和绝对性为基本特征，在制度上就表现为事后监督、再审监督以及抗诉事由的实体化倾向等等。民行检察监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争议和困境，均与此相关。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要充分而全面地发挥其内在职能和制度优势，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转变上述传统型监督理念，代之以现代型监督理念。与传统型监督理念恰成对应，现代型监督理念主要包含这样几个要素:协同监督理念、程序监督理念和相对监督理念。其中，协同监督理念是前提，程序监督理念是载体，相对监督理念是自然结果。总体上说，现代型检察监督制度较之传统型的检察监督制度，在姿态上更加谦和，在价值观上更加多元，在利益追求上更加综合，在方法上更加灵活，在为自己所设定的监督位置上更具有超脱的社会性色彩。

二、监督范围的扩展化趋势

主要表现在:由诉讼向非诉讼的扩展；由审判向执行的扩展；由裁判向调解扩展；由诉后向诉中扩展；由实体向程序扩展；由案件监督向案件检察扩展。然而，民行检察监督权的范围扩张不是任性进行、随意开展的，而必须是依法、依宪逐步推动的。这里要区别的一对范畴乃是“依宪监督”和“依法监督”。依法监督是对具体的监督行为而言的，依宪监督是对整个的检察机关而论的；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宪法的定性规定，依实践之需，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为依宪监督提供具体规范。这样一来，依宪监督又转化为依法监督。可见，摆在检察机关具体监督行为面前的，永远是依法监督的原则——这是一条铁则、不得违反。监督法定主义与监督能动主义由此高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民行检察监督范围的现实化和理想化架起了桥梁。

此外尚需指出的是，目前针对有限监督原则所提出的全面监督原则，并非意味着民行检察监督权不受约束、毫无边界了。不能将全面监督原则等同于每案监督原则；每案监督不仅无可能，更无必要。

三、监督客体的程序化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重点在于监督司法审判中的实体事项。实体性监督固然需要坚持，但若仅局限于此，而不对产生实体性事项的程序过程实施法律监督，则往往有舍本逐末之叹，也往往陷入监督僵局。2007年4月修订民事诉讼法，在抗诉再审事由中增设若干独立性程序事由，程序事项由此正式成为民行检察监督的客体。

程序性监督的范畴导入，揭开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新篇章，开辟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新领域，迈上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新境界。其意义除了有利于形成新型监督理念、产生新型监督功能外，还表现为:能够有效地提升民行检察监督的成功率；有助于改变事后监督的被动局面；有助于对司法审判进行宏观监督，强化司法管理机制的完善等等。

四、监督领域的全程化趋势

目前，由于立法等诸多缘故，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主要表现为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监督，也就是所谓诉后型监督。笔者认为，诉后型监督作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正确的，但是，诉后型监督不能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惟一表现形式和最终归属，而应逐渐开拓监督领域，将监督触角分布于诉讼全过程。这种全程性监督，主要表现为诉中监督，意即发生在诉讼开始后、尚未结束前的监督行为。应当看到，诉后监督向诉中监督转化和拓展业已成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一个路径和趋势。这样说的理由主要在于:其一，加强诉中监督有基本原则的法律依据。其二，加强诉中监督，有助于减少诉后监督，从而有助于降低监督成本，维护审判权威。其三，加强诉中监督，强化了法院审判程序的正当性，必将减少再审比率，提升生效裁判的自动履行率。其四，诉中监督可以有效地弥补目前尚无诉前监督的制度缺憾。此外，由于诉中监督是程序内的全过程监督，其对实施监督行为的主体提出的要求最高，因而也最能够提升检察监督的能力和素养。总之，目前我国应当将诉中监督作为开辟民事检察监督新局面的突破口。

五、监督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目前，我国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就是抗诉。然而，抗诉这种监督形式具有诸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抗诉仅仅只能针对人民法院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事后监督，效果稍差。其二，抗诉仅仅只能针对诉讼纠纷的裁判，对于人民法院做出的非讼裁判，检察监督无能为力。其三，抗诉难以体现出监督力度的层次性，显得较为单一。可见，抗诉这种监督方式的惟一性存在，制约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功用发挥。

随着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深入发展，其监督方式上的单一性弊端日益显现。为克服此弊，最高人民检察院因应实践的强劲需求，通过司法解释创设了新型的监督方式，比如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检察意见等等。这些监督方式虽说尚不够完善，但已然显示出了某种发展规律，这就是由一元化的监督方式向多元化的监督方式转变。对于这些多元化的监督方式，应由立法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同的监督对象以及不同的违法程度加以明确。

六、监督模式的内在化趋势

监督模式有内在型与外在型的分野，目前我国的民行检察监督模式属于外在型。外在型监督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生效裁判的形成过程与其接受检察监督的时间起点相分离。检察监督的外在模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如:双倍地消耗司法资源；容易陷入检法冲突的司法僵局；损伤司法的权威性。显然，这绝非法治之路的理想选择，因此，民行检察监督的模式应当有所调整，由外在模式转向内在模式。内在的监督模式的可行性在于，检察监督权的运作过程与司法审判权的运作过程系同步进行。其内在性表现在:这种监督是一种服务于生效裁判形成或生成的监督，基于检察监督所产生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内化到了生效裁判的形成过程和最终结果之中。这样的一种转变，实质上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的结构性转变，不仅监督的重点领域发生了转移，而且使监督与审判的关系模式由此进入一体化的和谐之路。

七、监督功能的复合化趋势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功能出现了由单一性到复合化、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的拓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其一，实体纠错。此功能是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初级发展阶段的主要价值表征。其二，程序保障。检察监督所提供的程序保障，不仅在监督的意义上指向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和行使诉权的当事人，确保其依法行使审判权和诉权，同时还在支持、捍卫和保护的意义上，对审判权和诉权的有效行使起保驾护航的作用。其三，政策表述。法院的审判固然有政策性，但检察监督的政策性更强；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检察监督公开昭示的政策性司法取向，正是其较之审判为优越性的地方，同时也是其弥补司法审判功能不足之处。通过检察监督的政策性介入，使得司法过程更具有综合的宏观性和利益的衡平性，从而在更加前瞻的意义上显现出我国现代司法的全面价值。其四，公益代表。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公益性代表的特征。其五，息诉和解。息诉和解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对司法审判所做的善后工作。其六，优化社会治理机制。目前所强调的通过法律监督职能的强化、从而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其落脚点就在民行检察监督社会的拓展和现实化的过程之中。

上述诸功能，有的属于诉讼型，有的属于社会型。诉讼型和社会的耦合，确定了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现代属性和新型职能定位，同时也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境界提升提示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事实上，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演进过程，就是蕴涵于该项制度中的功能更替和复合化的过程。新晨

八、监督关系的和谐化趋势

监督关系的和谐化趋势是对检法摩擦现象的直接否定，标志着检法关系在经过短暂的不和谐之后，步入了长久的和谐之轨。其判断指标主要有:其一，司法二元化。司法二元论一经确立，监督关系的和谐化便寓于其中；反之，若司法二元论尚停留于表象，而未能实质性地现实化，则监督关系的所谓和谐化仅是一种奢谈。因此，司法二元化关系是检察监督关系和谐化的前提性指标，也是制度性指标。其二，程序齿合化。所谓程序齿合化，指的是审判权的运作程序和检察监督权的运作程序，犹如齿轮一般，环环相扣，唇齿相依。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审判程序和监督程序为了一个共同的诉讼目标协调运转，各有机能，职能相异但各占其位，既不越位也不懈怠职权。程序齿合化是用来判断监督关系和谐化趋势的程序性指标。其三，效率最大化。一方面，有了检察监督，更增添了一份程序推动力，程序惰性受到了遏制，同时程序资源也能够获得最佳调动；另一方面，有了检察监督，司法的错误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效率最大化构成了监督关系的和谐化趋势的结果性指标。

