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管理范文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1篇

摘 要 向公众允诺要为大幅度减排温室气体（GHG）提供便利是日本的一个竞选口号。然而执政党雄心勃勃的减排GHG决心与其在COP16/CMP6会议中饱受诟病的表现相矛盾。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有可能采取积极主动的减排措施。

日本在COP16宣布，除非减排目标国扩展至发展中国家，否则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并有意将双轨谈判合并为单轨谈判。鉴于日本在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谈判当中的市场决定性力量，故其决定是对设定《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减排目标的极大阻碍。

关键词 日本 国家能源 管理

一、日本能源管理政策的历史考察

日本在能源供给安全方面一直处于困境中。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的能源管理政策决策者们就一直努力改善其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日本的能源管理政策刺激了相关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更加经济适用的、供给更加稳定的能源供应。

1975年以来，日本电力总需求位列世界第三。这种需求扩张需要电力供应能力的大规模提升，而核电厂是满足该需求的最佳选择。而风能、太阳能等则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实现大规模的公共能源供应。而在核能发电方面，日本已经确立了其在全球领域的优势地位，核能已经在日本的能源管理政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6年，自民党政府了新能源计划，提出到2030年要实现的五个主要目标，思路上基本是延续了其以往的政策目标，目标包括能源效率、石油依赖程度、交通部门石油依存度、电力总供应的核能比率、日本公司所拥有的原油占有量等。

2008年6月，福田康夫宣布了“福田愿景”，指出了在2020年GHG排放量中期目标的详细规划。2009年，日本能源管理政策保持较好连贯性的传统发生了改变，取代自民党成为了日本执政党，在GHG减排方面做出了比较激进的承诺，但迫于实际国内压力而做出了改变。

二、能源管理政策的原因分析

任何一个党派所的各种经济政策都有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与原因，尤其是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源管理政策。在国内，政府需要面临的是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和财政困境。在社会问题方面是逐渐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市场的停滞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经济产出，导致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国内的支持对于能源管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关键性作用。研究表明，日本民众对于能源管理政策目标是持相当务实态度的，一方面，需要协调一致的对策来促进GHG减排，以避免全球的经济和生态灾难；另一方面，要减少能源消耗，不仅支持低碳产业的竞争力，还可以减少能源消费。

坎昆会议上，菅直人内阁表示，如果不能让更广泛的缔约方都参与到GHG强制性减排框架中，日本将拒绝执行在竞选中承诺的比较激进的GHG减排措施。日本国内的相关利益者认为政府应当在GHG减排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要对日本能源服务的承受能力造成任何损害。这样，日本政府在坎昆会议当中的强硬立场就不难理解了。

日本有影响力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与自民党之间关于能源管理政策的分歧，并不足以证明的能源管理政策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进而采取比较激进的GHG减排措施，因为这会给日本的产业界和纳税人带来不菲的经济负担。所以，日本所提出的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的目标可能会受阻于财政限制。在总体的能源管理政策方面很有可能会采取一种过渡性的措施，比如鼓励能源效率的提升，实现主要基础能源的消耗从煤炭、石油向天然气、核能的过渡，继续扩大核能发电能力。

已有迹象表明自民党的能源战略已经开始实施。而现在是否发展核问题已经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焦点问题。2011年3月份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福岛核电站重大事故发生之后，“反核”的呼声开始高涨，菅直人内阁紧急叫停了浜冈核电站。7月13日，菅直人又表示要改变核能政策，建设一个不依赖核电站的社会。但是，本来就处于景气萧条困境的日本经济又面临着灾后重建这样雪上加霜的局面，“去核化”的提议遭到了强烈质疑，日本很难真正实现完全脱离核电。

野田内阁还没有就能源战略以及核能清晰的发展路线，但是普遍认为，其能源管理政策还会延续“去核电化”的总体路线，应当重启安全评估达标的核电站。可以预见，近期内阁不会轻易地抛弃核电，核电仍然是将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以及实现GHG减排承诺的重要力量。

三、未来能源管理政策预测

由于核电产业运行成本相对较低，如果继续寻求在GHG减排有所大动作，减排目标的实现将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核能，新能源技术还不能成为所关注的重点。将来无论哪派政党执政，这种能源管理政策应当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大多日本国民仍然支持政府在国际GHG减排谈判中采取更加主动的策略。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日本倾向于让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GHG减排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减排任务。在很多曾经由日本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经济领域，其他国家已经形成了对日本的有力挑战。如果这些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不相应承担与日本类似的责任，日本再采取更激进的减排措施很有可能会付出更多的成本，而也不愿冒政治风险继续推行该战略。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能源 管理机构 目标 职能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1-0099-07

我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然而，我国在能源领域尚存在体制和机制性弊端，尤其是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尚不到位，成为影响我国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安全保障的主要因素。

1．我国能源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生产资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国际背景下，随着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能源领域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矛盾日趋尖锐，成为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些突出问题和矛盾表现在：

一是总量问题，表现为能源安全、进而关系到国家安全，是所有能源问题中最紧迫的问题。总量问题主要指：如何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可靠的、低成本的、持续增长的能源供应?如何在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生态成本，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如何利用外交途径帮助缓解前两个问题，同时又不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近两年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飙升进一步加大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使能源决策常常面临着两难：在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的条件下，多使用石油有利于降低生态成本，但需要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从而削弱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同时供给上也存在很大风险；煤炭供应相对稳定，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需要承受更高的生态成本。

二是效率问题，是我国能源领域的根本问题。效率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能源使用的效率。即社会各界在节能研发、应用以及消费观念等环节中能效都有待大幅提高。二是能源市场的效率。能源产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一直受国家严格控制，一方面国内市场机制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另一方面又深受国际市场机制的制约和影响，致使各种能源市场中都广泛存在着产业组织效率低下、行业垄断、暴利等问题。三是能源管理的效率。我国现行能源管理权分散在数个部委、10余家司局级单位，政出多门，导致管理职能出现重叠和盲点，加大了部门问协调量，降低了能源管理效率，更严重的是，分割的能源管理体制下各部门能源政策大都只反映局部的视角与利益。

2．我国能源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能源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未来能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筹协调问题。能源关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财政、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能源管理目标、手段、程度等方面都难以保证上下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型汽车的政策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在不同层次政府之间，以及财政、税收、投资、价格、金融、贸易、城市建设、交通、国有资产管理等诸多职能部门之间，存在目标和步调不一致、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不一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

二是政策执行问题。目前政府管理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前置性审批环节，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与管理则相对较弱，存在“重审批、轻监督”的现象。

三是能源监管问题。监管职能的相对集中有利于监管政策的统一性和执行力，而目前中国能源监管处于较分散状态，监管机构面临职能缺失和监管真空问题，另外，社会性监管不够，现行的政府能源管理侧重于投资、价格、生产规模等经济性管理，对于环境、安全、质量、资源保护等外部性问题的监管相对较弱，客观造成了重生产轻消费、重供应轻节约的现象。

总体看来，我国的能源问题既是资源问题，又是管理问题，资源、环境、国际市场三大制约因素使能源管理问题更尖锐、更紧迫。我国能源管理体制的不顺畅由来已久，目前的管理体制不能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产生某些问题的原因，为了保障经济增长和安全，我国需要着眼长期、统筹全局的能源战略与政策，更需要权威的职能机构确保战略和政策的实施，所以有必要改革国家能源管理体制，而能源管理机构改革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国很多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国家能源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其中大都涉及能源管理机构。

