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04 10:39:34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高等职业教育法律教学案例教学高等职业教育是在专科教育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其定位是培养出一批具有大学知识，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能够满足现代社会的人才多样性需求，其知识的讲授是以能用为度，实用为本。但是，我国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现状并无完全体现出其本质，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过于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而忽视了职业技能的培养；重于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缺乏特色，没有明确的目标；忽视学习主体的客观实际，教学结构仍是以教师为中心等等，本文以法学专业教学视角分析在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的改革。
一、教学内容改革
1.明确课程的培养目标。结合培养模式，对本课程进行准确定位，即在打好学生理论基本功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2.拓展课外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教案设计中，结合实际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设计实践环节，如开展社会调查、组织辩论赛、主题讲演、组织参观考察、聆听专题报告等，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努力实现讲（系统讲授）、读（读书笔记）、听（听专题报告）、谈（讨论交流）、看（看专题录像）、走（参加社会实践）、写（读书心得、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多途径的结合学生在生动、活泼、积极的环境下自觉掌握理论知识。
3.发挥学生主体性，突出实践能力培养，丰富校内实践教学内容。通过让学生自己去接触实际问题并通过参与集体讨论，学会表达和交流个人观点，以修正提高自己的认识。这些活动有利地促进了学生交往、协作、口头表达和活动组织的实际能力。
二、教学方法改革
1.课堂讲授，以学生为主，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根据学生对本课程教学方法和内容的心理需求，一是将学习内容整合，以专题讲座形式，突出教学重点、难点、热点，引发学生对自身和社会实际问题的思考，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二是采用案例导入、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三是开展以课堂讨论为中心的“听、读、看、说、写”活动。改变过去那种只是单纯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灌输式教育，启发式教学，具体做法是把“听、读、看、说、写”（听，即听教师讲课；读，即读教材及其他参考资料；看，即观看教学影像资料、到实践教学基地学习；说，即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写，即写作业、小论文、调查报告等）五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教学模式，使学生真正能够达到“动情、动心、动脑、动口、动手”的“五动”状态。通过这些方式，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2.从学生实际出发设计课程的学时和教学环节。在课时分配上，既注重课堂理论教学，又突出实践教学环节，课外教学主要采用参观考察、专题讲座、主题活动、课程论文等寓教于乐的形式进行；在整个教学环节的安排上，我们尽可能从学生实际出发，设计教学方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达到课程应有的教学目标。
3.要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出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教学课件，改变“黑板加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变老师单一教学为师生互动教学。
三、考试考核制度改革
1.考评制度与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全面体现学生的素质。将平时参与实践活动的表现列入考试成绩。同时增大平常学习态度和课堂、生活表现的考核分值；改变了只重理论、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状况，把学生平时行为情况融入课程成绩中，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了针对性和实效性，逐步建立卷面考试、日常行为养成评定相结合的学生成绩全面考评制度。
2.建立试题库。试题库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全面深入地领会大纲、全面细致地掌握教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试题库每学年都要进行充实。
四、实践教学条件建设
1.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收看影视资料。充分利用课间和每周五时间组织学生收看《今日说法》《经济与法》等教学影像资料。使学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2.充分利用节假日、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采取“点”、“面”结合的形式，除了由教师带队统一组织部分学生赴实践基地开展专门的活动外，走出校门的“面”上的实践活动一般集中安排在长假（寒、暑假或“十一”等假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学生都要在教师指导下写出规范的调查报告，并评选出优秀调查报告进行奖励。假期社会调查，丰富了学生的阅历，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了解国情民情，从感性体验中得到启迪，学到了许多在学校课堂里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五、建立教学与科研相长制度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性教学；缺陷；实践实习模式
作者简介：李莉（1964-），女，江西南昌市人，南昌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3－0033－02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和缺陷
作为成教学院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许多与普通高校不同特点。首先，在校学生大多为在职成人，实行的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其二，在校学生之间因各自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不一致，学生学习时间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时间的冲突，导致学校无法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安排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内参加集中的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各类实习、见习等相应的社会实践实习活动，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落实到位，整个实习环节形同虚设。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失，学生毕业前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虚拟、摘抄一个案例分析，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论文也多般是没有任何社会调查事实的基础和自己独立的观点，东抄西凑他人作品的敷衍结果。其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存在极大的缺失和反差（错位）。法学专科开设的18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只有律师实务，法学本科20门课程中，也只有法律文书这二门与具体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几乎就没有开设。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缺乏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的考虑。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学生最大收获就是拿到了预期文凭，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专科的学生毕业后，连起码的法律文书都不会制作，更谈不上“熟练掌握法律辅助岗位所需的技能”了。非法律专科的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连起码的诉讼流程都不了解，就更谈不上熟练操作和运用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工作的在就业时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已经在职的也因缺乏实践技能和竞争力，压力巨大，危机四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1]。故现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既不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不适应电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缺陷及弊端。
二、探索实践性教学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必要性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我国无论是哪种高校的法学教育，均存在着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脱离的弊端，至今仍未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观。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者必将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专门的法学教育也必然成为通向这一群体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必然要由高校法学教育来承担，法学教育向职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以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对本校08秋至11秋三年七届的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其中有85%以上的学生为在职人员，且大多数已经在本单位从事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学生将获取文凭和学以致用或现学现用，为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多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往往都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来学习，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能迅速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希望所学知识与对提高其本职工作技能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并且能迅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能力。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条件。另外15%的学生，也大多都抱有将来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择业期待，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入职的学历条件和竞争就业的基本技能。他们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既不缺乏学习能力也不缺乏参与热情，其缺乏是参与锻炼的条件、机会和场所。“重理论，轻实践” 或者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是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生较为明显的缺陷，也是造成学生“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2]。故在进行理论基础知识传授和学习的同时，将能力的培养提高到与知识的获取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的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构建一种既能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能适应和满足电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法学专业社会实践实习模式，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成为推动电大法学教学改革的深化，弥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构建“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和必经之路。
三、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
实践性教学指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解决社会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问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能力的活动。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完成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转换，通过对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的解决，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技能的提高。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作者简介：贾国燕（1977-），女，山东聊城人，法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摘要】当前，受主客观原因的影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诸多具体问题，教学的实际效果不够理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高校育人目标的实现。为了提升思政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高校应积极探索改进路径，从组织、制度、实施、考评、保障等多个层面构建指导—监督—服务型长效机制，以保障教学目标的实际达成。
【关键词】高校思政; 实践教学; 实效性;机制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6-0002-02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05方案实施以来，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大部分高校得以开展。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教学的实际效果差强人意。对此，高校必须更新观念，探索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为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当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分析
2012年3月，笔者调查了思政理论课之一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情况，抽取山东省18所本专科院校的400名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果显示，88.9%的高校开展了基础课实践教学活动，高校思政教学以往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然而，学生对实践教学效果总体满意度尚可，但选择非常满意的只有10.5%，实践教学依然存在诸多具体问题：
1.1思政课实践教学相关制度不健全，活动开展无章可循。由于思政课实践教学需要足够的经费支持、繁琐的组织工作、较长的工作时间，特别是其实际效用难以量化，学生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显性效果，很多高校在实际工作中对思政课实践教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践教学的教学计划、实施方案、评价体系、保障体系等相关制度不健全，导致实践教学的开展无章可循，困难重重。调查显示，只有18%的学生确认本校为基础课实践教学设置了教学基地，只有30%的高校为实践教学支付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压缩开支，师生不得不减少活动数量，微缩活动范围，导致活动内容不能满足教学需要，从而降低教学效果。
1.2师资力量相对不足，任课教师对实践教学指导力不从心。调查显示，75.7%的学生反映本校的基础课实践活动基本没有教师指导或指导笼统。教师指导不力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基础课专职教师本人往往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对实践活动，并不熟悉，亦无机会参加相关培训，只能给学生提供活动选择和原则性指导，但难以对具体活动提出指导意见，导致整个活动呈散乱状态；另一方面，部分高校将实践活动当作学生自由活动的过程，不对教师的指导工作予以认可，在管理制度上体现为不将实践教学计入教师的工作量，导致部分教师认为实践教学责任重大但又劳而无功，缺乏对学生进行指导的热情和动力。
