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范文

合同法范文第1篇

合同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的,往往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而且,合同本身也往往受到来自合同之外的影响乃至侵犯。因此,合同的相对性不得不存在例外,法律必须保护合同免遭外来干涉。三是合同的效力在内容上是指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应法律责任,它们主要是私法性质的,尤其是指债权债务和违约责任而言。既然合同的效力是指因合同所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应法律责任,那么,这种效力就毫无疑问是得到法律承认和支持、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

二、合同效力的表现特点

(一)对合同的无效与可撤销予以限定与已废除的经济合同法相比,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无效的原因有了较大变化。一是对于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当其损害国家利益时,才属于无效;二是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才能被认定无效。所谓的“违法合同”,并不能因其“违法”而一概视为无效,剥夺其约束力;三是对于超越权限所签订的合同,合同法不再规定为无效,而规定为“效力待定”。(二)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的直接后果是变更或解除合同。同时,情势变更在实践中又很难准确地予以把握,极有可能被一些不良当事人所利用,以出现意外事件等情势为由,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规避合同效力。在我们这个合同效力观念本来就不太强的国度里,情势变更原则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加突出。合同法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尽管并非无一不足,但对于维护合同效力而言,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三)采纳了严格责任的违约责任原则在实践中,过错责任原则往往为一些当事人利用作为逃避其违约责任的借口,成为造成合同履行率低下、合同约束力软弱的一个因素。合同法吸取了这一经验,采取严格责任,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该规定,当事人任何一方违约,不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除不可抗力之外,均应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是合同效力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合同的效力还比较弱的话,那么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就意味着合同效力的增强。它将使当事人对其违约责任再无可推脱,只能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法的严格责任原则为合同的效力、尤其是对当事人的约束性效力,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四)制约了政府和法院等机构对合同的不当干预首先,合同法取消了已废止的经济合同法中的“合同管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商管理部门等政府机构对合同的滥行干预。其次,合同法规定对于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能撤销。第三、合同法更为明确地规定了合同的解除权归当事人。在立法精神上,应当说该规定并未授予法院自行解除合同的权力。由于其用了“允许变更或解除”的字样,却未指明“允许”谁来变更或解除,就为曲解法律留下了漏洞。于是,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当事人没有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而法院主动依职权为当事人变更或解除的怪现象。按合同法的规定,这是难以发生的;至少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中没有留下可乘之机,从而为维护合同的效力,尤其是对抗力,提供了法律保障。(五)规定了合同附随效力一是规定了先合同附随效力,即在合同成立之前的订立过程中,在缔约的当事人之间便产生了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不得泄露所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否则,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二是规定了履行中的附随效力。该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健全了广义上的合同效力的体系,有利于加强合同活动中的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改善市场交易秩序。

三、对合同效力的评析

(一)关于“法律约束力”首先,把合同的效力归结为法律约束力,而“法律约束力”则仅仅是指对当事人而言的(合同法第8条)。其次,合同的约束力(或称拘束力)与合同的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合同的效力不但具有约束力,还具有对抗力。“合同必然要对第三人产生对抗力,同时,当事人因合同而享有的权利应得到第三人的尊重。”只强调其约束力性,忽视其对抗力性,是片面的。事实上,合同的效力不是指对当事人产生义务,还产生权利。合同一方当事人享有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对方必须按合同履行义务。与其说合同对其有约束力,毋宁说是合同对其行使请求权的保障力。因此,把合同效力仅仅归结为法律约束力是不够的。(二)关于“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的规定,确立了合同效力属性中的对抗力性,完善和增强了合同的效力,但依然存在着不足。它在强调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效力是由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因此而降低了合同的地位。在产生效力方面,合同已不再具有自主的地位,合同的效力也不再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与法律的效力相比,合同的效力就处于第二层次的地位。合同法在总体上是任意法,它并不代替由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只要合同是依法订立的,对于当事人而言,合同就是法律,违约就是违法;合同的效力就意味着是法律的效力,同样能够产生为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义务。(三)关于“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首先,合同本来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法律则是国家行为。个人行为的效力通常是要低于国家行为的效力。在国家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缔结的合同的效力提升到“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高度,使得合同的效力得到空前、也是绝后的强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违约现象层出不穷,“重合同、守信用”的观念在极力提倡中。坚持把合同的效力上升到相当于法律效力的高度,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对发展市场经济大有裨益。其次,法律的效力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其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如果合同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包括合同当事人、第三人以及政府等国家机构在内的任何人(机构)都不得侵犯它。综上所述,合同效力体现了维护合同尊严的精神,在内容上弥补了经济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各自的不足,对树立合同权威,增强合同效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合同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问题建议

问题一：本法宗旨

从法理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上位法，劳动合同法作为下位法，则需要更准确地确定自己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劳动合同法不能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原则和规定，但是，又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体现来劳动关系尤其是劳动合同已经和将会出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加以规范。劳动合同法之立法宗旨必须阐述准确、清楚，具有相当的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以下称《劳动合同法草案》）是这样阐述其立法宗旨的：“为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制定本法。”

这样的表述有一些令人费解，本法规范的难道仅仅是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问题吗？劳动合同变更、解除、终止、续订等行为，难道不是本法要规范的吗？这里其实，只需作出全称判断即规范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合同行为，而不需要对这些具体的行为予以例举。

定位劳动合同法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有失公允。难道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就不应当得到本法的保护吗？如果本法仅保护一方的权益，就无法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失去了其法律的本质精神即“公平”。事实上本法的细则也有不少是保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条款，如竞业禁止的有关规定即对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条款。可见，《劳动合同法草案》的立法宗旨之表述是不准确的，且有悖于法律的基本准则。

仅仅就本法宗旨而言，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劳动合同行为，保障劳动关系和谐。

问题二：适用范围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二条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其表述基本上是承袭了劳动法的规定。但是，这里的表述是易于引起误解的。

第一款是这样规定的，“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适用本法”，表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又是这样的，“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从行文而言，两者并非一致和对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如果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是不是就可以不适用本法了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要表达的是那些公务人员不适用本法，其它用工则亦适用本法。由此就莫若用一种排除式的语法表述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与非公务人员或比照公务人员的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依照本法执行。这样从句式上形成了对称之美，更加清楚地表达了此特定的适用范围。

另外，这里又一次强调了“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问题。这样的界定不但是缩小了本法的适用范围，更会引起法理上的混乱。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起草者试图将本法与劳动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在这里是不需要做这样的区分的。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劳动关系，而建立劳动关系依法必须订立劳动合同，所以，此处无需加以区分。

本法的适用范围，简单表述就是：非国家有特别规定，形成劳动关系当事人，适用本法。

问题三：劳动关系界定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三条对劳动关系所做的定义，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里最值得商榷的是“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有酬”劳动。

在用人单位“管理下”，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来源于对劳动法律关系理论的一种观点即劳动关系的隶属性。事实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从法律主体而言，双方是平等的，并非隶属的关系；如果在我国法律上肯定这样的所谓的“隶属性”，将使劳动者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地位”更加弱势且合法化了。由此，本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宗旨只能是虚假的了。这实际上也是有悖于法律基本理论即法律关系主体的平等原则。劳动关系的所谓的“隶属性”，并非主体的真实隶属，而是劳动行为的过程需要遵循特定的程序。如果把劳动行为的过程理解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之间的隶属性即不平等，那么，所导致的用人单位管理及职工人格的主体地位等社会问题，将是不堪设想的。这里的所谓“管理下”，本意是想将劳动关系与民事的劳务关系区分开来。

“有酬劳动”这样的界定也是值得商榷的，按照这样的理解，用人单位拒付工资迫使劳动者工作的关系则一定不是劳动关系了，显然，这是一个谬论。之所以强调“有酬”劳动，其目的是将劳动关系之劳动与其它关系之劳动如社会义务劳动或公益性等非有酬劳动区分开来。有酬强调的是劳动的特征而非劳动关系的本质。

基于上述分析，《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对劳动关系的概念完全可以依照劳动法予以界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据劳动法形成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之关系。

问题四：劳动合同的概念

劳动合同的概念《劳动合同法草案》是这样界定的：“本法所称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劳动合同的实质内容就是劳动“权利和义务”，具有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就是“劳动关系”，这样的协议当然就是劳动合同。因此，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这样的表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再者，劳动合同的概念应当强调的是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即权利和义务，然而，这些权利和义务不是一般的权利和义务而是特定的，即“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

所以，在《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定义劳动合同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明确双方“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问题五：工会的作用

《劳动合同法草案》总则中最后三条都规定了工会在劳动合同制度中的作用。本法草案细则中也有一些工会地位作用的规定。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其重要性，尤其是在劳动关系中更为突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近年来特别关注工会工作并了各级党委、政府贯彻执行工会法支持工会工作的文件。总书记批示指出：建立和完善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很必须要。

有鉴于此，建议在《劳动合同法草案》中，工会在劳动合同中的作用单独列为一章。其实，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时，就提出过这个动议即在劳动法中工会单列一章。当时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实施不久等原因未能单列之。现在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党中央和职工对工会的要求，有劳动法和修改后的工会法为依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将工会列为专章，更有现实和长远意义。此章可以将劳动法、工会法及公司法等法律中关于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凸现工会在劳动合同制度中的特殊作用。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七条规定：“工会组织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样的规定，必将事与愿违。首先这里是用“义务性”词语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假使工会履行指导帮助职工的“义务”受到阻碍话，其义务就不可能履行，由此，是否要追究工会的责任呢？指导和帮助职工及维权责任是在工会章程中规定的，而不应当是由法律规定的。工会是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其成员的关系，只能由社会团体的章程约定或规定。所以，此处应当将工会的作用作为“授权性”规定。指导和帮助及维护职工权益，这是工会的权利，——这项权利不是相对于职工而言的，而是相对于用人单位而言的即：工会有权指导和帮助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问题六：劳动合同的期限及合同存在问题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九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期限，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分为三种形式，并对三种形式的劳动合同做出了概念性的规定。此条的文字表述不尽严谨。有些款项极易引起歧义，甚至不知所云。

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已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有其它意思表示外，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当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这里特别规定了“除劳动者有其它意思表示外”，这样的规定的在操作中就可能出现歧义。如果劳动者表示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补办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了呢？劳动合同不以书面形式签订，如果是法律默许的，则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则是没有意义的了。

本条第四款也是类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于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以外，以有利于劳动者的理解为准。”其中“除有相反以外”也是令人不解的。何为“相反证明”，在实践中是很难把握的，或者，单位出示证明就可以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吗？这样的排除条件的设置，必将使看似保护劳动者的规定大打折扣。这样不仅制造了新的纠纷，且将使劳动者处于不利的地位。

建议：删除排除性限制规定。

问题七：劳动合同内容歧义问题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十条最后一款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劳动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纳最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

这样的规定似乎存在思维上的混乱。“理解不一致”就说明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应当按照通常理解解释”，其中的“通常”在实践中是无法把握的，如果存在这样的所谓“通常理解”的话，“不一致”则是可以避免的。此条的规定本意是矫正劳动者所处的不利地位，而如此的限制性规定则令人匪夷所思。此类争议一旦进入仲裁或诉讼程序，仲裁庭或审判庭将很难依法作出裁减或判决。

建议：删除此条款或直接规定根据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解释。

问题七：劳动力派遣

第十二条规定了劳动力派遣单位与劳动者及接受派遣单位的关系。以劳动力派遣用工的用人单位“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并应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银行账户中以每一名被派遣的劳动者不少于5000元为标准存入储备金。”

这个规定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注册资本金额的问题，不是劳动问题，不应受劳动法律的调整而是工商管理的对象，所以，此事不宜在劳动合同法作出规定。第二，储备金之标准测算的根据在哪里？按照此标准派遣公司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了。在投资了50万元注册资金后，再以每派遣一人投资储备金5000元，以首批派遣一百人为标准（少于此数则根本无法盈利），公司理论上投资总额必须在百万元以上。严格按此规定执行，派遣公司是根本无法生存的。按照就业市场化原则的要求，劳动力派遣服务将发挥着重用的作用；如果劳动合同法作出这样的限制性规定，则几乎没有可能存在合法经营的派遣公司。再则，公司是否能够保障职工的劳动报酬依法支付，与派遣公司的注册资金关系不是很大。注册资金额度较大的不一定就不侵害职工的劳动报酬权，注册资金额度少者也不一定就侵害职工的劳动报酬权。

建议：派遣公司注册及经营范围问题由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规范，本法在规范派遣单位的劳动关系行为作出严格规定。

