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有效范文

合同有效范文第1篇

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公民、法人）之间关于承担风险的一种民事协议。根据此协议来明确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由投保人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保险人则应在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对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或者在约定的人身保险事件如被指定的人死亡、伤残、疾病出现时，或期限届满如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时，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因而，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问题关系重大，只有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后，才能实现保险的目的和意义。

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即意味着订立的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严格履行保险合同，否则除法定例外以外，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因而，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商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二是保险合同对双方发生法律约束力，即保险合同生效。但是在我国保险法理论与实践中，对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争议颇多，一方面是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身内涵有待澄清，另一方面则是涉及到构成二者的要件问题多与保险费交纳、保险单签发等实际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保险实务中往往因立法的技术问题而使标准难于统一，造成许多赔付的纠纷。鉴于此，本文将对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问题作简要的探讨。

一、保险合同的含义及特征：

所谓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是经济合同的一种,与其它合同一样,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它是通过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对要约表示承诺而成立的。其特征是,合同成立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同时在一个合同上签字、盖章。下面，我想谈的是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

1.保险合同成立的含义：

在保险业务处理过程中,一笔保险业务,在投保人提出要约后,保险人要对要约内容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承保。审查结果有三种,一是保险人拒绝承保;二是保险人有条件承保;三是保险人无条件同意承保。第一种情况是保险人拒绝承保,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不产生任何保险合同关系。第二种情况是保险人针对投保人的投保要约而提出反要约,经投保人承诺后,保险合同才能成立。第三种情况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要约,保险人对该项要约无条件地予以承诺,则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就达成了协议,成立了一项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保险合同。

实践中,投保人的要约是以标准化了的投保单形式提出的。投保单经投保人如实填写交付给保险人,就成为投保人表示愿意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投保单上应载明涉及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如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保险标的、座落地点、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及责任期限等。人身保险合同应包括被保险人姓名、年龄、职业、健康状况、保险期限、受益人姓名、保险金额等项。投保单送达保险人时,就产生要约的效力。

对于保险人来说,收到了投保人的投保单,并不一定当然接受了或当然要接受投保人的要约。保险人还要仔细审查投保单的各项内容,对于人身保险来说,投保人(被保险人)还可能按照保险人的要求而进行体检,通过这些程序,保险人才能决定是否完全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约。如果保险人经过审查投保单内容后,完全同意投保人的投保要约,那么在同意承保之日,保险合同就成立。什么叫“同意承保”?同意承保必须是书面的,是指保险人无条件接受投保人的投保要约。如果保险人在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接受投保要约,那么不管保险人是否已签发保险单,均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如果保险人没有在投保单上签章,而是以保险单的形式来表示同意接受投保要约,那么保险单的签发就非常重要。保险人签发给投保人的保险单内容与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单内容不同(哪怕是细小的不同),这一保险单就不能说是保险人对投保人投保要约的承诺,而应该是保险人向投保人提出的一个新要约。如果这一新要约(以保险单形式)送达投保人时,投保人没有任何异议并完全接受,那么这一保险单就是保险合同的凭证,约束保险人与被保险人。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认为保险单就是保险合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保险单不是保险合同,它只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如果保险人在投保人填具的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无条件承保,那么保险合同就成立,保险人据此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只证明保险人与投保人间已存在保险合同关系。此时,如果保险人不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并不影响投保人与保险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些情况下,保险人没有直接在投保单上签章同意承保,而是以保险单的形式表示同意承保,那么如果保险人没有签发保险单,就不能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这种情况下,保险单的签发与否对投保人十分重要。

对于保险人完全同意投保人投保要约而又没有在投保单上签章时,保险人应该何时签发保险单来确定并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我国《保险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合同是书面合同,何时签发保险单或保险凭证对投保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投保人提出的投保要约是不可撤销的,那么对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的承诺就要有时间上的明确限制,“及时”是一个多长的时间概念?容易引起纠纷。虽然保险人为了提高声誉及工作效率,会尽早签发保险单给投保人,但毕竟没有从法律上予以限制。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的一个缺陷,目前的法律规定对投保人是不利的。因此建议立法上对投保要约的撤销时间及保险人对投保要约的承诺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

2.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

保险合同是一项民事行为，而且是一项合同行为，因而，保险合同不仅受保险法的调整，还应当受民法和合同法的调整，所以，保险合同的成立一定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和合同的成立要件。

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依照这一规定，保险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有三：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这三个要件，实质上仍是合同法所规定的要约和承诺过程。因此，保险合同原则上应当在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

3.保险合同成立前存在的问题

从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到保险合同的成立,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风险,使财产或人身遭受损失。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风险或损失发生在保险合同成立前,保险人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但是,由于风险或损失发生在承保过程,投保人此时就可能会向保险人索赔。这应该不是一个保险的问题,但保险人还得依法处理这些问题。

A投保要约前或投保要约时,标的已发生风险或损失,但投保人继续投保的。对于这一情况,保险人如果知道,就不应接受要约并签发保险单,即使保险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签发了保险单,保险合同也是无效的。因为这一所谓的保险合同,是在投保人采取欺诈手段情况下达成的,是无效的合同,不能约束保险人。我国《刑法》把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行为,作为一项犯罪来惩罚,可见这种行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B.投保要约后,保险人同意接受要约前,标的发生风险或损失。对于这种风险或损失的发生,保险人不负任何责任,即使保险人因不知情而承诺并签发了保险单也一样,因为保险合同不存在或无效。《保险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保险人所承保的风险是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已经或必然发生的风险,是不能作为保险标的进行保险的。前已述及,对于保险人承诺作出的时间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从现有法律规定看,只能依据保险人承诺作出或保险单的正式签发作为合同成立的标志,并以此作为责任划分的界限。

C.预收保费与保险合同的成立。《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从此可以看出,保险合同的成立与保险费的交付是独立的,保险费在保险合同成立后按照合同约定交付。人身保险在承保过程中,存在预收费用的问题,比如体检费预交,等额于保险费的金额预交,并规定在保险人同意承保时,预交的费用自动转为保险费。这种预交费用的做法是人身保险所特有的,因为《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为了防止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承担了风险而投保人没有支付保险费的情况发生,保险人要求投保人预交有关费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保险人预收了有关费用,不能作为认定保险人已经接受投保人投保要约的根据。保险人是否已接受投保要约,唯一的标准是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已签发保险单。

二、保险合同的生效

1.保险合同生效的含义

保险合同的“生效”与“成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保险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协议；保险合同的生效，指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双方已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要求当事人双方恪守合同，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合同一经成立即生效，双方便开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二是合同成立后不立即生效，而是等到合同生效的附条件成立或附期限到达后才生效。

2.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而，保险合同若要有效订立，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并在保险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真实。

3.保险责任的开始

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责任并不一定同时开始,两者可以是不同的。《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并不一定立即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保险责任约定在某一时间开始,那么在此约定时间开始后,保险人才按保险合同的规定承担责任。在财产保险方面,保险人最头痛的是,保险单签发后或者保险责任生效后,投保人拖着不交保险费,如果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就赶紧去交费,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最好是永远不交保险费给保险人。这种情况下,保险人承担了风险,投保人得到了保障,但又不交保险费,是极不合理的,保险人没有保险费收入,怎么实现保险的保障功能?《保险法》规定可以约定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对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是公平合理的。为了减少应收保险费,又承担保险责任的风险,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单的特别约定栏内,注明“保险责任自投保人交清本保险单规定保险费时开始”。这样,即使保险合同成立了,但保险责任却要在投保人交清保险费时才开始,在此之前,如果投保人发生财产或人身损失,保险人是不负责任的。

三、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有关的几个问题

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有相当一个过程，大致包括：（1）投保人的申请，填写保险单；（2）投保人与保险人商定支付保险费的方法；（3）保险人审查保单，决定接受投保后即在投保单上签章；（4）保险人出具保险单。那么，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保险单、交纳保费等行为与保险合同的有效订立是什么关系哪？

