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2-23 01:16:40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于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资料：《关于大学生求职与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全国6000多名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应届本科毕业生中，66.10%的大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2000元之间，1.58%的学生甚至愿意零工资就业。调查中仍有77.3%(34家)的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存在期望过高的现象，还有20.5%(9家)认为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比较务实了，甚至为了就业而降低了期望。
解读：
1. 用人单位考虑：从公布的调查报告信息来看，这个报告似乎倾向于有影响力的高校毕业生。如，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报告显示77.3%用人单位还是认为就业者存在期望值过高的现象，我认为一方面跟就业者的名校情结有关，以为自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实际上是，皇帝女儿虽然好，但用人单位怕娶不起。因为养媳妇，不仅仅需要考虑钱，更需要考虑新媳妇与婆婆与家人相处共事的环境，即新进人员的个性与固有的企业文化凹凸差的比重。
2. 就业建议：一方面登陆用人单位网站或通过熟悉的朋友详细了解单位的特点和企业文化，根据自己的个性寻找适当的契合点;一方面要敢于谈必要或适当的待遇，零工资的想法固然是善意，但用人单位往往觉得更难办。
调查报告资料：在接受调查的2006届本科毕业生中，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不想马上就业的占15.02%，而没有找到工作的比例为27.25%。
解读：
1. 用人单位考虑：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还没有签约的占49.81%，这个数字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意思。在实际就业成功率上，可能要比这个数字低数成。
2. 就业建议：找工作就像谈恋爱，恋爱就是练爱，一见钟情定终生，是幼稚的表现。刚毕业的学生，不妨多创造面试的约会机会，这样至少可以减少怯场、不自信的弱点，提高娴熟得体沟通的技能和技巧。
调查报告资料：截止到5月底，在对用人单位的访谈中，有27.3%(12个)受访者承认招聘时有性别倾向，而有72.7%(32个)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招聘时没有明确的性别倾向，但会考虑工作的性质和岗位要求来招收不同的性别。
解读：
1. 用人单位考虑：用人单位用人不考虑性别，那肯定是不实际的。
2. 就业建议：男性就业者多选择基础性、技术性和市场业务工作考虑，熟悉单位环境和市场环境，才是第一重要的，尤其是学管理和法律专业的，尤其要考虑性别的差异。女性就业者，建议一般不要太强调能力，而要在与人接触、言谈举止等方面下功夫。
调查报告资料：课题组依据16所大学所在的区域，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区间，调查结果显示，东部高校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学生比例为62.43%，中部、西部和东北部高校则依次分别为47.88%、41.73%和43.39%。
1.用人单位考虑：一般而言，一方面经济活跃地区，新生的就业机会多，另一方面，人力资源市场化程度和效率比中、西和东北部高。
2. 就业建议：对有能力或想体验人生更多角度、多层面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就业者，应当跳开熟人圈和地域圈的限制，去寻找全新的机会。学历只是证明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标签，趁年轻身体棒，精力好，有冲劲的时候，多积累经历、游历和行业认识资历，是一生的财富。
调查报告资料：此次调查根据法学、管理学、工学、教育学、经济学、理学、历史学、农学、文学、医学和哲学等学科门类，调查结果显示，农学就业率最高，达到78.38%，而法学仅有37.85%;医学最低，仅为31.01%。而且通常被视为冷门专业的哲学和历史学，学生已签约和已有意向但没有签约的比例分别达到40.35%和51.85%。
解读：
1.用人单位考虑：(1)尽管法学专业的总体水平一直以来都不是很高，但并不说明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没有市场，对于大多数用人单位专业的法律人才都是稀缺的。关键的是一方面学校课程结构和学教方式需要做很大的改进，法律人才在中国不是过剩，而是太少，少得可怜到已有法律人才根本就不足以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2)农学就业率最高，就业期望值低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市场需求量，是卖方市场在起作用，其次是人的就业价值改变。
2. 就业建议：(2)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要大胆打破专业限制，选择不同的行业就业;(2)就业者选择农业、农村、农商甚至农民，将是大有作为的事业天地。
调查报告资料：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41.6%的学生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其中来自大城市的学生比例高达51.29%，而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则重点依托学校的推荐，相应的比例都在四成以上。
1. 用人单位考虑：中国的人力资源市场，并不成熟和完善，用人信息将在熟人圈里流转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存在。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付鑫(1981-)，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教师。
摘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在婚姻家庭法课程教授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以传统式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教学方法的重视，教学效果不佳，导致学生缺乏思考能力、实务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本文以社会调查方法为例，探讨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实施过程。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学；实践性教学；社会调查2011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
作为法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婚姻家庭法学以婚姻和家庭为研究对象，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统一，注重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婚姻家庭法学与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绝不是存在于法学这门学科的真空之中。与法学其他学科不同，它具有血缘性、伦理性、道德性和复杂性等自身特点。因此，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在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本文以笔者长期从事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工作为基础，以婚姻家庭法课程教学现状为背景，以社会调查教学方法为切入点，阐释实践性教学方法对于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意义。
一、婚姻家庭法课程教学现状之分析
(一)以传统式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性教学的重视
现在的婚姻家庭法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依然采用传统式教学方法，通过灌输的方法向学生讲授概念的内涵、系统的理论和法律的规定，学生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主动思考和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教师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自身对司法实务知识的缺乏，没有向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知识和机会，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即很多毕业的学生需要经过几年的学习和适应才能胜任工作的需要。
(二)实践性教学方法单一，效果不佳
随着国家重视和学校探索，法学领域采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不断丰富，有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庭旁听、社会调查、实习等形式。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和思维的影响，在婚姻家庭法学领域采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常见的就是课堂上常用的案例教学法。而对于其他实践性教学方式，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则根本没有适用。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的很多案例不是真实的案例，而是虚构的事实，这样的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社会性，不能真正反映法律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使学生缺乏对现实婚姻和家庭的正确认识。
