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协议范文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1篇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于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签订了编号为NO：_________的《_________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_________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下称“该契约”）。现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条件与乙方处理相关事宜，依该契约的约定，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双倍定金、已付房价款及相应利息共计人民币________元，除尚未归还之银行贷款外，甲方需向乙方实际支付人民币________元。银行贷款部分款项共计________元由甲方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直接返还予贷款银行，并向乙方提供银行的收据，做为乙方与银行解除借款合同的依据。

2.双方同意甲方按照下列期限，分期将除银行贷款部分外的购房款直接支付给乙方

（1）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______%计_________元直接返还款项。

（2）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______%计_________元直接返还款项。

（3）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款项计_________元，以及交付返还全部银行贷款后银行所提供的收据。

3.乙方如系以银行抵押贷款方式支付部分房价款的，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该契约正式注销之日，每月应向贷款银行支付的抵押贷款月均还款（下称“月均还款”），由甲方支付，乙方给予必要的配合，且乙方无须再向甲方归还。

4.甲方按本协议第2条第（6）款约定执行完毕后，双方另行签订解约协议解除该契约。自该契约解除后，乙方不再对该契约项下的房屋及其相关建筑享有任何权利，甲方有权另行处置该契约项下房产。在该契约解除之前，如果乙方不再要求退房、解约的，可与甲方另行协商。

5.甲方向乙方支付全款计_________元之后，并且双方签订解除该契约的文件生效后，乙方应授权甲方至_________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下称“房地局”）办理该契约注销登记手续之全部所需文件（包括签署递交房地局的解约协议、返还甲方开具的付款票据和合同等）。

6.甲乙双方同意该契约之注销登记手续于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直接返还款项后15日内办理。

7.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后甲方向乙方所支付首批还款计_________元到达乙方账户开始生效，壹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叁份。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_

代表（签字）：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2篇

乙方（劳动者）_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甲、乙双方于____年__月__日签订【为期__年】【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现乙方向甲方提出申请，要求提前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甲方同意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经双方充分协商，就解除劳动合同的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一致同意于 年 月 日解除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终止。

二、因是乙方提出与甲方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甲方不需要向乙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乙方知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要求甲方支付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费用。

三、甲方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费至____年__月__日止。

四、甲、乙双方在此确认：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已依法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甲方依法履行了义务，包括乙方应享有的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双方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解除劳动合同之日前的劳动报酬（含加班工资、奖金、补贴等）已结清。乙方不再因为原劳动合同的履行、解除，向甲方要求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补偿或赔偿。

五、乙方应在本协议签字后七日内与甲方有关部门（原所在部门、劳资、财务、后勤等）办理完工作交接、物品归还、账务交接、偿还财务借款等事项（见《员工离职工作交接、款物清偿一览表》）如有乙方负责办理的对外业务没有清算完毕，乙方应负责将往来账目核对清楚，并将由对方盖章、签字确认的对账单（或欠款证明）交甲方财务部门。否则，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六、劳动合同解除后，乙方仍负有保守所知悉的甲方商业秘密（包括本协议内容）的义务，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元。乙方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与甲方签订了《保密协议》、《竞业禁止协议》的，仍应遵守原协议的约定。

七、乙方办理完各项交接之后5日内，甲方向乙方提供解除劳动合同、党团关系、计划生育的证明。乙方应于劳动合同解除后15日内到甲方办理档案、社会保险、党团关系、计划生育关系转移手续，逾期不办责任自负。

八、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甲方进行诋毁、诽谤、恶意中伤、及任何有损甲方形象或利益的行为，否则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相应的法律责任。

九、本协议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处各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3篇

承租方（以下称乙方）：___________公司

根据《合同法》及其它有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其合法拥有的厂房租赁给乙方使用的有关事宜，双方达成协议并签定租赁合同如下：

一、 出租厂房情况

甲方租赁给乙方的厂房座落在___________ ，租赁建筑面积为______ 平方米。厂房类型为____ ， 结构________________.

二、 厂房起付日期和租赁期限

1、厂房装修日期_____ 个月，自 _____月______ 日起，至 ____月 ___日止。装修期间免收租费。

2、厂房租赁自_____ 年 ____月 ____日起，至____ 年 ____月____日止。租赁期______年。

3、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出租厂房，乙方应如期归还，乙方需继续承租的，应于租赁期满前_____个月，向甲方提出书面要求，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三、 租金及保证金支付方式

1、甲、乙双方约定，该厂房租赁每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租金为人民币_____ 元。月租金为人民币_____元，年租金为___元。

2、第一年年租金不变，第二年起递增率为___%____%.

3、甲、乙双方一旦签订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厂房租赁保证金，保证金为一个月租金。租金应预付三个月，支付日期在支付月___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

四、 其他费用

1、租赁期间，使用该厂房所发生的水、电、煤气、电话等通讯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并在收到收据或发票时，应在____天内付款。

2、租赁期间，乙方应按月缴纳物业管理费，每日每平方米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_____元。

五、厂房使用要求和维修责任

1、 租赁期间，乙方发现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有损坏或故障时，应及时通知甲方修复；甲方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的____日内进行维修。逾期不维修的，乙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

2、 租赁期间，乙方应合理使用并爱护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不合理使用，致使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损坏或发生故障的，乙方应负责维修。乙方拒不维修，甲方可代为维修，费用由乙方承担。

3、 租赁期间，甲方保证该厂房及其附属设施处于正常的可使用和安全的状态。甲方对该厂房进行检查、养护，应提前3日通知乙方。检查养护时，乙方应予以配合。甲方应减少对乙方使用该厂房的影响。

4、 乙方另需装修或者增设附属设施和设备的，应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按规定须向有关部门审批的，则还应由甲方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六、厂房转租和归还

1、 乙方在租赁期间，如将该厂房转租，需事先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如果擅自中途转租转让，则甲方不再退还租金和保证金。

2、 租赁期满后，该厂房归还时，应当符合正常使用状态。

七、租赁期间其他有关约定

1、厂房租赁期间，甲、乙双方都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利用厂房租赁进行非法活动。

2、厂房租赁期间，甲方有权督促并协助乙方做好消防、安全、卫生工作。

3、厂房租赁期间，厂房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和市政动迁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4、厂房租赁期间，乙方可根据自己的经营特点进行装修，但原则上不得破坏原房结构，装修费用由乙方自负，租赁期满后如乙方不再承担，甲方也不作任何补偿。

5、厂房租赁期间，甲方向乙方无偿提供 门电话。如需 门以上的电话，费用由乙方自理。

6、厂房租赁期间，乙方应及时支付房租及其他应支付的一切费用，如拖欠不付满一个月，甲方有权增收5%滞纳金，并有权终止租赁协议。

7、厂房租赁期满后，甲方如继续出租该房时，乙方享有优先权；如期满后不再出租，乙方应如期搬迁，否则由此造成一切损失和后果，都由乙方承担。

八、其他条款

1、厂房租赁期间，如甲方提前终止合同而违约，应赔偿乙方三个月租金。租赁期间，如乙方提前退租而违约，应赔偿甲方三个月租金。

2、租赁期间，如因产权证问题而影响乙方正常经营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一切责任给予赔偿。

3、可由甲方代为办理营业执照等有关手续，其费用由乙方承担。

4、租赁合同签订后，如企业名称变更，可由甲乙双方盖章签字确认，原租赁合同条款不变，继续执行到合同期满。

5、 供电局向甲方收取电费时，按甲方计划用电收取每千瓦用电贴费______ 元，同时收取甲方实际用电电费。所以，甲方向乙方同样收取计划用电贴费和实际用电电费。

九、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必须依法共同协商解决。

十、本合同一式肆分，双方各执贰分，合同经盖章签字后生效。

出租方：_________________ 承租方：___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 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

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

签约地点：_______________

签约日期：_____年___月____日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4篇

乙方：

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了编号为NO： 的《北京市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北京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下称“该契约”）现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1.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及条件与乙方处理相关事宜，依该契约的约定，甲方应向乙方返还双倍定金、已付房价款及相应利息共计人民币 元，除尚未归还之银行贷款外，甲方需向乙方实际支付人民币 元。银行贷款部分款项共计 元由甲方 年 月 日直接返还予贷款银行，并向乙方提供银行的收据，做为乙方与银行解除借款合同的依据。

2.双方同意甲方按照下列期限，分期将除银行贷款部分外的购房款直接支付给乙方：

（1） 年 月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 %计 元直接返还款项。

（2） 年 月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 %计 元直接返还款项。

（3） 年 月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 %计 元直接返还款项。

（4） 年 月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 %计 元直接返还款项。

（5） 年 月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 %计 元直接返还款项。

（6） 年 月 日之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款项计 元，以及交付返还全部银行贷款后银行所提供的收据。

