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法律专业技能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为了确保学位论文质量，笔者认为应该从研究生一进入写作阶段就严抓、严管。保证选题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加强开题报告的指导与管理，特别136是博士生的开题报告应当由一个教授小组来对开题报告进行评价。通过导师指导选题和开题报告会以及思想教育等各类形式，首先教育研究生在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要在论文写作上存在任何侥幸心理，要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踏踏实实的严谨学风，这些是能否通过论文答辩的必要前提。在论文选题上，作为导师要把好第一关，学位论文不应当视为学校毕业前的一个作业，在两年或者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连贯的科研指导与教育过程是导师长期以来要坚持的，逐渐根据学生的特点与兴趣帮助学生选好研究方向。研究生的选题质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结构。调整培养结构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学位点的设置、院系管理模式和学位管理的组织体系之间的关系处理、导师的研究方向的不断更新，对调整学科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资金投入政策等等。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只有培养的结构符合当代科技发展、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及遵守科学本身发展规律，整个研究生群体的培养质量才能展现比较高的水平。就一个具体课题而言，高水平的选题是高水平论文的基本前提，确定学位论文题目是导师发挥指导作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确定论文课题，特别是博士生的课题并不容易。一个好的选题也许要占到整个成果的30%或者更多一点，因为，首先选择的课题要为学生留有相当的创造空间;其次，课题应该或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或者具有工程和开发应用的价值;第三，课题要在规定的时间、给定的研究条件下可以完成。最后，选题的难度应当与学生的自身水平相当，这样才能创作出真实的成果。在满足这四个条件下，导师还要把获得创新成果的机会留给学生。选题这一关非常重要，从研究工作来说，选题好就意味着方向对头，不至于半途返工。从近年来我校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管理工作中，有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有的导师将自己的科研项目分解为若干子题目，作为所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这样既便于导师自己进行科研工作的同时随时了解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进度，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学术实践，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位论文创作。当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选题不当，中途改变论文题目的情况。此外，开题报告是检查研究生论文准备情况重要环节，是保证论文质量的前题。

多年来，我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已经形成相应的制度，并有效实施。但是，近年来，有的专业开题报告有流于形式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无法按时举行开题报告会西南政法大学近两年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都是在第四学期末，个别专业甚至推迟到第五学期初进行。按照培养方案，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一年，博士论文工作时间不得少于两年。由于开题报告的滞后，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如学生论文写作时间有限，导师指导时间仓促，给最终的成果制作、评阅、审核造成很大压力，从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因此，为了保证学位论文的创作时间充足与合理，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应当安排在入学后第三学期末至第四学期开学后两周内进行。论文创作时间未达到一年的硕士研究生，一般不予推荐其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博士论文的创作时间，导师可以根据论文写作情况，可推迟一年时间但必须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说明其理由，导师签署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方能推迟。

(二)对开题报告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准备不充分。对开题报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研究生对开题报告的准备不充分，包括本有的开题报告资料不充实，所选题目没有明确的写作目标，对写作中的难点无法预计。其次是开题报告会的时间安排较为紧张，个别专业有时一天要进行十几个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使得参加开题的老师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研究学生的报告，提不出实质性的学术建议。所以就经常出现个别研究生在写作中途更换论文题目的情况，甚至在答辩中为论文题目是否成立引起其他答辩老师的质疑。因此，要认真完成开题报告的一系列步骤方能事半功倍，在导师指导下选好论文题目，研究生在调查研究、查阅大量资料和文献的基础上写出开题报告。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选题的学术价值，即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本人拟研究的具体内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2.论文的总体构想。3.论文工作的安排与进度计划。4.资料占有情况和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与解决的办法。参加开题报告会的导师和其他老师，应当在认真听取和评议每个研究生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汇报后，再经集体评议并填写相应学位的论文开题论证报告书。要将开题报告当做是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工作的正式总结和考核，凡未获通过者，都不得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只有顺利通过开题报告会之后，研究生再根据大家提的建议，与导师一起共同修改、商定学位论文的写作计划。如此，从一开始就注重对学位论文的方向把握与态度纠正，使论文能够具有明确的既定目标与合格的水平，使研究生在论文创作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抓好论文工作阶段检查，认真举行论文工作报告会

在顺利开题之后，研究生就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期间导师不仅要注意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而且还要经常注意论文工作的检查，给予适当与及时的指导。简而言之，要引导研究生把本科生以听课、考试为主的学习方式转变为开放式的思想交流、独立思考、研究创新以及追求完美的学术思维模式上来。其中，衡量博士学位论文最重要的标准是创造性，导师要鼓励同学们发展个性，独立思考，形成卓有见识的认知模式与知识领域，鼓励学生突破导师的研究领域局限;要克服与杜绝极少数学术腐败的现状，提供机会让学生比较正规地独立发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进展;对于研究生的工作和成果要不断地提出新指标、新目标。另一方面，阅读和修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同样是导师指导作用的重要体现。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论文，使学生不轻易放弃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磨砺学生大胆分析矛盾和重视实践的学术品格，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和追求完美的治学态度①。按照学校规定，研究生至少每月向导师汇报学习和论文工作的进度情况。但是，近年不少研究生利用论文写作阶段到全国各地考公务员、联系毕业工作，少则二三月，多则半年之久无法及时给导师汇报论文进度，这就使得导师无法了解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坚持和贯彻导师见面制度，只有双方有效的交流沟通才能保证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其次，认真举行论文报告会(预答辩)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论文报告会就是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完成初稿之后举行的汇报会议，时间一般会安排在第五学期开学初。各学科指导小组在教研室组织3一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对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初稿进行评议以及提出修改意见，因此研究生必须在报告会前完成论文初稿，至少应该有详细的提纲。这个环节是为了对研究生的学位论一次中期的督促检查，实际上也是对研究生论文质量的一次筛选，同时也给他们的学位论文提供了最后一次质量提高机会。西南政法大学对近几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都举行了预答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参照该种方式扩大到对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要求，这种方式对修改学位论文和最终答辩都能提供很好的帮助。最后，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打造并非临门一脚，更要重视日常的学习积累。作为科研型人员，在独立学习研究的同时，更要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导师应当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聆听国内外知名专家的学术报告，这样不仅能使研究生了解本领域的前沿工作，提高其专业水平和表达能力，而且可以开阔研究生的专业视野、丰富研究生的知识储备。同时，在学术活动中提倡和鼓励研究生批判学习，积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种良性的交互式开放环境，以提高学生开展法学研究的兴趣，启发和完善创新思想的重要途径②。在课题组内的学术讨论可使导师了解、把握学生的写作方向，学位论文的进展，使学生有必要的紧迫感，同时启发、引导学生关注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促进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行积极交流和借鉴，以便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审视自己的现有成果。综上所述，学术活动的作用是单纯的课程学习所不可替代的，也是学位论文研究所必须的条件。

三、严格要求论文撰写规范

内在质量是指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主要包括论文研究的题目、观点、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资料和语言文字等方面。外在质量不仅仅是印刷、装饰等物质载体方面的质量，更重要的是指论文的形式与格式，即学位论文写作所要求的一些固有规范。一丝不苟的态度，怎么会容许肤浅的形式错误?因此很自然地，学位论文规范就成为评价学位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应当引起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普遍重视。一般认为，合格的学位论文在规范要求上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学位条例和培养学位管理办法对学位论文管理的各项具体要求，是针对学位论文这一个对象的特殊要求，也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规范最需要重视的部分。二是学术著述的一般规范，它是指学术界所公认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学术成果方面的体现，作为接受学位教育的研究生必须懂得自觉遵守，一般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应当熟悉与贯彻。三是所有正式出版物共同遵循的文字印刷规范。它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文件条例的形式所作出的正式规定③。这类文字印刷规范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化在当代最正式的表达形式，因此每个受教育的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应当遵循，研究生更应当在自己的论文中自觉遵守这些规范。除了以上要求，虽然我国高校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上有不少规章制度，但是在工作中还是存在普遍的不足。一是有些研究生未理解学位论文摘要的重要意义，学位论文摘要简而言之是对学位论文的一个简要介绍，目的是使读者通过阅读摘要对学位论文整体有一个简单而又清晰的全面了解，因此它是对全文的高度概括，但是区别于一般论文的摘要，学位论文的摘要需要更简练的语言表达和更丰富的内容涵摄。学位论文摘要主要是有利于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论文的学术水平作出评价。其次，学位论文的评阅时间要给予充分保证，如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一个月，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阅期为二个月，只有这样，评阅人才有合理的学习时间，对学位论文作出公正有益的评价，毕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普遍具有较高的水平，即使是教授级别的专家也需要好好消化。最后，为了保障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有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导师回避制度。即导师不得参加自己学生的答辩委员会，让答辩委员会在讨论中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实事求是，开放地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和评价论文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匿名投票表决。相对应的，为了保证对每位研究生作出公正的评判，我们设计了一套检验学位论文是否合格的量化指标，在现场让答辩委员会的每位成员对论文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这样就对该学科专业的优秀论文评选有了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重要依据。目前实施的这一系列做法，得到了我校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对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以及促进答辩的效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深化管理机制

在扩大法学研究生规模的同时，又要保证其培养质量，最基本的一点取决于如何改革和提高法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水平，现实的紧迫形势对一系列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管理既要有普遍要求，又要尊重和保障个性的自由发展;既要在形式上严格、规范，又要在效果上科学、可行，尊重学术的自由与真实，真正做到管而不死，严而不死①。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研究生管理部门和各院、系各自的职责分工和工作重点，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将有限的行政和教学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环节上去。随着法学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研究生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改进管理方法和手段，提高管理效率，转变管理思维，通过对一线教育环境的调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及政策等各项积极措施，实施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考察与评估。如近几年来，西南政法大学在研究生学位管理方面充分发挥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权威作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决定是否作出学位授予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抽查一定数量的学位论文，一旦对抽查到的学位论文存有质疑，立即将该论文暂缓表决，组织专家进行重新评审，评审结果为未达到学位论文水平的，论文作者须在导师指导下重新修改论文，修改时间不少于六个月，然后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从而在学位授予环节有效把关学位论文质量。不仅如此，作为管理主体的学校还要在管理中适当调整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最终实现本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五、小结由于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把关采取了上述有效措施，我校的法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延续西南政法大学的优良传统，我校毕业生一直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规定，以及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的具体部署，今后所有的研究生教育改革都要围绕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这一核心要素进行。因此，我们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总结管理经验，同时加强理论学习，把研究生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更高标准以及效益更出色的新层次。高质量的研究生，特别是培养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所需要的条件，包括师资、实验设备、办公和生活条件、研究经费等条件，都远高于本科生培养所需要的条件，而且良好的学术环境与交流平台更是难以急功近利地创造。一个一流大学的优秀研究生的培养，重视的是综合素质的养成，要积极创造各方面条件，使学校成为一个人才熔炉，创造出浓厚的研究气氛，各种类型的学生进来之后都能像一个矿石进入到高炉，被有效锻造和熔炼，最后就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人才成品。总之，我们国家目前正面临着转型期间的教育改革，科教兴国的政策被前所未有的重视与落实，这样的形势固然激动人心，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法学研究生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虽然，高校本着对社会和学生负责的态度，必然会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扩大研究生规模的同时保证培养质量。但是不可否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扩大规模和保证质量毕竟是有矛盾的，仅凭高校这一方面主体并不能妥善地解决现实问题，研究生的规模如何和可能得到的投入更加协调地同步增长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议题。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2篇

一、药学类研究生开设科技论文写作的必要性研究

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研究生数量不断增加。高校要求研究生不但要学术理论水平高、实践技能好，而且还要在毕业前必须有在正规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能顺利毕业。笔者从事高校学报编辑工作，从接触到的大量药学研究生论文中发现，很多研究生作者尤其是初次投稿的作者，所投的稿件内容不严谨、结构不完整、层次不清晰、语句不通顺，达不到出版要求。这种状况，客观上反映出研究生的写作素养偏低，写作知识匮乏。

（一）缺乏严谨性，表述前后矛盾一些研究生作者所发表的论文质量不高，归其原因为缺乏严谨治学、认真细致的态度。其具体表现有：（1）有些研究生作者直接套用他人的论文结构，草率地完成论文的撰写。编辑在改稿时发现有些研究生作者的论文结构很雷同，作者只是简单地修改一些试验数据，文字叙述部分完全照搬照抄，以至于文字复制比非常高，这显然不会被录用。（2）对参考文献中他人得出的试验数据不能仔细研究、反复推敲，盲目照搬(实际上某些照搬来的内容是错误的)，缺少科研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3）对试验中得出的数据不认真核对，数据表述前后矛盾，使人对其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产生怀疑。（4）对编辑所提出的论文撰写方面的意见不仔细阅读，敷衍了事或者根本不予理睬，使其稿件常常进行多次修改，从而延误了发表时间。

（二）缺乏规范性，论文条理不清许多研究生在初次投稿时，因缺少期刊所要求的基本项目或是缺少科技论文的写作要素，而在初审阶段就被编辑退稿。有些研究生作者的论文层次不分明，详略不得当，该重点交待的没有说清楚，该简单介绍的而又用较长篇幅来叙述。如文章摘要缺乏四要素，写的过繁或是过简，无法正确而简洁地表达文章的内容。又比如，文章的前言部分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一些基础知识，而对于研究的背景内容及本文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之处只字未提。再比如，结果部分缺少必要的文字说明和具体的实验数据，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图表。结论部分没有正确而客观地评价本实验的研究结果，而只是对结果妄加推测，妄下结论；讨论部分更是缺乏新意，缺少作者自身的认识和判断，只是单纯地重复结果或是罗列一些文献的相关内容,并没有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另外，由于研究生作者不熟悉国家标准，对于文中出现的量和单位，图和表格，表示各种意义符号的正斜体、大小写、上下角标等随意撰写，没有章法，根本不符合编辑出版的要求。有时编辑还需要查阅相关文献，对不擅长的专业领域中容易被人忽略的细小问题进行判断和甄别，如分子生物学中限制性内切酶的名称的编排相当混乱，正斜体、字母大小写不分，误把罗马数字排成英文字母。

（三）缺乏科学性，体现不出专业特点科学性是评价科研质量及结果可靠性的重要指标。[1]如果科研缺乏科学性、合理性，那么试验研究的结果就不具有意义。有的研究生作者的论文缺乏科学性和专业性，体现不出专业特点。例如：有关药物分析试验的论文，由于药物分析研究是采用某种方法或技术研究药品的质量，是一门方法学研究。但在药物的含量测定试验中缺乏相应的方法学考察，或是方法学写得很笼统，直接给出测定结果，这显然缺乏可信度。因此，药物分析试验必须对所建立的含量测定方法进行验证。在中成药的多组分含量测定中，为排除多味药物或是制剂辅料对测定的干扰，必须设立阴性对照试验。但在药分论文中，缺少阴性对照的现象并不少见。有关药理试验的论文，经常出现试验分组不合理、试验动物或试验动物数量选择不当、阳性对照药选择不当等问题，使设计出的试验和得出的试验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药学研究生开设科技论文写作课的意义

只有通过教学，使研究生能够系统地了解并掌握与科技论文写作相关的专业知识、科研方法、科学思维，并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加自如地将研究工作中的发现或科研成果展示出来。这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且更为以后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力通过撰写科技论文，可以培养研究生作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校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很多都是导师承担的国家课题，这不仅需要科学的试验设计方案、合理的试验方法，更需要有创新的科研思维，从而得到具有创新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生作者正是通过反复地按照专家提出的意见修改文章，从而使其科研水平得到提高，科研思维更加敏捷和清晰。

（二）提高研究生的写作能力我国大部分高校是不开设研究生论文写作课的，因此，大部分研究生缺乏科技论文写作方面的知识。很多研究生作者通过导师的指导或是查阅相关文献完成论文的写作，有的研究生作者还套用前人的论文结构草草地完成论文的撰写，以至于经常会出现论文内容前后矛盾，数据不一致等现象。因此，开设研究生论文写作课，可以提高论文的写作质量。

（三）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研究生若想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内容必须要创新。创新是一篇论文的价值所在。很多研究生不懂在论文里表达自己的观点、见解，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或是罗列一些文献的相关内容，没有加工，没有整合自己的观点，不懂科研创新。因此，在研究生教育中，要注重科研创新思维的培养。

（四）提高研究生诚实守信能力近年来，多所高校相继卷入学术造假事件，究其原因是制度缺失，学术浮躁造成的。学术造假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是学术领域中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产物。因此，从源头起，也就是在研究生的教育中，就需注重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勇于探索的科研精神。高校应当加强科研诚信建设，遏制学术不端行为。[3]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发现，研究生在过程中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如论文一稿多投，论文署名中“搭便车”等学术不端行为，因此，通过开设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课，使研究生了解到什么是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不端行为需承担的后果及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让研究生不仅真诚地信服、接受并遵守学术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且能够自觉地将学术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纳入到自身思想、情感和行为中去。

三、药学研究生科技论文写作课讲授的内容

科技论文写作课讲授的内容应根据其自身属性从两个方面考虑：[4]一是科技论文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如撰写科技论文要以科学、事实为依据，做到信息准确、数据可靠、方法可重复、结论客观，切忌夸大自己的研究成果，要准确、恰当地进行表述。二是科技论文的规范性与可读性。如在文章结构上应层次清晰，在文字表达上应语言准确，在编辑出版方面应规范图表、计量单位、数字符号、文献著录等，使论文书写规范，具有良好的可读性。

（一）总体部分具体讲授的内容如下：（1）科技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科技论文是学术交流、文化传承、促进科技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要让研究生作者意识到科技论文写作的重要性，清楚科技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才有助于研究生们学会并写出一篇高质量、高水平的科技论文。（2）科技论文写作的步骤和具体要求。了解科技论文的常见类型，掌握科技论文写作前应做哪些准备，如实验记录必须完整、准确。（3）科技论文的写作格式和书写要求。介绍科技论文写作包括哪几个部分，其中每个部分的格式、内容及注意事项。（4）文献的检索方法。主要介绍一些常用且较有影响力的文献数据库，并具体介绍其检索方法和功能使用。（5）科学研究与科技论文写作的关系。只有合理的实验设计，创新的实验思维，才能写出一篇高质量的科技论文。而通过科技论文的写作，又有助于培养科研创新的思维。（6）与科技论文写作和发表相关的法律法规。（7）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指导研究生作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学会判断所投期刊对作者稿件的倾向性和录用几率，在投稿前应多了解所投期刊的栏目要求，做到有的放矢，提高录用率。

（二）专题部分针对药学专业的特点，在课程设置中可以分别对各学科如药剂、药化、药分、药理、临床药学、生物药学等专业进行有针对性、专业性的开设科技论文写作课。每个专业学科可分别就如何撰写研究性论文和综述性论文进行课程的安排。目前科技论文走向国际化，很多药学研究生都在积极地发表英文论文，结合当前形势，可以讲授如何撰写英文论文，以及请相关专业并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师谈如何发表SCI论文。综上所述，药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了高校药学专业科研成果的传播。研究生通过试验得到的科研成果需要通过科技期刊这一平台展示出来，科技论文质量的好坏，写作是否规范，直接关系到论文是否可以顺利发表，因此，有针对性地在药学研究生中开展科技论文写作课，尤为必要。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研究生；培养模式；导师；合作导师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2-0101-05

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应是一个全方位的工程，它不仅包括研究生奖助体系的改革，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的改革，还应包括培养模式的改革。关于培养模式的改革，不少学校在尝试建立“双导师”制。早在2007年3月山东省教育厅就提出，研究生的培养要发挥研究生导师团队的指导作用，鼓励聘请校内外相关专家学者作为研究生导师参与研究生培养，实行双导师制或多导师制，倡导跨学科、跨单位、跨国度联合培养研究生。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7年聘请了近40位商界精英为该院MBA社会兼职导师，这些社会导师将与校内名师一起指导100多名MBA学生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山东大学也颁布了《山东大学实施双导师指导研究生暂行办法》，决定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实施双导师制，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鼓励实行双导师制。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工程与加工专业与上海宝钢合作，聘请上海宝钢业务与科研骨干为该专业的合作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南开大学在MBA培养中也聘请有学识、有经验、有业绩的成功企业家和管理者作为合作导师。当然，还有很多学校在探索研究生培养的“合作导师”模式。本文对研究生培养的“合作导师”模式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研究生培养的“合作导师”模式产生的机缘