如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家庭和社会中的这些弱势人群，教师会在课堂上强调对这些人的特殊和重点保护，但是，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务中，他们的处境和权益保护状况如何，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性教学方法，如社会调查、实习等方式才能了解，才会有真正的感悟和体会，才会真正理解该规定的重要意义。
(三)学生缺乏思考能力、实务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教师采用传统性的、单向的教学方法，学生经常处于被动型的接受知识的学习状态，而没有作为教学过程的真正主体参与其中，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就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思考能力。教师的讲授过程可以让学生学习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建立比较完整的知识构架，但是，这种教学方法阻断学生接触司法实务知识，造成理论和实务的脱节，缺乏实务部门所需要的工作能力，这也就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的缘由。
同时，婚姻家庭法学这门课程更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改变，婚姻家庭法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从建国之初到现在，我国已经制定了1950年和1980年两部婚姻法，2001年对婚姻法尽一步修正，针对随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出台了三个司法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婚姻家庭法不是固步自封的法律，而与社会发展极具关联性。而传统性的教学方式，无法让学生真正切实感受现代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无法让学生亲身体会现实情况下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困境。
二、社会调查教学方法之重要性
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是针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情况、某一问题或某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了解、反映客观事实。同样，社会调查对于提高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具有积极效果。
(一)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在社会调查的整个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而老师仅仅负责指导和安排工作。从调查的主题选定、调查问卷设计、实际调查到调研报告的写作，学生需要以理论知识的学习为知识背景，以社会现实为对象，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调研的每一环节中，学生都会以所学的相关知识来看待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又会促使学生运用、思考所学知识。这一过程印证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真理，加深了学生对婚姻家庭法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二)培养学生的沟通和交际能力
为了解社会某一问题、某一现象的客观现实，需要调查人员深入“基层”，与相关人员接触和沟通。社会调查的方法主要包括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和调查对象大多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阶层的陌生人，而且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个人隐私较强，这就加大了调查的难度。为确保社会调查任务的完成，调查人员需要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无论是个人访谈还是问卷调查，学生都会慢慢地学习，如何与不同人沟通和交流，取得对方的信任，获取相关信息。他们会注意到面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通过恰当的一言一行来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在社会调查中学到的人际交往能力，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或缺。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从事法律方面的事务，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从事的职业，不管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法律顾问，都需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事婚姻方面的事务更是如此。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大多是家长里短，情况复杂，这就需要法律工作者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了解纠纷的真正缘由，找准症结所在，运用情、理、法来化解纠纷。
(三)加强对家庭和社会的关注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婚姻家庭是以两性结合与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家庭虽小，但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曾经说过：“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通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学生可以更真实地、亲身了解婚姻、家庭状况，加深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掌握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这些认识和感悟为更好地学习婚姻家庭法提供了现实背景，增强学生对婚姻家庭的认同感，使“婚姻家庭”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
(四)提高创新和写作能力
社会调查方法又是一种创新，有利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社会调查的每一环节，学生都需要去积极思考、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如主体选定、问卷设计，如何调查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同时，社会调查方法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撰写调查报告是锻炼和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撰写调查报告，不仅要客观地反映调查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要总结其经验和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基于社会调查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写作能力，它可以作为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理想选择。
三、婚姻家庭法课程社会调查环节之设计作为社会调查方式之一的问卷调查，其环节主要包括选定主题、问卷设计、问卷调查、问卷统计和撰写调查报告。
(一)选定主题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题，老师不应该自己确定，要充分征求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最后确定具有可调查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主题。如何选题，老师要指导和启发学生，着重调查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与冲突，这样的调查研究，对理论和现实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是社会调查主题的具体落实，是保障社会调查质量的重要环节。问卷设计要做到“前思后想”。“前思”是指设计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后想”是指问卷设计要有针对性，要有取得相关信息的选项，要有后面撰写报告所需要的内容。“前思后想”就是指问卷设计的内容要全面而不繁琐，有所指而不盲目。例如，在调查离婚诉讼过程中儿童权益的保护问题时，我们需要思考该主题涉及的内容，包括儿童和父母的基本情况、结案方式、儿童直接抚养人的确定(主要是确定依据)、抚养费的负担(负担方、支付方式、数额)以及探望权。