1.保险单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

《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目前对保险单的签发问题，理论上大体有三种主张：肯定说认为保险单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否定说认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后合同成立，保险单只是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第三种主张则认为保险单的签发是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的义务，实际上也是否认保险单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实务上，这一问题往往涉及到保险单签发之前的保险事故发生，是否要由保险人承担责任的问题。众所周知，从法律上讲，保险单并非保险合同本身，而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证明或称书目凭证。从前文分析可知，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要约和承诺的过程就某项保险业务达成协议以后，就意味着保险合同已经成立，至于保险单是否签发，则不影响有关赔偿责任（除非双方当事人约定以签发保险单作为保险人承诺的唯一形式）。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而且，保险单签发是由保险人控制主动权，若以保险单签发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势必加重投保人的劣势地位，难以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

国外立法例对保险合同成立是否以保险单为要件有相似规定：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虽然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2.缴纳保费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

《保险法》第13条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是这样规定的：“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这条规定使人对保险合同的生效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属于实践合同，只有保险费交纳之后方生效；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合同是诺成性合同，只要双方经过要约和承诺阶段，保险合同即告成立生效。笔者认为，依据我们关于保险合同成立和生效要件的分析，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法交清时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缓或停止条件而已，与保险合同的成立是两个概念。更何况，投保人交纳保费和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合同成立后双方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两者是并列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承担按照约定交纳保险费的义务；同时，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的义务。因而，交纳保费不是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

3.保险利益原则与保险合同有效订立之间的关系

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作用在于能有效地消除的可能性和防止发生道德风险的发生。保险利益原则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1、2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因而，现行保险法将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一个效力要件。但是，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而后在保险合同存续的某一期间丧失保险利益，而在以后的某一时间又取得保险利益，如此反复几次，是否保险合同也在有效和无效之间来回反复？这势必造成不合理的麻烦。因而，有人从现代保险的发展角度，认为保险利益不是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是保险损失补偿原则起作用的要件。笔者认为，从现行法角度考虑，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要件是勿庸置疑的，也是必须遵守的。但从财产保险的发展角度，将保险利益原则排除在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之外，将其作为保险补偿和赔偿的前提和条件，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人们对财产保险利益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而且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会增加实务上的困扰。但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人身保险利益在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单生效时必须存在，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但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发生影响，因为人身保险合同并非填补损害的合同，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的保险合同生效时的利益对人身保险合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结论：

1.保险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而言，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通过要约和承诺的方式就保险事项达成意思一致时即告成立；并在符合法定要件的情况下，成立后即告生效，除非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

2.保险单仅仅是保险合同的书目证明，并不是保险合同有效订立的必备条件。保险人出具保险单，但如果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尚未一致，则保险合同不得成立，当事人不受法律约束；保险人虽然没有出具保险单，但保险人接受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的要约，则保险合同成立，双方当事人得受保险合同的约束。

3.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它的成立不以交纳保费为要件。如果当事人约定，保险合同须至保险法交清时才生效，那么这只是当事人约定的保险合同何时生效的一种附加的延缓或停止条件而已。

合同有效范文第2篇

[案例]

穗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07年6月成立，于2008年11月取得三级物业服务资质，并接受开发商穗鑫发展公司委托为广州市穗鑫花园提供前期物业服务，约定服务期限为2007年7月到2010年7月，住宅部分的收费为每平方米每月1.8元，业主在每月的12日之前交纳物业服务费。

王家俊是小区23栋业主，于2007年12月开始拖欠物业服务费。经穗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鑫公司)多次催缴，业主以穗鑫公司没有取得物业服务资质合同无效为由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穗鑫公司多次催缴未果后，于2009年9月21日将业主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王家俊交纳从2007年12月到2009年9月期间的物业服务费及相应的滞纳金。

[争议焦点]

物业服务企业不具备物业服务资质，其与开发商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是否有效?

[律师观点]

一、物业服务企业虽不具备物业服务资质，但不宜直接认定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六十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管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取得物业管理资质证书而从事物业服务的，应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这属于行业监管的行政法管理范畴。在民事法律领域，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取得物业服务资质而为业主提供了物业服务的，是否有权向业主收取物业服务费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物业管理条例》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违反行政法规的合同是无效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取得物业服务资质而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的行为是否属于违反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

2009年5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2009年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第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认定其效力。”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物业服务资质制度属于规制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资格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法院在审理该类民事纠纷时应慎重认定此类合同的效力，不宜一律认定未取得资质期间的物业服务合同无效。

二、物业服务企业后来取得了物业管理资质，应适用合同效力的补正原则认定合同有效。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合同时虽然不具备相关的资质，但在合同签订的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相关的资质，那么其所签订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对此，笔者认为应适用合同效力的补正原则来加以解决，即当事人事后取得相关资质的，可以认定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由此可见，资质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补正。本案中，穗鑫公司虽然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取得物业服务资质，但是在合同履行一段时间后取得了物业服务三级资质证书，具备了物业服务行业市场准入的条件，可以认定其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是有效的。

[法院判决]

合同有效范文第3篇

[摘要]有效合同要求当事人、经办人和人的资格要合法;经济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当事人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形式和主要条款必须完备。

[关键词]经济合同;要件;效力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下列四个要件:(一)经济合同当事人、经办人和人的资格要合法;(二)经济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三)合同当事人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四)合同的形式和主要条款必须完备。具备了上述四个要件的经济合同,为有效合同。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完备的合同是不多见的。对于那些为数众多、要件残缺的经济合同,其效力应如何确认?理论界认识不一,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经济合同当事人、经办人和人的资格要合法

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而订立的合同。”可见,经济合同的主体必须具有法定主体资格,也就是主体要合格。这是经济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审查合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准。1.法人主体。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作为法人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四个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了法人的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方能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反之,凡是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组织就不是法人,即不具备法人资格,虽然可能具备其他主体的条件并以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来签订经济合同,但是不能以法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如果他们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属经济合同主体不合格。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2.其他主体。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在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后也就依法取得经济合同当事人的资格,可以在国家允许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业务范围内依法签订经济合同。如果未经依法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即以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名义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上述经济合同当事人在具备法定主体条件后所答订的经济合同是否就必然有效呢?这里还有一个经营宗旨和经营范围的问题。根据《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合同法》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当事人只能根据批准业务范围,或者依法享有的组织活动的范围签订经济合同。凡是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经济合同都是无效合同。这已经为我国现行法律所明确规定,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惯例。《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是强制性规范,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加以变更或违反。经济合同当事人如果违背其宗旨或擅自改变或扩大其经营范围就会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经济组织之所以要在其经营范围内进行经济交往,签订经济合同,是因为企业的经营范围决定了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条件和原材料的来源。经济组织超出这个范围订立经济合同,那么就会使合同的履行得不到可靠的保证,妨害交易安全。如果企业需要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必须向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公告,在未办理必要的法定手续前,擅自变更或扩大经营范围而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属无效。

如果经济合同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授权的其他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代为签订的,在审查合同主体是否具有法定资格的同时,还应注意审查经济合同签订人是否具有人、经办人的资格。一般情况下,经济合同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经济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签订。但是经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授权的经办人或者委托的人也可以签订经济合同。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十条规定:“代订经济合同,必须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委托证明,并根据授权范围以委托人的名义签订,才对委托人直接产生权利和义务。”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授权所属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或业务人员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必须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或者授权证明中明确当事人双方名称、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等,并且应在授权范围内以委托人的名义签约。被委托人超越授权范围订立的经济合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人自己承担。在一些单位委托本单位业务人员或聘请外单位人员签订经济合同但未给予正式的、完备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对合同答订人的资格和权限,应当作具体分析:1.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2.合同签订人持有委托单位出具的订立合同或者联系业务的介绍信签订经济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确认为有效。3.合同签订人未持有委托单位的任何委托证明文件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如果委托单位未予盖章,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确认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已经开始履行,应当视为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的权已经予以追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有效。但是如果委托单位不予承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人超越权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二、经济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不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合同法》第四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是无效的。合同的内容合法指合同的标的、数量、价格、履行方式等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得违背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我认为是指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司法实践认为,确认非法合同无效是指“对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依法确认无效,而不是违反任何法律、法规的任何合同都无效。对于违反非强制性规定的一般行政管理规定的合同,一般并不必然无效。”如果任意扩大法律法规的范围,将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所制定的各种文件均作为确认合同效力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来对待,则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法力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各国立法都确认了违反公序良俗或者公共秩序的合同的原则。我国虽未采用公共秩序或者善良风俗的概念,但是确立了社会公益的概念。《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经济合同作为双方法律行为当然要遵守这一规定,否则,如果经济合同当事人所签订的经济合同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就应当确认该经济合同无效。因此,经济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是经济合同是否有效的决定性要件,它具有排除其他一切有效要件的效力。因此,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确认合同的效力时,要特别注重对合同内容的审查,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审查合同的标的是否违法。标的违法是指合同的标的物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我国有关法律、政策法规对工商企业所经营的品种和范围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违反,否则,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比如,我国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买卖。如果违反这一规定,不仅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无效,而且还要依法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合同的标的是我们审查合同内容是否合法的关键,经济合同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

