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发展范文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无论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亚洲世纪”，有一件事很明显：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移。如今，中国正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发挥着经济领头龙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务实的经济政策，蓬勃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党掌握了经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体会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大冲击，锻炼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击风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运用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务实的经济政策，使经济依然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率为9.8%，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GDP贡献率为4.5%，对中国经济贡献率为16.7%。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储流资金（储备和流动资金含境外流入资金）保守估计也在400万亿以上，全国国控经济总量47万多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是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后发优势的基本保证和巨大动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以当前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年平均人均收入为4,400美元，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另美国尚欠中国3万多亿美元，这样中国总储备量为6万多亿美元，也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中国具有继续强劲增长30年的潜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开发完毕，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开发潜力很大；二是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发展后劲显著；三是“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方针刚刚起步；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还待进一步加快；五是中国把握好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中西部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即使开发了，改革开放的纵度、深度仍然不够，效益不佳，低碳节能的科技含量还不高，处于低、初级的工业化水平，更大的经济效益尚未量化，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开发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央就提出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决策，这一条条令人鼓舞的英明决策，到了今天似乎变成了“纸上谈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听到大西北开发的惊天战鼓；没有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没有触摸到中部地区崛起时嘭嘭跳动的脉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西部人民改革开放的勃勃雄心和前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国家应加大开发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十万大军进西北”的宏伟气势，疏通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开辟大西北几条大通道，便捷边疆人民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引导中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大西北流动，迅速带动大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应给予大西北人民群众各种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帮助青海、新疆等区域的实体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大西北就能像东部沿海一样，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国家要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整合，做到强强联手；调整结构，合理建设重工业基地，上下游协调搭配；人才、技术、资金跨区域联合，利用江苏、浙江等地人才和资金的优势，进行跨行业、跨区域的自由调节，搭配组合，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再一个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问题。中部地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思想保守，容易满足，错误地认为有吃、有穿、有房住这些简单条件能够满足就足够了。因而一旦满足，便不思进取，认为已是“很幸福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向国家纳税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闲暇之时出门旅游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这就说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那个时候，中部地区才算真的实现了崛起。笔者做了一个比较，比如江苏和安徽两个相邻的省，江苏除了地理位置上优越于安徽，东濒黄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没有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况且江苏资源奇缺，人口众多，面积较小，是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一句话，靠人。江苏人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江苏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资源丰富（有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善良纯朴，面积是江苏的1.5倍，可是安徽的经济增长始终赶不上江苏，为何？同样也是一句话，是人。安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乐道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没能赶上和超过江苏。因此，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众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改革创新，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国家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二）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经济

发展后劲强势显著。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表现在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压力仍在增大，经济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这“两涨一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制订2012年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并且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这是“进”。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12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经济发展调整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等重大举措。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开拓资金、人才和技术流通渠道。可以说，我们国内并不缺资金，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国控总量为47万亿人民币，民间流动和储蓄资金达到400万亿左右。党和政府应想方设法调动和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比如实行国替民办战略等。总之要大胆地改革创新，灵活运用和调动民间资本。比如，中西部部级贫困县、乡（镇），经济长年不得翻身，人民群众还是极度贫困，针对有的干部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个别领导不作为的现象，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整改。考核整个班子，当留则留，当走则走。工资在任期内发70%，停职修养（学习、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递进增发，这样大胆地实行几任，看看是否能使资金、人才和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就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点尝试。通过这样大胆改革创新，让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最大的开发利用，做到“物尽其能，人尽其才，钱尽其利”的良性循环。

（三）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这里的“走出去”，是指带资金、带项目、带目的到海外创办企业，开办分公司，也应当在国内纳税。这种“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延伸，既能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又能获得宝贵经验,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当然，最根本还是为了引进资金，使祖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再创佳绩。据报道，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状况，一些富豪携款到国外定居，有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还有的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甚至于近万亿美元流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绝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为富不仁的人，利用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发不义之财，又将不义之财带走外逃，去过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洗钱”。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党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开“外跑”富豪的行装，看看所带走的款项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勤劳致富，还是为富不仁。是勤劳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为富不仁的拆白党（骗吃、骗玩、骗财、骗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寻源，必要时要“冻结”资金，不予放行。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会拖垮我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到国外不是为了赚钱获利，而是为了享受、挥霍。其次关于“引进来”的问题，引进来是指将国外的先进科技人才和领先的管理理念引进来。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有选择的不破坏国内经济环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项目资金。就目前形势看，我国的引进来战略不尽人意，特别是自愿走进来的项目。比如中国的零售业：沃尔玛超市每年有大量钞票揣进外国人的腰包。沃尔玛超市将中国国内的廉价产品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有时还使用价格欺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骗中国消费者，这是很不道德的。这种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场。况且，印度的国内零售业是不准外国人染指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人不愿将稳赚不赔的超市这个金饭碗让别人抢走，影响本国零售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请进来，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稳、难、长”的项目，能帮助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更深入更彻底的引领国际的先进项目，比如“急”，能否引进几条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解我国油气之急。“难”，能否引进开发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开发治理和绿化项目。“长”，能否引进一个大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带足够资金来中国开发实体企业，五十年不撤资。到目前为止，这些“急”、“难”、“长”的开发项目都还没有请来海外商贾。也许有人会觉得很不现实，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并没有请进真正的外国巨商。况且国人没敢把这些“急”、“难”、“长”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将“走出去，引进来”落到实处，还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说“好走则走，易请则请”。在“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上，国人应当动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儿出阁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的阿庆嫂的请进来精神，真正请进巨商良贾来中国投资创业发展，带动我国经济持久良性循环增长。要有秩序有选择地安排落实“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有关事项。

