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条款范文

合同条款范文第1篇

定作方：＿＿＿＿＿＿＿（简称甲方）

承揽方：＿＿＿＿＿＿＿（简称乙方）

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下列条款，共同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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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或项目│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价款或酬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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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仟佰拾万仟佰拾元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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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的质量、包装、加工方法：

2．原材料的提供以及规格、数量、质量：

3．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4．验收标准和方法：

5．结算方式：

6．违约责任：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外，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都要承担违约责任。

（1）承揽方的违约责任：不能交付定作物或完不成工作，偿付不能交付定作物或不能完成工作部分价款总值＿＿＿＿％或酬金总额＿＿＿＿的违约金。

（2）定作方的违约责任：中途变更定作物的数量、规格、质量和设计等，赔偿承揽方因此造成的损失，中途解除合同，属承揽方提供原材料的，偿付未履行部分价款总值＿＿＿％的违约金；不属承揽方提供原材料的，偿付承揽方以未履行部分酬金＿＿＿＿％的违约金。

7．双方约定的其它条款：

8．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宜，应以书面协议，作为附件。

9．本合同执行中发生纠纷，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都可以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10．本合同一式＿＿＿份，正本双方各执＿＿＿＿份，副本送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存查。

11．本合同有效期限：从双方签署之日起到＿＿＿＿年＿＿月＿＿日止。

12．本合同签订日期：＿＿＿＿年＿＿月＿＿日

定作方：＿＿＿＿＿承揽方：＿＿＿＿＿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

帐号：＿＿＿＿＿＿＿帐号：＿＿＿＿＿＿＿

合同条款范文第2篇

关键词:格式合同;解释;《合同法》

中图分类号:D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84-01

合同法不仅是法学专业的基础学科和主干课程,而且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关系密切、无处不在。因此,合同法涉及的知识与内容也就相当广泛,在此我也只能从中选择一个方面来简单的谈谈我的看法与认识。

格式合同既为合同的一种,其解释自应遵循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但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合同法已经借助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以及具体的强制行规定,调整或修正合同自由原则,由此产生了全面社会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对格式合同解释的影响最为显著。具体而言,这些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解释的客观化。解释的客观化,是指当事人真意应依客观表示的示范意义而定。依此理论,合同解释的目的,并非在于确定当事的真正意图,而在于合同内容所体现的客观的、一般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应以社会上深思熟虑的理性人所能了解的含义,作为解释的标准。

众所周知,法律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在传统的合同法理论中,缔约程序是由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构成的,当事人双方经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合同,合同法恰恰就是以此确立合同订立规则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几乎所有的商业领域都在广泛使用格式条款。虽然商人们使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初衷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但是令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格式条款的出现带来了法律上的难题。这主要是因为,在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时,合同相对人往往是在被动地接受格式条款提供人事先拟定好的合同内容,几乎没有协商余地。

格式条款虽然是由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但这并不是说格式条款只能由该当事人实际拟定,其他人均无权参与。在实践中,格式条款的拟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是由企业或企业团体为了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重复使用而拟定格式条款,这是最为常见的格式条款的形成方式,我们通常所见的格式条款都属于这种情形。第二种是由企业或企业团体与代表消费者利益的团体共同拟定格式条款。第三种是对于以上两种方式拟定的格式条款,需要经由国家主管机关予以核准。第四种是由不代表任何一方利益的公正中立的第三人拟定。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格式条款这部分内容当中,有一个知识点十分值得我们关注,也就是关于“异常格式条款不得订入合同”的规定。我们在判断某一条款是否为异常条款时,应当遵循以下几个标准:第一,格式条款因该条款的存在而与该法律行为所属示范合同之间差异的程度。第二,该条款的语言或表达方式。第三,格式条款使用人是否尽到了提醒相对人注意的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我国的格式条款立法起了奠基作用,该法的立法者发现了格式合同的广泛使用对消费者权益的重大影响,并试图作出一定的规制。不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确认格式合同订立的法律规则,只是对“格式合同”的效力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相比较而言,在我国立法中,《合同法》第39条最为集中地规定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求。根据《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由如下要件构成:(1)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2)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3)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有的学者认为,格式条款欲成为合同内容的实质性条件是条款对双方具有公平性,程序性条件是对免责或限责条款应采取合理的方式予以说明。

对于格式合同条款而言,格式条款的特殊解释规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下面我就想谈谈自己对格式条款解释方法当中的客观解释的看法。对格式条款的客观解释主要体现在:第一,解释资料的客观性。第二,探求当事人真意的客观性。第三,利益衡量的客观性。由于格式条款具有约款与规范或制度的双重特征因此其解释应当同时适用法律解释与合同解释的规则,并以客观合理的标准进行。也就是说,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从消极的方面而言,应不受交易当事人个别主观的情绪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而言,则应使以格式条款为内容的将来不特定多数的交易具有统一适用的内容。

合同条款范文第3篇

话说这高国强（化名）大学毕业后经过几年奋斗，开了家小公司，公司起步阶段业务不多，人也不多，办公场地要求也不高，在一座商住两用楼租了套两室一厅，和房东刘杰（化名）签了一份《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每月租金5000元，保证金15000元，租期自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双方还约定在租赁期间，非《租赁合同》规定的情况承租方中途擅自退租的，出租方可没收保证金，保证金不足抵付损失的，承租方还应负责赔偿。

头一年双方依约而行，倒也相安无事。高国强的事业蒸蒸日上，迅速发展。到2007年底的时候公司规模扩大了2倍，原来的办公场地明显狭小也不够档次，是到挪挪窝的时候了。

2007年12月15日，高国强向刘杰发出通知函，要求在2007年12月31日提前退租，并且同意刘杰没收15000元保证金，作为赔偿。刘杰收到函件后认为15000元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高国强也不愿再出更多的钱。于是刘杰将高国强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45000元（刘杰认为他的损失就是2008年度的租金60000元，减去保证金后还应索赔45000元）。在充分听取了双方意见后，法院认为，《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均应当恪守履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满足条件时可以解除合同，合同在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高国强和刘杰对于承租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进行了约定，即需要支付15000元的保证金作为对出租方的赔偿，且如果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损失的还需要另行赔偿。关于损失问题，刘杰在收到高国强交回的房屋后完全可以重新出租以阻止损失的扩大，而如果刘杰将剩余时间的租金作为损失计算的话，可能获得双重收益，有违民事法律的补偿性原则。根据以上分析，法院驳回了刘杰的诉讼请求。

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合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提醒各位看官千万不能随便签字。若是没事倒也罢了，若是起了争执，还是要看双方当初如何约定的。如果对合同的内容吃不准，还是请专业人士看看，免得日后委屈。

合同条款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合同条款；理解；执行

合同条款的理解与执行对合同的实际履行至关重要，实务中因合同承办人员对合同条款理解、执行有误，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本文拟通过一起服务合同条款的理解与执行问题进行讨论，以提高合同承办人员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保证合同的有效执行。