其次,要审查合同的其他主要条款的内容是否违法。例如:合同标的质量标准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有关产品质量的法规的规定,价格条款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国家有关价格的规定,等等。合同主要条款中若有某一项条款违法,那么合同是全部无效还是部分无效?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的精神,合同主要条款中有部分条款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如果该条款涉及合同的本质,则整个合同无效;如果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对其他条款的效力也有影响的话,则该条款规定的内容无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在经济合同主要条款中,一般说来,如果合同的标的涉及合同的本质,标的违法必然导致整个合同无效。而价格、数量、质量、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款项不涉及合同的本质,因此,其中某一项条款违法只会导致合同部分无效。

再次,对为达到非法目的而签订的经济合同效力问题。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经济合同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非法的目的,这种合同又称“隐匿合同”。这种行为就其外表看是合法的,但是外表行为只是达到非法目的的手段。这类经济合同,其形式是合法的,但却是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因而也应确认其无效。

上述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合同的内容是否违法就比较容易确认了。

三、经济合同双方必须平等自愿、协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实

《合同法》第五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这一原则的精神,在于保障合同双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违反这一原则的经济合同是屡见不鲜的,例如:采取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因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一方乘对方急需而签订显失公平的合同,等等。这些合同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但由于违背的程度不同,因而在确认其效力时,也应区别对待。具体说来:

1.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经济合同无效。这类合同,有的是在签约主体、履约能力或标的质量等方面故意制造假象或有意隐瞒真相,使对方受骗上当而订立的合同;有的卖方用在市场上购得的合格品冒充本企业生产的不合格品,以此为样品欺骗购货方,搞欺诈合同;有的凭借其特有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权利,对业务上依附于它的企业以中断“援助”、停止加工或撤回技术人员、设备等手段相要挟而签订的“霸王合同”;还有的是上级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手段硬性推销滞销、残次商品而与下级单位签订的“老子合同”等等。这些合同尽管欺诈或胁迫的方式不同,但都从根本上违反了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完全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志,因而根据《合同法》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

2.对重大误解和乘人急需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应根据受害方当事人的申请确认无效。所谓重大误解而签订的经济合同就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本质条件发生误解而签订的经济合同。所谓乘人急需而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主要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某种急迫需要而强使对方违背本意接受非常不利的条件,而使自己从中获得较大利益的经济合同。这两类合同是否有效所以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申请,就在于合同当事人一方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发生重大误解,是否乘其急需而又违背其本意,人民法院或合同管理机关是无法断定的,只有当事人一方自己提出并加以举证,方可加以确定。人民法院和管理机关在处理这两类案件时,对构成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条件要严格掌握。一般说来,误解只有在涉及合同的本质时,才能构成重大误解;同样,显失公平只有超出法律许可程度,才会导致合同无效的结果。如果只是一般误解或在法律许可限度内不甚公平的经济合同则不宜认定为无效。

四、经济合同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履行法定的手续

《合同法》和其他有关法规对经济合同应具备的形式和应履行的手续都作了必要的规定,一般说来,经济合同应当条款齐备,责任明确,采取书面形式(即时清结除外),对于一些重要的经济合同还要求履行公证或鉴证手续。如果当事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不符合上述要求,其效力应如何确定呢?有人认为绝对无效,也有人认为原则上有效,只是效力不完全面已。对于上述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经济合同形式要件的审查,既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也不能忽视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对于不合法定形式和手续的合同原则上应视为无效。否则,规定合同的形式要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如果就法律论法律,不考虑我国目前法制不健全、法律知识不普及、形式不合要求者甚多这一实际情况,就会使大量实质上有效的合同得不到法律保护。这未免失之过严,同样不利于合同制的推行。因此,我认为审查合同的形式是否符合要求,必须结合其他有效要件综合分析,具体掌握。对于不具备法定形式和手续的合同,原则上应认定为无效。但如果合同事实清楚,内容合法,已经履行或部分履行,只是未采取书面形式或未办理公证、鉴证手续的,可视为有效,必要时可让当事人补办有关手续。此外,书面合同一般要求法定代表人或人的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的,如果只有法定代表人或人的签字,而未加盖法人公章的,只要人经合法授权,合同的其他方面也符合法律要求,则可视为合同有效。

合同有效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 转让合同

无权处分是一重要民法理论问题，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中又一重要制度，它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可见，善意取得发生于无权处分情形之下。善意取得解决物权是否变动问题，无权处分解决合同效力问题，因而分别又构成合同法与物权法领域中的重要规定事项。

一、比较法视野下无权处分行为效力

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中大量的是法律行为，规定什么样的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就成为一国物权法中的重要任务。因为物权法与一国历史文化传统最为密切的关系，各国对这一问题采纳了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

《德国民法典》代表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按照相关法条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受让人，且双方需就所有权转移达成合意。即当事人间物权转移合意加交付是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上述双方就所有权转移达成的合意及交付在这种立法规制中是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作为与债权行为分立存在的一种法律行为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之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亦包括转移所有权之意思表示。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中处分行为是与负担行为相对的一种法律行为，它指直接引起民事权利变动的法律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物权行为，指发生物权法上效果的行为，如契约。而负担行为指发生债法上给付义务的法律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或债务行为。这样，处分行为在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下并不是指通常我们理解的买卖合同，而是指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指的也就是物权行为的效力，所以当事人不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并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

债权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其相关条文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即成立,标的物所有权在法律上也由出卖人转移到买受人手中。这种所有权转移不需要另外的物权行为及交付或登记而只需债权契约即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这种立法中，处分行为即指债权合同，如买卖合同（当事人间订立的以物权的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的债权合同）。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因此处分行为的理解与债权意思主义相同（债权合同）。

我国对于物权变动的立法采债权形式主义，即意思主义加登记或交付完成物权变动过程。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规定于合同法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这一规定的解释目前通说认为，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无权处分行为属效力待定的行为。梁慧星先生主张，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之后取得处分权的有效。反之，合同无效。而不可将债权合同与物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单独认为处分行为无效而买卖合同有效。与此相对，另有观点认为51条规定可解释为物权行为待定而债权合同有效。

就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而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的适用则发生于无权处分的情形。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前文已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发生在无权处分行为情形下的。对于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定的不同理解必然制约善意取得的制度设计。物权形式主义立法中，处分行为指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合同，采债权形式主义和债权意思主义则并不承认独立的物权合同，因此，处分行为指的是债权合同。我国民法中处分行为就是指的以发生权利的变动为目标的债权合同如买卖合同。例如A把电脑借给B使用，B擅自卖给C。B与C之间的买卖合同即属于债权合同。如果符合善意取得得构成要件，C将确定地取得电脑所有权，而A丧失所有权。这种法律的特别规定是以原权利人丧失所有权为代价来保全交易便捷和安全。

目前通说，将未经权利人追认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一律认定无效。在发生相对人为善意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受让人C获得标的物所有权是因为“原始取得”，与债权合同无关，即债权合同仍属无效状态。这一制度规定存在重大缺陷。据“善意取得”制取得标的物的人一旦发现“物”有质量瑕疵便无法根据有效合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甚至发生损害相对人利益的与“善意取得”制目的相违背的情形。更何况当交易相对人虽为“善意”（即不知处分人无处分标的物的权利）但并未实际取得财产则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获得物所有权。此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的合同也会因处分权人不追认、处分人事后也未获处分权而变成无效。这对于信赖占有公示制度的交易人不公平。他只能以缔约过失追究无权处分人责任而不能按违约责任寻求补救，显然后者更能保护他的利益。至于主张在相对人善意时应“例外”地认定合同有效从而弥补以上不足又无法作到与《合同法》51条保持逻辑一致，也无法解释善意取得的价值所在。此外，将债权合同认定有效物权行为待定的主张，实际上区分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概念，是以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的。