（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快

俗话说“十农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这样表述，就是说十个农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如一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十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又不如一个商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十个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不如一个科技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刻不容缓，要放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号式的瞎喊一通，要规划“三化”的时间表，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化”建设上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又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能够结出经济的丰硕成果。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经济实力很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就拿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江苏盐城）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小城市，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化”的实践，现在市区人口超百万，年均GDP（财政收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倍（达500多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美元。如今，盐城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像一枝盛开在苏北平原艳丽的花朵，像一颗镶嵌在祖国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所以说，要想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须加快“三化”的速度，实现跨跃式发展，有眼光、有见地、有选择、有秩序地谋划发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前面已讲述过：“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祥和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一）当务之急乃是“稳增长，控物价”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稳增长就是坚持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扩大内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果断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部门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贷币政策。笔者过去在文章里已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销售税（17%）太高了，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极大损害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发展，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很难做大做强。这一点党和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税和出台各种针对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赋予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方向不变，但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加强农产品供给和保障能力。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不动摇。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生产和建立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性通胀也下降了，国内宏观调控也已初见成效，这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周期性也有关系。我们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而农产品涨幅则来自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威胁力主要在这方面。要消除这些压力，就必须做到，尽量消化各种成本，打击人为炒作，给消费者适当的副食品补贴，政府控制价格，严控输入性通胀。

（二）提高收入拉动内需，严控楼市泡沫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一、降低外贸依存度，有效扩大内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尤其是出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随着此次经济危机而生发的国外市场的变动使我们意识到，过分依赖国外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缺乏灵活性、多样性，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一旦国外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的多数企业就会面临着产品滞销、工厂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危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因此商品以及服务的国内市场是庞大且有巨大潜力的。在当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有效拉动内需、扩大国内消费将成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一条必由之路。当下国内扩大内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设法减小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城乡、行业以及群体收入差距过大始终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收入差距过大又是多数人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重要原因，少数富人的消费毕竟有限，此种情况长期存在便不能有效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政府减少税收、藏富于民，是有效拉动内需的另一途径。富民才能强国，中国的税收体制面临必要的改革，税种过多、税率过高、税负过重始终是困扰中国老百姓的重要问题，而分步骤适度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尽量做到公正公平、藏富于民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步骤。再次，控制房价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保持物价稳定。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伴随居民收入水平提升，适度的物价上涨是必要的，但如若物价的增长或通货膨胀超越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就会反过来抑制消费需求。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已经成为加重老百姓生活负担、干扰物价稳定甚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如加大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的投入力度、建立相对稳定的物价体系等方式，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让人们放心消费、大胆消费，有效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二、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开发新能源

当今世界面临着能源安全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能源的供应，还包括能源需求、价格、运输、使用以及环境在内的一系列风险和威胁。以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产业无论在开发还是使用上都面临着诸多制约。如传统能源多为不可再生的资源，存量有限，按照目前的消耗量，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能源最多只能维持不到半个世纪，煤炭至多维持一百多年。一旦找不到来源突破口，便会出现供需矛盾，由此引发地区争端，甚至爆发战争，引发全球性的能源灾难。另外，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与传统能源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无关联。臭氧层急剧损耗、森林面积锐减、土地荒漠化、有害化学品污染，尤其是全球气候变暖，都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一问题又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性命题。中国所面临的能源问题则更为严峻，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在中国都是极其短缺的能源，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正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问题。因此，产业调整势在必行。2009年以来，国务院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逐步启动了对国内几大行业的调整发展规划。作为重点产业的汽车工业规划决定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逐步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中央财政亦会通过补贴资金的方式，支持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大中城市的示范推广。钢铁产业则提出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联合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变强。电子信息产业规划确定了今后三年的三大重点任务，即完善产业体系，确保骨干产业稳定增长;立足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技术，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以应用带发展，着重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等。此次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适时之举。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首先要改变部分行业发展散乱的局面，如汽车产业和钢铁企业，都明显存在着布局无序的现象，这对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其次，产业需要升级和优化，低碳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而我国的传统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能源的高消耗，这种状况必然要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改进。最后是加强科技研发的投入，逐步改变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资源消耗的高度依赖局面，争夺国际新能源开发的主导权。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低碳经济