同时，问卷设计内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需要注意。根据调查的地域、人群，采用贴合其实际情况的语言表达方式。如调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问题，由于老年人年纪大，理解能力下降，有好多不识字，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设计问卷时，要尽量使用平常的、当地的生活用语和简短语句，这样有利于他们理解调查内容。
(三)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获取信息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其进行的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的质量。学生做好问卷调查，要做好两点：一是态度端正，一是方法恰当。学生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要认识到问卷调查的重要性，力求调查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应付差事。其次，在问卷调查时，学生要讲究方式方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方式，耐心讲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打消被调查人的顾虑，通过自己的真诚和热心，拉近距离。
(四)问卷统计
问卷统计是对问卷调查资料的整理和统计。统计要做到信息的客观和真实，因为其是后面撰写调查报告的直接信息来源。学生在进行问卷统计时，不仅仅是数据的整理，也是了解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
(五)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结束后，研究者应就整个调查活动提供一份全面的调查报告，将社会调查的过程、方法和结果，以文字、数字或图表等形式，向他人进行详细的说明。［2］撰写调查报告是对整个社会调查活动的总结。因此，学生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尽可能的反映此次调查的全部情况，包括调查基本情况(调查目的、人员、地域、数据收集情况)、情况分析(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策和建议。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婚姻家庭方面的社会调查多会涉及被访者的个人隐私，因此，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有保密意识，尊重被访者的隐私权。
课题：本文系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构建婚姻家庭法学实践性教学体系――基于保定市高校的实证分析”(编号：201301008)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实践教学；社会调查；具体方法；经验总结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100-03 根据我国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精神，必须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我们在婚姻家庭法学课程的实践环节中，探索和总结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教学方法――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
一、实践教学方法改革的意义
根据2011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紧迫的核心任务。教育部与财政部于2012年联合发文《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中指出，为贯彻落实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决定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以协同创新①引领高等学校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早在2010年9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就下发了《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并要求全市在校大学生今后的社会实践时间达到4个月。国家副主席近期在我市考察时，对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大学生要加强社会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突出实践性。[1]为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我们在婚姻家庭法学课程的实践环节中，探讨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新教学方法。
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新方法――社会调查
为了让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解农村婚姻家庭纠纷的现状及相关的调解程序，认识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情况，2009年7月，我们组织2007级的学生进行“婚姻家庭纠纷的人民调解情况调查”。这次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及与当事人面谈的方式。此次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问卷调查项目；二是个人访谈记录；三是调查人员的心得体会。在调查问卷首部，写明此次社会调查目的，是为及时化解婚姻家庭纠纷，保护当事人、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对婚姻家庭纠纷的人民调解情况进行调查，以供修改、完善相关立法提供参考，促进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并说明，对有需要保密的内容应当隐去具体机构及当事人的姓名，以保护机构及个人的隐私。此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调查机构及人员的基本情况、人员构成、经费信息、调解数量、类型，解决方式，调解人员的产生、解调方案，调解结果等内容。对于调查方法，我们要求每位学生除进行实地访问当事人以便对调查问卷填写外，必须选取1～2名被调查当事人进行个人访谈。对于调查结果，我们要求，每位学生在调查工作结束后撰写一份社会调查报告，除统计分析调查情况外，还要写出本人感受、思考与建议。这样同学们才能有目的、有意识地参与调查。
三、社会调查开展的过程及实践效果
我们本次调查主要从调查人民调解工作的现状着手。从现代调解工作的实践来看，婚姻家庭纠纷占民事纠纷的三分之一多。调解作为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就婚姻家庭的争议而言，主要有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三种主要模式。[2]同学们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当人们不再满足于“礼治秩序”，开始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后，类似于传统习俗的“地方性知识”仍然在主导村民的日常行为方式。这也就决定了在法律的实际运作中，常常会出现情、理、法相互交织，甚至是情和理大于法的局面。[3]“中国人极不愿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亲戚朋友一经诉讼，从此便不好见面”。[4]在这次调查中，同学们了解到，由于调解员与发生家事纠纷的当事人熟悉、相知，也更容易了解和把握矛盾双方的心态和需求，这对缓和矛盾双方的情绪，化解矛盾于萌芽之中，非常有利。同学们通过询问当事人，认真地把每一份调查问卷的诸问题逐一填写，并保存了当事人个案调查的访谈报告。
实地社会调查结束后，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调查报告的写作工作。一是确定主题。要注意报告的主题应与调查的主题一致，选取与主题有关的材料，使主题集中、鲜明、突出；二是注意材料点与面的结合。材料不仅要支持报告中某个观点，而且要相互支持；三是比较、鉴别、精选材料，选择适当的材料来支持作者的论述观点。写作之前应拟定提纲，做到写作结构合理、报告文字规范。注意对数字、图表、专业名词术语的使用，做到深入浅出，语言要准确、生动、朴实。通过以上指导，学生可以掌握写作调查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从而顺利完成写作工作。