3.乙方如系以银行抵押贷款方式支付部分房价款的，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该契约正式注销之日，每月应向贷款银行支付的抵押贷款月均还款（下称“月均还款”），由甲方支付，乙方给予必要的配合，且乙方无须再向甲方归还。

4.甲方按本协议第2条第（6）款约定执行完毕后，双方另行签订解约协议解除该契约。自该契约解除后，乙方不再对该契约项下的房屋及其相关建筑享有任何权利，甲方有权另行处置该契约项下房产。在该契约解除之前，如果乙方不再要求退房、解约的，可与甲方另行协商。

5.甲方向乙方支付全款计 元之后，并且双方签订解除该契约的文件生效后，乙方应授权甲方至北京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下称“房地局”）办理该契约注销登记手续之全部所需文件（包括签署递交房地局的解约协议、返还甲方开具的付款票据和合同等）

6.甲乙双方同意该契约之注销登记手续于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直接返还款项后15日内办理。

7.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后甲方向乙方所支付首批还款计元到达乙方账户开始生效，壹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持叁份。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年 月 日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5篇

合同解除的概念，各法系学者之间有争议，其焦点在于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协议解除。大陆法系学说一般认为合同解除是单方行使解除权的单方行为，合同的协议解除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协议解除合同是当事人经过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一种新的合意，充分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由合同意思自治加以规定足以而不需另设专门条款加以规定。英美法系的合同解除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合同解除。从广义上看，与合同消灭或终止同意，其解除原因包括以下五种：①因履行而解除；②因当事人的协议而解除；③因当事人一方面通知对方而解除；④因债权人认为对方违约而解除；⑤因意外事件不能履行而解除。

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解除的含义与两大法系观点不同，是广义上的合同解除，把协议解除、约定解除纳入合同解除的概念。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法中的一项独立的制度与合同其他制度，如合同无效、合同变更、合同担保等制度互相配合，共同构成我国合同法的完整体系。

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①合同解除的前提是有效成立的合同不包括可撤销或效力待定的合同。②合同解除所满足的条件包括法定的条件和约定的条件。③必须有解除行为，或基于一方或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④解除的效力是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也就是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

二、合同解除制度比较研究

两大法系中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构造各异，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协议解除；第二，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大陆法系国家合同的解除制度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外，仅有依解除权而解除合同，以法国和德国最有特点。

总的来看，英美法中合同解除的含义不具有统一性，合同解除包括作为违约的救济方式而存在的法定解除，也包括协议解除、单方解除。因违约而解除合同的，其条件适用根本违约的规则。协议解除实际上适用的是合同订立的规则，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合同解除效力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英国法和美国法则采取了不同做法。

两大法系合同解除制度比较：第一，协议解除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合同订立的规则，合同解除的效果由当事人自由商定。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一般认为协议解除属于合同解除的范畴，而英美法系则认为应纳入合同解除制度的范畴。第二，虽然大陆法系以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特点为标准，英美法系(如英国法的中间条款)以违约后果为标准，导致两大法系对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具体规定并不一致(大陆法系以履行不能、迟延履行等为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因，英美法系以根本违约为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但两大法系对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对于法定解除的效力，德国、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原则上承认其具有溯及力，以恢复原状作为救济方式，英国法认为合同解除的后果原则上不包括恢复原状，没有溯及力。

三、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进及完善

(一)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两点思考

1．通知解除合同的程序，即单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程序《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单方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通知只需要到达对方，并不需要对方的答复，更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合同解除即发生效力，即“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解除合同即对解除合同存在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此时，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成就，那么合同解除的效力就从解除权人把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给对方时生效；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了相反的确认即确认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不应当解除合同，而此前解除权人已经通知对方当事人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已经生效，也就是说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了前者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效力，那么从合同解除生效至法院或仲裁机构这段期间合同解除的效力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法院或仲裁机构了解除权人在先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的效力应视为自始无效，因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通知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合同解除的时间要素。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行使期限，也可以由法律规定，期限届满，该权利消灭。在没有前述规定的情况下，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据此规定，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是模糊的，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是，无论是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是属于除斥期间，即法律预定的关于解除权于存续期间届满时当然消灭的时间，除斥期间的计算以该权利的取得为起算点。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催告后“合理期限”的确定。如何确定合理期限在实践中是不容易判断的，要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由当事人自己去判断，这就增加了法律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常引起纠纷，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其二，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行使期限这个除斥期间与“合理期限”有可能出现冲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在合同解除制度上出现两个不同的除斥期间，其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我认为《合同法》应该规定一个确定的、统一的除斥期间，从而使司法实践中遇到此问题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合同解除权的时间要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合同解除权人的一种督促，它要求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地行使，如果期限届至而不行使，则合同解除权只能归于消灭，也是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需要完善的一个地方。

(二)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进及完善

1．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由合同订立制度加以规制

协议解除合同主要是由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而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使已经生效的合同消灭。其作用机理与订立合同相同，但方向相反：一个使合同走向消灭，一个使合同成立。而约定解除则是当满足了某种特定的条件时法律赋予某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使合同归于消灭的权利。其作用机理与法定解除相同，只是赖以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一个是约定的条件，一个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条件。从各国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德国、法国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这是值得借鉴的。在立法完善时应该予以拆分，将协议解除与单方行使解除权(即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相分离，而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

2．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我国法律一直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我认为，此种立法例成功地将体系化的法律规则与鲜活生动的生活现实之间结合，同时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基本诉求，值得赞同。发端于英美法的信赖利益赔偿旨在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之事实场合，对当事人一方提供救济，赋予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向相对人请求赔偿其因法律行为无效而生之消极的合同利益的权利。近代，在大陆法系该制度已发展成与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并列的法律救济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等场合均有适用，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亦为妥当。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在发生基础上，实质基础为民法的诚信原则，形式基础为法律的直接特别规定，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因此，在逻辑上可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谐共存，事实上信赖利益赔偿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在维持法律体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债法的体系化诉求与社会目的的冲突。在赔偿范围上，固然信赖利益，即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可获得之履行利益(chebenefitofperformance)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但信赖利益赔偿涵盖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又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因此，信赖利益的赔偿甚至可能超过履行利益。二者在范围上互有短长，难分优劣，只有着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赖利益赔偿说既与债法的体系相符合，又能救济善意无过失相信合同有效之当事人，是值得采用的。

合同解除制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补救措施，且事关合同经济纽带作用的发挥以及人们对合同的信赖程度。研究合同解除制度，旨在通过完善立法，预防债务人的投机行为，维护债权人的正当利益，确保交易安全与稳定。通过研究分析中外有关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找出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不足，为完善我国合同解除制度提供借鉴，以期达到实践中解除合同有理有据，并且避免制度的重复规定。

摘要：合同解除制度中存在着若干法律问题，在通知解除合同的程序里，合同解除的效力应视为自始无效，因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通知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解除的时间要素上，《合同法》应该规定一个确定的、统一的除斥期间。应该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采用合同订立的制度对其加以规定；合同解除可以与损害赔偿并存，并且其赔偿范围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的赔偿。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6篇

关键词：合同解除；协议解除；信赖利益；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1－0066－02

一、对合同解除概念分析

合同解除的概念，各法系学者之间有争议，其焦点在于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协议解除。大陆法系学说一般认为合同解除是单方行使解除权的单方行为，合同的协议解除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协议解除合同是当事人经过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一种新的合意，充分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由合同意思自治加以规定足以而不需另设专门条款加以规定。英美法系的合同解除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合同解除。从广义上看，与合同消灭或终止同意，其解除原因包括以下五种：①因履行而解除；②因当事人的协议而解除；③因当事人一方面通知对方而解除；④因债权人认为对方违约而解除；⑤因意外事件不能履行而解除。

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解除的含义与两大法系观点不同，是广义上的合同解除，把协议解除、约定解除纳入合同解除的概念。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法中的一项独立的制度与合同其他制度，如合同无效、合同变更、合同担保等制度互相配合，共同构成我国合同法的完整体系。

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①合同解除的前提是有效成立的合同不包括可撤销或效力待定的合同。②合同解除所满足的条件包括法定的条件和约定的条件。③必须有解除行为，或基于一方或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④解除的效力是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也就是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

二、合同解除制度比较研究

两大法系中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构造各异，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协议解除；第二，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大陆法系国家合同的解除制度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外，仅有依解除权而解除合同，以法国和德国最有特点。

总的来看，英美法中合同解除的含义不具有统一性，合同解除包括作为违约的救济方式而存在的法定解除，也包括协议解除、单方解除。因违约而解除合同的，其条件适用根本违约的规则。协议解除实际上适用的是合同订立的规则，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合同解除效力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英国法和美国法则采取了不同做法。