问题九：竞业禁止

竞业禁止是市场化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合同法草案》第十六条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其中规定的限制事项不具有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如不得到有竞争关系的单位“任职”。何为任职？是指管理方面的职务还是一般性的工作。如果对于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简单作出再就业之“单位”的限制，无异于限制了这些人就业的权利。他们在一定时间（按照草案之规定是两年），几乎是处于失业状态。劳动合同法应当是促进就业的法而不应当是促进失业的法，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竞业禁止主要是针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进而是对原用人单位权利的保护，所以，如果只是简单地限制掌握商业秘密的劳动者再就业的“单位”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限制的关键应当是禁止“泄露商业”秘密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

再者，草案规定“竞业限制期限为两年，那么两年后劳动者就可以以其所掌握的商业技术秘密而展开竞争了呢？如果是这样，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竞业禁止事项之意义便微乎其微。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商业秘密本身需要保守的期限，这个期限不是法律上可以明确规定的，因为每个商业秘密都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需要保密的期限不尽相同。

此规定的法律责任也不具有现实性。草案规定“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其数额不得少于劳动者在该单位年工资收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其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三倍。”这样的规定显然是责任不对等的，有失公平。另外，凡有竞业能力者多收入较高，而当其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时，实际上是没有支付能力的即事实上劳动者无力承担这样法定的经济责任。

这种矛盾且不合实际的规定，无疑将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竞业禁止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用人单位管理中的问题，法律的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

建议：对竞业禁止之规定重点放在泄漏商业秘密的责任方面，而不是再就业的单位方面；比照劳动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重责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用人单位，泄漏商业秘密的劳动者承担其力所能及的经济责任。

问题十：劳动合同的无效与撤销

《劳动合同法草案》第十九条规定了劳动合同撤销的事项。撤销劳动合同的实质性的要件，草案规定了两项：“对存在重大误解的劳动合同或显失公平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乘人之危，使劳动者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或劳动者有权申请撤销之。

这里之显失公平实际上就是第十八条规定的无效劳动合同的情形之一即“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责任、排除劳动者的权利”。而所谓“用人单位乘人之危使劳动者违背真实意思”与无效劳动合同标准的第一项“用人单位以欺诈、威胁的手段订立劳动合同的”，两者大有类似之嫌，然而“对存在重大误解的劳动合同”则在第十条“内容理解不一致”中是有规定的了。如此相同或类似或近似的规定，必然使当事人无所适从而造成更多的混乱，甚至是司法上的混乱。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撤销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征求意见的讨论阶段，也有学者提出增加劳动合同撤销的建言。持这种观点的人更多的是从合同的一般法律理论而言的。劳动法律关系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其特殊性决定了在劳动立法中不能完全套用一般的法理。现在看来，仅就《劳动合同法草案》而言，劳动合同的无效与撤销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开来，尤其是撤销的意义并没有体现出来。

建议：劳动合同撤销问题尚需要认真研究，如果不能取得公认的研究成果，建议本法不作专门规定。

结束语：慎重立法

劳动合同法将对我国的劳动关系产生极大影响，其立法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就目前的劳动法律及劳动合同理论研究的成果来看，尚不能充分支撑劳动合同立法。从既成的《劳动合同法草案》而言，几乎问题比比皆是。或概念不准、或逻辑不通、或行文失范。建议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予以研究，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树立公正的法律责任意识，制定出高质量的劳动合同法，实现协调劳动关系、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

参考文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草案）》

2.张攀顺《制定劳动合同法必须解放思想》《工人日报》2005.10.10

3.周祈军《劳动合同法应减少政策干预》《工人日报》2005.10.10

4.张喜亮《劳动合同法应合理规定合同期限》《工人日报》2005.10.10

5.中挪工会合作项目《挪威工会工作》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6.关怀主编《劳动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合同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合同法；马来西亚合同法；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从法律传统上看，马来西亚在传统上属于普通法系，而中国合同法则属于大陆法系。马来西亚和中国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来西亚则属于资本主义国家。马来西亚和中国在法律传统上和社会制度上有很大差异，所以导致两国在法律制度上也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在合同法领域，差异更为明显。随着中国和马来西亚经济和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除了遵循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同时也应该关注到两国在合同法方面的巨大差别，这样既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也有利于两国立法上的完善。

一、合同的订立

两国都把要约和对要约的承诺作为有效合同成立的两个步骤。现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合同法都有关于要约与承诺的规定，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决定一切，价格的波动是常有的事，从而导致合同纠纷的发生。所以两国都很重视规范和保障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要约与承诺行为。两国在合同的订立上也有很大不同。

(一)要约规定的不同

我国合同法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内容具体确定，一但要约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当一个人向他人表示其希望从事某种行为，以便获得他人对该行为的承诺，他的行为被称为要约。可见两国关于要约的定义基本一致的。两国对于要约成立的条件也很一致的，都规定了要约方要有表示订立合同的意思；要约内容必须确定；要约要送达至受要约人。

但两国关于要约撤销的问题上有很大不同，马来西亚合同法坚持英美法系的对价原则，认为当要约处于送达承诺人的过程中，要约人随时可以撤销该要约。因为要约在送达过程中要约人并未得到任何承诺，故可以随时撤销要约。而我国合同法虽然也规定了要约可以撤销，但规定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而且在有下列情形下要约不得撤销：首先是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的不能撤销，其次是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的不可撤销。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在合同的撤销上更注重对受要约人权益的保护，而马来西亚合同法在合同的撤销上缺乏对受要约人的保障让要约人拥有了太大的权利。

关于要约可以被撤销几种情形方面，马来西亚合同法做了如下规定，首先认为要约取消对另一方的送达通知情形下可以撤销要约；其次认为要约中规定了承诺期限的，或者没有规定承诺期限，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一方没有表示接受要约的，可以撤销要约；最后还规定对于受要约人不符合要约的条件的，要约人死亡或者有精神障碍的，或者在接受前受要约人知道了要约人死亡或有精神障碍的都可以撤销要约。另外，马来西亚合同法对要约的接受方式没做规定的情况下，认为要约的接受必须是绝对的和没有任何限制的，是以某种符合常规而合理的方式接受，并且规定如果要约规定了接受要约的方式，而受要约人没有按这种方式接受，要约人可以在送达了“接受通知”给他后的一个合理时间内坚持他的要约应以规定的方式接受，而不能以其他方式接受，但是，如果要约人没有这样做，即被视为接受了该“接受通知”。马来西亚合同法在对要约可被撤销的情形，以及要约的接受方式等方面要比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更为具体细致，可见马来西亚合同法特别注重对要约人权益的保护，认为订立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要约人有权在对方未提供对价前撤销合同，这也体现了马来西亚合同法中的对价原则。

另外，我国合同法对要约失效几种情形做了规定。我国合同法认为在以下几种情形下要约失效：1．受要约人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的；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的；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的；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合同法更注意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利益的保护，体现了我国合同法中公平原则。虽然马来西亚合同法没有关于要约失效的规定，由于马来西亚合同法遵循对价原则，如果要约没有得到对方承诺，要约自然失效。

(二)两国合同法对承诺的不同规定

两国合同法对承诺的定义大体相同，都认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按照要约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的一种意思表示。

马来西亚合同法认为承诺必须是绝对的，即承诺必须对要约表示完全同意，而不能改变要约中任何条件。马来西亚合同法在这里遵循了英美法系的镜像原则，即：承诺必须像一面镜子一样，反照出要约的内容，不容许丝毫差异，否则即视为反要约。我国合同法也规定承诺内容应当与要约内容一致。不过我国合同法把此情况分为两种：1．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2．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和我国合同法相比，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不利于商业活动中受要约人合理愿望的实现，因为根据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是不允许受要约人讨价还价的，不利于受要约人合理愿望的表达。同时这样的规定也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往往会导致已达成的交易被。而我国合同法更有利于受要约人合理愿望的表达，有利于交易的稳定。

在对于承诺做出的方式上，两国规定不同。马来西亚合同法认为受要约人必须以积极的方式作出对要约的接受，否则不能构成有效的承诺。而且承诺必须以某种惯常的合理的方式做出，如果要约规定有特别的接受方式的，受要约人没有按此方式做出承诺，要约人可以要求其按规定的方式做出。如果要约人没有这样做，视为要约人接受承诺。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可见，马来西亚合同法对受要约人的要求更为严格，接受要约必须以积极方式做出，即要给予要约人积极的回应，形成对价，承诺才有效。

两国在承诺生效时间问题上有很大差异。马来西亚合同法采用英美法系的邮箱规则，即一项承诺发出时即生效，并且在承诺生效的问题上，要约人与受要约人规定也不相同，对于要约人而言，承诺在送达过程中即生效。对于受要约人而言，承诺没有到达要

约人之前，其可以随时撤销要约。我国合同法坚持大陆法系的到达生效原则，认为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同时我国合同法规定还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如果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1)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2)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如果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在承诺生效时间问题上，马来西亚合同法采用的邮箱规则主要是想达到让要约人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撤销要约，从而弥补受要约人的不利地位，达到平衡受要约人与要约人之间权益目的。相比之下，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具体合理一些，有利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双方权益的维护。

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是可以撤回的，而且还规定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由于马来西亚合同法坚持的是邮箱规则，所以不存在承诺是否能被撤回的问题。和马来西亚合同法相比，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可以撤回给予了受要约人更多的权利。

二、合同履行的差异

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到完全实现。两国合同法在合同约定不明时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相互履行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

(一)合同约定不明时的履行规定的不同

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立约人在受约人未申请和没有指定时间时，履行承诺要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履行。这里的合理时间是根据个案来具体确定的，比如在正常的营业时间内履行就属于合理时问。我国合同法规定履行时间不明确时，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随时要求履行，但是要给对方必要的时问，在时间约定不明时我国的规定更为灵活一些。另外在履行方式上，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任何诺言都要以受约人指定的方式履行，这样的规定更有利于受约人。我国只是规定按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来履行，这使得合同双方的权利很平衡，也更有利于合同的履行。马来西亚合同法在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费用的负担等方面约定不明没有具体规定，而我国在这些规定的相当详细。我国规定合同生效后，在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如果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可见，我国合同法在合同约定不明时的规定更为具体完整一些，便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有利于合同目的的顺利实现。

(二)合同的相互履行规定的不同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规定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而马来西亚合同法则规定当合同未规定履行时间的先后时，则需要由合同的性质来决定双方履行的先后顺序。

对于合同的同时履行，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许诺人不需要履行对受许诺人作出的承诺，除非受许诺人准备以及愿意履行其对许诺人的相互承诺，这一规定也体现英美法系国家的对价原则，给予了许诺人更多的权利。而我国合同法规定在合同同时履行时，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我国合同法没有给予某一方更多的权利，双方权利是均衡的。

另外在合同有先后履行顺序时我国合同法还规定，先履行一方未履行时，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就如上文所说，马来西亚合同法只是规定按合同的性质来决定双方的先后履行顺序，规定较为笼统，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通过判例加以补充。相比较而言，我国合同法对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合同规定的很具体全面，有助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有利于后履行方权益的维护。

三、合同效力规定的差异

合同效力，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拘束力，即法律效力。两国合同法合同效力规定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合同无效规定的不同

我国合同法和马来西亚合同法都规定为法律所禁止的协议，损害他人利益的协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但也有很多不同的规定，我国也规定了欺诈性的协议无效，但前提是损害了国家利益，而马来西亚合同法没有这一规定，同时我国还规定以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除了规定损害他人利益的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外，还规定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协议无效。和马来西亚相比，我国更注重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保护，这样的规定和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而马来西亚合同法则规定如果协议的原因和标的物局部非法，此协议将无效。可见，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更为合理一些，有利于交易的稳定。

马来西亚合同法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规定，首先规定了非道德的协议无效，如果一个协议的标的或它的对价是非道德的，那么该协议无效；规定了限制成年人婚姻自由的协议无效；还规定了任何限制他人从事合法职业，贸易或商业活动等的协议无效。与我国合同法相比，马来西亚合同法更注重对道德的正面弘扬，注重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这与马来西亚普遍信奉伊斯兰教有很大联系，因为伊斯兰教很注重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人与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的规范。

(二)关于合同撤销规定的不同

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如果协议是由于非自由同意而订立的，该协议就是可撤销协议，非自由同意而订立协议的一方有权撤销该合同，这一规定与我国合同法一样。同时两国合同法都规定了以胁迫，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