九、监督效应的规模化趋势

目前检察监督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与个案监督不尽相同的类案监督。类案监督具有全局性、规模性、政策形成性和效率性等特征。类案监督是个案监督的高级形态，个案监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自然产生类案监督的需求。类案监督不仅需要更高的检察监督能力，而且还将产生更加多元的监督效能，并在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更加强调检察监督的能动作用，因而类案监督更加契合检察监督的时代使命，具有较强的发展潜能。

十、监督资源的一体化趋势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事检察参诉抗诉

检察监督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控制和约束，以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第187条至第190条规定了具体的监督方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抗诉与法院审判的矛盾时常出现，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显露出很多缺陷，急需改革与完善。

一、检察机关抗诉与法院审判的矛盾

《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但由于民事诉讼法未对抗诉的审级作出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应向哪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由哪一级法院审判，在实践上产生不同的理解，由此在法检之问也形成较大的冲突。实践中，经常发生检察机关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被屡次退回，或同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指令下级再审，检察机关因此拒绝出庭的现象。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审级对应原则，也造成诉讼程序上的混乱。按照规定，基层检察院没有向法院提出抗诉的权力，基层法院也没有审理抗诉案件的权力，如果上级法院指令它审理抗诉案件，就会出现下级法院驳回上级检察院抗诉的局面。而且下级法院通知上级检察院出庭也没有法律依据，通常做法是让下级检察院出庭，造成“出庭的不抗诉，抗诉的不出庭”。

检察机关在抗诉再审中也与法院之间产生矛盾。当法院决定对抗诉案件进行再审，依据民诉法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于检察机关如何参与再审、以何种身份、处于何种地位、有何权利义务等，民事诉讼法则未有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具体程序，如案卷的调阅和证据的收集，抗诉书的送达和期限，抗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时是否享有参加辩论的权利或义务，法律都无规定，致使实践中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抗诉开始的时间，对于抗诉的次数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抗诉案件无审理期限的规定，容易造成实际的矛盾。这些矛盾表明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着某些不足。

二、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缺点

(一)监督的手段单一

在《民事诉讼法》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即通常所说白勺“事后监督”。

(二)监督的范围狭窄

《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中的其他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例如，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措施的适用，以及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执行程序均不发生检察监督的问题。

(三)监督的程序不完善

《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受理、审查案件及出庭抗诉的具体工作程序未作任何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使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无法可依。在庭审中，出庭的检察人员仅仅是宣读一下抗诉书，以及对庭审程序进行监督，并无权对法院的实体裁决行使权利。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要克服我国现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必须对现行民事检察监督方式进行改革和完善，以强化检察监督为主导来改造我国现行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突出现代司法理念、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笔者建议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民事检察监督的内容、手段、途径、方式、程序和权限，应当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实行全程监督，必要时可参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具有、参诉、抗诉等权利。

(一)保留抗诉权

对生效裁判的抗诉权仍然保留，但在方式和途经上进行改进。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监督，有利于调整失衡的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有效地对法院的民事审判进行监督，因此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必须予以保留和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和裁定觉得需要进行抗诉的，除报上级检察院决定并抗诉至其同级法院外，还可以采取同级检察机关监督的方式，直接向原审法院提起抗诉，并由其重审。这样既可避免当事人的讼累，又利于信息之反馈，更能及时有效发挥监督之功效。

(二)设置权

现行《民事诉讼法》仅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有抗诉权，而司法实践证明这是不完整的监督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近年来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环境污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而这类案件往往无合适的诉讼主体，或有主体而无力、不力，致使案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设置检察有关的权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民事案件的类别，国内主流的观点认为应包括侵犯国家对国有资产所有的事件、公害案件、涉及其公共利益的事件。笔者认为可大体上规定为以下几种：(1)在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国家；(2)在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又无特定主体时，代表社会公众；(3)当公民、法人的重大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而又因特殊情况不能、不敢或无力的，代表国家、集体、法人和公民；(4)在重大涉外案件中，代表国家、集体和法人。

(三)行使参诉权

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在当事人已经诉诸法院的情况下，可以赋予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权利。检察机关参加到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既可以是法院提出，也可以是检察机关主动提出，还可以是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行使参诉权。检察机关应该可以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参加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

(四)赋予调查权

尽管民诉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并非当事人对所有证据都能取得和提供。在当事人举证不能等特殊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可行使调查取证的权利。笔者认为，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的范围为：(1)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2)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3)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4)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院调解检察监督 目的 原则 程序 效力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按照原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检察监督对于民事诉讼活动仅仅局限在“民事审判活动”，这一规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会产生诸多的问题。2012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其扩展到“诉讼活动”，这是一个立法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立法过于简单的问题，一些问题语焉不详，因此值得深入探讨。

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立法的据理分析

有利于彰显检察机关的性质和促进司法的统一。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的性质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法院调解的主持人―调解法官拥有国家赋予的审判权力，法院调解属于诉讼活动，理应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按照我国现有的调解审判模式，调解法官也是审判法官，加之法官整体素质偏低，调解技能娴熟程度不一致，导致调解过程中的违法调解、强制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建立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有利于调解过程中适用法律的统一。

制约调解法官权力的需要，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近年来，加强检察机关对于法院调解活动的监督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其主要理论依据在于调解法官拥有国家赋予的审判权力，法院调解具有诉讼活动的性质，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法院调解活动必须要接受监督。目前我国主持法院调解的法官也是审判活动的主体，如果不建立起相应的监督机制，可能会导致调解法官的权力不断地膨胀，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检察机关就是一元化权力结构下的权力制衡机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特有选择。①建立包括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在内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我国现行“一府两院”政治体制下必要的选择，是监督国家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滥用与腐败的制度安排。②

纠正错误调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在民事诉讼中，无论诉讼还是调解，都存在一些错案，民事错案确实存在，民事检察监督有其存在的客观土壤。③我国的法院调解书被赋予同法院判决同样的法律效力，立法的这样规定是为了保证纠纷解决效率的需要，然而当事人如果选择了法院调解就等于放弃了“两审终审”的权利，一旦法院调解书送达以后不能再进行救济，只有履行调解书内容的义务，在这种情况，调解的正当性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要保证法院调解的正当性，而缺乏必要监督的法院调解程序的正当性是很难得以保证的。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压制当事人进行调解结案，造成调解协议根本不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或者法院调解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院调解缺乏必要的监督，因此建立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我国检察监督体系的需要。从我国检查监督体系的发展看，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最先的立法将检察监督的对象仅仅局限在法院的审判活动的范围，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执行乱”等社会现象的出现呼吁检察机关对于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后来法院调解不规范的种种表现，人们发现通过法院调解解决的纠纷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的后果就是调解结案的自愿履行率不高，强制调解、违法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不对法院调解进行有效监督，法院调解的低成本、程序简便，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优势难以再得到充分的实现。建立检察机关对于审判活动、执行活动、法院调解活动的监督制度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我国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的缺陷

监督的目的规定不明确。立法往往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而设计的“有意识指定”的活动，法律规则的制定和颁布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是“一种实际的动机”。④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的目的笼统而言是纠正错误的调解，然而，何为错误的调解？立法上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界定。