两大法系合同解除制度比较：第一，协议解除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合同订立的规则，合同解除的效果由当事人自由商定。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一般认为协议解除属于合同解除的范畴，而英美法系则认为应纳入合同解除制度的范畴。第二，虽然大陆法系以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特点为标准，英美法系(如英国法的中间条款)以违约后果为标准，导致两大法系对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具体规定并不一致(大陆法系以履行不能、迟延履行等为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因，英美法系以根本违约为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但两大法系对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对于法定解除的效力，德国、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原则上承认其具有溯及力，以恢复原状作为救济方式，英国法认为合同解除的后果原则上不包括恢复原状，没有溯及力。

三、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进及完善

(一)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两点思考

1．通知解除合同的程序，即单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程序《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单方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通知只需要到达对方，并不需要对方的答复，更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合同解除即发生效力，即“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解除合同即对解除合同存在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此时，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成就，那么合同解除的效力就从解除权人把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给对方时生效；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了相反的确认即确认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不应当解除合同，而此前解除权人已经通知对方当事人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已经生效，也就是说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了前者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效力，那么从合同解除生效至法院或仲裁机构这段期间合同解除的效力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法院或仲裁机构了解除权人在先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的效力应视为自始无效，因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通知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合同解除的时间要素。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行使期限，也可以由法律规定，期限届满，该权利消灭。在没有前述规定的情况下，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据此规定，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是模糊的，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是，无论是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是属于除斥期间，即法律预定的关于解除权于存续期间届满时当然消灭的时间，除斥期间的计算以该权利的取得为起算点。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催告后“合理期限”的确定。如何确定合理期限在实践中是不容易判断的，要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由当事人自己去判断，这就增加了法律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常引起纠纷，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其二，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行使期限这个除斥期间与“合理期限”有可能出现冲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在合同解除制度上出现两个不同的除斥期间，其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我认为《合同法》应该规定一个确定的、统一的除斥期间，从而使司法实践中遇到此问题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合同解除权的时间要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合同解除权人的一种督促，它要求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地行使，如果期限届至而不行使，则合同解除权只能归于消灭，也是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需要完善的一个地方。

(二)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进及完善

1．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由合同订立制度加以规制

协议解除合同主要是由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而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使已经生效的合同消灭。其作用机理与订立合同相同，但方向相反：一个使合同走向消灭，一个使合同成立。而约定解除则是当满足了某种特定的条件时法律赋予某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使合同归于消灭的权利。其作用机理与法定解除相同，只是赖

以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一个是约定的条件，一个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条件。从各国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德国、法国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这是值得借鉴的。在立法完善时应该予以拆分，将协议解除与单方行使解除权(即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相分离，而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

2．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我国法律一直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我认为，此种立法例成功地将体系化的法律规则与鲜活生动的生活现实之间结合，同时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基本诉求，值得赞同。发端于英美法的信赖利益赔偿旨在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之事实场合，对当事人一方提供救济，赋予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向相对人请求赔偿其因法律行为无效而生之消极的合同利益的权利。近代，在大陆法系该制度已发展成与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并列的法律救济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等场合均有适用，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亦为妥当。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在发生基础上，实质基础为民法的诚信原则，形式基础为法律的直接特别规定，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因此，在逻辑上可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谐共存，事实上信赖利益赔偿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在维持法律体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债法的体系化诉求与社会目的的冲突。在赔偿范围上，固然信赖利益，即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可获得之履行利益(che benefit of performance)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但信赖利益赔偿涵盖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又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因此，信赖利益的赔偿甚至可能超过履行利益。二者在范围上互有短长，难分优劣，只有着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赖利益赔偿说既与债法的体系相符合，又能救济善意无过失相信合同有效之当事人，是值得采用的。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协议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信赖利益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说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解说都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合同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及由此导致的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方面的混乱和矛盾状态。鉴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法律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合同解除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方面进行逻辑清理，使该制度的构造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更为精致，与合同法乃至民法体系更为和谐，以充分发挥其调整功能。

一、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待一项法律制度不能仅从法律后果立论而不加区别地将可以导致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诸种法律事实笼而统之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待。具体到合同解除制度，可能导致合同解除这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有：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当事人协议成立新合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规则虽可达至相同的法律后果-解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但在构成上却大异其趣。学说和立法上在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的归属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不把它们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部分，而视为并列于合同解除的独立法律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两立并存。由此带来的启示是，立法上，着眼于体系化和确定性，诸种法律规则是否构成一项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要求这些法律规则均导致相同的法律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各法律规则有基本相同的构造，具有整合为一体的基础。

但耐人寻味的是学说和立法都无视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区别，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类型。（注：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以下。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作者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制协议解除。

首先，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都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对协议解除均没有意义。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权的发生原因（条件）、解除权行使方式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都旨在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协议解除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同解除的行为，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其价值也恰恰是于解除权不存在或不成就场合，解决合同的解除问题。因此关于解除权运作的规则，对协议解除没有适用余地。协议解除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构造上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将二者“拉郎配”式地捆绑在一起。

其次，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解除和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捆绑成合同解除制度，势必使合同解除制度内部充满矛盾，甚至可能“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自己”。无视逻辑捆绑起来的规则，根本不可能构成内部和谐一致的制度。因为协议解除的介入，合同解除制度中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使该制度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张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样的拼盘式的合同解除，还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

其一，在合同解除的标的问题上，如果将协议解除纳入其中，解除的标的就不能只是有效合同，（注：我国学者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因为当事人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结束该类合同效力的不确定状态。没有任何理由将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排除在协议解除的标的范围之外，而且通过协议调整当事人间业已存在的法律状态，安排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其他方式更能体现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理念，更应该得到提倡。

其二，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对于协议解除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协议解除场合，各方当事人必然要在解除协议中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作出各方一致同意的安排，各方当事人对自己利益的处分完全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对此法律不应也无须通过规定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加以干预。正确的态度是在协商解除的情况下，合同是否恢复原状，如何恢复原状，也应由当事人协商决定。如果就溯及力及恢复原状问题发生争议，还应由当事人继续协商.这也是协商解除与其他解除方法不同的特点。（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此外，合同解除一般不影响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对协议解除亦无适用余地。在协议解除场合，双方当事人已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的重新安排，也就没有必要通过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调整他们之间的法律状态，尽管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达成协议解除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最后，合同订立的规则完全可以有效规制合同的协议解除。协议解除的实质在于以一个新合同取代原合同，原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消灭是新合同的基本内容，构成新合同当事人对待给付的主要部分。协议解除不仅要求当事人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终止原合同关系。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解除后的善后事宜，即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当事人经协商一致而订立合同和协议解除合同都是合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协议解除的成立与生效与普通的合同成立与生效在法律规制方面并无二致。并且合同成立和意思表示理论能更有效地表达协议解除的全部内容，因为合同成立不仅各方当事人要有成立合同的法效意思的一致，而且要有决定合同内容的目的意思的一致，以合同成立的规则完全能够解决协议解除的所有问题。合同成立的过程，完全能够解释协议解除的全过程，并加以妥贴的规制。作者认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史尚宽先生道出了大陆法系未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的理由，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大陆法系）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故不适用或准用（大陆法系）民法关于契约解除之规定。（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

总之，法律作为社会进行自我认识和规范的产物，首先要求人们必须认识社会现象的客观联系，然后在观念和语言中寻找与这种内容相符合的东西，即通过概念“吸取真理性，并依据概念来调整自己和认识自己”（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7页。）因此，立法和学说上，把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出去，转而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方式和法律后果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虽然限缩了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范围，但可以大幅度提高合同解除制度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程度，增强合同解除制度在特定领域的调整能力，使合同解除制度因有限而有力。同时，这并不排除协议解除可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因为把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并不妨碍法律运用合同成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这种调整，实在是在合则两伤与分则双美之中作出的优劣立判的选择，殊值赞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既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市场来调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那么我国的合同立法对所谓的协议解除就没有规定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注：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二、准确界定恢复原状的本来含义，确认合同解除的一体溯及力

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是一个在学术界充满争议的问题，立法对此也没有明确态度。但由于它直接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相钩联，又是合同解除制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实际上暗含着对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不同界定。