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不仅面临着金融危机的压力，同样更面临着环境因素带来的压力。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几乎所有大国都将本国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危机同应对金融危机同步推进，并将其作为带动经济复苏的新产业、新动力，甚至作为本国贸易保护的一种手段。以美国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开始极力倡导低碳经济，并制订了一整套所谓的“绿色能源计划”，以抢占未来新能源发展的制高点，借此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这一计划具体体现在两个法案的通过上，一是《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另一个是《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通过上述两项法案，美国政府计划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80%，而美国电力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也将从2012年的10%提升至25%;到2015年，美国将实现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的汽车数量达到100万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以此限制大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燃油经济的标准。美国政府制订的有关二氧化碳减排技术的发展目标则体现在，一是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技术替代传统的包括煤炭、石油等在内的化石能源;二是提高能效，通过较少能源消耗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三是碳捕捉及生物碳汇技术。上述各方面目标的实现都要依赖于相关技术的提升，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确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同样需要低碳经济。从世界乃至于各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来看，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更应该成为各国的共识。不过，在当下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很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大国都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对本国贸易实行保护的有效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征收进口产品“边界调节税”的法案，所谓的“边界调节税”实际上就是征收“碳关税”，也即是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钢铁、水泥以及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征收碳关税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保护的旗帜下实施的一项对本国进行贸易保护的措施，在此之前还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在此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尽管一直在强调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气候变化领域理应承担“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这种强调实际上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减排能力方面的水平差异提出的。但即便如此，我们实际更应该从完善自身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排放等这些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入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下的事实应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所谓的碳关税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便不复存在，也即是说，碳排放的问题将会成为直接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国内就业乃至于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四、国家政策重点扶持，带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甚至东部一个发达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西部地区三个省的总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字，在2004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46212.84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76512.12亿元的60.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1122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4.7%，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4。

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家提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开始执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居民的CPI不断上扬。此外，受国际社会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出口市场越发困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分配不平衡我国目前目前主要实施的两级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较为混乱，而再次分配有没有健全的机制。

行政干预化、垄断、税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最终的表现结果是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也不断增大。有数据报道，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38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严重。最典型的就是东西部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最终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以发达国家为例，降低资源能耗，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农业，发展工业，创新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过高的通货膨胀不但对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也会严重降低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要想防止高速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一方面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锐意改革，积极调控，对土地，资金等敏感要素妥善处理，解决导致通过膨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相关部门要加强职能监管，控制资金向市场的流入以及国外热钱的流入力度，做好严格的房贷管理，协助政府做好房地产调控，稳定房价，稳定汇率。关注效率与公平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监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农村发展。合理分配资源，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与弊分析，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急迫性

从吸收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具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投资方面，我国主要还是靠引进国外的技术来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它不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并容易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与低效益等问题；二是出口方面，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为了保住经济的增长，都形成了高企的债务规模，在可预见的较长时期，都可能会去消减自身的赤字，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节约资本。可想而知，世界各国对中国产品的消费会是一个减少的趋势，那么我们国家的产能将严重过剩。假如我国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只是导致更大的产能，导致更大的银行不良资产，从而威胁我国的金融系统，形成经济滞胀，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②从释放能量角度看：我国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形成了国内产业的规模化，并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回收资本，以此为下一轮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带来动力。在此种经济增长循环中，我们国家得到的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计价的债务凭证，失去的是国内的土地、劳动力与环境资源，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鉴于宇宙观的理解出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进行以下几点思考

从宇宙观的角度出发，可以从能量集结过程和能量释放过程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变作一点思考：①能量集结过程，即通过资本将土地、劳动力与技术集结成产品的过程，其中核心的是效率提高。如何提高资本配置资源的效率则成为此过程的重点。在此，主要从技术创新培育和组织结构升级两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提高科技集约化程度。第一，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使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实现从“要素租金”增长转变为“创新租金”增长。一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鼓励科研机构进入大型企业集团，逐步加大企业的科研资金和力量的比重；二是要坚持技术与发展并进的方针，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缩短与先进国家技术方面的差距，也要发展面向市场的适用技术。第二，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在充分考虑国内先进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的基础，制定行业技术进步和改造规划，提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采用先进技术的标准和实践要求，限期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缩短设备更新周期。还要把企业技术进步与促进产业和产品结构优化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规模经济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推动技术改造。第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储备优质劳动力与科技人才。我国既要加大国民教育发展步伐，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年限，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又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素质，加大企业培训、教育、管理方面的投入。其次，加快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第一，加快改革，优化产业结构。首先，要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基础；其次，要培育和完善要素价格，发展和完善市场中介组织，制定和完善市场规则，实现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是产业结构的调控具有灵活性与及时性，适应集约经营的需要；最后，加强宏观产业政策的调节与指导作用，提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推进产业立法，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第二，培育主导产业，推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主导产业主要从以下三点加以培育：一是支持与振兴传统支柱产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二是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空间技术为技术支持的工业和农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培育为我国的新兴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三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②能量的释放过程，即提高消费产品的动力，为下一轮资本的集结和投入更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做准备。那如何提高社会的资本集结能力与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资本为国内服务是能量释放过程的重点。首先，增加收入，提高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居民收入过低是制约居民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要想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居民收入。第一，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一是适应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二是降低政府税收，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收入公平。努力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提高他们的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工薪阶层的工作水平；加强区别化征收征管力度，通过开征利息税、遗产税等方式，改善分配结构。第三，努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发展资本市场不仅可以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还使我国居民直接分享企业创造的利润，增加居民的收入渠道。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潜在消费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较高的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我国的消费规模却很小,影响了内部经济的不平衡。引起此种高储蓄与低消费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居民出现各种预防性储蓄。而这种预防性储蓄在经济下滑时还会强化。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保障。一是继续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支付标准。二是要尽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农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险金的支付能力。三是要尽快完善现有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覆盖到的群体的社会保障。