潘伟尔(2002)分析了国际上四种能源管理模式――高级别、高集中；高级别、低集中；低级别、高集中；低级别、低集中的特点，认为“我国国家能源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且“应采用高级别、集中的宏观能源管理模式，尽快设立国家能源部或类似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潘伟尔(2002)认为我国能源管理的规模和复杂性和美国的高级别、高集中管理模式最具有可比性，因此应采用这种模式，但他对美国的模式却缺少进一步详细的分析，也没有对我国若采用高级别、集中管理模式下机构的目标与职能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2003年4月，我国改革能源管理机构，国家发改委能源局成立，标志着我国又重新进入集中管理能源的模式，但其中暴露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一领域研究进入新阶段。郭云涛(2004)认为应当成立国家能源管理委员会(或能源部)这样的高级别、统一、高效、权威的能源管理机构，其职责在于国家能源战略、政策、统筹协调能源产业、指导地方能源工作、信息收集与、对外合作、环境管理等。郭云涛(2004)描述的机构职能比较全面，但是由于没有机构战略目标的内容，所以在具体职能上只是一般性罗列，而缺少各职能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张明慧等(2005)从能源产业的角度入手，研究了能源生产消费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对促进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了能源统计和能源信息管理的重要性，认为“可以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基础上，设立副部级的能源单位，并相应地在地方中设立能源管理机构”，张明慧等(2005)在级别问题上采取了折衷的办法，比较符合现实基础，但是折衷方案的理由并不充分，因此也难以比较出折衷方案多大程度上能弥补现有能源管理体制中的不足。

本人认为，能源管理机构改革是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世界上七十多个国家都建立了部级的能源管理机构，各国选择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模式是由于不同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国情以及能源管理的战略目标造成的，因此研究国际能源管

理模式应当首先研究该模式产生的条件和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以及具体的组织架构，才能找出该模式对我国的能源管理改革的借鉴之处。我国能源管理的规模与复杂性是绝大多数国家难以比拟的，国际比较上，需要侧重研究能源生产或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

国外能源管理机构比较

1．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

世界主要国家都根据本国资源禀赋设立了部级专司能源的管理机构，制定和明确了部级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其中作为能源大国的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政府能源机构目标明确、管理高效，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美国能源流量巨大，设立了数千人组成的能源部，全面管理石油石化、天然气、煤炭、电力、新能源、核能等所有能源产业的市场、研发、环境等事务(除上游勘探开发由内政部负责)。该机构服务于五个战略目标：首先是能源安全，即通过可靠的、清洁的、充足的能源供给确保美国的国家、经济以及能源的安全；其次是核安全，即安全地使用核能；第三是科学发现和发明，即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美国能源勘探、能源利用能力；第四是环境责任；最后是管理高效，即要求能源管理机构自身通过合理的管理手段实现这些目标。美国能源部将上述五大能源管理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分为16个战略子目标，这些子目标定期(如每年度)根据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

日本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是设在经济产业省下的资源能源厅，负责制定国家能源的政策和计划，统一管理全国各能源产业。该机构服务的战略目标有三个：能源安全、保障经济增长以及环境保护。日本的资源能源厅不像美国能源部那样统一和集中地担负广泛的职能，这是由日本的国情决定的：一则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其本国能源资源匮乏，能源供应主要依靠进口，能源消费结构也相对简单，所以能源管理的重心在能源贸易，管理内容本身就相对简单；二则在经济产业省政策制定的强势地位背景下，能源战略目标能够得以有效地贯彻落实。

英国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是设在贸易产业部下的能源局。英国能源局负责发展和促进英国自然能源资源的开发，参与国际能源事务，统筹管理各种能源市场以及排放问题。英国能源管理的战略目标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将环境责任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其次是能源安全，即能源供给的可靠性；第三是促进能源市场竞争，即建立和维护高效的能源市场机制，保障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平衡；最后是确保居民充足的供暖。英国将环境目标放在首位，除了反映欧洲的环保观念深入人心外，主要还是因为其能源自给率高，能源安全显得没有环境问题那么突出。从上述目标中也可以看出英国在能源管理中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值得我们参考。

2．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组织架构

各国在明晰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基础上，没置适应本国能源管理需要的机构框架。

美国能源部的起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根据1946年的《原子能法》，美国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对原子能利用的控制。20世纪50年代，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计和生产核武器，发展用于航海的原子能反应堆。1974年的《能源重组法》撤销了原子能委员会，建立了核规划局和原子能研究和发展署。1977年，根据《能源部组织法》，美国政府将上述两机构合并成立了能源部。目前，美国能源部下设成立了8个项目办公室、12个管理和支持办公室、20多个地方性的执行办公室、20多个科学实验室以及4个电力市场管理办公室，美国能源部数千人，功能齐全，规模庞大，确保美国能源战略目标能够得以落实。

美国的能源信息管理很有代表性。美国能源部下设的能源信息署(EIA)提供独立分析的能源信息服务，包括中长期和短期的预测分析系统：中长期预测未来20年左右的美国能源市场，该系统在宏观经济和金融要素、世界能源市场、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企业行为和技术选择以及人口等假设条件下，研究和预测美国能源的生产、进口、转化、消费和价格，每年对预测结果进行更新；短期预测是由分地区短期能源模型系统计算出来，从而能够对美国国内各地区主要能源市场的关键趋势和主要驱动力进行更加丰富和更具深度的处理，预测未来12～24个月的情况，每月预测结果进行更新。美国能源预测系统能被用于分析现有的和被提议的政府能源生产和使用相关规制政策的影响，新的能源生产、转化和消费技术和现有技术发展的潜在影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和影响，提高新能源使用的影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节约潜力，政策实施后排放水平的变化，气候变化政策等。EIA及时详尽的市场信息及预测信息，为指导能源产业的私人部门有效地组织生产和经营，满足国家目前和将来的能源需求、能源安全以及形成合理价格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由于本国能源匮乏，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政府对能源资源非常重视，在经济产业省内设立资源能源厅，负责制定国家能源的政策和计划，并对能源进行行政管理，负责统一掌管全国的资源能源需求、资源能源的供给条件，制定各种综合性的资源能源政策，实施全国的资源能源行政管理。资源能源局按照行业分类设置下属部门，下设秘书处、能源保护和可再生能源处：负责制定资源能源的政策和计划、能源效率和保护、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等；自然资源和燃料：负责石油天然气、石化、煤炭行业的管理；电力和燃气产业处：负责制定电力、燃气、核能的政策和计划。日本资源能源局虽然不大，但管理上涵盖了全国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新能源等全部能源领域。

英国在1974年成立能源部，后并入贸易产业部，成为该部的能源局。英国能源局的主要职责包括与能源需求预测和供应方面有关的所有事宜：开发英国的油气资源；对国有核能发电公司及核能资产等，代表政府行使管理职能；许可证和审批(主要与油气有关，也包括与输电和发电许可的政策事宜)；一些环保事宜、排放交易安排等。由于英国对环境目标的重视，在机构设置中也得以体现：专门有能源与气候变化战略的研究团队、碳排放交易办公室、核安全办公室等。

对我国能源管理机构改革的启示

1．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

通过比较美、日、英三国能源管理机构设置可以发现，不管是设立大而全的、部级的机构，还是设立小而精的、厅局级的机构，都必须涵盖三个最基本的国家能源战略目标，即：能源安全、经济效率以及环境可持续。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目标并非天然一致的，常常存在着难以两全的矛盾，需要能源决策者权衡取舍，所以不同的国家根据本国资源保有及供给情况、国内能源市场的结构与特点、国内各种能源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状况而确定各目标的优先次序，并依此相机制定具体的能源政策。由此可见，我国设立国家能源管理机构，不