在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无溯及力。这种观点与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使当事人彻底摆脱已经成立并已生效的合同的约束，消除其对当事人法律生存状态，即权利义务的影响。合同解除若无溯及力，则在解除前当事人已为的履行或受领行为依然有法律依据，依然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无法摆脱合同的影响。基于对通说解释能力的不满，产生了另外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认为：在协议解除情况下，有无溯及力原则上应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无约定时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因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原则上可无溯及力。违约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具体分析。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以下。）这种观点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日见丰富、精致、完备，其解释能力远在通说之上，较通说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并为很多学者接受，（注：参见张广兴、韩世远：《合同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已成为关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的主导性学说。这种观点虽然极富弹性，顾及了合同解除的所有情况，但收之桑榆，却失之东隅，增强了解释能力的同时，却付出了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代价。从表述上看，这种观点充满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原则上”等不确定语词，而且还要以“非继续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这种对合同的不确定分类为依托，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变数。确定性是法律规则的基本属性，离开了确定性，法律将难以发挥指引、预测、评价等基本功能。法律必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这是立法权、司法权严格区分的必然要求，是大陆法系大规模编撰并依赖法典的基本理由。（注：参见[美]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印行，第33页以下。）法律法典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编纂法典统一整理法规，确保法律的安全稳定性。（注：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确定性的缺失，必然造成法官立法，成文法的存在本身也将成为问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法治是否可能的问题，（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289页。）我们对任何可能导致法律规则失却确定性的理论都必须持谨慎的批判态度。

理论上之所以不惜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为代价，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作出如此复杂的构造，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能否恢复原状统摄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能恢复原状，则有溯及力，不能，则否；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又过于僵化狭隘。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其一为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的关系。基于恢复原状与溯及力具有对应关系，论者多谓有些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因此，这类合同的解除不能有溯及力。把不能恢复原状作为没有溯及力的原因对待，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倒置。逻辑上，恢复原状义务的产生是特定法律事实发生的结果，就合同解除而言，是否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关键取决于解除是否有溯及力，是否使合同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当事人因合同关系取得的给付，是否因此失去法律上的原因。合同解除如果有溯及力，就要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则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依然存在，当事人对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负恢复原状的义务。（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只能是确定了解除是否溯及既往之后，才能产生是否恢复原状的问题，而不是相反。不能以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来论证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以往我们对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确定，逻辑进路本身就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

其二是恢复原状的含义。虽然不能以是否能够恢复原状决定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但不能否认的是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确实存在对应关系，研究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其主要意义也在于确定合同解除是否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学者之所以认为有些场合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关键是在这些场合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如果已经确定地认为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就必须转而寻找没有溯及力的理由和依据，以求得理论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种努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循着这一路径，将恢复原状作等同于返还原物的僵化狭隘理解，必然导致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上认识的偏差。持合同解除在有些场合无溯及力观点的学者，多从不能返还已为的给付立论，认为事实上不能或不宜返还，理论上就不应强人所难，因此认定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

于是，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就成为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争议的关键。对合同解除溯及力持保留态度的学者多将恢复原状理解为就是返还已为的给付。但问题是，就返还已为的给付而言，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都具有这一基本功能，法律实在没有设置恢复原状的必要。我国民法通则更把返还财产与恢复原状并列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因此，恢复原状的功能决不仅仅在于在合同解除场合为返还已为的给付提供法律依据，其存在必然另有其依据和合理性。这构成了对恢复原状进行逻辑清理的一个很好的起点。王利明教授等学者认为，恢复原状，在各国立法上有不同的含义。恢复原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犯前的原来的状态，如返还财产、恢复名誉都可以说是恢复原状。狭义的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坏的财产修复。（注：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作者认为，作为与不当得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并列存在的规则，恢复原状的主旨是在相邻关系、合同无效、被撤销和解除甚至侵权等场合，以权利人的原有权利状态为准据，确定相对人义务的范围，恢复本来的利益格局。其功能在于以恢复原状为标准界定义务的范围，而采用何种形式恢复原状，则非本制度所计较。着眼于功能和目的-恢复权利人的利益状态，在合同解除场合，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应恢复到定约前的状态，（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不仅包括返还已为的给付这种最基本的样态，就已为的给付以替代物返还或做对等的补偿，亦应理解为恢复原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吸收了英美法系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其相关规定亦支持了此种观点。（注：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3.6条。英美法系中恢复原状的涵义较广，即使金钱赔偿亦包括在内。）尤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趋于完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更应该从价值形态、而不是从实物形态来理解和把握恢复原状.恢复原状的独特功能，构成了可与不当得利制度并存的基本理由，盖以不当得利之制度，以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为目的，常以受益人之利益或财产状态（现存利益）为准据，以定返还义务之范围，而在解除之原状回复义务则以回复给付之原状为目的，常以权利人损失或财产状态为准据，以定其范围，相对人因给付受有利益与否，在所不问。（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以下。）根据史尚宽先生的概括，尚无债务之履行时。通常此时因解除，契约上之债权关系溯及的消灭，当事人间当然回复原状，从而无发生回复原状义务之余地。在为债务之履行已为物权契约场合，恢复原状可以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1）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2）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3）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为物之使用者，应照受领时之价额以金钱返还之；（4）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5）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偿还；（6）应返还之物有毁损灭失或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以下。）

如果以上对恢复原状的理解能够成立，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颇为确定的结论-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注：王利明教授亦持此种观点，并论证了合同解除不溯及既往就不能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权益并制裁违约方的主要理由。但王教授同时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在特殊情况下，应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限制。具体言之，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合同、劳务合同因已为的给付无法返还，委托合同因履行行为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故合同解除不应有溯及力；如果一方受领给付，将标的物转移给第三人，若溯及既往则会因恢复原状而殃及第三人利益，在此场合，合同解除也不应有溯及力。王教授没有彻底地坚持合同解除有溯及力，而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调适缓和，也是没有注意恢复原状的基本功能所致。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以下。）合同解除在所有场合恢复原状均为可能且为可行，因此，在理论建构上，我们就不必因为顾忌恢复原状的实际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繁复曲折的安排，并因而损害理论的内部和谐一致。而且一体溯及力的取得，更有利于合同解除制度独特功能的发挥，使当事人彻底地摆脱已不合时宜的法锁的束缚。还恢复原状以本来含义，就合同解除的溯及力给出确定的结论，才能使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获得确定性，较好地实现作为成文法规则的基本功能。

由于合同解除一体地具有溯及力，因此合同解除后，各方当事人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但在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行使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效果上，都颇值称道。其第7.3.6条（restitution，恢复原状）规定：终止合同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主张返还他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同时亦返还他所收到的一切。如果实物返还不可能或不适当，只要合理，应予以金钱补偿。即在当事人各方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场合，就各方的请求权行使成立同时履行抗辩权。

三、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向有三种基本主张：其一为以德国为代表的选择主义，即于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得就解除合同或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择一行使。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互相排斥，不能并存：其二为以瑞士、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立主义，主张债权人得于合同解除同时请求损害赔偿，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在两立主义内部，对于损害赔偿的性质，粗略地可概括为两种主张：（1）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说，即违约损害赔偿；（2）因合同解除之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究指何种损害而言，又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履行期待说，即因期待合同不解除而可完全履行所受之损害；其二为信赖利益说，此即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消极的合同上损害。（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以下。）

选择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合同解除是以使当事人的法律生存状态恢复到与合同订立以前同样为目的，解除使合同溯及到成立时消灭，因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失去存在基础和前提，与因合同而发生的权利义务一道消灭。选择主义之所以为德国民法典继受，概念法学的影响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过分强调法典的逻辑自足性、过度追求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所致。其结果必然是由于严格的职业性法律逻辑，当事人的期望往往落空。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剪裁生活现实，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注：[德]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这种主张在肯定当事人违约是合同解除权发生的主要原因的同时，陷于对法律内在逻辑的偏执，无法对恢复原状之外的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成立而导致的损失提供救济。这有可能荡涤当事人对合同的信赖的心理基础，而这种信赖对于减少交易费用、维系社会合作弥足珍贵，民法必须珍惜。因此，选择主义虽然满足了概念法学的逻辑偏好，但却因此牺牲了法律的正义诉求，随着概念法学日益受到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后现代法学流派的置疑，即使是深受德国民法影响的国家，如瑞士、日本，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上，也没有盲目追随选择主义。