同学们在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中，通过统计调查问卷，分析发现被调查民众中，引起家庭纠纷的类型主要涉及：因夫妻双方性格不合引发矛盾，因夫妻一方有外遇，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因家庭琐事引发矛盾，其次还有离婚的财产子女抚养纠纷，并且还存在地区差异，如有的地方如云南腾冲某乡产生家庭纠纷的主要原因为吸毒排在首位，这与该地地处边境，泛滥有关。关于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选择的解决方式，首先是自行和解或请邻里亲朋调解，其次才是村委会，而对到法院去解决纠纷，多数村民并不认同，因为既费时又费钱，除非调解不了了才会考虑。一般调解是针对一方当事人到该组织请求解决，而较少有组织调解人员主动上门调解，双方同时要求调解的也很少见。同学们还了解到，2010年重庆市渝中区妇联联手其他部门推出三条举措，一是将渝中区妇联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心设置在区法院。二是联合区司法局制定出台文件，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案件开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三是积极推荐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法院、律师、陪审员，多方位的集中，让民事调解和司法审判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又保证审判的合理性。[5]在一些地方，人民调解员的产生是通过任命形式产生的，其人员也多非正式的编制，其人员主要是由村长、妇女主任、大队队长等人兼任。调解人数一般为3～5人，学历程度一般为初中以上大学本科以下，大多数人学历不高，法制观念不是很强。在有的地方，对调解工作人员基本无培训，有的虽参加过培训，但由于培训时间不长，培训不系统，特别是家事纠纷中有许多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而多数调解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制教育，并不熟悉相关内容，因此有些调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有些地方，调解人员的经费有的有专门工资和办案经费，但基本上费用都不足；有的基本来源仍然是村一级的开支，加重了当事人及村一级的负担。有的同学还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适用在城市和农村不一样，由于城市生活节奏快，人与人之间交往熟识度不如农村，城市中适用该制度的人相对较少；农村中由于居住环境及熟识度，适用调解制度较多，但也有些人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不愿意调解。有的同学发现江西省有些农村的人民调解机构建立起了回访机制，当地机构委派专门人员实行定期回访，更有效地督促双方履行调解协议，防止纠纷出现反复。有的同学发现，从被调查的当事人角度看，村民的法制观念较为淡薄，不懂法、不知法、不守法现象较为普遍。有部分村民觉得家庭纠纷让人调解是家丑外扬，不愿意接受。在有的地方，部分被调查当事人对调解组织工作评价不太满意的较多，主要原因为：调解员的素质不过硬，有部分调解员的工作态度差，调解方式老套、死板，不能有效地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甚至有时还出现调解员泄露当事人隐私的现象。
针对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以上问题，同学们各自提出了具体建议，例如：一是强化人民调解组织的基层建设，要提高调解员素质，增强法制观念，提高调解员的公信力和威信。二是在调查工作结束后，要进行事后追踪观察，以巩固调解成果。三是要加强对调解员的相关知识培训，改进调解员的工作方式、方法，以期提高调解效果。一些同学们在自己的社会调查工作的心得体会部分写到，通过这次调查，体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通过参加这次社会调查工作，既锻炼了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也提高了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写作能力，感到收获很大。
在学生们完成调查报告后，我们及时召开了“优秀社会调查报告评选及社会调查经验交流会”。在会上，同学们积极发言，互相交流，针对问卷设计是否合理，在具体调查时用哪种方法更能被当事人接受，如何注意保护当事人的个人隐私等问题都做了发言。有一部分同学是学校集中组织去调查的，他们在调查中分工合作，合理安排，增强了团体合作精神。同学们表示，通过这次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实施情况的实地调查，收获很大。通过对优秀调查报告的评选，可以鼓励先进，调动更多同学能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实践之中。
四、结论
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我们采用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的新方法，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为所用，有利于培养当前社会急需要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新一代大学生，有利于提高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以期满足我国社会对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
注释：
①协同创新模式主要是指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坚持“高起点、高水准、有特色”，充分利用高等学校已有的基础，汇聚社会多方资源，大力推进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深度融合，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1]重庆正式推出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实施方案[N].重庆日报，2011-01-03.
[2]丁慧，都星羽，李放.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机制问题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1.
[3]明亮.变与不变：转型期乡村社会生活的秩序[J].农业考古，2009，（6）：80.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5]渝中区“3+1”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模式再添新招[EB/OL].[2012-05-06].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实践教学；必要性；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8-0175-02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无实践则如同“盲人摸象”般，不能真正领会法律的内在精神与现实适用性的意义，不能熟练灵活地运用所学的法学知识解决社会的纠纷。正是如此，我们要求法学学生既能把理论烂熟于胸，也能将理论运用自如。因此，理论与实践的能力是必备的。传统法学教育太忽视法学实践，基本完全侧重于法学理论教育。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纠纷随时都可能出现，这势必要求我国的法学教育必须提高培养能力，加快教学改革，不能片面的注重法学理论教学，而应该理论与实践双管齐下，这样才是法学教育长久发展之路。
一、重视我国法学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大多是经过我国早期的改革，前辈们抛弃了固守自封的思想，大胆的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尤其是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之后逐步发展而来。正是由于这些伟大的先辈们，才出现了一些对我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历史事件，如，、中华民国颁布的临时约法等。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事件，使得自由与民主的观念一步一步的深入人心，这也使得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放眼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这使得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就备受人民的关注，因此，我国提出了依法治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管理方略。由于这些依法治国的方略的提出，更加地刺激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刺激了社会对法律精英的需求。西方发达国家法律职业是被认为实践性很强的职业，所以他们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如英美国家，他们设置了将基本职业技能如法律文书的制作都规定在一年级的必修课程中。法律精英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来体现自己的理念和主张的。法律精英就是法官、律师、检察官和法学家所构成的共同法律人。而这种权利的捍卫使得法律精英往往与社会上的弱者站一起，为的就是解决尖锐的社会纠纷，就像古典绅士一样成为庇护弱者捍卫公正的道德象征。
二、我国法学教育实践教学的现状与弊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精英的培养只靠理论来装满法学学生的大脑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大脑中只是装满法学理论知识却不知道如何运用，那么这样的学生怎么算是法律人才。所以法学教育不仅仅让理论装满学生的大脑，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中。要想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自如，那就必须让学生在更多的实践掌握。我国的填鸭式教学目前依然基本保持原状，在教学中，老师不停的将书本上的那些概念解释了一遍又一遍，将书本上的内容一板又一板的概括在黑板上，正是由于老师教学只注重理论，学生也只能把那些抽象的东西硬装进自己的大脑中。由于老师注重理论教学，而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重，导致法学学生在理论与实践上脱节严重，无法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现实社会中，这样就势必无法培养出法律精英来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目前，许多的高校已经意识到法学填鸭式教育的严重弊端，所以部分高校一反常态的接受了法学“诊所式”教育方式，由此他们开展了模拟法庭、课堂上上开展案例分析、建设法学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等活动，让学生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深入了解法律职业这一工作和了解当前的社会，以备以后更快或者直接融入这一职业。但由于施加的力度不足，其效果也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老师只是扮演指导者、配合者的角色，在最后学生都已经完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后，老师就需要总结，并且帮助学生解答一些困惑。由于上述一些原因，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方面始终不甚如人意。