能将眼光仅仅局限在能源市场上，而应当根据我国国情，综合考虑能源安全、经济效率以及环境可持续这三个战略目标，对现有的国家能源管理体制的改革，既要立足于解决能源领域的最紧迫问题，又应当确立一整套解决我国能源领域根本问题的制度框架。

根据我国国情，三个战略目标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能源安全目标：能源供应的可靠性。尽管我国能源的能源自给率不低(2006年我国的能源自给率为89.8％)，但是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2006年我国的石油自给率降为53％)，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2030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7％。因此，能源安全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

经济效率目标：能源市场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我国能源消费规模的庞大，一方面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过高以及为了追求成本竞争优势、长期制定并维持被低估的能源资源价格致使能源消费部门习惯并依赖于低价格能源供应、能源节约的意识不足以及提高能效的投入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因此，需要改革能源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按照国内市场供需确立能源价格，并对能源生产企业进行有效的政府规制，理顺国内能源市场的竞争秩序，建立竞争高效的能源市场，同时，通过研发及各种政策手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经济效率目标是我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它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我国能源安全和环境压力。

环境可持续目标：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发展新能源、确保核安全。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的比例很高，使环境承载力面临严峻考验；《京都议定书》及气候变化的事实需要政府将降低碳排放列入议事日程；从国际经验来看，虽然各国大都设有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但上述四个子目标都是能源管理机构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职责。环境可持续目标是能源战略面临的最主要的制约条件，从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及发展趋势看来，未来可能需要像英国一样将环境目标放在能源战略目标的首位，而当前的任务在于：选择和采用生态成本尽可能小的方式解决能源领域的紧迫问题，不加重环境负担，或者说降低环境恶化的速度，至少不能加速地加重环境负担，否则其他两个目标都将失去意义。

三大目标及其子目标构成了部级能源管理机构的战略目标框架，如图1所示。

2．部级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能

通过比较美、日、英三国的部级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能以及机构设置可以看出，无论是大的部级机构还是小的厅局机构，都管理着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核能、可再生能源等全部能源领域。由于各能源市场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每项特定的能源政策都将产生一系列的联动效应，如果政出多门，将造成政策相互抵消、甚至冲突，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同时执行起来也难以协调，所以世界各国大都采取集中管理的模式，大国中只有印度采取分散管理模式，即设立电力部、煤炭部、石油天然气部、原子能部等对各类能源分头管理，但是印度也意识到了分头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将可能向集中管理模式方向改革。

我国作为资源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能源局受制于自身级别以及各能源领域多头管理的现行体制，在管理幅度、深度和权威性上都难以满足我国现行和未来对能源管理的要求，难以适应和实现我国能源管理的战略目标，在能源供求缺口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愈发突出起来。

本人认为，我国的部级能源管理机构在管理的产业领域上，也应当借鉴国际通用的模式，对煤炭、石油石化、天然气、电力、核能、可再生能源等进行统一管理；虽然我国能源局也下设了综合处、国际合作处、电力处、可再生能源处、行油天然气处、煤炭处、石油储备办、信息政策处等部门，但由于级别不高使其协调、统筹全国能源管理的职能受很大制约，尤其是协调、管理大的能源企业和各地方的能源管理，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难以实现降低能耗、环境改善的目标，因此，应当尽快设立能源部。由于设立部级单位比较复杂、时间较长，在能源部成立前，应加强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职能，使其在协调、统筹全国能源产业也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管理职能上，首要的、核心的职能是能源战略和政策、市场规制，应通盘考虑，研究和制定我国能源产业的整体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各个能源领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除此以外，还应当考虑信息管理、科技管理、能源战略储备等职能。信息管理是制定能源政策的基础，也是指导能源企业生产决策和一般企业能源消费管理的基础，能源领域的投资一般具有数额大、周期长的特点，特别需要权威的市场数据的分析和预测服务，美国能源信息署汇集了大量的动态数据，例如短期能源预测系统就是专门由很多位能源经济学专家开发的300多个方程组成的大系统，除了定期滚动预测信息外，还提供公众单机版的模型――PC―STEO，用户可以自行搜索数据、制定假设条件，获得调整后的预测结果。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源市场数据非常庞杂，仅仅依靠国家统计局进行能源数据的采集、分析、预测是不够的，国家能源管理机构应当进行更具专业性的能源数据处理工作，同时数据与统计局共享。另外，科技管理也是能源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美国能源部下属的20余家科学实验室中，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最优秀的30 000余名科学家，代表着世界最顶尖的能源技术研究水平，我国的能源管理机构也应当与科技部一起，加强我国能源领域的科研力量，提高我国能源利用和开发水平。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3篇

2010年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据悉,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拟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

不难看出,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成立向外界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国不再仅将能源定位于工业发展的基础,而是将它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地位。确实,能源作为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石,直接关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兴衰存亡,同时也影响着全球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原油产量是1.89亿吨,与2008年的产量相比下降了0.4%,同期原油净进口量达到1.99亿吨,增长了13.6%,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1.29%的历史最高水平,并首次超过了50%的国际警戒线。同时,业内人士和各种机构纷纷预测未来的国际油价将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其中,来自美国能源署(EIA)的报告预测,未来两年内的WTI平均价格将达到80美元/桶和84美元/桶,远远高于2009年每桶62美元的平均值。显然,国际高油价不仅会引发国内宏观经济中的新一轮通胀危机,而且由高油价所带来的高成本还会扼杀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创新空间,给国内经济的复苏带来负面影响。

而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能源管理现状大多以“多头管理、分散管理、协调性差”而屡遭人们诟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由于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全国多个省份电煤告急、电力供应形势陡然紧张。然而,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是由于煤炭的供需失衡而造成,即便在接来下的一年内全国煤炭供需也基本保持平衡。电煤频频告急的背后也暗示了国内能源管理体制的诸多不合理。

从制度上来看,国内火电企业的储备标准大多以10至12天为正常存储量,如遇恶劣天气,难免会出现短期内的大面积煤炭缺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体制上的落后,造成了电价无法根据市场的状况作出及时的回应,出现了煤价大幅飙升,而电厂却大范围地亏损,进而形成了电煤告急的景象。

为了能够重塑公众对国家能源机构的印象,国家放弃了过去的能源机构构成模式,先后成立了国家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委员会。其实在1993年撤销能源工业部以后,中国已经16年没有一个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了。虽然在2008年初我国就已经成立了国家能源局,但是它的成立并没能有效地解决多部门管理所带来的低效率,更不可能从根本上统一中国目前的能源管理职能。直到现在,中国的各项能源管理职能仍然分散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土部、电监会、安监总局等十多个部门。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4篇

中国能源管理机构再现“华丽阵容”。

1月下旬,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下称能源委)正式成立,其阵容出人意料的强大:主任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纲,副主任由副总理担任,21名委员由财政部、发改委、外交部等多部委的“一把手”构成。

2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国家能源委员会是高层次的领导和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局是具体管理能源事物的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国家能源局承担。

能源委成立后,中国能源管理大致形成了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三驾马车”格局。能源委负责战略决策,能源局负责具体执行,能源局同时还归在发改委序列接受其管理。

能源无小事。摆在“三驾马车”面前的,是一道道攸关中国能源前景的艰难命题。

成立幕后

“这个机构重在议事、协调,部长们是不会去经办具体事情的。”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世宪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

2003年,国家发改委成立了50人编制的能源局,这一变革曾被业内寄予热望。可是,要靠50人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能源工业,几无可能。并且根本无法调动其他部委力量,涉及稍高级别合作时必须靠发改委出面。