近几年关于大学生、研究生就业的讨论，我们知道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就业率越来越低。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就是培养的法学专业学生数量太多，据统计，全国法学专业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23人上升到2007年的十多万人，人数增长了448倍。2001年，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学校292所，2005增长到559所，2007年全国已有603所法学院系，每年法学毕业生达到数十万。而在1977年刚恢复法学教育时，全国只有3所大学设有法律系，仅招收200多人。招生规模逐年增大，然而社会需求并没有急剧增长。就业率低不代表专业冷门，从这几年的研究生招生来看，法学专业报考的学生人数与录取人数在高校专业设置中都处于前列。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招收法学研究生的学校，平均每个研究生导师每年至少招收3名研究生。法科研究生招生热、就业冷给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很多严峻的问题：

第一，研究生扩招与导师数量不足的矛盾。随着近几年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导师数量也有所增加，但远远不能满足扩招需求。一个导师带十几名研究生是正常的，二十几名的也常见。这样，对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就提出了挑战。此外，导师还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每年指导如此之多的研究生，如何保证培养的质量，这是很多学校正在面临的问题。

第二，专业知识的系统性不够。这几年有一些学校在试点缩短研究生学制，法学研究生学习年限仅为两年。一年就将课程学完了，紧接着就是安排论文开题与写作，时间特别紧迫，第一年还是新生，第二年就是毕业生了。加上现在就业率低，就业难度增加，很多研究生更多关注就业。这样，研究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是否全面、系统，那就不得而知了。更何况，在法学研究生招生中，有一些学生是跨专业、跨学科报考的，对于这些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就更让人怀疑了。

第三，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矛盾。尽管研究生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但是与其具备的实践操作能力并不是成正比的。在现行的法学研究生培养中，有这样一种倾向，重视理论知识的掌握，忽视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就学科性质来讲，法学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需要在实践中解决具体问题来得以体现。近几年的就业率低与法学研究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低下不无关系。

第四，导师知识与能力的不足。作为研究生导师起码应具备本专业的系统知识，对本专业、学科的前沿状况有所了解，并具备一定的指导能力，教学生如何学习、研究与实践。但是我们也发现为数不少的研究生导师，知识已经很陈旧，科研也多年不做，对本专业、学科的前沿知识不甚了解，加上指导学生数量众多，这样的导师如何能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呢？也不乏这样的导师，他们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不断钻研，对专业学科的前沿知识了解很多，但缺乏指导能力，不知如何指导研究生。

上述情况都难以培养高素质的研究生。为此，各个高校都在积极探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路径。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生培养应吸纳国内外优秀资源，强化导师队伍建设，“多方吸纳人才，特别是充实有国际教育背景的专家，具有相当理论水平的实业家、科研院所和高科技企业的技术精英，形成多元化、高学术含量的专兼职导师队伍”［1］。也有学者认为：“建立合理的导师引入机制，建设兼职导师队伍，既是研究生教育发展数量扩张的需要，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需要。”［2］山东大学2006年专门出台了《山东大学研究生合作导师遴选办法（试行）》，研究生培养的“合作导师”模式由此应运而生。

二、 “合作导师”模式与“导师组”培养模式

现在各高校探索的“合作导师”研究生培养模式所产生的“合作导师”一般是校外或是本专业研究生导师以外的人员，它并不是指在校实施研究生培养的本专业的其他导师组成员。

目前我国研究生专业点的设置是按照二级学科的专业点来设置的，如法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法学理论、法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等二级学科，从而形成该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研究生招生就是按二级学科专业点来设置招生指标的。应该说，一个专业点的招生应至少具备3位研究生导师，有符合研究生培养的师资梯队。也就是说，一个专业点的设置必须具备“导师组”这样的基本条件。比如，我们设置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点，至少得有3个从事本专业不同研究方向的导师，同时应有其师资梯队，从而保证专业课程的开设。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点来讲，该院现有5位导师，专业研究方向有法哲学、民间法、法律方法论、立法学、法律经济学，不仅如此，我们还有除导师以外的师资梯队，不仅保证了专业课程的正常开设，而且能充分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导师组”培养模式很多国家都在采用。在美国，研究生不只有单一的导师，“每个学生注册后都有一个指定的论文委员会进行指导。这个委员会由3到4名具有不同专长和不同学术观点的教授组成，其中一名是主要导师”［3］。在英国，虽然学徒制的研究生教育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但一些学校尝试建立研究指导小组对研究生进行培养［4］148。

研究生培养的“导师组”模式的优越性在于：一是可以让学生掌握系统化的专业理论知识。虽然研究生确定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与指导教师，但是在课程教授上一位教师并不能完成所有该专业培养计划所要求设置的课程，对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可以整体上、系统地把握自己本专业的知识，而不是只陷入自己某一个专业方向的知识。同时，这种一个专业多方向的学科知识也是我们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所必需的。二是开拓学生的思维。“相同的研究生教育，在不同的导师指导下，学生得到的收益是千差万别的。”［5］虽然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培养起主要作用，但是在“导师组”培养模式下，一个研究生可以得到多位导师的指导，取长补短，收益很大。

如果说研究生培养的“导师组”模式是对“单一导师制”模式的有益补充，那么，“合作导师”制则是尽可能地拓宽研究生培养的外在资源。只不过，“导师组”模式是研究生在本校获取除自己导师以外的其他导师资源，“因为指导小组的环境一般是一个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环境，多数学生希望可以指望利用小组其他人的资源，补充从导师处未能获得的资源”［4］148。而“合作导师”模式则是充分利用校外优质教育资源，从而更有力地保障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相比于研究生培养的“导师组”模式，“合作导师”模式为研究生培养提供的资源更多种多样。比如说，一般“导师组”培养模式偏重课程的讲授，实践能力有所欠缺，如果吸收来自实务部门的人员作为研究生合作导师，那么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以法学专业来说，它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也主要是为公检法等实务部门提供人力资源。但“导师组”成员因为都是本校本专业的教师，理论知识、研究能力可能较强，但对法律实务缺乏有效的指导，而聘请实务部门的人员作为研究生合作导师，可以为研究生培养提供实践基地以及进行法律实务方面的指导。聘请国外的研究生合作导师，可以为研究生提供国外资源，加强研究生的国际交流。因此，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研究生培养的“导师负责制”与“导师组”、“合作导师”模式相结合，唯有如此，才是培养高质量的研究生的必然选择。

三、 合作导师的产生、类型及保障措施

“合作导师”的聘请面向什么样的对象呢？山东大学的规定明确了合作导师聘请的范围：“我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根据开展研究生培养双导师制工作的需要及与国（境）内外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厂矿企业、大型医院和艺术团体等的合作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地聘任校外研究生合作导师。”见《山东大学研究生合作导师遴选办法（试行）》。

那么合作导师如何产生或聘请呢？各个学校的做法有所不同，但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学校规定“合作导师”的名额及基本条件，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另一种就是由各个学院甚至各位研究生导师根据研究生培养计划的要求推荐一些人选，由学校根据一定的条件选拔产生，也有可能是各学院自行聘任，学校予以认可。

当然，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合作导师”应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和条件，各个学校的规定可能有所差异，但“一般情况下，一名合格的导师应具备四项基本素质，即有专业技术职务、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有切实的指导能力和熟悉研究生培养规律”［6］。具体来讲，合格的合作导师应具备：

第一，了解相关专业的知识或者有一定的专业背景。以法学专业的合作导师来讲，一般应是法学专业毕业的从事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人员，具备最起码的专业知识。

第二，具备“指导”的能力。有了知识还不够，还应该具备一定的指导能力。“合作导师”也是导师的一种形式，导师重在“导”，导是引导、倡导、教导，对学生的专业研究、实践能力等有一定的指导性，能够完成培养方案所要求的指导功能。

第三，具备一定的德行素质。从事理论研究指导的“合作导师”自己要具备一定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责任感，并以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学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合作导师”，应具备从事某一具体实务工作的职业道德与职业责任，并指导学生如何确立正确的职业道德。

当然，因为合作导师的类型有差异，在设置不同类型的合作导师条件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的聘任条件。那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设置哪些类型的合作导师呢？我们认为，因为不同专业的性质，可能对合作导师的类型要求有所不同。通常有这样的几种类型：

1. 实践指导型的“合作导师”。所谓实践指导型的“合作导师”主要是指那些来自于具体实务部门能够对学生实践能力进行培养的“合作导师”。一些学科实践性较强，如法学专业，要求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实践技能。这种类型的合作导师可以从公检法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等法律实务部门聘请，他们从事具体的法律实务工作，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可以发挥他们的优势，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2. 实验指导型的“合作导师”。所谓实验指导型的“合作导师”主要是指那些来自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实验条件较好的实验室，能够为学生实验操作提供指导的“合作导师”。这种类型的导师主要是满足理工科研究生的培养需求。一些学校因为实验条件受限，那么通过聘请某些或某个实验室的人员为合作导师，不光能提供优质实验条件，还能够切实指导学生做一些高难度的实验，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3. 课程讲授型的“合作导师”。课程讲授型的“合作导师”主要是指那些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有着研究专长的本专业的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现代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学生对本专业知识有系统的掌握，但是在某些学校因为师资队伍的缺乏或导师组的不健全，有些课程无法开设或开设的水平不高，因此，为了满足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这些学校可以尝试聘请一些课程讲授型的“合作导师”，专门讲授一门或两门课程，以弥补本校师资力量之不足。当然，有些时候，为了达到培养高水平研究生的目的，学校也可以聘请一些国内外本专业的专家学者作为“合作导师”，每年安排一定的时间做一场或几场前沿讲座。

4. 论文指导型的“合作导师”。论文指导型的“合作导师”是指能够对研究生的论文提供指导的专家、学者或其他人士。在研究生扩招的情况下，一个导师指导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研究生在一些学校已成为常见现象。但由于研究生数量过多，导师无法对每位研究生进行细致的指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聘请一些在本课题研究领域做出成就的学者、专家作为合作导师，在一定程度上能保障研究生的论文质量。当然，在研究生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因为导师研究领域与方向的差异，对某一个课题研究或了解不多，聘请对该课题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作“合作导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研究生论文的质量和水平。

然而作为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实施“合作导师”制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措施，主要有：

其一，培养方案的改革。研究生培养方案是研究生培养的基本依据。实施“合作导师”制培养模式以后，研究生的专业培养方案要作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课程的设置、社会实践学分、实验课程与时间的安排等。

其二，培养经费的保障。实施“合作导师”制度培养模式，需要相应的培养经费的保障，如购买实验器材、指导教师学习实习的路费及其物质补贴等其他花费。虽然实施“合作导师”制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同时也需要增加相应的培养经费，才能切实保障这项制度的实施。

其三，合作导师的考核机制。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合作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都付出了一定的劳动，聘请合作导师的学校应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物质待遇与精神奖励措施。同时，应建立合作导师的定期考核制度，“要发挥双导师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加大工作考核力度。要根据研究生培养计划，明确双导师的岗位职责，对他们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定期考核”［6］。

研究生培养的“合作导师”模式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模式的创新，在我国目前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研究生创新能力不足的今天，它为解决当下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我国传统的导师组培养模式也是研究生培养的有效方式，然而它仅限于研究生专业知识、专业素质的提高，在拓宽研究生的专业知识视野以及专业研究生思维上有重要意义，但对研究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仍有不足，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研究生培养与社会多元化需求有效结合，“合作导师”模式则无疑更加有效，更加有针对性。当然，在实施这种模式时，学校要对合作导师的指导素质与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同时针对不同专业的性质以及研究生培养的多元要求，我们可以确立“实践指导型”的合作导师模式、“实验指导型”的合作导师模式、“课程讲授型”的合作导师模式以及“论文指导型”的合作导师模式，学校及学院应尽可能为合作导师开展工作提供基本条件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从“合作导师”模式在山东大学实施的效果来看，它还是有着广泛的前景以及普及实施的意义的。而且实践也证明，这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不仅在研究生的专业素质、实践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上是一种机制创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契合了当下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创新要求与基本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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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伯顿·克拉克.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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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红康.双导师制：创新型研究生培养的新机制［J］.江苏高教，2006（5）：9193.

A Probe into the Mode of “Cooperative Supervisor” in Cultivating Postgraduates

WANG Quan-sheng， CHEN Guang

（School of Law，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e mode of “cooperative supervisor” in cultivating postgraduates refers to invitation of off-campus specialists， scholars，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experts， etc. as part-time supervisors. It originated fro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hortage of supervisors and the enlarged enrollment of postgraduates and the gap between graduates＇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It bear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the cultivating mode of “tutor group”. However， postgraduates of different specialties require different “cooperative supervisors” and the new cultivating mode should be guaranteed with certain institution.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4篇

(一)论文选题研究方向的实证分析:研究方向不全面

单独看一篇论文的题目，可获悉作者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而通过对一个学校的同一专业下的历年毕业论文题目涉及的研究方向进行整体的分析与考察，则可以了解该校在学生培养与学术引导方面的状况。具体到我校，可以将被选取进行考察的143篇论文从4个研究方向进行归类，分别为法理学(共有66篇)、法社会学(38篇)、立法学(22篇)、法学方法论(17篇)，四种研究方向所占的比例如图1所示，分别为:46%、27%、15%、12%。除了法理学，其他三类研究方向选题所占的比例呈历年上升趋势。截至2011年，四大研究方向选题所占的比例已定界于同一区间之内(20%～40%)，这标志着我校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业已突破单纯的理论研究的局限，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断丰富，研究方向与学术侧重点也日趋分散、平衡。1.比较法领域选题的缺失在考察我校法理学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时，笔者参照了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4所大学的法理学硕士论文选题状况进行分析。这4所大学在参与对照分析的其他院校的相同专业、相同时期的论文题目中，除广泛涉及以上四项研究方向外，吉林大学另有《中美独立董事制度比较研究》《从日本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形成透视日本法律移植》等8篇比较法学论文。与之类似，中国政法大学也另有《案例指导制度与判例法制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英美法律制度中法律拟制运用之比较研究》等典型的比较法学论文共计10余篇。西南政法大学在比较法学领域则有《“RestrorativeJustiee”与中国调解传统比较研究》《人的解放与法律发展———全球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研究报告》等代表文章。林翡翡、王茜等法科学生则为西北政法大学在比较法学领域贡献出《西方少数族裔权利问题研究》《除魅与赋魅: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比较研究》等文章。比较法学作为一门基于不同国家、地区、法系之间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的学科，教师能教授学生的与其说是各种法律制度中的差异等具体理论，倒不如说是比较研究这种方法本身。毕竟，设立比较法学的意义是通过比较的研究方法发现新领域的法律制度的不同之处，进而推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史的研究，并推动本国法律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因此，一篇优秀的比较法学论文，必然体现出作者对比较研究法的掌握程度，也能体现出作者对法律文本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处理水平，甚至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外语水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校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在此领域疏于钻研。通过考察，虽然我校有《关于我国反腐机构专门化的设想与论证———香港廉政公署经验的启示》《中国法官遴选制度的批判与建构》等涉及比较法学的论文，但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针对不同制度间比较研究的内容通常仅集中在论文一章之内;而从行文的重点看，这些文章站在批判我国法律制度的角度，以推动我国法律制度完备为目的，对其他国家同一或类似制度中的先进因素加以借鉴乃至引进，这种明显的主观性与目的性业已违背了比较法学研究方法所推崇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因而很难被视为典型。2.经济分析领域的文章较少经济分析法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学科，其理论得以系统化的时间虽较晚，但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发展迅速，已经与法社会学一样，成为法学研究中重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我国各大政法院校也对其寄予了高度的重视。据分析，吉林大学共有《隐私权的经济分析》等5篇论文属于此研究方向，中国政法大学有《浅析法律裁判中的经济推理》等6篇，西南政法大学有《法经济学之“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发展走向》等6篇，西北政法大学有《道德法律化的制度经济学解析》等5篇，而华东政法大学也有《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中国法律治理》等经济分析法学文章。与这些院校相比，我校虽有《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思考》《现代经济法治的人性基础论纲》等诸多相关文章，但这些文章对结构、过程、效果、效率等经济分析考量标准的选取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且不够全面、系统，对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课程的核心概念运用有限。以《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思考》为例，作者通过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蕴含的法律价值，进而论证我国引入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文虽运用了法经济学、社会学内容，但涉及经济分析法学的内容仅限于第三章第二节———刑事和解制度与司法效率。因此，严格来说这很难被视为一篇经济分析法学文章。诚然，对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运用只是研究法学的一个新视角而已，但或许会开阔法学研究的新视野，为法学研究添加新动力，而能否娴熟地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法学理论硕士自身素质高低的反映与体现。

(二)原因剖析

法学本身并非先天独立的，作为一门派生学科，法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依附于哲学、神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这就决定了法学的发展需要这些专业知识的涵养作为支撑。而考察法学的发展历史，也可以发现任何学术拐点的突破、任何学术问题的解决从本质来看都不能称作纯粹的。因此，法学教育者在坚持法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法学本身的开放性面向。作为法学教育的先进国家，美国的一些高校———包括耶鲁与哥伦比亚大学———便率先在对这种理论精英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对法学课程本身进行了改革，并吸纳相当多的经济法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学家到学校任教。而与美国对应，我国的法学教育却体现出很强的封闭性，特别是在本科阶段。由于培养目标上的差别，本科阶段的学生培养仍要考虑实务性问题。因此，在课程教授，特别是在部门法学教授上仍是遵循正统的教义学传统。这种教学传统建立在法律制度内在的自洽性和合理性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知识论特征。在此影响下，许多法科学生，在升入研究生阶段后仍然将法律视为孤立的存在，强调法学理念的纯正性、理论的正统性，疏于将法学问题置于经济学、政治学的语境下进行研究，无法从实质化的角度对法律的效果进行全面的考量，也无法从宏观的方面对法律问题进行全面的评价。当然，排除本科阶段的法教义学影响外，这一问题的发生也有其现实与历史背景。在中国，法学与法学教育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前进轨迹与历史沿革。西方的法学教育是经历了学术的混合化到精细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最终伴随着法学的独立性而专业化。而“我国的法学教育是从一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中发展出来的，即法律制度长期受到忽视、贬低甚至是被砸烂”。在古代中国，法律只是统治权威、道德理念、乡土戒律中的一部分。自近代以来，经历了民国时期短暂而相对繁荣的发展之后，法律再次受到政治的干预，法律教育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成为政治学说的附庸与延伸。随着社会整体的发展与学术环境的改善，法律学者与法律教育者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站在政治角度对法学理论进行批判与阐释的既定思维模式，在构建法律科学完整性与系统性的同时，实现法学的独立性。在这一过程中，学者无疑会不自然地透露出对其他专业知识的过分担心。“为了不重复丧失独立性的经历，法律制度和法学教育对任何外来的暗示或影响都变得特别敏感，一概加以排斥，并最终走向与现代化要求相悖的自我封闭”。而法科学生(包括我校的法学理论研究生)也正是在还未摆脱本科阶段的教义法学影响下，加之受法学研究大环境熏陶，从而加强了固有的研究思路与学术观念，致使其在论文选题上出现偏颇。