作者：韦林 苏宁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一）过分夸大GDP对经济的指导作用2011年2月，随着各国陆续公布2010年经济数据，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是日本自1968年以来，第一次让出世界第二的排名。中国从2004年的排名第六位到2011年的第二位，只用了6年时间，先后赶超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很多媒体已开始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形容中国。但是，笔者认为，现在就开始宣布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为时尚早。原因有两点：

1.GDP统计的是流量而非存量。所谓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测度的，其大小有时间维度；而存量是在某一时点上测度的，其大小没有时间维度。就像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和他的收入，财富就是存量，收入是流量。也就是说，GDP所衡量的生产创造能力只是这一段时间（通常为一年）内的，而在统计经济总量时更应该以存量的形式来表示。简单的来说，存量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内的流量汇总。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不比较太多，仅以近十年（2002-2011年）数据对比见表1。由表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到，仅以中国快速发展的这十年来看，经济总量与日本仍然相差较远，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三不到。仅仅是一年或是几年超过一点，仍然不能弥补中国与日本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我们必须要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将来自然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更加准确衡量生产创造能力的不是名义GDP，而是实际GDP。前文已经介绍过两者的概念，因为GDP是衡量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有了价格才能体现出市场价值。名义GDP在统计时是按照当年的价格计算的，所以当市场价格发生波动时，就会影响到名义GDP的变化；而实际GDP在统计时是按基期价格来计算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因素，因此不论是物价上涨或是下降都不会影响到实际GDP的数值。所以，衡量一国生产创造能力更准确地指标应该是实际GDP，而不是名义GDP。而我国媒体所公布的“2010年GDP超过日本”中的GDP恰恰是名义GDP。按表1所列数据，2010年中国、日本的GDP分别是401512.8亿元和363014.9亿元，中国2010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3.3，相较上一年上涨3.3%，而当年日本的CPI却是下降1%。综合考虑后，我们发现中国与日本的GDP之间并没有眼前所看到的那么大差距。GDP应用得恰当，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分析一国经济面临的状况，及时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毕竟它只是一个数据，只能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二）盲目迷信GDP指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取得快速蓬勃的进步。“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转化，这种进步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应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的素质等各方面综合因素。但是，我们很多人在理解发展时，只看到了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同时进步。这与经济增长更好量化、比较也有一定关联，而其他指标一般难以量化，在短期内也难以看到迅速上升。

所以在考量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时，更多的是以GDP的增长来衡量治理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单一的考核指标逐渐引导了全社会盲目迷信GDP指标。只要GDP在增长，那么其他的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素质降低等等都不会影响到考核、晋升。实际上，环境污染现在已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头号大敌。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一方面社会上大量地出现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铺张浪费，甚至有的地方把同一条道路挖了填上、然后又挖开，造成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各个地方开始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玩“数字游戏”，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数据是，每年各地方政府所公布的经济数据往往会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不相符合，这种差别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统计误差。

2006年，全国GDP增速11.8%，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27个地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仅有3个省区低于平均增速，另有一个与平均增速持平。在2007年，全国GDP增速12.2%，多达29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高于全国增速，只有黑龙江省，以12%的水平“垫底”。而2008年，全国GDP增速开始公布为9%，后调整为9.6%。全国31个省市区的最初数据没有一个低于全国增速的。即使以后来调整的全国增速9.6%为依据比较，也仅有一个四川省略低于全国增速。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全国29个省市区中，除山西外，其余28个省市区的GDP增速都高于8%，都“顺利”完成了“保八”任务，其中26个省市区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样，2010年全国仅有北京、上海两地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2011年全国仅有北京、上海和浙江低于全国平均增幅。伴随着国人盲目迷信GDP指标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有很多人开始鄙弃GDP指标。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中国本身国情出发，认为没有质量、只有数量的GDP一钱不值。这种说法虽有些偏激，但也提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GDP科技含量。

二、小结

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在宏观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引入到中国后，似乎被妖魔化了。其实按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GDP可以算是个中立的概念，它运用的好坏关键还是在于应用它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应正视GDP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不过分夸大宣传，不盲目迷信，也不走完全鄙弃的极端，将其合理地应用在国家经济发展的管理工作中。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6篇

1、我国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不利影响早在2000年和2001年，国家便已修改了三大外资法，同时还取消了关于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次国民待遇”。而在此情形下，若继续在短时间内修改外资法，进而再次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条款，那么这将直接暗示外来投资者国内引资政策和立法都在朝着不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发展的方向转变。这样一来，会直接挫伤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信心，从而难以不断扩大外来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规模。因此，在短时间内，不需要对外资法进行多次修改，同时也不能快速将所有关于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等条款予以取消。