“设立高级别的权威能源主管部门必不可少,大家的意见很统一。但是,具体怎么改革争议就太大了。”一位接近能源委的人士说道。

在酝酿“更高一级”的能源管理机构之初,最先出现的建议是重建能源部,这一设想一度呼声颇高。但在征集专家意见过程中,原能源部的一位老部长出人意料地首先提出了反对意见。

“有发改委在这里,中国成立一个能源部,能发挥什么作用?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这位老部长在讨论中直言,能源工业的建设项目、产品价格都由发改委来确定,成立能源部没有上述权力就形同虚设,而这些权力发改委是不可能交给能源部的。

在讨论中,反对者们的意见逐步占据了上风。而在政府领导高层,对直接组建能源部方案也不是很支持,因为“变动太大”。由此,经过多次讨论和意见征求后,成立高层次能源议事协调机构的思路取代能源部设想。

“能源委本身不是工作机构,也不会去具体经办行业管理的事情。能源局扩大编制,但依然不脱离发改委序列,商务部、国土资源部涉及能源管理的权限也没有动。这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一个能接受的安排。” 国家发改委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2005年5月,国务院曾成立同样由总理“担纲”、部长“助阵”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公开资料显示,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在2005年6月2日和2006年4月20日召集过两次会议。有业内人士质疑,能源委的方案,会不会是此前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升级扩大版?

“其实并非如此,这里面是有‘玄机’的。”前述接近能源委的人士说道,新改革方案中能源委将下设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室,其具体工作由国家能源局来承担,这跟此前的能源领导小组将办公室设在发改委不一样。

该人士表示,设在能源局的能源委办公室作用很大,这样设置实际是加强了能源局的地位。能源局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走能源委办公室的路径,“直接送到总理面前”。遇到重大问题,总理可以召集能源委成员,上升到跨部门、跨领域的行动。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能源委办公室主任由现任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兼任;副主任由现任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兼任,他同时还是21名委员之一。

“半个国务院”

能源委的成立,实际是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落实。一并列入改革方案的国家能源局,已经在2008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三定方案确定编制为112人。

“现在成立能源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高世宪说,国家能源局运作一年多来,各项工作都在顺利进行,相关的人员安排和权限整合都基本完成,这个时候进一步成立能源委的时机已经很成熟。

但是,能源委的超强阵容还是有些超出外界此前的预料。除了主任为国务院总理、副主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外,其他21名委员中,分别包括了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长谢旭人、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等多部委的负责人。

“基本上囊括了半个国务院。”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评论道。能源委不仅由总理亲自领衔,还加上了国务院几乎所有最重要部门的“一把手”。

“能源委成员涉及部门更多更全面,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管理领域。”厦门大学中国能源中心主任、著名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表示,能源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跨部门的人员构成显示了国家认识到要从战略全局来管理能源行业。

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给出的职责定位为:负责研究拟订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

林伯强认为,尤其是统筹协调这一项,能源委将来所发挥的作用应该会非常大。此前的能源局级别不够,不具备部际协调能力。成立能源委,目的就是充分加强各大部委的合作,避免各自为政。

国家发改委内部人士表示,能源委主要工作方式应会是不定期召开会议,就某些重大问题形成指导性意见,或者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后,紧急召集以调动各部门力量来做出应对。

能源委下一步

能源委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此前业界对中国能源管理机构设置的诟病。

长期关注能源管理体制变革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家诚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能源委负责研究拟定能源发展战略、审议重大问题,从制度设计上可以保障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具备前瞻性。

“三驾马车的管理格局基本能够适应中国当前的能源管理需求了,跟在机构改革之前大家的期望比较符合,也是在现实情况下兼顾各方要求的较好选择,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调整。”王家诚认为。

在这轮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中期望得到解决的分散管理、“五龙治水”问题,在能源委成立后能否得到根本解决,目前还有待观察。

部门掣肘如何解决也在期待中,比如,光伏上网电价的“拉锯战”即是一例。光伏产业是新能源发展的重点之一,由于其成本高、技术新,实行上网电价补贴是业界期盼已久的扶持良策。但是,在2009年6月我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特许招标项目――敦煌10兆瓦项目开出1.09元/度的中标价后,光伏上网电价一直“难产”。

一位光伏企业高层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光伏电价“难产”主要是由于发改委价格司和能源局的意见不统一。能源局希望以敦煌项目作为标杆来确定光伏电价,但价格司则倾向于定在1.15元/度。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5篇

新国家能源局正式组建月余，我国能源管理体制开始新的探索与尝试。

与以往“分权式”改革不同，此轮机构改革更强调能源管理机构宏观管理和服务职能。从时间维度检视，这是能源管理体制第十次大规模调整，甚至被看做是“能源部”之前的过渡。

与刘铁男时代重视项目审批不同，“三定方案”赋予能源局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源体制改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

从国家能源局近期工作安排看，国家能源管理从微观项目审批向宏观管理过渡，从批项目转向宏观战略、宏观规划、宏观政策、能源改革和能源监管等领域，微观管理上简政放权，并强调事后监管。

根据既往改革经验，改革尝试成败与否取决于机构职责定位，以及所赋予的职权。在近30年能源管理体制变迁中，能源管理机构历经国家能源委、能源部、国家经贸委、发改委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监会。

每一次变革都有部门之间的分权博弈，但此次重组之后国务院大幅简政放权，削减下放部门职权，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方式。能源管理正在开启大不同的时代，但“旧愁新恨”始终存在。这一次是否是另一个试错的过程？

如何收拾监管烂摊子？

过去60年，我国能源机构变革经历三次电力部、三次煤炭工业部、两次石油部、两次能源委、一次燃料工业部、一次能源部、一次发改委能源局、一次国家能源局、一次国家电监会。

改革变迁中解决了旧问题，新问题不断沉淀。新的国家能源局不得不面临一个“非计划，非市场”的能源管理体制。从管理职能设置上，在中央层面与政府能源管理的职能部门有21个。

能源管理职能分散在国家能源委、发改委、能源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科技部、建设部、农业部和交通部、环保部、电监会、安监总局等部门。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神华集团等大型国有能源企业也承担部分政策性职能。

在政府管理方式上，市场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并存。在能源领域，除煤炭价格完全市场化后，电力、油气、新能源等产品价格仍然实现管制。除此外，投资、项目核准等权限仍然掌握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等部门手中。

在本轮国家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中，市场化仍是方向。能源局并组建市场监管司、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将在能源市场监管和体制改革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国际能源监管经验看，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职能通常是分开的，涉及安全、环境和健康等方面社会性监管职能均由专业化机构负责，能源市场准入、价格、成本、投资、服务质量和市场交易规则等经济性监管职能由监管机构统一负责。

在我国，当前发改委价格和投资审批仍将发挥作用，财政部、商务部、工信部、科技部、海洋局、农业部等部门也参与能源行业管理。这种状况决定，发达国家的模式暂不可行。

基于此，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大能源部依然缺位，能源监管从“政监分离”回到“政监合一”。

在“政监合一”的管理格局下，如何保证独立能源监管工作的开展？能源局派出机构职权又如何与总部、地方能源部门协调？

从问题的迫切性看，后者更为突出，甚至影响了派出机构监管工作的开展。派出机构人士介绍，目前，国家能源局与派出机构、派出机构与地方能源管理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界定仍不清晰。

基于此，一些地方派出机构原电力监管工作受到影响，更不用提将监管业务拓展到煤炭、石油等领域。目前，能源局监管办（局）工作重心仍是电力安全检查、供电服务质量、电力业务许可等方面。