三、增强法学实践教学的力度，是培养出法律精英必由之路
法学教育是关乎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学科，与人们的生活利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既然法学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稳定、发展如此的重要，那么我国的法学教育就应该对法学学生要求更加严格，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品质高水平，对当事人负责的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法律精英，这样的法律人才才是社会渴求的，这样的法律人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因此，我国法学教育必须增强一下几方面的投入：
1.加强法学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教师除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外，更加重要的是讲一些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新鲜的案例，亦或是把自己在从事法律这一职业或者从事与法律这一职业有关的经验等讲授给学生听，以开阔他们的视野，并弥补他们的生活阅历少、经验不足的问题。如此，就要求老师必须是在法律事务部门工作的律师，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相关法律人士，或者是在律师事务所兼职或挂职的，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具备足够的经验为学生解疑释惑，使其明白该职业的具体性质和工作内涵。
2.学校积极开展模拟法庭实践活动。模拟法庭是一个几乎真实的法庭，在这里法学学生可以切实感受到审理案件的全过程，使学生们了解进行案件审理的步骤，并且能够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扮演案件审理的各个角色，如法官、辩护律师、当事人，以一种更近乎真实的感觉，使得学生提前感受到在从事法律工作时的感受，以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发挥其创造性，如此，可以帮助学生增加工作经验，在毕业后更快的融入所从事的法律职业。
3.贯彻落实学生开展的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社会实践调查报告要求法学学生融入社会，与社会各个层次的人进行交流，这样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与人际关系，再者又可以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是部分高校要求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却效果不佳，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学生主关方面的偷懒，但是学校也有责任，因为他们只是提出了要求，却并未真正监督学生进行的怎么样，所以，学生也必定会偷工减料。因此，学校必须要提高监督力度，让学生彻底贯彻落实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4.提高学生实习的效果。当学生去相关的法律部门实习时，一定要其秉持端正的态度，认真、诚恳地进行实习，同时，高校应与学生实习的相关部门达成协议，以保证学生在实习中能够有所收获。
5.保证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毕业论文是学生在大学四年的一次对于自己所学知识有力的体现，从这样的论文中能够看出学生在大学四年所学知识的情况，所以必须要求学生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对待，以确保其毕业论文的质量。
我国的法学教育如果一如既往的坚持只注重理论教学，而漠视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如此培养出来的法学学生只能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型人才，而绝非我们法学教育所追求培养的理论与实践都造诣颇深的法律精英，这样有悖于法学教育的初衷，因此，要想改变我国法学教育的尴尬境况，必须在法学重理论的基础上，让实践教学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双管齐下，法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法律精英。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首大学2013年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法学专业辩论技能的培养与创新》与吉首大学2013年实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法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之一。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目前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委员会的会员单位超过100家，全国各大法律院校都成立了法律诊所，在校的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未来的法律人，具有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是其社会实践的最直接和最无制度障碍的司法实践方式。因此，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和法律诊所教育体制有机结合，是解决社会调查主体人员不足、经费短缺的一个有效模式。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协作网的呼吁和建议。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目前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委员会的会员单位超过100家，全国各大法律院校都成立了法律诊所，在校的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未来的法律人，具有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是其社会实践的最直接和最无制度障碍的司法实践方式。因此，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和法律诊所教育体制有机结合，是解决社会调查主体人员不足、经费短缺的一个有效模式。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协作网的呼吁和建议。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39-02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此款规定旨在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体现。这一规定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无助于统一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也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这一制度的具体运用。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 ,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
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法学杂志.2011(5).
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杨飞雪.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人民司法.2009(3);张永超,李朋远.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可从程序实体两方面进行.检察日报.2012年8月27日.
高洁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13(2).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 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法学杂志.2011(5).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2009年12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一场“如何正确看待刑辩律师作用”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多名北京高校的法学教授以及北京十余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这场面对高校学生开放的研讨会，吸引了众多年轻律师。谈及刑事辩护现状，在场的律师个个愁容满脸，最终几乎成了刑辩律师“诉苦大会”。
刑辩律师的道德困境
北京律师王兆峰深切体会到这个群体而今所处的弱势地位：不只是辩护难，更在于社会、舆论的不理解。“刑辩律师的确为贪官、为黑社会辩护，但是，不管是贪官，还是黑社会老大，都是被追究的对象，为什么给他们做辩护，不单不能赢得同情，还会招致一片谴责?”