但两国也有很多不同的规定。首先是请求撤销合

同的方式不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可见，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撤销更注重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马来西亚合同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其次，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合同被撤销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些都是我国合同法中不同于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认为错误陈述也会导致合同被撤销。所谓错误陈述是指一方并不是有意欺骗另一方，其实其本人也相信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在此情况下，对方由于误信该错误陈述而订立了协议。其实这里的错误与我国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是大致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对错误的认识，在表示时因认识错误而不知其不一致，而且不一致本身是通过把实际事实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相对比而看出的。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旨在建立良好的交易秩序和自由公平的交易氛围，这与中国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不谋而合。总体上说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的规定要比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的较为详细，也更合理一些。

四、合同的违约与救济

两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承担和赔偿规定有很大差异。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要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该条规定表明中国合同法在违约归责原则上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该原则与对价原则一脉相承，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马来西亚合同法也规定当违背合同时，招受损失的一方有权从违约方获得对自己所受损失或损害的赔偿。这方面两国规定是一致的，不过我国合同法还规定了对违背合同的还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等违约责任。由上可看出，我国合同法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开始吸纳英美法系的一些立法原则，不断完善自己。

对于间接损失的赔偿，两国规定有很大差异。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对于因违约导致的损失或损害的赔偿，不应赔偿因违约导致的间接的损失或损害。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从以上规定可看出，我国合同法赔偿的损失是包括间接损失的赔偿的。马来西亚合同法继承了英美法系的传统，认为间接损失并不是违约行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而是违约行为结果所进一步导致的后果。所以规定了对间接损失不予赔偿。和马来西亚合同法相比，我国合同法对于损失的赔偿规定的更为合理一些，虽然马来西亚合同法对间接损失不予赔偿的规定有利于阻止将附带损失扩大的太远，减少不合理的负担，但对间接损失不分情况一律不予赔偿，不利于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另外，两国合同法对违约赔偿金规定有差异。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虽然我国合同法赋予当事人关于违约赔偿极大的意思自治，但也吸纳了对价原则，使当事人的损益达到平衡。

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当一方违约时，如果在合同中指定了违约时将付的金额，或者在合同中包含罚金方式的规定，遭受损失的一方有权向违约方收取合理的赔偿金，但赔偿金不应超过指定的金额或规定的罚金。和我国合同法相比，马来西亚合同法除了规定违约金外，还规定了罚金。罚金和违约金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违约金具有赔偿性，是对可能造成损失的真实预估，如果违约造成了损失，违约金就折抵损失的赔偿金。而罚金具有惩罚性，只要有违约行为，不论损失有无或多少，都要按约定向对方支付罚金。虽然我国合同法中的违约金也具有惩罚性，但其最主要的是赔偿性，是对损失的折价赔偿。

五、合同中有关货物的寄托规定的差异

两国合同法都规定寄托期间届满，受托人应归还原物，有孳息的也应归还寄托人，寄托人要支付相关的费用，寄托人未支付费用的，受托人对寄托物享有留置权。

对于受托人的职责两国规定有差异。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应妥善保管保管物，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况或者为了维护寄存人利益的以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马来西亚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应依法保管他受托的货物，对受托货物的保管的慎重程度应和在类似情形下保管自己的有着同样体积，质量和价值的货物。另外我国合同法规定受托人不得使用受托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受托人经授权也是可以使用受托物的，不过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如果受托人不按照规定使用受托货物，应当负责因使用这些货物或在使用他们期间对寄托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可见，马来西亚合同法关于受托人职责的规定比我国合同法规定具体一些，权利更大一些，因为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货物寄托的范围比中国合同法要广，所以受托人拥有的权利较大一些。

两国合同法都规定对于受托货物的损失要进行赔偿，在具体的规定上两国也有很大不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寄托期间，因寄托人保管不善造成寄托物毁损、灭失的，寄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人违反此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对保管物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寄托人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受托人声明，由受托人验收或者封存，寄托人未声明的，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赔偿。储存期间，因受托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受托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因受托人的过失，如果在适当的时间，货物未被归还，发回或偿还，他应负责赔偿从那时起寄托人货物的任何损失，损害或恶化。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受托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受托货物的，他应当负责因使用这些货物或在使用他们期间对寄托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对于受托人的损失，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寄托人有透露其寄托货物中缺陷的职责，如果他没有告知受托人，他应当负责由此给受托人造成的损失。这和我国合同法规定很类似，不过我国合同法规定是在受托人采取了必要的补救措施的情况

下，寄托人才承担受托人的损失。

两国合同法对受托人免责的规定不太相同。我国合同法规定寄托人交付的寄托物有瑕疵或者按照寄托物的性质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受托人，寄托人没有告知的，致使受托物受损失的，受托人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在寄托期间，如果保管是无偿的，受托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储存期间，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受托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在没有特殊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受托人按照相关规定对货物进行了充分保管，受托人就不负责受托货物的损失，损害或恶化。可见，中国合同法中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受托人承担责任是因为有过错，而在马来西亚合同法中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只要受托人不按相关规定完成对价，就要承担责任。

另外，马来西亚合同法还对货物的混合问题做了特别规定。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如果受托人把委托人的货物和他自己的货物混在了一起，那么在这种混合物中，受托人和寄托人应根据他们各自的股份享有一份利息；未经寄托人同意，如果受托人把寄托人的货物和受托人的货物混在了一起，且货物能被分离或分割，货物中的财产权仍然分别保留在各当事方；但受托人应依法承担分离或分割的费用，以及因混合货物产生的任何损害；未经寄托人同意，如果受托人把委托人的货物和他自己的货物混在了一起，寄托的货物不可能从其他货物中分离出来并发货回来，那么寄托人有权向受托就因此造成的货物损失进行索赔。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规定。两国合同法关于货物寄托的规定，都很注重寄托人和受托人双方权益的保护，相对来说，马来西亚合同法规定的较为详细一些，有很多地方很值得我国借鉴。

合同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国民法典》；契约自由；公序良俗 ；合同强制力；善意

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部辉煌巨著。但是这样一部辉煌巨著在面对现代崭新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显得有些陈旧了。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学界就出现了债法修订或再法典化的呼声，90 年代之后，随着德国、魁北克等国家或地区纷纷改革债法以及欧洲出现试图拟订一部欧洲民法典的努力，法国这一步伐也日益加快，最后导致了在2005年两部著名草案―《卡特拉草案》和《泰雷草案》的相继出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合同法的总括性的规定，在法律价值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法国合同法中基本原则的改革，发现其变革的内容的原因，以期对我国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意义。

一、改革的背景

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安定性，而《法国民法典》便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这部法典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但是却没有在体系上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所做的修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在家庭法方面的修改。虽然法典没有经过较大幅度的修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典没有缺陷，没有问题，依然可以圆满地调整法国人民民事领域的法律问题。这部法典之所以没有进行全面修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解法典化”。“解法典化”命题由意大利法学家伊尔蒂教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先提出，它是指在有民法典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法律特别规范造成传统民法的内外体系逐步分解的现象。[1]法国在其民法典制定后的200多年里制定了一些特别规范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二是法国的司法判例制度和法律学说在不触动法典书面措辞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法律使得法典本身现代化。因为该法典法律条文的构成常常是不精确、有缺漏或模棱两可的，远不能像接受了学说汇纂学派遗产的《德国民法典》那样做到法律术语的精确，故给司法判决的解释工作提供了余地。[2]三是保守派的抵制。法国法律界的保守派认为应该法国民法典关乎法国人民的荣誉，它是法国在法律界的象征，不能轻易对其做出全面修改。现如今，法国民法典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但是因为这些运行在民法典之外的活的法律规范和解释，保证了法国社会和个人能在一个有效的法治框架内从事正常的民事活动。但就《法国民法典》而言，这种长寿毫无疑问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因为实际上，这一法典越来越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掌控和引导。因此，对《法国民法典》进行改革的呼声便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涉及民众生活最多的合同制度的完善方面的呼声日渐强烈。改革的呼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但直到2005年两个草案的出台，才算得上是真正地进行改革。因为合同法改革涉及很多重要的问题，所以自这两个草案出台以后，法国又涌现出了很多的草案，较为典型的代表是但是《司法部草案》、《最高法院草案》以及《巴黎工商会草案》。但是关于合同制度改革草案中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部分，在法国法律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其争论的主要焦点便是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二、法国合同法改革草案中基本原则

法国合同法改革始于2005年，距今已经形成了三份重要的草案―《卡特拉草案》、《泰雷草案》以及《司法部草案》。[3]其中《卡特拉草案》仍然延续了《法国民法典》的风格，即不设立统摄合同法领域的基本原则，这一点遭到了法国司法界和学术界的普遍批评，法国最高法院和巴黎工商会分别代表司法界和工商业界就该草案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另外两个草案均设立具有统摄性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体现了法国国内对于合同法基本原则法典化的不同态度。保守人士认为法国应该继续坚持《法国民法典》的风格和传统，对旧的法典只需要进行修补即可，无需改变法典的体例。而反对人士认为，法国民法典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合同法领域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模式，设立法典化的基本原则，弥补合同法自身规定的不足。主要的几个草案对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都提出了各自的建议，主要如表1所示：

在笔者看来，合同自由原则、尊重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强制力原则、善意原则应该作为法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包括：缔约自由、相对人的自由、内容自由、变更或废弃的自由以及方式自由。[4]但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定式合同以及国家立法在消费者和劳动者签订合同时予以特别保护等现象，这些现象使得合同自由原则看起来已经不适用了。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写出合同自由原则，但是没有人否认这一原则的地位和价值。契约只有在自由及平等的两个基础上方能建立起来。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得不屈服于他人的意思之下，则自由其名，压榨其实。[5]所以契约自由应受到限制，无限制的自由，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那么契约自由是否真的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笔者认为不然。

合同自由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合同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合同自由，如果不对其限制，将会导致实质上的不自由。应当说，合同自由，从来就不是没有限制的自由，只不过实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国家，这种限制的具体表现不同罢了。[6]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合同自由原则的演变，正是这种限制的演变。《法国民法典》对缔约双方订立的契约也并非没有限制。该法典的1109条到1122条构成同意制度的专节。[7]在这一专节，法典规定了缔约过程中的错误、欺诈以及胁迫成为构成缔约同意的瑕疵，这些情形可以导致合同的无效或者撤销。可见，此时的契约也是受到限制的，只不过此时的立法理念是“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国家最小的限度的干涉”，所以此时该法典对于自由原则的限制较少，而现代国家立法基于经济情况的变化对于合同的限制较多而已。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合同自由的历史，就是合同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而促进实践合同正义的记录。”[8]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适用会受到很多的限制，甚至是合同不再自由，但是经过“修正”合同依然可以是自由的，因为经过“修正”的合同才能够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合同自由，才能够实现合同的效果。

因此，合同自由原则当代并没有死亡，而是达到了实质意义上的合同自由。既然可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合同自由，那么合同自由便没有失去其存在的土壤。法国的各个草案也完全赞同合同自由作为其基本原则。

（二）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简称，最先在法法律中规定公序良俗的就是《法国民法典》第6条：“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

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补充和限制，是为了保证公共利益或者一般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使得合同更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指向法律的根本精神，是私法社会化的主要表现。日本的我妻荣和末川两位学者更是把公序良俗提升到支配整个法律体系的根本观念的位置上。[9]泰雷草案和司法部草案也都把此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公序良俗并不是否定合同自由原则，追求自由一直都是法律的价值之一。利用法律规范确保社会存在和发展是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公序良俗正因为规定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和一般道德的问题而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确保，应该成为所有法律规范存在价值的公准。[10]

法国民法典不同于我国民法设立统摄性的基本原则，对于公序良俗原则，法国民法典在第六条中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但实际上该法典并没有明确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在逻辑体例上，在合同法中把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不会影响民法典的体系性，同时还具有宣示性的作用。因此公序良俗原则可以在合同法中予以规定。

（三）合同强制力原则

在法国，强制性合同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中期在学说上出现的。强制性合同法国“统治经济”的特征之一，是法国合同法在现代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1]合同强制力原则也称为合同安全原则，在《法国民法典》的第1134条中已有体现。在《司法部草案》的立法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合同安全原则已经透过有关合同之债的强制效力的一些条文呈现在民法典中，也将作为指导原则载入本案中”。[12]笔者认为，合同强制力原则是合同有效或者说是合同在缔约双方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体现，也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合同在订立以后的关键就在于合同的履行，如果合同在缔约双方之间没有约束力或者强制至执行力，那么合同自由便无法得到体现，也不利于现实生活的各种交易活动。将强制力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可以起到象征作用，二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贯彻、保证合同的履行、减少合同纠纷都有很大的作用。