1.3学生心态浮躁，对实践教学持应付心态。由于缺乏对实践教学实际价值的认识，部分学生对实践教学积极性不高，应付心理明显：把实践活动仅作为一项作业去做，不去认真思考、不去精心准备，满足于炮制一篇调查报告或拼凑一篇观后感来应付教师的批阅，获取相应学分，甚至出现了极个别学生直接从网上摘抄报告或文章，或者利用学校实践教学管理的漏洞，以往年高年级学生的报告或者体会文章应付教师的检查，导致实践教学丧失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1.4教学模式设置不合理，部分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在访谈教师的过程中，笔者确认有16所高校设置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对这16所高校的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学生对该课程是否设有实践教学环节认识不一，认为有的占38.1%，没有的占47.7%，记不清的占14.2%，表明相当一部分学生对实践教学印象模糊，同时提示实践教学对学生的影响不够深刻。究其因缘，除了上述学生自身原因之外，实践教学模式单调以及内容针对性不强亦是重要因素。另外，部分高校将观看视频、课堂讨论等列入实践教学范畴，但学生则将之视为理论教学的一种模式，而非实践教学。
二、构建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要解决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升实践教学的有效性，高校必须给予思政实践教学足够的重视，从多层面入手，提升相关部门的业务协调和信息沟通水平，构建指导—监督-服务型的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
2.1从组织层面，建立独立的思政实践教学组织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为长效机制的运行提供前提。高校应将思政部设立为二级单位，并在教务部门成立专门的思政实践教学管理部门，思政部成立专（兼）职思政实践教学研究科室，并设置专（兼）职负责人员。教务部门的相关领导为思政实践教学提供基地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指导，为任课教师参加实践教学培训和交流提供信息，检查和督促思政实践教学的实际开展情况，以保障所开展活动的针对性。思政部的研究科室负责具体的制度构建，为任课教师提供活动指导意见，督促任课教师拟定具体的活动方案，并为之提供相应的协调服务。
2.2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思政实践教学各项制度，为长效机制的运行提供制度依据和师资保障。首先，统筹四门思政实践教学的课时，依据四门课程的贯通性，制定统一的实践教学大纲、详实的授课计划以及相应的考核方式，避免当前存在的四门课程实践内容雷同问题，有利于提升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并保证了实践教学的基本课时和有序开展。其次，建立任课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训制度，不定期向专职教师提供参加培训的机会，增加专任教师的实践活动能力，以便于更好的指导学生开展活动。再次，制定政策，鼓励部分辅导员或行政人员参与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以解决学生数量庞大，专职师资数量不足问题。
2.3从实施层面，制定符合专业特色的实践活动方案，保证长效机制的顺利运行。当前，思政实践教学模式基本固化：听报告，写感受；参观基地，写体会；社会调查，写报告；参与公益，写体验等。要增加这些活动的吸引力，就要求教师在制定具体教学方案的过程中，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根据学生的专业特色，制定适合本专业学生的活动方案。比如，根据教材职业道德的内容做社会调查，可以设计中医学专业学生去调查民众对医务人员的印象和期望，护理学的学生去调查民众对护士的印象和期望，药学专业的学生去调查民众对药品营销机构（人员）的印象和期望等。从而实现同一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做不同的选题。同时，再通过区域的划分，实现做同一选题的学生调查不同的区域。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全面的了解相关情况，而且可以避免调查报告大同小异的情况，有利于考核公正。在该过程中，任课教师为学生提供具体的活动指导，帮助学生协调和相关部门的事宜，并监督学生的活动。
2.4从考评层面，构建综合立体化考核体系，延伸长效机制的运行路径。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分析、检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学生的学习起着“指挥棒”的作用。因此，考核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任课教师可以尝试引用三方综合评价体系，即个人、教师、社会综合评价。即学生对自己进行实践活动的自我评价，团队中其他同学的评价、教师或者实践单位对活动效果的评价。但这个体系是个笼统的评价框架，教师还应根据不同的活动，制定不同的考核方式。比如，社会调查，可以根据学生的自我评价、同学评价和所撰写调查报告的质量给予成绩评定；公益活动，则应根据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和受益单位或个人的评定，给予综合评定。三方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学生树立对实践教学的兴趣和信心，有利于同学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也利于学生积极谋求提升活动效果的方法。该考核体系不仅要求任课教师监督学生的实践状态，为活动提供咨询服务，而且要求学生群体之间相互监督，相互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指导—监督—服务机制的运行路径。
2.5从保障层面，高校分管思政工作的领导应协调教务、人事、财务、后勤等部门，为长效机制的运行提供政策、资金和后勤等各方面的保障。当前，制约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乃是经费的缺失。基于此，高校分管思政工作的领导应协调相关部门积极为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多方筹措资金，包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经费中划拨相应比例，设立专门的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鼓励并帮助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自行筹措部分经费，以解除师生的后顾之忧，提升师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另外，教务部门要将实践教学按照一定的计算方式纳入教师工作量计算范围，以增强教师组织该类活动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思政实践教学存在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教学模式不合理、教师指导不力、学生应付考核等问题，高校应积极探索改进路径，构建指导—监督—服务型长效机制，从高校分管领导、到相关职能部门、到任课教师再到学生，任何一环都在该机制运行过程中积极作为，为学生积极贯彻实施活动方案提供政策、技术、资金、后勤等多方面的保障，以提升实践教学的有效性。相信通过该机制的良性运行，高校思政实践教学一定能为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育人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2.7
［2］贾国燕：高校学生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管理观察，2011.4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法学实践性教学；缺陷；实践实习模式
一、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及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和缺陷
作为成教学院的广播电视大学，具有许多与普通高校不同特点。首先，在校学生大多为在职成人，实行的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集中面授为辅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基本上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其二，在校学生之间因各自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不一致，学生学习时间与公检法等部门工作时间的冲突，导致学校无法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组织和安排学生在固定的时间内参加集中的实践性教学，即社会调查各类实习、见习等相应的社会实践实习活动，实践性教学活动无法落实到位，整个实习环节形同虚设。因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缺失，学生毕业前的作业，如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是，虚拟、摘抄一个案例分析，随便找个单位盖章了事；论文也多般是没有任何社会调查事实的基础和自己独立的观点，东抄西凑他人作品的敷衍结果。其三，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的定位存在极大的缺失和反差（错位）。法学专科开设的18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只有律师实务，法学本科20门课程中，也只有法律文书这二门与具体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实践性课程几乎就没有开设。课程的设置仍然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缺乏实践技能的训练和应用性的考虑。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学生最大收获就是拿到了预期文凭，而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专科的学生毕业后，连起码的法律文书都不会制作，更谈不上“熟练掌握法律辅助岗位所需的技能”了。非法律专科的法律本科生毕业后，连起码的诉讼流程都不了解，就更谈不上熟练操作和运用了。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无工作的在就业时处处受阻、困难重重，已经在职的也因缺乏实践技能和竞争力，压力巨大，危机四伏，难以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故现行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的现状，既不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不适应电大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存在严重的缺陷及弊端。
二、探索实践性教学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必要性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很强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我国无论是哪种高校的法学教育，均存在着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脱离的弊端，至今仍未有较大的突破和改观。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律职业者必将成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群体，专门的法学教育也必然成为通向这一群体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必然要由高校法学教育来承担，法学教育向职业化转型势在必行。以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对本校08秋至11秋三年七届的学生的调查研究为例，其中有85%以上的学生为在职人员，且大多数已经在本单位从事与法律事务相关的具体工作。这部分学生将获取文凭和学以致用或现学现用，为主要追求目标。他们多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往往都带着在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实际问题来学习，把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能迅速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并发挥其潜能的过程。希望所学知识与对提高其本职工作技能有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并且能迅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中的能力。理论知识的掌握，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条件。另外15%的学生，也大多都抱有将来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择业期待，选择了法律专业，希望通过学习获得入职的学历条件和竞争就业的基本技能。他们在实践性教学过程中既不缺乏学习能力也不缺乏参与热情，其缺乏是参与锻炼的条件、机会和场所。“重理论，轻实践” 或者说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位，一直是远程开放教育法学专业学生较为明显的缺陷，也是造成学生“学无所获”、“学无所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故在进行理论基础知识传授和学习的同时，将能力的培养提高到与知识的获取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是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精深的法学原理和基于现行法律规范的法律知识，而且要使学生掌握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各种技巧、方法、能力的能力和素质，学会如何与各种人物和机构打交道的能力，学会如何分析、查证事实的能力。构建一种既能适合远程开放教育状况和特点，又能适应和满足电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培养和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法学专业社会实践实习模式，注重学生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成为推动电大法学教学改革的深化，弥补电大远程开放教育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提高教学效率，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构建“专业学习与法律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课题和必经之路。
三、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构建和应用
实践性教学指的是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解决社会实际生活中发生的法律问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能力的活动。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完成由一个被动的听课者到一个主动的办案者的身份转换，通过对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的解决，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技能的提高。
（一）根据人才培养定位的要求，调整法律专、本科实务性教学课程的设置和安排。我国法律教育目前存在的框架为：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生等四个层次。为社会提供了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学术类法律人才和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应用类法律人才、和以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应用人才等三个类型的法律人才。法学专、本科教育在上述格局中位于应用类法律人才、初级应用人才和法律辅助人才培养的底端。据此，电大法学本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应该是：有必要的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应用能力，熟练掌握各岗位所需的专业技能，有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和初级应用人才。法学专科的人才培养定位则是：辅助律师、法官、检察官工作为职责的法律辅助类人才。但现实中电大法学专、本科与法律实务有关的课程的设置和其法律人才培养的定位却存在着较大的反差。
司法考试改革后，所有法学专科毕业生都被排除在了司法考试的门槛外，这一变化对我国原有的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格局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法学专科毕业生如不继续深造，提高自己的学历，则无法参加司法考试，无法获得律师资格，更不可能去从事律师工作。故全国各类高校法学专科在此变化后，都纷纷取消了《律师实务》这门课程。而笔者所在省的电大系统，在司法考试改革实施多年后，在法学专科仍然沿袭老的教学计划，继续开设本应在本科开设的《律师实务》专业课程，这显然是与其培养目标和专业定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经学校领导同意，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笔者结合电大法学专科人才培养定位和需要，开始在本校着手对法学专、本科《律师实务》和《法律文书》课程设置和具体的教学内容及方式等进行了改革尝试。将《律师实务》调整到法学本科，取消法学专科《律师实务》代之以《法律实务》，增开法律文书和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加大了实践教学的比重。这样更便于专、本科的学生，根据其择业和职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实践锻炼，更好的掌握基本技能。