王兆峰的疑惑，北京律师张凯感同身受。他曾接到网友的谩骂留言与来电：“你们是不是谁有钱，就给谁当走狗?”
不少网友的评论，更是令这些刑辩律师触目惊心：你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你们是百姓的死敌!这样的律师应杀!好好查查这些黑律师!
尽管刑辩律师们“很生气”，但仍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在现实中，律师收取巨额律师费“捞人”的事的确存在。这与社会心态以及司法制度都不无相关。
在中国一些百姓的观念中，律师的成败，基本上被简化为“出没出来”。“我给你钱，你把我家兄弟给弄出来，老百姓要的是这个结果。”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主任钱烈阳说。
“当事人说，我给你100万、500万，十天之后我兄弟必须要放出来，你敢不敢接?”钱烈阳说，“还真有律师敢接，因为诱惑太大了，他真的会从当事人的律师费里拿出50万去行贿，十天后，这个兄弟还真的就能给放了出来。”
律师“捞人”已经不是个案。钱烈阳说，在看守所门口，挂牌子表示能保证无罪、保证取保候审的现象不少，“有些真能做成，当一把掮客，收一笔钱，在办案人之间搞一些腐败。”
而这又造成了百姓对刑辩律师的不认同乃至诋毁，于是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事人的“捞人”诉求使一些律师铤而走险，律师的“捞人”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污点，甚至是“原罪”。
这种恶性循环是如何造成的?王兆峰认为，律师“捞人”，有律师执业操守的原因，更有制度的原因：不能会见被告人，无法知晓他的当事人关押在哪里……
“是什么把律师逼到非走旁门左道不可，才能与被告人见上一面?按照法律规定，把手续办好，正常情况48小时能会见，特殊案件5天内完成会见，但现实中超过48小时、超过5天的情形司空见惯，这些明明白白写在刑诉法中，写在律师法中的规定，是谁在践踏?”他说。
目前，刑事诉讼中胜诉(按无罪处理)比例仅有5％，在李奋飞看来，败诉比例高达95％，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律师。
“辩护意见采纳难”是李奋飞总结的败诉主要原因：裁判者事先阅过卷，形成了预断，很难再耐心倾听律师的辩护意见；因为有审委会的存在，有时候，律师能影响到的法庭审理，甚至不是裁判结果产生的唯一场所……
取证也是一大难题。本刊记者采访到的北京刑辩律师，普遍对取证怀有畏惧情结。许多经验老到的律师干脆教育年轻律师不要取证，“小心自己前脚出法院大门后脚跟着就进了看守所的门。”
外国人的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参加中国的法学会议，演讲主题竟然是中国律师制度。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番演讲显然准备充足。此前十年，他自发联系了1.7万余名司法实务界人士(包括法官、检察官、多位执业律师)，获得了大量一手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2000年、2009年两份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
这十年里，以保障律师权益为目的的新律师法于2008年6月实施。两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正反映出新律师法实施前后，中国律师执业状况的变化。
不久前，2009年版调查报告《中国律师面临的挑战：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最终完成。调查的结果显示：十年来，中国律师执业困境并未减弱。相反，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在刑事辩护难、行政干预等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剧。
40岁出头的麦宜生是加拿大人。做2000年版调查时，他还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他选取中国律师执业状况调查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起因是认为老百姓在面对纠纷时，律师是能帮助弱者的一方。
不过，他很快发现，要在中国做一项关于律师群体现状的调查并不容易。特别是，他还是一名外国人。
至今，麦宜生的邮箱里依旧经常会收到律师怒气冲冲的回复，你是个老外，凭什么来调查中国律师的事，“你的居心和目的何在?”