按照“三定方案”，原电监会派出机构划给能源局实行垂直管理，但方案回避派出机构和地方发改委、能源局、经信委、安监局之间的职权关系。从增强能源监管的改革初衷看，明晰派出机构职责至关重要，否则“政监合一”模式只成功一半。

职责与权力如何匹配？

过去十年市场监管经验表明，监管体制改革必须与市场化改革同步。否则，将陷入“无权可监、无力可监、无法可监、无市可监”的尴尬境地。

原国家电监会所以被撤并原因即在于此。业内专家认为，对于新能源局而言，强化市场监管的前提是权力与责任匹配，提高能源局行业管理和市场监管的权威。

但在国务院职能转变、审批制度改革背景下，能源领域取消下放项目审批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领域涉及煤炭、电力、油气、新能源等各方面，涉及能源局电力司、煤炭司、油气司、新能源司等多项审批权力被大幅削减。

“三定方案”不再强调能源局负责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含核电）、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的行业管理。在这样的权力配置和政策格局下，国家能源局能源监管工具是什么？

此外，能源监管领域遗留或潜伏的问题繁多，半年之余的改革甚至更让这些问题发酵。诸如，垄断企业成本监管难、投资行政审批与市场需求脱节、垄断环节市场准入“玻璃门”、价格机制调节作用有限等。

能源局“三定方案”强调：“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完善能源监督管理，推进能源市场建设，维护能源市场秩序。”但与其职责匹配的权力却未见实实在在的增强。

尤其是在价格要素管理上，新能源局仍然只有建议权。国务院强调“国家发改委调整涉及能源产品的价格，应征求国家能源局意见”，在输配电价格成本核算、跨区电网输配电价、大用户用电直供的输配电价格等方面仍需发改委核准。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认为，我国能源行业已从粗放、扩张阶段进入讲质量、讲优化、讲绩效阶段，国家能源局需要转变管理职能。我国能源系统优化、协调平衡方面的工作量很大，能源局在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效过度的产能扩张、调整经济信号、标准法规制定、市场监管、引导投资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6篇

他指出，我国现行的能源管理体制不适应能源形势的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我国能源产业管理体制历经多次变革，都没有按照大能源的内在发展要求进行体制再造，政府能源管理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宏观调控乏力，管理效率低下。能源产业内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相互协调困难。能源开发、能源消费、能源节约、能源储备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难以形成统一协调的局面。近年来，国内能源供应几次大起大落，甚至出现了煤、电、油、运相互牵制、全面紧张、异常发展的状况。阎三忠代表指出，如果不下决心革除这种体制弊端，势必影响整个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能源战略管理和决策机制明显弱化，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能源安全形势发展需要。我国能源结构性矛盾突出，各种能源之间不仅存在一个如何按效能、按比例协调发展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相互之间如何补充、替代、相互转换的关系。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综合能源管理机构，统筹协调各种能源之间的发展关系。这样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能源形势时，我们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三是能源统计跟不上形势发展，难以进行完整、准确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基础数据统计，信息失真、缺失问题严重，影响国家能源宏观决策。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不仅影响国家的能源战略研究、分析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而且还将直接影响整个国家的能源宏观决策和调控。阎三忠强调，能源产业是一个有机整体，内部各专业领域需要在统一的规划和政策指导下，实现整体结构优化和协调发展。

如何加快能源管理体制改革，阎三忠代表提出“大能源”概念。他说，按照“大能源”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将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中的能源战略、政策法规、能源开发、市场消费、能源储备、节约替代、环境保护、对外合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宏观管理职能整合在一起，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大能源”综合管理体制，以应对面临的严峻挑战，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阎三忠对于新的能源机构的组建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建议以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为基础，组建国家能源部，将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能源宏观管理职能集中起来，统一移交能源部管理，对煤炭、电力、石化、核能等国有特大型能源企业行使宏观管理职能，同时建立地方各级能源管理部门，并相应建立能源管理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形成自上而下的“大能源”综合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具体包括负责制定国家能源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指导性计划，负责制定能源勘探、开发、节约等相关政策，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协调企业发展计划、地方发展规划、对外合作、促进石油储备等12项。

此外，阎三忠还从能源监管、监测预警两方面提出建立机构的建议。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7篇

国家能源委、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监会、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国家安监总局、商务部、国资委、铁道部、交通部、科技部、农业部……数不胜数。

自1993年能源部撤销后，中国再未建立一个强势有效的大能源管理机构。

2008年行政体制改革，升格为副部级的国家能源局，一度被业界寄予厚望。

前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对外坦言，能源局缺乏实施行业管理的手段和资源，如中国能源中最重要的煤炭，“六证”一个也不归其管。

而中国能源系统首个独立监察机构电监会，因没有获得完整的电力监管职能，尤其是价格和投资两项核心职能，角色有些尴尬。

成立大能源部的呼声一直未断，可因牵涉复杂的重构和人员调整，始终未能成行。

电监会一年间

7月5日下午，2012年电监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电监会主席吴新雄主持了会议；和往年一样，新的《电力监管年度报告》也挂上了国家电监会官网的主页。

细心人发现，今年的监管报告和往年“略有不同”。

比如，报告首次增加了对电力监管基本理念的阐述，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服务大局、监管为民”。

《报告》中还提到了电力监管的基本方法，即“正确把握好国家和人民群众希望电力监管机构做什么；正确把握好电力行业需要电力监管机构做什么；正确把握好电力监管机构能做成什么”。

去年6月，吴新雄履新电监会。年度报告新增加的内容，可以看作其在电监会的“施政方针”。

国家能源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电监会近来确实干了不少事，比如提出重启直购电试点，优化电力调度监管，对争议广泛的特高压建设提出了独立监管意见，还研讨电力体制改革的要害问题”。

2011年9月，在“智能电网国际论坛”上，吴新雄公开了评价电监会工作的三项标准。其中第二条“要看是否着力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维护社会电力市场”，引发业界诸多反响。

“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电监会内部人士透露说，吴新雄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要“少说多做，做好事情才会有变化，才会有地位，否则就是唱衰自己”，“做事要找准关键点，通过关键带动全局”，“看得准打得狠才能取得良好的监管效益”，“有抓有放，抓大放小”。

电监会另一内部人士认为，电监会这一年的最大成绩，是做了职能定位。

历史上，电力监管到底是市场监管还是行业监管？电监会核心任务到底是以监管为主，还是以改革、建立电力市场为主？一直争论不休。

“吴新雄提出了‘六项监管、四大服务、三项改革’，就是对电监会职能的准确定位”，电监会一位内部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说，“有的已经有了效果，有的效果还正在体现”。

电监会近期的一个亮点，是6月初的《西北送华中等四条跨省跨区通道2011年电能交易价格监管报告》，明确提出存在的四大问题，点名批评了两大电网的乱取费问题，“这样的力度可谓空前，一反常态”。

“电监会还是老问题，巧媳难为无米之炊”，上述国家能源局官员透露，“电监会执法一直缺乏抓手，比如其一直想上收电网的调度权，但很难成功”。

“成立10年了，你看见电监会处罚过谁？电监会的监察手段，主要是靠公开监管报告形成的舆论压力进行纠偏”。

几番沉浮能源部

建国60年来，中国的综合能源主管部门历经“三立三撤”。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务院组建了燃料工业部，下设煤炭、电力和石油三大管理总局，对能源行业实行统一管理；

“一五”计划后，中国能源需求急剧增长，石油、煤炭、电力部门迅速壮大，“分家”的欲望不断膨胀。

1955年7月，燃料工业部被拆解为石油、煤炭、电力三个部。

1980年，旨在重归综合管理的“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领衔；但因该机构和彼时的国家计委职能发生交叉，而投资、定价权在国家计委。两年后，该机构无疾而终。