（二）根据教学计划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在制作多媒体课件中同步推出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根据教学计划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学年，主要的学习任务是通过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性阶段。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成员，在基础性阶段对规定的课程，除举办案例设计、法律文书制作等多种竞赛外，还在所教学科的多媒体课件制作中同步推出便于学生学习的手机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的设置。课件中设有课程介绍、课程学习、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和经典判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规章，法律文书样本，常见合同范本，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等参考资料、在线作业、网上模拟法庭、课程日历等18个栏目，同时还导入了中央大电、省电大、南昌电大学习平台和在线课堂的链接，同步推出的手机版移动课堂和网上模拟法庭，拓展和延伸了传统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空间和实训模式及条件，拓宽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和视野，便利了学生的学习，促进了教学方式的改革，创设了一个具有学习设备小巧轻便、资源传输方便灵活、物理空间布局自如、人际交流直观真实等特性的实践性教与学的环境，将原来集中进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分化穿插融入到了学习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三）构建了以校内模拟法庭为主，校外实习基地为辅的实践实习的模式。如前所述，在固定时期内到法院进行旁听，到相关单位去走访，到公检法等单位去实习等传统的社会实践教学形式，与电大学生的特点和状况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笔者所在的课题小组，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模拟法庭教学制度和操作规程。在学校建立了相对固定和规范的“模拟法庭”教室，购置了法槌等相应道具和服装，设计制作了与教学计划和进度相吻合的各类案例，邀请了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选择节假日学生休息的时间举办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教学就是以模拟法院开庭审理的方式，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我们在非毕业班，组织学生分别结合所学知识，举办班级模拟法庭，由任课教师担任审判长，其余角色分别由本班学生担任，庭后由任课教师和邀请的公检法部门的专业人员进行点评，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互动和交流。在毕业班举办由法学专业全部学生参与观摩的公开的模拟法庭活动，之前在学校进行公告，并要求全校法律专业的师生进行观摩。模拟法庭审理的案件，律师（各方人）、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各方当事人、证人等全部角色均由学生担任。通过模拟法庭的教学使学生的学习状况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学生不仅能将书本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庭审中，还能够进一步加深书本知识的理解，熟悉法庭审判的程序各个步骤和环节，并掌握了举证、质证、辩论的技巧。通过模拟法庭中的学法和演法，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参与和求知的欲望，且充分调动了教师与学生两大教学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最大限度调动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模拟法庭的实际操作训练，使学生学到的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锻炼，成为学生进行实践性作训的主要渠道和场所，毕业班学生在个中的表现则作为其“社会实践”课程的主要考核依据。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
教学一体化设计就是结合课程的特点，合理选择多种教学媒体，高效安排各种教学环节，以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的设计，它在开放教育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以《公务员制度》这门课程为例，谈一下笔者在对本课程进行教学一体化设计中的基本思路和想法。
一、课程教学设计的理论指导――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最早是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来的。该理论提出了“学习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的学习观，“学习者从经验中积极地建构自己的知识和意义”的学生观和“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该理论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认为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同时也不忽视教师的作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主要扮演三种角色，做好“三种导学服务”，即对学生自主学习进行引导、辅导和督导。“引导”是指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差异，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合适的调查题目，制定科学的调查工作进度，选择有效的调查方法，撰写规范的调查报告。“辅导”是指在学生实施具体的调查工作之前，有针对性地对实践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流程安排，社会调查方法的选择、社会调查报告的撰写等进行具体的教学辅导。“督导”是指从约束与激励并举的角度，对学生实践环节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和调适，以保证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实践学习任务，同时保证学习质量（根据湖南电大开放教育“123”教学模式整理）。
基于这一理论，开放教育课程教学不仅要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也要求教师强化支持服务，做好相应的引导、辅导、督导工作，因此，教学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师的指导性。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的基本思路
（一）根据课程特点和学习者特点，确定本课程培养目标
1.课程特点
一是理论知识性强。本课程涉及面广，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宽厚的专业素养，包括政治学、法学、行政学、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相关知识。二是现实指导性强。公务员的公务行为与社会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影响深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三是实践操作性强。这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对我国当前公务员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和公务员考试相关问题有所调查、研究。
2.学习者分析
（1）学习者基本特征分析。为了解学习者的基本情况，开学初，我们对湖南电大直属分校行政管理专科到课的部分学生进行了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30份。通过调查，可以看出这门课程的学习者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性别与年龄结构。回收的30份问卷中，其中男生9人，女生21人；20岁以下2人，20-30岁27人，30-40岁1人。可见，行政专科的学员大部分是女生，而且大部分年龄都在20-30岁之间，是一支以成人为主体的学习队伍，总体上看比较年轻。二是工作情况。从调查情况看，一般学员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但66.7%的学员认为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与所学的行政管理专业之间不对口。
（2）学生动机与需求分析。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学员的学习动机非常明确：一是真正想学一点充实自己头脑、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二是为了考试及格，获得学分；三是通过本门课，想了解一下公务员考试的相关知识，将来自己准备考公务员。基于以上学习动机，我们在第一堂课讲授学习方法和资源介绍之后，积极引导学员对每一章的主要内容进行快速学习，然后以“可接受度”、“满意度”为标准，请学生指出希望教师对哪些内容进行重点面授辅导。在征求了大多数学员的意见之后，我们得知，学生希望教师重点辅导的内容大概可分为重点问题讲解、难点问题分析、疑点问题解析、热点问题介绍和考点问题提示等五大块，在实际面授辅导设计中，我们将紧紧围绕这些内容进行重点辅导与主题讨论。
3.确定本课程教学目标
根据以上对课程基本情况和学习对象的分析，在教学设计中，我们以“可接受度”、“满意度”为标准，把实现学生学会学习、快速学习的能力、认知能力、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作为培养目标。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公务员制度课程教学目标可以表述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和与人协作的素质，掌握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结合公务员制度相关实践和实际案例，提高理解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深入政府部门实际，就公务员制度相关问题作出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从而能对公务员制度改革提出一两点创新建议。这一目标的确定，体现了“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既保证了开放教育学生端正态度、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取得成果这一培养目标的升华，又体现了素质教育的重点由认知领域到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等非认知领域的转移，符合开放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特殊要求。
（二）根据课程目标和模块化教学原理，确定本课程教学内容
基于以上课程培养目标，根据模块化教学原理，从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循序渐进性出发，我们将文字教材进行了章节之间的调整、合并，将《公务员制度》19章教学内容整合为七大模块，分别为：模块一公务员法概论篇（第1章）、模块二公务员基础知识篇（第2、5、3、4章）、模块三公务员“进入”机制篇（第6、8、18章）、模块四公务员的考评激励机制篇（第7、9、10、11、19章）、模块五公务员的调适机制篇（第12、13章）、模块六公务员的制度保障机制篇（第14、17章）、模块七公务员的“退出”机制篇（第15、16章）。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增加了一个教学模块，即模块八知识拓展篇――“公务员考试”的相关知识。
（三）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确定“教”与“学”的基本策略
在确定课程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块的基础上，我们从具体的教学内容出发，根据“123”教学模式和“模块化教学原理”，确定各章节教师的主要导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媒体，确定实践教学，包括小组学习的主题、实践方式和具体要求；从“建构主义”、“任务驱动型”学习理念，确定各章节学生的自学内容、自学方法、自学要求和自学媒体等。
（四）本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的指导思想
根据以上分析，可将本课程设计的基本指导思想概述如下：以“123”教学模式为指导，从“以学生为中心”基本理念出发，根据学生特征和需求，结合课程特点，将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模块，确定课程教学设计思路。即以学生“可接受度”、“满意度”为标准，制定课程教学目标，从教学目标出发，依据“混合式教学”、“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按照模块化教学，确定课程教学内容，并围绕教学内容，发挥多种媒体教学资源的优势，选择科学的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等，从而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三、基于建构主义的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的内容和过程
（一）课程教学资源设计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包括文字教材、网上视频资源和网上文本资源。文字教材采用张柏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教程》，视频资源主要课程重点辅导和期末复习的IP课件，网上文本资源包括湖南电大在线课程平台上有关此门课的教学、考核等学习资源。
（二）教师教学过程设计
在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以坚持“四个原则”和体现“三个特点”为出发点，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为重点，以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四个原则”即优化组合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动态原则和整体性原则；“三个特点”即教师导学与学生自学一体化、多种教学资源的一体化和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的一体化。教师教学过程主要包括网上教学、面授辅导、实践教学三方面。
网上教学：本课程的网上教学与辅导内容主要有文本资源和视频资源，省校每学期会安排一次BBS和适当录播期末复习视频。各分校也应该有选择性地建设部分资源，供学生更全面、更深层次地学习。
面授辅导：根据教学目标，我们采取模块化教学，将《公务员制度》19章教学内容整合为七大模块，分别为：公务员法概论篇、公务员基础知识篇、公务员“进入”机制篇、公务员的考评激励机制篇、公务员的调适机制篇、公务员的制度保障机制篇、公务员的“退出”机制篇和公务员制度知识拓展篇。各分校可根据教学目标，围绕教学重点、难点、疑点、热点和考点内容，采取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任务驱动法、情景模拟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教学方法，选择不同的教学媒体和方式，以确保教学质量。
实践教学：本课程实践性很强，各分校可以就“公务员报考热”现象、“公务员高薪能否养廉”等主题进行分组讨论、课堂辩论，就“公务员面试”等主题进行角色模拟，也可以就“公务员年度考核”等主题进行实地调研，并形成调查报告，还可以就公务员的有关情况，设计、组建一个案例，并讨论、分析，写出分析报告，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本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各分校可通过建立常规听课评课制度、学生参与评教、学校教学检查等形式对教师教学情况进行监控。
（三）学生学习过程设计
根据开放教育学生的特点和本门课程的性质，学好这门课程的关键在于学生的“学”，一般而言，开放教育学生可以采用自主学习、小组学习、利用多种媒体教材进行学习和网上学习等形式，通过认真阅读教材、做好读书笔记、参加小组讨论、浏览网上资源、参与网上讨论、准备角色模拟等具体方法，紧密结合教学大纲，就课程相关问题进行自学。学校可以通过对面授到课、学习笔记、形成性作业、小组学习记录、网上学习、社会调查报告等进行检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四）课程考核模式设计
课程考核的目的不仅是检验学生自主学习和期末复习的效果，更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尺度，它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发现学生的需要，找出教学的不足。本课程考核对象是电大开放教育行政管理专科的学生，采用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成绩合格者，方可参加该课程的期末考试。形成性考核可以采取主要是考核学生平时作业完成情况和上网学习情况。平时作业在省校课程平台上，一共四次。占本课程总成绩的20%。终结性考核方案依据课程教学大纲、文字主教材和考核说明编制。期末考试采取闭卷方式，采用百分制计分，占本课程总成绩的80%。
四、建构主义指导下的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的几点启示
（一）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理念
在本门课程教学设计过程中，我们始终围绕“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这一理念，对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特点进行了分析。由于学生多为在职成年人，主要以自主学习为主，靠自学完成学业，因此在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要在努力传授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尽快掌握现代化的学习手段，强化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因此，在课前导学的基础上，我们对学生进行了“可接受度”、“满意度”调查，初步了解了学生的知识基础和他们认为的重点、难点、疑点、热点和感兴趣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确定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面授辅导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以及实践教学主题、方式等等。同时，围绕教学目标，我们又根据“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这一理念，确定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模式、方法、要求等。