（四）善意原则

较合同自由原则与强制力原则而言， 善意原则旨在更优地实现合同的价值， 它是一项重视质量和品质的原则，是一种建立在前两项原则之上的更高的要求。此次改革中，法国最高法院特别强调这一原则，并指出这一原则的外延非常广泛： 忠诚、合作、比例、平衡等概念均被认为是善意原则所涵盖的，而且法国最高法院还认为它实际上统摄了整个债法而非单纯的合同法领域。

在法国民法上，“善意”原本仅仅通过《法国民法典》有关善意履行义务的规定在第1134条第3款呈现，也就是说仅限于有关合同履行的范畴中。如今，经由判例与学理，法国法所谓的“善意”已经发展成为合同法领域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尽管《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要求履行合同应“善意”，但现在“善意”早已不限于履行阶段，已延伸到合同订立阶段以及后合同阶段，贯穿到整个合同的始终。

至于各个草案中其他的基本原则的建议，比如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有利于合同原则、忠诚原则、一致性原则等，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价值，但是它们并没有非常独特的价值。伴随欧洲人权主义的发展，基本权利与自由原则也被很多学者强调，但是主要的趋势是该原则融入到了公共秩序里面，从而成为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合同原则、忠诚原则可归属于善意原则。一致性原则是指禁止违反自己先前做出的且他方当事人已产生合理信赖并据此有所行动的声明或者举动。这一原则也是可以归入到善意原则里面的。

三、从法国合同法基本原则改革得到的启示

每一项法律制度的改革都会伴随着争论，而争论却是法律制度完善的有效途径，通过争论，真理而愈加明晰。究其争论背后的本质，法律制度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律思想和价值理念的争论。[13]《法国民法典》合同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便是法国法律界人士不同的法律思想价值的冲突。通过观察法国合同法基本原则方面的改革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些启示：

首先，一部法律或者是某些法律条文的出台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理论准备。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法国合同法的改革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意义。法国合同改革的几部草案从2005年公布以来，至今尚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也需要经过充分的理论论战，实务界和学术界人士都应该充分参与其中，民法典的编纂切不可操之过急。

其次，法律的形式和内容要与时俱进。在法国合同法的改革中，有的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国合同法应当坚持法国民法的传统，不设统摄性的、法典化的合同法基本原则。而事实情况是，设立法典化的合同法基本原则是有很大的价值的。在 适用范围上，法律原则不像法律规则只能适用于某一类事件或行为，而是具有更宽的覆盖面，往往能够对某一法律领域的不同类别的事件或行为产生拘束力。 在针对个案的适用过程中，如果个案的基本事实符合某一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该 法律规则就应该被适用。而且，设立统摄性的法律原则可以用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具有共性的法律规则进行统一规定，减少立法成本。固守传统的形式只会让《法国民法典》光芒渐褪，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最后，也要对我国的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不断地反思与探讨。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的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国合同法改革草案中的基本原则还是有区别的。比如公平、平等原则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却没有出现在法国的合同法的几个重要的改革草案中，而法国的几个重要的合同法草案都有强制性原则，我们国家的合同法也没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就存在缺陷。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利益、体系等角度去对比我国同合法基本原则和法国几个重要草案的不同，以期我国的合同制度可以更加完美。

参考文献：

[1]陆青：《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载《中外法学》，2014（6）.

[2] [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140.

[3]李世刚：《变革中的法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启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

[4]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09-110.

[5]同注4，第110页。

[6]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38.

[7]罗结珍：《法国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9。本文所用法国民法典条文皆是此书版本条文。

[8]同注5。

[9] [日]大村敦志：《公序良俗和契约正义》，有斐阁，1995：97.

[10]赵万一 ，吴晓锋：《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载《现代法学》，2003（3）.

[11]尹田：《法国合同法中的“强制性合同”》，载《现代法学》，1995（1）.

[12]转引自李世刚：《变革中的法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及启示》，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1）.

[13]秦立巍：《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之争，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2）.

合同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几内亚；中国；合同法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29-02

随着经济全球化，几内亚和中国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将会更加频繁,两国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各种合同的数量也会增长。这就需要两国法学学术界在合同法的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迫切需要比较研究两国的合同法。本文就两国的合同法的法律渊源、对价理论和合同形式等问题作一些对比分析,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两国《合同法》的法律渊源

根据大陆法系的一般理论，将法律渊源定义为各种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在法律渊源方面，中国合同法的有两大表现形式，一部分主要是作为合同法总则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以及有关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如，《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这一部分被称为国内法渊源,另一部分主要指中国参加的有关合同法方面的国际条约，被称为国际法渊源。不难发现中国合同法以成文法作为其主要的法律渊源,判例在中国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是只能作为各级法院系统法官审判的参考资料。

几内亚也有自己专门的《合同法》法典,从法律渊源而言,几内亚也是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基本上是以成文法为主。但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原则在几内亚法律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几内亚《合同法》之类的成文法中的体系、理论和有关规定,以及一般原则大部分是从殖民时代的判例中引伸出来的。其中判例法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先例约束力原则”(Ruleofprecedent),强调对作出判决的法院本身和对下级法院日后处理同类案件均具有约束力,即法院在判决中所包括的判决理由必须得到遵循。这一原则在几内亚《合同法》也有体现。

通过以上有关合同法法律渊源的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把判例法视为相对弱化，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国法院判例的地位有待提高,。必须看到,源远流长的英美法系所形成的判例法，如何维护判例中正确的法律原则是判例法最重要的原则。同时又可以由高级法官在坚持判例法的原则之下，扬弃不合时宜的规范,并在新的判例中形成新的法律规范。在特定限度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这是成文法所不能实现的优势。成文法形式下的合同法法典无法预先考虑到所有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难以概括应当作出规定的一切法律细节。这是成文法形式所无法克服的弱点。如果在成文法的形式下，同时赋予判例法一定的法律地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成文法的不足。此外,成文法的制定与修改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经历较长的时间，,而判例法在修改和制定方面比成文法要灵活得多。为避免某些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审判法官可及时地确立某些法律规范,,也可及时矫正对新近才发现的法律规定中的缺陷。总而言之,几内亚《合同法》注重判例法对成文法的补充作用,这对中国的《合同法》发展有其借鉴作用。

二、几内亚与中国合同立法及其模式选择

根据私法立法传统,几中两国都是成文法国家,。在几内亚民法体系中，典型合同（又称有名合同），一般规定于各国民法典的债权编之中。几内亚现行的《民法典》,对有名合同(债的种类)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中国在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对有名合同作出了集中规定，虽然中国尚未颁布实施统一的民法典,但有关合同的立法也是相当完备的。这些有关的合同规定都与两国法制建设、法律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几内亚合同立法是有名化的立法早在殖民时期有关民事的立法中就有近20种有名合同。独立后的几内亚，其制定的合同法按照法国的债法模式，规定了典型的合同之债，包括借贷合同、买卖合同、委托合同、保险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和关于“对价理论”等。随后的立法修改中又将其扩充到21种。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认有名合同的同时,几内亚民法典也规定了有关无名合同的保护原则,这导致了学界和司法实践对此问题的差异看法。在个别情况下,法院将无名合同看做有效合同的这一观点占主导地位，同时有的几内亚学者认为不应该再承认无名合同，他们认为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之间是完全对立的，但是这种观点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在几内亚，保管合同、无偿使用财产合同以及终身赡养合同是受到承认的，这三种合同形式同样属于有名合同。关于无名合同的。几内亚合同法规定,“民事权利和义务来自法律规定的交易和法律没有规定而不和其违背的交易”，“当事人可以订立法律或者其他法律文件规定的或者未规定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订立法律或者其他法律文件规定的或者未规定的合同”。有关“债的种类”，几内亚合同法共分26章,规定了互易,不动产租赁,赠与,承揽，买卖,无偿使用,年金和终身赡养,公开竞赛,普通合伙,有偿服务合同,运输代办合同,财务合同,银行账户合同,结算合同、银行存款保管合同,行纪合同,委托合同,保险代办合同,财产的委托管理合同,运送合同,商业特许合同,悬赏合同,借贷和信贷合同,进行和打赌合同、完成科学研究工作合同、试验设计和工艺工作合同。其中,租赁、承揽、互易和终身赡养、买卖、保管、借贷和信贷等有名合同又被分成了更多的合同种类。几内亚合同法中共有50多种的有名合同。另外，其他法律也对合同的名称和形式做了具体规定，比如公司设立合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合同法的立法模式上，中国坚持统一的合同法立法模式。立法过程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以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作为第一个时期,合同制度在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广泛推行,运用合同形式以固定各种经济关系,组织生产和流通。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之间的重要业务,如租赁接待合同、修缮建筑合同、加工订货合同、委托合同、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运输合同、合资经营合同等均采用书面合同形式。1950年9月，第一个合同规章《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由中国政府颁布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共颁布了四十余件合同法规,对供应合同、委托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基本建设包工合同、保险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和买卖合同信贷合同等加以规定。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为第二个时期，中国在颁布了许多重要的合同法规,对合同在签订、履行过程中的各种违约责任作了相应规定,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合同的行政监管。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末为第三个时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并向市场经济过度，经济的繁荣，经济交往的增多，为中国合同立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提供了现实需要。在1981年，中国颁布实施了《经济合同法》等一些列重要的合同法律法规。《经济合同法》列举规定了一些有名合同，例如购销合同、供用电合同、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借款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等。在中国的《合同法》颁布之前，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立的经济合同适用中国的《涉外经济合同法》。这部法律没有列出有名合同。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合同适用中国的《技术合同法》的规定。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正式颁布实施。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统一的合同法。其分则部分规定了、借款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租赁合同、买卖合同、承揽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委托合同、仓储合同、保管合同、行纪合同、运输合同、赠与建设工程合同、居间技术合同等有名合同类型。,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由中国新颁布的《保险法》规定。此外，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定金合同、抵押合同等由物权法、担保法规定的有名合同等也属于典型的有名合同。

三、两国合同法中的对价理论

“对价理论”作为英美法系独特的法学理论,也几内亚《合同法》所吸收，作为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组成。在所有涉及合同纠纷的案件中,按照普通法系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对价不仅是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更是判断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无权利与义务的主要依据。“对价”是指合同一方得到的某种利益、权利、或好处,同时需要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不行使某项权利、承担某项义务或遭受某项损失。

几内亚《合同法》把合同分为签字腊封合同和简式合同两大类,简式合同约束合同当事人的效力以对价的存在为前提。一项合同关系中，对价理论的要点是强调双方当事人相对给付互有得失,即所谓“为了你给我它物，所有我给你某物”。

中国合同法中并对价理论进行固化,而且在法学理论上也没有对价的专门论述。但是从司法实践上来讲，“对价理论”并不违背中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有利于合同纠纷的解决。绝大部分的合同均为双务合同,即合同当事人均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双务合同强调的是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合同当事人所行使的权利是均有所得，而合同当事人所应当承担的义务是均有所失，这就是在双务合同关系。例如，在买卖货物的合同中,买方支付货款而取得货物,卖方交付货物而取得货款。在这一层意义上，中国合同法的权利义务对等理论与对价理论体现的得失理论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在某些方面还有相通之处。

当然，在指出上述相通之处的同时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不同之处。例如,对价必须具有某种价值,但不要求充足，这是对价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此原则强调对价不是等价,不要求与双方的允诺相等。而“等价有偿”是中国的《民法通则》中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强调商事交易中追求合同当事人的价值均等。综上所述,在对价理论问题上,几内亚合同法与中国合同法虽然差异巨大，但是在两国的经济交往中不会形成太严重的法律冲突。

四、关于合同形式

在合同形式问题上,中国合同法规定得较为严格,在中国，虽然书面形式并非被视为合同的唯一的形式，但是口头形式的合同的法律救济却相对于书面合同而言较脆弱。而且某些类型的合同被规定为必须是书面形式。根据几内亚合同法规定，无论合同的内容如何，合同的形式可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以及行动合同等等。两国合同法对于合同形式的不同规定会导致这样一类区际法律冲突的出现，用中国合同法的标准来衡量依照几内亚合同法以口头形式或行为形式有效成立的合同，被视为无效合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根据几内亚合同法，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行为形式合同、口头成立合同等。但是成文法规定必须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种类除外。行为形式合同是指当事一方只需行为表达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不需要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文字或语言表达。例如,自动售票机的交易行为，只需要顾客将钱投入售票机内这一行为就表明他接受了经营者的要约,合同成立，而不需要另外用语言或文字来表示要约和承诺。以行为成立的合同在国际贸易交往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以行为表示承诺,并且已将承诺付诸于行动,更加具有确定性,从某种意义而言,行为比语言或文字更具有实践性,所以应确认行为形式合同成立的有效性。例如，以装运货物的行为成立的买卖合同，在要约中,买方列明其欲购买的货物的基本信息，如型号、数量、价格、支付货款的方式等，卖方收到要约之后,立即租船订舱按照买方的要约发运货物。此外,买方通过银行支付货款的行为与卖方成立合同,也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只承认书面合同是涉外经济合同的唯一形式。而在中国新的《合同法》中,并没有强制性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必须以书面合同为其形式要件。从而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以行为成立的合同，这样合同的存在，使中国的合同法更加适用国际贸易交往的需要。同时也表明，中国合同法与几内亚合同法在合同形式问题上的差异逐步在缩小,两国经济交流将会更加方便和顺当。