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以保护交易秩序为目的，其适用必然发生在交易场合，那么体现这场交易的转让合同本身是否必须有效呢？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史尚宽认为转让合同有效是善意受让人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受让人之善意取得占有，惟可补正权原之瑕疵，即惟可补正让与人权利之欠缺。为权利取得原因之法律事实，必须客观地存在，假如无权原之瑕疵，其占有人应即可取得其动产上之权利，从而因无效行为或经撤销成为无效之法律行为，受物之交付之占有人，对于相对人之原状恢复之请求，不得主张善意取得之保护而拒绝占有物之返还。有谓物权行为为无因行为，其原因行为之无效或撤销，对于物权行为之效力，不生影响，故原因行为虽为无效或可撤销，其物权行为人仍有善意取得之适用。然此与物权行为之为有因或无因，不生关系，盖纵以物权行为之原因事实如不存在，当事人间至少有不当得利返还之问题，无法律上原因取得物权，当事人之一方，负有返还之义务，不得保有其权利，此则与善意取得制度之精神不符，故善意取得之规定，对基于无效或得撤销之行为而授受动产之当事人间，应不适用。”

三、 结论

依我国民法规定，动产物权变动需要有两个条件：债权合同与交付。合同法保护合法的交易行为，可撤销或无效合同的效力规定于《合同法》58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为这时“合同自始无效，受领人取得给付物之所有权的法律依据自始从未存在。这样，返还财产实际是所有物的返还，具有物权的效力。”[3]可见，在我国立法上交易行为有效是物权变动的前提。那么，在适用善意取得时也理应以合同有效为基础。如果交易行为本身尚存在无效或可撤销事由必然不发生善意取得的适用。因为在无效或可撤销合同场合买受人尚不能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为何当事人无处分权反而可使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呢？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物权变动要以有效的债权合同为前提，相对人善意只是弥补了处分人“无处分权”这一事实，却不能补正无效或可撤销合同的效力。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陈华彬 物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1

[2]史尚宽 物权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559

合同有效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合同有效；合同生效；意义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是两种不同的合同效力形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市场交易的发展，以及《合同法》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有关规定的弊端日益凸显。因此，将合同的有效和生效加以区分，能够正确地理解分析合同行为，为我国合同法律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有利于减少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

一、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

（一）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构成要件不同

《民法通则》第55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为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根据上述条文，可以得出合同有效的三个构成要件：第一，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合同当事人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其含义包括：（1）必须有效果意思，即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中必须含有设立、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2）必须有相应内容，即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必须含有明确的权利义务；（3）行为人的内在意思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并足以为外界所识别。第三，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即符合上述三个要件的合同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得到法律的肯定性评价。

然而，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合同生效，因此，对于合同生效，一般规则为合同有效时即生效。但法律中还存在三种特殊情形，其构成要件除上述三个要件之外，还包括：第一种，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在具备相应批准、登记等手续后生效；第二种，根据《合同法》第45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和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发生相应效力；第三种，根据《合同法》第46条规定，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和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和期限届满时发生相应效力。上述三种特殊情形中，必须具备相应的特殊条件，合同才能生效。

（二）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位阶与发生时间不同

综观学术探讨，关于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相互位阶关系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对合同生效与合同有效含义不加以区分，二者通用。此种观点多见于较早的民法学著作和文献中，如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等早期均未强调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别。

第二种，认为合同有效并不必然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已经生效的合同也未必已经有效。此种观点认为，例如，在可撤销合同中，当事人开始履行合同时合同生效，但该合同可能会因为意思表示有瑕疵的一方选择行使撤销权而归于自始无效，此时，该可撤销合同虽已经生效，却未能成为有效合同，因此有效并不是生效的前置阶段。

第三种，近来有较多学者认为应当对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加以区分，合同有效是合同生效的上位概念，合同行为应当经过“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合同生效”三步的过程。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合同有效是合同生效的上位概念，合同生效是下位概念，合同生效发生于合同有效之后，合同有效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

因此，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所发生的时间也并不完全一致。合同有效发生在合同订立完成后、具备有效要件时，合同生效发生在合同有效后、开始履行合同时。一般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44条第一款规定，如果法律没有特殊规定且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发生时间相同，都是自合同成立时生效。而对于有特殊规定的合同，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则有可能不同时发生，具体表现为前文所述的三种有特殊生效要件的合同。

二、区分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意义

由前述可知，合同有效、合同生效是两个相互独立、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概念，二者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不能混淆其概念，一概而论。对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不仅在理论上有极强的研究和指导意义，而且在实务工作中也十分必要。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同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首先，通过上述三个步骤，合同经由成立、有效、生效并最终促使当事人完成合同的履行过程、促使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或终止。因此，这一过程有利于廓清合同在不同阶段的性质，能够更为有效地帮助当事人明确合同法律行为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效力状态，更好地指引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其次，这一区分明确了在有效合同阶段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产生的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则强调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因过错而导致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

最后，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有助于对有效合同和生效合同加以区别地进行评价和指引，有利于加强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同时，认识到合同有效的独立意义，有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准确地运用法律相关规定，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保护与惩罚，妥善处理现实中出现的合同纠纷。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出发，这样的区分对于维护市场信用和交易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 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1.

合同有效范文第6篇

当然，按照三亚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说法，这些人如果已经在菜单上签了名，并且商家也进行了明码标价，就等于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游客们是不能就此主张权利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既不存在宰客，也不存在被宰。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心甘情愿一顿饭花费几千上万、乖乖掏钱结账的人，回过头来却又说自己挨了宰呢？

《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五十二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合同无效；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宰客绝对不会温情脉脉，当然，当被宰者身处异乡人生地不熟的时候，宰客也不必动刀动枪，很多时候，宰客者只需要说一句狠话或者几个凶恶的大汉往那儿一站，就足以让被宰者乖乖地签字掏钱。至于事先是否明码标价，事后谁能证明，谁又能提出反证呢？其实，商家把“顾客承认事前看到了明码标价”之类的条款写进合同被宰者签字，在那种情形下，被宰者也不敢不签。这样的所谓“合同”，能算是有效的“合同关系”吗？以是否签字来认定是否宰客，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这种说法若是成立，世上就不存在宰客行为了。

没有人会傻到情愿挨宰，也没有人傻到会相信在大排档吃顿饭需要花几千甚至上万元。至于那位负责人所说的“为了防止欺客宰客的行为，三亚市工商局强迫各个海鲜排档老板必须在下单时让消费者签名，消费者认可后才能下厨”，则更不可靠。因为，既然是宰客，很多时候，游客从进店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不花钱走不出门去的命运。

合同有效范文第7篇

原告某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远大分公司诉称：平安静苑小区综合楼开发过程中,*年8月18日与被告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平安静苑小区三栋住宅楼的通信管线施工协议，原告某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远大分公司与被告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议约定：原告分三次投资15万元，由被告进行平安静苑小区内通信暗配管线的施工。并约定此线路由原告独家享有产权和使用权，若被告一方违约，则赔偿给原告所有投资协议中价款的2倍。原告第一期投资到位后，被告严重违约，又将平安静苑小区的独家暗配权转给其他通信企业使用，虽然被告返还了投资款，但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不能接入使用已投资的暗配通信管线，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按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平安静苑小区通信管线施工协议在履行过程中，由于大多数小区业主对铁通业务独家暗配均表示不满，为了不影响小区住宅的销售，无奈之下被告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原告某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远大分公司先期投资的5万元予以返还，我方提出了解除合同，原告也出具了收据。在原告收到该款时，该协议已经协商终止履行，况且双方的协议侵犯了业主的利益，属无效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依法驳回。