(三)应对方案

1.跨学科教育的提倡法学研究仍旧不应当局限于其专业知识的封闭性内涵，而应当置于社会科学这一更开放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对其他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借鉴和吸收。这甚至不仅是学科先进性的体现，更是我国现实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系统的跨学科教育或是社科法学教育便显得十分重要。毕竟，作为一门研究不同学科体系、知识背景、价值理念下的法律规则考量标准、评价方式与改良意见的学科，其为我国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外源性的启示与多元化的动力。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这应当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而从现在我校在法学理论研究生课程设置的改革趋势上来看，这无疑为研究方向的扩展和跨学科视角的培养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而导师在引导、培养学生时，也应当提示学生有针对性地阅读相关的著作。当然，知识的了解与传授固然重要，但法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本质特征并非在于这些知识，而在于对经济学概念、工具、模型在法学上的应用，即在于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的培养。因此，强调跨学科的开放性研究，绝非意味着以牺牲法学的独立性为代价接受其他学科的渗透，而是在坚持法学独立性的立场上对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吸纳。所以作为法律教育者，与其担心未来统治法学理性研究的是统计学家与经济学家②，倒不如担心自己沦为所谓的最正统法律理论的“僧侣”的危险。毕竟，学科的独立性的获得并非单纯来自其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而是由其研究对象和理论落脚点来界定。因此，不管怎么说，跨学科研究还是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逻辑之外的另一个理论增长点。而在各种学科中，经济学作为考量制度及制度合理性的学科，无疑为法律制度的评估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标准，为法学理论的完善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通识教育也好，跨学科研究也罢，都应当成为我校法学理论教研室在今后的教学、培养、指导方面的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方向。2.国际视野的培养如果说我校学生在法经济学领域选题的缺乏反映的是跨学科研究的不足，那么在比较领域研究选题的缺乏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校学生在法学国际视野上的局限性。从我校学生的选题状况来看，虽然比较法学已经单独成课，但显然学生对其的重视程度、掌握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并不乐观，这必须成为今后我校教学培养工作的努力方向。同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处理好法学知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法学知识的国际性与地方性的属性争论由来已久。反映在比较法领域，争论则体现为到底比较法研究是应当致力于探寻制度间的共同之处、总结规律，进行制度层面的协调性构建，还是应当将研究重点放在差异性上，承认差异存在的合理性?这个问题很难有答案。“偏重”不等于“偏废”，对“国际惯例”的孤注一掷与恪守“中国国情”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在进行比较法研究或教学时，应当摒弃国外立法规律的先验性，在一致性考察之外也应关注制度上的差异，并对法律秩序、法治环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其次，关注影响制度发展的各种因素。比较法学虽主张研究不同法律体系的制度与原则的比较研究，但其研究对象却并非局限于此。在单纯的制度建构给国家法治建设带来极大阻碍的同时，法律越多，秩序却越少。比较法学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制度层面的影响因素上。他们或将制度的演进史进行整体比较，或对制度进行法律文化层次的研究，或将法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环进行考察。因此，在培养、启示学生进行制度比较的同时，也应当引导学生探寻出各种制度中的隐藏性基础与渐进性因素。

二论文选题的规划与自主性研究

(一)论文选题合理性的考察:部分论文选题大小失当

作者应当结合自身的能力与客观的研究条件，选取一个大小适中的题目。题目的大小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梁慧星教授曾说过，“题目太大，必然空泛;题目太小，分量不够”。1.选题过大导致主题被淹没梁教授所提到的“空泛”涉及论文“主题”的问题。毕业论文作为议论文的一种，对主题的要求自然很高。文章主题不仅是文章内容得以展开的议论中心和文章结构的逻辑链锁，更是衡量学生3年来研究生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成果的最直观反映。然而，当前的许多法学毕业论文都因为缺少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而沦为一篇冠以论文之名的说明文。梁教授曾谈道，论文在选题之时的大小失当业已为成文之后的主题不明确性埋下了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囿于固定思维，不突出的主题通常与论文选题过大有关。一旦文章选题过大，自然极易导致论述宽泛、论点过多、逻辑混乱，进而主题被过多的论述淹没而显得不够明确，文章虽然洋洋洒洒，却言无一物。我校早期的诸多法学理论论文的选题便显得过于宏大，如《权利冲突论》《法本质研究———一个与时俱进的课题》《立法理念探讨》等论文。2.选题过小导致主题空洞一般看来，题目太大会导致论点的空泛;而题目太小，则只会带来“分量不够”的弊端。然而，进一步分析后便会发现并不尽然。起码在我校的一些论文中，便会存在因选题过小而导致的主题空洞，这一现象在涉及民俗法研究、地方法治状况研究等论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仔细来看，此类主题之所以不突出并不是因为选题过大而导致的过分繁多的论点对中心论点的稀释。相反，却是因为作者的选题过于精致。一个选题愈是精致，其资料准备便愈要精细，其研究便也愈要深入。学生要完成典型样本的选取，关于渊源、动因、进路、社会效果等相关资料的搜集，有必要的话，还应当进行适当的实际考察。此外，更需要从资料的分析结果与考察结论中抽象出理论化成果。但作为学生，其时间与能力有限，因而其资料的搜集很难精细。而受制于自身的学术水平，其对分析结果与考察结论的处理也很难深入。故而，其研究成果便十分有限。然而，学术论文对字数是有硬性要求的，单纯将了了的资料搜集和不深入的研究成果作为主题加以论述的话，论文内容必然不够充实。为了凑足字数，作者便也只能将与主题的理论通说或者前置性研究结果加以堆砌。总的来说，选题“过大”与“过小”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其根源在于，文章是通过横向的资料堆叠来凑够字数，而非通过深入的论证展开来实现选题的价值。当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论文会因选题不适当而导致主题不够鲜明的遗憾。因为，有时这些论文通常掩盖了学生的真实水平与理论功底。也许作者有十分犀利的洞见，但在大量论证不够透彻、仅靠一个注释就能诠释的内容的堆积过程中，一篇主题明确、观点新颖的文章，成文却也仅具有介绍了。

(二)原因分析

1.疏于展开协作规划学位论文作为获得硕士学位的最重要的参考指标，并非数月间便可完成。在撰写之前，必定会经历长时间的准备过程。而论文的选题工作更非靠一时兴起的灵光乍现就可解决，它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与学术沉淀。因此，对论文写作或是选题的整体性规划显得非常重要。选题工作是一个逐步细化的过程。其通常包括阅读积累，及与其衔接的资料搜集、实证调查等各个环节。而阅读积累阶段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过程可以根据阅读书目的细化而划分为泛读和精读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并不是孤立，从泛读到精读的过程，也是学术思维与研究思路清晰化的过程，这两个环节便是靠不断思维进路而串联起来进行过渡的。思维进路的细化当然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渐进性集中，同时又能实现对自身的研究能力的动态性把握，更能保证研究领域与自身能力的协调，从而选取出“大小适当”且符合自身能力的选题。然而，目前部分学生忽视了思维进路不断细化的过程。部分学生执着于泛读，却忽视了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学术热点，以及自身兴趣和特长进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的筛选。他们虽然学识渊博，但知识的生产能力却令人担忧。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会凭自身兴趣跳过泛读而直接进入精读阶段，甚至一些学生出于功利“投机取巧”式地跳过泛读环节或只是阅读对泛读阶段书目进行评介的“二手资料”，这种所谓的“精读”自然无法打下牢固的理论功底，文章也就必然空洞。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极端的阅读方法是无法实现对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的纵向把握的，也就无法选取基于学术界现有研究现状的适当的主题。同时，这种思维进路上的断裂也意味着对自身研究能力的怠于开发，更遑论对自身研究能力的把握了。学生对研究现状和自身能力两个方面均难以把握，也就必然导致文章选题的大小失当了。2.自主性研究能力的欠缺有时，选题的大小失当并非源于对研究现状、自身能力的不恰当评价，而是在更深程度上暗含着研究生自主性研究能力的欠缺。正是因为其欠缺此类能力，故而在研究时无法深入，其文章内容的构成来源要么是针对主题的横向扩展，要么来源于针对主题的周延性论述。当然，暂不谈阅读步骤问题。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不只是法科学生，其他学科自主研究能力欠缺的状况也普遍存在。即使身为理论法学研究生，其所期盼的教育模式仍然是以老师为主导，由老师进行在堂的讲授，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法学知识的单纯掌握。在研究生阶段，这种单纯地进行既定、凝固的法学知识灌输的教学模式自然显得不恰当。这种守成式的“一次性”培养模式显然与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宗旨的硕士教育存在理念上的差异。研究生阶段的法科教育强调对知识被动接受之外的学习自主性，其目的在于学生掌握一套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手段，在对知识进行全面掌握的同时，应当能够进行专业的分析与发散的思考，而毕业论文正是这种自主性研究能力的最好体现。显然，一些法学教育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毕竟，作为教授或副教授，其对教师的定义当然不能局限于知识的“数据库”上。但受传统的教育模式所限，学生却甘当学术“记忆体”。许多学生仍然将课堂知识的掌握或导师布置任务的完成视为成就其学业的唯一途径，对与之有关的理论，他们会力求能够记住，但对与之无关而同样重要的知识，却不进行涉猎。久而久之，其研究的自主性便会被磨灭。与之相对，他们的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会有极强的依附性，研究视角会显得日益狭隘，学术敏感度也会日益迟钝，更缺乏处理资料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一旦选取内涵广阔、概括性较强的题目，文章的横向扩展性虽广，但在理论深度上却有所欠缺。这就是典型的选题“过大”了。而与之相对，“过小”的选题，虽然能在形式上保证题目的新颖性，在形式上体现一定的学术素养，但因其自主研究能力有所欠缺，对此类“精度”较高的题目是难以把握和驾驭的。因此，最后难免落入与选题“过大”同样的主题分散状态。

(三)应对措施

1.督促论文选题规划梁慧星教授曾在著作中谈到论文选题规划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在他看来，硕士论文的选题工作其实在进入校门之时就应开始准备。与对各种法律科学进行普遍教授的本科学习不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无疑更加专门化，具有更强的研究性。这就要求学生在第一学年的学习期间，进行大量的阅读。具体在法学理论专业，首先就表现为学生对法学理论经典著作进行泛读，并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学术热点，以及自身兴趣和特长，选定具体的研究方向;而后，在第二学年的上学期通过与研究方向相关的著作的研读，确定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进而，在下学期通过进一步阅读，确定具体的选题，并搜集相关的资料，着手开展相关的实践考察，并完成文献整理工作。②梁教授的意见十分具有建设性，法学教育工作者应将学位论文指导工作进行整体规划，并在教学与培养过程中督促学生严格按照规划进行阅读、学习和研究。在保证不影响正常教务工作的情况下，改良研究生培养计划，将课程学习、科学研究与论文撰写进行统筹安排，使论文写作与日常的学习、阅读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研究生教育中不可分割的环节。2.培养自主研究能力如上文所述，法学教育者应在日常教学活动与法学理论硕士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研究自主性的训练与激发。在课堂教学时，提倡采取专题教学的方式。法学理论的教育尤其适合专题教学法，但专题的选取应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科学性、时代性与前瞻性。同时，应在课前准备阶段，训练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在上课时，通过启发性问题训练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课后，通过课后作业或是延伸阅读的布置，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以及对知识整合梳理的能力。进而，通过一系列环节的训练，使学生获得思维得以积极发展的空间，并调动其创造性与能动性，使之获得自主的研究欲望与能力。尽管学生在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难免会受自己的影响，但导师应当注意开发其自主学习的能力。导师对学生进行培养时，留出一定的弹性空间，允许学生自主对各种理论、各派观点进行自主的研究与批判。同时，导师自身应当摆脱对既有路径的依赖，在客观立场上争取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自我升级。

三选题的对策性与创新性反思

(一)论文选题内容的考察:对策性论文较多

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曾在西南财大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感叹法学学位论文中充斥着太多“对策性”论文。④所谓的对策性论文，是基于我国法制现实状况，针对其中存在的所谓的“问题”与“漏洞”，高屋建瓴般地提出顶层设计式的对策或建议的文章。对策性论文在部分法学论文中已占据了近乎统治的地位，而通过对我校法学理论学论文选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中国法理学研究方向与立法学研究方向的论文中，对策性论文也有所存在。例如《网络交易立法研究》等。而从总量上看，共计36篇，占了论文总数的25.17%。或许从绝对数量来讲，对策性论文或许并不多。但是相对其他类型的论文，对策性选题的文章通常质量并不高，故而相对于学生的一般水平而言，25.17%的比例还是过高了。因为，这一类型的选题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难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难以避免的对策主观性在著名的演讲录《政治与学术》中，韦伯严格区分了学者与政治家的不同。身为政治家，当然会要承担起改造社会的任务，因而应竭尽所能对政策的输出施加影响力。但身为学者，其任务不过是研究现象，分析问题，提出理论。在其看来，之所以应恪守这一准则是因为身为学者其观点必然具有主观性，不能保持价值中立，因而通常过于偏激。［7］而中国法学教育的现状无疑使对策的主观性被刺激、放大了。对长期浸淫于西方理论的中国法理学学生而言，总免不了对中国的法制现实有些过激的理解，而反观他们的参照对象与灵感来源，不外乎两种:一为法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理论;二为西方法律制度。面对现实的制度问题，在运用理论时一定要避免先验性，因为任何理论都不是绝对的，理论与知识的进步蕴藏于不断的批判与证伪的过程中，它需要结合不同时代与现实的考验;与此类似，外国的经验也并不具有终极性，社会文化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单纯外发式建构模式的困难重重。因此，一篇出色的对策文章，应对制度本身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与相关社会条件的关系有所洞察。一方面，要体现出对思想、理论或学术的偏好;另一方面，又要将制度构建设想与社会现实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对其实践效果进行评估。这就是说，对策性文章应当突破理论到制度或是突破经验到制度的单向因果思维模式，应从理论、实践的综合角度论证制度条件，而不只是理论、经验的批判。而反观这些文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对策文章不过是拿昨天的理论解决今天的问题，拿他国的成就来批判我国的现实，在论证方式上显得太过主观。2.难以克服的知识局限性排除对策与建议的主观性不谈。法科学生知识的专业性也决定了选取这一类课题要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涂尔干曾言，所谓的科学精英“他的研究领域只限于固定的某一问题领域，甚至单独的一个问题”。［8］而妄想掌握世间所有真理的幻想家，最终只能沦为“半吊子行家”而为世人所不齿。因而，从功能主义角度上讲，知识界对制度问题的意见反映必然是多样而难以统一的。何况现代化教育强调的分科，割裂了专业之间的联系，法科学生自然无法对决策后果有足够的考量，甚至有时都缺少将其所提措施进行实际贯彻的合理规划。故而，想想要凭一人之力完成制度构建选题无疑是对自身的能力太过自信了。而通常被认为选题合理的立法建议类文章，其结论也并非总能被接受。毕竟，中国的制度问题向来都不是单纯的法学问题。就连江平教授都曾说过，“立法是‘三结合’———立法机关、实务机关、法学家，你只是三分之一，不是主导者。自我定位过高，很容易出现失衡”。［9］何况作为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社会经验与实践能力等背景性信息和知识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欠缺。因而，受制于难以避免的决策主观性与难以克服的知识局限性，我校对策性论文的数量相比反映文章合理性、影响力与学生能力的论文而言，还是过多了。法科学生所怀揣的对中国法制建设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拳拳之心并不能理所当然地为其论文增添分量。而有时我们又不免感叹，或许学生们可能太过高估自身的决策能力是被论文的政策影响了?

(二)原因分析:创新性误区

相比博士论文要求的“原创性”或“独创性”，硕士学位论文在创新性上的要求显然是相对较低的。但学位论文的创新水平终归是评价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对学位论文来说，论文的创新性是无法忽视的，这种创新性反映在选题上便体现为选题应当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前瞻性，达到一定的理论新高度。但经过考察可以发现，许多法学理论研究生对创新性存在误读。在他们眼中，选题的先进性、前瞻性都需要与社会热点事件进行结合才能体现，其写作思路都是从中发掘出全新的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从而实现制度建设问题的学术化。进而，通过理论批判与外国的经验批判提出制度构建或制度调整的对策与建议。故而，文章的创新性最终便以对策性论文的面目得以表现。然而，正如上文所归结的那样，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于制度问题似乎显得太过不负责任。另外，对策性文章要求的逻辑的自洽性、经验的可借鉴性并不容易实现。总之，此种形式的创新未免风险过高、代价过大。当然，法学理论研究生对创新性的误读不难从法学研究大环境中探得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部分学者开始摆脱法律诠释学的束缚。其中一部分“试图探讨支撑法条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据，探讨制定法在中国社会实际运作的状况，以及构成这些状况的诸多社会条件”。这部分学者体现出明显的学术性倾向，关注法律文化层面的研究。而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学者则“走向媒体与讲坛，针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和与法律有关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撰写专栏文章，成为法律的‘公共知识分子’”［10］。后一部分的学者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加大自身立法活动、司法实践的影响力，并对制度的建构提供决策参考。然而，在这些学者中，除去一部分是单纯凭着社会活动家的热情进行意见表达外，大多学者进行的对策研究却建立在自己已有研究成果之上的。因此，这些对策性文章虽然看似疏于论证，但实则为“微言大义”;这些对策性文章虽然独立成章，但其实是有大量的考察、论证报告与著作作为前置性研究基础。因此，这些文章虽然篇幅有限，但通常都有大量的注释对作者自己的已有著作进行引用或说明，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与论证链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文章的创新性显然不应该通过仅仅一篇独立的文章来体现，而应当结合一系列前置性研究来看。我校学生受时间和精力所限，阅读的通常只是集大成式的结论性文章，而无法全面了解相关前置性研究成果。单单是基于一篇对策性文章的吸引力而进行的效仿无疑是盲目的，而将文章的创新点仅放在热点事件的制度层面的解决上，无疑是对这些学者理论的断章取义而已，显得太过狭隘。

(三)文章创新性理念的反思

由上文可见，言及对策性选题之所以过多，并非选题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这类选题与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准不太相称，对一般学生而言难度较大。但能力与水平的一般性却不能概括才华的特殊性。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或许能在坚持我校现有培养方案的基础之上，辅以上文所提的改进途径，以引导学生培养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以及及时规划合理的论文写作工作，培养其自主性研究能力。那么一篇兼具学术创新性和制度建设影响力的对策性论文也是可以期待的。但这里要所说的是，文章创新性的体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单以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对策性论文的形式出现。在华中师大的董泽芳教授看来，除去这种将选题立基于社会热点进行的全新的理论建构式探索外，毕业论文的创新性还能通过以下9个方面来切入，具体包括:文献资料的新发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概念术语的新阐释、谋篇布局的新思路、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学科知识的新融合、理论观点的新突破、成果应用的新价值，以及论文选题的新高度等。［11］当然，受专业特点所限，以上的创新切入点对法学理论的研究来说并非都合适。但作为法学教育者，他起码有责任点破这种“随波逐流”式的对策性创新误区。毕竟，这条既有的创新道路似乎太过拥挤了，何况这条路似乎还是最难走的那条。与此同时，导师还应培养学生的阅读鉴赏与评析能力。在阅读文章时，导师要引导学生不单单关注观点和结论的提出，还应对论证思路和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学术上的成功并不是以语出惊人的结论作为标签和符号而引人注目的。理论提出之前的前置研究、思辨探讨、智识沉淀同样具有价值，而不应当被忽视。这种阅读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开办读书会，在读书心得讨论与交流的过程中实现，也可以通过读书笔记、笔记摘要的侧重性要求来进行引导。四结语本文以我校法理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情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与五所大学法学专业教育比较分析与反思出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在选题过程中暴露的知识理论基础、实践水平、主观态度、理论联系实际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从考察发现的问题出发，进行反思，并结合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成果，探索改进这些问题的具体路径，制定出改进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这些途径与措施虽未经实践之检验，但其对提高法理学硕士对论文题目蕴含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关注度，提高选题的整体水准无疑有所裨益。提升法理学毕业生综合运用、创新与扩展所学理论与知识的水平，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是法学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5篇

这是一次小规模、高层次的研讨会。这次会议除了收到论文及相关资料20余篇外，主要采取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其中包括专门听取研究生代表的意见。与会代表围绕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招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位论文的撰写、评判标准以及论文答辩等事宜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既有共识，又有交锋，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五个阶段，既1949至1977年的院系调整阶段，1977至1983年的法学恢复时期，1984至1992年的蓬勃发展时期，1993至1999年的“调整、充实、提高”阶段和1999年至今的扩招阶段。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迅速发展，经济法学异军突起，在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指出，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推进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法学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显学。有学者认为，“就中国法律来说，最有自主知识产权、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学科也许就是经济法原理了。”早在1981年，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生，接着是五所政法院校、许多综合大学以及工科、师范院校等相继取得了经济法硕士和博士授予权。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高等学校当中取得经济法硕士授予权的学校已达80余所，其中去年就有29所学校取得了经济法硕士学位授予权；取得经济法博士授予权的学校已达13所；在许多学校开办的法律硕士专业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经济法作为其论文的写作方向。现在可以说，经济法学已经成为法学专业当中研究生人数最多的学科之一。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是一种激励，同时更是一种鞭策，它为经济法研究生的教育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创新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二、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和学制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招生规模的扩大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如何在新形势下对招生与学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会代表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普遍认为应当从考试科目的设置、笔试与复试分数的比重以及复试程序方面不断创新招生制度，一些代表介绍了各自学校在这方面创新所取得的经验。在学制方面，代表普遍认为应该由国家作出统一规定，而不宜由学校自主决定。