五、结论

不难发现，通过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不同的国情、不同律度等等原因，在许多方面中国合同法与几内亚合同法存在着各种差异。这些差异是形成的,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法律问题。毋庸讳言，在两国的经济商贸交往中,由于存在合同法方面的差异,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法律冲突。对这些法律冲突,要由中国和几内亚各自参照其现有的国际私法规范来解决。我们应当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适当的范围内对合同法作相应的调整，从而以促进两国的经济贸易交往。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几内亚共和国合同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3]国际商事合同规则

[4]冯大同主编.国际商法[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

[5]英国施米托夫.出口贸易[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

合同法范文第6篇

「关 键 词合同法/合同行为/债法上的合同/债权合同/合同书/成立要件

1999年3月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由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同日公布，并于1999年10月1日施行。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民法学界不懈努力的成果。早在1992年，就有学者指出，“立法工作的立足点应该从产品经济方面转移到商品经济上来。《民法通则》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应该修正、补充，尤其是债权部分是保障经济流转的重要规范，只有十条法律，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在对外贸易中发生极大困难和被动。如果《民法通则》暂不修改，也应该先制定一部比较详尽，可共同应用于各种合同的总则来，包括债权债务关系中重要环节，如债的成立和效力、债的履行和不履行、债的转移和变更、债务的担保和债权的保全、债的清偿和提存……等等，”（注：徐开墅：《徐开墅民商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 页。）我国已颁布《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等三部合同法，内容既有主体不同，也有客体差异，但大部分条文相互类同或重复，少数规定还有矛盾。“（注：徐开墅：《徐开墅民商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并建议”我国国内法应综合三法作总的原则性规定，订立一部各种主体可共同适用的合同法，以适应国际交往。如有特殊情况，可另由特别法规定，以利经济流转。“（注：徐开墅：《徐开墅民商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53页。）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程序，成立和有效，必须具体明确，法律对要约与承诺必须有详尽具体的规定……为求合同法内外基本统一，我国国内法似可参照《公约》（按指《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同公约》）斟酌国情进行修改，以利于改革开放。”（注：徐开墅：《徐开墅民商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1993年， 更有学者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应包括通则和各种合同两部分。其中通则更分为：（1）合同的成立和生效，（2）合同的形式，（3 ）合同的内容，（4）合同的效力，（5 ）双务合同，（6）涉他合同，（7 ）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各种合同中应该具备传统民法中的主要合同类型，市场经济中有重要作用的一些合同关系，而宜于在其他单行法中规定者不必纳入合同法。（注：谢怀栻：《论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同法问题》，《中国法学》，1993年第2期。）自1993 年底起，经过12所院校的努力，1994年底形成《合同法（建议草案 ）》共34章528条（第一稿）。（注：载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539页。）以此为基础，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先后于1995年10月形成《合同法（试拟稿）》（第二稿），1996年6月7日形成《合同法（试拟稿）共29章376 条（第三稿），1997年5月14 日形成《合同法（征求意见稿）》，共30章390条（第四稿），1998年8月形成《合同法（草案）》（第五稿），提请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见1998年5月《法制日报》和1998年9月7 日《人民日报》），广泛征求意见。合同法草案经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会议审议，又先后形成了四次审议稿，并最终产生了提交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注：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前言第 2页。）最后近三千名人大代表中，以 79名反对124名弃权顺利通过了《合同法》，结束了我国合同法制中“三足鼎立”的局面，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尤其是其中的债法部分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也是我国民事立法中的一件大事。

新的《合同法》是一部复合继受的法律，虽然以大陆法系债法内容为主，兼采英美合同法中的一些制度，如要约的可撤销（18条）、先期违约（68条、69条、108条）、 法定一般解除权的条件吸收了根本违约的因素（94条）、一元论的违约形态（107条）、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113条第1款）、减少损失规则（119条）； 虽然以德国法系的债法为主，兼采法国法系的一些制度，如债权人的代位权（73条）、债权人的撤销权（74条），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需要解除合同（94条（一）），违约损害赔偿与侵仅损害赔偿分别规定（107条、113条）；虽然以德国之成文债法为主，兼采德国法院通过判例所形成之习惯法，如缔约过失责任（42条）。新的《合同法》还广泛借鉴和参考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如要约不得撤销之情形（19条）、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30条）， 买卖合同中的危险负担中的许多规定。当然，从合同的角度（而非抽象的债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复合继受，不能不产生问题，今后的实践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理论界对民商合一还是分立尚有争论，但无疑，新的《合同法》是一部民商合一的立法。故除买卖之外，对借款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融资租赁合同、运输合同、仓储合同、行纪合同等有关商事营业的合同都作了规定。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进行区别对待，如借款合同原则上是诺成性的（196条）、要式的（197条1款）、有偿的（196条），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原则上则是实践性的（210条）非要式的（197条1款但书）、无偿的（211条）。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新的《合同法》是调和、折衷的产物，（注：谢怀＠①：《由〈合同法〉想到的几点问题》，《法学家》1999 年第3期，第69页。）从而在一些具体规定上未臻完善，如受诈欺，胁迫订立之合同，因损害的对象不同，而异其效力（52条第一项，54条第二款），有违平等原则。同时，由于理论准备上的不足，以及立法技术上的粗糙，很多本可避免的瑕疵充斥其间，有些规定的含义尚待澄清，有些欠缺的地方还深望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去弥补，对此，将另文探讨。本文仅就以下问题略抒浅见。

一、《合同法》第2条的“合同”应有三种含义

在民法中，合同或指称合同行为，或指称合同书，还可指称合同债。合同行为实际上就是双方法律行为（协议），依其所可生特定法律后果之不同，可分为财产合同和身份合同，前者又包括债权合同、物权合同和准物权合同，后者包括婚约、结婚及收养等。合同行为，依法定或当事人约定，而需具有签名之文书者，谓为合同书。物权合同和准物权合同，不能产生合同债，盖当事人无此意思也。结婚或收养等身份合同，产生夫妻关系或亲子关系，其中虽亦包括债之关系，但系由法律规定所生，且应规定于身份法上，故暂不具论。所以唯债权合同，可为合同债之发生原因。然债权合同非必生合同债之关系。因为只有依法成立的债权合同，对当事人才具有法律约束力，始能在当事人间生合同债的关系。从而，在一般情况下，虽无合同书，只要有债权合同，就足生合同债；但法定或约定要求有书面，未有书面，而有争议者，常致债权合同不成立，不产生合同债，但可能产生法定债。

合同法是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调整合同债之发生、变更、消灭为职志，故债权合同为合同法之主要调整对象，各国债法概莫能外。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显然，此处的“合同”应限于财产性的合同，而且债权合同必包含于其中。但此处的“合同”是否仅限于债权合同，则是有争议的。

《民法通则》第84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第85条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已故的张佩霖教授曾指出，民法通则第85条对合同的定义是不科学的，理由是结婚也符合85条之定义，但按我国民法理论，则婚姻决不是民事合同，因而会产生“符合合同的定义，但却又不是合同”的矛盾。他指出民事合同是地位平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协议，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或后果必须是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则往往不是某种独立的合同，而是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某种变化或结果。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理解为“变更或消灭民事权义关系的新协议”-新合同，是不妥的，这只能理解为原合同的变更或消灭，而不能认为是新合同。（注：江平、张佩霖：《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6页。）

梁慧星教授在《论我国民法合同概念》一文中，将合同限定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迳认85条之“民事关系”仅指债权债务关系，其理由：（1）我国民法不承认有所谓物权合同，（2）按我国民事立法非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均不属于“合同”，而是当事人的“合意”，（3）《民法通则》84条以合同为债的发生根据。 （注：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 ～244页。）

虽然两位先生结论都认85条之“合同”为债权合同，但立论之根据不尽相同。张佩霖教授既考查了85条中的“民事关系”，加以限定，同时又注意到85条中“变更、终止”并非是设权性的。梁慧星教授似乎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先将“民事关系”限定在“债之关系”，进而将“合同”限定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意，然后把不生债权债务之效果的物权合同和身份合同统统排除出去，而未顾及“变更、终止”一语。另一方面，梁先生似乎在其他地方将双方法律行为等同于合同行为，（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而张先生则坦承，关于合同，“科学、准确的定义究竟应该怎样下呢？这暂时还提不出来。”“应该通过共同研究，把它修改得更科学、更准确。”（注：前江平、张佩霖：《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揭书，第183页。关于合同的概念， 参见 Pollock， Savigny‘s Analysis of Agreement，The Principles of Contract（11版），第547、548页。）

由于《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类于《民法通则》第85条，只是主体中增加了“其他组织”，将“民事关系”置换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已。因此两位先生的观点仍支配着坊间合同法著作中的通行见解。对此，笔者提出不同看法，我们以为，《民法通则》85条中的合同和《合同法》第2条中的合同不限于“债权合同”。理由如下：

第一，从我国民事立法的体例来看，系仿效德国民法，将财产权严格区分为物权和债权。Savigny从“法律关系”出发， 即“个人意志对于外在世界独立支配的领域”，认为不可避免的要区分为无自由意志的物的领域，与同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领域，而各展现其特色。物权是对特定物的支配，债权则只是对人为“一定行为”的请求。物权必然是绝对的、标的物范围特定且排他的，从而需要公示及类型法定；债权则是相对的、可以不涉及任何物或纵有涉及范围也不确定、且不当然排他，故原则上也无需公示或限定其类型。

再者，我国民事立法规定了“法律行为”，此乃从许多交易制度里高度抽象出的概念，它是一种经由自由意志的展现而对外发生一定法律效力的行为，从而法律行为的效力一定紧扣在行为人所表示的意思上。其中负担行为使一方负担义务、他方取得请求权（Anspruch），处分行为则使一方丧失或减少、而由他方取得某种权利（Recht）。（注：梅仲协：《民法要义》101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者性质上皆为自由意志单方或相互的约束，但负担行为仅为特定人间“关系”（Beziehung）的调整，故行为的结果必然只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后者则为特定权利与特定人间“归属”（Zuordnung）的调整， 故在以物 权为标的情形，行为的结果是物权另有归属，在以债权为标的的情形，则发生债权另有归属的结果。负担行为只会发生新的债权债务，故又称债权行为；处分行为则会使“既有”的物权、债权或其他财产权减少或消灭（就处分一方而言），在物权的情形即一般称为物权行为（dingliches od.sachenrechtliches Gesch＠②ft），非物权的情形，有称之为“准物权行为”者。适用于物权之原则，如公示、特定，基本上也适用于动态的物权行为。因而，欲于事实上之聚合物，取得物权者，应就属于该聚合物之各个独立物件，一一取得其权利，方为适法。此即物权标的物特定原则（Spezialitae tsprinzip des Sachenrechts ）之要求，惟只关涉物权行为，于债权行为则不生影响，故聚合物整个的得为买卖等债权行为之标的（注：前梅仲协：《民法要义》所揭书82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梁慧星《民法总论》87页谓“对于集合物，原则上权利应存在于物之各部，不得将其作为一个权利的客体，应分别作为个别权利的客体”，似有误解，实则其所谓“权利”应限于物权，才说得通。）债权行为以契约为原则（vertragsprinzip），如德民第305 条规定：“因法律行为而发生之债之关系及其内容之变更，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契约为必要。”处分行为的态样可为合同、单独行为等。

由上述分析可知，若将合同法第2条之合同，或民法通则第85 条之合同解为债权合同，则其效力，只在于创设（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而消灭或变更债权或物权之效力必不能发生，即合同法第51条所谓无权处分行为、第79条之债权让与合同、第84条之债务承担合同等涉及权利消灭的情形，无法求诸于债权合同，否则，势必出现“法效意思与行为效果不一致”之现象，岂非与法律行为理论扦格？违反民法规范的逻辑，势必付出体系混乱的代价。