（二）始终以教学目标为中心，以模块化教学为指导，确定教学内容和策略
端正态度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目标的确定，体现了“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又体现了素质教育的重点由认知领域到应用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等非认知领域的转移，符合开放教育素质教育的特殊要求。围绕这一教学目标，根据模块化教学原理，我们从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循序渐进性出发，将文字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章节之间的调整、合并，将《公务员制度》19章教学内容整合为七大模块。另外，根据学生需求，增设了模块八：知识拓展篇――“公务员考试”的相关知识，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这模块展开的。
（三）课程一体化设计是多种教学环节一体化的综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课程教学一体化是多种教学环节一体化的综合，包括多种媒体资源一体化、教师教学过程一体化、学生学习过程一体化和课程考核一体化的统一。其中，教师教学过程一体化设计又包括网上教学一体化、面授辅导教学一体化、实践教学一体化等主要环节，课程考核一体化设计包括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设计。这些环节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教学一体化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统一，以“教”促“学”
在对这门课程进行教学一体化设计的时候，我们反对机械的教学观、被动的学习观和还原主义的教学方法，认为教学包括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大部分，而科学有效的最优化的教学设计，应该是师生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同参与创造性教学活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学会学习、快速学习和高效学习，以“教”促“学”。
参考文献：
［1］ 苏晓凤.证券投资分析课程教学设计探讨［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2］ 胡飞腾.电大课程一体化教学的现状与思考［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现状及缺陷分析
（一）法学本科发展规模空前，法学生源热进冷出
近十年来，法学一直是热门专业。中国法学会五届二次理事会上，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宪义教授介绍，在高等院校的各个学科当中，法学属于超速、超规模发展，从2001年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成立时，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292所,到2005年就已发展为559所(注：经与教育部核实，这一数字还不包括独立院校以及各类法学专科院校)，呈跃进式上升趋势。高校的盲目扩招一方面导致培养出的学生质量受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法学本科毕业生大量过剩，为就业难埋下了隐患。据教育部有关部门调查显示，近年来法学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较低，有的院校只有30%左右。
（二）学生知识体系单一，理论功底薄弱
长期以来，由于受前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我们对法学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不足，专业设置得过窄、过细，课程体系也不够科学，再加上现在的高等院校学生基本上都是应试教育的“奴隶”，经过四年象牙塔的专业学习，学生也许对法学课程有体系性的了解，但对其他方面的知识涉猎得很少。而我们知道，法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化的社会现象，法律问题通常也是社会问题，往往解决一个法律问题需要多门学科、多种知识基础。应用型法学人才标准除政治素质合格外，在人才类型上应当是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但是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很难达到这一标准。
（三）法律人的职业技能训练极为缺乏
因为期末考试、司法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等是验证法学本科学生学有所成的最主要的方式，所以，“记”在法学本科四年学习中占据了大量时间，正如澳大利亚教授Crahambroan在谈到对中国法学院学生的印象时说，他们的记忆力是超强的，但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3]。不得不承认Crahambroan说得没错，现今我们所培养的学生没有多少人能够撰写合格的令人放心的法律文书，至于独立搜集证据的能力、同当事人交谈的能力、劝说当事人的斡旋能力等，则更为缺乏。针对这些问题而专门设立的法律诊所教育、法律援助也收效不大。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很难快速、独立地承担具体的工作任务。据了解，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到实务部门工作，至少要三、四年以后，才能独立处理案件、承担各种法律事务[4]，法律组织的职业化和技术化要求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及律师等法律人员及其组织职业化和技术化，并要求推进法律技术的不断改进[5]，而我们现在的毕业生显然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四）对新兴领域的法律知识了解不多，学习缺少主动性
入世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调整对象的扩展，像知识产权、商业谈判、企业兼并、证券金融、保险、环境保护、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当前的法学教育更多关注的是传统立法，加之课时、学分等诸多限制，很多高校对新兴领域法律开课不多，即使开课也是少量的选修课，而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学生又把主要精力用于背诵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上，课余时间应付于英语和各类考试中，对新兴领域的法律兴趣不大，知之甚少，知识体系传统而片面，难以适应现实社会需要。
（五）教师队伍水平有待提高
与教学上重理论、轻实践有关，法学院的教师基本上也是理论研究出身，大多是硕士、博士毕业后直接执教，以北大法学院为例，老师主要来源于三种渠道：一是北大自己培养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二是留学回国人员；三是从其他高校引进的老师。他们在理论研究上都有一定建树，有的老师对国外法律的了解甚至远远超过了对本国法律的了解程度，只是较少接触甚至从未接触司法实践活动。西北政法大学就曾经在模拟法庭活动中出现过“一个法学博士办不了一起简单的离婚案件”的尴尬情况。
二、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思路
（一）明确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的目标
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改革不是一个简单增加实务类课程的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否定历史经验。法学是一门以职业为导向的学科，这个特点要求我们在本科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即运用法律概念、原理和规则发现法律事实和法律问题，并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分析法律关系，处理法律问题的技术和能力，为了培养这种技术和能力，必须实施实践性教学训练学生在具体案件中学习法律、分析法律、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
我们认为，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目标在于：其一是总结一直以来法学本科教育的利弊得失，明确实践教学的内在机理和现实条件，重塑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为协调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的关系及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其二是探讨新形势下法学本科教育在实践教学环节如何充分体现国际视野和学校特色，如何培育学生的个性特征、个人特长和创新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需要[6]。
（二）改革传统的培养计划
作为合格的法学专业学生，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娴熟的实践操作能力、严谨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灵活的社会交往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是以广泛的知识储备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培养计划，增设相关课程，如心理学、谈判学、社会学甚至语言学等课程都可以作为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应当增加实践性法律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诉处理、谈判技巧等等，使课程设置呈现出更多的实务特点。
（三）优化教学方法，改变学生思维习惯与学习习惯
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我们的学生早已习惯了填鸭式教学，即便是现在的案例教学，也只有少数同学积极配合老师，成为课堂教学的积极参与者，其他大多数同学是被动参与，而在被动参与下学生很难体会到学习的乐趣，甚至于紧张或反感。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观念上，改变传统的学生被动学习的观念，加强学生禀赋发展和思维能力的训练。案例教学先驱者郎代尔相信，案例不是很容易与规则的要求相符合，考虑到冲突的解释，案例往往也会是错误的决定，不值得去进行研究和推敲，但在法学院的老师们看来，这恰恰是案例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有冲突的规则和矛盾的价值观。学生们需要培养某种程度上的应对模糊问题的能力”[7]。笔者认为，课堂上，可以在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适当引入“RolePlay”角色扮演法，情景教学、真实案例演练等等，“教学艺术所需要的也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要把时间、科目和方法巧妙的加以安排而已。[8]”
（四）提高师资教学水平
传统的单调刻板的理论及填鸭式教学法与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矛盾日益突出，因为现实生活中，纯理论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这就要求教师应注意从以下方面提高教学水平：
首先，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如前所述，法律人才的培养需注重其职业技能的训练，条文的分析必须与事实的认定、人际关系的处理、利益的冲突、特定的文化和道德风尚以及各种社会状况相联系，这就要求教师本身既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又要有广博的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和逻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9]。
其次，加强实践经验的培养。并非所有高校老师都有实践经验，这就很难适应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的需要。在这一问题上，一方面可以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另一方面，可以由教师所在院（系）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如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公证处等，使教师深入到司法部门，更多地接触司法实践。在这点上，西北政法大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2008年，该校就有五位青年教师离开熟悉的讲台，到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担任为期一年的法官助理[10]。
（五）建立法学教学实验室
要保证实践教学环节的顺利进行，设立专门的实践场所是必需的。现在，很多学校一般采取校外和校内实践基地相结合方法，但基本处于经验摸索阶段，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流于形式，如校外实习由实习基地给学生作实习鉴定，据笔者所了解，基本上我们的学生实习成绩都被评定为“优秀”，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西北政法大学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同样值得我们借鉴，其在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种类最全、功能完备的开放式法学综合性专业教学实验室———法律实验实训中心，学生不出校门就可以旁听真实的开庭审理、进行模拟审判、接受法律技能培训。
（六）法学实践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
我们认为，应根据法学课程各实践环节的目的、条件和要求等，按教育规律，在对现有课程进行合理完善的基础上，还应根据法学专业技能要求增加或更改以下课程：
1.法庭观摩。观摩审判是通过实案了解、学习专业知识。观摩审判把学生置于一种现实审判场景之中，既能观察法官的审判活动，也能观察到当事人、律师、证人以及刑事案件公诉人等的诉讼行为，更具有立体性。观摩审判一般宜选在实体法或程序法课程后进行。专业课教师在开庭结束后应对案件进行必要的评论和引导，防止只观其形，而未察其实。该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二第二学期和大三第一学期。
2.法律咨询。该课程是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无偿回报社会，为有法律疑难的弱势公民或者单位提供法律帮助。在咨询过程中学生不仅要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而且要查阅大量法律条文、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学生的咨询意见应当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一般安排在大三的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
3.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属于社会实践的内容。目前的课程体系中，法学本科的社会实践环节之一是社会调查，目的是使学生全面了解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现象，认识社会。而事实上，这一课程大部分学生都是以一篇凭空捏造的“调查报告”结课的，难以从实际意义上起到让学生“认识社会”的目的。基于此，笔者建议，将社会调查课程更改为勤工俭学，意义有二：首先，勤工俭学相较社会调查来说，让学生提前走出象牙塔，到社会“大教室”里谋生，让学生更直观地认识社会；其次，勤工俭学可以让大部分养尊处优的学生了解生存的艰辛与不易。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专门针对青年与媒介接触情况的调查研究不少，较有影响的调查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当代传媒与青年”抽样调查报告》，分析了不同青年对不同媒介的接触动机，而专门针对高校学生媒介接触的全面的、整体性的、透视性的调查研究，还没有出现。
兰州市目前共有13所高校，分别是：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农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中医学院、兰州商学院、甘肃政法学院、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甘肃联合大学、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在西北地区的高校数量中，兰州仅次于西安。因此，做一个专门针对兰州市的高校在校学生媒介接触状况调查是有意义的。
研究设计与资料的获取
本次调查以兰州各高校全日制学生为总体，以研究生为主，也有不少本科生，
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首先随机从13所高校中抽取三所高校兰州大学、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大学。在这些高校中各抽取五个系：数学系、中文系、资环系、新闻系、管理系，在院系中各抽取一个班，每个班抽取20人(若不够从邻近班级抽取差额)。
调查以抽样为主，考虑到大学生群体同质性较高，本次调查共发放100份问卷，社会调查方法专家风笑天认为“同质性程度越高的子总体，所抽的规模就应该相对小一点。”调查采用自填问卷的形式，共回收95份，回收率95％，有效问卷95份，有效率95％。
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为男生56.8％，女生43.2％；研究生57.5％，本科生42.1％；文科生50.5％，理科生49.5％。
调查结论和实证分析
本次调查的媒介类型主要是五大类：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和网络，调查涉及媒介接触方面的主题主要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接触动机、接触时间、媒介可信度、媒介的实际作用、媒介代表的声音。本次调查还考察了大学生对国外媒介的接触情况。
(一)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媒介的可信度
1．获得新闻信息的三种主要媒介网络，电视、广播
调查显示，网络、电视、广播是大学生获得信息的三种主要媒介。网络是大学生获得新闻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有46.3％的人选择，在所有媒介中遥遥领先。选择看电视和听广播的基本持平：7.4％和5.3％。通过报纸、杂志、手机短信和他人获取信息的分别为：4.2％、3.2％，1.1％和2.1％。