在人们界定错误调解的时候，往往将调解与判决的结果进行对比，如果调解结果与判决结果相差太大，就认为调解结果不公正，如果调解结果与判决结果差别不大，就认定是其调解结果就是公正的。这样的思维方法，忽视了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行使意思自治的过程，也就是说，忽视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法院调解结束时，达成的调解协议与该案件诉讼的判决结果有一定的出入是很正常的事情，当事人意思表达真实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目的显然不应当是尽量让调解的结果接近诉讼判决的结果。监督目的的不明确将会导致制度设计失去应有的方向。

监督原则尚未确立。现有立法对于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尚无明确的规定，对于什么样的法院调解的案件才应当进行监督？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应当采用抗诉的方式进行监督。在整个的法院调解的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究竟是“高调”监督还是“低调”监督？当事人没有涉及的问题能否监督以及如何既要对法院进行法律监督，又不至于“得罪”法院，造成法检两家关系的不和谐？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检察机关应当坚持的原则有密切关系，必须要坚持必要的监督原则，如果没有确定一定检察监督的原则，可能会导致检察监督制度设置目的不能实现，司法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司法的社会和法律效果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监督的程序不规范。现有法律虽然规定了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但关于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程序规定尚不明确，规范的监督程序尚未建立起来。主要表现为：第一，何时启动程序和启动的主体尚未规定。现有的立法对于启动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程序的时间或条件没有明确的规定，此外，对于启动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主体法律也没有规定。第二，监督的范围尚未界定。对于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范围究竟是监督法院的调解行为还是当事人的错误行为（比如说恶意调解行为）法律没有明确界定。新修订的民诉法将监督的范围界定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范围是很不全面的，这样规定忽视了调解法官强制调解、违反程序规定进行调解的情况。第三，监督的方式不明确。针对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实践中有两种监督方式，一种是在调解过程中全程参与的方式，另一种就是调解结束以后对于调解结果进行的监督，究竟采用哪一种监督方式，或者是两种监督方式都采用，法律没有规定。第四，监督的方法不多。现有立法规定了“抗诉”和“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种监督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用的，有必要立法明确规定更多的监督方法，以适应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需要。

监督的效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现有立法很好地解决了“抗诉”的法律效力，然而一味地使用“抗诉”这种监督的方式会导致法检关系的“过度紧张”，正因如此，2012年的立法规定了一种新的检察监督的方式，即“检察建议”，然而，如何解决检察建议的效力问题呢？如果不赋予一定的法律效力，立法者的目的难以实现，赋予其较强的法律效力，将会导致法检关系的再度紧张。所以说，解决好“检察建议”的效力问题成为完善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检察建议”被定性为“柔性监督”，⑤按照这样的观点，将会导致“检察建议”这种检察监督的方式形同虚设。当然要想强化“检察建议”的效力，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检察建议质量的高低，一个不专业、低质量的检察建议需要法院采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的建议

明确监督目的。法院调解简单的说就是一种让权力打折的行为，简单地将法院调解的结果同审判结果进行对比来衡量法院调解的结果是否公正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办法是看法院调解的整个过程是否保障了法院调解的正当性，换句话说，主要看两个方面：是否自愿和是否违法。也就是说，只要法院调解是自愿的，没有强制调解，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遵照调解程序进行的调解，法院调解就是正当的。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目的应当是确保法院调解的正当性，而不是看法院调解的结果是否与判决结果有出入。

确立监督原则。第一，谦抑性原则。检察监督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典型的国家公权力，运用过程中过分地追求国家利益而侵害个人利益，实践中抗诉权的行使表现出一种片面性和主观性，因而在行使过程中应当遵循谦抑性原则。⑥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的谦抑性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在行使对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的时候应当尊重法院调解的运行规律，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第二，比例原则。也就是说，监督不能超出当事人请求的范围。第三，协作原则。检察机关对于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必须与人民法院保持必要的沟通与协作，不能采取对抗的方式进行监督，协作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的统一。2012年“检察建议”制度的立法缓解了法院与检察院的对抗，有利于法院检察院的协作。

规范监督程序。第一，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程序的启动。在何种情况下启动该程序呢？笔者认为，只有穷尽了一切救济途径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启动该程序，如果随意启动检察监督程序一方面法律的严肃性没能得到彰显，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基于法院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当事人主体地位的考量，检察机关一般来说不主动启动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程序，应当将检察机关启动检察监督的情形控制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时候进行。

第二，监督的范围。法院调解检察监督主要是对法官的调解活动进行监督，至于调解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违法情况，不应当纳入法院调解检察监督的范畴，因为这类案件按照现有立法的规定，有第三人撤销之诉和再审等办法解决。因此，对于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的范围可以界定为：调解结果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强制调解的；违法调解的；调解主持人员、枉法调解的；调解程序违法的。

第三，调解检察监督的方式。应当立法明确规定“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方式，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规定“事中调解”这一调解监督的方式有利于对法官形成震慑作用。在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可以不定期地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出席在法院调解的现场，这样有利于促进法官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调解案件，不至于在调解案件的时候，随意马虎、草率行事，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具体的操作中，检察机关因为人力物力的因素，可以不定期地参与其中，也就是有选择性的参与。

第四，调解监督的方法。现有民诉法规定主要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法，事实上，仅有这两种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实践中针对法院调解的监督方式有如下的方式：针对法院调解的监督意见、当法院调解违法时发出的违法通知书、针对调解久调不决的终止调解的建议、要求法院就调解的情况提供书面材料等方式，应当以立法的方式赋予这些监督方法合法的地位。

强化监督效力。按照新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规定，检察建议已经不再具有非诉讼的监督方式了，而是具有公权力性质，而属于一种诉讼中的监督方式，在程序上理应赋予强制力。⑦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否则检察建议的立法就显得毫无意义。但强制的程序和程度与抗诉要有所区别，不能混同，否则就失去“建议”的原意了。⑧

笔者认为，对于一般的检察建议，被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书面告知检察建议的提出机关，告知的内容是采纳或不采纳检察建议的决定。对于法院严重违法导致调解结果不公正的，被建议的人民法院不采纳检察建议的，发出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为了提高检察建议的质量进而提高其被采纳率，通过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质的办法，提办案能力，通过这些方式确保检察建议的权威性、专业型，提高检察建议的受重视程度。

小结

2012年修改的民诉法将检察监督的范围由原来的“审判活动”扩大到“民事诉讼活动”，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巨大进步，为法院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立法依据，然而现行立法对于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督目的不明确、监督的原则没确立、监督的程序不规范、监督的效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应当采取明确目的、确立原则、规范程序、强化效力等措施进行改革完善。

建立完善的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这必须要广大的法学研究和实务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只有法院调解检察监督制度的设计科学合理，才能实现其立法的价值和目的。

（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海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海南大学法学院科研项目“法院调解的规范化研究”和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现代化改造”，项目编号：2013年海大法研字第07号，14JD59）

【注释】

①⑥孙谦：“中国的检察改革”，《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12页，第20页。

②廖永安等：《民事诉讼监督制约机制研究》，长沙：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③田平安：“完善民事抗诉制度是立法的紧迫课题”，《检察日报》，2007年5月14日，第2版。

④[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⑤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我国民事检察的功能定位和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

⑦廖中洪：“关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关‘检察建议’规定的若干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02页。

⑧徐益初：“修订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若干理论思考”，《人民检察》，2004年第12期，第20页。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检察监督；民事诉讼；修改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107-01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该决定中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为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一、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概述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指检察院作为诉讼的参与方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以自身权利为基准，广泛参与诉讼所产生的相关制度的总称。民事检察监督作为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保护当事人权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民事检察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一）扩大了检察监督的范围