第二，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已经承认了物权合同。如我国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之设定合同即为物权合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6条），只不过是以买卖的方法而设定。再如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亦为物权合同，而设定不动产或动产抵押权之约定，系债权合同，不以书面为必要，其以买卖、赠与之方法而设定，皆无不可。（注：邹海林、常敏：《债权担保的方式和应用》122页、247页，认为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系债权行为，意见不同。）这些物权合同尽管以产生相应物权为目的，因与债权合同迥异，但物权合同也以依法有效成立，始生法律效力，而其要约、承诺、意思表示瑕疵、标的物是否违法，当事人之行为能力等方面能否适用合同法第二章第三章，全系于对《合同法》第2条中“合同”范围之理解。《合同法》起草过程中，一直到98年9月的草案第2条，还限于“债权债务关系”，后来改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显然，立法意图是持肯定之见解。

第三，即便当初草案的措词不作修改，径称“债权债务关系”，也不能将合同仅限于债权合同。因为债法上之合同与债权合同，依理而言，实非同一概念。如前所述，债权合同仅仅是发生（创设）债权债务关系之协议，是负担行为。而我国合同法上所规定的债权让与合同、债务承担合同、抵销合同、反对合同、变更协议等双方行为，皆为直接发生债权或债务变更或消灭之处分行为，系不要因行为。如债权让与合同与债权让与之约定，一系准物权行为，一系债权行为（如买卖、赠与等），两者在观念上应严加区分。债法上之合同，固以债权合同为主，除有名合同外，尚允许当事人缔结无名合同，或混合合同（合同法第124 条）；有名合同应先依照分则中相应的规定，分则未规定之事项，适用总则中之规定。而上述准物权合同除适用第一至三章之规定，及相关法律之规定外，不可能适用分则中之规定，因其不生具体债权债务关系也。更有言者，债权合同主要规定于合同法中，但在其他单行法中也时有所见，如《合伙企业法》、《广告法》等，于各该单行法无规定者，适用合同法。

第四，若仅将《合同法》第2条中之“合同”限于债权合同，势必带来合同法解释、适用上的困难。《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依反面解释，权利人拒绝追认而且无处分权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对权利人不生效力。另外，若权利人为处分人的继承人并就遗产债务负无限责任时，依类推适用，其处分应为有效（参照德国民法第185条）。 该条中之无权处分合同（仅为无权处分中最常见的形式），究应理解为债权合同，抑或理解为物权或准物权合同？笔者宁取后一种见解，否则，不利于交易安全及善意相对人之保护。

设甲将旧车一部以10万元之价让与于乙，并为占有改定，仍由甲借用一个月，其间，甲复以12万之价与丙订立买卖合同，并为交付，而乙拒绝追认。此际，若以买卖合同为无权处分合同，因其无效，则丙势必不能要求甲赔偿其履行利益之损害；若以甲、丙间之买卖合同为有效，仅甲、丙间之物权行为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以之为无效，应不生所有权变动之后果，乙可请求返还，若丙因而受有损害，则丙可基于有效之债权行为要求甲赔偿。而且，对51条理解之不同，对物权立法时如何定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也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合同法》第二条之“合同”，应该包括债权合同、物权合同及准物权合同。惟其对于《合同法》之规范所得适用之程度及范围颇有差别，这一点不可不注意。其具体适用问题，还有待研究。

二、关于《合同法》第36条合同书的性质

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对于该条规定所涉及的有关书面形式的性质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而且，与之相关的成立要件、生效要件等概念也颇值得探讨。

首先，这条规定涉及到合同成立问题。

合同属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而所有法律行为若要成立，都需具备成立条件。所谓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是指“法律行为成立所必要之事实。如无其事实，不得认有法律行为之存在”。（注：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成立要件可分为一般成立要件和特别成立要件，前者可适用于各种法律行为，后者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法律行为。一般成立要件的内容包括两方面：当事人和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没有意思表示，就不会成立法律行为；而要产生意思表示，就必须有意思表示的主体，即当事人；因而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成立要件则根据不同的法律行为，有不同的规定。具体到合同，则强调当事人的合意。按照合同法理论，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不能构成合同。所以，要达成一项合同，必须具备两个意思表示，而且这两个意思表示的内容必须一致。换言之，只有在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缔结合同的内在意思，并且一般通过发出要约、作出承诺的方式相互交换意思表示，最终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后，才可确定合同成立（例外地也可通过意思实现而成立，见合同法第22条）。故合同法第25条规定了合同的一般成立要件，第32、33条则规定了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

其次，这条规定还涉及到合同的形式问题。

在当今社会，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人们已由关注商品交易的安全转为注重商品交易的迅捷，因此，现代各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也由绝对的要式原则转为以不要式为主的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六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规定用特定形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上述规定的基本含义是：

1、合同形式可分为约定形式和法定形式；

2、约定形式由合同当事人协商选择，法律对此不作硬性规定；

3、法定形式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变更。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合同的形式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在学理上，法定要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某种合同的订立应当采用的形式。其功能在于：对于当事人而言，有警告目的或证据目的；对于第三人而言，俾使其知悉交易之存在；对于社会公益而言，具有公示性，有助于办理登记、处理纠纷或征收流转税、契税等。（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作者自刊，1997年版，第259页。 ）约定要式是指当事人对于无法定要式的合同，约定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且一般于合同成立前由当事人在要约中声明，但也有约定于合同成立后履行一定形式的情况。在实践中，书面形式不仅是由法律规定的某种合同的法定形式，也是当事人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合同约定形式。书面形式是指以文字表达协议内容的方式订立合同时所采取的合同形式，其表现形态为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及任何记载当事人要约承诺和权利义务内容的文件。（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

结合上述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在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中，关于书面形式对于合同而言究竟是何性质的问题未作出明确的定义。而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成立要件说，证据说和生效要件说，三种观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笔者采成立要件说。

我们认为证据说更多地着眼于合同纠纷的解决，揭示了书面形式在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诉讼中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法律的逐步完备，法律意识特别是证据意识在人们心中不断得以强化，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但是，不能因注重书面形式的证据效力，而忽视了其在合同行为中影响合同成立或生效的本质属性。在要式合同中，书面形式是订立合同所必须采用的方式，它的有无，首先决定了合同的成立与否；它所记载的事项，标明了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以及合同具体内容，这些为日后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和判断合同在法律上的效力，都起着决定作用。如果不是这些事项使合同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就无所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更无所谓证明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因此，书面形式首要的是它在合同法上的效力，其次，才是用以证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另外，第三十六条最后也称“……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由此可见，第三十六条本身也强调书面形式是合同的成立要件。而主张证据说的学者由三十六条推论，得出书面形式是一种证据的理论似乎在逻辑上有混乱之嫌。

依照民法理论，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是指“已成立之法律行为，为使其发生完全效力之必要的事实”（注：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生效要件也可分为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前者可适用于各种法律行为，后者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法律行为。一般生效要件的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

1、当事人在缔约时须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意思能力、 行为能力；

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3、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4、合同的内容必须确定、可能、合法。

将这四方面与一般成立要件相比较，可以看出，一般成立要件与一般生效要件是一种“表里”关系，即只要有当事人作出了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就成立，这是“表象”；而只有当符合一定标准的当事人作出了符合一定标准的意思表示时，该法律行为才在法律上发生效力，这种“标准”就是由生效要件所规定的，是“本质”。所以，已成立的法律行为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而已生效的法律行为必定是已成立的。法律之所以设置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双重标准来规范法律行为，是由其立法本意决定的-一方面，当事人作出要约承诺，其目的在于订立合同，因此，法律对于合同成立与否不作过多规定，最大限度满足当事人的愿望，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另一方面，基于一定社会价值取向，是否给予一项合同以法律上的承认，法律必然对其加以严格规定，防止那些表面合法，但实质内容有害的合同产生效力，危害社会，这也是法律存在的本旨所在。

依此类推，书面形式是合同形式的一种，也即当事人表达其意思表示的一种形式。当法律规定书面形式为某类合同的法定形式时，其意义在于订立该合同时，除了有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外，还必须将意思表示记载于书面上，否则，法律不承认该合同存在。在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约定形式时，对当事人同样具有约束力，甚至在没有反证时，可排除法律任意规定之适用。可见，无论书面形式作为法定形式还是约定形式，都是对于合同成立与否的规定，也就是将其作为某类合同的特别成立要件。假如将书面形式视为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则不仅在性质上不符，而且更易造成混淆。

因此，如果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成立要件，那么当书面形式为法定或约定时，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则合同不成立，也就无所谓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新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便无从说起；而且，规定“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就等于承认了即使没有以法律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可成立，从而削弱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成立要件的作用；若依学理向纵深分析，则在当事人发生纠纷时，会产生疑问-“一方之履行”何以就是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一方之接受”何以就是当作“合同的主义务”之履行而接受？因为书面形式作为成立要件，若在合同中欠缺，则法律不认其存在；履行与接受，也仅作为一种现象，而不能据以推断出双方有合意，更不能推断出一方有履行义务，另一方有清偿受领权。因此，“一方之履行”可能是当事人因认为合同尚未成立（欠缺书面形式）而作出的“实物要约”；另一方之接受也可能是以之为赠与或基于其他原因而接受（因而构成不当得利）。对此，若以该法条之规定来解决，试问，法院将如何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再退而言之，即使当事人双方确已有“履行”或“接受”的行为，例如当事人一方让另一方占有自己的财产并收取了金钱，但这可能是为了出售这一财产，也可能是为了出租这一财产。因此，“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在某种情况下，并不能成为证明某种合同存在的证据，法条如是规定，于证明事实并无裨益。

另外，有学者对于该法条之所以如此规定解释为：“形式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当事人之间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合同。如果合同已经得到履行，即使没有以规定或者约定的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也应当是成立的。”（注：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对于不要式合同，固然没有问题，但若应用于要式合同，虽然在某些时候给交易带来便利，但从长远来看，从实践来看，这样规定不仅与合同法中有关要式合同的规定不尽一致，而且也会助长实际生活中不讲诚信、诈欺行为的产生，乃至影响到交易安全和引起纠纷。对此，外国早有先例。

早在1677年，因认识到口头契约不但易使人陷入混乱，且使一般人于解决债权债务时，易于串通证人实行诈欺，发生极为不公平之现象，英国国会乃于该年通过防止诈欺条例（An Act for the Preventionof Frauds and Perjuries简称Statute of Frauds）。全文共25条，其第4条和第17条是防止诈欺条例之重点， 规定若干契约由口头允诺而成立者，如无书面即无执行力。其中尤其强调：为他人偿还债务之约定（Promise to Answer for the Debt of Another）； 遗产管理人之约定（Promise by Executor or Administrator）；以婚姻为约因之契约；土 地及土地利益买卖或设定负担之契约（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Land or Any Interest in Land ）； 商品买卖契约（Contracts forthe Sale of Goods）等，均以便条或备忘录载明， 经负责之当事人或其他人签名，使生效力。其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以伪证将特定义务加诸于非契约当事人身上。换言之，将书面形式作为法定要式，既可以提供契约存在与契约目的之证据，以防止诈欺与伪证；又可以避免轻率订立契约。（注：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章。）后此法典几经修订，又为美国所继受施行。可以说，它对于英美契约法的一般发展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口头证据法则和附属契约学说方面也有一定影响。在大陆法系中，德国民法典第125 条也规定“缺少法定形式的法律行为无效；缺少法律行为所规定的形式的，在发生疑问时，同样无效。”

合同法范文第7篇

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因

(一)毕业生就业观念滞后,就业心理消极

在日趋成熟、理性的就业形势面前,本来应该满腔热血的毕业生却从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惑。调查显示,认为大学生就业前景好的占5%,非常差的占了7%。因学校而定的占88%。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占75%,就业占20%,公务员占9%,创业的占6%。求职的手段更多的是简历,面试等形式。这表明,当代的大学生就业观念落后,对就业环境盲目悲观,思想消极,甚至逃避就业。

(二)大学生对《劳动合同法》缺乏了解,维权不力

在调查中,对《劳动合同法》“非常了解”的占2%,“比较了解”的占18%,“不太了解”的占54%,“不了解”的占26%;对用人单位的违约、不诚信等侵权行为选择沉默的占16%;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就业权益有保障的占36%,无保障的占7%,不清楚的占57%。由此来看,大多数的毕业生对于劳动合同法并不了解,维权意识较差,维权能力弱,出现劳资纠纷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解决。

(三)大学生综合能力与就业市场需求存在差距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就业市场上毕业生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明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少的行业的用工需求不断下降,原有的就业市场也发生了变化:企业的招聘重心逐渐转向了劳务市场,产业和地区间的毕业生需求不平衡日渐突出,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法的影响下,毕业生的适应能力,沟通协作合作能力,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越来越被重视。毕业生面对企业的考察尤其是对专业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就业能力方面表现尴尬。这不是企业的苛刻,也不是大学生的无能,这恰恰体现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短板。通过对结果的分析,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大学生就业形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就业发展过程中隐藏着“短板”因素受冲击而突显,而毕业生与高校心理准备、能力准备和制度准备不足也导致适应不力。