李昌麒教授认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的质量。为了改变过去单纯的以考分定“终生”的录取制度，建立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他介绍了西南政法大学在录取中加大了面试在总成绩中的比例，即硕士生为20%，博士生为25%，在面试当中又把考生的情况作为一个考量因素的做法，他还表示将继续探究如何更科学地把握研究生的“进入关”问题。他还指出，招生规模与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较为合适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北方工业大学张士元教授认为，随着研究生招生人数的扩大，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存在一些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学生规模和师资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研究生任课教师的数量不足，部分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不能满足时展的要求；二是规模与管理的矛盾；三是规模与需求的矛盾。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如何适应社会需要是当前研讨的重点；四是规模与教育方法的矛盾；五是规模与素质教育的矛盾。暨南大学符启林教授认为，目前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制度存在较大问题，淘汰制度不合理，经济法学科是否招收非法学专业学生的问题值得探讨。硕士研究生代表张继峰认为，应当限制跨专业报考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孟庆瑜副教授认为，研究生扩招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地方性大学就会由于受地方因素的影响，造成生源单一等问题需要解决。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婕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招生做法，她谈到北京大学在招生方面严把两道关：一是研究生初试科目分为综合A和综合B，考试内容涵盖十门法学二级学科；二是研究生复试的比例为200%，在面试的过程中强调老师和学生的平等地位。此外还建立了复试学生的确认制度，学生有权对研究生复试过程中老师的认真态度、复试时间等方面发表意见。安徽大学储育明教授介绍了安徽大学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招生面试方面的探索和经验，即面试时采取分别由五位老师打分并且一律公开，最后成绩采取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然后取平均分的做法。西南政法大学盛学军副教授认为，要改善研究生复试制度，根据研究生复试评分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复试考题，细化评分标准，以便充分、准确地考察考生的综合能力，确立公平竞争的人才选拔制度。

对于学制问题，李昌麒教授认为，硕士研究生是读2年还是3年，博士研究生是读3年、4年还是5年？这些都需要研究，不过，研究生的学制应当由国家作出统一规定，而不宜由学校自主决定。符启林教授表示赞同李昌麒教授的观点，认为学制应当由国家统一规定。针对如何协调学制改革与研究生培养矛盾问题，李友根教授认为，在目前学制调整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学生的有同等的时间和同样的态度来保证撰写学位论文，他认为从法学院和导师的角度要都有一个共识，即“制度先行，严格执行”。蒋亚娟老师则认为，学制应该针对不同研究生的特点培养设计。

三、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准确的目标定位是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要前提，研究生扩招前，培养目标是明确的，但扩招后培养目标就变得模糊起来，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探讨。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对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等不同学位层次的培养目标如何定位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部分代表对研究生的理论素养提高与训练进行了探讨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郑州大学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其核心是培养目标的创新。硕士研究生应该定位为专业素质教育，而非精英教育，素质应当包括具体知识和能力的积累。硕士研究生应当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需要逐步掌握做学问的方法。湖南大学王全兴教授认为，经济法研究生培养定位的基本点应该立足于：硕士研究生是培养中级法律人才，博士研究生是培养高级法律人才，硕士研究生阶段是培养高级法律人才的过渡阶段。中国政法大学时建中教授认为，经济法教学需要确定不同学位层次的培养定位，他认为，本科生应以知识传承为主要目的，研究生应以学术训练为主要目标，博士生应以学术创新为目标，培养层次上的定位直接决定了学科设置、培养方法、培养目标。暨南大学朱义坤教授认为，研究生应该是一种具有理论素养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应用型人才与理论素养的培养并不矛盾，从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他倾向于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多元化发展。西南政法大学岳彩申教授认为，理论素养与训练始终是研究生培养目标绕不开的问题，自研究生扩招以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包括经济法专业在内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越来越不清晰，而且越来越强调实践知识和技术的学习，而忽视了学生理论化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他认为这种做法需要及时纠正。因此，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必须强调理论素养。他还强调理论素养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关系，他认为理论素养应当是高水平专门人才的内涵和条件，缺少理论素养的人才不能算是高水平专门人才。在提高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理论素养上，他提出的措施有：加强对研究生的经济法学方法论的训练；重视对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教学与讨论；加强对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学习。江西财经大学蒋悟真教授认为，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培养理论型研究人才，应当把理论素质与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这类学生主要定位于继续升造攻读博士，或到相关院校与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但是，鉴于目前研究生扩招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根据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兴趣以及学术研究的潜质，在重基础与学术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应用型人才，但这是第二位的。西南政法大学在读博士杜仕林认为，经济法研究生学术素养成形须借助于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素养的系统训练。提高经济法博士研究生学术素养的措施有：注重综合性的课程安排；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增强学术敏锐性等。他还认为，要准确地界定经济法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必须在目标价值的判断上综合考虑以下要素：一是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二是适应受教育者需要；三是适应经济法学发展的需要。西南政法大学盛学军副教授认为，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存在纵向和横向的问题，从纵向看主要表现为在博士、硕士与本科生之间缺乏区分度，不能准确区分本科与硕士、博士之间的课程内容及考核要求，乃至出现博士、硕士教育本科化的现象；从横向看，学术型和应用型的学位体系之间在培养要求上也并未真正分立。因此他认为，要进一步明晰培养目标，从根本上要明确什么样的研究生才能毕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让研究生对自己、导师对研究生都有一份质量意识，这才是质量保障的最终依靠。张士元教授针对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整体现状，提出应当加强使命感教育、责任感教育、国家至上观念教育、理念教育、国学教育、国情教育（特别是对农村情况的了解）、能力教育（注重研究生思考能力的培养）和创新意识教育。

四、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科学与否,影响着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优劣。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中国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应当及时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经验，找准自己的培养模式。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多样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可以使社会需求与个人要求的两个多样性得以统一和实现。与会代表对于如何实现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即需把握哪些条件，应避免哪些误区进行了探讨。

西南政法大学张怡教授认为，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应该进行哲学思考，即是采取统一的培养模式还是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培养模式？她明确表示赞同后者，因此，导师在课堂上要讲思想、讲方法；要注重课外辅导，要给学生推荐好书，好文章。杜仕林认为，我国原有的经济法硕士生培养模式与功能相对单一，不能适用社会对经济法人才的新需求。经济法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中问题表现为博士生在研究过程中的更新与创造基本上很难在整体上达到首创、独创的水平，至多只能表现为局部的首创、部分的首创，因此必须实现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样化。河北大学孟庆瑜副教授认为，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方向要力求具体，符合社会的需要；二是对于像河北大学这样的地方性大学来讲，它的研究生的培养定性问题应当具有地方性的培养优势；三是要注意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不要东抄抄、西抄抄。暨南大学徐瑄教授认为，经济法体系庞大，各种学说异彩纷呈，在最高人民法院取消经济审判庭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应当认真思考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以及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的王远均副教授对研究生淘汰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淘汰机制可以分为入学时淘汰、入学中淘汰、学位论文淘汰、预答辩制度淘汰等六个方面，他指出要在入学淘汰方面加大淘汰比例，并且不能根据分数高低的淘汰，应按面试优先。硕士研究生代表周昊认为，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可以采取导师负责、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这种模式是将每个专业的导师划分成几个导师组，每个导师组有一个组长进行总负责，导师组可以由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老师组成，以研究生导师为主，同时可以吸纳一些年轻教师。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学生研究兴趣与导师研究领域脱节的矛盾，减轻学校师资不足的压力，更好的配置导师资源，使学生获得更多的指导。

五、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研究生素质的重要体现，尤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应当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会代表在完善知识结构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方面达成共识，并认为研究生知识结构应该多元化，知识结构应该有不同的类型。他们还对如何完善知识结构提出了具体建议。

王全兴教授认为，研究生的知识和素质的结构对于经济法研究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同时也涉及到经济法学科的生存问题。他认为在设计知识和素质结构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兼顾经济法学科的特点，建构以经济为中心，以法律为主干的综合性知识结构，必须坚决反对“经济法属于学科综合派”观点；二是知识结构的设计应当区分不同的类型，包括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和实务操作型的人才。前者包括理论工作者和理论精英；后者包括律师、法官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等。不同类型的人才，知识和素质的结构不尽相同。时建中教授认为，要健全知识结构，经济法研究生必须学习经济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辽宁大学郭洁教授认为，在经济法研究生的知识结构问题上，研究生的培养应当注重经济学专业的训练，特别是要注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学习，不懂经济学，就难以判断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就只能拿经济学成果来设计法律制度，这必然成为经济法学研究的一大障碍。因此，对经济法制度的设计必须要建立在对经济学的认知的基础上。湖南大学单飞跃教授认为，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知识结构不应当单一。因此，学生应当懂得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宪法学和司法原理，应当“读法典（法条），读法官（判例）、读法理（著作）”。

六、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与研究生知识结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课程设置问题，研究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受课程设置的影响。与会代表在介绍各自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就课程设置应当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充分发挥教师所长等问题达成共识，并且指出了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建议包括：“课程的设置要动静结合”、“课程的设置及其改革与培养模式互动”、“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门必修课设置”、“采取跨学科的方式设置课程”等。

李昌麒教授认为，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各个学校不尽一致，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应当满足培养一个合格的经济法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所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的要求。课程的设置要动静结合，既要使学生掌握经济法最基本的东西，同时又要与时俱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开设一些能够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课程或专题讲座。蒋悟真教授认为，在研究生教育的课程设置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共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空泛；二是外语课程缺少专业性和实用性；三是法律基础与专业课程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他认为要强调课程的设置及其改革与培养模式的一致性，要注重两者的互动性。在内容安排上，强调理论研究型人才专业知识的渊博性，改革现有的公共政治课程内容，提升哲学的品味性；强化专业英语的教学，强调学生的听说与翻译。避免流于形式化；开设理论法学课程；开设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社会学等专业课程；强调开设的质量。同时还可以开设与经济法相关的部门法学课程，并着重在这些课程的原理与价值层面予以讲授；符启林教授认为，要考虑几方面的问题：一要考虑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专业课程设置的异同；二要考虑经济法专业硕士与法律硕士课程设置的异同。时建中教授认为，经济法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应当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要考虑经济法学科内在的体系；二要充分尊重教师的学术专长和学术发展；三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经济对法学人才的需求。程宝山教授认为，在课程设置方面，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课程应当包括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课程的设置应当体现开放性。西南政法大学江帆副教授认为，应该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门必修课设置，通过对调查报告的选题、方法和时间安排等增强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同时她认为可以取消“经济法分论”这个概念笼统、内容庞杂的科目，而直接将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设置为独立的必修课程，如，企业法，财税法等，由任课老师们根据自己所长选择担任一、二门课程。她还指出，由于经济法与商法在制度范围的彼此交叉、相似甚至雷同，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应协调好和民商法课程设置问题，避免冲突和资源浪费。盛学军副教授认为，要调整学位课的授课内容与考核形式，通过实施案例分析、学术讨论、社会调查、课程论文及建立相应的考查量化制度，改善和丰富研究生的知识积累、思维能力与社会阅历。杜仕林认为，鉴于经济法学领域涉及面广，其除了有自身的理论体系与逻辑结构外，还存在一个与外部的学科知识体系的衔接问题。这就要求基础课程是一种内容广博、用途广泛的科目范畴中的一个范例，应重视整体性、交叉性与综合性，须采取跨学科的方式设置课程，充分吸收与之相关的其它学科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且通过内在联系把各门学科联结起来，形成学生的跨学科视域。单飞跃教授介绍了他在研究生培养上的五种做法：一是考查学生现有和应有的知识储备，要求学生写一个已读书目，并写三个书评来考查；二是要求学生读通和读懂一本书，如推荐读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三是要求学生各找一个经济法案例进行讨论；四是要求学生找10本经济法教科书来读，从中总结教科书的写作规律，特别是从学生的角度思考教科书该怎么写；五是要求学生去研究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经济法性质的法律。此外，他还认为，学生课堂上的训练方法包括强制性训练和创新性训练，其中创新性训练又包括知识性训练、规律性训练和方法性训练。

在研究方向上，部分学校提供了相关资料。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法（包括公司法）、竞争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可以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竞争法、金融法、企业法律制度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市场秩序法、宏观调控法和商事法。北方工业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包括：企业法、公司法、会计法、审计法、金融法。辽宁大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秩序法、宏观调控法；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包括：金融法、资源经济法、财政税收法。

七、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传播文化知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教学方法关系到法律人的职业素养，直接影响一国司法活动的质量和法治的水平。近年来，许多高校在教学方法创新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教学方法作为培养经济法职业体的一种手段，对经济法职业体的职业生涯将产生深远影响，培养目标的实现依赖于教学方法的创新，大家对此提出了许多种方式，包括：“师生合作研究”、“研讨课”、“专题讨论+课题研究”、“启发式、讨论式、调研式教学”等。

在教与学如何结合问题上，李昌麒教授认为，主要是要发挥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一个是教师“教”的积极性，另一个是学生“学”的积极性。就教师而言，一定要激发起一种敬业精神和责任心，教师应当主动跟踪经济法的前沿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定要防止知识的老化。就学生而言，一定要消除“混牌子”的学习态度，这里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实践《教育法》所确定的培养研究生的法定目标，即作为硕士研究生，他应当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研工作的能力；作为博士研究生，他应该掌握本学科宽阔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李昌麒、种明钊、卢代富、胡光志、盛学军认为，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应当注重教学相长，师生合作进行前沿性的专题研究，既发挥导师拥有较为深厚的思想积淀和丰富的专业信息的优势，又发挥研究生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的优势，建立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传承、发展与反思的互动机制，即是一种将“以老带新”落实到实处的人才培养方法。同时，对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研究方向进行整合，在每一届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都针对当时现实生活对经济法提出的课题，集中研究生的力量，按照分工与配合相结合的原则，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展开集中研究，以获得规模性的研究成果。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应当建立本科生与博士生和硕士生的交流平台，以满足本科生从研究生层次的同学中获得学术资源以及研究生同学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向本科同学交流的迫切需要。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博士生必须为本科生作两次有相当新意的专题讲座，并且将讲座的质量纳入了博士生的考核范围；二是举办博士生论坛，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并参与学术讨论。

研讨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吴越教授认为，研讨课是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新尝试。这种研讨课就是研究性讨论课，它既不同于传统的讲授课，也不同于一般的讨论课，而是集研究生论文写作、导师论文指导与学生、导师共同研究讨论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式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研讨课主持方面，最好是以大学教授和法律实务界人士相结合，使得研讨课既可以联系理论，又不脱离实际。在确定了研讨课的主题或者大范围之后，指导教授还应当将主题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论文选题，供学生在写作论文时作为参考选题。研讨课实现了从教授中心主义到学生中心主义的转变，学生在论文写作、研讨阶段都是主角。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研讨课具有巨大的优势，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的口才及辩论能力，第三则可以实现教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变被动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为新型的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同时，他认为，要使得研讨课成为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生教育的正规的、制度化的培养模式，还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应当以制度的方式将研讨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形式固定下来。二是教师在研讨课的组织与设计方面应当认真对待，否则，研讨课也可能演变为教授偷懒的课，结果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三是要平衡学生规模和形成有效研讨课模式的矛盾。朱义坤教授认为，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应当倾向于多元化发展，上课要注重一个“平衡点”，采用动态知识传授加专题讨论的方法。程宝山教授认为，研讨课是一个知识传授、知识创新的过程，其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同步思维的规律进行。研讨课也要充分准备好，但有些人在准备的时候存在困难，因而他建议对这部分人还要采取特别的方法。储育明也赞成采取“研讨课”的教学模式，通过专题讨论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符启林教授认为，研讨课的培养模式因为目前经济法专业研究生人数众多，且缺少研讨的思想积淀等原因，很难推行。徐瑄教授认为，在研讨课中有很多重大问题都没有解决，并且经济法理论体系庞大，讨论经济法的理论问题都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一开始就采取研讨的形式，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硕士研究生代表周忻认为，研讨课初衷虽好，但不适应当前中国法学教育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则难以保证教学效果，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最终可能流于形式。

顾功耘提出“专题讨论+课题研究”的培养模式。他们认为，专题讨论是一种体现了学习者自主性、探究性、参与性和实践性的交互式的研究生课程教学方法。它把科学研究融入课堂教学，在教学中体现创新能力的培养，实现了掌握知识和提高科研思维能力、掌握科研方法的有机结合。吸收研究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为研究生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使其在导师的传帮带下将学习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从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研究问题，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专题讨论＋课题研究的培养模式根据法学教育本身的特点，把加强课程教学和学术实践活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互动，是确保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有效尝试。

黎江虹认为，研究生教学方式应该以启发式、讨论式、调研式教学方式为主，同学配合以自学、查阅、研讨、总结完成。常用的方式有：第一，学术沙龙。导师在课堂上提供选题，并组织学术沙龙，有几个人做主题发言，其他同学评议。第二，读书会。一个导师或多个导师的弟子聚集在一起，就一些经典法学名著进行讨论。第三，参加研讨会。导师带弟子参加研讨会的前提是必须要写符合要求的论文，在参加研讨会的过程中，对相关问题就能获得较之以前更为全面的认识。第四，调查。有课题的导师就能带领研究生参与实践，为研究生接触社会提供了机会。第五，建立导师组培养制，特别是相关专业的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

八、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师制度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研究生导师的风范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如何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大家普遍认为研究生导师应当具有责任心、了解本专业前沿性的理论。对于应当建立怎样的导师制度，与会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如“双导师制度”、“导师组制度”。

黎江虹认为，研究生导师与本科老师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学生的影响更为深刻和直接。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导师应该是师德高尚，在学习中严格要求学生、鼓励学生创新、破除迷信，在生活上要宽容宽厚。

对于如何充分有效的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作用，顾功耘教授认为，师资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作为导师要有工作责任心并且要站在学科前沿上看问题。黎江虹介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双导师制度”，即实行本专业的导师内部组合和内外部导师组合制度，前者是学院内部导师的组合，后者是由学院内部导师与其他学院的导师的组合共同参与研究生的培养。王远均副教授介绍了西南财经大学的“双导师制度”和“导师组制度”，“双导师制度”指的是确定两个导师来培养学生，一个法律理论的和一个实践部门的。“导师组制度”指的是对本校的不同专业老师进行组合，形成导师组，共同培养学生。盛学军副教授认为，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透过制度化、规范化的人才引进、岗前培训、同行交流、学术会议、专业进修、出国深造等多种形式，确立导师队伍的良性更新与导师素质改进的类似学术休假的“充电”制度。周昊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导师负责、导师组集体培养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各个专业的导师划分为几个导师组，由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组成。另外，采用多种形式在导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交流，如可以通过读书会、演讲会等形式。周忻认为，目前部分导师缺乏对前沿性理论的了解，难以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建议改革教师的聘任制度，废除研究生导师的固定资格制。同时，把好经济法专业教师的“入口关”，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强化教师的责任心，规范教师的第二职业，保证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九、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重要性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同，大家纷纷表示应该从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增强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和创新性。对此，与会代表从学位论文的定位、选题、形式、内容、答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有代表对师生合作机制进行了探讨。

李友根教授着重谈到了学位论文的定位问题，他认为，研究生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集中体现，即使学制改变，学生必须撰写毕业论文的规定不得改变。

关于学位论文的选题，卢代富教授认为，要注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引导研究生研究本学科领域中的一些“冷门的”但又是现实的和必须回应的问题，就是要倡导学生啃“硬骨头”。符启林教授强调，要完善学位论文的选题制度，正确客观地对待学位论文选题的新颖性。李友根教授认为，除了可以从传统文献整理中发现前言问题外，还可以从现实问题出发，关注现实和案例，从制度导向转为问题导向，强调问题意识。吴邲光教授认为，学位论文要在论文的选题和中期报告上从严把关。张怡教授认为，选题应双向兼顾，既要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和个人积累，也要考虑到导师的研究方向。