2、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策略后对我国招商引资带来的影响“遵守约定”为一国际惯例，同时这也是各项国际经济活动当中所要遵循的一原则。结合此项原则，当某个国家在吸引外资并且承诺给外来投资者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时，除在遇到某些巨大情形变更时，就要严格按照当初给予投资者的承诺来履行。因此，在外资立法中，必须严格按照“遵守约定”原则，同时这也会政府和外资法的信用问题。在过去几年内，我国吸引大量外资是为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因此，对外来投资者承诺个多种优惠政策，同时借助外资法将具体规定予以明确，这样一来，外来投资者无论是在税收，还是在产品进出口方面都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但是，这些特权完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要求，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尽管是现在，上述种种承诺也对我国吸引外资是十分有利的，这主要是由于诸多优惠政策都可以作为外来投资者在我国投资的一个主要原因。若没有各种优惠政策，外来投资者不愿意来我国投资。所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我们依然要继续遵守上述种种承诺。虽然有时需要修改外资法，我们也要尽量将上述优惠承诺予以保留。

二、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分析

超国民待遇这一时代的终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会大大降低外商在华投资的热情，不时出现的关于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和市场汇入的声音也加深了这一顾虑。然而，跨国公司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实，优惠政策和低廉的劳动成本不再是中国吸引他们的主因。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法规体系，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正是促使更多跨国企业升级它们在中国地区的发展重点，将其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中国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覆盖境内所有的企业，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不断提高引资质量，因此，我们需要做要一下几点工作：

1、引进更多外资活力源我国，在引入外商投资方面要选用各种更合理的对策，由最初的“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而引资类型由传统的“优惠型”转变为“规则型”与“比较优势型”，从而大幅度降低引资成本。另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渐转变，未来到我国投资的外来企业借助市场经济规则与比较优势等逐渐开拓市场，而对于想要借助施压的方式继续使我国政府实施“超国民待遇”条款，对新技术进行研发。

2、加强对引进外资行业引导大多数外来投资者来我国进行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从而在我国占有大部分市场，属于利己的表现，而并不是站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从而积极投入到加快东道国产业发展当中。所以，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引进外资时期，将引导与调控作用予以充分发挥，进而再制定各种相关规范政策，例如：《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借助“看得见的手”来引导更多国家最需要发展的行业与领域当中，如：战略性产业。此产业成为打破技术发展的一个前提与基础，从而对国内的社会发展发挥引导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而使得各个国家都在寻找新经济发展动力，进而对各种战略性产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其选择依据主要遵守一下三点原则：第一，产品要有相对稳定且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第二，产品经济技术效益要非常高；第三，可以带动相关连产业获得全面发展。

3、重视对引进外资质量评价当前，在国家对引进外资从“超国民待遇”发展到“国民待遇”情形下，所以，外资治疗的评价标准与发展也都发展了巨大改变。具体主要表现在一下两个方面：其一，对外资水平考核引起高度重视；其二，对外资效应要充分予以利用。从整体上来说，引进外资水平成为确保外资质量的一个基础条件，主要涉及到外资投资模式、投资方式、区域分布等内容；但是，针对外资效应质量高低，对外资项目经济效益予以全面考虑，与此同时，对所引入的外资进行适当的调整，而借助此工作，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外资资料评价体系。

三、结束语

总体来说，我国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我国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面作出努力，逐渐由传统的经济大国转变成经济强国，向集约型经济类型发展，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进而为我国下一个30年发展探索新的发展动力。这样一来，才可以将引进外资战略重点予以转移，不断提高引资质量，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7篇

目前,人们对耕地保护的责任不明确,错误的认为耕地保护仅仅是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政府的责任。因为责任落实的不到位,当破坏耕地的违法现象发生时,个人以及某些部门都会视而不见,认为这些事情应该交给县级以上部门去管。在国土资源形势不容乐观的形势下,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压力十分巨大,责任也异常巨大。目前,国土资源部门存在人手不足、执法力度不大、执法态度恶劣、执法手段单一、群众基础差等问题。

1.1执法过程艰难,违法用地屡禁不止

国土资源的利用涉及多方利益,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多方面的因素与势力渗透会对执法人员的工作造成诸多影响。针对违法用地、违章建房、侵占农田等违法行为,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只能够依照法定程序来进行执法工作,先用文字要求违法者停止其违法行为,不能强行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违法者不听从执法人员的制止,那违法行为将继续进行,等到行政程序结束,法院可以进行强行制止时,违章建筑往往就已经形成了,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执法人员的执法难度。

1.2监督执法力度不够

国土部门工作人员的待遇欠佳,一些工作人员就会在工作中放低要求,不能严格依法执法;在进行国土资源的监督管理工作时,某些工作人员会收取好处,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某些工作人员执法态度不够坚决,执法力度不够,不足以对违法行为产生震慑效应。