1988年，国家再次进行一统能源管理的尝试。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被撤销，成为正部级的中国统配煤炭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同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能源部宣告成立。彼时的能源部长黄毅诚后来写了《能源部五年》一书，累述其苦。

而能源部受到了几大能源巨头反对。原煤炭部二十几位部级老干部，要求恢复煤炭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也不愿加入能源部。1993年，能源部撤销，中国能源管理再回“合久必分”。

1998年，我国进行了第四次行政体制改革，独立的煤炭部和电力工业部被撤销，煤炭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电力管理职能则并入国家经贸委；“三桶油”和国家电力总公司相继挂牌成立。

自此，中国能源行业的管理权限，散落到大大小小的部门。

随后，电力行业开始了10年的体制改革，中国第一个能源独立监察机构——电监会在2003年宣告成立；同年，正局级的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也宣告成立。和电监会一样，业界对其的非议和争执从未停息。

2005年，在煤荒、电荒、油荒的轮番轰炸下，中国能源问题在高层得到空前重视，总理亲任组长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宣告成立；下设的能源办，主任由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马凯担任。而业界认为，该能源办“主要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和宏观问题上起草政策，提出建议”。

彼时，中国能源业界上下已经意识到，再将能源作为一个工业行业部门进行管理的思路行不通，能源管理体制走向集中又成共识。

到2008年，发改委能源局升格为国家能源局；2010年1月，国家能源委再次设立，成为目前中国最高规格的能源机构，使得中国能源管理又一次行进在走向集中的路上。

对国家能源局而言，也面临和电监会一样的某种尴尬。虽然其整合了原发改委能源局、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防科工委的能源管理职能，可在能源价格管理上，却只有建议权。

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曾于2009年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坦言，国家能源局要掌管全国能源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能源局缺乏实施行业管理的手段和资源。

相对于其他大部门，能源行业中有不少大型央企，这些央企的资产保值增值由国资委负责，高层管理人员由组织部门任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专家也坦言，“国家能源局和原来的发改委能源局，变化不太大。”

分久必合？

近期，整合能源系统，重启大部制的呼声，在业界和网路上又开始出现。

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今后将成立大能源部。而能源监管体制，则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大能源部下设立若干专业司局负责行业监管，即实行“政监合一”的体制；二是在大能源部外，单设能源监管委员会，即“政监分离”。

“成立政监分离的大能源局和大能监委，这个说法在今年二三月时很盛行”，电监会一位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这不过是他“听到的几种说法和议论之一”。

“实行能源大部制改革，历届政府换届时都有呼声；而上一届和本届的呼声最高。”一位能源界人士称。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2012年6月30日，中国能源研究会召开了一次“比较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能源管理体制改革”。据悉，会议旨在讨论“形成内部的统一口径，随后将相关报告上报有关政府部门”。

实际上，关于此话题的的研究早已开始。作为中国能源领域内研究能源政策和技术最具影响的学术团体，中国能源研究会从2011年4月份就开始启动了这项研究，参加人员主要包括煤、油、气、电等方面的研究会理事成员单位。

“争论不少，内部意见还未达成一致。”一位与会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会上各种观点分歧不小，“到底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上去，对外怎么去，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其预计，这个研究汇报可能要到2012年8月份或10月份才能正式对外公布，“比原计划应该是推迟了”。

参与研究的人士表示，他们是民间组织，并不代表政府；但2011年12月17日，该单位组织的“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中期成果研讨会”上，电监会、工信部、能源局、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诸多官员和重要能源央企高层到场。

“根据我们的研究，是应该成立大能源部的。”中国能源研究会麾下的“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一位专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能源问题越来越重要，把能源决策集中在一个部门，在国际上是一个趋势”。

政府的边界

“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目前中国能源管理体制在运行主体、管理方式、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管理缺位、错位、越位比较普遍”。

以电力行业为例，现行管理、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边界没有真正厘清；政府的管理，并未根据发电侧市场发育成长程度进行相应调整，依然有计划经济手段的色彩，通过行政审批限制市场准入，确定上网电价，并直接对上网电量进行计划分配。

此外，电力企业、特别是电网企业，还沿袭和承担着行业技术标准、供电用电监察等方面的部分政府职能，影响了电力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相对于电力系统政府监管细节的过多过滥，另一重要的能源石油天然气，还没有专门的监管部门。

长期研究政府监管问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世楫认为，政府监管一般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两种类型。经济性监管，包括市场准入、产品和服务价格、产品和质量服务等等；社会性监管，则涉及安全、卫生、环保和劳动关系等众多领域。

中国政府部门较重视经济性监管，即所谓的项目审批等；而社会性监管则相对欠缺。“现行能源管理体制的问题，似乎也可以归结为，有些该管的没有管起来，有些不该管的管得多”。

高世楫举例说，“有人愿意从国外进口石油，就应该允许他买卖”；“再如加油站的建设，涉及到规划、安全的部分，政府应该去管，其它的应该放手”。

“从国家长远发展看，能源单靠国内生产是满足不了需求的，市场需要放开”，“不然政府背的包袱会越来越重，越到后面，越尾大不掉”。

“在行政管理学当中，是没有大部制这种说法的。部门大小是根据职能要求来的。这里说的‘大’，只是在特定语境下讲的一种横向职能的综合。”高世楫这样解释大部制。

“关键是政府职能的定位。”高世楫认为，现存能源体制的关键问题是，“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到底在能源领域扮演什么角色？只有定位清楚了，其他改革才有方向”。

“只要定位准确、权责一致，问责严格，大部制还是小部制其实关系不大”。未来的大能源部“叫什么都无所谓，关键问题在于政府要转变职能，搞依法行政、透明行政、必须有问责机制”。

国家能源局一官员认为，改革应当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能源需求迅速增长，要确保能源产业支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此外，在这个过程中，还面临政府管理行为的问题，即管什么和怎么管”。

“比如电力的准入，政府要管的建电厂对环境的影响，而不是管对方有没有资格去建电厂，建电厂后能不能挣到钱。” 该能源局官员说，“《行政许可法》里说得很清楚，企业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只有市场失灵，市场失去支配力的时候，影响竞争秩序，政府才该介入监管。”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8篇

《财经》记者 李纬娜 巢新蕊

在延迟近两年后,中国能源的最高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正式登台亮相。

1月2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下称能源委)的消息正式对外。能源委的主要职责,是研究拟订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

能源委主任由国务院总理担任,副主任由国务院主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担任,委员共有21位(见附表)。能源委下设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室(下称能委办),主任由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兼任,副主任由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兼任。能委办的具体工作由能源局承担。

2008年两会期间,在对外阐述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就曾表示将设立能源委员会,该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由新组建的国家能源局承担,同时不再保留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然而,能源委未能如期推出,原因外界不得而知。

相较2005年成立的国家能源领导小组,能源委在人员构成和工作方式上都将有所不同,多位专家对新机构寄予厚望,认为这是中国将进一步推进能源体制改革的信号。

“眼下正是全球能源的转型期,中国能源发展也到了关键时刻,这时候太需要一个‘总指挥者’了。”中国能源网副总裁韩晓平评价说。

管理体制始终没理顺

事实上,能源委并不是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1980年8月,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诞生,总体编制150人,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康世恩兼任正、副主任,时任煤炭部部长高杨文、电力部部长王林、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李天相等均位列其中,业界誉之“高规格、强阵容”。