在学位论文的撰写上，储育明教授认为在论文写作上要重形式，轻内容。卢代富教授认为，一篇合格的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在论文写作乃至整个学习中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其所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立法和实践动态有清楚的了解；具有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和较熟练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能够将其思想以合乎学术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由于学生普遍不重视学位论文的写作且学术功底有限，为了通过论文答辩，一些同学不惜抄袭、做假；加之扩招导致教师的负荷加重，对硕士论文的辅导难以倾注大量精力，且导师的科研、行政等任务繁重，部分导师还兼有其他社会性事务，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对学生论文的指导，从而导致目前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存在论文注释、参考文献列举失误；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翻译不太规范；部分论文文不对题；措辞、表达不准确甚至出现错误；论文的资料内容陈旧，没有反映最新的理论和立法动态；文章剪裁详略不当等问题比较突出。李友根教授认为，法学学位论文形式要形成形式多样化，他指出在目前法学学位论文以研究报告形式写的很少，学位论文是主要反映学术研究水平的，并非必然要求纯法律形式的论文，可以不强调形式的单一性，但他同时强调对问题的研究得采用法学的方法和视角去研究，从法律的角度切入。王全兴教授则认为，学位论文可以采取研究报告的形式。

关于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中建立合理的淘汰机制，盛学军副教授认为，应该通过匿名评阅（抹去论文答辩申请者与导师姓名）、量化考核、建立论文答辩与学位授予的“硬约束”。李昌麒教授认为，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应当实行匿名评审，同时，还需要加强评阅人的责任心。同时他还亲自主持拟订了《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点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细则》，对答辩的程序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李东方副教授认为，研究生的学年论文属于非客观命题，导师在打分的时候往往偏高，从而导致同学对自己的估计过高。另外，由于导师个人的视野有限，许多论文中的问题可能不被发现。因此建议采用通过“文集”的形式对学生的学年论文进行公开评价。并且出文集的形式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才干，主要体现在：一是辩研精要，砥砺学术；二是培养组织能力和创造能力；三是培养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

郭洁教授对目前研究生培养中要求硕士研究生必须发表一定数量论文才能毕业的硬性规定提出质疑，同时提出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其指导的学生答辩时必须全程回避的规定是否应予修改，她还建议硕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时可适当看几篇国外的论文。

四川大学李平教授强调了文献综述和社会调查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他对文献综述和社会调查做了详细解释，认为论文写作中要强调文献综述资料来源的真实，通过文献综述可以使学生养成踏实学风，避免浮躁，养成谦虚态度，尊重他人劳动。他还认为通过社会调查有助于使研究的问题与现实相联系，通过调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还指出，研究生的培养不同于本科生，在培养过程中要让他们形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语言表达、处理问题的能力。郭洁、孟庆瑜都强调要注意经济法专业研究生培养中论文写作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注重学术规范素质的培养。蒋亚娟认为研究生要建立导师和学生的合作机制。

十、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收费制度

蒋亚娟、张怡从人力资本理论和成本分担理论论证了研究生教育收费的合理性并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困惑以及如何完善收费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与本专科学生相比，研究生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取得高额回报的能力。研究生教育具有更强的非义务性，应该采取国家和学生共同分担成本的机制，从总体上更好地维护教育公平，这也符合高等教育采取成本分担机制的国际趋势。同时她们针对研究生教育现实中存在的困惑，提出了未来研究生收费应该考虑的几个问题：一是收费的标准；二是研究生的质量；三是尽量避免出现“贫困研究生”；四是研究生收费能否给义务教育带来福音。同时她们认为还可以从培养方式上来完善研究生收费制度：第一，实行学分制；第二，要各种奖学、助学金；第三，要创造勤工助学机会；第四，研究生教育收费应当分专业区别对待；第五，要鼓励社会各方面资助或投资于研究生教育；第六，学校要坚持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标准，保证研究生的教学质量。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6篇

“播者是读别人的稿子；记者是大众媒介，要吸引眼球；学者则是脚踏实地、独立的去研究一些社会问题。我们国家一流的是播者，二流的是记者，三流的才是学者。我宁可做三流的学者，因为命运选择了我做学者。我不是播者，当然我也不做记者，我只是做个学者，学者就要做学者的事，只要我在位置上一天，我想我只能这么做事情。”

记者（以下简称“记”）：感谢董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读大学之前，您已经工作了吗？

董保华（以下简称“董”）：我是1954年出生的，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都是在不断地停课、复课中度过的。小学四五年级“停课闹革命”，中学“又复课闹革命”，中学毕业后，就到农场去干农活。我所在的农场和连队，分别以“东风”和“战斗”命名，我们当时觉得很自豪，因为我们接受的宣传就是解放全人类，满腔热情的投身火热的革命洪流。我第一次从农场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家边上有位配钥匙的小伙子，配钥匙是那个年代唯一存在的个体摊贩。最初，我还对这种手艺人充满了怜悯，觉得这种人没有追求没有理想，但是，后期，政治口号开始变得空洞，革命热情也不再像从前那样高亢，大家都开始想家，受不了农村的艰苦，这个时候才发现值得可怜的是自己。

记：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您是怎么想的呢？

董：当时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只有一个念头最强烈，我怎么办？当时，“读书无用论”影响了我们一代人，仅有的几年学校生活除了革命还是革命。恢复高考选拔人才，身上除了收藏的像章外，一无所有，我们拿什么去考？电影《高考1977》中，小根宝听到恢复高考后要自杀的情景，其实是我们当时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逐渐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将要抛弃我们了。后来，我有一位同学，是一个教授的儿子，也是那时候唯一坚持自学的人，他劝我去试一试，而且在我准备高考时，他还无私地对我进行辅导。因为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在农场的时候得到过一个作家的指点，有些知识还没有完全丢掉，也算有点文科基础，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考了。当时，我们也是坐着拖拉机去考的。最终，我是我们连队里唯一考上的，倒不是因为我有天赋，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感谢命运的眷顾，还有那些曾经无私的给予我帮助的人。

记：您最佩服的是哪位学者呢？

董：中国学者当中最佩服的是孙冶芳，我们国家设有孙冶芳经济科学奖啊，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很有名的。建国后不久，有的学者认为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发生作用。而孙冶方则坚持，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划分，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会存在于市场中间。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证明这种观念的正确性，而在当时，坚持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理念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加上他还对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提出过很多在当时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观点，所以，六十年代初就受到迫害，“”一开始便被关起来了，坐了七年牢。但是他这个人很有骨气，放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的学术观点一个不改。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些学者能有几个做到这样的？这种人有傲骨，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对现在所从事的专业产生兴趣的？

董：走上劳动法研究的路，不是个人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顺其自然。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在劳动工资部门工作，很自然的对劳动工资管理慢慢熟悉起来，后来被华东政法大学引进，当然是研究劳动法。其实也不是我有多大的选择，如果当时没有分配到劳动工资部门，现在也不会搞劳动法。所以，选择劳动法并不是出于兴趣，主要还是由于工作的需要。

记：那您当时有没有想到劳动法会达到现在的高度和热度？

董：完全没有想到，其实现在热度不正常。我在开始搞劳动法的时候，很冷门，当然也不正常。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说我是上海劳动法的第一块牌子，人家会觉得我在炫耀；但是，我也会说，我是最差一块牌子，因为就我一个研究劳动法。上海还算有人在研究，当年有的省没有一个人研究劳动法都很正常。全国研究劳动法的人，找个小房间，全都坐得下。而且，如果全部算下来，有一半搞劳动法的还是兼职。专职研究劳动法的人，回过头来数数一共没几个人。劳动法冷到这种地步很不正常，但热到现在的程度也不正常。现在，很多人强调保护劳动者，对，劳动者是需要保护，这没有错，但是任何事情他都有一个自身的客观环境，你把一个东西强调到了极端，这就不正常了。我们劳动法学者说说保护劳动者就算了，大家都说，就没有必要了。我有个学生，毕业论文评审之前来找我，让我给他打个招呼，怕论文通不过。我没有打，通不过就通不过，通不过再写，文章写得不好，该枪毙就枪毙。后来果然没通过，我再看一遍他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写得不好，但是通不过的原因主要不是这个，我当初不给他打招呼是有些不对的。为什么通不过？他文章里面有段话，我估计老师就是因为这段话不让他通过。他说，关于上海的最低工资，他打过上海劳动保障咨询电话“12333”，咨询的人说不是960块，是1600多块，这样上海的最低工资实际上就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0%。最低工资的40%到60%是一个警戒线，低于40%是不对的，高于60%也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的最低工资低于平均工资的40%，几乎所有人都说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12333”告诉他，最低工资起码是1600多块，这1600多块是高于40%的，他就写了这个数字，而且他注明了高于最低工资，也就说明现在上海的最低工资是正常的。好了，因为这样的结论，老师就不敢通过了。说最低工资低没有风险，说最低工资高就有风险了？其实他这篇文章远没有说到位，不是说高于40%，上海的最低工资很可能已经高于60%了，这是另一个警戒线呀！如果现在最低工资说低于40%，所有人都支持，说高于60%，所有人就都反对，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我们国家最低工资高了，文章就有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本身就是个问题，而且学生没问题，老师才有问题。所以现在再来看，当时他让我打招呼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学校这样治校，最后培养出来的是什么人才？我在自己指导的论文当中，凡是我认为好的，基本上都拿不到高分，倒是一些我认为应该枪毙的文章，可以拿到优。为什么呢？没创新，全是废话，跟报纸上口径差不多，我们的指导老师每天不都是在看报纸嘛！

记：您对您所研究的领域，有什么学术观点呢？

董：我的学术十年一贯制，任何东西都是慢慢积累，一步步形成的。对外招商引资办企业的时候，我开始办劳动法律援助中心帮助劳动者维权；现在所有人都指责企业的时候，我主张对企业的限制应当适度。当所有人都说这是妖魔的时候，我说这不是天使；当所有人都说这是天使的时候，我说这不是妖魔。其实我的观点根本没有变化。现在有人说我是走资派，一个搞劳动法的人，最后会变成走资派是很奇怪的。

记：在您的专业内，出现过什么大的争论吗？您的观点如何？

董：《劳动合同法》的争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现在是空前的，说不定也是绝后的。《劳动合同法》的每一次修订打的都是保护劳动者的旗帜，都是喊着保护弱势群体的口号，但每一次劳动者都受到保护了吗？最终，劳动者并不见得真能受到保护。

记：您对您的专业的发展有什么想法？

董：现在社会法已经从经济法里分出来了，当时我为社会法分出来，四处奔走，可惜没人理我，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到后期，不知道怎么样就成功的分出来了。其实，只要一热就分了。分的时候，人家问我，社会法里面你们有没有著作？著作只有一本，就是我的一本《社会法原论》社会法开始热了，人家要我们分，所以才分得出来，但是人家不要你们分的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们社会法和民法以及其他法律部门法都是平等的。

记：面对劳动法现在这种不正常的热度，您有什么感想？

董：我只能这么说，当我们有五六个人的时候，尽管别人不重视，我们很快乐，我们有自己坚持的东西。但是现在每次开这种年会，两三百个教授，我很担忧，说老实话，这两三百个教授都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从别的学科转过来？他们都已经是教授了，为什么要转到我们这个学科来呢？因为这个学科发展得快嘛。

记：您认为现在学术规范执行有什么想法？

董：现在我们还在拿中学这套制度考核大学，我们高考今天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大家都要反思，但是问题是我们上面会不会反思呢？学者只能做一件事，从自己做起，我只能这么说，我们自己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有益有害，谁知道？你做有益的事说不定人家把你当有害，因为你不跟潮流，但跟潮流的人有没有错呢？比如说，新中国有三千思想消失的说法，这是梁慧星的观点。当然，梁慧星的观点我并不都赞成。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敢把这种消失的观点拿出来说，这种独立的品格，就不容易。就算不赞成学术观点，但是我还是高度评价他的学术品格。我觉得做学者，人云亦云，怎么能行？我非常想写一篇博客，叫“播者记者学者”。播者是读别人的稿子；记者是大众媒介，要吸引眼球；学者则是脚踏实地、独立的去研究一些社会问题。我现在选择的是学者，学者就要做学者的事，除非哪天校长不让我做了。只要我在位置上一天，我想我只能这么做事情。

记：您认为现在中青年学者发表文章有什么建议？

董：如果要我做导师，我只坚持创新是必需的，没有创新，研究生能干什么？年复一年制造废纸，有几篇文章有用啊？研究生论文多数都到废纸堆里去了，有什么意义呢？我个人看法，第一，应当是命题作文，学生自己搞得清楚写什么东西吗？当然是什么好写，写什么。乱七八糟写点来干什么？第二，没有创新，丢到废纸堆里去。现在硕士生的论文有几篇有用处？重复这么多人去投入，干什么呢？

记：您可以简要地评价一下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状况吗？

董：大环境没有办法改变，小环境可以改变，一个学者只能从你做起，我们只能改变小环境，在我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我们不去要求大环境的事情。所以他们问，要不要申报一级韬奋学者岗位？我不会申报的。因为要求发文章，这些文章我不会写，我写的文章你会登吗？我就是要写尖锐的文章。我要写的只能是我想写的，当然我想写的可能没有人愿意发，我写篇博客就可以了。有一个概念，我不是播者，当然我也不做记者，我只是做个学者。我理解的学者就是这样，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把这三种身份分得清楚呢？我认为有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的。所以，很可能我们国家都是播者，社科基金的评审者也都是播者，还有很多人是记者，当然我只是个学者。当个学者肯定什么奖也拿不到，我也不指望拿什么奖，这个没意义。我可以为华东政法大学去写几篇有影响的文章，甚至还可以去活动活动关系，但这些我都不会去做。我觉得没必要，这就是我个人的体会。

一场“”运动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场灾难，但是现在学术领域里我们又在搞“学术”，经济领域还很难说，但是学术领域绝对是在搞。“”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培养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学生？尽管我们的学术水平在提高，但其实我们跟国际水平的距离正在拉大。孙冶芳，他至少有学术的独立，他至少知道应该研究中国本国的东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知道去研究本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在表面上弄来弄去，那我们的这些学者就称不上是学者而是记者，是播者。但是呢，很可惜，我们一流的是播者，二流的是记者，三流的才是学者。我宁可做三流的学者。因为命运选择了我做学者，如果环境好一点，我重新衡量，可惜没办法，我只能做学者，做学者就要有学者的样子。

栏目主持人：程新友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7篇

基于法学教育乃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建设事业培养合格乃至优秀人才的考量，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及其人才的规格与质量标准，都是由国家来确定的，比如从历史与现实来看，作为全国教育工作的政府主管机关的教育部，以及司法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都对法学教育中的公共通识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相关教材的编写、授课的重点与难点（通过课程教学大纲表现出来）等，高校是否具有法学本科招生和培养资格、是否具有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法学及非法学本科背景）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资格、是否具有法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和培养资格、法学学科是否具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法学学科是否具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法学学科是否是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或者相关二级学科是否是国家重点学科等等，始终都实行着严格且计划极强的支配性安排。无论是本科生的培养还是研究生的培养，学生的学费收取标准，都是按照政府物价部门根据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确定的地区类别所属而确定的，学费标准并不与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质量和水平挂钩。高校根本无法左右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法科毕业生的就业，但高校的法学教育却必须接受政府教育部门所谓学生就业情况的考核，也必须承担社会对法科学生就业情况的各种社会压力。正因为上述情况的现实存在，作为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教学的主体与承载者的高校及其法律院系，其办学很难具有真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高校法律院系在上述条条框框的捆绑束缚之下，根本就没有机会和动力，根据国际国内的现实情况特别是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与法律人才需求的实际，根据本校本院系的具体情况，来选择、确定法律人才的层次与类型并进行教育教学的方案制定与具体措施的落实。一句话，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的培养中，如果教育部不能真正地进行行政放权，如果不能真正地把法学教育教学的自还给高等学校和相关的法律院系，中国法学教育的内涵发展与质量提升以及中国法律人才培养质量，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

二、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多元化办学问题

正因为中国法学教育中行政控制的计划性色彩太浓厚，其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和现象就是，中国的法学教育始终存在一个统合单一的问题，也就是法学教育模式单一、法律人才规格和标准单一，缺乏多元化。现在，我国法学教育界大体上都认可的并不完全准确的数据是，我国已经有了630多所可以培养法学本科人才的法律院系，除了那些独立的专门法律高校外，绝大多数这些法律院系分别依托于我国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之中，比如综合性院校、理工类院校、财经类院校、农林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医学类院校等都开办了法律院系。尽管这630多所法律院系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千差万别，但其同质化的情况却似曾相识。在法学教育模式方面，现实情况是尽管我国不同类型高校都相继开办了法律院系，尽管这些法律院系也都根据其所依托的高校的特色和优势而在法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特色化设计，但在法律教育模式方面并没有对大一统式的同质化的教育模式做真正实质性的改变，各个法律院系也都普遍担心因强调其特色和优势而被所谓“主流”边沿化，从而脱离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流，担心因此失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国内交流等方面的行政性资源分配的资格和机会，从而也不敢真正大胆地尝试特色化的法学教育教学改革。所以，我国法学教育模式在整体上特色并不明显，各个法律院系并没有真正展现出各自在法学教育教学上的优势，其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在宏观上无论是公共通识性课程还是专业性的核心课程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最多也只是在微观一点的专业选修课程方面稍微具有各自所依托高校的性质、特色与优势的成分而已。

在法律人才的培养方面，我国法学教育界也基本上一致地将其定位为为我国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培养司法官员、为社会法律服务培养律师人才、为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后备人才，至于为党和政府部门培养合格的公务员、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为商贸经济和企业界培养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则不是我国法学教育有关法律人才培养的主流定位共识。在法学教育的性质定位方面，从教育行政管理层面到法学教育界，无论是在思想认识层面还是在法学教育实践方面，中国的法学教育始终纠结于通识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二难选择而莫衷一是，当然也有同行提出中国的法学教育应该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但以职业教育为理想和现实的许多改革举措的直接目的似乎又是我国绝大多数法律院系的基本共识。中国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模式、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学教育性质方面的高度同质化而出现的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法学教育的行政控制和计划经济的思维———也就是非此即彼的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要真正解决这个看似无解的僵局，使中国法学教育真正焕发活力和生机，就必须真正落实中国法律院系的自主办学，在法学教育模式、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学教育的性质定位方面倡导多元化办学。具体而言，综合性高校的法律院系、理工类高校的法律院系、财经类高校的法律院系、农林类高校的法律院系、师范类高校的法律院系、医学类高校的法律院系等等，不仅在各自类型上应该在法学教育模式上有独立性的实践探索，而且同一类高校的不同法律院系也完全应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和条件选择并实行独特的法律教育模式。全国630多所法律院系所培养的专门法律人才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不同的法律院系培养的法律人才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且同一个法律院系所培养的法律人才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为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培养更多的后备人才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养合格甚至优秀的检察官、法官、律师固然非常重要，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更多的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的公务员与企业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培养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合格的现代公民，同样是中国法学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在法学教育的性质定位上是以通识教育也就是素质教育为主，还是以法律职业教育为主，也应该交由各个高校法律院系自行决定，并以其各自的认识来选择法学教育的模式、设计其培养法律人才的规格和标准、制定并实施其课程计划等等。

三、中国法学教育中的人文化办学问题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由于长期以来法治并没有成为中国治国理政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律不仅始终都居于现实的政治之下而成为其附庸并因此地位和作用十分有限，而且法律并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与其相适应的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注重主流和正统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以及对法学基础理论的教育，而法律的专门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培育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社会对法律职业化的企盼，随着法学界和法律界对法律的自主性与自治性的企盼，随着全社会对现代法治的渴求，才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确立起了基础与核心地位。也正因为如此，也特别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职业教育的性质定位在我国法学教育界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法学教育在整体上特别地关注了“法学”学科的教育教学，而对于非法学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教育教学并未纳入到法学教育的常规轨道之中，比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在法律院系的课程设置中基本上没有位置，尽管这些学科的教育教学对于任何层次的法律人才的素质与能力的提升相当重要。

而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常规性的“政治理论”课程似乎实际地承担着法科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重要职责，这类课程包括5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占教育部确定的法学专业16门核心基础课程数的三分之一，这5门课程的学分大约也占法学专业16门核心基础课程总学分的五分之一。尽管这些“政治理论”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全体学生都必须学习的课程而并非专门为法科学生开设，但我本人也认为这些课程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确实也是必须开设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法科学生逐步确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观，这些课程当然也能够在法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提升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们同样也清楚地知道，仅仅是这些“政治理论”课程，实在是不可能真正完全承担起我国法科学生人文素质涵养与提升的重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著名大法官勒尼德•汉德曾针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基本素质与人文修养强调说：“我敢说，对于一名被要求审核一个有关宪法的问题的法官来说，他除了要熟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还要懂得一点阿克顿和梅特兰，修昔底德、吉本和卡莱尔，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马基雅弗利、蒙田和拉伯雷，柏拉图、培根、休谟和康德。因为在这些知识中，每一种都会有助于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人文素质与人的教养尤其是作为公民的教养和作为法律职业人的教养，恐怕主要还得由诸如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行政管理学等课程来共同完成。以此为考量基础，我认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在法科学生的培养方案制定方面，尤其在课程设置和优化方面，可能应该更多地在人文化办学方面多加衡量，以真正有效地通过人文教育和法律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全面提升我国法科学生的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全面提升我国法科学生的法律实践操作能力和社会人文的综合适应能力。