一、问题提出

2011年6月，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操作工委托培训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乙公司对甲公司50名操作工进行为期3个月的岗位实习培训，培训费用为每人每月600元，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9万元。同时，合同第十条规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就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关问题处理往来的通知、函件、电子邮件以及其他书面材料，经双方确认后即可作为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培训人数增加，甲公司合同执行人员依据合同第十条的规定致函乙公司，要求增加培训人员，乙公司回函同意。随后根据双方往来函件，甲公司新增人员到达乙公司岗位实习。当合同约定的付款期到来时，乙公司按照甲公司的实际培训人数，连同上述函件一并提交甲公司财务申请付款。由于申请付款的金额与合同价款不符，往来函件中只有双方合同执行人员的签名，甲公司财务部拒绝付款。由此造成合同不能正常履行。

二、问题分析

上述问题本身并不复杂，但却关系合同能否正常履行，因此不能算是小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合同执行人员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执行有误造成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对合同第十条的设立目的理解不够。

实践中合同执行人员从未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解出现过问题，但从实际发生的问题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合同履行过程中”揭示了合同第十条订立的目的及其适用条件。因为合同签订前，与合同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在合同中予以明确。明确的方式，一是通过合同条款明确表示，二是直接将与之有关的文件材料作为合同附件，因此此时与合同有关的问题尚无需通过该条款处理；而当合同终止，与合同有关的问题已处理完毕，该条款已无适用的必要。

上述情况表明合同第十条实际是为合同签订后与合同有关的未定或未知问题的处理设立的。其适用条件是当未定问题需要确定或未知问题出现之时，所涉及的问题本身是合同没有规定的新问题，处理方式是由合同双方协商（确认）解决，因此对新问题的处理在性质上属于合同变更或补充。此情况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以函件方式就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沟通不同。以函件方式进行沟通一般只涉及合同已明确约定的问题，其目的在于通报或督促，除非合同履行出现新问题，一般不包含协商。

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点对合同执行人员十分重要，因为新问题在处理方式、处理要求和处理程序等方面均与合同已明确约定的问题不同。而本文中发生的问题，正说明了合同执行人员还不能充分认识合同第十条的本意及适用条件，不能正确区分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关问题的性质，将新问题的处理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况沟通相混淆，造成合同不能正常履行。

2、对合同双方来往函件内容的多样性认识不足。

如上所说，合同第十条实际是为合同签订后与合同有关的新问题处理设立的，但从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往来函件的多样性来说，也不绝对。因为合同履行实际是合同双方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多种意思表示，其中既包括互通情况，也包括新问题的处理意见，而这些都有可能通过函件方式进行。因此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往来函件虽然形式相同，但因其目的、内容不同，有可能性质不同。充分认识这一点对合同执行人员也同样重要，因为只有充分认识往来函件的多样性，才能从实际出发，正确判断每一份函件所反映问题的性质，区分不同情况，有效适用该条款。否则，即会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要么将新问题当成一般的情况沟通处理；要么草木皆兵，将所有函件都当成新问题来对待，影响合同履行效率。

3、对合同双方往来函件的确认程序执行不到位。

合同第十条关于“经双方确认后即可作为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表述是该条款的核心内容，而“经双方确认”则是该条款区别于合同履行过程中情况沟通的主要标志。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况沟通，收到情况的一方，一般以知道为限，而无需确认。所谓知道既可以是默示的，也可以是明示的，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示都不会构成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调整，而“经双方确认后即可作为合同的附件”则与此不同。一是对收到的情况要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反馈，否则无法形成合同双方的互动；二是对情况一旦确认，即构成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变化，并导致合同变更。因此，此种情况下的确认实际等同于合同法中对要约的承诺，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有权确认的主体为合同双方，而非合同双方的工作人员（包括合同执行人员）个人；

第二，确认的方式应与合同的生效方式相同，即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名后生效；

第三，确认的过程应符合合同主体内部的管理规定，即合同管理办法关于签订合同的规定，履行合同签订的审批程序。

因此，在合同第十条项下，对双方往来函件确认的程序是合同执行人员收到对方函件后应就函件所述问题，逐级上报至合同的签署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经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才算履行了确认程序。而只有双方合同执行人员确认的往来函件，因不符合上述程序而不能“作为合同的附件”，也不能“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此可知，甲公司财务部门拒绝付款并无不当。

4、合同执行人员对自身职责定位出现错误。

合同执行人员是合同明确的或合同双方认可的负责合同具体执行工作的人员。合同双方就合同履行与对方进行联系沟通或发出各种指令，都是通过合同执行人员进行的。因此合同执行人员很容易误认为自己在合同履行中的全部行为都是公司行为，而出现职责定位错误。合同执行人员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最基本的的职责定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并督促对方履行合同。此种情况下，涉及的问题是合同预先设定并明确的，合同执行人员可直接处理，而无需再履行审批程序。二是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处理，以确保实现合同目的。此种情况下，涉及的问题是合同没有预先设定和明确的，应当在履行审批程序后予以处理。因此，所谓职责定位错误主要是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新问题的处理中。

职责定位错误，即会出现合同执行人员以个人名义对合同履行过程中新问题进行确认的现象，其实质是一种越权行为，其表现形式既包括合同执行人员对新问题的擅自行事，也包括审批程序不到位，确认结果无有效证明等情形。

三、启示

合同条款范文第5篇

关键词：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 倾斜性保护 契约自由 企业自

劳动法律关系是劳动立法的规制和调整对象，一切劳动立法都是围绕着劳动法律关系之调整而展开的。劳动合同是劳动法律关系得以确立、变更、终止的途径，也是劳动法律关系及其变动的表现形式。我国劳动立法建立了体系完整的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制度体系包括劳动合同订立制度、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制度、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制度以及集体合同制度。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作为解雇保护制度的核心规范，构成劳动合同解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劳动立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突破，体现了国家对作为弱者的劳动者之权利的终极关怀。

一、我国合同法中的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

我国现行法律中较为全面地规定了解雇保护制度，当然，构成解雇保护制度之核心的规范无疑是禁止解除合同条款。我国最早规定解雇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该法第29条规定，劳动者有患职业病、因工负伤或在医疗期内、女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同时规定了违反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的法律责任，该法第90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两条共同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的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共同构成我国解雇保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另外，2007年6月通过、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21条、第42条、第43条、第87条亦为解雇保护制度的相关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这些规范以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即劳动法第29条、劳动合同法第42条为核心，形成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之严格限制，构筑了劳工权利保护的法律网络。

二、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之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因其对用人单位之严格限制，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对企业经营自的约束和限制

所谓经营自，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基础上所拥有的调配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自行组织生产经营的权利。经营自的权利主体是很广泛的，且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经营自所指出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其第一层次之涵义而在于排除国家干预的权利；其第二层次的涵义而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请求权。而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则基于保护弱者权利的需要，这样的规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对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过度约束，将使企业自由使用劳动力的权利受到限制，从而将会导致生产的减缓甚至是经济的衰退，最终影响其他劳动者之就业权的实现。