与选择主义的逻辑偏好适成对照的是，两立主义中的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说对逻辑的虚无主义态度。后者认为，在债务不履行场合，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同时并存，债权人除了能解除合同之外，还可以请求因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理由是如果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损害赔偿，在合同解除前即已存在，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变成不存在。在承认损害赔偿请求权继续存在之范围内，合同之效力不妨视为依然存续。（注：参见周林彬主编：《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但是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乃原债务内容转换而来之赔偿，与原债务不失其同一性。（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237、257页。）此为债法之基本原理，至为明显。因此，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必须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合同解除溯及的消灭债权债务关系，又不影响请求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其间的矛盾而带来的张力实在无法为法律所承受。既然我们承认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在同一体系内逻辑上，就无法再认同债权人的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反之亦然。该说取向生活实际的态度，固然可嘉，但对法律的体系和内在逻辑牺牲太大。按照哈耶克关于检验法律的“内在批评”方法，为了改进法律系统，一种特定规则就只能根据它与整个法律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它与由此而来的行动秩序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来加以评判（注：参见[美]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3页。）。走出幼稚的民法学，也应该在民法体系的高度，研讨具体规则的设定，寻找既符合生活实际，又与整个法律体系一致的替代方案，解决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了瑞士债务法提供的思路，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一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作者认为，此种立法例成功地消解了体系化的“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则与鲜活生动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张力，同时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基本诉求，殊值赞同。信赖利益赔偿者，乃法律行为外形上虽成立，但实质上无效，当事人一方因善意无过失信其有效致受损害之赔偿也。（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下。）发端于英美法的信赖利益赔偿旨在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之事实场合，对当事人一方，提供救济，赋予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向相对人请求赔偿其因法律行为无效而生之消极的合同利益的权利。近世，在大陆法系该制度已发展成与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并列的法律救济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等场合均有适用，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亦为妥当。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在发生基础上，实质基础为民法之帝王原则-诚信原则，形式基础为法律的直接特别规定，（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以下。）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因此，在逻辑上可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谐共存，事实上信赖利益赔偿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在维持法律体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债法的体系化诉求与社会目的的冲突。在赔偿范围上，固然信赖利益，即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thebenefitofperformance）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但信赖利益赔偿涵盖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又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因此，信赖利益的赔偿甚至可能超过履行利益。（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以下。）二者在范围上互有短长，难分优劣，只有着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赖利益赔偿说既债法之体系相符合，又能救济善意无过失相信合同有效之当事人，诚为可取.

四、结语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8篇

[关键词]合同；协议解除；合同解除；合同订立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137-03

我国合同法把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类型，关于协议解除是否属于狭义合同解除的范畴以及适用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的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对约定解除权的规定与协议解除的方式一起构成了约定解除的完整内容，缺少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不妥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协议解除并非约定解除的一种形式，而是意思自治原则或合同自由原则的直接体现；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第三种观点值得肯定。

一、合同解除制度排除协议解除的事由

协议解除与约定解除虽然都在客观上达到合同解除的目的，但是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因此协议解除不应属于约定解除的一种方式，应被排除在合同解除范畴之外。以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引致无法克服的弊端，足以说明合同解除制度涵盖协议解除的不合理性。

1．约定解除与协议解除的本质区别

虽然约定解除与协议解除都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但二者却有着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性质不同。约定解除的解除权是形成权，解除合同是单方法律行为，即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或协助；协议解除中的解除是双方法律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一方若想解除合同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不得解除合同。第二，前提不同。约定解除是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当事人必须事先约定，赋予一方或双方以解除权，解除合同就是行使解除权的结果；协议解除不需要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是事后协商确定解除条件。第三，功能不同。约定解除是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非违约方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及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协议解除不以违约为前提，双方达成合意的目的是对原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设定，而不是针对违约寻求补救措施。第四，方式不同。约定解除的解除权人必须实际行使解除权，即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方可解除合同，相对人对解除合同有异议时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确认之诉，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依职权对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行滞后审查；协议解除时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即可解除合同，至于采取何种方式达成合意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

2．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的弊端

(1)在法学理论上：违背合同自由原则。协议解除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法律没有强制干预的必要。意志自由是合同主体的本质，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不能成为合同主体，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应能认识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法律对合同主体的理性假设。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性，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多种多样，合同法不可能穷尽各种情形预先对解除合同的后果作出规定，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局限性，应允许合同主体自行决定协议解除合同的后果。合同解除制度对协议解除的后果进行强制规定，就是违背了合同自由原则，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践踏。

(2)在立法技术上：引起解除制度内部的不协调。因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将二者强行捆绑在一起，势必造成合同解除制度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合同解除的客体是有效成立的合同，在理论界已无争议，由于协议解除的介入将导致客体不适当地扩张，效力待定的合同也被纳入合同解除的客体范畴，因为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协议解除效力待定的合同，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另外，合同解除制度中解除权的发生、行使、消灭等规定都是用以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对于协议解除没有适用的余地。因此，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在构建合同解除制度时，不能仅因为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有着相同的解除合同后果，就简单地将二者归并为同一法律制度，应将法的内在意旨和外在后果作为统一体，共同作为体系化的整合条件予以考虑。

(3)在法的应用上：导致协议解除适用规则的多元化。由于协议解除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关于解除合同的溯及力以及赔偿问题，按照合同订立规则的规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双方协商确定，只要不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法律不予干涉；按照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合同法》第97条对此进行了强制规定，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相互矛盾的两种规定使得协议解除的适用规范呈现多元化和不确定状态，有损法律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也使得当事人和法官在应用法律时面临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的检讨

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立法对协议解除只在某些情况下有限制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笔者认为，协议解除合同虽然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但合同自由原则不足以完全有效地规制协议解除，仍有必要以合同订立规则作为首选规范规制协议解除。原因在于，合同自由原则和订立规则虽然同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在内容、范围和作用上存在若干区别，具体表现为：

1．规定内容的详略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合同法律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不直接告诉应当如何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和当事人选择和灵活应用；而合同订立规则的要求是明确具体的，其明确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

2．适用的覆盖面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对人的合同行为及其条件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与其他原则共同构成整个合同法律行为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覆盖面较合同订立规则要宽广很多，具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不但是合同订立规则的基础，也是其他规则如合同的履行、终止、解除等众多规则的基础；而合同订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它只适用于订立合同这一类行为，不规制其他合同行为。

3．适应性的强弱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与其他原则一并构成包括订立规则在内的所有合同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们还可以协调合同法各规则之间的矛盾，弥补各规则的不

足与缺陷，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官裁判的法律根据，因适用法律原则不可避免地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而使得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活力和较强的适应性；而合同订立规则的显示性特征要比合同自由原则强，因而具有微观指导性，可操作性强，法官不容易偏离规则作出裁决。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以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为了解决此问题，应选择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自由原则绝对不能规制协议解除，只有合同订立规则存在严重不足或缺陷影响了个案的实质公正时，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过援引合同自由原则，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公正，这是法理上弥补法律规则缺陷的通常做法。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对于协议解除的规制而言，合同订立规则处于首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处于补充地位。

三、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的适当性

有学者认为，将协议解除排除于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固然在理论上有优点，但与我国多年来的实践不完全一致。因为我国自经济合同法规定合同双方可以协商解除合同以来，协议解除已在我国合同实践中形成一种习惯，现在如完全不承认协议解除，难以被普通群众所接受，因此法律有必要明确规定协议解除作为合同解除的方式之一。笔者认为，将协议解除排除于合同解除制度之外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而且是立法的基本要求，由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才是理性的适当选择。

1．改革协议解除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市场经济要求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个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固有弊端，国家必须采取法律等必要手段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因此，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改变传统的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模式，还原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健全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对于合同法而言，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市场主体干预过多的模式，实现国家依靠法治对市场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引导和保障，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新的法律秩序。而我国在合同法中依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对协议解除的规定，不适当地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合同自由，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要求。

(2)法律创制的基本要求。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的弊端已呈现，若仍然固守不加以改革，则违反了法律创制中所要求的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法的稳定性要求法律一经颁布实施，应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但法律创制应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势，敞开自我完善的空间，审时度势地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及时地对既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正、废止或重新创制，使法律法规保持对社会关系的相对适应性。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及时地修改协议解除的法律规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2．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的合理性

(1)体现合同自由的原则。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能有效地克服适用合同解除制度时的弊端。原因在于：首先，合同当事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人，他们被假定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以合同解除制度对解除之后的溯及力和赔偿问题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就会使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形同虚设，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极大贬低。其次，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有局限性。“人类的历史已经反复地告诉我们，由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和民事活动的无限复杂性的矛盾所决定，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全知全能的立法。”因此，当事人完全有能力协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靠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才能弥补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欠缺。

(2)迎接法律全球化的挑战。法律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我国必须合理地借鉴、吸收外国合同立法的有益经验，实现合同法的现代转型。从国外的合同立法现状看，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理论采狭义的合同解除制度，特别是德国、日本的民法理论，把合同解除作为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的单方行为，不包括协议解除。“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故不适用或准用民法关于契约解除之规定。”英美法上狭义的合同解除与大陆法系的狭义合同解除概念相当，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条件(在英国法上)或重大违约(在美国法上)时，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狭义合同解除理论均认为，合同的协议解除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故不应被纳入狭义合同解除之中。因此，我国的狭义合同解除也应符合大多数法制先进国家的合同立法趋同性，将其排除于狭义合同解除之外，适用合同的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9篇

[关键词]合同；协议解除；合同解除；合同订立

我国合同法把合同解除分为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类型，关于协议解除是否属于狭义合同解除的范畴以及适用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规制的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对约定解除权的规定与协议解除的方式一起构成了约定解除的完整内容，缺少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不妥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协议解除并非约定解除的一种形式，而是意思自治原则或合同自由原则的直接体现；第三种观点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笔者认为，前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不利于司法实践操作，第三种观点值得肯定。