修改后民诉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将现行民诉法中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修改为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这就从原则上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所有参与诉讼活动的主体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力，无论是对监督的空间、主体、时间、标准都比以前的民诉法有了更大的覆盖。而且我国新职责和新任务要求检察机关切实树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监督理念，增强程序公正的监督意识，这一修改正好适应了这个理念，有利于真正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将第一百八十七条改为第二百零八条，修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将调解书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以前的民诉法将调解书排除在检察监督之外，即如果调解书在违反自愿原则或合法原则，在法院内部监督不到位的情形下，同时人民检察院又对调解书无抗诉权，这是法律监督的漏洞。现规定如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起抗诉，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和利益。

（二）增加了法定的监督方式

将第一百八十七条改为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将检察建议书增加为法定的监督方式，丰富了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内容，对加大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力度，增强监督效果，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虽然以前我们的检察院也以此方式做过尝试，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没有得到法院的重视，没有得到实质的后果。

（三）解决了当事人处分权与公权力的冲突

当事人处分原则又称私权自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处分权属于一种私权利，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权利，不受国家的干预，未修改之前的民诉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依照自己的职权启动再审程序，这样就会无视当事人的要求，损害当事人的私权利。

新民诉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该规定中明确了在检察监督中私权救济。明确规定了私力救济在先，公权力在后的制度，从而有利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处分权原则得到更好地贯彻。

（四）规定了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新民诉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这是以法律的形式对民事检察监督调查权的确认，人民检察院只要以符合法定程序调取的证据材料在民事诉讼中通常情况下应为有效证据，但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必须是确有必要，且符合民诉法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小结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范围；方式

一、执行监督现状亟待强化检察监督制度

当前我国民事执行问题突出表现为“执行难”和“执行乱”， 执行难是指因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之外的因素所导致的生效裁判确认的权利义务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形，是执行法院或执行法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难以克服的“难执行”。\[1\]而“执行乱”突出表现为：执行法律依据不规范；用民事裁定书随意追加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并强制其承担义务；执行法官或渎职，超标的查封、扣押财产或怠于执行；执行法官与评估、拍卖中介机构串通，损害其他被执行人利益；“以拘促执”、“以拘代执”。这些现象是执行权力滥用的典型表现形式,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究其原因这和我国民事执行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不无相关。目前我国对法院执行监督主要体现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方面，外部监督主要分为司法监督,立法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等。\[2\]内部监督指法院内部监督。司法监督主要体现为检察监督。

1、内部监督缺乏透明度。内部监督主要包括本院领导监督和上级法院监督。就执行监督的角度而言,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已经建立起了执行监督机制，但必须指出这种监督本身在监督范围、程序和力度上亟待完善。从权力制约角度衡量，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监督方式往往使监督流于形式，缺乏程序保障，因而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

2、检察监督陷入困境。由于法律本身的高度模糊与操作性的缺失,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种种司法解释和批复的限制让检察监督陷入困境。，导致检察机关面对违法的执行行为只能采取抗诉之外的监督方式，其监督实效性较差,监督手段单一,范围较狭窄,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3、其他监督方式缺乏专业性和强制性。其他监督方式总体上表现为监督主体政出多门,但都存在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性，再者就是监督的方式比较随意、混乱,在程序上无法保证执行活动的公正性。监督方式不具备一定的专业性,缺乏强制性。

综上，民事案件执行活动并不是缺少监督,而是监督力度不够，监督方式不规范，缺乏专业性和强制性，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有必要进行更加规范和强硬的介入。

二、加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依据和重要性

从价值理论上，执行不公引发的司法公信力下降需要强化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从现状上分析，“执行难”、“执行乱”的导致的法院司法权威下降和司法公信力不强突出问题也需要建立和完善民事执行检察制度；最后民事执行权的性质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也需要建立和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3\]

(一)检察权的性质决定其享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我国宪法确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凡是涉及国家法律实施的活动,都属于法律监督的对象。民事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是审判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检察机关在对民事行政执行活动的监督上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同时我国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是“二元司法”体制的权力配置模式。即在国家司法权力的配置上,采用的是由人民检察机关对于法律监督权的行使,来保证包括法院司法审判活动、执行活动在内的所有法律行为的正确实施。因此,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在我国的存在,还具有我国体制及其国家司法权力配置上的根据。

(二)民事执行权的性质要求确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民事执行权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正是由于权力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与反监督性，因此对于权力必须加强监督和制约，否则权力就可能“异化”成侵害国家利益与国民权益的工具\[4\]。

（三）、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系列限制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司法解释和答复违背了《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从监督理论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能否监督以及监督的范围，既不能由监督机关来确定，也不能由被监督机关来决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确定。\[5\]“那种认为执行程序可以免受检察监督的观点不仅与立法本意不相吻合，而且与执法实践格格不入”\[6\]。

三、关于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构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7\]为了保证执行权的依法行使和防止执行权的滥用，需要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有必要强化民事检察监督义务，作者认为应当根据民事检察监督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运行规律，结合我国执行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实际的民事执行检查监督制度。

1、在法律上对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予以确认。针对当前《民事诉讼法》对执行监督规定较模糊的现状，有必要修改《民事诉讼法》或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不断完善强制执行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范围、方式和程序。 “两高”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联合下发关于检察执行监督活动的司法解释。对于违背了《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原则和不符合执行检察监督原则的司法解释应当及时予以废除和修正。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代表模式。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简史

我国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诉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近代才开始的。光绪33年（1907年）10月29日，批准了修正的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四章规定了各级检察厅通则。

国民政府16年（1927年）公布的各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地方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都规定了法院编制法第90条的内容。1934年4月8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呈现规定："苏维埃法庭为两审终审制，任何案件经过两审后不能再上诉，但是，检察院认为该案件经过两审后，尚有不同意见时，还可以向司法机关抗议，再行审判一次。"

新中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9年12月经主席批准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其第三条规定了检察署的职权：……2、对各级司法机关违法判决提出抗议……5、对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其职权由第三处执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诉讼职责作乐详细的规定。包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职权以及参与诉讼、调卷、抗诉等等的具体程序。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三条规定了检察署职权：……三、对各级审判机关之违法或不当裁定提出抗诉；六、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1954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这部法律第一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权和参诉权，但它对人民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进行规定。①

这一时期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规定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责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同时，人民法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还判定了规范性司法解释，对人民检察院如何提讼和参加诉讼的具体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时期人民检察院行使了以下职权：一是权；二是参诉权；三是上诉程序的抗议权；四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议权。

正当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健康发展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斗争将其扼杀了，从此时开始，直到""结束，检察机关的这一项监督业务被迫强制性的中断了，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从宪法上否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1979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包含了行政诉讼监督的内容。该法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公民对于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控告的权利，追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的人的法律责任。"1982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而且可以依规定对审理行政案件的情况进行监督。②但由于当时社会的现实，通过的法案将这部法律草案的总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二是检察人员的回避问题；三是检察人员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四是对诉讼费用的规定。）和分则中的规定进行了相关的删除，总则中也只保留了一条监督的原则性条款。

1990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在总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监督权的原则，而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的监督方式。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试行）》后，在确立的《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了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原则，而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的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从这时起，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才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并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发挥了诉讼法律监督的作用。