（二）不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胜劣汰

从经济学的范畴考察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我们认为这个条款是法学理论对经济学理论的反动。生产要素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研究的起点。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劳动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生产要素的更新换代，是生产力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劳动力的提高，更是生产得以发展、人类得以进步和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本动力。因而，从这个角度而言，劳动能力下降的劳动者被其他劳动者所代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对具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等情形的劳动者不得依该法第40条、条41条之规定解除，使得劳动能力下降的劳动者依然占据着劳动岗位，而具有较强劳动能力之劳动者则被排除于劳动关系之外。即是说，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本质上为国家对私经济生产的干预，这种干预一旦过度，将破坏市场本身的运行秩序，阻碍价值规律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之优胜劣汰所起的推动作用。

三、缓解禁止解除劳动合同条款之负面影响的对策

劳动合同法第42条就相当于套在企业头上的“金箍罩”，使得企业之经营自受到极大限制。为缓解这种限制，达致劳动者权益保护和企业经营自保护的平衡，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修改劳动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

上文提到，劳动合同法第42条旨在通过限制企业之解约权而实现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这种保护在其本质上是通过实行形式上的不平等而追求实质平等的正义分配模式。我们认为，劳动者权益之保护的确是立法所应当保护的社会价值，也是实现社会基本公平的基础性条件。然而，保护一方利益并不一定需要通过牺牲另一方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而公法上的比例原则要求国家权力在有多种可供选择之手段实现某一可欲之社会目的时，应当选择对公众伤害最小的手段。具体到劳动者权益保护这事实中，劳动者之权益保护并非一定需要通过限制企业解约权来实现。笔者认为，在面对劳动合同法第42条之情形时，立法应当允许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当然，在解除的基础上企业需要给予劳动者相当的补偿。如此，劳动者之自主经营权既得以免受国家干预，劳动者之权益又可受到公权力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关怀、林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 李龙.西方宪法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 游劝荣.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

合同条款范文第6篇

一、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冲突与解决思路

“无条件与不可撤销”的约定属于独立担保的典型表述之一，③即有了无条件不可撤销条款的担保合同，一般会被视为独立担保合同，国际商会的相关文件也肯定了这一表述的有效性，国际间也通常将其解释为独立担保合同。在审判实践中，对独立担保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际贸易或融资活动中，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担保合同的性质，对独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予以承认，并与从属性担保制度并存。另一种意见认为，独立的、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贸、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对其适用范围应予以限制，否则会给国内担保法律制度带来重大影响。而后一种意见在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问题上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对于对外担保和外国银行，机构对国内机构的独立担保的效力予以承认，而对于国内企业、银行之间的独立担保采取否定态度，不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进口合同案”中认为，海南公司的担保合同中虽然有“本担保函不因委托人的原因导致进口协议书无效而失去担保责任”的约定，但在国内民事活动中不应采取此种独立担保方式，因此该约定无效，对此应当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该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④其理由主要是，独立担保存在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容易引起更多的纠纷。而且，独立担保具有国际性，与国内经济交往格格不入。然而，由于最高法院没有对国内独立担保效力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其判例对下级法院又无当然的约束力，致使各地法院在许多涉及独立担保合同案件中对其效力的判定结果也并非一致，有的地方实际上也承认了独立担保在国内的有效性。因此，目前在实践中对独立担保效力的认定上既存在国内国际的差别，也存在地方差别，严重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为了消除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在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上，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性，而不应实行内外有别的做法。

二、承认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效力的具体理由

（一）从理论上讲，从属性担保的最大特征是担保合同从属于主合同，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受制于担保与主债权之间的从属性，而基于此属性，各国法律对保证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保护，除了规定保证人可以享有主债务人根据主合同对债权人享有的一切抗辩外，还赋予保证人一些特别的权利，从而使债权人利益实现的难度加大，而且容易使其卷入复杂的诉讼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担保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要，因为，“保证担保不是一种特别安全的担保形式，在很多情况下保证人对其承诺的保证书下解除责任”⑤。因此，允许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设定一些条款，限制与排除法律对保证人的保护性规定，以达到摆脱担保合同从属性的结果，既是对债权加强保护的一种手段，也是对双方当事人平等地位保障的一种措施，符合经济发展和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也符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原则。

（二）从现行立法上看，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的效力与主债务分离符合我国《担保法》第5条的规定，即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这里的约定显然是针对担保合同与主合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不是对担保合同效力的约定。我国《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也与此一致。可见，我国担保法对独立担保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的空间。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担保法》的司法解释中也讲到：“担保法是承认独立担保的法律地位。独立保证是适应国际商业界和金融界的商业实践和国际惯例而产生的一种新类型的担保方式。”⑥

（三）承认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符合意思自治原则。私法自治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的认定也应坚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因为担保法上的权利是一项私法权利，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定或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法院不应对当事人的订约自由加以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表现在独立担保中，就是保证人通过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的约定放弃了法律赋予其 的抗辩权，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是没有问题的。

（四）内外统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要求，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内外对采用两套法制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弊端，如今我国已加入WTO，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要求法律的统一。独立担保制度的产生源于债权人想得到更为妥善的担保而不愿介入基础交易之中，这一要求不仅是国际，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也是存在的。此外，否认国内独立担保的理由是独立担保易发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的弊端，然而这种风险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并不比国内少，而且国内法院对国际间欺诈和权利滥用更难阻止，国内在这方面的风险相对而言还要小些，法院干预力度可能更大些。因此，以此作为内外有别做法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法律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尽管独立担保制度存在一些弊端，但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而不能因噎废食。

三、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应当注意的问题

前面已经讲过，“无条件与不可撤销”是独立担保合同的一种表述。然而，随着独立担保合同形式上的演变，现在越来越多的著作和实际使用的担保文书中，已极少使用“无条件”这个对担保性质易于引起争议的含糊字样⑦。此外，在实践中，一些不可撤销担保合同，保证人虽然放弃了与主债务有关的抗辩权，但其效力没有摆脱主债务效力的影响，仍然属于从属性担保。也就是说，不可撤销不是独立担保的特有属性。因此，对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效力认定时，应当注意考察合同内容，从而明确担保的性质。同时，不可撤销担保合同条款往往是债权银行一方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对其效力进行认定时，还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三十九、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注释：

①王志华：《对独立担保国内效力的承认及法律完善》《法律适用》（京）2003.11.43；

②张向东：《对外担保》，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第42页；

③沈达明、冯大同编著：《国际经济贸易中使用的银行担保》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

④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指导》第2卷，第298页；

⑤英国著名银行学家H.P.希尔顿于本世纪初向银行界发出的善意警告，转引自白彦：《独立担保制度探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2.91