一、合同解除制度排除协议解除的事由

协议解除与约定解除虽然都在客观上达到合同解除的目的，但是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实质上的区别，因此协议解除不应属于约定解除的一种方式，应被排除在合同解除范畴之外。以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引致无法克服的弊端，足以说明合同解除制度涵盖协议解除的不合理性。

1．约定解除与协议解除的本质区别

虽然约定解除与协议解除都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但二者却有着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性质不同。约定解除的解除权是形成权，解除合同是单方法律行为，即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不需要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或协助；协议解除中的解除是双方法律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一方若想解除合同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不得解除合同。第二，前提不同。约定解除是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当事人必须事先约定，赋予一方或双方以解除权，解除合同就是行使解除权的结果；协议解除不需要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是事后协商确定解除条件。第三，功能不同。约定解除是在一方违约的情形下，非违约方采取的一种违约救济措施，及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协议解除不以违约为前提，双方达成合意的目的是对原合同的权利义务进行重新设定，而不是针对违约寻求补救措施。第四，方式不同。约定解除的解除权人必须实际行使解除权，即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方可解除合同，相对人对解除合同有异议时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确认之诉，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依职权对合同解除的效力进行滞后审查；协议解除时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即可解除合同，至于采取何种方式达成合意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

2．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的弊端

(1)在法学理论上：违背合同自由原则。协议解除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法律没有强制干预的必要。意志自由是合同主体的本质，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不能成为合同主体，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应能认识并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法律对合同主体的理性假设。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性，导致合同解除的情形多种多样，合同法不可能穷尽各种情形预先对解除合同的后果作出规定，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局限性，应允许合同主体自行决定协议解除合同的后果。合同解除制度对协议解除的后果进行强制规定，就是违背了合同自由原则，是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践踏。

(2)在立法技术上：引起解除制度内部的不协调。因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将二者强行捆绑在一起，势必造成合同解除制度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合同解除的客体是有效成立的合同，在理论界已无争议，由于协议解除的介入将导致客体不适当地扩张，效力待定的合同也被纳入合同解除的客体范畴，因为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协议解除效力待定的合同，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另外，合同解除制度中解除权的发生、行使、消灭等规定都是用以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对于协议解除没有适用的余地。因此，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在构建合同解除制度时，不能仅因为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有着相同的解除合同后果，就简单地将二者归并为同一法律制度，应将法的内在意旨和外在后果作为统一体，共同作为体系化的整合条件予以考虑。

(3)在法的应用上：导致协议解除适用规则的多元化。由于协议解除是通过当事人的协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关于解除合同的溯及力以及赔偿问题，按照合同订立规则的规定，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双方协商确定，只要不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法律不予干涉；按照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合同法》第97条对此进行了强制规定，即“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相互矛盾的两种规定使得协议解除的适用规范呈现多元化和不确定状态，有损法律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也使得当事人和法官在应用法律时面临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二、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的检讨

有学者认为，我国合同立法对协议解除只在某些情况下有限制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笔者认为，协议解除合同虽然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但合同自由原则不足以完全有效地规制协议解除，仍有必要以合同订立规则作为首选规范规制协议解除。原因在于，合同自由原则和订立规则虽然同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在内容、范围和作用上存在若干区别，具体表现为：

1．规定内容的详略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合同法律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不直接告诉应当如何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和当事人选择和灵活应用；而合同订立规则的要求是明确具体的，其明确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

2．适用的覆盖面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对人的合同行为及其条件有更大的覆盖面和抽象性，与其他原则共同构成整个合同法律行为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覆盖面较合同订立规则要宽广很多，具有更大的宏观指导性，不但是合同订立规则的基础，也是其他规则如合同的履行、终止、解除等众多规则的基础；而合同订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它只适用于订立合同这一类行为，不规制其他合同行为。

3．适应性的强弱不同

合同自由原则与其他原则一并构成包括订立规则在内的所有合同规则的本源和基础，它们还可以协调合同法各规则之间的矛盾，弥补各规则的不足与缺陷，甚至可以直接作为法官裁判的法律根据，因适用法律原则不可避免地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而使得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活力和较强的适应性；而合同订立规则的显示性特征要比合同自由原则强，因而具有微观指导性，可操作性强，法官不容易偏离规则作出裁决。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以合同自由原则规制协议解除容易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为了解决此问题，应选择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自由原则绝对不能规制协议解除，只有合同订立规则存在严重不足或缺陷影响了个案的实质公正时，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过援引合同自由原则，引入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公正，这是法理上弥补法律规则缺陷的通常做法。因此，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对于协议解除的规制而言，合同订立规则处于首选地位，合同自由原则处于补充地位。

三、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的适当性

有学者认为，将协议解除排除于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固然在理论上有优点，但与我国多年来的实践不完全一致。因为我国自经济合同法规定合同双方可以协商解除合同以来，协议解除已在我国合同实践中形成一种习惯，现在如完全不承认协议解除，难以被普通群众所接受，因此法律有必要明确规定协议解除作为合同解除的方式之一。笔者认为，将协议解除排除于合同解除制度之外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而且是立法的基本要求，由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才是理性的适当选择。

1．改革协议解除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1)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市场经济要求赋予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个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固有弊端，国家必须采取法律等必要手段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因此，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要求改变传统的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模式，还原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健全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对于合同法而言，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市场主体干预过多的模式，实现国家依靠法治对市场主体进行必要的规范、引导和保障，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新的法律秩序。而我国在合同法中依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经济合同法对协议解除的规定，不适当地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合同自由，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要求。

(2)法律创制的基本要求。合同解除制度规制协议解除的弊端已呈现，若仍然固守不加以改革，则违反了法律创制中所要求的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时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法的稳定性要求法律一经颁布实施，应该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但法律创制应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势，敞开自我完善的空间，审时度势地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及时地对既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正、废止或重新创制，使法律法规保持对社会关系的相对适应性。因此，立法机关应当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及时地修改协议解除的法律规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2．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的合理性

(1)体现合同自由的原则。适用合同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能有效地克服适用合同解除制度时的弊端。原因在于：首先，合同当事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理性人，他们被假定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以合同解除制度对解除之后的溯及力和赔偿问题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就会使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形同虚设，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极大贬低。其次，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有局限性。“人类的历史已经反复地告诉我们，由立法者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和民事活动的无限复杂性的矛盾所决定，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全知全能的立法。”因此，当事人完全有能力协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靠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才能弥补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欠缺。

(2)迎接法律全球化的挑战。法律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我国必须合理地借鉴、吸收外国合同立法的有益经验，实现合同法的现代转型。从国外的合同立法现状看，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理论采狭义的合同解除制度，特别是德国、日本的民法理论，把合同解除作为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的单方行为，不包括协议解除。“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故不适用或准用民法关于契约解除之规定。”英美法上狭义的合同解除与大陆法系的狭义合同解除概念相当，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条件(在英国法上)或重大违约(在美国法上)时，对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狭义合同解除理论均认为，合同的协议解除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前提，故不应被纳入狭义合同解除之中。因此，我国的狭义合同解除也应符合大多数法制先进国家的合同立法趋同性，将其排除于狭义合同解除之外，适用合同的订立规则规制协议解除。

合同解除协议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协议解除，溯及力，恢复原状，信赖利益

在我国，无论是立法的规定，还是学说对合同解除制度的解说都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突出 地表现为：合同解除原因（条件）的多元并立及由此导致的合同解除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等 方面的混乱和矛盾状态。鉴于法律的确定性对于法律发挥实际调整作用的重要性，有必要对 合 同解除制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着眼于立法技术的角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方面进行 逻辑清理，使该制度的构造在理论上和立法上更为精致，与合同法乃至民法体系更为和谐 ，以充分发挥其调整功能。

一、限缩合同解除制度的涵摄范围，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对待一项法律制度不能仅从法律后果立论而不加区别地将可以导致 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诸种法律事实笼而统之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内容对待。具体到合同解除 制度，可能导致合同解除这种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有：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 使、当事人协议成立新合同、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上几个方面的法律规则虽可达至相同的 法律后果-解除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但在构成上却大异其趣。学说和立法上在情势变更 的发生、不安抗辩权的行使的归属问题上，认识基本一致，不把它们作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一 部分，而视为并列于合同解除的独立法律规则，与合同解除制度两立并存。由此带来的启示 是，立法上，着眼于体系化和确定性，诸种法律规则是否构成一项法律制度，不仅仅在于要 求这些法律规则均导致相同的法律后果，更为重要的是各法律规则有基本相同的构造，具有 整合为一体的基础。

但耐人寻味的是学说和立法都无视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在法律构造上的区别， 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度，作为合同解除的基本类型。（注：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以下。我国《合同法》 第93条、第94条。 ）作者认为不应把协议解除视为 合同解除制度的内容，而应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规制协议解除。