2．五大媒体中电视的可信度最高，网络的可信度最低
电视是最可信的媒介，36.8％的被调查者认为电视最可信，认为网络最不可信的占49.6％，如果给这五大媒体排序，它们可信度的顺序分别是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网络在大学生心目中充当最不可信的媒介先锋。
(二)媒介接触动机
1、接触媒介的三大主要动机：了解新闻、休闲娱乐和学习需要。
大众媒介最大的优势是覆盖时空的传播信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消遣娱乐已不是最主要的功能，[不过文科生利用媒介“获取休闲娱乐资料”(66.7％)的要比“了解新闻”(62.5％)和“学习需要”(47.9％)多]。他们通过各种媒介了解新闻，获取当前生活的实用信息，如就业信息、学术信息、政坛信息和军事信息等等。这与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受的教育不无关系。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浏览广告信息和获得谈话聊天资料是大学生接触的次之需要。这一方面和大学生是学生有关；另一方面也反应出精英教育接受者更注重自我的提升。
2、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趋于理性
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但对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倾向根据各种媒介的综合报道，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并不是一味依赖于媒体报道。他们是倾向于理性的群体，更适合于“使用与满足理论”。
调查显示，当两个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在细节或倾向上有分歧时，从实际情况出发判断报道的比例最多，占77.4％；当媒介发生不实报道事件后，继续使用该媒介的占23.2％(一棒子打死，不再使用的占15.8％，从理性出发，依据实际情况的则占61.1％。这说明大学生使用媒介是理性的，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发生大事时，媒体报道往往一哄而上，为求刺激性效果，不惜制造虚假报道，有的甚至影响司法审判，媒介有监测环境功能，同时它也要被公众监督，任何不被置于公民监督体制下的机构都是不能长存的。社会需要一群理性的公众对媒介进行监督，而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很可能扮演这一角色。
3．接触媒介，男生更希望了解新闻，女生则更向往休闲娱乐
在性别方面，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休闲娱乐”和“浏览广告信息”比男性占的比例高，在“了解新闻”的动机方面则相反。40.2％的男性接触媒介是为了“了解新闻信息”，而只有33.4％的女学生接触媒介是为了“了解新闻信息”。
(三)对国外媒体的接触情况
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国外媒体的接触不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接触不方便。接触过的学生主要是通过网络，进入国外网站，还有少部分是通过亲戚朋友邮寄。男学生偶尔接触国外媒体的占整个调查对象的62.7％，比女生高出13个百分点；研究生偶尔接触国外媒体有57.7％，比本科生低4个百分点，这是调查之前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当然即使是男生对国外媒介也仅限于偶尔接触，并不经常利用。表明当前我国大学生对国外资源的利用并不充分，这对研究生来说是不利的。因为研究论文的成型，离不开大量资料的占有，而国外的学术往往处于前沿，需，要密切关注当前研究的动向和各种新资料，新成果的发表，以掌握研究热点和获取信息。
结 论
本研究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主要为了解新闻信息、学习知识和休闲娱乐。总体上讲。大学生是大的媒介消费群体，对媒介的功能利用比较全面。在互联网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大学生对网络的利用在消费群体中非常高，虽然他们认为网络最不可信，但他们对网络的接触也是最多的，是既爱又恨!
当然，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如：大学生过度沉溺于互联网，整日聊天、看电影、打游戏；绝大部分部分同学认为媒介代表政党和商界的声音，那么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媒介如何监督政府，发出普通人的声音?媒介又该如何避免不实报道，提高公信力等等。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20世纪前半期；西南民族调查
【作 者】刘小云，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53-007
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ern Ethnics Investig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Xiaoyun
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outhwestern ethnics studies had been heated. Un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d investigated southwestern Ethn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pionneers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of 1920s，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surveyed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Yao. Then，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were in cooperation of Yunnan’s ethnic survey，which was the first of influential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organiz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te of 1930s to the 1940s，Sun Yat-s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scholars launched a broad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and obtained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Accordingly，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center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Key words：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un Yat-sen University；southwest ethnic investigation.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投身于西南民族调查，推动了西南民族研究热。中山大学(中大)提倡西南民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此后20余年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一直在这片领地开拓，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大因而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前人对中大与西南民族研究有所论及，多侧重于史实叙述。①本文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学科互动的视角来考察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术意义。
一、中大生物系师生的瑶族调查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西南民族调查始于外国人，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西南民族调查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实地调查。1902年7月―1903年3月，鸟居龙藏奉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地区实地考察，走遍了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考察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考察的内容包括各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后者被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该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中译本虽迟至20余年后才出版，对于科学尚落后的中国来说，“未始不能做研究西南民族者的一种重要参考典籍”②。
我国较早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者是丁文江。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回国，途经贵州，遇见仲家和苗人，对西南土著人种发生兴趣，很想有机会加以研究。1914年，丁文江在四川、云南考察地质时，对当地土著民进行人类学测量和调查，后以《漫游散记》连载于《独立评论》，记录了他对栗苏、青苗、罗婺、罗倮4族的测量结果及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的有趣故事等。
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初由生物系师生进行。辛树帜时任中大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极力主张考察广西瑶山。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研究资源，又是瑶族聚居区，其语言、习惯、风俗、民情尚未经过科学调查。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左右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很希望进行一次瑶族实地调查。于是，商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赴瑶山实地考察，得到学校的支持。
1928年5月10日，辛树帜率领由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历时3个月。白天，他们攀崖、钻岭、穿林，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集各种珍稀动植物标木。晚上，他们回到瑶寨，整理标本，采集歌谣并注音，访问民俗。此次考察经历，由石声汉详记为《瑶山采集队日程》，共8万余言，不仅记录了采集队对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还囊括了考察所经过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为研究当地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大生物系采集队首次收集到广西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当地风俗习惯记录1部，任国荣撰写了《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整理了《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音，黄季庄将搜集到的全部风俗实物，按瑶族支系分成3组，送给中大语史所风俗物品陈列室。这些成果以“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顾颉刚赞扬生物系师生“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③
1928年7月23日，中大生物系广西瑶山采集队撰写《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认为瑶山富含生物学、人类学宝藏，是学术研究的好场所，希望中大两位校长、中研院当事诸先生、广西各界人士，“一为核度，与以赞助，……愿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共肩负研究调查之责一部分。”④
中大生物系师生认识到瑶山不仅在生物学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在民俗学、民族学、方言学上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然而，由于考察时间短促，更兼非专业之故，这些调查称不上是科学的。就以辛树帜来说，他以生物学为志业，对民俗学也饶有兴味，是20世纪20年代中大民俗学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受中大语史所主任傅斯年的委托，率领中大生物系采集队在采集生物标本之余，顺便进行瑶族风俗习惯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形随时函报傅斯年。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辛树帜在致傅斯年函中说：“关于?山之调查，近来愈有进步，盖前此所有关于若辈风俗习惯之报告，近几日来，再细加研诘，真象愈益明了；第一次通信所言，几乎全为所误；调查一种民族，时期太短，往往所得非所望，此不特极有趣味，盖亦极可注意者也!”⑤
二、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大语史所积极提倡实地调查西南民族。中大语史所创办的《语史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都很注意西南民族研究，单《语史所周刊》就先后出版了“风俗研究专号”、“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4个专号，均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主题。
《语史所周刊》编辑余永梁，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的《跋语》中，谈到实地调查西南民族，认识十分到位：“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作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趁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所以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若干次专号。”⑥
傅斯年所见略同。傅斯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西南民族调查的紧迫性，认识相当充分：“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⑦
顾颉刚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大地处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苦于经费支绌，人才匮乏，“这还不是我们正式工作的时候，而是我们作宣传运动的时候。”《语史所周刊》发行“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西南民族”，知道在学问界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一回事。⑧
就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刊出不久，中大语史所和中研院史语所合组的云南调查团启程。1928年7月12日，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一行，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奔赴云南，调查人类学知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容肇祖有课，于9月初返校。史禄国夫妇因惧怕危险，留在昆明，测量人体，兼做罗罗语言调查。杨成志不畏艰险，独闯罗罗山地，途经滇南迤东、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斯行不减路三千”，其调查成绩之一，即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发表。
杨成志实地调查西南民族，“颇得国内学术界之嘉许”，特别是中国民族学创始人蔡元培，对杨成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尤为表示同情与鼓励”⑨。杨成志是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⑩，此后，国内学者逐渐涉足西南民族调查这一领域。
20世纪20年代，接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不多，图书馆藏有关文献资料也很少。史禄国在上海测量人体时，就曾感叹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的人类学资料奇缺，先进的测量仪器就更不用说了。[11]所以，这时中国学者有关西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水准远不及欧美学者，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难怪杨在评论这一时期中国学人所写的调查报告，像《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之类，“若与外国同性质的报告作一比较，真使我们觉得惭愧。”[12]
杨成志在云南调查结束后，感触颇深。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外国学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的“高明”之处：“他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考察复杂的概况，而且能从他们研究的结果弄出一点假定的结论来，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开自己亲自跑到西南民族居住的地方外，即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那么，这种比较从前的中国人士闭门造车的方法，高明得多了。”[13]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年少学陋，虽从云南搜集许多资料及记录带回来，每想作有系统及科学价值之著述，在本校寻不出一良导俾资问津，此职从收集易整理难所觉出之困难点也。常窃自以为欲实现职将来对民族学之贡献，非立刻离开文化落后之中国，跑到外国去，再求深造，实不为功。”[14]