⑥李国光、奚晓明、金剑峰、曹士兵：《关于适用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9页。

合同条款范文第7篇

一、我国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一）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我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可以看出，在我国的保险实践中，法律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在解释文件时，如果文件语言含混，含混之处应当作出对文件提供者不利的解释，即合同文件由哪方提供，哪方就是不利解释结果的承担者[4]。本文旨在探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因此把投保人作为保单提供者的情况排除在外。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有以下几方面：

1.附和合同理论。保险合同是典型的附和合同，一般是由保险人事先拟定，投保人只能作出是否接受的意思表示，而不能就合同条款与保险人进行协商。保险人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是信息优势方；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居于被动地位，是信息劣势方。在此情况下，法院或仲裁机构如果严格按照保险合同条款判决，或作出对保险人有利的解释，都是对“公正”的亵渎。因此，本着公平、公正的要求，对保险人作出不利解释。

2.保险合同本身的性质理论。保险行业是高度技术化的行业，保险合同本身充满专业性很强的语言，保险术语以及法律、医学、气象、建筑等各行各业的专业术语和词汇令一般人难以完全理解，在客观上赋予保险人优势地位。此外，保险合同条款本身就具有模糊性，这可能来源于起草者的故意或过失，即使起草者无过错，不同的保单持有者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地点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起草者，就应当承担因合同条款模糊而产生的责任，在解释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解释。

3.保护弱者理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5]。不仅表现在双方的交易地位不对等上，还表现在二者承担风险的能力悬殊很大。保险人作为经营风险的机构，其承担风险的能力毋庸置疑，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风险的能力甚弱。如若解释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利，则可能会导致其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破坏一个家庭。从公共政策上来讲，法官或仲裁员倾向于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

（二）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

法院或仲裁机构在对保险合同争议作出解释时，首先要明确使用“不利解释”的目的是对争议作出公正、合理的解释，以维护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的合法利益。在实践中，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由保险人制定的格式条款。不利解释原则仅适用于保险合同当事人双方及其关系人对格式条款所用文字在理解上产生争议的情况。当所用文字语义不清、产生歧义或有两种以上解释时，适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本文开头的案例就是因“残缺”一词的含义模糊而引发合同当事人双方争议，法院依据不利解释原则而作出被保险人胜诉的判决。当然，并不是只要当事人双方产生争议就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在某些保险纠纷中，不排除一些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背诚信原则，为谋取私利而故意作出不合理的解释，此种情况则不能再采用不利解释。关于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中指出，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强制性保险条款不属于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保险合同当事人对其内容发生争议时，对保险人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险人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示范性保险条款决定使用或者经过变更使用的，应当视为保险人自行制定的条款，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对条款内容发生争议且尽其他解释原则的情况下，对保险人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险人自行制定的保险合同条款，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对条款内容发生争议且尽其他解释原则的情况下，对保险人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的个别保险合同的特殊条款，不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对保险人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2.技术性术语。技术性术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普通投保人难以真正理解，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就此引发争议时是否适用不利解释，我国保险法对此尚未明确规定。但就英、美法系来看，技术性术语的解释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技术性术语分为具有法律含义的术语（如盗窃、战争等）和具有其他技术含义的术语（如洪水、暴风等）。对于前者，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援引法典对其进行解释；对于后者一般按照其技术性含义进行解释。在对技术性术语进行解释时，要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如果从上下文推断的意思和该术语的技术性含义不同，则应按照上下文的意思进行解释。

3.其他需注意事项。当保险合同的语言文字语义清晰、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图明确以及法律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已有规定时，尽管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存在争议，不能运用“不利解释原则”。同样，若保险合同存在文意不清的条款，但经当事人的解释而被排除了，也没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余地。若当事人的意图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证，也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以排除当事人的明示意图。此外，新《保险法》中规定按照“通常理解”解释合同条款，并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解释。此处的“通常理解”可理解为“按保险合同的有关词句、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6]。此处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主要是指“一般人”，即具有“正常的具有理解能力”但不具备或只是略懂保险知识的人。当此类人作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情况采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原则是合理的，是出于对弱者的保护。但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是“一般人”，而是保险行业的专业人士，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所具备的知识足以了解保险合同条款真实含义，则在同保险人产生争议时是否仍适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原则，我国保险法并无相关规定。笔者认为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类型，保险法或司法部门应作以细分，以防具备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故意利用法律的漏洞而谋求私利。如果这种情况下仍适用对保险人的不利解释原则，就会违背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

二、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方法

一般认为，“不利解释原则”仅为解决保险合同条款争议提供了一种原则，它本身并未提供解释保险合同的方法。保险合同的内容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释保险合同条款时，应尊重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98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辞句，”这就要通过对当事人的意图解释，揭示保险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所谓意图解释，是指在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通过判断合同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共同意图，以阐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意图解释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方法实现。

（一）语义解释

语义解释又称文义解释，是指按照保险合同条款用语的文义及其唯一、特定或者通常使用方式，以阐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进行文义解释需注意：

1.对保险合同条款中的文字，应按照其通常含义进行解释，而不能局限于保险合同用语的哲学或者科学上的含义。

2.保险合同用语应按照其字面意思或自然语义进行解释，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作其他解释。3.对保险专业术语、法律术语及其他专业术语，可以依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行业惯例等进行解释[7]。

（二）上下文解释

保险合同所使用的术语，其含义往往受上下文的约束，发生争议时，应当通过保险合同条款的上下文进行合理斟酌，以确定其含义并推断出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图。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合同中出现的同一个词句，前后的解释应当相同。

（三）补充解释

补充解释，是指运用保险合同所用文字以外的评价手段，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欠缺所作出的能够反映当事人意图的解释。通常借法律、习惯、当事人的行为等因素，以务实、合理和公正的态度来解释保险合同。补充解释保险合同应注意：

1.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律解释保险合同。

合同条款范文第8篇

不利解释即疑义利益解释、反作者解释或者有利解释，是指在对保险合同条款模糊不清或者产生歧义的文字的理解有争议时，应该作出对于保险人不利的解释，同时该项解释应该有利于被保险人。这种解释方法起源于罗马法，随着格式合同的出现和发展，该规则更加备受关注，逐渐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对合同条款解释尤其是格式合同条款解释的重要方法。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其条款解释也吸收了不利解释规则，保险领域最早出现该规则是在16世纪30年代英国的一个保险判例中。该原则的确立主要是因为保险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多采用由保险人以其优势地位事先拟订的、更多显示自身利益的格式条款，对条款内容的确定欠缺保险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相对人很难在已经印妥的条款之中订入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内容。因此，在保险合同争议条款可以作多种解释理解时，应当作出有利于保险相对人的解释，以防止保险人利用其自身各种优势损及相对人利益。适用该规则会由此产生许多问题，理论界也存在诸多争议。若要正确、合理使用该解释规则，需要明确、澄清已经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适用的条件，相对于其他解释规则的适用位阶如何，等等。