四、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国际化办学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现实呈现，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我国法学教育也不得不现实地面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所带来和可能带来的挑战。实际上，中国法学教育自改革开放开始就在国际交流方面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在进行中，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层次也更加多元和丰富。各个法律院系也在不同层次的法律人才培养别注重其“国际化的视野”和具有参与多重国际事务的法律实践能力，法学教育中包括国外一些大学法学院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吸纳程度、课程设置及国外原版教材的引进情况、聘请国外教师直接用外文授课的情况、本院系本国教师直接使用外语或者外语和汉语双语讲授法律专业课程的情况等是否与国外一些大学的法律院系进行联合办学共同培养法律人才，都成为衡量我国法律院系法学教育质量、水平与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问题在于，开展国际化办学、培养具有处理多种国际事务能力的专门法律人才，是否就一定是我国法学教育中全体法律院系的统一、共同而必须落实的任务和指标呢？这是我国法学教育界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的确，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社会，我国的法学教育不能不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视角来思考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问题；我也认为，在现代社会，我国法学教育确实必须培养具有全球化视野或者说国际化视野的法律人才，但这样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人才”与懂得、精通外语和外国法律的“国际型法律人才”并不能划等号，我国的法学教育所培养的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人才”，也就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真正服务的法律人才。所以，在如今的中国法学教育中，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国际化办学，如何进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法律人才培养，应该由各个法律院系自主选择和确定。而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实践及其法律人才需求来看，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的重点，也确实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的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实践服务的法律人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和程度差别很大，但从中国社会实践来看其对法律人才的现实需求是一致的。可是，我国法律院系的地理分布所表明的各个地域的法学教育发展却极为不平衡，有学者统计，在全国630多所法律院系中，东部占449％，中部占314％，西部只占237％，而且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资源分配（比如东、中、西部地区所在的法学教育机构获得法学各个专业硕士研究生授权点、博士研究生授权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重点学科、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授权点等的获得时间与数量分布）也极度不平衡，优质法学教育资源（主要是优质法学师资资源）更多地向东部地区集中，这样的事实使我国中、西部地区法学教育在整体上面临非常严峻的困难。而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大力推动在我国一些法律院系的法学教育中新设立“政法干警”这一门类、专门为“西部基层”培养法律人才来看，中国社会基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基层实际上更需要法律人才，而这样的法律人才更多的不一定要是“国际型法律人才”而可能仅仅只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人才”，这样的法律人才绝对需要的是具有更多的乡土情感与常人关怀。这样的法律人才可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础和支撑力量。目前，我国630所法律院系所培养的都是法律本科以上的法律人才，可是，这些法律人才中的绝大多数在毕业之后都首选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或者各地大城市工作。这样的情形明显地彰显了我国法学教育对于法律人才培养的两难：也就是“国际型法律人才”与“乡土型法律人才”的优位选择或者分流培养的平衡。而这个难题恰恰只有将国际化办学及其模式的选择权交给我国法律人才培养主体即具体的法律院系，才有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五、中国法学教育中的保障性改革问题

坦率地说，我国法学教育的规模扩张已经到了饱和状态，此时和此后的最大困境和最大难题恰恰在于内涵发展，在于如何提高教育教学的水平和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上述有关我国法学教育中法律院系的自主化办学、多元化办学、人文化办学、国际化办学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法学教育的性质定位问题、法学教育模式选择问题、法学教育的社会需求与实践取向问题等等，都源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要逐步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渐次展开法学教育上述各个层面的实践举措，我个人认为我们就必须真正面对我国法学教育及其相关环节所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一些保障性和配套性的政策措施方面实行必要的改革。首先，作为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教育部，很有必要认真地研究思考其对高等教育（这里只谈高等法学教育）宏观的顶层设计。至少从我们这些在高等教育一线的教师角度来看，教育部应该将国家财政拨付的高等教育经费更多地用于本科学生的培养，而不是现在这样的不断加大对于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经费投入。在此，我们不妨检讨一下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度的一个侧面。

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对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培养实行的几乎就是“免费”的教育政策。但从我们的实际感受来看，这个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而且从教育资源分配角度看也极其不公平。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义务教育仅限于9年制初等教育以下的教育，中学高中阶段就不再是义务教育，大学专科、本科也已经不再是义务教育而是要缴纳学费。同时，中央政府每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一再强调要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教育部也因此而一再重复这样的政策导向。但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研究生阶段的高等教育毫无疑问都属于“自费”教育，我国教育部居然还依然不断地制定政策在事实上将研究生教育纳入了“义务教育”（也可以称“公费教育”或者“免费教育”）之中。这样的政策在事实上是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质疑的，因为它无疑是对我国本来就极其稀缺的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甚至是极大的浪费。我们也都清楚，我国教育部制定和实施有关硕士研究生的“义务教育”政策的初衷，恐怕还是要提高我国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是不是真的达到了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目的呢？由于教育部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一政策实施之后，全国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否真的在不断提高的调查统计数据，也没有相关的证明事实。恰恰相反，直接参与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绝大多数高校和高校教师普遍感到，这些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事实上在不断地下降。

尽管因为研究生教育几乎都是“义务教育”或者“免费教育”，研究生们似乎没有多少经济或者学费上的压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因此而专注于自身的学业和研究工作，不少人的学位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急就章”，所以研究生学风问题也就频频出现，比如研究生论文的抄袭剽窃现象屡禁不止，以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都曾正式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对包括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在内的人员的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的教育；教育部无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都建立了相应的学风建设委员会或者学术道德委员会，从上到下大规模地进行学风和学术道德教育工作；各个培养研究生的高校也各自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定了多种多样的有关学风和科学道德的规范性文件，也各自调查处理了很多研究生在发表的学术论文和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中涉及抄袭剽窃的“事件”及其当事人；现在培养研究生的各个高校几乎都引进了“论文”的检测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剽窃现象的应用软件，但其应用似乎并没有减少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而我们这些做研究生导师的高校教师也都普遍感叹，做研究生指导教师如今是一个高风险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比较负责任者基本上都是惶恐多于荣耀，生怕自己的研究生出现学术不端和学风问题，生怕自己作为导师受到牵连，因为导师对于研究生的这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感知和控制力实在是很弱的（比如甚至有一些研究生在导师不同意其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时候往往以已经找到工作为理由要求导师同意其参加答辩，导师不同意就以极端的方式胁迫导师同意；作为导师，我们谁也无法承担学校、教育部、国家所可能给予我们的为什么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之类的道德责难）。

如果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和面对真实的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推测，即教育部的研究生“义务教育”政策即使不能说其实施降低了研究生培养质量，那么也可以说其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地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现在，教育部又制定了新的研究生教育政策，即所有类型的研究生都需要交纳学费，但同时又以奖学金的形式返还给研究生。这个新政策能否得到教育公平的正当性检验以及能否真正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的质量、提高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质量，还需要时间和实践的验证。其次，改革我国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实施，不仅大力提升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同时还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到21世纪初开始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尤其是报考资格的条件从极其宽松到逐渐加以限制，而后来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这个社会问题又允许法律本科三年级学生参加司法考试（当然也允许在读而没有获得硕士学位的法学硕士研究生以及两种类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司法考试）。

这一新的司法考试政策的初衷自然也是好的，法律院系的本科学生们也很欢迎。但是，该政策实施数年之后，如今已经显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而对我国法学教育影响重大的消极后果。法律院系的本科学生从第三个学年开始、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则从研究生入学开始，就将主要甚至全部精力放在复习和参加司法考试上，直到通过司法考试为止（这样才有利于找工作）；而通过司法考试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在寻求去法院、检察院以及党和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机会时，还必须得参加相应的公务员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公务员资格考试才有机会参加这些部门的面试。于是，在客观上，法律本科学生和各种类型的法科硕士研究生们，事实上都不再集中精力于专业学习和研究上，而是以司法考试这个指挥棒为中轴转动，这极大地冲击了法学本科、法科硕士研究生的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和培养工作，相应的教学计划的实施受到干扰，教师的课程教学、导师对研究生的常规培养与学术研究指导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绝大多数具有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资格的高校法律院系都普遍感到，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也就是现行的司法考试资格的规定并不妥当，需要研究加以改革。我个人希望提高我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的门槛，也就是要求具有法科类（法学硕士、法律硕士）硕士学位以上的法学学位者才具有报考司法考试的资格。这样将有利于法学教育教学的正常进行，也将有利于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有利于法律职业人才的教育培养。再次，改革法科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制度。

中国法学教育目前已经有了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等办学层次。在硕士研究生这一法学教育层次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法学硕士研究生（通称为“学术型研究生”）之外又设立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通称“专业学位型研究生”，现在还被明确通称为“非法本法律硕士研究生”），前者的报考条件没有特别的专业背景的限制（最初专科毕业工作一定年限之后都可以报考，后来限定为具有本科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者），而后者的报考条件是除法律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文理科不限）大学本科毕业获得相应专业的学士学位者；从2009年起，国家又新设立了一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报考条件是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者（现在被明确地通称为“法本法律硕士研究生”）。按照教育部的设想，这两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都是要面向法律实践的，其所培养的乃是实务型的法律专业高级人才。而从2008年起，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为了解决中西部地区法律人才（特别是中西部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基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的严重断档与员额缺失，为这些地区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充实法律专业的有生力量，与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共同设立了专门为中西部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政法干警”各个层次（包括专科、本科即第二学士学位和硕士研究生三个层次）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体制，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法机关培养法律人才。说实话，法学教育领域硕士研究生层面如此复杂的类型设计，对于从事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的具体法律院系而言，不仅在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设计与安排、具体教学工作、学术指导、学位论文写作与答辩等诸多环节和方面，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和麻烦，不仅很难做到按照其类别与相应的培养目标设计分类培养，而且并没有真正提高相应类型硕士研究生的质量和水平，两种法律硕士研究生的社会认同与学生的自我认同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与质量提升也产生了干扰和阻碍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理顺我国法学教育各个学历层次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恰恰与我们对法学教育的性质定位直接相关。从中国国情和中国教育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高等法学本科教育似乎更应该定性为通识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尽管基于法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因而在法学本科阶段的教育教学中，确实应该强调和加强法律实践教学，但是法学本科阶段教育教学的核心和重点还是在于法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与基本技能的传授，人文素养和法律通识素养的积淀与提升乃是法学本科教育教学的重中之重。相反，法科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理当定性为法律职业教育。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个人倾向于法科类硕士研究生不必区分为“学术型”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非学术型”的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而是将其一律定位为法律职业教育，以本科阶段所学习的专业是否为法律而可分为两种类型加以培养，法科硕士研究生教育全部实行自费教育。而法科博士研究生教育则应该强调其学术性与研究性，实际从事法学的学术研究才应该是法科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核心和重点。

六、未完结的“思”续

其实，中国法学教育目前出现的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恐怕都源于其对所谓社会实践需求———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律人才不能适应现实的法律实践需求的指责———的过分热情而急迫的回应，也是在热情而急迫地回应社会对于法律人才就业难的社会现实境况和社会责难中出现的。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社会需求、社会责难的不加分析和区别的简单认同无益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我个人认为，在我国法学教育应该培养出法律实践能力更强的法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现实需求方面，我们需要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至少也要对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亚洲其他主要国家法学教育及其面向法律实践的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进行更全面、准确而客观的研究并认真思考，遵循法学教育以及面向法律实践的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认真规划、调整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定位、基本模式、人才培养思路及其具体举措。

在有关我国法学教育培养的法律人才就业方面，我认为，无论是在政府或者说教育行政管理层面和全社会层面，还是在中国教育界与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律实践界，我们都必须改变这样的错误认识，即高等院校必须对其所培养的学生的就业负责任。在中国现实背景之下，就业乃是一个并非完全由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定的问题，尤其在法律人才就业问题上更是如此，众多的非市场因素———而且还是短时期内根本不可能消除而很可能是长时期存在的因素———在影响和制约着法律人才的就业。在一个就业市场化率极其有限的领域内，相关高等学校没有任何资源和权力可以决定和支配其培养的人才的就业，在这样一个现实境况下，让从事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的法律院系来承担毕业生就业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是极其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责任附加，既无助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进步，又无助于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造就。因此，在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律人才的就业问题上，我国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全社会都应该改变对于法科毕业生就业情况的不当认识，而我国的法科学生也应该认真思考并转变包括就业选择中的地域、行业、职位、薪酬等等因素在内的就业观念。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环境法；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92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110-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14

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宣布“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标志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却还没有建立起来[1]。这是为什么？回顾一下学界、实务界为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所做的理论准备，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1“舶来”的环境公益诉讼

毫无疑问，我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种叫做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一方面，在古代历史上不可能发生这种制度，因为古代中国不存在当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服务于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公益诉讼；另一方面，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我国虽然从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独立于诸如《大清律例》等法典之外的诉讼法，新中国成立后还向苏联学来了社会主义类型的诉讼法及其所包含的诉讼制度，但这些引进和学习并未给我国的诉讼制度增加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更加现代的成分。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在人类遭遇了环境危机，先是感受到工业污染对生产、生活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后是最近三十多年环境问题呈越来越严重之势的背景下，从国外引进的，是新上岸的舶来品。

1981年，马骧聪先生等发表了《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2]一文。文章在第二部分“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法律责任制度的发展趋势”总结出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五个方面的“趋势”。在对第四个“趋势”（“在追究责任的程序方面”的“对危害环境的行为加紧追究责任”的“趋势”）的介绍中，作为说明“法律赋予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享有相当广泛的权”这个趋势的例证，论文提到“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和《联邦大气净化法》等法律都规定，除个别例外情况外，任何公民都可以就违反环境保护法规的问题，对任何人、企业、美国政府及其机构，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虽然这个表述并不精准（不管是马先生等提到的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联邦大气净化法》，还是他们没有提到的其他规定了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美国法，都没有把这种诉讼定性为民事诉讼），但这是美国环境公民诉讼（citizen suits）第一次出现在由我国大陆学者自己创作，且在大陆发行的正式期刊上发表的著作中。从内容上来看，这篇论文总体上是一篇执行“洋为中用”政策的作品，开创性地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不过是其“输入”的我国学界、政界不太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的外国制度（“洋”）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马先生等的开创性介绍可能并没有引起我国普通民众的太多注意，对学界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也就是说，马先生的论文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介绍并没有成为一次成功的引进。于是，若干年后，陶红英先生、王曦先生又对这项制度做了更为全面的介绍。陶先生于1990年发表题名为《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制度》的文章，全面介绍了“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的概念、功能、在相关法律中的表现形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相关制度，等等[3]。王曦先生于1991年专门介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中的公民诉讼制度。王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公民诉讼，王先生也称之为“公民执行”，“是美国环境法的一项创造”，发明创造意义上的创造，而这项创造是由《清洁空气法》第一个完成的[4]。

徐祥民等：建立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准备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在陶红英、王曦先生发表介绍文章之后，在世纪之交，李艳芳等[5-8]学者也先后发表评介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或以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为重要讨论对象的文章。这些文章和此前讨论美国公民诉讼制度的文章，向我国输入美国制度的态度是明确的。这些论文的大致阐述逻辑为：介绍或评述美国制度――建议我国引进这项制度。例如，陶红英先生的一篇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其中前四个部分都是在介绍美国制度，而第五部分则主要表达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在美国已经实践二十多年”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确实有助于阻止将污染物非法排入环境”，有助于“推动环境管理”。第二个观点，“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制度，为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个观点，分析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就是引进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可能性。陶先生认为，“随着公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公民会要求更多的诉权，主动参与环境法的执行”。在我国实行“公民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形式”[3]。这三个观点可以说是对引进美国制度所实施的三项必要论证。第一项，相关美国制度先进、有用；第二项，这项美国制度对我国有用，至少是有借鉴价值；第三项，我国需要也有可能建立这种制度。既然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在美国是有效的，对我国是有用，我国又需要和可能建立这项制度，那就引进吧！这是一个完整的论证过程。再如，巫玉芳先生发表在《现代法学》上的那篇论文[7]由四部分构成。和陶红英先生的思路一样，前三部分介绍、评价美国制度，后一部分讨论引进或者借鉴问题。其论文的前三部分先后是“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的特点”、“公民诉讼制度的理论依据”、“美国环境法上公民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它们是对美国制度的描述或总结、评价。论文的第四部分转向我国，讨论“公民诉讼制度对我国环境保护的启示”。巫先生得到的启示之一是“修改我国相应诉讼制度以适应公民诉讼的要求”。按照她所说的启示，“适应”“公民诉讼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制度的“要求”改造我国原有的诉讼制度。一句话“移植”美国制度。

当然，谋求“洋为中用”的努力也并非只投向美国，只关注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我们学者就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向西方学习的大致过程是，从1981年至2002年这20年，主要学习美国；2003年以后，既关注美国，又研究日本、印度、欧洲国家。根据从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收集到的信息，在1981年至2002年的20余年中发表的讨论环境公益诉讼的论文共15篇，其中10篇都是专门论述美国制度的。在2003年之后发表的作品中，张建伟先生等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9]介绍了日本的环境公益诉讼，介绍了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张式军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10]论述了日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印度环境权的宪法诉讼和“公民诉讼”，还有欧盟国家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等。

这些学者是为我国引进美国诉讼制度的行动者，同时也是这项制度的品鉴者和欣赏者。巫玉芳先生把“公民诉讼制度”看作是应对环境问题的一项“自力救济措施”，而这项措施是“美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的特色之一”[7]。张明华先生对这项制度的评价是“理想”，即“理想的制度设计”[8]。秦天宝先生对它的评价则是“先进”，即“先进”的“制度”[11]。汪劲先生则把美国称为“公民诉讼的先驱”[12]。

大概正因为学者们是一边欣赏、品鉴，一边向国人介绍，所以，我们的舶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旅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何时？到2005年国务院作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宣告时依然没有结束。在李艳芳先生2003年发表的论文[5]之后，不仅有陈冬[13]、牛犁耘[14]等继续就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展开讨论，而且其他许多似乎更加关注我国相关制度建设的学者也在不断从美国制度或者其他外国制度那里汲取营养。2006年之后发表的研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学位论文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一再挖掘或评述，更说明在有关师生的认识中，2005年尚未完成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成功引进。

2对环境公益诉讼研究成果的数量分析

自1981年到2005年，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来说还没有结束向内引进的介绍、评价阶段，还处于正式开展制度建设之前的理论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介绍、评价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呢，理论准备是否充分呢？以下几组数据或许能够说明问题：

2.1期刊论文数量分析

根据从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收集到的信息，自1981年到2005年，25年之中，我国学界共发表专门讨论环境公益诉讼的论文和其主要内容与环境公益诉讼有关的论文（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论文）80篇。这个数字不算大。年度数就更无法夸耀了――平均每年2.2篇。其中1982年至1989年，这8年中未见专门讨论或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主要内容的论文。从1981年到1990年，这么长的间歇期至少说明，环境公益诉讼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尚未引起我国学界、政界的重视，更不要说高度重视了。

对刊登这80篇论文的刊物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未见有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

第二，未见系统研究或专门研究环境公益诉讼的论文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法学权威刊物发表。

第三，除专门介绍国外制度的论文之外，只有3篇论文刊发于影响较大的法学学术期刊上。

我们很难指望通过上述80篇论文能就如何建设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学界达成一致的看法，或形成被学界广泛接受的用以支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学理论或系统的法律观点。

2.2专门著作数量分析

在自1981年到2005年这25年中，我国学界没有出版过一本系统阐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或环境公益诉讼的著作。在这个阶段出版的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有关或其内容涉及环境公益诉讼的著作只有3部。它们是：王曦先生1992年出版的《美国环境法概论》。该书第七章《美国环境法的执行》提及美国公民诉讼制度。汪劲先生等2000年出版的《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该书提及美国公民诉讼以及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颜运秋先生2002年出版的《公益诉讼理念研究》。该书关心的主要是经济法范畴内的公益诉讼。它讨论了公益诉讼的先决问题、本质内涵、历史发展、原告资格、程序保障、典型适用、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等。这些著作显然不是我国学界已经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充分认识和全面理解的证据。