[意见分歧]：

针对此案中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焦点，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协议有效，因为原告方为了充分开展通信业务，为被告开发的项目进行了大量投资，而被告为了节省投入，双方的协议在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下签订的，应为有效，至于第三人——小区业主在购楼过程中，如因为通信设施问题达不到满意，可以放弃购买该小区的住宅，另外业主如对某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独家暗配不满，可以选择其它方式设置通信线路，原、被告双方的合同行为属对合同双方的约束，合同应为有效，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第二种意见认为，双方的协议无效，因为原告要求被告在施工过程中对平安静苑小区通信独家暗配，就说明被告建设的小区不允许第二家电信企业采取暗配的形式进行通信施工，必然影响到其它企业正常的经营，更影响了小区居民的通信设施的选择权，如不采取通信设施暗配方式，又极大地影响到小区建设的美观，这一约定将严重影响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又属不正当竞争行为，必然归于无效，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认为，原、被告之间的通信管线施工协议约定由原告对小区的三栋住宅楼独家暗配，损害了第三人利益，属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此款的规定阐明了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这里所谈的违法性是指合同违法了法律的强制规定或公序良俗，如果法律赋予其效力将损害权利人和社会的利益。

依无效合同的立法宗旨，无效合同因当事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因而不论当事人的合同意愿如何，合同法规强制规定此类合同为自始无效，因为对“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将直接导致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本案中合同双方的行为将业主的权利进行了限制，不属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而是通过工程建设工作中的独家暗配权的约定，迫使业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房屋后增加了使用某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通信设置的极大可能性，排除了当事人的自主选择的空间，此约定既属不正当竞争行为，又侵犯了业主的合法利益。可以说我国法律规范中，关于无效合同制度体现了合同的内容或形式的合法性。

况且在本案中，因协议关于暗配权的条款直接造成被告的楼房销售产生了影响，必然不利于双方合同的实际履行，至于与其它电信部门的合同效力，属另案的法律关系。同时，小区业主自从购房之日起应享有了此房屋的所有权，包括通信管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合同中的权属约定相对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业主来说，未产生法律效力。

合同有效范文第8篇

关键词：合同效力；合同有效；合同生效；现实意义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这两个概念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所谓合同的生效，是指在已经达成合意的基础上，要用法律规定的生效的标准对当事人的合意进行评价。如果当事人的合意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标准，那么这个合同是合法的，法律就赋予它一种效力，所以这个合同就生效，它就产生了拘束力。如果当事人的合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标准，那么它就可能是无效的或者是可撤销的合同。”①通过王利明教授对合同生效的理解可看出，其对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未进行区分，将合同的无效或者可撤销看作是不符合合同生效标准的法律后果，显然对合同的有效与生效未作进一步的区分。在法律实务中的一些裁判文书也常常将“合同的有效”与“合同的生效”视作同义词或近义词而相互换用，经常出现“由于不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故合同无效”的表述。笔者认为，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对二者进行区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分

1、法律含义不同

合同有效是指已成立的合同能够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体现为法律肯定当事人之间设定的权利义务。对合同有效的判断是一种法律价值判断，只有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合同有效要件，该合同才能受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如果甲和乙订立书面合同约定：“甲将50克冰毒出售给乙”，该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是由于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并不能发生效力。由此可见，合同有效与否的关键在于已成立合同的效力能否得到法律的认可。

合同生效是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判断合同是否需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或者合同双方当事人所约定的事项，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是否能够实际开始运行。相对于合同有效而言，合同生效是一事实判断，并不涉及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合同是否生效，决定着一方有无依合同请求对方履行义务的权利存在，解决的是合同效力发生的时间点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合同有效的要件是法定的，合同生效的要件可以由当事人约定。合同有效解决的是合同能否发生效力并得到法律的保护的问题；而合同生效是在肯定合同能够发生效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判断合同何时或何种情况下能够实际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2、判断规则不同

《民法通则》第55条明确规定了民事行为的三个有效要件，合同作为一种双方民事行为若要有效，自然也要满足这三个有效要件。因此，在《合同法》未规定的情况下，对合同是否有效进行判断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合同当事人适格；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合同主体内心的效果意思与外部表达相一致；三是合同各要素及合同目的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合同有效是合同生效的前提，因此，合同生效首先要具备合同有效的三要件。一般情况下，合同如果被法律确认为有效便能同时生效，但在一些情况下也存在合同有效但不能生效的情况。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合同。这两类合同在成立之时，只要符合法定的有效条件，便属于有效的合同；但在所附条件成就前或所约定期限到来前，它们对当事人只有形式的拘束力（不得任意变更、撤销），没有实质的拘束力，合同所约定的内容是否需要履行尚处于未知状态，即它们尚未生效。②二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的合同。该类合同在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前是有效的，只是未生效而已。此种情况针对的是该合同本身依法须办理登记手续，如合同本身无需办理登记，只是物权变动等需要办理登记，如未办理登记，不妨碍合同的生效。

3、法律效力不同

合同的法律效力一般体现为会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拘束力，法律拘束力不仅包括形式拘束力还包括实质拘束力。一般情况下，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是同步的，所以此时合同不仅具有形式拘束力还具有实质拘束力，即不允许随意变更撤销，同时在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时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从而达到当事人订立合同所预期的法律效果；特殊情况下，合同有效后由于不具备当事人所约定的生效条件或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批准、登记手续而不能生效时，法律对该有效但未生效的合同只是具有形式拘束力，待生效条件具备后才能产生实质拘束力。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法律效力的不同，决定了不具备有效要件的合同与不具备生效要件的合同的效力的差异性。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因情况不同会出现不同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效力待定、可撤销或者无效，但都体现了合同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生效要件时，法律对合同予以否定性评价；未生效合同仍然具有法律的拘束力，即法律对该合同的效力予以肯定性评价，只是因合同生效条件欠缺而不发生合同主体预期的法律效果。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法律含义、判断规则以及法律效力上，两者法律含义的不同决定了其判断规则与法律效力的差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未生效的合同中的“效”主要是指不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就未生效合同产生争议时，法院应尽量促使当事人完成生效条件，促使合同生效。如果最终不能符合合同生效条件的，合同中关于责任承担以及争议解决方式条款的效力不受影响，该类条款已经对双方产生事实上的约束力。

二、对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进行区分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对合同效力状态做出更为准确的描述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是合同的两个不同层态，彼此间不能等同。如果将合同的有效等同于合同的生效，那么，对于附条件、附期限合同的效力的必将陷入混乱，对于依法须经批准、登记手续的合同的效力的认识就容易发生偏差。

2、保证法律规定的一致性与内在统一性，便于准确理解法律条文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该条文明确规定了，依法成立的合同法律约束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合同；二是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根据上面对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效力内容的对比可知，只有在合同生效时合同才产生实际履行力，在附生效条件、附期限或满足法律规定条件才能生效的合同中，依法成立的合同只是处于有效状态，而并未生效，因此并未产生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约束力。显然，该条只适用于一般情况，在特殊情况下，由于未对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进行区分，在理解和适用法条时会出现前后矛盾。

《合同法》第4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本人认为，第4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直接越过了合同有效这一效力状态，在逻辑上显得不太衔接，法律法规规定要办理生效手续、当事人约定生效条件或生效期限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在未办理生效手续、约定条件未成就或约定期限未到达之前，该合同的效力如何？是生效还是未生效，有效还是无效？由于法律对生效和有效并未明确加以区分，所以导致人们对这些法律条文的含义做出不同的理解。因此，笔者更认可有学者主张的将44条规定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有效”或者“依法成立的合同，当事人如未约定生效条件和生效期限或法律、行政法规未规定生效手续的，自成立时生效”。③

3、有助于法官准确地运用法律处理合同纠纷，促进交易，合理分配责任，同时也避免出现裁决的尴尬

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如将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相混淆，则会导致当事人间责任分配的不合理，违反司法公平公正原则；将具备有效要件但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则原本有效的合同因法院的错误裁判而无效这将会影响交易效率，浪费交易成本，违反司法效率原则。因此，正确区分合同的有效与合同的生效，对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确保司法公平公正，促进裁判效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总结

由于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在法律含义、判断规则以及法律效力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在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对二者进行有效区分，进而对合同的效力状态进行准确界定，从而有助于理顺法律条文间的关系，提高法律理解及适用的精准度，避免司法实践中法律裁决的尴尬。（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

注解：

① 王利明：“合同无效制度若干思考”，载王利明、奚晓明主编：《合同法评论》2004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② 刘家安，周维德，郑佳宁著：债法一般原理与合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版，266页