然而,能源委的作用只能发挥在调整能源规划上,生产调度、电场运行等实权仍掌握在煤炭部、电力部、石油工业部手中,能源委又与当时的国家计委职能交叉,尤其在投资权、定价权上受制于后者。两年后,能源委撤销。

1988年4月,经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决定撤销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总体编制450人。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能源管理史上惟一的能源部,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黄毅诚担任能源部部长。

不过,能源部的工作仍需要各政府部门配合,而黄毅诚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实际权限远远不及其他部委。加之能源部的部分职能同样与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经贸办重合,故时至1993年,能源部撤销。

此后12年,中国的能源管理始终处在分而治之的状态。

2005年5月,国务院设立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由时任发改委主任马凯任小组办公室主任,时任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任副主任。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研究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能源开发与节约、能源安全与应急、能源对外合作等重大政策,并向国务院提出建议。

但这个机构过于松散,被业内评价为“仅仅在一些重大问题和宏观问题上起草政策,提出建议,更多的作用并没有体现”。

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家能源委未能如期成立,仅成立了国家能源局(副部级,下称能源局),整合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部分管理职能,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则“名存实亡”。

然而,由于挂靠在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在行使管理职能时遭遇到诸多尴尬。

以能源价格改革为例,首先,定价权和重大项目审批权由发改委价格司掌握,能源局没有话语权;其次,大多数能源企业均为央企,面对正部级的央企领导,副部级的能源局很难强势;再者,价格改革多半涉及到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对此都不甚积极,能源局也往往指挥不动,“力不从心”,就难免“表现平平”。

“实际上,能源局只起到了政策研究和部分协调作用,很多重大问题,他们都很难解决。”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钟瑚对《财经》记者如是评价。

他认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国家能源局在能源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原来的发改委能源局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对能源局的困境并不讳言。2009年初,在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张国宝就指出,能源局缺乏实施行业管理的手段和资源。他举例说,煤炭行业管理的五个许可证,没有一个由能源局发,核电厂运行操控员考评在能源局,但发证又在国家核安全局,这让能源局难以履行职责。

能源委能否协调管理

此次能源委的成立,正是为了促成跨部门的协调合作。

《财经》记者获悉,在目前情况下,能源委将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因为目前中国各项能源管理职能仍分散在发改委、环保部、国土部、科技部、安全部、电监会、安监会等十多个部门和全国性的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协会手中,而部委及行业协会间的权限划分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大变动,故中国将维持目前“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能源管理现状。

多年来,石油石化企业、电力企业、煤炭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在上下游协作与资源分配上矛盾重重,利益纠葛颇为复杂,行业改革与整合难度让人生畏。

解决分散问题的办法,就是让能源委发挥统筹功能。为此,能源委将由总理负责定期或有针对性地召集联席会议,审议诸如能源战略、重大能源政策调整、重大能源布局等议题,并协调各部委在能源体制改革中的工作。能源委办公室的办公地址将设在能源局内,有可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能源委做出的决议将由能源局具体执行。

“能源委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协调多个部门之间的联动,以推动时下能源局无法推进的各项改革。”韩晓平对《财经》记者说。

国家能源局正着手起草能源“十二五”规划,新能源发展规划也在制定之中。在受访者看来,能源委成立后,需立刻着手推动天然气、电力和煤炭领域的改革。

在天然气领域,中国三分之一的天然气供应将由中哈管道提供,中国也将逐渐步入“天然气时代”。如何保护这条管道不受攻击、如何应对至少0.5元/立方米的价格上涨、如何建立地下储备库、如何据此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等等,均需能源委协调解决。

电价改革目前遭遇重重阻力,导致电力体制改革无法推动。而天然气最合理的应用是发展分布式能源(指分布在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以热电冷联产技术为基础,与大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组网运行,向一定区域内的用户同时提供电力、蒸汽、热水和空调服务),这也会改变中国现有的从上至下的供电方式,无论对管理部门还是企业,这都是一个全新挑战。

煤炭领域,关于煤电长协机制建立、铁路公路运力的落实与保障、新煤炭交易体系构建等,也亟须能源委尽早协调。

此外,中国已向世界宣告了至2020年的节能减排承诺,今后,中国更需要一部能够长期有效执行的能源战略规划,而这也需要能源委调动各部委配合完成。

一位原能源部司局级官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此前也制订过几套相关能源发展规划,但鲜有长期执行下来的,这与历届能源管理者任期有限有关。”此次的能源委是否会像30年前一样昙花一现?这是萦绕在众多业内人士心中的疑问。

吴钟瑚的看法是,重建能源委应是未来建立能源部的一个过渡。“上一轮机构改革中,大家都盼望能源部出现,但最后只设立了能源局。现在,为提升能源地位,重设能源委,但从能源体制改革的角度说,并没有完全到位,还需要出现一个统一的能源管理部门。”

“中国能源界非常需要这样一个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但其能发挥多大作用,更多取决于下届政府。”上述不愿具名的原能源部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他认为,下一步,中国能源管理可能呈现出两种动向,一是能源局的声音变得更强,二是能源委更加务实。“理想中的中国能源管理体制架构应该是,在国务院设立相应的职能机构,同时成立跨部委的议事协调机构,再加上部级的能源议事咨询委员会。具体执行责任则可由能源局承担。”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9篇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务院组建燃料工业部,下设煤炭管理总局、电力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等,对能源行业实行统一管理。“一五”计划后,随着经济建设的起色,石油、煤炭、电力部门迅速壮大,“分家”倾向明显。

1955年7月,燃料工业部分拆为石油、煤炭、电力三个部。此后至70年代末期近30年间,能源管理部门变动频繁,始终没脱离“条条”的分行业管理模式。

1980年,国家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独臂将军”余秋里担任领导的国家能源委员会,石油、煤炭和水利电力各部部长任职其间,这在当时被看作实现能源部门整合的前兆。但结果却由于跟当时的国家计委存在权责定位冲突,国家能源委员会在两年后便被撤消。

1988年,国家再次进行了建立统一能源管理部门的尝试。煤炭部、水电部等撤销改组,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能源部。可惜的是,能源部遭到了其它行业反对,原煤炭部门二十几位部级干部曾要求恢复煤炭部。经过一届政府任期后,能源部撤销,能源管理再次回到分行业自治局面。

1998年,我国进行了建国后第四次行政体制改革,新成立的煤炭部和电力工业部撤消,煤炭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政府,电力管理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力公司等相继挂牌成立。自此,能源行业管理权限被彻底打乱、揉碎,散落到几十上百个部门,能源管理改革在集中、分散之间走向第三个轮回。

“能源综合主管部门三立三撤的曲折历程表明,将能源作为一个行业独立于宏观调控之外的管理思路是难以成功的。从根本上讲能源管理是宏观问题、长远问题,离不开国家发展战略、投资政策、价格杠杆等宏观政策和手段的综合运用。”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董小君表示。

国家能源管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能源管理体制；能源监管；能源管理协调；能源立法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228-03

一、国际能源管理体制现状

国际社会能源监管机构的设置、监管内容、监管依据、监管者制衡机制等方面，主要受各自的能源市场模式、引入竞争的范围和程度、能源行业结构和特点、国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国家的地域面积等因素的影响，也和能源产业历史状况有关。所以，各国能源监管体制并不相同。

纵观世界各国的能源管理现状，其能源管理体制大致可分为如下4种，即高级别的集中管理模式、高级别的分散管理模式、低级别的集中管理模式和低级别的分散管理模式，见表1[1] 。