相比之下，2006年后出版的讨论环境公益诉讼或相关话题的著作却比较丰富。自2006年到2010年，5年间出版19部。从出版相关著作的数量上看，我国系统的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建设主要是在2005年以后实施的。

2.3学位论文数量分析

学界对重大学术和制度建设问题的关心往往都表现为研究生论文选题。这大概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根据从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收集到的信息，我国高校和研究院所各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自1981年到2005年，共发表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学位论文40篇。这25年的年均发表数为1.6篇。如果从1984年算起，21年中年均发表数为1.76篇。在这40篇论文中，博士学位论文仅2篇。它们是陈冬的论文《环境公益诉讼研究――以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为中心》[15]、张式军的论文《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10]。

从这组数据来看，不能说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引起高校师生的高度重视。

对照一下2006年以后的情况，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这个判断的正确。2006年至2014年，共发表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274篇，平均每年发表30.4篇。在这9年中，2012年、2013年、2014年发表学位论文数都超过40篇，依次为45、43、53篇。也就是说，在这三年中，单一年度发表的学位论文数就超过1981年至2005年发表学位论文的总数。

2.4专业学会年会接收论文数量分析

学界对重大理论问题或制度建设问题的关注常常反映到专业研究团体的年度会议上来。环境公益诉讼从制度上看与环境法关联度最高，在学科归属上归入环境法学最恰当。那么，环境法学专业学术团体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原名为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的年会对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态度如何？参加会议的会员或不以会员身份参加会议的专家又是如何对待环境公益诉讼这个话题的呢？

中国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成立于1999年11月20日。研究会在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同时举行了“可持续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1999年11月20日-22日在武汉举行）。自第一次研讨会之后，该研究会每年都举行学术年会，每届年会都编辑文集。学会编辑的文集动辄收录论文百余篇、200余篇，但这些文集收录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论文只有12篇。这个数据无法让我们相信环境公益诉讼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3对环境公益诉讼研究的论题分析

25年间，我国学界和其他关心环境保护、环境法制建设的专家发表环境公益诉讼论文（含正式出版的文集中的文章）80篇，学位论文40篇，向会议提交环境公益诉讼论文12篇，出版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著作3部。在这些著作中，专家们讨论了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的一系列议题。较为集中的议题有以下几个：

3.1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

大概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型来自海外有关，不少专家在讨论这种制度或为在我国建立这种制度设计建设方案时，都是先界定概念。陶红英先生、秦天宝先生等的论文都是开篇就告诉读者环境公益诉讼或环境公民诉讼是什么。陶先生的论文说：“美国环境法中的公民诉讼（……）是指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讼。”论文还告诉读者，美国制度中“作为原告方的公民”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公民团体”[3]。秦先生的论文说：“公民环境诉讼是指法律赋予公民向法院的权利，以揭发企业违反法定环保义务或督促行政机关积极进行环境执法的一种诉讼制度”[11]。尽管秦先生的定义与陶先生的并不相同，但秦先生和陶先生的写作意图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告诉人们“公民诉讼”或“公民环境诉讼”、“环境公民诉讼”是什么。在陶先生、秦先生之后，虽然环境公益诉讼这个概念或语汇已经一再出现在我国学术期刊中，但不少学者仍然不厌其烦地做下定义的工作。张明华先生、周天枢先生的论文都在第一章专门讨论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张先生论文第一章的标题是“何谓环境公益诉讼”[8]，周先生的标题是“环境公益诉讼概念”[16]。其他一些专家也念念不忘解释何谓环境公益诉讼。

3.2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起初评价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和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的其他外国制度的学者，无疑都是把那些制度当成学习对象的。这些研究者无例外地希望把他们评价的制度引进中国。不管是这些最早的评价者，还是后来希望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专家，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建立这项制度有必要吗，或者更准确些说，我国建立这项制度有必要吗？

学者们没有忘记回答这个问题。前述“介绍或评述美国制度――建议我国引进这项制度”的阐述逻辑以确认我国有必要建立或引进相关制度为逻辑要素之一。这个要素在陶红英先生的作品中表达为必要且可能，即在我国实行“公民诉讼不仅有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巫玉芳先生主张“移植”美国制度。她认为这项“自力救济”制度的运用对防治“具有公害性和不可恢复性”的“环境破坏”，对“环境保护法的贯彻与执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7]。冯敬尧先生的论文设独立标题讨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问题。他以论证“赋予”公民“诉权”的“必要”[17]性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论证目标。

从一些专家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读出来这样一个道理，即对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问题没有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的必要。道理很简单――我国法律中存在支持这种制度的精神甚至存在这种制度的雏形。巫玉芳先生在其论文中明确指出：“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中已经隐含了公民诉讼制度的规定”[7]。既然已经“隐含”，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植”或者引进了。既然已经“隐含”，就不需要讨论建立相关制度是否必要的问题了。如果一定要讨论的话，那么，议题应该是：将隐含的制度变成明确的制度是否必要。李艳芳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在谈到美国《清洁水法》等法律中用以构建公民诉讼制度的规定时，李先生指出：“我国现行的一些立法也有类似规定”。她相信我国法律“隐含着与公民诉讼相同的内容”，美中不足在于，相关规定“所指向的具体含义不是十分明确”，因而“其作用”被“大大限制”了。既然缺陷在“不明确”，我国需要做的就只是“借鉴美国的做法”，在相关立法中“对公益诉讼加以明确规定”[5]。这样说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我国来说只有从“不明确”走到“明确”这么半步之遥，当然不需要再讨论什么必要性问题。

3.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学者在评价外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帮助我国设计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都没有忽略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巫玉芳先生的论文对“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做了系统的介绍，理论基础排在她所做的系统介绍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的特点”。她所说的“特点”是指区别于“团体诉讼”的特点[7]。这第一项介绍实际是要告诉读者公民诉讼是什么。巫先生的表述顺序实际上是：第一，公民诉讼是什么；第二，公民诉讼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冯敬尧先生对论文前两章的安排与巫先生的论文几乎一模一样。第一章“环境公益诉讼的源起”。名曰“源起”，实际上是讨论这种诉讼的概念以及这项制度中的当事人、诉由和诉讼请求。第二章“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17]。张明华先生对论文的章节也做了与巫先生、冯先生类似的安排[8]。其他一些学者也都在其著作中以大小不等的篇幅论及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问题，其中陈冬的论文所做的论述更为系统。她认为“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妨害公众理论。”[18]

3.4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如前所述，不少学者在评介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时都注意到这些制度的特征或者说这项制度的一个要素，那就是资格宽泛的原告。马骧聪先生说的是“除个别例外情况外”的“任何公民”[2]，朱谦先生认为其中的“公民”除了“自然人”之外“还包括企业、州政府乃至美国政府”[6]。秦天宝先生专门做了中美之间的“原告资格之比较”。两国制度相比，反差较大。美国，“任何公民或公民团体都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讼；我国，只有“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有原告资格[11]。

既然中美之间差距在原告资格之宽严，对美国制度的学习就变得再简单不过――放宽原告资格。幸红先生就给出了这样一个简洁的答案――“取消对原告主体资格不适当的限制”[19]。罗飞云先生也主张“拓宽资格”。他谈到，为了使“环境权益获得可诉性，不应苛求申诉人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任何组织和个人”[20]。

3.5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秦天宝先生所做的中美比较之一是“受案范围之比较”。仅就两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来看，我国的法定受案范围明显比美国窄。秦先生认为我国法律对“受案范围”的严格限定“不利于从宏观上加强对影响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干预”。所以，他认为，“我国应当扩大环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1]。其他许多专家都主张放宽或“拓宽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21]。至于可拓展的空间，学者们多关注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计红先生在讨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构建”时就提出将“受案范围扩及……危害环境公益的抽象行政行为”[22]的主张。

3.6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若干细节

关心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专家不仅讨论了推动这项制度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而且也就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有关的，或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细节问题，做了未雨绸缪的设计。专家们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6.1举证责任分配

吕忠梅等都曾讨论过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或者叫“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问题。专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传统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的基础上，“适当弱化原告的举证责任”[23]，把更多的举证责任或可称“大部分责任”[24]加给被告。对分配的原则，一般看法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25]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原则”[26]，也有的专家主张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27]，或“举证责任倒置或严格责任”[24]原则。

3.6.2诉讼费用负担

李艳芳等都曾关注诉讼费用问题。专家们在一个基本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个基本认识是减轻原告诉讼费用负担。有的专家将其观点表述为“适当减轻民众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并对诉讼费用的负担做出有益于原告的规定”[23]，有的专家表述为“在立法上，对诉讼费用的负担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28]。至于如何减轻原告的负担，专家们各抒己见。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第一，减免预付诉讼费。罗云飞先生提出，“对环境诉讼费用的预付进行改造，适当减免原告预付诉讼费用”[20]。有的专家还主张原告在时“不缴纳诉讼费用”[26]。第二，降低诉讼费用。张建伟先生持这种主张[29]。刘睿先生所说“适当减轻民众提起公益诉讼的费用”[23]大概也包含降低诉讼费总量的意思。第三，败诉被告承担全部费用。郭霞云先生不仅主张“减轻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费用”，而且建议在原告胜诉时，“诉讼费”以及原告“为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30]。第四，原告败诉后的费用负担。陈广华先生考虑到相关诉讼“历时长，牵涉面广且涉及许多复杂专业知识与技能”，“昂贵的诉讼费用”为“一般公民或社会组织难以承受”，除了主张不要求原告先行缴纳诉讼费外，还主张，即使原告“败诉”，“诉讼费用”也可通过“诉讼费用保险”或“环境公益诉讼基金会”“转嫁”[26]。

除上述看法外，也有专家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甚至环境侵权诉讼，其诉讼费“由国库来出”也是“合理”的[31]。

3.6.3受诉法院

黄锡生等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受诉法院也做了认真的思考。主要看法有以下几点：第一，由更高级别的法院作受诉法院。包万平先生建议“由与被告同级的法院的上级法院”为初审法院[32]。第二，设立专门法庭。吕忠梅先生主张“建立专门法庭”[33]。第三，设置巡回法院。张建伟先生主张在“设置公益诉讼法庭”以“实现诉讼效率”的同时，“设置巡回法院”，以“实现诉讼便利”[29]。第四，第三地法院管辖。黄锡生先生认为，“在地域管辖方面，一般由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地人民法院或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但对于损害或可能损害一些流域性、跨区域性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可由原告选择被告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法院管辖”[34]。

3.6.4培育原告和原告激励

专家们对环境公益诉讼都接受两个基本假定：一个假定是，潜在原告处于“弱势地位”[5]。第二个假定是，公民为公益而担当原告存在“障碍”[27]。障碍之一是为维护公益担当原告的积极性不足。为改变潜在原告的弱势地位，弥补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积极性不足的缺陷，专家们提出培育原告和激励原告的主张。所谓培育原告就是培育环保组织，建立更多力量更强大的潜在原告。桂林先生谈到：“同污染者和执法机关相比，公民个人力量弱小”。“一旦公民结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环保社团”，就“有可能同侵害方平等对话”。他希望通过建立“拥有专业人士、较强的技术基础、雄厚的资金和一定影响力的社会团体”来“矫正”原被告双方“实力失衡的状态”[35]。

所谓原告激励就是通过奖励等方式调动更多公民为环境公益而诉的积极性。罗飞云先生认为“原告胜诉后应获一定奖励。” 在他看来，“公民提起环境行政诉讼，往往不仅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护环境利益”，还要“耗费其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如果“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监督行政行为维护环境利益，从而形成对行政权力监督的‘第三种强有力的外在力量’”，更好地“维护环境利益”[20]。

3.6.5环境鉴定

张建伟先生专门讨论过“环境鉴定”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把鉴定机构建成中立性的第三方组织[29]。

3.6.6具体“诉讼规则”

郭霞云先生专门讨论过诉讼规则问题。他谈到：“鉴于环境公益案件诉的利益的公共性和扩散性，应当对环境公益诉讼设置不同于一般诉讼案件的诉讼规则。”除管辖外等上文已经述及的事项外，她提出的关于诉讼规则的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前置程序。她提出的方案是：“公民在提讼之前应先向有关的行政机关投诉，行政机关不依法处理、逾期不处理或者公民对处理结果不服的才可以向法院提讼”。第二，处分权限制。她谈到，“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因此当事人撤诉、和解等处分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必要的法律限制，并且应当接受法院的监督”[30]。

4并不充分的理论准备

为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了将以美国的公民诉讼为典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引进中国，专家们细致地咀嚼了概念，耐心地讨论了必要性，对理论基础做了既有深度也有广度的挖掘和建构，对被视为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关键的原告资格问题花费了足够多的笔墨[10]，对受案范围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还讨论了包括诉讼费用负担、原告激励、包括前置程序等在内的具体诉讼规则等细节。那么，我们是否已经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做了足够充分的理论准备呢？答案是否定的。上文的“论题分析”说明，我国学界、政界以及其他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人们为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做了有益的理论准备工作，但没有说明专家们做的工作是否已经足够充分。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准备之不足集中表现为没有真正解决何谓环境公益这个基本认识问题。言环境公益诉讼者，包括“论题分析”所涉议题的参议者，都会说环境公益是“环境公共利益”[27]，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8]，是“对侵犯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讼”[24]，但什么是“环境公益”或“环境公共利益”呢？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理论准备阶段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圆满的答案。

专家们对环境公益的诠释、界定或说明，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在公共、公众、社会大众等概念间辗转。以张明华先生的论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8]为例。张先生的论文一开始就把“社会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区分为两类，并把其论文的主题限定为前者。在专门界定“环境公益诉讼”的章节，论文也特别强调环境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的普通环境侵权救济诉讼”。为了阐述张先生头脑中的环境公益诉讼，文章讨论了美国法中的“公益妨害”、英国法中的“公害”等，讨论了“权利的社会化”等“法理基础”。文章把“环境法益的归属者”或“环境公益的归属主体”界定为“社会民众”或“社会大众”。为了说明主体与诉讼所欲维护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文章采用了“利益归属主体”和“利益代表主体”“二分”的“新型研究框架”。文章还给公益诉讼提出了维护“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8]的任务。公共、公众、社会大众、社会民众、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环境公益，等等，尽管不断重复着“公”这个词素，但却不能让读者真切地理解这“公”与私的实质性的差异是什么。更具体一点说，这些轮番重复出现的带“公”的标牌的概念没有向读者传递其与“众益”并非近亲的信息。

第二类，以多个主体的个人利益为归宿。以颜运秋先生的论文《论环境与资源诉讼中的公益理念》[36]为例。颜先生的论文意在阐述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公益理念”。文章到“国际环境法和各国的国内环境法”中寻找“公益理念”，从世界各国的“诉讼实践”中挖掘“公益理念”，赋予其所尊奉的环境权“公益性”，为给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灌注公益理念提出若干建议。他的公益是什么，他的公益理念又有怎样的内涵呢？颜先生引用的事例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青岛市东部兴建中的“国泰公寓”将影响“燕儿岛路的15户居民”房子的采光，构成对颜先生所支持的“采光权”的威胁，于是，该15户居民经过抗争，包括迫使工程一度停工，“分别得到2万元至14万元的‘挡光赔偿费’”，共计获得“62万元人民币”赔偿费。该案无疑是私益诉讼。颜先生所说之“公”实际上就是“众”，他所说公益就是众益。颜先生注意到，环境具有“整体性”，一旦发生“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就会造成“群体”也就是多于一个的主体的利益，他也称之为“社会利益”受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提起的指向侵害行为的诉讼就带有“社会性”，或反“公害性”。他赋予这种诉讼的“公益理念”就是非独为自己的理念、利己也利他的理念，就是为“排污设施地点附近的居民（一般都是多个人）的权益”[36]而诉讼的理念。

第三类，在公益和众益之间左右摇摆，模棱两可。以王宗廷先生的论文《环境侵权的公益诉讼研究》[37]为例。论文对“环境侵权”的定义包含两种损害，一种是“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种是“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益”。这一定义为王先生笔下的“环境公益诉讼”在公益诉讼和众益诉讼之间左右顾盼埋下伏笔。文章谈到的一些损害是私益损害，比如“超标排污造成养殖的鱼类死亡”、排放污染给“正常生活带来”的“不便”或“生命财产”“损失”等。文章谈到的另外一些损害纳入公益损害更恰当，比如“破坏生态导致草原沙化而带来沙尘暴”、出于“行政行为”的“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在讨论我国的制度建设时，文章引述的是美国“《密执安环境保护法》”等先例，列入亟待解决之列的问题是突破《民事诉讼法》仅“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才能当原告的限制。这些都属于环境公益诉讼论。文章加给环境侵权受害方“无抵抗和规避能力”等“弱势”特点，对环境侵权损害所具有的“潜在性、滞后性和延时性”特点的总结等说明其所论为私益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的有具体利益主体的损害。文章提到的允许公民为“清扫‘他人瓦上霜’”而诉，这符合“众益诉讼”的形式特点。如果要问这种诉讼的精神实质，大概答语可以选择该文中的一个短语――“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37]。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目标的诉讼是私益诉讼。

总之，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准备并不充分。正是因为自2005年开始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工程是在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施工的，所以才会遭遇后来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坎坷。2009年，写进《侵权责任法》的“环境污染责任”实际上只“不过是‘污染环境致人损害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习惯’表达”[38]。2012年修改《民事诉讼法》，环境法学者“本欲借风使船”，结果却被“人多”“事重”的众多消费者权益之类的众益“刮走”了辛苦缝制的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风帆”[39]。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虽然人们对第五十八条倾注了无限的希望，但其中的“社会公共利益”已无法逃脱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的“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称兄道弟的命运。

为今之计，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最近路线是仿照美国《清洁水法》等法律设置公民诉讼条款的方式，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防沙治沙法》等单行环境法时添加支持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在《民事诉讼法》经过了2012年的修订之后，我们曾提出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便捷路径”[1]。这条“路径”就是经过修改法律或者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把我国许多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检举权解释为权。在《环境保护法》经过了2014年的修订之后，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用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把“举报”和“提讼”明确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权利。在新的《环境保护法》生效之后再把检举权解释为权，在司法上是不“合法”的，在立法上则需要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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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纺织品出口品牌建设童西琳，TONGXi-lin

3.试析"房地产泡沫论"徐礼伯，XULi-bo

4.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朱庆仙，ZHUQing-xian

5.对我国增值税课税类型选择的思考戴桂荣，戴晓琴，DAIGui-rong，DAIXiao-qin

6.乡级财政现状、问题及对策后鸿燕，东升，HOUHong-Yan，DONGSheng

7.战略管理会计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张岚，ZHANGLan

8.电子商务与税收阮卫华，RUANWei-hua

9.国有企业产权向管理者转移刍议何放，HEFang

10.论国企改制中公司报酬激励方案的理性选择刘惠兰，夏广莉，LIUHui-lan，XIAGuang-li

11.对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考王晓红，WANGXiao-hong

12.论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文化的构建罗康华，LUOKang-hua

13.企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李向红，LIXiang-hong

14.企业内部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与防范黄贤东，HUANGXian-dong

15.论品牌建设梅家坞，MEIJia-wu

16.中国古代市肆考略周安平，ZHOUAn-ping

17.电子商务中电子钱包的使用及安全顾海艳，GUHai-yan

18.构建和完善网上人力资本市场许震，XUZhen

19.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刘惠芹，LIUHui-qin

20.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资源立法董芸，DONGYun

21.论公司董事行为的非犯罪化窦莹，DOUYing

22.试论我国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李岩，段文鹏，LIYan，DUANWen-peng

23.对我国流通业运营管理人才培养的思考刘艳，LIUYan

24.谈网络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尉迟勤，YUCHIQin

25.公众图案心理与广告平面设计郑伟，ZHENGWei

26.浅谈发展体育旅游的必要性王春华，WANGChun-hua

27.基于网络的高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崔林，CUILin

28.高职会计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杨晓华，陈冠亚，YANGXiao-hua，CHENGuan-ya

29.谈提高学生对《体育保健学》的学习兴趣邓雷，DENGLei

30."交际法"的教学思想内涵及其教学原则孙桂涛，SUNGui-tao

31.会计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应用沈俊伟，SHENJun-wei

1.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委托关系分析——兼论完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周安宁，ZHOUAn-ning