③ 马齐林.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辨析[J]学术交流.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李晓云著，合同法焦点・难点・指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月版

[2]刘家安，周维德，郑佳宁著：债法一般原理与合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4月版

[3]王利明：“合同无效制度若干思考”，载王利明、奚晓明主编：《合同法评论》2004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4]张晓远.合同成立、合同生效与合同有效辨析[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6期

[5]马齐林.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辨析[J]学术交流.2004年4期

合同有效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自始不能履行合同；合同效力；民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7-0289-03

0 引言

在自始不能履行合同的效力上，罗马法学家尤文第·杰尔苏（Juventius celsus）提出“给付不能的债务无效”，作为对罗马法学的继承的《德国民法典》第306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契约，无效”，[1]对于自始不能合同无效，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不合理，台湾学者孙森焱认为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不能异其效力，[2p54]王泽鉴认为，就“立法政策”而言，吾人认为纵在以客观不能之给付为契约之标的，在逻辑上亦非当然须令契约无效，使债权人仅能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现行民法”继受德国普通法理论，区别给付不能之类型，而异其效力，是否妥适，实有疑问。[2p56]在日本，广中俊雄、星野英一等教授认为，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在法律上的效果巨大差异实属不当，纵然在自始全部不能的场合，亦不能以合同当然无效，妥当的做法是与嗣后不能一样作为债务不履行，而承认履行利益之赔偿。[3p361]在德国学者帝策、拉贝尔和茨威格特等比较法学者也批判“自始不能合同无效”[3p361]。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CISG）、《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简称PICC）、《欧洲合同法原则》（简称PECL）都是认为合同有效，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第311a条第1项后段）也改变了合同无效的立场，而认为合同有效，我国合同法立法时确认了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有效。但是，我国合同自始履行不能在民法规范体系中并不是协调的，其中有些规范之间存在矛盾，需要进一步解释。当然，对于规范的检讨必须放到司法实践中进行检查，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法律行为视角下的效力判断之间的矛盾

对于自始不能履行在我国的现行体系中主要集中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其中，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意思表示真实；第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该条文从法律行为的角度对所有民事行为作出规范，作为“总——分”立法的民法立法技术而言，民事法律行为对任何类型的民事行为都是适用的，因而自始不能履行合同依然要受到法律行为构成的评价，中国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继承德国法律行为的概念上，创设了民事法律行为，而且要求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合法性，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时时在接受法律行为的评价，依然要受到“合法性”的评价，即一个标的不存在，或者处分他人之物的违法行为能发生特定的法律效果吗？在民事法律行为要不要合法性的问题，要不要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近年来虽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以合法性为前提，但是学者及合同法的立法并没有受到合法性这一问题的限制[4]。否则，在自始合同履行不能或者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情形下应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那么对应的合同无效。另外，对于《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部分学者认为标的需可能、确定[5][6]。当然，也有不同的认识，即依照法律规定并没有将标的的要求进入评价对象，因而只要满足主体条件、意思表示条件、不违法即可成立。认为55条包含标的只要求的理由是“依民事行为的本质，其内容不确定，不能据以划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以不可能事项为民事行为内容，违反民事行为制度的本旨。[7]”因此，民事行为的内容必须确定和可能。同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如果所附条件是违背法律规定或者不可能发生的，应当认定该民事行为无效。该司法解释进一步补充了，法律行为生效标的必须确定和可能。目前，根据我国《物权法》及物权法生效前的司法实践，在处理一物二卖的情形时并没有否认合同的效力。我国《合同法解释二》第15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文则证明买卖行为的效力与标的是否“确定、可能”无关。另外，根据我国合同法，一个能有效履行的合同也只需主体条件，包含标的数量的意思合致，其它的如履行地、履行方式、对家等都可以通过法律补充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合同。因此，标的确定和可能并非一个合同有效的满足条件，对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5条规定时应当将标的及合同的条件区分开来判断。

2 合同法下自始合同有效的责任救济不足

将给付不能，加以分类，并赋予不同之法律效果系德国19世纪Pandektenwissenschaft （注释法学）之产物，并为德国民法所接受[2p55]。从德国债法来看，其救济体系也是多样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延续这种区分的救济，311a的这种努力使得双方当事人获得平等的利益。从我国合同法的救济来看，任何形式的合同义务的违反都统一到合同责任上来。对自始不能履行合同以统一的违约的救济并非一个完整的平衡合同交易双方的救济体系。如果履行不能只能以违约救济能达到恢复失衡的民事法律关系可能并非绝对，因为在诉讼中还必须受到债权平等保护的目的，同时还受制于合同当事人的经济条件。因此，在现代社会保险的兴起，使得即使标的物灭失的而产生的履行不能，基于该灭失的原因而产生的替代利益或替代物依然存在。如，标的物遇上火灾，但是可能存在保险赔付。再如，甲有座房屋欲卖给乙，双方订立了协议，但是甲之妻听说单位交旧房可以换取新房，于是将旧房的房产证给了单位去换取新房。再如，A欲将自家使用的冰箱卖给乙，但是签订合同时，冰箱损坏，生产厂家答应A换一台新的。因此，在此情况下，如一位追求违约责任可能并非最终的选择。

对于债务不履行对“受害当事人”的救济可以整理成三种：①向着合同利益的本来实现的救济手段；②以金钱代替的方法实现合同利益的救济手段；③从合同拘束中解放的救济手段[8]。对应的合同履行不能的救济体系则包括：①以代偿请求权为救济方式的以原有的合同利益的实现的救济。此种救济方式可达到合同履行实现的圆满的利益保护。通过此种保护“受害当事人”是最圆满的，但是此种保护因代偿请求权的实现依赖履行不能的原因与债务人取得利益的原因的同一性的的限制，还有取得利益的可转让性的限制其适用范围有限。如债务人丧失一项财产利益而取得一项人身性的利益，则不可能取。在保险兴起的现代社会承认代偿请求权的意义是重大的，其甚至可以让合同当事人免除不可抗力风险对合同当事人的影响，因此，此点在抵押合同中已经被运用了，比如房屋按揭中，银行会要求抵押人必须对房屋投保火宅保险或其他意外保险。当然，代偿请求权的确立会改变交易风险的注意程度，但是这无害于社会交易和合同法公平、效率及鼓励交易的法的价值，也更能体现公平和诚实信用。②是给金钱弥补损害的救济——违约与损害赔偿。此种救济方式是合同法特有的救济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救济方式，但是违约救济的方式在弥补损害。合同订立的目的在于履行而非为了获取违约金，因此违约是对合同非常态下的救济手段。③是合同解除，合同解除也是合同救济体系中重要一环，合同因解除权利义务消灭，当事人因合同解除而从合同约束中解放出来。市场经济是一个竞争、高效、自由的社会。因此，合同解除的效果使得当事人从合同约束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参与市场竞争，也是自由所必需的。对于合同履行不能应当构建一个有效、合理的合同解除体系，使得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目的不达到时得到“解放”。因此，在履行不能之情形下，应当增设代偿请求权，改变统一违约责任救济方式，以便“向着合同利益的本来实现的救济”。

此外，在统一违约救济下，我国对于违约救济的违约归责上是多样归责，因而原因对违约具有重要的影响。如依照《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即普通情况下采用严格责任[3p528]。同时，我国《合同法》中对于供电合同中供电人的责任规定的是过错责任，从合同法第179条、第180条、第181条的规定看得出结论，还有第222条规定的承租人的责任、第262、265承揽人的责任、第280、281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承包人的过错责任等。因此，同一原因在不同的类型的合同是否构成违约不同。如电力公司与某公司在签订供电合同，但是因为进网的电力少，电网的电量不足无法履行合同，供电公司没有过错，因而不能承担违约责任。这样在过错责任下和严格责任下的合同会产生不同的救济。这样就产生履行不能合同有效，但是效果不同。如：12月1日A、B订立购买油画的协议。现发生如下情形：①11月30日该油画已经被其妻卖出，其是否构成第三侵害债权，对于卖画人B是否是正当事由？依照第107条严格责任，可以在所不问，B承担履行不能违约责任。②如果A、B订立的是承揽合同，由B作画而A付给相应的报酬，11月30日颜料供应商中断原料供应，履行不能，此时对于该画作不能给付B存在过错，那么此时的履行不能B没有过错不承担违约责任。A只能寻求返还价金（不当得利）而不能请求违约。