1932-1935年，杨成志受中大派遣，留学法国，师从名师，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业训练，获得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秋，杨成志学成回校任教。在10余年里，他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学者一道，活跃在西南山地岛国，开出一片学术新天地。
三、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文科研究所、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学者发扬语史所时期的传统，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成果显著。
1935年9月15日，在杨成志努力下，中大《民俗》复刊，初为季刊，后变成不定期刊。该刊“虽名为《民俗》季刊，实在是人类学、文化史、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刊物。”[15]该刊共出了《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粤北乳源人调查报告》两个专号和《广西部族调查》一个特辑，均是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所得的成绩。
在10余年里，中大人文学科学者开展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较突出的有：
(一)两广瑶族调查
1936年11月13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人类学部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本科考古学4年级生罗比宁、李秋云、民族学与民俗学3年级生刘伟民、宋兆联等人，考察了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与乳源3县的瑶山，旨在“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16]这次调查使他们认定：“民族学的研究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17]
1941年4月25日―5月4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一行，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梁任巫术宗教，王任社会经济，顾任技术绘画，杨任体质测量、语言记录、摄影及一般的观察，这是中大文科所师生自学校回迁粤北后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他们所撰论文都是本着“客观的著述”，若“能与前次的调查报告同时参阅，对于曲江与乐昌和乳源的人民族志更可得到比较广大的综合和分析的认识。”[18]
(二)海南岛黎苗考察
1937年1月，中大与岭南大学联合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杨成志任团长，团员有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研究生何元炯、中大文科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伯鹗。“本团之组织，系中大与岭南两大学学术研究合作的第一声。”[19]考察团旨在明了海南岛黎苗种族来源、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会，作为政府开发海南岛暨学者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杨成志等人于2月3日出发，3月中旬返回，王兴瑞、何元炯继续留在黎区。杨成志一行搜集了黎苗民族品物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及三星社的活动电影片，更有1名黎男和4名雕面纹身的黎女随行到广州，参观中大并表演唱歌，“各院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20]。抗战爆发后，考察活动难以为继，惟王兴瑞撰成20万字的《海南岛黎人研究》一书，“为研究黎族问题的重要著作”[21]。
(三)云南摆夷调查
江应对西南边疆夷人，“自幼便有多少断残零碎的见闻”。1936年考入中大研究院，以“西南民族”为研究专题，“这又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学者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Field work)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岐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个小圈子里。”[22]江应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此后10余年的研究，也成为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1937年夏，云南省政府与中大研究院合派江应为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在杨成志指导下，江应起草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拟进行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按计划，江应进入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地的摆夷聚居区，获得许多土人的制作物、衣服、用具、宗教用品，后来一半送给云南省民教馆，一半送给中大研究院。1938年5月，江应回到广州，完成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奉教育部令，审查该文，称：“本书价值，全在实地考察，非同臆说”，“真是一部科学的著作”，“关于缅甸交界之区，若政治，若军事，若教育，皆考察详明，忧深虑远，特具卓识。”[23]
江应获得硕士学位后，接受中英庚款两年资助，继续研究云南摆夷。1938年8月，他再度西行。先是参加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边地考察团，负责民族调查，写成《滇西的摆夷生活》一稿。随后，回到迁至江的中大任教，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两年里，他带领学生考察了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夷人。1941年春，他由峨边进入凉山等地，考察独立罗罗。1943年秋，他主持云南省政府成立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藉官方征集材料之便，为云南省政府写了几个边区开发方案、云南边疆概况等小册子。1945年7月，他以车里县长身份，深入十二版纳的摆夷群，历时8个月，获得一部分资料。
到1948年，江应含辛茹苦12年，三易其稿，成书《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共20万字。其材料“完全是直接从边地中搜集得来，没有因袭前人的书本记载，没有抄录他人的转手材料，这一点，或者可以多少表现出摆夷的真实面貌，至少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材料。”[24]
江应是杨成志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所走的研究之路，正是秉承师授，用脚开踏出来的。江应后来长驻云南，成为云南大学人类学教研事业的带头人。
(四)海丰探检
1942年2月，杨成志偕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前往海丰一带搜掘古物，以作考古物证。他们在海丰工作了38天，主要以汕尾镇、捷胜墟、东洲坑为驻站，在祯祥、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石脚桶、牛堵、沙坑前、沙坑西、东坑南、东坑北、三角尾、桥岸头、狮子地、石鼓、南町、拔仔园等16处遗址开展工作，获得古物一万五六千件，石器约占三分之一弱，其余为陶器和陶片[25]。这些古物似系沿海渔民遗物，可称为“原海丰人文化”。若与中原文化比较参证，可以推出我国古代民族迁移路径；若与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暨南洋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比较，亦可看出二者异同；尤使古籍所载赵佗来粤以前，“广东无文化，土人皆蛮族”的旧观念，不攻自破[26]。
(五)其他民族调查活动
1940年夏，中大从江回迁粤北，中大研究院各所(部)研究生组成“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了滇、黔、贵、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和农业等。中大文科所研究生卢锡恒、黄福銮、梁钊韬、宋兆联、徐中玉、朱守一、罗时宪、李保世、郭文敬9人，承担了文史组的考察任务，该组下分文献、民族民俗、档案3个小组[27]。
1941年5月28日，教育部颁布《为研究考察各边地政教设施及其民俗并为鼓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派往边地研究办法一种》。中大历史系1940届毕业生李崇威，志愿赴西康巴安德格一带调查，获教育部资助，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旅费补助金1500元[28]。
中大回迁粤北后，黄达枢奉派留滇考察民族。在4个多月里，他到了楚雄、盐兴、镇南、姚安、大姚、牟定、祥云、宾川、弥渡、洱源、蒙化、大理各县，得到地方长官和教育界人士竭诚协助，尤其深得各县青年学子提供宝贵材料，并报告各种民族方言真谛，使其计划能逐步完成。[29]
1942年，中大社会学系奉教育部令，增设“边胞社会民族学组”[30]。1943年，教育部拨给其边胞民俗调查补助费8000元。11月，该系利用这笔专款，到湖南郴县棉花陇，初步考察了当地边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所获材料甚丰[31]。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实地调查，成就斐然，为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四、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
中大人类学“虽不敢谓开全国风气之先，然对我国西南民族之调查与研究，堪云已有显明表现。”[32]中大语史所成立以来20年，中大学者以西南民族调查为凭借，促进了民俗学向人类学转化，最终脱离史学，独立成为一专门学科。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以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为特色的学科专业品牌在中大的确立。
1928-1948年，杨成志关于康、滇、黔、桂、粤、海南岛各民族调查、海丰考古及美洲印第安人考察等中外文专著20余种，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的《云南摆夷研究》、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梁瓯第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研究》、张为纲的《方言及民谣研究》、岑家梧的《滇黔各民族考察与研究》、雷镜鎏的《云南江罗罗及桂北瑶民调查》、廖晨光的《南洋新几内亚民族社会》，或为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均是西南民族调查的研究成果。
1948年3月，杨成志呈书教育部，请在中大设立人类学系。8月，中大人类学系获准成立，杨成志聘任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首次招生，考生550人，择优录取20人[33]，比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招生要好得多。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秋成立，学生1人，1948年，学生2人，到1949年，学生也才5人[34]。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成立，师生共3人，号称一系(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学生1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35]在课程设置上，杨成志突出西南民族研究。必修科目设“西南民族导论”，选修科目设“西南民族研究(康藏民族志、泰掸民族志、黎民族志、苗民族志，四选一)”、“应用人类学(含欧美殖民行政、中国边疆问题、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语言”等[36]。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西南民族调查、研究、教学在中大人类学系三位一体，并作为其一大学科专业品牌，传承至今。
中大的西南民族研究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色，往往是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同时进行，既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中大语史所和文科所人类学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包容在历史学部之中的，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担任过人类学组的导师。在实地调查的对象上，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中的特殊文化群体；在理论与方法上，虽然受国外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较多，但不拘泥于其中某一学派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以中国的史学传统与西方的相关学科理论嫁接，主张对各学派方法的综合和借鉴利用[37]。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20世纪前半期，中大顺应时代和学术主潮，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在杨成志等中大人文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大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重镇。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容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C]∥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与人类学[A].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②江应.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J].现代史学，1937，(2).
③⑧顾颉刚.跋语[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6-47).
④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17).
⑤?山调查[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2).
⑥绍孟.编后[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35-36).
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
⑨中山大学档案[Z].20-3-166，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⑩[21]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6.29.
[11]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preface [M]. Shanghai，1923：2.
[12]杨.民族学与史学[J].中法大学月刊，1936，(4).
[13]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西南民族概论[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29-132).
[14]中山大学档案[Z].20-3-110.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1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17-118.
[16]杨成志.广东北江?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J].民俗，1937，(3).
[17]杨成志.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导言[J].民俗，1937，(3).
[18]杨成志.粤北乳源人考察导言[J].民俗，1943，(1，2).
[19]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J].民俗，1937(3).
[20]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3-24.
[22][24]江应.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J].文史春秋，1948，(2).
[23]吴宗慈.《云南西部夷民族调查》序[J].史学专刊，1940，(1).
[25]顾铁符.广东海丰先史遗址探检记(上)[J].文学，1946，(2).
[26]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丰考古团返校[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2-6-11.
[27][28][29][30]中山大学档案[Z].20-2-47，20-2-71，20-4-201，20-4-601，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31]社会学系边胞民俗考察团郴县归来[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3-11-19.
[32]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N].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8-2.
[33]黄义祥.中山大学校史稿[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417.
[3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16.
[35]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445.