在2007年通过并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的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将抗诉事由从现行法律规定的4项情形进一步具体化为5项情形，并明确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等相关内容。一、国外的几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代表模式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对这种制度作了明文规定。以后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效仿，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检察模式不同，法律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权能设定存在较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在西方国家中，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以国家人、公益人为主要角色，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除代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提讼职能外，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广泛的监督权。因此概括起来，国外主要有四种立法例模式，即法国立法例模式、英美立法例模式、德日立法例模式和苏俄立法例模式。其中法国模式和苏俄模式是两种制度下最具代表性的。

1、法国立法例模式

在法国，检察院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编"检察院"一章的规定，作为主要当事人（即原告）的身份提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检查官的身份是从当事人。法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职权不仅在《民事诉讼法典》中有规定，更重要的内容在《法国民法典》这部实体法中所规定的。在这部法律中，至少有59个条文对共和国检查官、检察院和检察部门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了规定。③法国诉讼理论认为，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官参与其中，就能起到对以上利益者的维护作用。在行政诉讼活动方面，1799年，在中央成立国家参事院，作为国家之首的咨询机关，同时受理行政案件。1872年赋予国家参事院委任审判权，从此开始取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在法律上成为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法国废除了部长法官制，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切行政诉讼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行政诉讼由此更加健全的建立和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澳门通过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了与法国立法例模式相近的内容。

2、苏俄立法例模式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执行监督

一、民事裁判执行存在的问题

对任何权利享有者而言，只有当权利的内容能变成现实的利益时，权利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否则，权利就只是一种宣示或仅是纸上的权利。在古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人们只能通过私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法制社会的建立，国家权力保证申请执行人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官甚至替换或截留、挪用、私分、侵吞执行款物，如被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原吉林高院执行庭执行员李征达，利用法院执行制度的漏洞，7年间贪污执行款4485万余元，受贿22万元；再如，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员孟芬在执行案件中，将执行款划到某私人帐户，改用劣质茶叶抵顶执行款等。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民事执行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民事执行乱。是指法院或执行人员故意或者过失地违背法律或者执行规定，在执行程序中侵犯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或是损害司法权威的情形，是完全因法院或执行人员的主观因素导致的执行问题。[1]民事执行乱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方式：一是民事执行程序乱。民事执行程序中，法院或执行人员不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执行，而是随意执行，执行行为极不规范。例如，有些执行人员故意拖延时间，执行不作为或执行不及时；有些执行人员不出示相关证件、不依法制作法律文书或是不按程序通知有关人员到场；甚至有些法院和执行人员违背程序规定随意变更案件被执行人或是任意处置案外人财产等。二是执行中止随意性，有些法院中止执行的比例甚至达到90%，在此情形下，债权人的利益显然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三是执行收费不规范，法院以办案经费紧张为由，要求申请执行人给予赞助，名为自愿，实为强迫；个别执行法院甚至明确提出要按比例从执行标的中提成，将执行工作变为有偿服务，成为法院创收的一种手段；四是民事执行中私力救济增多，由于民事案件执行乱现象大量存在，公众丧失对法院信心，许多当事人在民事执行有困难时，不得已采用私力救济的手段，用不合法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私力救济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法律的悲哀，寻求私力救济容易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和违法问题。五是受利益驱动地方保护等因素的影响，故意拖延、怠于执行针对案外人的执行乱主要表现为作为执行标的的财产部分或全部为案外人所有，案外人提出异议，仍予以强制执行，或不当追加案外人为被执行人。

第二，民事执行难。民事执行难，是指因法院或执行人员之外的因素而导致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权利义务无法实现或无法完全实现的情形，是客观上法律制度无法克服的“难执行”。[2]民事执行难主要有以下五点原因：一是社会信用体系落后，被执行人自觉履行率低，逃债赖债对抗执行现象严重。二是由于查找、处置被执行财产程序多、耗时长，部分案件结案周期长。三是受社会维稳、就业等现实因素的制约，执行环节各类矛盾集中，现有执行手段不能完全化解。四是执法的社会环境差，被执行人以及其他协助执行的人法律意识薄弱，有些地方政府和单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抗拒执行或拒不协助执行等。五是我国长期“重刑轻民”的法理理念，民事执行人权保障意识和程序保障意识淡薄，影响民事执行的顺利开展。

第三，民事执行制度有待完善。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民事执行的法律规定，民事执行权由执行员掌握，《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这一规定将民事执行工作集中在执行员一人手上。

第四，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混乱。司法实践中的检察监督实施较混乱，监督方式也是各自为政。部分省市实行监督意见书、暂缓执行建议等。由于监督程序缺失，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的做法也是千差万别，无法统一；二是检察机关获取案件线索渠道不通畅。检察机关获得案件线索的主要渠道是自行发现、移送受理和群众举报。法院方面，因存在抵触检察监督的心理，一般都会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处理，以致检察机关不知道法院的违法行为，无法开展监督。而公众方面，由于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认识不清，不了解检察机关享有民事执行监督等权力，从而导致一般公众都不会通过向检察机关举报来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

二、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执行程序的本旨及检察机关的职能特性，客观上需要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程序进行监督"执行程序是实现权利的程序，包含了异议审查、裁决及查封、扣押、拍卖、执行款物的移交等一系列中间过程，每一环节的纰漏和错误都会增加纠正的难度甚至难以纠正。执行工作的特性以及法院现阶段在民事执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必须建立科学的民事执行监督机制。因此，执行程序中需要建立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而非仅仅是事后的补救措施。

第二，我国的司法体制和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决定了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执行程序进行监督。在我国，司法独立是相对的独立，而非三权分立下国家审判权的“绝对对立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其负有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因此，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的监督，是由其宪法定位和在国家权力分配中的性质决定的。

第三，实现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司法公正是法制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是其赖以存在的力量源泉。公正的审判必须以公正的执行作为圆满的结局，民事执行是对民事生效裁判的实际兑现，是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标准。执行程序中的不公正，是对正义源头活水的玷污，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修正，将会撼动和腐蚀法治的基石。近年来，人们申请法院执行的动机有所减弱，寻求“私力”救济的现象增加，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执行不公的客观存在导致部分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了合理怀疑。民事执行监督机制建立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执行机构的违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从而树立和坚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和信念。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从1991年5民事诉讼法6颁布生效至今，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开展已经十几年，应当说，在维护司法公正，纠正法院错误判决方面取得了积极而有效的成绩。但是，困扰民事检察工作的种种消极因素也逐渐凸现，严重阻碍了民事检察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对民事执行监督这一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更是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立法上存在缺陷。法律规定方面的欠缺，是多年来困扰民事检察监督有效开展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事诉讼法》存在立法漏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对于如何监督、监督方式没有一个具体规定，从而导致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排斥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强化法院内部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但另一方面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多次出台司法解释，抵触和排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从而使来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频频受阻，其影响是极坏的。

上述观点便是对现实状况最客观的描述。在实践中，法检两家出于对民事诉讼法的不同理解，长期争论不休，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直接限制了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职能的发挥审判机关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的影响。目前阻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机制应有功能之有效发挥的主要原因在于审判自身。也就是说，从法院系统的整体层面上来讲，普遍地尚未理顺与法律监督机关的相互关系，不习惯接受来自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甚至于对民事抗诉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现在大部分法院以审判独立为借口，视检察机关的监督为一种干预，千方百计想办法拒绝监督，有人甚至认为在特定具体事件之审理程序终结或确定以后，就其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或裁判内容当否，不允许对法官进行批评调查或追究责任以上种种观点，从根本上讲，是法院从狭隘的部门利益和本位主义出发，认为民事诉讼检察监督侵了其固有的领地，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检察监督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实现司法公正，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中，检察机关对执行程序进行监督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也存在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缓解抑制执行难执行乱的有力制度设计但由于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因素，对民事裁判执行程序进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有效的制度和机制远未建立，尚不能真正发挥对执行程序进行监督的功效，需要根据民事执行的规律和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予以逐步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例。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民事执行检察制度予以完善：