2加强土地资源管理的思路

2.1加强宣传力度

土地资源的管理工作需要相关部门与普通民众的协调配合,加强国家关于国土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可以增强人民的耕地保护意识,使民众认识到违法用地的严重后果,并有助于民众自觉配合相关工作人员的执法工作。在国土部门工作人员之间也要进行必要的宣传,执法人员要认真学习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认真执法,避免暴力执法现象的发生。2.2处理好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的关系国土资源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相关部门需要兼顾资源与发展,努力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在土地管理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与各地政府都要认真学习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学习国家协调土地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牢固树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营造良好的依法用地管地工作氛围。

2.3保障民生用地供应

“安居”才能“乐业”,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住房问题成为困扰诸多民众的一大难题。在进行土地的规划管理时,相关部门需要大力保障民生用地的供应,认真解决民众住房难的问题;相关部门需要牢牢把握住房地产市场,进行相关的监控与监测工作,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供应结构与供应力度;相关部门需要加快土地审批工作,优化审批程序,建立可靠便捷的土地管理信息系统,降低国土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力度与工作压力。

3土地资源科学管理的措施

3.1土地开发复垦管理

土地开发管理要遵循生态平衡原则、农村土地开发优先原则以及综合性开发原则,并且要严格遵照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基于以上三项原则与一个指导,废弃的或者未被利用的土地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用,并能够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耕地的优先开发可以较好地保障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安定生活,而综合性开发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开发的综合效益。土地复垦要优先用于农业生产,严格实行“谁破坏,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是缓解人均耕地面积少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改善当地的环境。

3.2地籍管理

地籍管理工作包括土地统计、登记、分等、调查、估价、档案管理等,管理工作要注意保障地籍资料的系统性、连续性、完整性、概括性、精确性以及可靠性,并且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进行。

3.3建设用地管理

建设用地管理坚持按计划、规划用地,保证建设用地宏观上稳定、平衡与协调的原则;坚持城乡建设用地统一管理的原则;坚持建设用地有偿使用的原则;坚持保护耕地、合理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建设用地的合理管理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理的建设用地规划是发挥土地资源价值的重要前提,充分发掘现有建设用地的发展潜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耕地的利用,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4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必定将面临更加巨大的挑战,但是相信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监管体制必定会不断优化,基层管理部门的人员结构会更加合理,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会不断降低,国土资源的规划利用会不断优化！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8篇

齐文化中所包含的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行政方面，管仲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在经济方面，农业上，管仲提出“均田分力”，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工商业上，管仲提出“官山海”，实行盐铁专卖；又设“轻重九府”（掌管财政货币的机构）、铸造钱币；还鼓励外贸，“关市几而不征”（进出境和市场对外商只进行登记管理，不征税），使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在军事方面，管仲强调寓兵于农，“做内政而寄军令”，将军事编制隐于行政编制之中；在人才培养和管理方面，管仲推行了“三选法”的官吏选任制度。经过管仲全方位的改革，齐国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富庶，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为齐桓公创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无效率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西蒙•库兹涅茨在197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经济增长问题是个热门课题，其中，技术创新论风行一时。然而，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最终被事实证明。诺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开拓性地解释了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而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提高。

该文经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认为，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而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结果是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

姜子牙和管仲都认识到了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制度变革是以制度创新为主的、为适应环境促进发展而进行的各种规则的调整与革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是制度变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对多数人形成有效的激励，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

二、齐文化昭示着经济发展需要

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姜太公在经济上倡导“农、工、商”三宝并举、“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宏观战略。齐国初建时沼泽遍布，土地盐碱化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其不利。姜太公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开放的经济政策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其他诸侯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齐都营丘。这样，齐国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逐步兴盛发展成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在外交方面，管仲建议桓公要“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使海内诸侯望风归附。管仲所说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地位；联合各诸侯国，共同抵御戎、狄等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族的侵扰。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经济的强盛决定了一国国力的强大。比较优势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而迈克尔．波特认为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趋减少。一国的竞争力不可能由其国土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决定，因为这些因素与生产率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确保投入要素能够高效地使用和升级换代。错误地理解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是经济发展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仅仅靠使用现有的资源或者组织更多的资源是不足以保持经济繁荣的，更不用说仅仅把国家的财富重新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分配了。

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一国选择了有利于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比如升级本国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商业运行更有效率等等，则它就选择了繁荣。与此相反，如果一国允许破坏生产力的政策存在，或者技能培训仅为了少数人服务，或者仅靠家庭背景或者政府的妥协才能成功，则该国家限制了本国的财富增加，也即选择了贫穷。姜子牙和管仲在经济发展上，注重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实施有效的经济战略和经济制度，大力发展贸易，激发人们积极性，以弥补当地的经济劣势。同时，正如波特所认为的，他们还推行巧妙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注重发展自己的竞争优势。例如齐国农业禀赋较差就重商并大力发展制造业，在商品样式、质量上进行创新，在产品数量上，运用规模经济以减少成本，赢得最大生产利润。又如管仲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造就了齐国独有的竞争优势，从而可以号令天下，变得日渐更加强大。在周王的授予下，凭借实力，终于称霸中原，通过“九合诸侯”而最后“一匡天下”。对比来看，齐国当时的位置正如当今的美国一样。