但是作为履行不能从当事人的利益的平衡来讲，不能因合同违约归责的不同而异其法律效果，同样也不能因履行不能的类型而异其效果。履行不能的救济方式上以违约救济能达到平衡的效果，但是如果履行不能主张违约责任救济要受到违约归责的事由的约束，那么，契约的正义会受到挑战，因为履行不能者能够格外获得利益，契约必须得到遵守会受到挑战，这种挑战哪怕来自于当时人疏于谨慎的情形对社会而言破坏的是契约必须遵守的信条，因为受害人当事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济，履行不能者却可能因此而获益。因此，建立履行不能的独特的救济是必须。

3 自始不能履行之情形合同有效与《合同法》第54条规定可能的冲突

《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有学者认为，从该规定可以推出，如果当事人误认为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可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而可撤销合同说明合同是有效的[9]，因为，可撤销合同以合同有效为前提的。但是对于重大误解，如果是与履行不能的事由同一，能否撤销合同？如甲、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是该房屋在签订合同之时已经被其妻卖出，此时的情形如果允许甲以对标的物的状况的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其实对债权人不利。将自始不能履行的法律后果由不能履行的合同当事人承担是由风险承担理论所包含的，“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误认为标的存在而签订买卖合同，风险应当出卖人承担，而不应当由买受人承担。重大误解属于意思瑕疵，并不包含风险负担，因此对于履行的误解应当是一个风险问题且在可避免的范围。因此，对于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将风险负担分离，不否认存在自始履行不能之情形下可以存在以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撤销权，但是如果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是因为经营风险等引起的，固不应当撤销合同，而应当进入违约救济，给予相对方损害赔偿或违约赔偿。从而实现合同权利义务的权责统一。

4 合同法第51条与自始不能履行合同有效的逻辑上的冲突

无权处分是指处分人没有处分权或者未取得权利人的同意以自己的名义擅自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对于无权处分，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于该条文学者目前有3种意见，一是无效说；二是效力待定说；三是有效说。无效说是从处分人欠缺所有权的角度而言，效力待定说是从追认这一形成权对合同的影响，有效说认为合同法51条所指的是处分行为。因而，在自始不能履行的判断上，如果擅自处分他人财产，是一项无效的合同，那么，此时合同不能履行应当是无效，如果擅自处分他人财产，是一项效力待定的合同，那么此时履行不能也应当是效力待定，不可能出现无权处分合同无效而自始不能履行或嗣后不能履行合同有效的情形，因为这是同一份合同。因此，为避免逻辑上的冲突，我国合同法的无权处分合同应当是合同有效。正如有学者主张：《合同法》第51条所称的“处分”应指处分行为，所谓“该合同有效”应指处分行为有效而非买卖合同有效。因为处分权欠缺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适用区分原则，则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必须按照该行为成立的自身要件予以判断，而不能以物权的变动是否成就或处分行为是否有效为判断标准[10]。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应当得到贯彻。而且，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这一规定说明，区分物权效果和债权效果是必要的①，因此正确理解《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应当将51条解释为合同有效，否则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无权处分的交易，交易相对方依照《物权法》第106条的善意取得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后，其依然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如果合同有效，出卖了而且有了履行行为，对于交易方援引《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获得确证的归属，这才与目前无权处分的法律效果相对应，否则如何解释无权处分人的交付这一行为（或者从履行的角度来看无权处分人的履行行为），同一样也出现在合同履行有瑕疵，交易相对方虽然援引《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取得所有权，但不影响诸如减价、迟延履行违约金等主张。因此，合同法52条应当解释为合同有效，否则也将在逻辑上无法解释履行不能合同有效的立场。

5 免责事由与合同自始履行不能之关系

《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的免责与合同履行不能可能构成原因关系，即自始不能履行的原因是发生不可抗力引起的，在合同的有效性上并不会构成矛盾，但是免责事由会两种效力即合同无须履行，即履行责任的免除。二是违约责任的免除。因此，对于自始不能履行当事人对履行要求的抗辩二者都可以达到免除履行责任。因而出现免责事由当事人可以任一主张之。但是作为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应当注意与风险区别开来，遇到百年不遇的雪灾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对于粮食商业购销合同而言是商业风险，对于事先与农民签订的粮食收购协议而言是不可抗力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因此，南昌航宇实业集团公司诉江西电视台不按合同约定播出上星广告违约赔偿纠纷案因不可抗力恐有失妥当，卫星发射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风险的行为，当事人应当事先做出安排，在合同中将此情形列为免责事由，来免除责任承担，但该案例的资源有限对法院的判决未敢妄加揣测。

注释：

①我国《物权法》第15条的规定有人认为其存在物权合同和债权合同，如刘心稳教授、王卫国教授，但是孙宪忠教授、崔建远教授等则认为该条文不能成为物权合同存在的说明.本文基于写作目的，无意于解释物权合同存在与否，但是不可否认物权法第15条区分了物权法律效果与债权法律效果的相对分离.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违约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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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庆育.法律行为梳理证[J].中外法学，2008，（3）.

[5]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1.

[6]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61.

[7]李宜琛.民法总则[M].台北：国立编译馆，1943：223.

[8]韩世远等.履行障碍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7.

[9]韩世远.合同法上的履行不能问题[N].人民法院报，2004-01-09.

合同有效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有效；一般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77－03

缔约上过失责任自罗马法开始，即为立法及学说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刻和周密的分析始自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所主编的《耶林法学年报》第四卷上发表的《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之损害赔偿》。耶林在该文中精辟地指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也应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在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和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缔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项信赖而生的赔偿。”[1]由此可见，其所提出的缔约过失责任仅存于合同成立前阶段。我国理论界目前对缔约过失责任适用条件的主张已经扩大到合同有效之场合，但对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有效场合的适用是作为特殊适用还是作为一般性责任原则适用尚有争议。笔者从法理的角度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作为诚实信用原则权威性、有效性的体现，在整个合同缔结、履行过程中，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法理学基础，故其应作为一般性责任原则适用于整个合同领域。

一、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正当性基础，为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般性责任原则在整个合同领域适用提供了法理学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诚实信用原则观念表现在一般的恶意抗辩中。其被称为系属帝王条款，君临法域之基本原则，是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学者称之为“帝王条款”。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典基本上均规定了这一原则，也是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作为有实际约束力及效果的原则，适用于整个合同领域。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给对方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2]。缔约过失责任作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责任，理应作为一般性的责任原则存在于整个合同领域。否则，拒绝缔约过失责任的有效合同如同没有窗户的屋子，必然成为黑暗的尽情之处。实践上的合同关系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发展性，而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如果试图用事先的契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将来所有合同权利义务的想法，是不科学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如同法理上众所周知的成文法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及某种程度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特点一样，总是在流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社会生活面前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因此，承认缔约过失责任应作为一般性责任原则适用于整个合同领域是必要的，也是有着深厚的法理学基础的。

二、从合同义务的视角，在合同有效场合应有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空间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先契约义务，造成相对方信赖利益损失的结果，而先契约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缔约过失责任所保护的信赖利益，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的注意对待他人事务、恪守良易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的必然结果。在民法理论中，义务与责任是相对应的概念。义务是责任的前提，有义务才有责任。而契约过失责任对应的即是先合同义务，这是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所在。所以，违反先合同义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内在核心。所谓先合同义务，是指缔约人为签订合同，在相互磋商过程中依诚实信用原则和一般交易惯例而逐渐产生的注意义务，它包括相互协议、互相保护、相互通知、相互保密等。缔约人因故意或者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即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所以，判断当事人是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应以当事人是否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了先合同义务为判断标准，而与合同是否成立及其效力情况无关[3]。根据法理，缔约人因过错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即使合同有效成立，仍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从另一角度看，合同债之关系，除给付义务及附随义务外，尚有所谓的“不真正义务”（Obliegenheit,一译间接义务）。不真正义务在保险法上最为常见，如投保人于保险标的的见险增加后的告知义务；不真正义务在民法上也有，典型的表现为减轻损害的义务（《民法通则》第114条；《合同法》第119条、370条）等[4]。违反合同给付义务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是违约责任，而违反合同附随义务及不真正义务是适用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呢？笔者认为，由于合同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法理学基础，且一般均没有纳入合同条款，故其内容需以诚实信用原则进行确定。在这种情况下，附随义务和不真正义务的确定不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而是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违反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应当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而不属于违约责任[5]。