2.论传统商业品牌的现代价值王莺，WANGYing

3.财务危机预警实证研究回顾与评析杨华，YANGHua

4.建立会计诚信体系的研究何滔滔，HETao-tao

5.会计信息造假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张英，ZHANGYing

6.企业道德: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杨屏，YANGPing

7.论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内在联系刘大纶，LIUDa-lun

8.论企业绩效考核方案的有效实施王惠琴，WANGHui-qin

9.对行政合同的认识和思索刁翔正，DIAOXiang-zheng

10.高职教育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罗香，LUOXiang

11.和谐大学校园环境的要素分析袁静，YUANJing

12.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当代大学生的性现状研究柴义江，CHAIYI-jiang

13.人本主义与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董新凯，DONGXin-kai

14.论确认物权变动的理论模式的选择唐琴，TANGQin

15.公司董事行为非犯罪化的刑法学研究窦莹，DOUYing

16.判例法成为我国法律渊源之可行性探析任鸿升，RENHong-sheng

17.论高职院校学报的个性特色顾坤华，GUKun-hua

18.高职院校学生管理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王金凤，谢鑫建，WANGJin-feng，XIEXin-jian

19.院校研究中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曹继平，吴景松，GAOJi-ping，WUJing-song

20.艺术设计类研究生论文写作与答辩刍议潘琳，PANLin

21.健美操运动员心理变化的因素及心理训练吴建婷，邓雷，WUJian-ting，DENGLei

22.高职院校学生管理机制探析张小兵，ZHANGXiao-bing

23.社区组织建设的研究方法探讨金乐，徐辉，JINLe，XUHui

24.高校研究性教学体系的构建赵晓晓，赵姗姗，ZHAOXiao-xiao，ZHAOShan-shan

25.高校教务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蒋丹兴，JIANGDan-xing

26.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必要性与实践冯秀红，FENGXiu-hong

27.减轻学生英语写作焦虑的方法初探张惠，张燕军，ZHANGHui，ZHANGYan-jun

28.浅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徐青，XUQing

29.法学教育的价值提升与模式转变郭丹，GUODan

30.试论语文教学中学生审美情感力的培养朱彦，ZHUYan

1.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周家华，郑步淮，ZHOUJia-hua，ZHENGBu-huai

2.连锁店铺的选址与开发策略研究操阳，CAOYang

3.连锁零售企业配送模式的选择钱廷仙，QIANTing-xian

4.深度营销初探李滨，LIBin

5.网络营销分析周以尧，ZHOUYi-yao

6.RFID技术在商品流通领域的应用探讨周蕾，李艳军，ZHOULei，LIYan-jun

7.蔬菜供应链利益分配问题初探冷建飞，LENGJian-fei

8.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支持肖少平，XIAOShao-ping

9.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并轨问题研究孙迎芬，SUNYing-fen

10.关于国企改制后评估增值的所得税问题傅春松，FUChun-song

11.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提升研究徐桂华，XUGui-hua

12.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思考朱庆仙，ZHUQing-xian

13.浅析现金折扣的运用张敏，ZHANGMinHtTp://

14.基于区域品牌建设的区域竞争力分析洪秀华，HONGXiu-hua

15.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保护蒋桂萍，JIANGGui-ping

16.我国高校国防教育现状浅析孙芳，SUNFang

17.论后现代主义的和谐发展观缪宏兵，MIAOHong-bing

18.浅谈高校管理信息系统在仪器设备管理中的运用徐晓兵，XUXiao-bing

19.浅议高校人事档案管理李淑艳，LIShu-yan

20.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董芸，DONGYun

21.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孙晓霞，SUNXiao-xia

22.论高职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哈清，HAQing

23.高职《财政与金融》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财政与金融》课程组，CurriculumGroupofFinance

24.关于财经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戴桂荣，DAIGui-rong

25.高职院校高等数学课程的改革沈跃云，SHENYue-yun

26.大学语文——提升人文素质的重要课程达红，DAHong

27.高职实践教学的新思考张泽，ZHANGZe

28.高职院英语教学中的非智力因素与教学策略孙桂涛，SUNGui-tao

29.浅谈《Photoshop平面设计》多媒体视频教学改革胡祥龙，HUXiang-long

1.长三角、珠三角与海西经济区互动与合作研究华彦玲，HUAYan-ling

2.金融风暴背景下我国经济的发展机遇廖江平，LIAOJiang-ping

3.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民营经济的影响肖少平，XIAOShao-ping

4.中小企业实施长尾战略的研究彭友，PENGYou

5.安全库存及其量的确定刘贵生，LIUGui-sheng

6.基于事件驱动的会计信息系统探析张红，ZHANGHong

7.关于人力资源会计的探讨范世森，FANShi-sen

8.证券发行审核制度的比较分析郝素珍，HAOSu-zhen

9.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的现状调查分析倪晓红，吴远，王玲，NIXiao-hong，WUYuan，WANGLing

10.信息经济中网络安全可靠性研究王骏，WANGJun

11.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教学评价顾秀松，薛敏，GUXiu-song，XUEMin

12.心理咨询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孙芳，SUNFang

13.无线网络安全技术初探徐颖，XUYing

14.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策略研究周昉，ZHOUFang

15.英汉语相互借词与跨文化交际杜曾慧，DUZeng-hui

16.艺术设计的社会功能初探梁晓琴，LIANGXiao-qin

17.浅析发展身体素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钱良，QIANLiang

18.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高校师德建设的启示严小青，YANXiao-qing

19.论顶岗实习在高职教育中的作用孙全军，SUNQuan-jun

20.高职学生创业教育实现途径探究黄利文，HUANGLi-wen

21.科技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德育研究李智，朱忠祥，LIZhi，ZHUZhong-xiang

22."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张泽，ZHANGZe

23.会计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初探张光弘，ZHANGGuang-hong

24.高职数学互动式教学模式探究熊建华，XIONGJian-hua

25.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孙桂涛，SUNGui-tao

26.多媒体技术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王革，WANGGe

27.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的弊端分析管怡，GUANYi

法学研究生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题】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关键词】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地方社科院图书馆/网络环境

近年来，地方社科院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遇到了新问题，一是现实馆藏的严重不足。书刊价格逐年攀升，而书刊购置费常年停滞不前，购进的书刊品种逐年下降。二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网上信息越来越丰富，互联网成了越来越多科研人员获取信息的渠道。地方社科院图书馆要摆脱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不再依赖院图书馆现实馆藏的尴尬现实，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加以反思，调整文献资源策略。

1图书馆现实馆藏的严重不足

有限的购书经费与众多的学科设置使得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工作只能是“撒胡椒面”，结果是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在抱怨到馆新书及所订报刊太少，难以满足科研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不再依赖院图书馆。1997年徐亚男对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为图书情报中心）年购书经费的调查显示，上海社科院图书馆以130万元位居榜首；浙江、云南社科院图书馆在30万元以上；广东、天津社科院图书馆在20万元以上；另有10个地方社科院图书馆在10-20万元之间；还有6个地方社科院图书馆的年购书经费在6万元以下[1]。尽管近些年来各馆购书经费均有所增加，但幅度都不是很大，以河南社科院为例，1987年至1999年的13年间购书经费一直维持在15万元左右，直到2000年经费才涨至20万元。面对书刊品种的激增和价格的飞涨，这点经费可谓是“杯水车薪”。

与我国的书刊出版规模逐年上升的趋势相反，河南社科院图书馆的书刊订阅数量基本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其他地方社科院图书馆的情况比河南社科院图书馆的窘境也好不到哪去。这点连高校一个资料室购书费都比不上的经费却要满足少则十几个，多则20几个研究所的科研需求，确实是勉为其难了。在全国地方社科院学科配置中，基本上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文学、史学、哲学、经济、法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应有尽有。如河南社科院科研人员不足百人，却设有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9个研究所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墨学研究中心等3个研究中心；福建社科院科研和科辅人员加在一起不过123人，却设有经济研究所、亚太经济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所、现代台湾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所9个研究所和法学研究室、三角号码辞书编辑室2个直属研究室，此外还设有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福建台湾文化研究中心、决策科学研究中心、客家研究中心、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法律研究咨询中心、福建中华茶文化研究中心和法国远东学院福州中心10个研究中心[2]。图书馆为了照顾到各个研究所的科研需求，只能采取撒胡椒面的方法，结果是连每个专业的核心期刊都难保证。

2互联网上丰富的社科信息资源

与地方社科院图书馆文献资源紧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2002年11月美国市场研究机构eTForcasts公司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到2002年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预计将达到6.65亿人[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做调查显示，1997年10月31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为29.9万台，上网用户总数62万人[4]，时隔5年，到2002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计算机总数已经达到2083万台，上网用户总数达到5910万人[5]，分别增长了69倍和95倍。

因特网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资源库，根据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网站首页显示的数据，其网页索引数据库已突破30亿大关。2001年9月7日，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资源数量调查报告》表明，截至2001年4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的域名总数为692490，网站总数为238249个，网页总数为159460056个，在线数据库的总数为45598个[6]。在这丰富的信息资源中不乏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历史、文学、教育等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科学信息资源。

2.1互联网上的社科图书、报刊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对象——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越来越多地被搬上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数字化期刊群是其集中形式。

数字图书馆使信息的传递交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包括国界和语言的限制。读者可不受时间、空间和文献数量的限制，自由索取自己所需的文献资源，除特别情况外，可以是全天候开放服务。2002年，国内已建起了200多家不同规模的数字化的图书馆，其中比较成规模的主要有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以及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

我国电子期刊的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到今天，已建立起中国期刊网(/)、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库(/Visit.asp)等大型的网络电子期刊库。

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1994年以来国内公开出版的6000余种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的全文，目前积累全文文献680多万篇，其中文史哲专辑58万余篇、经济政治与法律专辑近150万篇、教育与社会科学专题50余万篇、新闻与传媒专题11万余篇、出版事业专题5万余篇、图书情报、档案及博物馆学专题10万余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收录2000年6月以来国内公开发行的400余种重要报纸，文化、艺术、体育及各界人物、政治、军事与法律，经济、社会与教育、科学技术、恋爱婚姻家庭与健康等方面180余万篇文献，分6大专辑，36个专题数据库。

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1989年以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12000余种期刊刊载的600余万篇文献，以科技类为主，但其收录的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类期刊比较完备，经济类1600余种，教育类500余种、图书情报类269种。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收录1998年以来的理、工、农、医、人文5大类3000余种期刊，大部分为科技期刊，人文科学专辑收录大学学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学、图书情报等方面的社会科学期刊250余种。

2.2互联网上的社科灰色文献

互联网还蕴含着丰富的，对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灰色文献。因特网出现后，几乎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非正式出版文献，互联网上的灰色文献越来越丰富。那些大型的学科综合网站，如中国经济信息网(/)、北大法律信息网(/)、国学网()等，还有一些专业性学术网站，如道教文化资料库(.hk/)、简帛研究(/)、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等，集中了很多学术性信息资源，如研究动态、专家学者、专业论坛、重要文献、组织机构、学术期刊、统计数据、法律法规、学术会议等专业信息。这些网站的学术信息有的是经过充分论证、推理的结论，有的是政府部门颁布的政策条文等，对于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散布的各网站社科类学术信息，包括社科组织机构资源和一些专家、学者的个人主页，前者是指政府机构、教育及研究机构、学术协会等学术团体机构的最新研究信息与学术动态信息；后者是指个人学术频道，目前社科领域的不少学者在网上建立了个人学术站点，用于探讨专业理论研究，交流学习和研究成果。

学位论文、会议文献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资源。近年来，一些单位开始尝试将学位论文制作成数据库在网络上，比较成功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有中国期刊网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的《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等。《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MD)》收录全国300家博士培养单位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5万余篇，其中文史哲专辑5271篇、经济政治与法律专辑12119篇、教育与社会科学1956篇、新闻与传媒265篇、图书情报、档案及博物馆学112篇，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收录质量最高、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CDDB)》收录自1980年以来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博士后及硕士研究生论文，截至2003年4月，已入库36万余篇。

为开发利用学术会议文献，有关单位已着手制作会议文献数据库，并在网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库中心研制的《中国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CACP)》、《中国学术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PACC)》、中国期刊网的《中国重要会议论文集全文数据库(CPCD)》。

3地方社科院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策略转变

面对互联网上丰富多彩的社科信息，地方社科院图书馆该如何调整文献资源建设策略以摆脱长期以来因经费不足而造成的现实馆藏的严重不足呢？

3.1改变文献资源建设观念

3.1.1网络信息资源也是馆藏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

在网络环境下，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任何图书馆离开网络资源而幻想靠自己有限的馆藏文献资源来提供广泛的信息服务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图书馆藏书发展不能局限于建立一个有限的物理实体的馆藏，而要着眼于对全球信息资源的掌握和选择。除了选择入藏有明显载体形式的文献，努力获取重要的联机信息资源的使用权也应成为藏书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对图书馆资源的评价方面，不应局限于考察馆藏文献的数量、质量，还要看图书馆能从互联网上获取多少资源，以及如何把网络中丰富的信息资源转化为图书馆资源的一部分提供给广大用户。

3.1.2现实馆藏是不可取代的虽然网络信息资源大大丰富了图书馆信息资源基础，但并不意味着网络信息资源可以取代图书馆馆藏文献。这是因为：

(1)网络中以全文存取的信息资源数量有限。学术信息资源的全文文献源更是少之又少。在有限的上网全文信息资源中直接以电子形式生产并提供上网的信息资源很少，更多的是以图书馆馆藏文献为基础形成的，包括比较有影响的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期刊网等在内的网上数据库都是以印刷本文献为基础，加工转换成电子形式提供网上使用的。

(2)网络信息资源自身的缺陷以及人们传统的阅读习惯决定印刷型书刊仍是人们阅读的主要对象。比尔·盖茨在《未来时速》“创建无纸办公室”一章中说：“由于我坚持淘汰文书工作，听起来我一定像‘反对用纸’的人。我反对纸张表格，尽管这样我还是把我想读和做批注的长篇的电子文件打印出来。大部分人在试着组织一个长文件时，喜欢把每一页在桌上摊开，这样他们能够同时看到所有的内容——这用一台PC很难做到！……书和杂志由于阅读方便、便于携带，所以还不会被击败。”[7]

(3)与自然科学研究使用化学试剂、显微镜、手术刀等试验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科学则更多地使用抽象分析方法，需要通过阅读、浏览大量的文献获取和积累知识。有关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刘磊等人对北京市、上海市、南昌市、西宁市、天水市等地1197名社科研究人员、工商企业人员、高校文科教师与文科学生四类社科信息用户调查表明，图书情报机构的书刊是社科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8]。

3.2合理配置馆藏资源

图书馆应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信息资源的可获得性、易用性以及费用等情况合理配置信息资源。根据地方社科院图书馆读者数量较少，需求分散以及网络社科信息资源的特点，在资源的配置方面应该：

基础学科以购买图书为主，应用学科以购买报刊为主。尽管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对文献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但不同学科又有差异。基础理论研究对图书的依赖程度更高，一方面基础学科文献半衰期长，另一方面，图书包含有完整的、系统的、成熟的知识信息，又能提供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社会背景；应用学科一般时效性较强，需要掌握最新资料，而报刊出版周期短、流通快，反映的材料新，可使用户了解学科进展、水平、新学科动态，因而成为应用研究重要的信息资源。

以阅读为重要目的的文献，如社科理论著作、文史资料等，以购买印刷型文献为主，以检索为目的的文献以购买电子版或以文献传递为主。

图书以印刷型为主，期刊以电子版或网上索取为主。尽管超星数字图书馆、书生之家等网上数字图书馆与出版社合作推出了按书收费业务，但其新版图书品种却十分有限；而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所有印刷型期刊，且检索方便。因此，在图书与期刊的配置上，图书应该以印刷型为主，辅以远程存取的方式；期刊可定购《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社会科学集中的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专辑，在局域网上建立镜像站点，对于一些时效性较强的学科可订阅少量印刷版核心期刊。

3.3重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

地方社科院图书馆的中心任务是为本院的科研工作服务，围绕本院承担研究的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应用课题，为研究人员提供有关图书文献资料。由于地方文献资料能全面地、系统地、历史地反映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历史诸方面的特征，能系统地、完整地为研究当地的各种情况，从不同角度提供参考。因此，地方社科院图书馆要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做好与该地区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联的一切文献资料，包括地方志、地方史、论著、地方档案、地方报刊、地方丛书、地方年鉴、地方百科全书、地方人事碑志、地方图录、地方音像资料、地方文献书目等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工作。

3.4加强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

地方社科院已经认识到在学科建设上必须从自身的能力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选择若干能形成自身特色的优长学科，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研究和回答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基础理论研究，不求其全，而求重点突出，优势明显，即：以其所长有所为，避其所短而不为。在发挥基础理论研究优势的同时，把地方社科院的科研重点放到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上，根据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化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应用研究。文献资源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随之调整，转向以重点学科文献为主的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对于重点学科研究人员的科研需求要尽力满足，购书经费要向重点学科文献倾斜，保证重点学科点所需要的图书、期刊印刷型文献的系统收藏，同时要注意收集网络信息资源，使重点学科的文献资源达到研究级水平。

3.5开发网络免费资源，建设虚拟馆藏

互联网上的社会科学信息资源虽然丰富，但却地址分散，组织松散，数据类型多，随机变化大，给查找和利用带来了困难，虽然goole、yahoo、sohu、百度等搜索引擎为信息检索提供了方便，但这些网络检索工具并不适合于检索学术性信息。因此，地方社科院图书馆应该发挥自己馆员熟悉信息检索技术的优势，将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转化为方便研究人员的馆藏资源。一般来说，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开发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链接优秀社科学术网站。根据本院学科设置，对网站进行分析研究，将信息量大、更新速度较快、有利用价值的网站汇集到一起进行科学的分类与链接，并对网站的主要内容做些简单介绍，帮助用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和尽可能广的空间获得尽可能多的有价值的信息。此种方式是在因特网上利用最多、最简单、最直接的信息开发利用模式。

(2)建设学科导航库。通过多种搜索引擎对某一或某些主题信息上网查询、浏览，并参考有关文献，选择价值较高的信息资源，总结、组织、归类、设置类目，使某些专题信息更加集中和完备。导航库建设主要包括链接与重点学科直接相关的国内外主要网站，并且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其内容包括研究机构（包括当前的研究情况、主要学者、教授简况等），相关电子出版物、电子文献等，相关国际会议预告，其他相关机构信息介绍（包括学会、行业协会、非赢利性组织等）等。对学科导航库要作经常性的维护，确保信息的及时更新，能对重点学科提供良好的服务，要为导航库提供各相关网站的分类浏览目录。重点学科导航库，应向研究人员提供具体网站的评述或优秀网站推荐，能提供关键词等检索功能，能为教师、学生及时提供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动态和以较快速度找到所需资料。此种方式是一种较深层次的信息服务，可以满足一些专家读者便捷、高效地访问重点学科相关资源的特殊需求。

(3)建设专业信息资源指引库。所谓指引库从物理上讲并不存储各种实际的信息，但从中却可以检索到有关数据库的实际资源，即指引用户到特定的地址获取所需的信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它类似于网上专业搜索引擎。它可以将因特网上与某一或某些主题相关的节点加以集中，按照方便用户的原则，用用户熟悉的语言组织起来，向用户提供这些资源的分布情况，指引用户查找。指引库中存放的是有关主题或用户所需信息的数据库或服务器的地址等信息，它可以提供有关部门的网站、网页甚至网上私人信息的检索及目录服务。指引库中的信息通常采用主题树浏览的方式进行组织，它将信息资源的索引按照主题分级加以组织，用户可以通过浏览的方式逐级浏览，直至找到所需信息[9]。

网络环境下，只要地方社科院图书馆能够充分认识网络环境给自己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影响，及时转变观念并采取积极措施调整文献资源建设策略，就一定能够摆脱困境，成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可或缺的部门。

【参考文献】

1徐亚男.地方社科院信息机构的发展取向.情报资料工作，1998.3

2/jianjie/fassjj.htm

3www.tass-/page1.htm

4/develst/report1.shtml

5/develst/2003-1/

6/news/report1.shtml

7（美）比尔·盖茨编，蒋亚、王景译.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刘磊等.网络环境下基于需求的国家社科信息系统设计与网络规划，图书馆，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