第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完善。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过于宽泛，对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形式、程序等基本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有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规定中，可以将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在试行，并且比较有效的一些检察监督方式与纳入立法规定之中，而且可以根据民事执行案件的性质及其具体情况增设执行检察监督措施。可以借鉴有学者提出的建议，如可以对于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案件，设置检察机关全程参与执行监督制度；对于公民个人认为执行可能明显不公的执行案件，实行申请检察机关参与执行制度；对于重大群体性执行案件，以及涉及法律关系复杂、人数众多，执行不当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执行案件，实行检察机关现场监督执行制度。这样不仅可以督促执行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方式进行执行，而且可以及时发现执行中的错误，避免执行行为的偏差。

第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行为应当予以规范。检察机关应当正确行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在实施监督时必须坚持以下两个原则：其一是依法监督原则。依法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民事执行检察监依法监督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检察机关进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范围进行监督。其二是有限监督原则。有限监督原则是指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适用范围、启动方式都应受到相应的限制。

结论：执行权，是国家执行机关借助于国家强制力，对己生效法律文书的给付内容，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实现权利人权利的一种国家公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纠纷的裁决程序对权利的实现固然重要，而裁决的执行程序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如果裁决得不到履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司法权威的实现有序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构建都将成为空谈。制度的完善不能囿于民事执行制度本身，而应当树立整体理念，构建外部检察监督和法院内部监督相结合的民事执行监督制度，使民事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一协调与配合。对一任何权利享有者而一言，只有当权利的内容能变成现实的利益时，权利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否则，权利就只是一种宣示或仅是纸上的权利，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司法权威的实现、有序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的构建都将成为空谈。

注释：

[1]工鸿翼、杨明刚：《民事行政裁判执行的检察监督》，载《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总第3集，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163乡之。

[2]王鸿翼、杨明刚：《民事行政裁判执行的检察监督》，载《民事行政检察指导与研究》总第3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参考文献：

[1]石先钮主编：《强制执行法新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童兆洪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3]张雁深译：《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9纽年版。

[4]贺卫方：《司法的理念和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王鸿翼、杨明刚：《民事行政裁判执行的检察监督》，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执行 检察 监督

一、基层民事执行监督机制的现状

法律的生命在于判决,而法律的威力则在于执行。法院的裁决执行是否坚决,效果是否到位,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水平的重要标志。① 执行工作中存在很多的问题,社会对法院执行工作的不满意以及群众申诉和人大转办的执行案件的不断增多,基层检察院民行部门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通过别的途径向办案人员或者领导提出改正意见。基层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实施法律监督存在着种种司法困惑。

(一)法院不愿接受监督,从上到下普遍排斥检察监督

1.只强调内部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虽规定了执行监督,但其监督完全是法院系统内部的。

2.检法两家对检察监督认识歧异,理论和实务领域蔓延对立。随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力度的加大,最高法院拒绝人民检察院诉前和诉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批复也将继续增加,检法两机关就民事行政检察范围的冲突愈演愈烈,不仅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浪费,还将危及到公众对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的信任程度。

(二)立法上的缺陷,使得检察监督功能没能充分发挥,基层民事执行监督更是举步维艰

1.《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没有作出专门规定,极大地制约和障碍了基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2.做为检察机关本身,也存在“重刑轻民”的不良倾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行检察业务的深入开展。①3.和人民法院的业务量来比,我们的民行监督明显滞后,不但是方式方法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执法理念问题。

总之,要解决民事执行的监督问题,最终需要法律规定予以明确,加大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和监督的力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立法失衡所导致的司法困局。

二、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必要性

制度的必要性是一项制度存在的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体制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一)民事执行内部制约体制的先天缺陷

通过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已经建立了执行机构的内部制约体制,即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进行规范、制约,本级人民法院的自我制约。现行人民法院的内部制约体制还存在着“监督范围不清、监督程序运作不明、监督缺乏透明度”以及规定过于粗糙、操作性不强的弊端。①

(二)其他方式监督作用的局限

人大监督更多地体现在对司法机关人、财、物方面的影响。新闻舆论监督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客观上制约了其监督作用的有效发挥。执行案件当事人的监督,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当事人有权向原执行的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执行。所以说其他的监督方式都有其局限性。

(三)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决定了它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宪法第12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审判活动有权进行监督,而且有权监督法院的执行活动。首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例结构,执行程序是广义上的民事诉讼程序,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自然延伸。“执行是审判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关系到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尊严。”①其次,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一切执法活动都享有监督权,民事执行行为自然也不能例外。”再次,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有权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四)建立规范的执行检察监督机制是由执行工作的特点所决定

裁判权中体现行政权能是执行工作最显著特点。人民法院在履行执行权能的过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由于缺乏对执行主体采取以上执行行为的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的设置,更加助长了执行主体怠于执行或者滥用执行权力的陋习。因此,执行工作的特点决定必须建立规范的执行监督制约机制。

(五)建立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执行难在现实中已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老大难问题。由于现行民事执行的监督制约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为了保证对民事执行权进行有效的规范,有必要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由专司检察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

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制度建构

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首先应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并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及监督程序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

第一,合理界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不应当贯穿于民事执行的全过程。检察机关只需监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确有错误,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是否有重大违法行为。

第二,明确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对执行实施行为进行监督,不能采用抗诉方式,而应采用“检察建议”方式。笔者主张,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方式应采用发出说明理由通知书、必要时直接参与民事执行、发出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和检察建议等四种方式。

(一)发出说明理由通知书或者督促执行意见书

人民法院在执行实践中拖延执行、超期执行的现象十分普遍。从客观原因来看,为了逃避执行,被执行人往往会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阻碍执行及时开展;此外有些人民法院执行装备简陋、执行人员力量配备不足也影响了执行工作的效率。从主观因素上看,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执行人员欠缺工作积极性等也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①此时,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执行当事人的申请,向人民法院发出说明理由通知书,有利于消除执行当事人心理上对执行工作的不满,也可以对执行工作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

(二)必要时直接参与民事执行

早在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出了《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应人民法院的邀请或者当事人的申请,参与民事执行。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执行当事人人数众多、执行国有资产的案件,都可以允许人民检察院参与执行过程。赋予人民检察院民事执行参与权,其目的是基于案件性质的特殊性,由人民检察院参与以便对执行过程进行更好、更有效的监督。换句话说,民事执行参与权实际上是人民检察院执行监督权的延伸,是检察监督权的体现。

(三)发出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

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是指检察机关对执行中较为严重违法行为作出书面纠正意见,通知人民法院纠正的一种监督方式。在执行实践中,已经有地方人民检察院采取这种监督方式。在民事执行中,执行法院发生严重违法执行行为时,经自行发现或执行当事人、案外人申诉,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执行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督促执行法院纠正违法执行行为。其中严重违法执行行为应当包括执行法院违法采用执行措施或强制措施,给执行当事人、案外人造成严重损失;故意拖延委托执行、协助执行等情形。对于人民检察院的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执行法院应当接受。无故不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报送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由上级人民法院督促执行法院纠正违法执行行为。执行法院接到通知后,认为通知不符合实际情况,可以向人民检察院作出说明,由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

(四)提出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针对执行法院轻微的违法执行行为,通过向执行法院发出检察建议,要求执行法院予以纠正。轻微违法行为,如执行人员行为不当,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强制措施不当尚未造成严重损失或后果。由于所针对的违法执行行为的违法程度较轻,检察建议的法律效果与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有所不同。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的严重违法执行行为发出的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执行法院一般应当接受;而人民检察院针对轻微违法执行行为发出的检察建议,一般而言,法院可以做接受的表示也可以不接受,即主动权在法院。也正是因为此,检察建议在实践中可以比较灵活的运用,运用的范围比纠正违法执行通知书更广泛。

当然,不论是何种方式的提出,都要以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请为前提。没有当事人或案外人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不能也不应主动介入。这是因为民事执行涉及到私权的处分,依照处分原则,当事人和案外人有权处置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如果执行人员贪污受贿、构成犯罪的,即使没有当事人或案外人的申请,检察机关也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① 赵 钢.正确处理民事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十大关系[J].法学研究,1999(1).