首先，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规则都是针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和行使而设，对协议解除均没 有意义。合同解除制度中的解除权的发生原因（条件）、解除权行使方式和解除权行使的法律 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规则都旨在规范解除权的运作、协议解除是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同意将合 同解除的行为，它不以解除权的存在为必要，解除行为也不是解除权的行使。（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其价值也恰 恰是于解除权不存在或不成就场合，解决合同的解除问题。因此关于解除权运作的规则，对 协议解除没有适用余地。协议解除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在构造上大异其趣，没有必要将二者 “拉郎配”式地捆绑在一起。

其次，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协议解除和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捆绑成合同解除制度，势必使合 同解除制度内部充满矛盾，甚至可能“因为内在矛盾而自己自己”。无视逻辑捆绑起来 的规则，根本不可能构成内部和谐一致的制度。因为协议解除的介入，合同解除制度中比较 重要的问题，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使该制度承受着不能承受的张力，我们完全有理由 怀疑这样的拼盘式的合同解除，还是否有资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存在。

其一，在合同解除的标的问题上，如果将协议解除纳入其中，解除的标的就不能只是有效 合同，（注：我国学者多认为合同解除的标的为有效成立的合同。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 版 社1998年版，第167页。）因为当事人各方完全可以通过协议解除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结束该类合同效力的 不确定状态。没有任何理由将效力存在瑕疵的合同排除在协议解除的标的范围之外，而且通 过协议调整当事人间业已存在的法律状态，安排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较其他方式更能 体现合同法的意思自治理念，更应该得到提倡。

其二，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对于协议解除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协议解除场合， 各方当事人必然要在解除协议中对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作出各方一致同意的安排，各方当事 人对自己利益的处分完全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对此法律不应也无须通过规定合同解除有 无溯及力加以干预。正确的态度是在协商解除的情况下，合同是否恢复原状，如何恢复原状 ，也应由当事人协商决定。如果就溯及力及恢复原状问题发生争议，还应由当事人继续协商 .这也是协商解除与其他解除方法不同的特点。（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4页。）

此外，合同解除一般不影响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对协议解除亦无适用余地。在 协议解除场合，双方当事人已对各自的权利义务作出了具体的重新安排，也就没有必要通过 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调整他们之间的法律状态，尽管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达成协议解除要考虑 的重要因素。

最后，合同订立的规则完全可以有效规制合同的协议解除。协议解除的实质在于以一个新 合同取代原合同，原合同关系的权利义务消灭是新合同的基本内容，构成新合同当事人对待 给付的主要部分。协议解除不仅要求当事人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终止原合同关系。而且、 也是更重要的，当事人应当对合同解除后的善后事宜，即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安排。当事 人经协商一致而订立合同和协议解除合同都是合同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协议解除的 成 立与生效与普通的合同成立与生效在法律规制方面并无二致。并且合同成立和意思表示理论 能更有效地表达协议解除的全部内容，因为合同成立不仅各方当事人要有成立合同的法 效意思的一致，而且要有决定合同内容的目的意思的一致，以合同成立的规则完全能够解决 协议解除的所有问题。合同成立的过程，完全能够解释协议解除的全过程，并加以妥贴的规 制。 作者认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史尚宽先生道出了大陆法系未将协议解除纳入合同解除制 度的理由，合意解除，以第二契约解除第一契约，而非依一方意思表示之解除，与（大陆法 系）民法所规定之契约解除全异其性质。故不适用或准用（大陆法系）民法关于契约解除之规 定。（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

总之，法律作为社会进行自我认识和规范的产物，首先要求人们必须认识社会现象的客观 联系，然后在观念和语言中寻找与这种内容相符合的东西，即通过概念“吸取真理性，并依 据概念来调整自己和认识自己”（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7页。）因此，立法和学说上，把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出 去，转而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方式和法律后果视为合同解除制度的主要 内容，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虽然限缩了合同解除制度的适用范围，但可以大幅度提高合 同解除制度的内部和谐一致的程度，增强合同解除制度在特定领域的调整能力，使合同解除 制度因有限而有力。同时，这并不排除协议解除可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因为把协议 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并不妨碍法律运用合同成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对 合同解除制度的这种调整，实在是在合则两伤与分则双美之中作出的优劣立判的选择，殊值 赞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既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 要通过市场来调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那么我国的合同立法对所谓的协议解除就 没有 规定的必要，因为它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当然内容。（注：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20页。）

二、准确界定恢复原状的本来含义，确认合同解除的一体溯及力

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是一个在学术界充满争议的问题，立法对此也没有明确态度。但 由于它直接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相钩联，又是合同解除制度必须给予回答的问题，对这一 问 题的不同回答，实际上暗含着对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不同界定。

在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学术界的通说认为无溯及力。这种观点与合同解除制度 的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合同解除制度的价值就在于使当事人彻底摆脱已经成立并已生效的合 同的约束，消除其对当事人法律生存状态，即权利义务的影响。合同解除若无溯及力，则在 解除前当事人已为的履行或受领行为依然有法律依据，依然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 无法摆脱合同的影响。基于对通说解释能力的不满，产生了另外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观点，认 为：在协议解除情况下，有无溯及力原则上应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无约定时由法院或仲裁 机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因客观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解除合同，原则上可无溯及力。违 约解除，有无溯及力应具体分析。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原则上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的解除 原则上无溯及力。（注：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以下。）这种观点经过学者的不懈努力，日见丰富、精致、完备，其解释能力远 在通说之上，较通说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并为很多学者接受，（注：参见张广兴、韩世远：《合同法总则（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已成为关于合同解除的溯及 力问题的主导性学说。这种观点虽然极富弹性，顾及了合同解除的所有情况，但收之桑榆， 却失之东隅，增强了解释能力的同时，却付出了丧失了法律确定性的代价。从表述上看，这 种观点充满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原则上”等不确定语词，而且还要以“非继续性合 同和继续性合同”这种对合同的不确定分类为依托，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变数。确定性是法 律规则的基本属性，离开了确定性，法律将难以发挥指引、预测、评价等基本功能。法律必 须完整、清晰、逻辑严密，这是立法权、司法权严格区分的必然要求，是大陆法系大规模编 撰并依赖法典的基本理由。（注：参见[美]梅利曼：《大陆法系》（中译本），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印行，第33页以下。）法律法典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编纂法典统一整理法 规，确保法律的安全稳定性。（注：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确定性的缺失，必然造成法官立法，成文法的存在本身也 将 成为问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法治是否可能的问题，（注：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3期，第289页。）我们对任何可能 导致法律规则失却确定性的理论都必须持谨慎的批判态度。

理论上之所以不惜以牺牲法律的确定性为代价，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作出如此复杂的 构造，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能否恢复原状统摄合同解除的溯及力，能恢复原状，则有溯及力， 不能，则否；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又过于僵化狭隘。这里至少存在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其一为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的关系。基于恢复原状与溯及力具有对应关系，论者多谓有些合 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因此，这类合同的解除不能有溯及力。把不能恢复原状作为 没有溯及力的原因对待，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倒置。逻辑上，恢复原状义务的产生是特定法 律事实发生的结果，就合同解除而言，是否产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关键取决于解除是否 有溯及力，是否使合同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当事人因合同关系取得的给付，是否因此失去 法律上的原因。合同解除如果有溯及力，就要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果合同解除没有 溯及力，则解除以前的债权债务依然存在，当事人对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负恢复原状的义务。 （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9页。）只能是确定了解除是否溯及既往之后，才能产生是否恢复原状的问题，而不是相反。不 能 以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来论证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以往我们对合同解除是否有 溯及力的确定，逻辑进路本身就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

其二是恢复原状的含义。虽然不能以是否能够恢复原状决定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但不 能否认的是恢复原状与溯及力确实存在对应关系，研究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其主要意义 也在于确定合同解除是否发生恢复原状的法律后果。如前所述，学者之所以认为有些场合合 同解除没有溯及力，关键是在这些场合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如果已经确定地认 为合同解除后不能或不宜恢复原状，就必须转而寻找没有溯及力的理由和依据，以求得理论 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种努力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循着这一路径，将恢复原状作等同于返 还原物的僵化狭隘理解，必然导致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上认识的偏差。持合同解除 在有些场合无溯及力观点的学者，多从不能返还已为的给付立论，认为事实上不能或不宜返 还，理论上就不应强人所难，因此认定合同解除没有溯及力。