每一次，他都要耐心解释，“只是希望用专业知识为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提供一份专业的调查报告。”
这些解释没起多大作用。最终为麦宜生的调查打开局面的是来自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清华大学法学院的三枚公章。
2000年时，通过社科院法学所一名研究员引见，麦宜生找到了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后者答应为他的“中国律师业状况”课题调研提供帮助。之后，麦宜生又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二者也都同意提供帮助。就这样，三枚公章敲在了调研介绍信的落款处。
麦宜生再去各地找律师接受调查容易了许多。这一年，他对中国24个中小型城市的980名律师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名为《从国家脱钩：转型中的中国律师业》的调查报告出炉。
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来自于政府机关的干预和阻碍，致使中国律师执业处境艰难。2000年时，律师执业异常困难，在司法界已成共识。麦宜生的调查并未得出新的观点，但是，因为数据翔实，受到好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着如何保障律师权益，学术界、司法界进行过多次探讨。到2004年时，司法部也终于启动了律师法修改程序。
4年后，新律师法实施。相较之前的律师法，这部新法在保障律师正常的调查取证工作上做出了突破：会见嫌疑人无需批准、不被监听，会见时间也提前为申请当天，而阅卷复制权提前到检察阶段，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与法院关系好更易胜诉
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宜生的2000年版调查报告开始遭到质疑。在许多学界研讨会上，他的报告被评价为过时了，“怎么能拿2000年时的数据来说现在的事。”
显然，更多人认为，随着保障律师权益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律师执业环境在好转。
但实际上，即便在新律师法实施一年以后，律师执业艰难的状况也常见诸媒体。只是，对比十年前，中国律师执业是更为艰难，还是相对缓和，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无法认定。
“既然争议这么大，为什么不再去做一次问卷调研?”麦宜生在2009年7月发起了第二轮调查。
这一次，通过对全国244个城市的2335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所得结论令麦宜生诧异：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进程并没有明显降低律师的执业困难程度。
在刑事辩护领域，多数律师依旧认为律师介入案件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2000年时，认为“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控方处于优势地位，控辩双方无平等可言”的律师即不在少数，而到了2009年，这个比例竟上升了20％~25％。
新律师法规定，律师持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三证”即可会见被告人。不过，在许多地方，律师持“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时仍然频繁遭拒。
麦宜生的调查表明，2009年时，77.2％的律师表示，他们在执业过程中遭受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协的干扰。
绝大多数律师认为，在刑事公诉、行政诉讼案件中，检方以及政府一方处于优势地位，作为相对一方的律师与之几无平等可言。一位贵州律师通过调查问卷反映，如今公检法机关对律师依旧抱着歧视态度，存在偏见。
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如此境遇之下，律师要打赢官司，除了对法条的熟识，一定程度更重要的是律师个人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和法院关系好的律师打官司更容易胜诉，从公安、检察系统转行成为律师的做刑事辩护有优势，和建设部门关系好的律师容易拿到大的房地产项目，和证监会、国资委关系好的律师事务所有更多的机会做大国企的上市和改制。”麦宜生说。
维权律师应受社会更多尊重
大型项目无法拿到，执业领域很难拓展，而其自身坚守的领域能否胜诉又过多地依赖“关系”，致使中国年轻律师的路越走越窄。
根据2009年的调查数据，美国律师总收入中，有约50％由20％最富有律师占据。在美国为50％的这一数据，根据麦宜生的调查，在中国高达65％，而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2007年时调查的结果，甚至高达71％。
同样，在美国，20％的最穷律师收入总和能占到美国律师总收入的6％到8％。而在中国，只能占到3％。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的另一面，是中国律师的淘汰率居高不下。麦宜生告诉本刊记者，十年时间里，北京律师淘汰了至少三分之一，淘汰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部分被淘汰的律师里，绝大部分是青年律师。
不过，另一个趋势却同样显得奇异---尽管处境并不理想，加入律师行列的人却越来越多。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08年的统计数据，中国执业律师总数已达14万，律师事务所共计1.4万余家。
麦宜生认为，律师行业如此热闹，除了经济持续发展，还有中国律师的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很高。
支持他做此判断的是2009年一项调查数据：中国律师自身社会价值认同感是45％，而在美国，这个数据是30％。
“这与两国律师从事的主要业务不同有关。”麦宜生说，“美国律师更多从事企业、公司业务，这些业务较少涉及不公正、不平等对待。而中国律师更多涉及刑事辩护、行政诉讼、土地纠纷、拆迁等业务，官司打赢，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救人一命。”
法学生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应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225-02
我国新婚姻法一共六章五十二条，法条少而且大多是高度概括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地把握。长期以来，婚姻家庭纠纷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居高不下，涉及的法律部门又多，常常需要把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民法、民诉甚至刑法结合在一起。婚姻家庭法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在婚姻家庭法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的解读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培养学生对婚姻家庭法的运用能力，必须遵循认识论循序渐进地进行。笔者根据教学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几个阶段和主要方法。
一、基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了解、理解和掌握实体法内容，包括法理、法条、基本原则等。主要方式有：
1.举例说明。举例说明是在法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其特点是直接明了具体。在婚姻家庭法教学中，适合运用在简单的具体知识点的说明。比如如何理解婚姻法中的男女平等，可以采用例举法讲清婚姻关系中必须男女完全自愿，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结婚后可以男到女家，也可以女到男家；孩子的姓和民族成分可以随父亲也可以随母亲等。举例说明力求简单明了，不做赘述。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也是法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方法，它建立在对基本概念的熟练掌握基础上，主要用于初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适用内容：一般为比较复杂的法条、具有多个条款的法条的理解、涉及与其他的法律一起综合运用的案件等。例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在判断借婚姻索取财物上，一要划清买卖婚姻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界限；二要划清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双方自愿馈赠的界限；三要划清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借婚姻之名骗取财物的界限。三个要划清的法律界限之间，法律性质不一样，法律责任不一样。此类内容比较多又复杂，采用讲述法很难让人记住，采用案例教学法，融入具体的案件中，就比较直观和感性。案例选择要求：根据教学目的尽量选取源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新颖、具体而生动的典型案例。如，婚姻家庭法中夫妻财产关系的处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和其他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很复杂。全国首例“二奶”状告死者发妻争夺遗产案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该案涉及：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房产等财产的性质，当事人的财产处置权，遗嘱的效力，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民法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涉及内容多，且又与当前的敏感词汇“情人”、“二奶”、“第三者”纠结在一起，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热情。