①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前沿理论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5):150

① 王鸿翼,杨明刚.民事行政裁判执行的检察监督[M].法律出版社,2005.

① 谭秋桂.民事执行检察监督问题探析[A].民事检察制度热点问题探索[C].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515.

检察监督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检法冲突监督方式

1991年我国新民事诉讼法施行，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但近几年来，检法冲突问题严重，由此而引起对检察监督制度存与废的学术讨论，并对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和改进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本文拟对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依据、现存问题略陈管见，并对该制度的完善提出个人建议。

一、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历史考察

西方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建立和演变的。在资本主义法制史上，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最早建立于刚刚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法国。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把参与民事诉讼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在此之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仿效，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制度。这一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自由竞争经济秩序的形成，法律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私权自由。反映在民事诉讼中则体现为实行民事权利处分自由，因此，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自然也限于法律规定的很小的范围。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为加强对经济关系的控制，资产阶段要求加强国家职能，在民事诉讼领域，随着民法三大原则的变化，传统的处分原则也受到冲击。检察机关对涉及所谓“集体性利益”或“扩散性利益”的民事案件进行干预。对此英、美及法、日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均有相关的规定。

如今，西方各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普遍不大，远远没有充分利用一些规范性文件正式赋予它的权利，这表明资产阶级的不动摇私法自治根基的理论，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2]

在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实行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是前苏联。1923年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作出了规定。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源自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使法律监督权从一般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继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相对独立的权力。”[1]

我国法律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认识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其最早可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从立法上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则始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根据该法第4条的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讼或参加诉讼。此外，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9月制定的《民事审判程序（草稿）》第1条也有“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也可以提讼的”规定，在这一阶段，我国各级检察机关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民事违法活动进行了积极主动的干预并取得了初步成绩。据统计，1956年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诉讼案件80余件。但是随着1957年的“无产阶级”的到来，我国民事检察制度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后，1978年重建了人民检察院，恢复了检察机关的原有职能。1979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施行）》中对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再次予以肯定和确认。但是1979年7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民事检察制度予以彻底废除。直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颁布，这一现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该法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除此之外，再无一条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条文。因此，民事检察监督实际上形同虚设。1991年随着新民事诉讼的颁布，上述局面得到些许改变。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使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抗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从检察监督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且在我国实际的民事诉讼中是十分必要的。

二、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依据

民事诉讼法颁布施行以来，理论界及司法界不断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如从检察机关的职能本身的角度，从加强国家干预的角度，从检察机关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利益的角度[2]。但也有学者认为法院审判独立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为了保障法院独立审判必须排斥外在监督和干预，而现行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院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不利于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从而主张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否定论或有限论[3]。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是否有必要对民事审判进行检察监督这一问题不应就某一方面单独论述，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都是由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价值所决定的。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在同样有其实践上与理论上的依据。

（一）诉讼监督的价值

用“监督”来约束“诉讼”是“诉讼监督”的基本目的，就严格的词语涵义来说，诉讼监督，意即对诉讼活动的察看和督促。广义的诉讼监督是指包含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各种法律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狭义的诉讼监督仅指专门国家机关—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合法性所进行的监督。

从社会哲学的层面而论，人类文明社会包蕴着一个十分重要而深刻的逻辑悖论：一方面，社会生活由于自身的缺陷内在地要求政治国家运用其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又具有双面功能，它既能为社会公益的实现，社会秩序、公民权利的维护提供强有力的权力保障，又天生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存在破坏社会秩序，腐蚀社会肌体侵害公民权利的危险。所以，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因此有人总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如此，司法权力也不例外。若想控制权力的扩张，为权力找一个合理的休止界限，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并建立一套完备的监督机制。

诉讼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监督的价值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诉讼监督是国家法制的调解系统。法律系统投入运行之后，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总是会出现偏离预定轨道的情况，监督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各种干扰的影响，及时地调节法制环节，消除偏离现象，保证系统向预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诉讼监督是使法制在诉讼阶段得以实现的最有力的保障。

第二，诉讼监督是民主制度的保障机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和内容。诉讼监督，作为国家法制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民主制度关系极为密切，监督是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方式。

第三，诉讼监督是权力制衡的有效手段。在诉讼中，通过权力制衡，通过规范与完善各监督主体的职能，一方面使被被监督者不滥用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诉讼公正。

调节国家法制、保障民主制度、约束权利运行，这就是诉讼监督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中国要实行民主，厉行法制就离不开诉讼法律监督。检察监督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为我国法律所确定了的。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根本法的形式对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机构中的性质加以确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议、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律解释等对检察监督的主体、监督对象、内容、方式等作了具体规定，为检察监督活动提供了依据。在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通过行使抗诉权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这符合权利的行使需要进行监督的基本法理。我国之所以将检察监督作为一项制度予以肯定，也正是检察监督其本身的价值所使然。

（二）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实务中的依据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诉讼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部门，探讨关于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文章特别多。探讨涉及此制度的设置是否具有合理性这一根本问题的观点主要分两种：一种称为检察监督肯定说；一种称为检察监督否定说。持检察监督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对民事诉讼实施检察监督是有悖法理的，应当予以削弱乃至取消。(2)其立法依据是：（1）检察监督制度妨碍了司法独立；（2）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必然造成监督机关对私权的不当干预，侵害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有悖于处分原则；（3）抗诉监督必然造成检察机关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的结果。由于检察机关这一公权力的介入破坏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4）诉讼中事实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不确定性造成了错案标准的模糊性。被检察机关认为是错案的案件，实际上并不一定是错案。检法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反映了他们对具有多种可能的处理结果的案件的不同认识和判断；（5）检察机关的抗诉，尤其是对同一案件的多次抗诉，损害了法院的终审权，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诉讼效率。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虽然不是全无道理，但以此来否定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则是难以成立的。司法独立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和法治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然而，司法独立并不是无条件的，它是以理性的法院、清廉的法官，完善的诉讼程序为独立的前提条件的(3)。诚如考夫曼所言“司法独立原则只存在法官们通过他们的模范行为和业务上的自我克制，继续不断地争得它而无愧于它的时候，这一原则才会坚持下去。”(4)我们当前司法独立的前提条件是否完全具备呢？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法治化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尽管国家对法官队伍的建设是相当重视的，但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还不能适应社会法治化的要求。少数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用审判权寻租，司法不公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不能弱化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而且应当强化这一监督。另外，司法独立排斥的是外在的干预，并不排斥外在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制度化监督，它不仅不会妨碍司法独立，相反，强化监督则是为了促成司法独立前提条件的形成，为了司法公正、正义这一最终目标的早日实现。