于是，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就成为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问题争议的关键。对合同解除溯 及力持保留态度的学者多将恢复原状理解为就是返还已为的给付。但问题是，就返还已为的 给付而言，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都具有这一基本功能，法律实在没有设 置恢复原状的必要。我国民法通则更把返还财产与恢复原状并列作为民事责任的形式。因此 ，恢复原状的功能决不仅仅在于在合同解除场合为返还已为的给付提供法律依据，其存 在必然另有其依据和合理性。这构成了对恢复原状进行逻辑清理的一个很好的起点。王利明 教授等学者认为，恢复原状，在各国立法上有不同的含义。恢复原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犯前的原来的状态，如返还财产、恢复名誉都可以说是恢复 原状。狭义的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坏的财产修复。（注：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8页。）作者认为，作为与不当得利、所有物返 还 请求权并列存在的规则，恢复原状的主旨是在相邻关系、合同无效、被撤销和解除甚至侵权 等场合，以权利人的原有权利状态为准据，确定相对人义务的范围，恢复本来的利益格局。 其功能在于以恢复原状为标准界定义务的范围，而采用何种形式恢复原状，则非本制度所计 较。着眼于功能和目的-恢复权利人的利益状态，在合同解除场合，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 的利益状态应恢复到定约前的状态，（注：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页。）不仅包括返还已为的给付这种最基本的样态，就已 为的给 付以替代物返还或做对等的补偿，亦应理解为恢复原状。《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吸收了英美 法系对恢复原状的理解，其相关规定亦支持了此种观点。（注：参见《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3.6条。英美法系中恢复原状的涵义较广，即使金钱赔 偿亦包括在内。）尤其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 趋 于完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更应该从价值形态、而不是从实物形态来理解和把握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的独特功能，构成了可与不当得利制度并存的基本理由，盖以不当得利之制度， 以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为目的，常以受益人之利益或财产状态（现存利益）为准据，以定返 还义务之范围，而在解除之原状回复义务则以回复给付之原状为目的，常以权利人损失或财 产状态为准据，以定其范围，相对人因给付受有利益与否，在所不问。（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页以下。）根据史尚宽先生 的 概括，尚无债务之履行时。通常此时因解除，契约上之债权关系溯及的消灭，当事人间当然 回复原状，从而无发生回复原状义务之余地。在为债务之履行已为物权契约场合，恢复原状 可 以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1）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2）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 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3）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为物之使用者，应照受领时之价 额以金钱返还之；（4）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5）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 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偿还；（6）应返还之物有毁损 灭失或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以下。）

如果以上对恢复原状的理解能够成立，在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上，我们就会得出 一个颇为确定的结论-合同解除有溯及力。（注：王利明教授亦持此种观点，并论证了合同解除不溯及既往就不能保护非违约方的合法 权 益并制裁违约方的主要理由。但王教授同时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在特殊情况下，应对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限制。具体言之，以使用标的物为内容的合同、 劳务合同因已为的给付无法返还，委托合同因履行行为涉及善意第三人利益，故合同解除不 应有溯及力；如果一方受领给付，将标的物转移给第三人，若溯及既往则会因恢复原状而殃 及第三人利益，在此场合，合同解除也不应有溯及力。王教授没有彻底地坚持合同解除有溯 及力，而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调适缓和，也是没有注意恢复原状的基本功能所致。参见王利明 ：《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0页以下。）合同解除在所有场合恢复原状均为可能且 为 可行，因此，在理论建构上，我们就不必因为顾忌恢复原状的实际可能性和可行性，而对合 同解除的溯及力作出繁复曲折的安排，并因而损害理论的内部和谐一致。而且一体溯及力的 取得，更有利于合同解除制度独特功能的发挥，使当事人彻底地摆脱已不合时宜的法锁的束 缚。还恢复原状以本来含义，就合同解除的溯及力给出确定的结论，才能使合同解除的法律 后果获得确定性，较好地实现作为成文法规则的基本功能。

由于合同解除一体地具有溯及力，因此合同解除后，各方当事人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 但在恢复原状请求权的行使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作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 效果上，都颇值称道。其第7.3.6条（restitution，恢复原状）规定：终止合同时，任何一方 当事人可主张返还他所提供的一切，只要该方同时亦返还他所收到的一切。如果实物返还不 可能或不适当，只要合理，应予以金钱补偿。即在当事人各方均享有恢复原状请求权场 合，就各方的请求权行使成立同时履行抗辩权。

三、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关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向有三种基本主张：其一为以德国为代表的选择主义， 即于债务不履行时，债权人得就解除合同或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择一行使。合同解 除与损害赔偿互相排斥，不能并存：其二为以瑞士、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立主义，主张债 权人得于合同解除同时请求损害赔偿，合同解除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在两立 主义内部，对于损害赔偿的性质，粗略地可概括为两种主张：（1）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说，即违约损害赔偿；（2）因合同解除之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究指何种损害而言，又有两 种观点：其一为履行期待说，即因期待合同不解除而可完全履行所受之损害；其二为信赖利 益说，此即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消极的合同上损害。（注：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以下。）

选择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合同解除是以使当事人的法律生存状态恢复到与合同订立以前同 样 为目的，解除使合同溯及到成立时消灭，因不履行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失去存在基础和前提 ，与因合同而发生的权利义务一道消灭。选择主义之所以为德国民法典继受，概念法学的影 响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过分强调法典的逻辑自足性、过度追求法律规则的逻辑一致性 所致。其结果必然是由于严格的职业性法律逻辑，当事人的期望往往落空。如以法律的抽象 命题来剪裁生活现实，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 有的“公理”，这种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注：[德]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08页。）这种主张在肯定当事人违约是合同解除 权发生的主要原因的同时，陷于对法律内在逻辑的偏执，无法对恢复原状之外的当事人因信 赖合同成立而导致的损失提供救济。这有可能荡涤当事人对合同的信赖的心理基础，而这种 信赖对于减少交易费用、维系社会合作弥足珍贵，民法必须珍惜。因此，选择主义虽然满足 了概念法学的逻辑偏好，但却因此牺牲了法律的正义诉求，随着概念法学日益受到利益法学 、自由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等后现代法学流派的置疑，即使是深受德国民法影响 的国家，如瑞士、日本，在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上，也没有盲目追随选择主义。

与选择主义的逻辑偏好适成对照的是，两立主义中的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说对逻辑的虚 无主义态度。后者认为，在债务不履行场合，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同时 并存，债权人除了能解除合同之外，还可以请求因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理由是如果因 债务不履行而发生损害赔偿，在合同解除前即已存在，不能因合同解除而变成不存在。在承 认损害赔偿请求权继续存在之范围内，合同之效力不妨视为依然存续。（注：参见周林彬主编：《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但是债 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乃原债务内容转换而来之赔偿，与原债务不失其同一性。（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317、237、257页。）此 为债法之基本原理，至为明显。因此，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必须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 合同解除溯及的消灭债权债务关系，又不影响请求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其间的矛盾而带来的 张力实在无法为法律所承受。既然我们承认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在同一体系内逻辑上，就 无法再认同债权人的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反之亦然。该说取向生活实际的态度， 固然可嘉，但对法律的体系和内在逻辑牺牲太大。按照哈耶克关于检验法律的“内在批评” 方法，为了改进法律系统，一种特定规则就只能根据它与整个法律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根 据它与由此而来的行动秩序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来加以评判（注：参见[美]霍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 33页。）。走出幼稚的民法学， 也应 该在民法体系的高度，研讨具体规则的设定，寻找既符合生活实际，又与整个法律体系一致 的替代方案，解决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了瑞士债务法提供的思路，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一方 信 赖利益损失的赔偿。作者认为，此种立法例成功地消解了体系化的“白纸黑字”的法律规 则与鲜活生动的生活现实之间的张力，同时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基本诉求，殊值赞同。信赖利 益赔偿者，乃法律行为外形上虽成立，但实质上无效，当事人一方因善意无过失信其有效致 受 损害之赔偿也。（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下。）发端于英美法的信赖利益赔偿旨在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之事实 场合，对当事人一方，提供救济，赋予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向相对人请求赔偿其因法律行为 无效而生之消极的合同利益的权利。近世，在大陆法系该制度已发展成与侵权损害赔偿、违 约损害赔偿并列的法律救济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等场合均有适用， 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亦为妥当。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在发生基础上，实质基础为民法之帝 王原则-诚信原则，形式基础为法律的直接特别规定，（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以下。）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 提。因此，在逻辑上可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谐共存，事实上信赖利益赔偿之所以产生就是 为了在维持法律体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债法的体系化诉求与社会目的的冲突。在赔偿范围 上，固然信赖利益，即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然。信 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所可获得之履行利益（the benefit of performance）或积极 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之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然。但信赖利益赔偿涵盖财产损 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又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因此，信赖利益的赔偿甚至可能超 过履行利益。（注：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以下。）二者在范围上互有短长，难分优劣，只有着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 赖利益赔偿说既债法之体系相符合，又能救济善意无过失相信合同有效之当事人，诚为可取 .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