按照《保险法》有关规定，有利解释规则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形下，对保险合同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有利解释规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立法以及理论界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含义，但却有着不同的命名，这种解释规则通常又被叫做反疑义利益解释规则、不利解释规则以及作者解释规则等等。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立法现状以及保险法律制度现展的保护投保人利益趋势，将该规则表述为有利解释规则符合现实需要，更为贴切。有利解释规则作为我国《保险法》明文规定的唯一一项特殊解释规则，足见其在保险合同条款解释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及意义，其在立法上的革新既充分体现了对相对弱势群体有效保护的理念，又反映出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现展趋势。有利解释规则适用的目的在于利益均衡，并使这种均衡在一定时期或者一定地域内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体现出对不当得利者的批判与对利益受损者的保护。一般情况下，保险人一方拟订保险合同条款并提供给相对人使用，其应对条款的表述负责，并承担文字表意不清而招致的风险，防止其在保险合同中故意使用歧义文句、词语，损害相对方的利益。

二、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条件

1．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

格式条款我国1995年的《保险法》中第31条对有利解释规则作了规定，如果保险合同的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或者与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间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有争议，在诉讼或者仲裁时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保险法》在2002年修改时，同样坚持有利解释规则适用于保险合同的条款。在2009年对我国《保险法》的最新修改中，条文中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 被规定为“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所谓保险合同的条款，“即构成保险合同的具体文本条款，具体配置着保险合同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而格式条款与一般保险合同的条款有区别，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条款不是基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总是由一方当事人在未与对方协商的情况下事先拟订，重复使用”。

由此可见，2009年《保险法》与修改之前的《保险法》对于有利解释规则适用对象规定不同，两种不同的适用范围规定有着根本的区别。根据修改后的2009年《保险法》，保险合同有利解释规则适用的对象应当限定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不能将保险合同的这种解释规则适用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保险经纪人所提供的合同条款。从根本上来讲，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仍旧具有合同条款的性质，因此，对于合同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时，只要格式条款不与合同的目的相冲突，同样应该按照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则来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但另一方面，合同的格式条款具有区别于一般合同条款的特殊性，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在方法上也具有特殊性。保险合同格式条款产生与存在的最大原因在于效率。通过大量、反复地使用格式条款，能够节省大量的交易时间和在极大程度上缩减交易费用的支出。但其也有弊端，即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完全理解格式条款文字、语句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当合同双方就合同有关条款发生争议时，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目的是探求合同双方订立合同之真实目的。而合同一般条款与格式条款亦存在明显的区别。在此意义上说，如果保险人与相对人之间就格式条款内容发生分歧，不能确定其真实含义，有必要进行有利于保险相对人一方的解释。有利解释规则适用于格式条款，即属于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特殊解释规则之一。

2．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基础:通常理解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所谓“通常理解”，即当解释合同条款的含义发生歧义时，不应直接采用合同格式条款提供者对于条文的单方面理解对合同进行解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一般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一般性理解，根据该合同条款所使用的词句语义、合同的其他相关条款、合同的基本目的、交易惯例、诚实信用原则等进行“通常理解”的解释。有利解释规则适用于保险双方当事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发生争议时，这里所指的争议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对于合同条款的内容存在多种解释，也就是对于争议的条款可以同时做出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解释;二是合同条款内容含混，表述不清，这种情形是指合同条款在文辞表述上，一般人无法理解该条款想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对于前一种情形，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时应当适用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规则;而对于保险合同中存在的后一种情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125条首先进行“通常理解”，也就是先对其进行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以及诚信解释，依据这些解释规则先行解释。只有在依据上述解释方法依然无法根据“通常理解”确定合同条款的含义时，才能采取“有利解释”规则。换言之，在此种情形之下，“通常理解”的解释方法应优先于“有利解释”方法。反之，对于合同条款本身表述清楚，语义明确，无歧义产生，或者即使合同条款存在内容含混不清，但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彼此认识一致，也无需进行条文方面的解释。我国2002年《保险法》第31条没有关于“通常理解”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凡是保险相对人对保险条款内容的理解存在争议，诉讼中法院一般直接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对保险公司十分不利。我国2009年《保险法》第30条对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条件做了完善，引入了有利解释的前提条件，亦即优先适用“通常理解”的解释方法。这种修正具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这是依据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对有利解释规则的正确运用;另一方面，这种修正也能保护保险人的正当利益，对预防格式条款的滥用、纠正上述不公平现象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契约自由与实质公平的统一。

三、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限制

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结果难免会使得合同的解释有利于保险投保人，同时不利于保险人。对于这样的解释规则，正确的适用条件限制必不可少，有助于实现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

1．存在的疑义的限制

根据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前提，只有在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本身由于所用词句不能表明当事人意图而发生疑义时，通过“通常理解”的解释之后仍然不能明确的，“应当归咎于企业者之制定不明或援用不当，而且自企业者与消费者法益衡平之观点，更应为不利于企业者之解释”，适用该规则。保险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理解上存在疑义是引发争议乃至诉讼的根源所在。当合同条款内容清晰、语义明确，无歧义存在，或者虽然条款的内容有疑义，但是不会影响到理解合同条款的真实意图时，即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内容存有异议，有利解释规则也不应该适用。理由在于:倘若合同双方对于合同条款的表述不存在争议，此时适用有利解释规则，便可能构成对合同合理内容的扭曲，使得合同的解释偏离合同的真实目的，以至于损害保险人的利益。在这里，实际上涉及了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存疑的判断标准问题。其一，需要判断对于格式条款的疑义能否达到有碍于确定该条款真实意图之程度。倘若根据合同的一般解释方法能够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便无需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只有在疑义程度达到完全无法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时，才有必要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其二，需要考虑格式条款的内容存疑是否能够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倘若因该条款的内容会使合同的效力受到影响，便不应该适用有利解释规则。理由在于，格式条款存疑的内容应当有别于影响合同效力的内容，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对格式条款的存疑进行考察才具有实际意义，反之，如果因格式条款疑义的存在使合同归于整体无效，依然适用有利解释，只是在做无用之功。如果因格式条款疑义的存在，使得保险合同的效力发生变化，在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加以补充后仍不能使保险合同有效，也不能适用有利解释规则。