《劳动合同法》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对策

(一)针对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做好良性引领和疏导

在面对巨大的竞争压力的同时,大学生的就业情绪,就业观等都出现了问题,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首先,要加强对大学生观念上的引领,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正确的成才观和择业观。这是重中之重。要使大学生认识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就业选择的一致性,引导大学生将祖国和个人的发展联合起来,主力到西部,边疆,基层等祖国最需要地方的基本思想和觉悟。其次,加强大学生就业心理的疏导也是高校就业工作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针对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做个别或普遍性的心理辅导和咨询,引导大学生对就业形势就行冷静分析,对待就业问题更理性。保证良好的就业心态。

(二)建立大学生就业的法律帮持机构,改革大学生就业的法制教育内容

高校应该建立以劳动合同法为主线的就业法制教育的体系,对毕业生群里加强就业的维权合同的意识,加强就业中大学生的法律能力,用来减少劳动合同的纠纷和劳动侵权就业侵权的发生。同时,高校还应自觉承担起就业合同审查者和大学生法律帮助者的责任,通过对毕业生就业合同的审查程序来避免不合法、不合理合同条款对大学生就业的后续伤害;建立常设性的机构对有劳动纠纷的大学生提供法律帮助,在法律维权,上给予物力和人力的诸多支持。

(三)做好就业市场扩展工作,建立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信息沟通机制

高校应该打破旧的就业格局,积极拓展新的就业渠道,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大力开拓新的就业市场。高校要借助就业日常工作和网络信息等多层平台,建立面向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信息沟通机制。这一信息沟通机制承载了两个任务:一是实现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的资信披露和查询,在公布用人单位的资信和发展的同时向单位提供更权威真实的毕业生信息,积累诚信信息,建立诚信品牌效应,推进良性循环。二是提供就业信息渠道,最快招聘与应聘的信息,为求职者提供平台和保障。

(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对接

合同法范文第8篇

纵观世界各国合同法，虽然其所强调的精神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以下相同点：一是合同法的精神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二是现代世界各国合同法一般包括自由、安全、正义和效率等精神。

（一）合同自由

合同自由是合同法中最重要、最古老的精神。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关于权利的科学》指出，“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哲学家都在探讨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公正的问题。私法领域中的公正，在我看来，无非就是赋予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罢了”。该话被视为合同自由理念的理论和哲学根源。《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私法三个基本原则：自由与平等原则，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首次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之法，旨在促进市场主体间的交易行为，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只要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社会公共秩序，则国家对该行为不予以否定，体现了国家尊重当事人意愿，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愿接受交易的权利，此权利即为合同自由。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应有之意，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精髓，也是市场经济要求在合同法上的折射。

（二）合同正义

合同正义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亚里士多德将私法领域的正义分为校正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校正的正义体现在侵权法，造成他人损害，要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交换的正义体现在合同法中，当事人的给付要大体和他的回报相当，此为合同正义最基本的含义。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将正义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形式正义与法的普遍性相联系，它要求对所有人平等执行法律和制度，给予人们平等的机会。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不同，它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给予人们结果的公平。

（三）合同效率

合同法是交易之法，通过规范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鼓励合法交易，禁止和制裁非法交易，促进交易行为，培育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另外，法律不过是为政治和经济服务的，基于我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合同效率应为合同法的基本精神。现阶段，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但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民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仍十分突出。作为市场交易之法的合同法，从政治和经济目的出发，也应秉承效率原则，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合同法也是增进市场效率之法。

二、合同法精神在合同法适用过程中实现

（一）合同自由在合同上的体现

合同自由原则要求尊重当事人意愿，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自愿接受合同约束的权利。《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具体表现为：第一，缔结自由。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在内容上，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混合合同。但若违背法律、法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无效。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同。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者书面形式。

（二）合同安全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首先，合同法保护交易相对人合理信赖和期待。在先合同阶段，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43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合同履行阶段，保护合同履行利益。其次，合同安全体现在合同谈判和合同交易的过程中，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理念。当事人本着最大的善意，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谈判，并且使交易的过程和结果大体公平。

（三）合同正义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合同正义首先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因对方的出生、种族或地位给予不适当的限制。其次，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程序正义，指合同谈判过程中，合同法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保障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误解、欺诈、胁迫等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通过这些程序的控制，让当事人能做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再次，双方当事人不得滥用优势地位。该规定旨在使双方当事人合理分配合同上的危险和负担。对于无名合同，由于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要求法官在审判中裁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正确解决违约后果，以及合理分配风险和损害。最后，合同正义体现为对弱者的保护。现代合同法产生的背景是社会日益分化为两个阶层，消费者等个体与大公司、大集团阶层力量对比悬殊，要求合同法倾斜保护弱者利益，舍形式公平，求实质公平。

（四）合同效率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首先，合同效率要求法律对合同形式和订立程序限制最小化。对于合同的订立程序，尽量不设审批程序；对合同是否使用书面形式，尽量不加干预，原则上采取形式自由原则。其次，对合同内容的限制最小化。合同法是市场交易之法，旨在促进交易行为。合同法设计的许多制度是有助于交易的进行，整个合同法是一部增进市场效率的法律。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就不应进行干预。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可以限制合同的自由。合同法为了尽量不限制合同自由，同时促进市场效率，设计一些必须的制度来直接地刺激市场效率，如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保护消费者，制裁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从而打破市场垄断，最终促进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

三、合同法精神应在动态变化和交叉作用下实现

（一）合同法精神是动态变化的

合同自由以平等的交易主体为前提。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当时法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城市不发达，交易主体缔约能力很有限，交易双方地位相当。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阶层，大公司、大集团是一个阶层，消费者、劳动者是另一个阶层。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科技的飞速发展与进步，人与人之间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或知识结构上都有了重大的区分，社会分化更加严重。商事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明显的地位优劣对比。弱势群体根本没有选择自由的实力，一味坚持传统自由原则，只会带来显失公平的结果。于是，立法政策和法官判决开始进行调整，出现了“舍自由、求平等；舍形式、求实质；舍过程、求结果”。法律不再强调形式自由，而是通过给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施加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总体的平衡。所以，现代合同法发展的一条主线是合同自由及其限制，只是在不同时期，“自由”和“限制”的比重不同。实际上，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反映了合同法对合同正义的追求。而现代合同法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合同自由、合同效率与合同正义、合同安全的相互博弈过程。自由是相对的，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对合同自由的限制体现在：第一，对意思表示缺陷的干预，欺诈、胁迫、趁人之危会导致合同无效或撤销。第二，设计强制缔约制度。通过强制缔约制度，保障当事人的基本生存，促进整个社会福利。强制缔约制度体现在反对就业歧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公房租赁、紧急状况下的医疗合同等领域。第三，在签合同阶段，限制信息保有自由。《合同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四，对格式合同和格式条款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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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范文第9篇

《经济合同法》作为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部合同法，但其毕竟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虽有商品经济的气息，但正如《经济合同法》的起草者所言：《经济合同法》是保障国家计划实施的有力工具。它以计划为根本价值取向，堪称为计划性的合同价值——规范体系的典范。但是它结束了行政法规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合同领域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法可依，为今后的合同立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涉外经济合同法》

早在制定《经济合同法》之初，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应由国务院制定一个《涉外经济贸易条例》，以补充经济合同法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不足。1985年3月21日，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自1985年7月1日起实施。其包括总则、涉外合同的订立、涉外经济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正义的解决及附则，共7章43条。1987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该司法解释就《涉外经济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合同的法律适用、无效涉外合同的确认及违约责任等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鉴于《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将于1988年1月1日起对我国生效，1987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转发了对外经贸部《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涉外经济合同法》与其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形成了我国建国以来第一套调整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

《涉外经济合同法》作为一部旨在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律，受国家计划的影响小些，因此更多的反应了商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其颁布执行标志着我国形成了内外有别的合同法律制度。

3《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于1987年1月1日起实施。《民法通则》的许多规定最后都成为了合同法的主要渊源和基本规则，如第四章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第五章第二节关于债权的规定，第六章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1988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民法通则》的某些条款做出解释，并对《民法通则》贯彻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意见分为8部分，共计200条。其中第四部分“民事权利”就债权问题做出了专门的解释。主要针对合同的担保方式、租赁合同、借贷合同、借款合同、借用合同、赠与合同等作出相关规定。

《民法通则》树立了商品经济的合同观念，是我国合同立法价值取向转变的重要界碑。但《民法通则》虽然有着很大的进步和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他毕竟诞生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彻底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民法通则》不可避免的带有较为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如其确定了国家计划体制下严格的合同无效制度，以及限制合同转让等明显有悖商品经济要求的合同制度。

4《技术合同法》

《经济合同法》将“科技协作合同”作为具体合同加以规定。但是，由于当时的科技体制改革尚未提出，技术未被广泛的承认为商品，专利制度尚未建立，以行政手段无偿推广科技成果的做法仍占统治地位。

《技术合同法》及其配套规定承接了《民法通则》书里的合同观念，主要反映了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其颁布，意味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并存的三个民事特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合同领域，形成了所谓“三足鼎立”的历史格局。

5统一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诞生

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诞生，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1987年开始的对《经济合同法》的修订。这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就是鉴于党的十四大和第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将我国改革的目标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故而修订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原法的价值取向，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次修改变更立法目的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强调经济合同的主体史“平等民事主体”，扩大了适用范围，淡化了计划原则，减少了行政干预。

虽然这次修改顺应了时展的要求，但是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合同纠纷激增，社会发展急需统一的合同法规范。1993年10月，全国人大将统一合同法的制定提上立法日程，委托专家学者设计统一合同法。1994年通过立法方案并委托12个单位的学者起草，经多次审议修改，最终在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合同法》包括总则八章：一般规定、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其他规定；分则十五章：买卖合同、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附则1条；共23章，428条。1999年12月1日，最高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共计30条，就法律适用范围、诉讼效力、代位权、撤销权、合同转让中的第三人和请求权经合做出了司法解释。

与以往所有的合同法不同。首先，它第一次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并以此为基点构建起整个合同法律制度；第二，《合同法》对有名合同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第三，《合同法》充分的反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它不仅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合同观念，而且以自由为根本取向构成整个合同法律制度。《合同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合同立法实现了从计划型的合同价值规范体系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由型的合同价值——规范体系的转变；第四，《合同法》为制定民法典奠定了基础，它规定了一部分相当于债法总则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增订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等制度就可成为日后民法典的债编。

6展望——民法法典化结构下的合同法

随着我国民法法典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法法典化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由之路，也是大陆法系的固有传统。合同法成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合同法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是设债权法编还是设合同法编，民法学界曾有长时间的讨论。但在现有的民法法典化的国家中，合同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加以规定是主流。民法典中的合同篇章结构问题，就是指通过何种方式来安排合同法的各个制度，使之成为一个安排科学、布局合理、富有逻辑的制度体系，并与其他民事制度和谐共存。

6.1各国民法法典化下的合同篇章结构

(1)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第二编为“债的关系法”，其第一章至第六章规定了合同基本制度(第241条至432条)，其中第二章“因合同而产生的关系”相当于合同法的总则，第七章规定了各类合同(第433条至676条，第688条至808条)，确认的合同种类有21种：买卖互易、赠与、使用租赁和用益租赁、借用、劳务、承揽及类似的合同、居间、悬赏广告、委托、保管、和解，债务约定和债务承认、指示证券、无记名证券。显然，德国民法典实际上采用了合同总则——合同分则结构，在处理合同与其他债法制度的关系时，强调合同的主导地位，其中无因管理规定在委托之后，不当得利与侵权行为规定于各种合同之后。较之法国民法典，一方面，他是从债法整体角度安排合同，将合同总则置于“债的关系法”之中规定，强调了对合同制度安排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他在规定了合同基本制度之后，紧接着规定了有名合同，注意了合同制度安排的连贯性。因此，德国民法典采取的是较为紧凑式的合同总则——合同分则的结构。

(2)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第三编为“契约或者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规定了合同基本制度(第1101条至1369条)。其第六编到第十五编规定了各类合同(第1582至2058条)，确认合同种类有10种：买卖、互易、租赁、合伙、借贷、寄托及争诉物的寄托、性的合同、委托、保证与和解。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采取了较为松散式的合同总则——合同分则结构安排。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实际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债法总则，只为合同法设立了总则，欠缺考虑合同法与其他债法制度的协调问题；另一方面，合同的一般规定与有名合同的贵定是相分离的，它是在插入第四编“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和第五编“夫妻财产契约及夫妻间的相互权利”之后，从第六编到地市五编规定了有名合同。