[36]中山大学档案[Z].20-1-129之一，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学生社团 “两课”教育 教学方式
“两课”教学形式应是丰富色彩、多种多样的，但在一些高校“两课”教学却形式单调、枯燥乏味，达不到教学目的。因此增强“两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是“两课”教育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我院在“两课”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逐渐探索出一套利用学生社团活动，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成为我院“两课”教育教学的一大特色。
1 充分认识学生社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两课”是全国高等学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之一。“两课”的教育目的是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学生接受“两课”教育后，能否达到上述目标，关系到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败。加强“两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目的，也就是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一种自觉学习和接受“两课”教学内容，并使之成为自己思想素质和思想觉悟的核心。
充分利用学生社团，在“两课”教师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指导下，开展各种课外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学习“两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被动接受改变为主动探讨、学习，这样不仅能够增强“两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可以大大丰富学生社会活动内容，增强和锻炼学生的组织和创新能力。目前全国高等院校掀起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两课”教学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必须在引导学生理论学习创新上下功夫，使思想理论教育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青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要通过社团组织示范作用，带动所有大学生持续、深入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扩大理论学习的时效性。同时要以社团干部和优秀学生在“两课”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学习追求、学习动力和学习成果来影响和辐射更多的青年学生群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前途。这为我们“两课”教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素材。但毋容置疑，新形势、新环境、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对“两课”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际上风云变幻莫测，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任何势力也无法阻挡，而政治的多极化却在十分曲折中缓慢发展，互联网已使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中国加入WTO后，随着进一步开放而来的不仅是先进的技术设备、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而且也带来了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环境里，高等学校“两课”教育内容、形式和手段必须适应新的社会变化，适应当代学生具体的特点。通过学生社团，开展一系列和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把自身发展所遇到的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热点和困惑，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探讨和研究，既能够增强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兴趣，还能够增强学生运用其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社团组织是高等学校学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阵地，也是高校第二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当前高校校园里活跃着大量的学生社团，有文学、艺术、体育等类团体，这些社团为丰富学生学习生活、培养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等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果把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提高的教育内容渗透到学生社团中，或者直接在学生中组建以提高学生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的社团，以学生社团为依托，将“两课”的实践教学活动变成学生课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学生社团则成为“两课”教学活动一个有机的载体，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又多一个较好的平台，这个平台既能够展现当代大学生政治思想素质，又为学生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关心国家、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阵地。学生社团开展的时政评论，热点辩论等活动，调动了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扩大在学生中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覆盖面，使有限的“两课”课堂教学活动，在学生的主动参与的社团活动中得到了延伸，使呆板的教材内容在丰富的社会实际的配合中得到了充实，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了。充分利用学生社团在培养大学生全面素质中的独特作用，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的动力，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使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树立坚定社会主义政治信念，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学习多种技能，培养综合能力，促进身心健康的崭新天地。
因此，注重学生社团参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两课”教学实践中的作用，对于提高“两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强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且有较大的作用。
2 襄樊学院社科部在“两课”教学中发挥学生社团作用的作法和效果
1989年11月，为了扩大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积极性，在“两课”教师的引导下，在原襄阳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成立了“马列著作研读社”，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个社团已发展成为拥有近2000名社员、襄樊学院最大的学生社团。1997年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全校性的学生社团组织———法学社。各个系还成立有小组。这些社团成为“两课”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阵地。“两课”教师积极帮助、辅导、指导各个社团开展活动，并创办了社团刊物《马列著作学习与探讨》，后改为《学习与探讨》、《荆襄学刊》。学生社团开展的活动主要有：
2.1 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的征文活动
学生社团先后组织了10余次的学马列主义、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有奖征文活动，学生先后提供的征文达5 000多篇。学生社团组织的征文活动得到了学院各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不少系都把征文活动作为检验本系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果的依据之一。在社团的宣传与鼓动下，许多学生纷纷拿起笔来，认真撰写论文，使得征文活动不但参与面广，并且论文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2.2 开展时势、政治理论热点的辩论赛，联合学工处、宣传部组织全院规模的辩论演讲比赛
辩论赛即可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帮助学生活跃思维、扩大视野、锻炼口才，旨在展现我院大学生的风采，搭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交流的新平台。在辩论中既要用有理论深度的观点支持自己、反驳对方，又要列举一些生动的事例作为证明或反驳的理由，还要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出判断和分析，理不辩不明，道不说不清，经过多次时政理论的辩论演讲，辩手各抒已见，通过相互质疑提问，在唇枪舌战中，辩手的理论功底加深了，思想认识牢固了，观众进一步了解了国家形势，明白了国家政策，增强了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和学习理论的积极性。
2.3 开展时事政策宣讲活动
这些年来，我院马列研读社、法学社先后选拔了5批80多名优秀社员组成了“时事政策宣讲团”，在全院各系进行了百余次宣讲。宣讲内容涉及到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的主题有中共十四大、中共十五大、中共十六大、三峡工程、世贸组织、西部大开发、、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听众达17 000余人次。这种宣传是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教育形式，是教师在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扩展，教育效果非常明显。在师生中开展“学报告、谈体会、促发展”主题活动、读书竞赛或知识竞赛等群众性活动，同时组织各种以学习十六大精神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把十六大精神普及到学院的各个层面。
2.4 深入社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调查和志愿者服务活动
学生社团组织的社会调查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联系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乡情，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以社团为单位，走向社会，搞好与驻街社区的文明共建，为学生开辟社会实践与勤工助学阵地。学校要对学生开展的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进行规范化管理，形成制度，有计划、有层次地开展。我院的学生社团在学院各级机构和“两课”教师的帮助下，利用各种机会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对“两课”教学内容的理解。社科部先后在老河口仙人渡镇、随州北郊、谷城石花等地建有十几个社会实践基地，利用节假日，开展诸如社会调查、送法下乡、希望工程考察等实践活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巩固了理论学习成果，加强了对祖国改革开放的感性认识，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襄樊学院学生社团活动成为“两课”教学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十几年来社团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学生社团却越来越红火。学生社团成员提交的理论探讨性的文章，经编辑出版了24期，近130万字；有不少论文和学习理论体会以及学生的社会调查报告登上了中央、省市级报纸和刊物，《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湖北日报》等新闻媒体均对马列研读社等学生社团给予了宣传报道。《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以“学生社团为襄樊学院学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阵地”为题，报到了我院发挥学生社团作用，培养学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做到地成为学生思想的指南，入眼、入心、入脑。
法学专科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曹子丹，原名曹崇禧，192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家教甚严。曹子丹不满4岁便开始读书识字，刚及6岁就上小学，并直接跳到二年级。曹子丹的小学和初中时代，大部分是在日寇侵华的炮火中度过的。永兴县城沦陷后，日本鬼子抓了200多人去修碉堡。修完后，残暴的日寇将他们全部射杀。当时，虽然曹子丹一家躲到10公里以外的山沟里得以幸免，但这大大激发了少年曹子丹的爱国思想。自此，他对日寇的仇恨更深了。
在父亲和老师的引导下，曹子丹的爱国志向转向“读书救国”。他认为，只有国家强盛，科技发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欺辱。于是，他发愤读书。高二时的数学功课中有一门是《三S平面几何》（三个美国作者的名字均为“S”打头，故名），喜爱数学的曹子丹心有所动，将自己的名字曹崇禧改为曹子丹（“曹子丹”三个字在韦氏拼音码中均以“T”打头），自命“三T”先生，想在将来以“三T”命名建立一套数学理论。
然而，抗战胜利以后，人们满心期盼的和平和安定并未如期而至。单方面撕毁和平协定，全面发动内战。时局的变化、现实的严酷，使酷爱理科的曹子丹对文科特别是政治渐生好感，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
其时，他就读的湖南省立三中（现为永兴一中）出现号召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革命传单。曹子丹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思想上开始觉醒，很快加入了当时永兴的进步组织“沙原文艺研究社”，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宣扬民主和进步，追求真理和自由。由于意志坚定，工作突出，曹子丹很快被吸收为党的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协会”成员，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义无反顾地走上光明的革命道路。
师从名师终身受益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考大学时，曹子丹同时报考了湖南财经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政治系。结果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曹子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政治系，并于1950年作为当年唯一一名永兴籍学生进入北京大学。
在北大校园，曹子丹抓紧课内外一切时间，贪婪地汲取知识营养。他不仅认真聆听法学名家钱端升、龚祥瑞、芮木、王铁崖、史学名家郑天梃的课程，旁听美学、文学名家朱光潜、季羡林的课程，还经常跑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郭沫若、何长工的讲座，并受法学院委托，亲自邀请了《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在北大举办了一场最令他难忘的精彩讲座。