检察监督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其立足于社会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就在于权力监督理论，这是检察监督的自身属性所决定了的。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检察监督是除权力机关的监督之外的重要法定监督形式，基于上述的论证，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在现阶段既不能取消也不能弱化，而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某些问题规定的不够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与法院的司法权产生了一些摩擦和冲突。

三、检法冲突

（一）关于抗诉监督的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将抗诉的对象确定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将抗诉的原因规定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等四种情形。这条规定划定的抗诉监督的范围是基于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做出的所有生效判决、裁定，还是仅限于在某些程序中做出的生效裁判？其二是对裁定的抗诉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40条规定的10条裁定，还是仅仅为这10条裁定中的部分裁定？对这些法律规定的模糊界域，检察机关认为抗诉监督得到范围应包括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全部裁定。基于这一认识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法院在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中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且对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破产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有的检察机关不仅对驳回的裁定提出抗诉，而且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也提出抗诉。法院则认为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的裁判仅限于法院在审判程序中做出的某些裁判，且抗诉的裁判必须满足事后监督的要求。从这一认识出发，法院认为检察机关对执行中的裁定，对先予执行的裁定，对破产程序的裁定的抗诉于法无据，不予受理。有学者认为，这表明法院试图限制、缩小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范围[5]。

那么，在检法两家的冲突中，究竟哪一方的认识正确呢？答案显然取决于《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设定的检察监督是事后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既不能通过提讼的方式启动审判程序，也不能通过参加诉讼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能等到诉讼结束，法院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监督。这说明检察机关抗诉受到时间和程序的双重限制。前一重限制表明检察机关不得单独对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管辖权异议，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如果认为这些裁定确有错误，只能等到一审或二审判决生效后，在对判决抗诉时一并提出抗诉。后一重限制实际上意味着只有当错误裁判落入审判监督程序的范围可以适用这一程序再审的，检察机关才能够提出抗诉。检察监督作为一种权力，同样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基于审判独立的理念，检察监督的范围也不应太过宽泛。因此，笔者认为法院不受理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等裁定提出的抗诉是符合法理且有法律依据的。

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个别法院违反管辖规定受理诉讼，违法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的现象。在破产程序、执行程序中也存在着滥用司法权违法做出裁定的情况。对于这些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但并非检察机关抗诉此一种监督形式可以达到监督的效果，我们可以创设一些新的监督形式，以最终达到诉讼公正的目标。

（二）关于案件的再审法院

在民事检察监督问题上检法之间冲突的另一表现是：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上级法院几乎一律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将案件交给做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审理。实践中的这种做法颇为不妥，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1）法院的这种做法不符合诉讼立法的精神。我国《民事诉讼法》之所以没有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检察院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其立法意图固然一方面是为了对抗诉的条件把握得更加准确，使抗诉的提出更为慎重，但另一方面，显然也包含了在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应由上级法院予以再审的意思。

（2）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对错误裁判的纠正，也不利于发挥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能。尽管在再审中需另行组成合议庭，但审判人员仍需面对较大的压力，不利于纠正错误审判。

（3）检察机关的职能和地位，决定了上级法院不宜将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根据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专门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这种监督不只是一种观察，也不只是一种判断和评价，它必须能够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法律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用以制约其他国家权力行使的权力。而要使这种监督权真正起到制约作用，具有相应的权威，至少其地位和效力应与被监督的权力是平等的或相对峙的。因此从维护检察机关的权威出发，我们认为既然上级检察机关以就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上级法院就应当受理，而不能以裁定或函转的方式再将案件交给原作出被抗诉裁判的下级法院予以审理。

（三）原抗诉机关对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再次抗诉

检法冲突的第三方面表现是：对下级法院再审后做出的维持原裁判的判决、裁定，上级检察机关（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则不予受理。这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0月6日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批复时所体现出来的：凡是原抗诉机关再次提出抗诉的，无论由同级法院再审还是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人民法院均不受理。只有在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应当受理。检察机关对该批复持有异议，认为它不当地限制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因此尽管有了这一批复，在一些地方，原抗诉的检察机关对由原审法院再审后维持原裁判的案件，仍然再次提出抗诉。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批复有其合理之处：维护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防止了抗诉再审无限循环的怪圈，避免了司法资源无谓的浪费。但换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发现此批复不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收到申诉后，一般都会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慎重的选择，挑选那些符合抗诉条件，有把握抗诉成功的案件进行抗诉。对抗诉后维持原判的案件，检察机关再次抗诉会格外慎重，非有法定理由一般不会轻易地又一次提出抗诉。因此不予受理此类抗诉不利于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如按批复中，由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则会引起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级别上严重失衡和增加上级检察机关工作负担，增加监督成本等诸多问题。此冲突的解决可与上一冲突的解决相联系，担心出现抗诉与再审的循环，是建立在上级法院受理对再审裁判的抗诉后依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前提下的。只要由上级法院自己进行再审，就不会出现抗诉与再审的多次循环。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上级法院再审后做出的判决，只有原抗诉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权提出抗诉。

四、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方式——民事检察监督之完善

依照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要求，我们需要对目前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予以完善，而其核心就在于构建和完善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在近几年的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建了一些新的且颇有成效的检察监督方式。

（一）检察意见

检察意见是体现检察效率原则的一种监督方式，是指在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予以纠正错误。实践中，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有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启动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

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种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中作出了专门说明：“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以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在实践中，运用检察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应明确以下问题：

（1）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2）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3）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4）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二）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在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中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就纠正或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人民检察院。

（三）特定案件的民事和诉讼参与

在我国所有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合适的代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这是检察制度的目的所在。

当一个民事行为侵害了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或者侵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了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损害，因不是直接侵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往往无人享有诉权，即使法律赋予其权，也常常以与否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无直接的关系而无人。检察机关行使权就可以以原告身份启动诉讼程序，使人民法院有权对这种案件行使审判权，同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的诉讼参与权，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1997年12月3日，我国第一起由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代表国家利益提讼的案件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6]，且近几年来检察机关在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未间断过。实践证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职责是必要的。

但是，检察机关的权和民事诉讼参与权毕竟不同于公民和法人的此类权利，不能没有限制。否则，就会因检察机关的过多介入而影响公民自主行使权利，同时也使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效果大打折扣。

检察机关和参与诉讼的民事案件主要应为以下两类：

（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员参加

诉讼。对于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案件，应有权参与到诉讼中，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作好坚强卫士。实践中我们的检察机关已在承担着这样一份职责。1999年3月20日，某县林业局林产品经销公司向该县检察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举报，该公司原任经理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处分该公司国有资产，造成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县检察院经查核实，以签订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被告，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虽原系林产品经销公司经理，但该单位属林业局下属单位，不具有法人地位，且该公司的房地产属国有财产，在没有报请主管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处分房地产属无效民事行为。

（2）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审判职能具有消极的一面，法院不能积极主动地去解决纠纷，这在技术上就要求有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去启动诉讼程序以维护合法权益。但实践中对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尤其是公害事件，其引起的不满程度很高，但因此而形成的诉讼却寥寥无几。针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作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法律主体，向法院或参与此类案件的诉讼，监督审判活动，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

参考资料：

1、胡锡庆，叶青等：《诉讼法学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2、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3、：《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法学研究》2000年第四期

4、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法学研究》2000年第五期

5、廖永安、何文燕：《民事抗诉若干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0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