2．适用对象的限制

依格式条款之义，承载格式条款权利与义务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是作为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提供者的保险人与不特定多数的一般投保人，保险人与保险相对人应当是规范与被规范的关系，在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力量比较之下，投保人通常仅能依保险公司所提供的条款，决定同意订立与否，很少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有利解释规则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一般保险相对人的利益，保险相对人的弱势地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属于经济上的弱势一方;二是只能被动地接受保险人事先制定的格式条款，却无法与保险人平等磋商、洽谈之后再订立保险合同;三是往往以个体人格形式而非团体人格形式存在，这样，一旦对合同条款发生争议，这些投保人很难与保险人对抗;四是投保人的保险专业知识不全面，通常只能被动接受保险人的说明或宣传，不具备足够的风险判断能力;五是保险双方当事人在履约代价方面存在不对等，投保人一方面需要事先缴纳保险费，此后对于保险金的取得只能是一种期待利益，另一方面，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投保人一方只能按照保险人提供的保险费率和赔偿方案计定保险金额。以上五个方面结合起来表现为保险相对人的综合缔约能力，其弱势地位即为这种综合缔约能力远远落后于保险人所决定。保险法的现展趋势之一是强调保护投保人利益，保险合同有利解释规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但是，保险合同有利解释规则仅适用于投保人是社会一般保险相对人的情形，如果保险相对人的地位发生变化，则不能当然地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因此，在适用有利解释规则之前，应当考察所要解释的格式条款是否具备上述性质，具体考察办法要从当事人缔约能力以及格式条款制定方式入手。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情况，说明了格式条款不具有适用有利解释规则进行解释的性质:(1)保险双方当事人具有同等缔约能力;(2)保险双方当事人均为熟练的商业组织，熟悉他们所从事的市场并具有相对平等的议价能力;(3)格式条款是由代表保险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一个组织制定的。在现代保险实践中，保险相对人的行列里面已经出现由专业保险中介以第三人的身份保人行保险事，在此情形下，若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不能再作出对投保人一方有利的解释，因为那既对保险人是不妥当、不公正的，亦显失公平。有利解释规则的意义在于有争议时平衡当事人双方利益而非必然偏重于任何一方。实践中，若由非专业保险中介的第三方代替保险双方当事人拟订合同，该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其效力类似于个别约定的条款的效力。若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对该种格式条款的理解产生分歧，也不宜适用有利解释规则。

3．适用位阶限制

(1)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不具唯一性

作为一项特殊解释规则，尽管《保险法》的规定具有唯一性，但并不能说明法官在对保险合同争议条款作出解释时应当一律适用有利解释规则。事实上，有利解释规则仅仅是解释保险争议条款的一种手段或者方法，并且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即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对合同争议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方可适用。很多情况下，有利原则是不能适用的，而需要采用其他解释规则。例如，在保险格式条款疑义不具有显著违法性的场合，条款的疑义未达到完全无法发现其合理意义的程度的场合，疑义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的场合，等等，一般不适用有利解释［6］239。因此，有利解释规则的确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特殊解释规则，但并不是唯一的解释规则。

(2)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具有第二位性

通常情况下，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必然产生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结果。从理论上看，适用该规则能最大程度实现有效、合理地保护投保人利益，限制或者消除双方存在的不平等状态，体现公平原则。从实践上看，如该规则被不恰当地适用，一是加重了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二是滋长了一部分被保险人的侥幸心理，企图获得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2002年《保险法》对有利解释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很难做到恰当地适用，受理具体案件的法官要么以有利解释规则优先于一般解释规则而直接适用，要么在错误适用一般解释规则的基础上适用有利解释规则。这两种适用方式显然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如果认为有利解释规则具有优先适用性，就可能造成解释的结果与当事人真实意图不符，导致保险人承受本不该承受的利益损失，而投保人却获得了本不该获得的利益;如果在错误适用一般解释规则的基础上适用有利解释规则，而不从保险合同全貌、合同的真实目的等方面考察首先恢复保险合同的本来面目，就可能错上加错，其结果必然使保险当事人受到不公平对待，那么，这种具有法律价值评价意义的解释规则也就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效用。因此，必须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众多解释规则中确定有利解释规则的合理适用位阶，应当认为该规则在适用上是第二位的，即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发生争议，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首先适用有利解释规则之外的其他解释规则对争议内容进行解释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只有当穷尽其他解释规则仍然不能或者难于达到解释的目的时，方能谨慎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尤其在我国，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和费率均由保险监管机关事先拟定，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已作了平衡，此时再过分偏向被保险人，就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

(3)排除适用

若当事人双方就合同内容经过协商后作出关于合同中包含的格式条款全部或个别的、具体的约定，那么，该约定的条款更能体现交易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双方对于格式条款内容发生争议时，应当首先考虑到有个别约定条款的存在，若个别约定条款与格式条款的全部或部分相冲突，个别约定条款的效力优先于格式条款的效力。在此种情形发生时，因有利解释规则适用于合同格式条款，故应当排除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而适用个别约定条款优先解释的规则。

合同条款范文第9篇

面对零售客户的强势地位，厂商奸不容易与连锁零售客尸签订了供货合同，但是在各连锁门店日常营运管理中，这些合同条款却时常不能得到严格履行，造成了厂商整个营销工作受阻。

合同执行中的问题

在厂商与连锁零售客户的合作中，连锁门店对合同条款的执行问题几乎涉及了所有台同内容，而每一个合同条款的执行不力都会对厂商的营销绩效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不同的连锁零售客户，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都存在着很大差异，更是增加了厂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难度。

那么连锁门店在日常营运中，有哪些合同条款容易发生执行问题?

1．新品进店。

签订供货合同后，往往出现门店不订货或不能及时订货等问题，即便是订了货，门店也不能按照合同内容执行物流计划，如随意降低最小订货量、没有依据规定在订货日下订单，以及任意调整商品最小库存量等。另外，已经放在库房的新品迟迟不能上架，即便上架厂，却没有按照合同要求进行陈列；新品的促销活动经常得不到门店的支持，促销计划在不同的门店执行不一，严重影响新品的整体上市推广计划。

2．日常促销合作。

终端促销是各厂商力拼的战场，导致了促销活动越来越频繁，花样越来越多，因此也造成了许多在与连锁零售客户的合作中，门店对促销配合不佳，执行不力的现象。门店具体执行促销合作方案时会出现各种问题，如没有按照规定将产品陈列于堆头或TG台等约定的位置；陈列时间及期限未按照约定执行，促销中途经常被其他产品替换悼；由于门店经理担心库存积压而不按照约定订货量下订单，导致促销进行到后期出现缺货；各门店不能按照约定配合厂商展示促销POP等。

3．产品零售价格的控制。

很多厂商不知道如何控制产品的零售价格，其实为了保护产品的定位，完全可以与连锁零售客户的采购部共同约定零售价格控制条款。例如，家乐福将商品分成红色单品和绿色单品，门店是没有权力调整绿色单品的零售价格的。在家乐福，可以通过IT系统进行价格控制，从而减少门店的人为因素，但是很多零售企业还没有这样的价格控制制度和相应的IT系统，就很容易出现门店零售价格随意变动的局面。有时，零售企业为了促进销售而给商品以零毛利或负毛利定价，这就会导致商品零售价失衡，给厂商带来不利影响。而且，门店的价签经常会出现与系统价格不符的错误，同样会造成产品价格异常。

4．陈列位置和排面量。

任何厂家都希望自己的产品有更好的陈列位置和更大的排面量，但是门店的货架空间是有限的，由于零售客户营运管理能力不足、营运管理流程落后等因素，致使门店的商品陈列难以执行和保持合同条款规定，而且变化频繁，随意性强，一次缺货或一次促销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商品原来的陈列状况。