3.讨论式教学法。婚姻关系实际上是伦理关系。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区别。婚姻家庭法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伦理价值观。婚姻家庭法的运用也考量运用者对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价值观的把握和解读能力。而要准确把握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价值观，不仅要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要了解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在伦理价值观的选择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差异性。比如：拟制血亲之间，直系姻亲之间是否应当允许结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综合历史和现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尽相同。讨论式教学法主要选择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对现有道德伦理具有强烈的现实挑战色彩的问题，甚至会颠覆人类传统伦理的以及其他在现实中客观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者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代孕的合法性问题、克隆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在打工一族中出现的临时夫妻问题等等。同性婚姻挑战人类两性婚姻的传统，代孕不仅是生育自由挑战生育传统，克隆人问题是有可能颠覆人类传统伦理，而临时夫妻问题直接拷问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以及现阶段农民工的问题。组织讨论课要有计划性，要给学生充分的收集素材的时间。课堂上、教材上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提前布置一周，这样在讨论课上学生才有充分的发言准备。讨论过程中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在结尾时教师要对讨论内容进行评述、总结和适当的引导。因为学生的发言难免片面，而且比较容易走主观路线。
二、加强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使学生了解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发展状况，婚姻家庭法在群众中的掌握、运用和信赖程度；了解、掌握婚姻家庭法案件的司法程序；形成对婚姻家庭法实际运用的初步认识。
1.田野调查。婚姻家庭关系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生活节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使得人们在面对婚姻家庭关系时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农村倾向于采用非司法途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城市则刚好相反。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发展方式等会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婚姻家庭关系。如：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中村村民，在择偶时，为了保持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女子一般不外嫁等。这些都是课本上没有，却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的婚姻家庭问题。通过田野调查使得学生了解婚姻家庭关系发展的现状和婚姻家庭法在现实中的运用状况，能有效加强学生对婚姻家庭关系和婚姻家庭法的认识，深化学习效果。田野调查的对象、方式和调查样卷的内容，老师事先要予以切实指导，以保证调查的完整性和针对性。调查结果一般用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特别提出的是田野调查实践一定要召开调查报告会议。学生们的调查报告完成后，按照一定的条件再分成几个小组形成小组报告。调查报告会议以小组形式发言。通过调查报告会议，形成学生对我国目前婚姻家庭纠纷产生原因、解决的方式和途径的认识。虽然也可以组织学生在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班级报告再下发给学生们，但是和报告会议上同学们各抒己见的热烈现场形成的影响力是不能比的。报告会议的结尾，针对报告中提到的各种问题，教师应指导学生研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立法建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见习。见习是一种很重要的直观教学法，是让学生们直接观察实际的司法活动，感受实际司法活动的重要过程，是了解婚姻家庭关系的司法解决途径，加强婚姻家庭法教学的应用性的重要方式。婚姻家庭法见习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以调解为例，就包括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村级干部的调解、妇联干部的调解、法庭外的调解、法庭内的调解等。我们一般讲法律见习主要是见习法庭审判。很多学校在这个阶段流于形式，临时组织学生听一次庭审，写一份见习体验完事。达不到教学效果，也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建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虚拟见习，主要是通过放录像的方法。虚拟见习的优势之一是成本低，好组织，且方便教学。录像播放过程中，学生有问题可以随时解答，老师也可以放一段录像讲解一段要点。优势之二是过程比较完整，从立案到庭审到庭审后材料的整理，在短时间内可以聚集要点，使学生获得对法院审判活动的完整的直观印象。课后要求学生写一份流程图且伴随要点说明，初步形成对庭审过程的认识。第二个阶段现实审判见习。现实审判见习活动中审判活动现场的严肃的气氛，现实的法律过程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的真实表现，形成的心理体验是虚拟见习达不到的。有了虚拟见习阶段的学习基础，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现场体验来加深对法律过程的认识，也感受虚拟和现实的差别。也一过程的缺陷是无法见习庭审前的准备和庭审后的材料整理归档，庭审过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存在并没有听完整的情况。因此教师在组织活动时，课前要把相关情况给学生下发一个简要说明，课后也要把完整的庭审资料下发给学生。然后组织讨论庭审过程，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性思维。
3.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是法学类学生的实验室，在这里学生们把学到的实体法知识和程序法知识进行积极的运用，体验法律工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也是培养学生法律道德的重要基地。模拟法庭工作常常被当成表演课来进行，学生们选取角色后背台词，对案件本身并没有仔细研究。指导老师在指导时，要对案件内容和庭审过程有个大致了解，但是不要过多干涉，先让学生尽情发挥。庭审后观摩的同学要做现场评判，整个过程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并提出改进意见。学生评判后，指导老师做总结评判，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聘请有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者资深律师旁听并且提出指导性意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一是促使模拟法庭角色扮演者自己加强学习，避免出现错误，增强主体性，减少对指导老师的依赖性；二是增强旁听学生的参与性——没有对程序法的一定的熟悉和对案件的研究，是看不出门道和提不出问题的；三是通过事后指导老师的评析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促使学生反思；四是有法官、检察官和资深律师的参与，能提高学生的兴趣、提高责任心，同时也是学生们学习的好机会。总之，模拟法庭不要走形式，要做成能使学生有实质性进步的学习课程。
参考文献：
[1]王琤.婚姻家庭法实践实训教学模式研究[J].政法学刊，2011，（5）.
[2]庞静.实践性教学在婚姻家庭法教学中的应用[J].新西部，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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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邵阳学院教改项目“婚姻家庭法应用性教育研究”（编号：2010JG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