三、齐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文化和制度具有传承性和可移植性，齐文化的影响其实一直到今天，因为真理是永恒的，许多规律是千古不变的，正如自然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齐文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四方面启示。

1．经济发展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点并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文化。我国尽管一直在加强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可是现在已经面临了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亟待解决。国民信仰缺失是个大问题，建国以前中国人主要信仰的是儒家、佛教和道家，“忠君爱民”的思想是主流信仰。建国后，宣传的是共产主义信仰，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人的信仰最终未能统一如前。于是，造成了如今的信仰混乱和信仰缺失问题，甚至出现了“道德缺失”现象。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应尽快确立务实而合乎传统并且不悖于经济全球化的信仰文化。在经济文化建设上，我们要引导人们树立“生活为了工作，而幸福则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的理念。固化一种世俗的行为准则：勤奋，诚实，严肃认真，节省金钱和时间。这样，我们的生产率将大大的提高，国家将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也将愈来愈进步。

2．坚持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创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的环境。我们国家目前对教育的投入还不够，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待遇尚乏激励性。另外，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也不足。现有的体制和环境束缚着优秀企业家的培养、出现和发挥。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我们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要真正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创新，坚持改革开放和市场化道路，正确发挥政府职能，充分发挥企业及第三方组织的功能。自主创新是强国之道，而制度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保证，是促进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制度创新应该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在自主创新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应当从体制改革、机制完善、政策扶持、人才培养、作风建设等方面形成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良好文化和制度环境。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针对影响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结构性和机制性问题，努力建立一个既能够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能够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的有效动员能力，既能够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够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

4．经济发展需要发挥比较优势及创造竞争优势。作为财富的基础，比较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表现为能以优越的生产率，调集资源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知识、投资、睿智和创新，一国的企业只要能开发出更成熟的竞争优势源泉，就可以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样的国家就能提高其生活水平。国家产业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决定条件是产业所处的国家能否提供在特定领域中创造或保持比较优势的产业环境。我们国家要创造竞争优势就必须从比较优势观念上升到国家竞争优势层面，将“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我们追求的关键要素。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费用资本化有利影响

新会计准则在借款费用、职工薪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本化方面有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有利的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

一、费用资本化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当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众多中国企业纷纷到海外投资办厂或上市融资。这样我国企业必须按照不同国家和地区至少编制两份财务报告，如果我国会计准则与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差异过大，无形之中增加了准则转换成本，实质上是增加了企业投资、融资成本，不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新准则中有关费用资本化借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有关内容，使得我国新准则中有关研究开发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09号《研究与开发费用》规定趋同，有关借款费用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借款费用》规定趋同，有关职工薪酬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规定趋同。新准则减少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差异，有利于推动美国、欧盟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进程，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促进我国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

二、职工薪酬、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我国出口企业应对国际反倾销

随着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增长，欧盟和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近几年呈增长趋势，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经常败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得不到国际认可。如欧盟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五项标准之一是“有一套按国际通用准则建立的会计账薄”，由于我国原有的会计制度与国际上的差异性，造成我国在反倾销应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我国会计核算所依据的旧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从而造成生产成本计算上的差别。而新准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更贴近国际会计准则。这必然使得我国企业根据新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更接近于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成本，可以免受在反倾销调查时对我国企业采用替代国标准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准则中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固定资产和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职工薪酬准则将以前计入当期损益的五险一金、职工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按照受益对象分别计入相关资产和劳务的成本。如果在反倾销应诉中，即使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产成品、原材料、能源等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会有多大提升，产品成本也不会有太大差距，进而对正常价值的影响甚微，这无疑对我国外贸是有利的。虽然新准则最终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削弱了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企业竞争优势，但是一方面，产品成本挤压的空间是有限的，过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是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可能遭到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制裁，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另一方面，通过低价出口来争夺国际市场的营销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

准则对研究开发费用的费用化进行了修订，既允许企业研究阶段支出费用化又允许开发阶段支出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就可以资本化。开发支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资本化，《反倾销守则》也有同样的要求，其第2条第2款规定：“除非根据本项已在成本分摊得以反映，否则应对那些有利于当前或将来生产的非经常性支出或在调查期间支出受投资情况做出适当调整。”要求调整的情况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如果没有列入资本项目计提折旧，需将其资本化；应在几年中分摊，却一次全部计入损益的支出，需进行调整；使当前生产受益，但前一年已分摊完毕的支出，需将其分摊到当期甚至更长时间；在当期分摊完毕却使今后受益的支出，则同样需要将其调整至今后各期。因此，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反倾销法的有关要求保持一致，如果不考虑前期支出在当期的分摊，则当期支出资本化可以减少当期费用，从而减少正常价值这样会降低倾销成立的可能性。