从发展趋势上看，很多原来采取政监合一或由政府部门直接监管的国家，纷纷分离政监职能，建立独立的专业性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明确要求其成员国建立独立的电力监管机构。

二、国际能源监管的必要性

（一）监管是能源行业发展和管理的有效方式

比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普遍认为，只有市场机制才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因此，政府必须尽可能减少对市场和企业的过多干预。但某些国家重要资源性和自然垄断性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实现公平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国家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对其实施监管，特别是对市场准入、价格和服务实施监管，以保证公众利益的实现和市场更为有效的作运。国外在能源部门（含电力、管道运输）、通信交通部门（含航空、铁路）、金融部门（含银行、保险、证券）一般都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

（二）监管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关键

从国际上来看，监管机构是确保贯彻执行政府相关政策的专业监督机构，是政府转变职能的有效工具。“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两次分离，一次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分离，另一次是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的分离。在特定的部门和行业，政府部门制定政策，监管机构执行政策，已成为国际普遍认同的一种模式。”[1]

在能源行业中，监管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政事分开，形成了一种制约和互动的关系。监管机构的业务范围覆盖了电力、石油、天然气行业整个业务过程，融专业性、技术性、服务性为一体。这种管理避免了政府管理的粗放性，适应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活动精细科学的管理的要求。

（三）监管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

现代国家普遍认识到，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而设立监管机构是适应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政府改革向将制定政策和执行职能分开的目标迈进，而监管机构能够在政府确定的目标和政策框架内独立运作，并不依靠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来实现目标。它借助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实现目标，在公共服务领域引进竞争，推行市场化，使政府更加注意效率和成本，工作人员更加富有创新精神和发展动力，同时也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压缩政府规模。20世纪90年代，英国有近2/3的公务员转到类似的机构工作，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等国均有类似的实践，监管发展是政府转型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制基础。

三、国际能源监管发展的特点

（一）能源监管机构一般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从国际监管经验看，能源监管机构并不属于政府序列，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尤其是司法独立性。虽然有的也被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但它是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行政职能的公法人。能源监管机构其首席官员要由政府首脑直接任命，实行任期制。首席官员要向主管部部长报告工作，但主管部长一般不干预其行使职责，这使得首席官员享有很高的自主性。监管机构有法定的经费来源，但主要不是来自财政开支，且透明度很高。它是政府意志的代表，兼顾了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三者的利益，具有调控和服务的双重职能，可以依法行使仲裁权，采取强制和处罚措施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法规，确保国家和公众利益，这样可以有效地保证监管效果，当然监管机构也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二）能源监管随着市场发育的程度逐步改革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实施能源监管的范围和力度与其市场发育程度紧密相关。一般而言，在市场发育初期，监管的范围和力度相应要大一些，而随着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完善，监管的范围和方式会有一些变化。如美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发展，已放开或放松对那些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的部门的监管，例如，对电力的监管已经从生产到输配电的全程监管过渡到放松对发电的监管，主要对输配电实施监督。而市场发展程度还不太高的国家，其监管的范围和力度可能要大一些。

（三）监管效果取决于监管机制和监管体系是否完善

从国际能源业监管经验来看，能源监管机构较好监管成果的取得主要依赖于科学的监管机制和完善的监管体系。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不能协调好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建立完善的能源监管体系。要想取得好的监管效果，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主管部门与能源工业不同监管部门的关系，推进政府的政策制定同政策执行和监督的分离，由专业的监管部门实施能源领域的专业化监管，保证政策的方效实施。其次是必须建设组织上独立、运行上专业、责任主体明确的监管机构，如美国的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英国的能源监管机构（Ofgem），同时完善组织机构和职能定位。最后，必须在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合理分配和划分监管权力，鼓励地方政府设立地方公用事业监管机构，对城市能源运输系统进行有效监管。加强不同收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调，注意上下游能源领域监管的协调，经济性监管同社会性监管的协调。

四、我国能源管理体制的建立

建国以来，我国的能源管理体制经历了从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石化工业部—能源部—国家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几部委分散管理的演变过程。从现实来看，我国目前的这种能源管理体制既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适应国际能源形势发展的变化。为此，我国有必要借鉴现代国际社会能源管理体制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能源管理体制。

（一）建立高级别集中的能源管理机构

“能源不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行业，将能源管理从其他行业管理中分离出来，再组建独立的管理机构进行专业的管理，是当今能源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要求。”[2]

“政监不分”也是我国能源管理体制的一大难题。能源领域中除电监会外，其他能源的宏观管理职能和市场监督职能也归属同一机构，这导致该机构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又是执法效果的监督者，其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所以，应当将能源主管机构和监管机构分离，设立相对分离且独立的能源主管机构和能源监管机构。在时机成熟时设立能源部，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方法。也有学者认为，“建立能源部，实现高级别集中能源管理的美国模式时机并不成熟，因此，建立低级别而又集中管理的日本模式成为我国目前的必然选择。”[3]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取。“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设置能源管理机构的经验，我国未来的能源部，纵向上可以按照产品设置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局，各局分别负责所属行业内的职能；纵向上可以按照职能设置战略决策、市场规制、信息管理、科技开发、能源战略储备和国际合作等部门。”[4]

（二）设立相对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

“能源行业监管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对市场进行行业监管的重要形式，它的主要职能应该包括：制订能源监管的政策目标和具体的监管政策，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进行市场准入的控制和价格管制，依法对市场参与各方进行有效监管。”[5]设立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是能源市场化以及能源管理复杂化的必然要求，世界上的能源大国，如美国、英国、印度、巴西等都实行能源宏观管理机构和能源监管机构分离的模式，这是现代能源管理的趋势。未来我国应建立高级别的独立、统一的能源监管机构，负责各类能源的行业监管工作。值得欣慰的是，2010年1月27日，呼唤已久的国家能源委员会终于宣告成立。

有学者提出，“未来的能源管理机构的职能有宏观管理职能和微观管理职能，其中宏观管理职能包括：（1）规划国家能源战略；（2）健全能源领域法规；（3）制定合适能源政策；（4）能源战略储备。微观管理职能主要包括：（1）价格管制；（2）各种税收或补贴政策矫正外部性；（3）市场准入政策。”[6]

（三）进一步完善能源管理协调机制

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成立表明我国的能源管理协调机制建设有了一定，但是对该机构的内部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划分还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可以将能源委员会作为宏观的协调机构，负责统一协调和领导国家能源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商务部等部门的能源管理工作。此外，国家能源委员会也应该负责协调跨区域、跨部门的能源管理工作，使各个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完成能源管理任务。相关配套法律或规章制度应该对能源管理协调机制作出明确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协调的方法、程序和标准。”[7]

（四）能源管理体制改革与能源立法的互动

我国的能源管理体制改革要想深入地推进下去，就不能不寻求能源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否则改革的结果不仅有可能违背法律规定，也可能会因没有法律保障得而复失。能源立法不仅能够推动能源管理体制改革，而且“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改革的大政方针以基本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也使改革获得基本的法律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并保证改革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同时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保障改革能稳定、有效、成功、深入地进行下去”。[8]

参考文献：

[1] 王伟，郭炜煜.低碳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 杨庆舟.我国能源管理体制变革模式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07，（4）.

[3] 付瑞红.日本能源安全的体制保障对中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09，（2）.

[4] 李婷，王超，张纪海.我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探讨[J].天然气技术与经济，2011，（5）.

[5] 杨庆舟.我国能源管理体制变革模式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2007，（4）.

[6] 胡涛.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与能源管理体制的构建[J].改革与战略，2012，（6）.

[7] 李涛.我国能源法律体系现状分析[J].中国矿业，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