5．安全库存量和日常订货。

产品的安全库存量和日常订货量会直接影响厂商在某个门店的销售业绩。虽然在厂商与连锁零售客户的谈判中，物流计划是重要的谈判内容，双方会约定产品的订货日，送货日、最小定货量、安全库存量等内容，但是各门店经常随意订货，有时既不遵守订货日规定，也没有很好地执行安全库存量和最小送货量约定，使厂商的产品经常缺货或者因爆仓而退货。

为什么执行不力

上述问题的根源涉及两方面，即零售企业管理问题和厂商营销管理问题：

1．零售企业运营管理中的问题。

(1)运营管理模式有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采购部门和门店各自负责的工作内容、权利分配以及绩效评估等设计不合理，就会造成合同执行不力的情况。例如，商品陈列完全由连锁总部依据POS系统的销售数据来控制，但是各个地区和门店的商品销售情况不同，可能会造成总部的陈列规定不符合门店实际情况，因为 POS系统的销售数据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如某商品因缺货造成销售量低，而依据销售数据缩小排面就会产生问题。因此门店由于销售指标的压力，有时不得不违背合同约定，私自修改商品陈列标准。

(2)采购部门与各门店沟通流程有问题。以DM管理流程为例，跨国零售企业会对购部门和门店制定各自严格的控制流程，尤其是采购部和门店的沟通流程控制更是细之又细。如家乐福规定：提前45天谈判部门准备并提供第一份DM商品清单；提前40天把DM清单交到各门店进行价格调查，再由BDD(数据收集部门)在数据库中进行价格调查，提前 12天将最终确认的具有完整商品信息的清单交给各门店，并开始订货。在门店方面，家乐福规定：在第一次 DM商品清单发到门店时，门店经理就开始标出所有DM商品的具体陈列位置，要确定哪些商品必须堆头陈列，哪些商品必须放在TG台上；在DM到达前一周，门店经理开始核查商品到货情况，同时在7天内核实价格是否与总部建议的相符；在DM开始的前一天，检查所有DM商品是否有良好的陈列；在DM期间，还会有每天的DM商品销售分析，部门毛利分析和补充订货等工作。即便是如此细致的DM控制流程，仍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更何况很多零售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细致和严格的DM流程控制，因此门店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合同执行问题。

(3)谈判内容有问题。比如合同中对很多问题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谈判条款不尽合理，使门店不易执行，或者产品不适合在某些地区销售，门店自然难以执行合同进行订货。

(4)门店管理问题。门店管理的混乱和粗放，更是造成门店执行合同不力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指门店经理个人管理水平和责任心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门店管理流程疏漏、管理方法粗放、营运管理能力参差不齐等系统问题。

2，厂商营销管理中的问题。

(1)谈判时，没有详尽的谈判准备和谈判策略。例如很多厂商并不知道要如何谈物流计划，如何谈商品陈列问题等。

(2)谈判内容不细致。也许有些问题涉及到了，但是谈得不细致，同样会造成合同执行不力。比如在谈判中关于物流计划不够深入，对订货周期、最小订货量、最小库存量、退货、退损、包装调换、保质期等问题没有明确约定。

(3)营销管理问题。厂商在营销管理流程、营销组织结构，绩效评估系统、销售过程控制和客户管理流程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导致门店不能很好执行合同的重要原因。

彻底改进门店

执行合同条款的方法

目前，很多厂商过分强调了客情管理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以现代连锁零售企业为主体的全新的渠道结构，单纯的客情管理已经无力解决上述问题了。连锁零售企业的采购人员和门店营运人员流动率很高，人员变动会使厂商建立的客情关系瞬间瓦解，更何况零售客户和门店数量又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显然，厂商无力去改变零售企业的事情，必须从自身人手解决问题。既然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营销管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着手改变厂商传统的营销管理流程和工作方法，建立标准化工作流程以及细致的工作方法。

(1)厂商营销部门必须将所有容易出现门店执行问题的合同条款详细列表，比如新品进店、价格调整、合作促销、订货、最小库存、陈列标准等。

(2)对每个条款的实施过程进行分解，并最终细分为各控制点。通过分析零售客户购部和门店在条款实施过程中的工作，将厂商的营销工作进行相应分解。

比如与家乐福进行DM促销合作。家乐福的流程是：商品部将DM合作促销的内容清单发给各相关门店叫门店对DM商品的价格进行市场调查，然后发给BDD叫BDD调查竞争对手的DM商品价格进行对比，确认价格后发送给商品部叫商品部根据门店和BDD的反馈，与供应商进一步谈判并最终确定，之后将确认的 DM清单发给门店叫门店做出详细的 DM商品订货、收货、陈列、POP计划及销售评估等工作流程，在每个环节中细致规定时间，比如规定提前一周开始收货，提前两天开始陈列DM商品等。这样，厂商可以根据家乐福商品部和门店的工作流程，将营销工作进行相应分解，制定出自己的营销工作流程。

(3)分析每个问题的各个控制点，针对每个控制点做出详细的检查表，使营销人员工作得以细化，便于执行。比如，厂商可以对家乐福DM促销的门店订货环节制定检查表，包括所在区域各门店的订货数量、订货和送货日期等内容，在门店开始订货的同时，用这张检查表宅动去与各门店沟通订货，这样会很好地提醒各门店及时订货，并根据各门店乎时销量等因素提供订货数量和送货日期建议。

(4)根据每个合同条款的不同控制点的具体情况，制定检查工作计划以督促各控制点检查表内容的落实，包括拜访和检查的时间、频率等内容。比如在DM合作促销中，厂商可以制定出对各门店收货环节的检查计划，有计划地检查各门店到货情况，这就能及时发现问题，保证促销商品到货充足和及时。

(5)分析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厂商可以通过执行情况分析会议的形式，对一段时间内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查找原因，形成应对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经过分析知道，在DM促销中某个门店出现缺货是由于其部门经理是新近提拔的，以前没有做过相关品类的营运工作，缺乏订货预估经验，那么厂商就可以找出解决方法――通过给他进行相关品类商品销售分析，提高他对本品类销售状况的理解。

(6)依据讨论的解决方案，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问题。只有解决方法还不够，为了保证成效，必须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以落实解决方法。比如要对零售客户的部门经理进行品类商品销售状况的分析，厂商需要制定一个相应的行动计划――由谁去沟通，做出什么样的品类销售状况材料，在何时、何地与他沟通等。这样，才能使他在下次 DM促销时可以准确确定订货量，并正确理解厂商营销人员提供的建议。

通过以上工作流程和方法的改善，用厂商自身营销工作的细致化和标准化去影响零售客户，将会最大程度地降低连锁门店对合同执行不力的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改变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种企业行为，必须系统、有力、持续地去建立和实施这种高效的工作方法。