三、研究开发费用资本化有利于加大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

国内经济发展范文第10篇

住房建设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资本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住房保障政策对于平衡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关系、优化总需求结构，进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住房保障政策下的住房投资行为是一种政策导向的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相对于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主要具有两种效应，分别为结构调整效应和跨期平滑效应。市场自发的投资出于逐利需要，往往忽视低端住宅市场，导致了对低档住宅的投资不足。这是因为低档住宅主要解决基本居住需求，具有一定的公关品属性。开发商供给这类住宅的私人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机会成本。在中高档住宅具有价格刚性的条件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导致了市场对这部分住宅的供给不足，同时容易引发中高档住宅的投资泡沫。而住房保障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档住宅的投资，解决市场自发投资的结构失衡问题。另外，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导致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具有更大的波动性，市场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投资不替出现的周期性现象。而基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投资行为则可以更好地平滑房地产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总需求的稳定性。事实上，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保障性住房投资甚至可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工具。

二、住房保障政策对净出口的影响

居住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一国劳动力的居住成本高低，可以直接影响其劳动力资源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房价和租金的上升会直接对劳动力成本产生向上的压力，并影响商品价格。在固定汇率下，这种压力会直接影响一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也很难完全抵消由房价上升导致的成本压力。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不同国家贸易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会引起汇率变动，并抵消一部分价格变动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是通过贸易商在不同国家间的套利行为实现的。然而，住宅兼具非贸易商品和投资品的属性，其价格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变动不仅不会引起这种套利为，反而可能引起国际资本的投机行为。众所周知，投机行为和套利行为对于市场的影响是恰好相反的。当一国的房地产价格相对于他国更快的上涨时，国际投机资本会进入该国房地产市场，形成对该国货币的需求，更加推高该国货币的汇率。这样，一国房价和房租的快速上涨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该国货币的升值，对该国的国际贸易形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三、住房保障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

根据二元结构经济理论（Lewis，1954），在世界各经济强国的发展历程中，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无不起到了保证城市化进程推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作用。另外，良好的城市居住环境还能保证城市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高效累积，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顺利实现，并推动城市各生产部门的分工体系不断优化。因此，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也就显得更为突出。住房保障政策对于总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发挥作用的。首先，住房保障政策是保证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重要措施，它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剩余劳动模型，当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该部门的边际产出为0。城市化进程则促进了这些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从而实现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收入较低，居住成本就成为了劳动力顺利转移的重要障碍。而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则是解决这一障碍的主要手段。除了以上的数量效应以外，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利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早期的经济发展一般是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但当资本积累达到稳态水平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发展将进入由技术和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经济增长阶段。完善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公共资源，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效率。另外，劳动者通过到条件更好的社区居住，获得了更多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这又有助于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

四、住房保障政策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住房保障政策是对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重要补充，有助于缓解由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过度波动。在现实中，房地产的价格波动往往会对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房屋和土地是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抵押品。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Bernanke等，1989），抵押品价格的上升会降低借款人的融资费用，提高信贷的可得性。而信贷供给增加又会通过流动性效应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对信贷市场产生影响。这样，资产价格和信贷供给之间会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这种正反馈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相伴出现。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则又会出现“资产价格下跌———贷款形成坏账———信贷收缩———资产价格继续下跌”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债务———通缩”循环（Fisher，1933）。住房保障政策则有助于缓解住宅市场的骤冷骤热和过度投机，降低了资产价格泡沫和过剩流动性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住房保障政策具有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住房保障政策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政策导向的住房投资是有效的。无效的保障性住房投资本身也可以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引发政府负担过重，甚至引起政府债务偿还问题。因此，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不能仅仅依赖行政决策，而是要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这就要求住房保障政策具有诱导型政策的属性，以政策补贴作为杠杆，引导私人投资进入保障性住房投资领域。

五、住房保障政策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本质上是受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是我国30年来实现改革开放，迅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已出现逐步消失的趋势。2011年，人均GNP超过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人均GNP处于976~1190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其经济的增长动力和效率将逐渐减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积累不足，还不能进入内生增长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等收入国家也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一般认为当人均GNP处于2000~6000美元之间时，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效率是较低的。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此时，劳动者住房支出的高企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使本来就已经趋于弱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进一步被蚕食。根据浙江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该省2004年人均住房支出（包括建房、租房和住房装潢、水电气燃料）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2.5%。可以说，大中城市的住房支出已经成为了当地中低收入群体的一大负担。

这种负担所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四个：一是加剧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弱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二是在工资具有一定向上刚性的条件下，造成劳动供给减少，这同样会削弱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优势。三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房价和房租的上涨导致了财富更多集中于拥有房产的高收入阶层，而租房者、贷款买房者和存钱准备购房者则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劣势。四是降低了我国整体上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贫富差距加大本身就会导致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外，中低收入者为了支付房租和月供，或者为买房而存钱，也不得不进一步降低其消费支出。

在此背景下，提供高效的住房保障可以从多个方面推动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既能在人口红利效应减弱背景下保持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又能保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平滑投资周期的波动。综上所述，住房保障政策不但对于维护我国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住房保障政策与经济增长效率的理论联系，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住房保障政策时应注意如下两点：

（1）我们需要注意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效率，减少空置现象的出现，从而切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成本。

（2）我们应该注意以市场化手段为保障性住房融资，这样既可以分担财政资金压力，又可以分散聚集在银行体系中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