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合同有效之场合提供了先例

关于合同有效场合之缔约过失问题，在学说上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莱昂哈德于1896年提出，1912年4月26日被德国法院判决采纳，此后，肯定合同有效缔结场合的缔约上过失一直成为通说见解。

从司法实践看，德国的判例与学说将缔约过失责任发展为“不仅适用于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领域，而且还适用于某些有效成立的场合。例如，卖方在合同缔结前的说明未涉及标的物的特质或瑕疵时，可承认担保责任与缔约上过失责任的竞合；在具有专门知识的卖方与无经验的买方的合同中，即使卖方对标的物品质的说明与瑕疵并无关联，也可成立缔约上过失责任。”[6]例如，在德国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一个私人工程公司与一个市立公司就在街道地下铺设排水管工程签订了合同，合同的内容之一就是把排水管埋设在一定深度的地下水水平线以上，为了使私人工程公司估算工程的报酬、费用，市立公司在违约之际提供了设计图纸，随着工作的进展，私人公司发现市立公司提供的图纸有错误，私人公司不得不规避错误，做了正确的工作，但结果超出了其预算估价。法院认为，因雇主过失错误陈述，相对人可撤销该合同，但因为该案私人公司没有选择这种撤销权予以救济，而是善意的修正后履行了合同，此合同有效，对于私人公司所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于缔约阶段存在过错的市立公司应负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其多支出费用之损失。在德国，卖方在合同缔结前的说明未涉及标的物的特质或瑕疵时，可承认担保责任与缔约上过失责任的竞合；在具有专门知识的卖方与无经验的买方之间的合同中，即使卖方对标的物品质的生命与瑕疵并无关联，也可成立缔约上过失责任[7]。但后来随着德国民法典债务法的修改，情况有所变化，即对于卖主于缔约交涉之际对标的物的性质未作必要说明，且有应可归责事由的场合，以及收买企业时卖主关于纯收益做了错误的报告，判例对此否定瑕疵担保请求权，而一般有相当长时效期间的契约缔结上过失的请求权，对买主予以救济[8]。日本的判例与学说也认为，缔约过失责任可以适用于标的物有瑕疵和缔约人违反保证但合同仍有效的场合[9]。在我国台湾地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类型有：（1）合同不成立；（2）合同无效；（3）缔约之际未尽通知等义务致使他方遭受财产损失；（4）缔约之际，未尽保护义务致他方身体、健康受损失。显然，后两种类型并不排除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可能。

从立法例看，一般只是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为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因过错行为违反先合同义务且造成对方损害，并不以合同是否有效成立为成立要件。例如，《希腊民法典》第197条规定：“从事缔结契约磋商行为之际，当事人应负遵循诚实信用及交易惯例所要求的行为义务。”第198条规定：“于为缔结契约磋商行为之际，因过失致相对人遭受损害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契约未成立亦然。”此规定隐含了缔约之际因过失致相对方损害，即使契约已成立，亦应负缔约过失责任。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440条规定：“如果诈欺不是能够导致恶意形成的诈欺，则尽管没有诈欺该契约会根据不同的条件缔结，但是契约有效；不过，恶意缔约人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在意大利民法中，缔约过失责任可以存在于合同有效的情况。再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三章“合同的效力”中第3.18条规定：“无论是否宣告合同无效，知道或理应知道宣告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以使其对方当事人回复到未曾订立合同时的相同地位。”此规定实际上确认了当事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不以合同是否有效为依据。

四、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合同有效之场合提供了空间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在合同有效成立情况下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结论实际上也包含在对《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的合理解释范围之内。

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报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该条第1项规定，一般认为是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合同未成立的情况。因非本文论述内容，故在此不加以论证。

该条第2项规定的情况，实质构成民事欺诈。如果因受民事欺诈而签订合同，受欺诈的一方可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受欺诈方有损失的可依《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请求赔偿。对于合同被变更后的法律责任，我国《合同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因可被撤销或变更的合同，其原因均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所以对于合同被变更后的法律责任，可适用于合同被撤销相同的法律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受欺诈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其效力决定于撤销权的是否行使，而是否行使撤销权乃由受损害缔约人自己决定。对于因受欺诈订立的合同，受损害缔约人未行使撤销权的，该合同有效。此时，受欺诈的缔约人受损害的，是否可依《合同法》第42条第2项规定获得赔偿？欺诈人承担责任的性质是什么？笔者认为，在缔约过程中，以缔约人是否已订立合同为标准，按欺诈人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害所发生的阶段，可将损害区分为缔约人尚未订立合同时已发生的损害和缔约人已经订立合同后发生的损害。据此，笔者认为，《合同法》第42条第2项规定的损害赔偿应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欺诈行为成立于缔约阶段，受欺诈的损害结果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的损害赔偿，属于合同不成立时缔约过失责任的一种；二是欺诈行为成立于缔约阶段，受欺诈的损害结果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的损害赔偿。在这种情况下，情报提供义务的确定不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而是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违反情报提供义务应当构成缔约过失责任，而不属于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需要指出的是，非欺诈而因过失违反情报提供义务，在无过错方所受损害发生于合同成立前，并且最终没有成功缔约时，可构成合同未成立时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在无过错方所受损害发生于合同有效成立后，也可构成合同有效时的缔约过失责任。

该条第3项规定表明，该条规定的理论依据即为诚实信用原则。其内容包括因显示公平或重大误解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导致合同被撤销或变更的情况。当然也涉及到因撤销权消灭或可撤销合同被变更而导致合同有效情况下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问题。因笔者在对该条第2项进行法理分析时已涉及这方面内容，故在此不再进行论证。笔者主张，缔约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给相对方造成损失的，如该损失发生于合同有效成立后，可构成合同有效时的缔约过失责任。

由以上论证可以看出，《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实际暗含着只要缔约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缔约过失行为，且给对方造成了损害无论合同效力如何，均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含义。

《合同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规定实际上也说明，即使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只要缔约人存在违反保密义务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行为，即可适用缔约过失责任。

五、合同有效之场合信赖利益赔偿范围的确定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中信赖利益赔偿范围问题是争议较大的，目前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信赖利益损失，是指缔约当事人因信赖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但由于该法律行为的不成立或无效所蒙受的损失[10]，缔约过失责任中的信赖利益损失只存在于合同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况下；另一种观点认为，因缔约一方过失致使相对方额外增加了交易费用和成本，即使合同有效成立，对于这些本不需要支付的额外增加的费用和成本仍可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

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中的信赖，应当是对缔约相对人缔约行为的信赖，而非对合同的信赖，合同的生效成立只是被信赖的缔约行为的结果，而不应作为确定信赖利益的前提。因此，将信赖利益损失限定于合同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是不全面的。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亦存在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可能。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合同有效成立后，信赖利益会从合同的履行中得到补偿，因此，不产生信赖利益的赔偿。但在某些情况下，因缔约人违反先合同义务，如应告知而未告知，应说明而未说明，致使相对方额外增加了交易费用和成本，即使合同有效成立，对于这些本不需要支付的额外增加的费用和成本仍可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

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同有效成立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存在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此时，信赖利益不仅包括各种正常缔约费用，而且包括缔约人因信赖而额外支出的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88-89.

[2]孔祥俊.合同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136.

[3]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论合同有效成立情况下的缔约过失责任.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3.

[4]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92.

[5]康晓磊，陈洲.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有效条件适用的法理探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5）.

[6]刘莉萍，吴智峰.浅谈合同有效场合之缔约过失责任[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7]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3）.

[8]梁慧星译.德国民法典债务法的修改[J].外国法评译，1993，（1）.

[9][日]本田纯一.关于契约缔结上的过失[J].现代契约法大系（1）.有斐阁，第193页/转引自崔建远《缔约上过失责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