合同条款范文第10篇

在当今的经济市场中，民事主体进行交往的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合同。所谓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作为一种民事行为，其内容就是合同条款（意思表示的表现形式）；作为债的关系，其内容为合同权利义务，它是双方当事人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民事行为。

笔者所服务的公司是总部设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在华的全资商业子公司，在华开展业务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在笔者从事合同条款审核、谈判的工作过程中，从实务的角度，对合同法中列举的合同条款，对比在实际商业环境中的执行，以及从一个典型的商业公司的角度，在商务合同条款别关注点及笔者的一些观点，在此做些阐述。

关键词：合同、合同法、合同主要条款、违约责任、争议解决

二、合同的订立内容

这里所讨论的合同的订立，相对于缔约各方接触、洽商等动态行为而言的一种静态协议，指当事人各方达成合意，合同条款已经确定。其中，合同的主要条款，有时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如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物和数量为法律规定的合同的必备条款，缺少了合同将不成立。

当然，在日常的商业实践中，合同的主要条款也是由合同的类型和性质决定，或由当事人根据所从事行业的习惯的约定产生。

（一）《合同法》 中列举的合同条款

为了示范较完备的合同条款，《合同法》第12条规定了如下条款，由当事人约定：

1. 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 标的

3. 数量

4. 质量

5. 价款或者报酬

6.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7. 违约责任

8. 解决争议的方法

 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商务合同来说，无论是产品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或技术合同等，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一般为双方企业的名称及对应注册地址。合同的标的、数量及质量，如果是对应一个产品买卖合同，其标的内容较多的话，往往会有一个产品清单作为合同附件，约定出卖人将按照合同附件X的产品清单向买受人提品。如果是对应一个建设工程合同或是技术合同来说，其合同标的、数量和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则需一个特别的附件《工作说明书》来详细约定，在这个《工作说明书》里，会约定在这个项目中，各自双方的责任会是什么，项目的完工标准及验收标准会是什么，项目的预估时间安排又会是什么…..以明确各方对这个项目实施各个方面在合同订立时取得一致的认识及接受，避免以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约定不明的条款产生争议。

 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依照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方式应该包括：

1． 实际履行 2. 采取补救措施 3. 损害赔偿金 4. 违约金 5. 定金

其中，损害赔偿金，又称“损害赔偿”，是违约人补偿、赔偿受害人因违约所遭受的损失的责任承担方式,它是一种最重要最常见的违约补救方法。损害赔偿具有典型的补偿性，它以违约行为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事实为基础。没有损害事实就谈不上损害赔偿。这是损害赔偿不同于违约金的根本所在。赔偿损失也有一定的限制，即损害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即合理预见规则。损害赔偿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双方的物质利益分配,体现着违约责任的作用,是一种较普遍的责任方式,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违约金，也分为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约金。惩罚性违约金，又称为固有意义上的违约金，是当事人对于违约所约定的一种私的制裁，故又称为违约罚。此种违约金于违约是，债务人除须支付违约金外，其他因债之关系所应负的一切责任，均不因之而受影响，债权人除的请求违约金外，还可以请求债务履行或者不履行所生之损害赔偿。赔偿性违约金，是当事人双方预先估计的损害赔偿总额，又叫做损害赔偿额的预定，此种违约金，如相当于履行之替代，则请求此种违约金之后，便不能够再请求债务履行或者不履行的损害赔偿。

在一个商务合同中，违约责任也是合同各方在订立合同时要商定的核心内容。通常来说，采取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违约金并用的方式。比如说，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出卖方或服务的提供方来说，就损害赔偿金会约定一个限额(这个限额基本上是与合同金额挂钩)。同时，又会就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债务人的具体违约设置 惩罚性违约金，比较常见的是对履行期限的违约约定惩罚性违约金。例如，债务人延迟履行一天，承担合同金额的X%的违约金，上限不超过合同金额的X%.。

从违约责任条款的实务订立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损害赔偿金和惩罚性违约金内容的约定与《合同法》第113条和第114条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合同法》第113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合同法》第114条所规定的违约金高低的比较标准是因违约“造成的损失”。这些不同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考虑：1）从一个商业公司商业运作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说，在签订每一个业务合同前，他需要充分的预估因自身违约而对非违约方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多少，把违约的损害赔偿金限定在一个和合同金额挂钩的范围内。这样，在公司内部对自身违约责任的判定上，包括从财务的角度对最大违约责任所需承担赔偿金额上有了具体风险金额的预估，为公司整体业务风险把握上提供了数据的支持。2）为合同双方避免因债权人对对方于对方违约而请求损害赔偿过程中产生的举证困难及纠纷产生，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或者其计算方法，对违约方来说，其责任承担简单明了，对债权人来说，也避免了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举证自己的损失。

 解决争议的方法

解决争议的方法，是指有关解决争议运用什么程序、适用何种法律等内容。他相当于合同条款订立中对双方权利义务不能穷尽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合同本身订立的目的来说，应该是越详尽越完善，但是再详尽也不能避免争议出现的可能。通过对争议出现解决的约定，尽可能的展现民事法律行为的平等、公平原则。

从商务合同订立的实践来说，适用何种法律基本上不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除非合同签署双方注册于不同的国家。但对于解决争议运用什么程序，往往体现了合同当事人各自的利益驱动。

通常来说，当事人双方会约定仲裁条款或者诉讼法院的条款。对于仲裁条款，仲裁机构的选择上是其关键。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地方仲裁机构的约定。但对于合同当事人双方都有外资背景的公司来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其专业及公正成了不二的选择。对于诉讼法院的条款中法院的选择上，提交被告方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越来越多的被双方当事人所采用。

（二）商务合同订立中的其他条款

《合同法》第12条所列举的上述条款只是示范一个合同条款应有的条款，以提示缔约人，

从笔者的体会来说，一个成熟商业项目合同的主要必备条款根据项目不同的类型和性质除于上述内容，还有着自己的不同侧重点：

 合同主体与其附件之间的不同的优先次序约定。有时候，根据需要可以约定附件内容优先于合同主体条款，尤其是对一个框架性的合同而言。

 债务人付款义务的时间限制。债务人通常被要求在多少天内履行他的付款义务，有时候，延迟支付还需就逾期未缴的部分支付滞纳金。

 合同的终止安排。根据合同不同的终止情形，如违约终止、任意终止、双方同意终止等，就终止时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做安排、

 违约方违约责任的免责声明，比如说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其他非违约方的因素。

 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在支付全部价金后转移，标的物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

 技术服务合同中的对交付作品的所有权的约定

三、总结

综上所述，合同是当事人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实施的民事行为。在民法上，当事人各方在订立合同时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所作的意思表示是自主自愿的。在日常商务行为的商务合同条款的制定中，尽管经常会充斥着双方利益的一个博弈过程，不同的条款代表了当事人双方的不同的利益主张，商务合同的最终签订却无一不体现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的原则。

参考资料：

《民法》第四版 （作者：魏振瀛，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