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友好的黄金时期。中国高校建制仿照苏联模式，大搞院系调整。1952年9月，曹子丹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后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54年，经过选拔考试，曹子丹得到赴苏联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专科班学习了1年俄文并考试合格后，于1955年9月踏上国际列车，奔赴列宁格勒大学（即圣彼得堡大学）研究生院，专攻刑法。
在列宁格勒大学，对曹子丹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指导老师、列宁格勒大学刑法教研室主任、苏联知名法学家米・德・沙尔戈罗茨基教授。他是苏联刑法学权威之一，时为苏联《法学》杂志主编。他在学术上有许多独到见解，为人正直，不畏邪恶，敢于坚持真理，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非常排斥，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宁可自己的《法学》杂志主编职务被撤，也要公开抵制苏共纲领中脱离实际、不正确的犯罪原因分析。
沙尔戈罗茨基对曹子丹的要求非常严格。第一次见面，他就严肃地对曹子丹说：“作为我的研究生，我要求你有渊博的知识，懂得世界各国很多东西;其次要勤动脑筋，善于思考问题，要把理论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在刑法专业课上，沙尔戈罗茨基首先给曹子丹开列了十几个专题的教学计划，主要涉及刑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沙尔戈罗茨基开列的专题即一个学习单元，每个单元都开列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曹子丹将这些书目阅读完毕后，再与沙尔戈罗茨基联系、商谈，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由沙尔戈罗茨基给予耐心解答。沙尔戈罗茨基还会询问曹子丹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什么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然后开始讨论。在见面与交谈以后，当沙尔戈罗茨基认为曹子丹一个单元的知识掌握好了，然后才让曹子丹开始下一个单元的学习。正是导师的严格要求、自己的扎实学习以及博览群书，使曹子丹打下了系统而坚实的刑法专业功底。
在沙尔戈罗茨基家，曹子丹印象最深刻的是宽敞明亮的书房和摆满书籍的排排书架。导师的书别人都不许动，但唯有曹子丹例外，导师允许他随便翻阅任何书籍。于是曹子丹便经常到导师的书房看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理论著作，浏览苏联各地法院和检察院给导师寄来的公报和卷宗，有机会接触现实的法律问题。导师教导曹子丹说:法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学习法律，就必须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绝不能囫囵吞枣、从书本到书本。导师还教导他，一个好的学者，应该是一个好的图书管理员，要懂得积累资料，勤做卡片，勤做笔记，将零星的思考串结成珠。正是在导师的严格教导之下，曹子丹不仅在当时苏联的权威法学杂志《法学》上用俄文发表了《中国法学关于两类矛盾学说讨论综述》，而且在阅读导师的卷宗时敏锐地发现了未成年人犯罪在苏联十分严重的问题，加上深入调查和研究，最后以《论苏联在刑事法律方面同未成年人犯罪的斗争》为题，顺利通过了程序严格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成功获得了不少苏联学生都无法得到的法学副博士学位。
曹子丹回国前夕，导师曾一再叮嘱以后多联系，曹子丹欣然应允。但随着中苏交恶，他和导师也失去了联系。很多年以后，曹子丹才从俄文报刊上得知导师已于1973年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一生完成的科研项目多达230项、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的名师对刑法学的杰出贡献，1996年，身为主编之一的曹子丹亲自为《中华法学大辞典》撰写了“沙尔戈罗茨基”词条。
颠沛流离不忘法律
1959年，曹子丹从苏联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时，“反右”斗争刚过，其他运动接踵而至，法律虚无主义之风正盛。他满腹法律知识，竟无用武之地。
回国后不到1年，曹子丹被下放到四川温江县农村一。翌年，曹子丹回到北京，但仍在北京西城区的城市锻炼。1962年，曹子丹总算可以回到北京政法学院搞点法律教学了，但那时名义上是讲法律，实际上没有法律，学校所谓的刑法课其实讲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肃反方针政策、公检法如何互相配合等，压根就不让提公检法应当如何互相制约。即使如此，曹子丹的教学仍被“”中断。“”中公检法被砸烂，北京政法学院也被撤销，曹子丹被划为“小修正主义分子”，下放到安徽接受斗批改。当时有的人将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视为洪水猛兽，对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结果，曹子丹从省城合肥被辗转弄到地处偏僻山沟的安徽劳动大学教党史，在那里一呆就是3年多。粉碎“”后，曹子丹经老同学推荐，他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改教哲学。
回首十年浩劫，曹子丹诙谐地称自己是“”中的“富农”和“逍遥派”。所谓“富农”，便是既非依靠对象（即贫农），也非团结对象（即中农），而是比打倒对象（即地主）略好些的中立者。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中他大部分时间仍在大学。
当然，“”中也有让他不“逍遥”乃至痛心的，那就是他在苏联省吃俭用、用有限的留学补助金购买的珍贵的法学典籍，大部分被造反派付之一炬。他在为之心碎之余，冒着风险将张友渔编写的《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几部苏联法典偷偷藏起来，并一直带在身边。因为他深信，混乱的年代不会久长，法律的春天终会到来。因此，曹子丹始终没有放弃对法学的挚爱和研究，在别人大搞串连、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利用自己“逍遥派”的身份，悄悄查阅了唐律、宋律、明律、清律和一些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书籍，积累了很多珍贵的法律资料。
辛勤耕耘 硕果累累
几多波折，几多坎坷，法律之春终于到来。
1979年，当曹子丹听到北京政法学院恢复的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给20多个老朋友拨去电话报告喜讯。很快，中组部下调令，将流落各地的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师陆续调回。已届50岁的曹子丹，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冲击后终于可以在专业上归队了。
回到北京政法学院的曹子丹，一家六口挤在筒子楼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宿舍里，并且一住就是好几年，连他的研究生来交论文都不忍进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曹子丹的工作热情。很快曹子丹即被任命为刑法教研室主任兼刑法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
当时学院的刑法学科建设几乎等于零。他与同事们一道，白手起家，先后编写、翻译了大量教学用书，建立了一整套教材体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共3辑约150万字、《外国刑法研究资料》共6辑近200万字。尤其是《外国刑法研究资料》一至六辑的编撰，曹子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和心血。
这些珍贵的教学资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仅满足了校内本科生、研究生的需要，而且还为兄弟院校提供了重要的教学参考资料。很多兄弟院校的刑法专业教师慕名到曹子丹这里来索要《外国刑法研究资料》。当时这些书均为铅印和油印，未公开出版。但为了中国刑法学研究繁荣昌盛的大局，曹子丹慷慨提供，无私奉献。他说：“看到自己的祖国走上法治的大道，中国刑法学研究后继有人，过去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在刑法教研室，曹子丹在留苏期间打下的扎实的刑法理论功底与务实的研究作风，开始发挥作用。他力倡理论联系实际之风，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到社会上去开阔视野，发现问题，用丰富的社会知识丰富头脑，让书本上的知识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升华。他亲自带领学生到北京监狱实地考查，组织刑法学、劳改学、犯罪学专业研究生、进修生利用暑假奔赴祖国各地，到司法部门进行为期1个月的社会调查，并将学生的调查报告汇编成《调查报告集》，交流探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帮助学生捕捉到了当时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而且锻炼了研究生队伍的研究能力，效果甚佳。他在此基础上总结撰写的《深化教育改革，着力培养应用型硕士研究生》一文，获1989年北京市高等教育局优秀教学成果奖。
曹子丹在刑法园地耕耘50载，贡献良多。他的成功源于坚强的信念、艰苦的努力与科学的方法。他尽管自1985年担任法律系主任，1987年担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后行政管理工作事务缠身，但他仍分秒必争，严谨治学，勤于著述。他独著、合著、主编的著作达30余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项目、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研究犯罪构成的专著《犯罪构成论》，是一部填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空白的力作，并于1991年分别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三等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阐明预防犯罪问题的巨著《中国预防犯罪通鉴》上、下卷，于2000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刑事法学大辞书》于1995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刑法学》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和司法部优秀教材奖……
曹子丹的研究领域很宽，涉及犯罪学、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苏联东欧刑法学、台港澳刑法学等。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刑法学科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国刑事法治的完善呼号呐喊、建言献策，其学术贡献，世人瞩目。
鉴于曹子丹的突出贡献，从1993年起国务院给他颁发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中国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时授予他“元老教师”和“学科建设开创者”两个荣誉称号。同时，他还兼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立法专家组成员、中
采纳；他认为类推在本质上背逆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相抵触，因此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符合世界刑事法治发展潮流，就必须废除类推的观点亦被立法机关采纳。
曹子丹很早就深切关注与人类生息密不可分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并通过刑事法律的视角，对环境犯罪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冷静但充满激情的探讨。多家法学期刊争相刊载此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刑事法学》也全文转载。
师德育英才桃李满天下
曹子丹是一位恪尽职守、以身作则的导师，他真心关爱他的学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弟子，不论写信还是当面求教，他都热情给予回应，或者亲自回信，或者认真接待，丝毫没有架子。凡有求于他的学生，只要符合原则、他能帮上的，他一定尽力帮助，不求任何回报。
有一年，一考生就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问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该生认为自己的综合考试分数在计分上可能出现了差错。曹子丹收到信后，亲自到招生办查卷。此时，该生的试卷早已转到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去了。但武汉大学没有录取他，并把试卷退回中国政法大学。曹子丹知道后，再次亲自去为该生查卷，发现该生试卷中有30分漏记。该生实际得分是刑法考生中的最高分。然而，此时刑法研究生名额已满。经过研究，曹子丹又从其他没有招满的专业中调剂了一个名额，使该考生终于得遂夙愿。入学后，该生在学习中总是独占鳌头，被选为研究生会主席，还作为全国唯一学生代表撰文参加中国法学会举办的研讨会，毕业后顺利进入新华社工作，工作出色。
尽管学生很多，桃李芬芳，但他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凡事从繁荣全国刑法学研究的大局出发，心地无私，从容淡定。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刑法学界威信很高。许多著名刑法学家都给予他高度赞扬。
面对种种荣誉和美誉，他却坦陈:“法治兴才国家兴，国家兴才个人兴。”当追踪新中国成立后留苏的老一辈法学家的《中国法律人》记者向他问起他们这一代人的贡献时，他平静地说：“历史有着自己的节奏，我们只是尽力而为。要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往大处说，也许对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律体系和法言法语做出了一点贡献;往小处说，就是培养了下一代法律人。”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95年11月，曹子丹退休。这时的曹子丹本可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但他仍心系法治，热心于政法事业。他一面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理事兼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顾问，一面接受中国政法大学返聘，继续带研究生，还参加由中国老教授协会举办的中华研修大学的教学工作，先后为该校培养了近20名刑法专业研修生、进修生，其中有的研修生以优异成绩完成所学课程并公开发表颇具影响的文章，受到学校表彰。曹子丹还积极响应该校的捐书号召，为该校捐献法律书籍数百册。
1999年，曹子丹担任中国老教授协会政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老教授事业，不仅大力发展新会员，还以分组形式加强协会与会员的联系，彻底改变了会员无人管的旧貌，受到广大老教授的欢迎。鉴于他对老教授事业的突出贡献，中国老教授协会于2002年9月给他颁发了“老教授科教工作优秀奖”。
虽然自21岁就离开家乡湖南，一直在北京求学、工作，但曹子丹故土情深，本色依旧，始终想念枫叶红时层林尽染的岳麓山，始终不忘引导他走向光明的永兴城。1998年，他应邀参加永兴“一庆一会”（黄克诚公园开园庆典暨中国永兴经贸洽谈会）。期间，他以委托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在北京的永兴人向大会捐献各类图书5000册。同时，他个人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发展与建设，向湖南郴州教育基金会捐献款物，资助当地贫困山区发展教育事业;向母校永兴一中捐献款物、书籍，为母校发展献计献策;为刚刚成立的湖南法学院出谋划策，捐赠新书;到永兴驻京办事处捐款捐物，帮助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水灾的家乡人民重建家园。他还鼓励家乡众多有志青年报考政法学校，并亲自回复家乡法律爱好者的来信。看到家乡的法学工作后继有人，他感到无比欣慰。
年近八旬的曹子丹，常携夫人寄情山水，足迹遍及国内外名山大川。2001年10月，曹子丹携夫人重游故地圣彼得堡。在那里，曹子丹流连忘返，思绪万千。当年留苏期间，曹子丹经常观看芭蕾舞，聆听音乐会，慢慢喜欢上了芭蕾舞、音乐会。直到70岁高龄时，曹子丹还与年轻人一道观看芭蕾舞、摇滚音乐会，一时传为佳话。
现在，曹子丹依然关心刑事法制和学科建设，经常浏览各大学法学院的网站和人民法院网，了解学科动向、法律前沿，每日阅览法律报纸，依然保持剪报习惯，还时常应邀参加重大刑法案件的专家论证，为司法部门提供专家意见，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