(3)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第三编“债权”的第一章“总则”和第二章“契约”规定了合同基本制度(第399条至696条)，包括赠与、买卖、互易、消费借贷、使用借贷、租赁、雇佣、承揽、委托、合伙、终身定期金、和解。由此可见。日本民法典篇章结构安排主要秉承了德国民法典的精神。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将有名合同与其他制度分离加以规定。把部分合同基本制度和有名合同纳入同一章内，另设专章规定其他债法制度。

6.2我国民法典合同部分的篇章结构

从第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1803年的颁布到今天已经200年多年了，德国民法典颁布实施至今走过了100多年的光辉岁月，总的来看，现有各国民法典的共性大于个性，根本原因是民法调整的商品经济关系有其共有的规律性，平等、自愿、等价有偿是其固有的也是共有的原则。由以上列举的各国民法典体例我们可以看出合同总则——合同分则作为合同立法的经典模式已经被各国立法所承认，且通过现实的司法实践得到很好的检验。笔者认为，我国应当继承大陆法系的经典合同法篇章结构，以现有合同法为蓝本进行补充修改，将合同法列为民法典债权编的一部分，而在合同部分内部使用合同总则——合同分则的篇章结构是经过历史验证和逻辑考察的不容置疑的选择。

回顾我国合同法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合同法的是对法律是我国民事法律发展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历史。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到《民法通则》、《技术合同法》，再到合同法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颁布，中国的民事法律以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机和活力伴随这个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潮流在奔跑。在《物权法》已经颁布，《侵权行为法》呼之欲出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我们已经翘楚以待。虽然，将作为未来民法典合同部分主要来源的我国现有《合同法》面对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在借鉴世界优秀民法典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总结以往立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民法典合同法部分将会臻于完善，更加称职的担负起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

摘要：改革开放的实施，为我国合同立法的恢复奠定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合同法作为民法中社会会经济生活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率先提上了议事日程。

合同法范文第10篇

不安抗辩权的构成要件为：1.须双方互负债务在单务合同中，因为一方只享有权利而不需要履行义务，自然没有认为对方不能履行义务为拒绝履行自己义务情形的存在，所以不适用不安抗辩权。因此不安抗辩权只能适用于双务合同，也就是双方互负债务的情形。2.须双方当事人履行具有先后顺序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是因为先履行义务的一方认为对方可能不履行合同，为了避免自己的风险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双方有义务同时履行义务，则先履行义务一方的不安抗辩自然也就不存在，只是在同时履行时因为对方不能履行，可以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从而拒绝自己的履行。3.后履行义务的一方财产条件恶化，导致有难为对待给付的危险在正常的合同履行中，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当遵守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需要先行提出给付。先履行义务的一方之所以可以中止或者拒绝自己的履行，就是因为对方财产条件恶化，使得自己履行后很难从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得到对待给付，为了避免自己遭受此种风险而援引不安抗辩权。若不存在该种情形，则先履行义务的一方有义务在对方没有履行时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不安抗辩权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在合同履行前时，后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发生了不能履行的危险，如果此时还强行要求先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义务作出准备，则无异于让其承受巨大的负担，甚至强制其自冒风险。所以，应当允许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进行自我的保护，在对方未提出给付或者担保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此项制度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保护了交易安全，在大陆法系中有较多的适用。（二）预期违约制度的概念界定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通过判例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制度，其源于英国1853年的霍切斯特诉戴·纳·陶尔案；1894年，在英国辛格夫人诉辛格一案中，法院确立了默示毁约规则。［2］其中明示预期毁约是指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履行前明示的说明自己将不履行合同义务，若当事人为此种表示时，守约方基本上失去了其可以根据该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此时守约方可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不顾预期违约方的表示而等到合同履行期到来时要求违约方履行义务或赔偿损失，但若守约方不希望维持不能履行的合同的效力，则可以主张预期违约以解除合同并要求损害赔偿。在默示毁约的情况下，违约方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守约方只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认为对方的财产状况有问题，信誉不佳而中止履行自己的义务，以避免自己遭受合同不能履行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益。守约方的这种判断必须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应当由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情形来判断。通说认为预期违约并不只适用于对方财产的减少的情况，对方的信用以及对方做出的行为都可以成为守约方的判断标准。而且，在默示毁约的情形下，并不允许守约方径自解除合同，因为此时预期违约方存在着履行的可能性，而且对方履行能力存在危险只是凭单方的判断，若允许径自解除合同，则会导致解除权的滥用。因此，当事人可以通过中止履行的方式来保全自己所希望通过合同得到的利益，但是要通知对方。在此种情况下，解除合同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不提供担保或者不恢复履行能力时才能行使。（三）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区别1.理论价值内涵不同不安抗辩权与其他两种双务抗辩权共同构成了大陆法系的抗辩权制度，旨在促进双方当事人善意诚信的履行合同，保证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其根本目的仍是促进合同的全面履行。而英美法系素有效率违约的制度，因此预期违约并不是对当事人行为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而是用违约来使双方当事人不再受有履行风险的合同的约束。2.实质性质不同预期违约在实质上是一种违约形态，与实际违约共同构成了违约的体系和形态。［3］虽然合同的履行期尚未到来时，违约尚属不确定之事，但若有情形表明合同的履行是不可能的，将来一定会有违约情形的出现时，则守约方没有受合同的束缚的必要，可以追究对方的预期违约责任。而不安抗辩权则在本质上则是一种抗辩，因为对方履行义务能力有问题而产生的抗辩，它只是暂时性的，若不安的事由消失时抗辩权也随之消灭，在这之中并不会出现违约的责任，只是产生了一种抗辩来拒绝自己的履行。3.适用前提不同不安抗辩权只适用于双务合同中有先后履行顺序的情形，只有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而预期违约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先后履行顺序均可。4.可以提出主张的情形不同只有一方当事人财产明显减少的情形，对方才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而预期违约在商业信誉的丧失或者或者债务人的行为表明其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时，都有适用的余地。5.权利救济的途径不同主张不安抗辩权的权利人可以中止履行合同，通知对方要求其提供担保，但此时这只属于一种抗辩，并没有让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意思表示，且原则上不允许解除合同。但是预期违约则属于违约的一种，当事人采取的是违约的救济措施，而且也可以解除合同。由上可知，预期违约适用的范围大于不安抗辩权，更有利于守约方的保护。但是，二者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以及法理基础，体现了不同法系国家对合同当事人的保护。

二、《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

（一）《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合同法》68条的规定了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情形，即提出主张的一方应该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在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述事项时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可以中止履行。《合同法》69条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使以及行使之后会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后果，要求提供担保属于其中一项，但是其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清晰，对于什么是“合理期间”以及什么是“适当担保”在解释及判断上存在困难。同时，《合同法》69条也规定了可以解除的情形。《合同法》所规定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具有着自己的特色。《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上已经不仅仅限于财产的减少，还有可能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等其他比较广泛的情形，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基本上认为限于财产的减少。同时提出不安抗辩权的一方需要有明确的证据，承担举证责任，否则会有损害赔偿的风险。《合同法》第69条规定了不安抗辩权行使方式以及后果，而这些并没有在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中出现。因此，我国不安抗辩权制度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中的默示毁约也有相似之处。（二）《合同法》上预期违约制度《合同法》第108条是预期违约的规定，也就是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①由法条可以看出，《合同法》明确的规定了明示预期违约的情形，但对默示违约的存在与否，学理上存在着争议。有学者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上认为我国《合同法》并不包括英美法系默示违约的救济情形，所以认为我国不存在默示违约。［4］而有学者则认为《合同法》108条所说的“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就是默示毁约，非违约方可以获得各种违约的补救。［5］笔者认为，承认《合同法》108条包括默示违约更为合理，因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这确实是一种没有明确表示但是的确可能违约的默示违约的情形。虽然我国规定的救济方法比较特殊，这正说明我国《合同法》在这两种制度的规定上存在矛盾与不协调的地方，但这并不能否认我国默示违约的存在。我国预期违约制度同样存在着自己的特色。首先，我国默示违约情形的规定过于宽泛，并没有详细的列举适用的情形。其次，在违约责任承担上，对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采取了相同的法律后果，并且没有一方应当中止履行的规定，这可能使得一方提出默示违约的权利被滥用。（三）《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的矛盾所在此两种制度在适用范围上有所不同，但是仍然有重合的地方。在一方当事人出现了《合同法》68条所规定的情况时，当然可以认为其已经满足了《合同法》108条规定的预期违约的使用条件。此时，二项制度发生竞合，若是适用《合同法》68条，则守约方只能中止履行合同，提出提供担保的要求，并且提出明确的证据，在中止履行错误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若是适用《合同法》108条，则守约方可以直接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可见，理性的当事人在面对此种情形时，多会选择《合同法》108条的规定，使得《合同法》68条的规定被架空，没有了适用的余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我国在立法时着重对守约方进行保护，尽量的吸取各国保护守约方的先进规定，并加以自己的改造，而导致两种制度处于同一部法律之中，发生不协调情况。同时，我国《合同法》94条第2款规定了预期违约情况下的合同解除。从法条上看，《合同法》94条对预期违约的情况下合同的解除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此时解除权容易被滥用，即仅以自己的判断，认为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存在缺陷，就解除合同，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当事人的行为表明其将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也满足《合同法》第68条规定的情况时，究竟适用哪种救济措施还是值得考虑的。

三、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构造

《合同法》所规定的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有矛盾的地方导致了实践的困难，而且预期违约制度在适用范围上超过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并可以涵盖不安抗辩权，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当将不安抗辩权制度从《合同法》中删去，并且对《合同法》108条的规定加以修改，建立真正的预期违约制度。这无疑是解决的办法，使得法律适用更为清晰，不再会在立法内部出现矛盾的地方。但是，合同的履行与违约责任两章都是《合同法》的主要章节，目前来讲不适于做如此大的修改。我国继受的是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因此在抗辩权的规定上，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即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并存，这三种制度规定了不同情形下的抗辩权的行使，已经十分完整并且在实践中有较多的适用，只保留同时履行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则使抗辩权缺失一项重要的部分，故不宜直接将不安抗辩权删去。同时，如果将《合同法》108条修改成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则违约救济措施中则必将会包括中止履行，冲击了我国现有的违约救济体系。因此，从我国目前立法上来看，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是可以并存的，只不过在适用上需要进行协调。在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上，可以保留目前比较宽泛的适用范围，不必追求与大陆法系一致，因为履行能力的欠缺并不仅仅表现在财产减少，其他其他不能履行的情形当事人也可以提出不安抗辩。但是因为不安抗辩权人很难有足够的时间，手段和专业技能去获得确切的证据，所以要降低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虽然《合同法》第69条的规定属于英美法系预期违约的范畴，但这样规定只不过强调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方式以及进一步的法律后果，可以保留。在《合同法》94条的适用上，当事人任意解除合同的情况必须受到限制。合同被解除是因为当事人的行为使得期待的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使得继续履行合同已经没有必要。在默示违约的情况下，很难直接说明当事人的行为会导致合同的目的不会实现。因此，在预期违约的情形下，只有明示地表明拒绝履行或者另一方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对方将根本违约，才有解除合同的适用；若只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认为对方不能履行合同义务，并且没有完全的证据证明对方的行为将会使合同的目的落空，则应该适用《合同法》第69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给对方以机会，在对方仍然不理会守约方提出的要求，则可认为对方当事人根本无意履行合同，合同的目的根本无法得到实现，故可以在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解除合同，则这样的做法也符合合同解除的制度价值。在《合同法》第108条违约责任的适用上，本文认为应当遵循以下的规则：即应当认为《合同法》第69条的中止履行，只是一种守约方的救济方式，而不是预期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承担。毕竟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判断让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是不合理的，且默示违约的情形下对方当事人是否违约还处于未知状态。所以如果当事人希望援引《合同法》第108条的规定时，应当首先援引适用《合同法》69条规定的内容，而在对方根本无意履行合同或者担保的时候，则守约也不必给对方机会，可以要求对方承担预期违约的违约责任。综上，笔者认为《合同法》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仍有弊端，这是因为《合同法》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仔细考量二者的制度价值以及适用范围所致。为了保证我国目前《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我们不必完全照搬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法系的模式而放弃另一种，只是需要在《合同法》体系内部的适用上使其协调。因此，我认为我国可以并存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制度，但是应该在适用上予以解释，使得这两项制度真正的发挥其优势，以期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