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付鑫(1981-)，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教师。

摘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在婚姻家庭法课程教授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以传统式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教学方法的重视，教学效果不佳，导致学生缺乏思考能力、实务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本文以社会调查方法为例，探讨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实施过程。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学；实践性教学；社会调查2011年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

作为法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婚姻家庭法学以婚姻和家庭为研究对象，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统一，注重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关注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婚姻家庭法学与社会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绝不是存在于法学这门学科的真空之中。与法学其他学科不同，它具有血缘性、伦理性、道德性和复杂性等自身特点。因此，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在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实践性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本文以笔者长期从事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工作为基础，以婚姻家庭法课程教学现状为背景，以社会调查教学方法为切入点，阐释实践性教学方法对于婚姻家庭法学的重要意义。

一、婚姻家庭法课程教学现状之分析

(一)以传统式教学为主，缺乏对实践性教学的重视

现在的婚姻家庭法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依然采用传统式教学方法，通过灌输的方法向学生讲授概念的内涵、系统的理论和法律的规定，学生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书本上的知识。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缺乏主动思考和创新的积极性。同时，教师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自身对司法实务知识的缺乏，没有向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知识和机会，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差。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即很多毕业的学生需要经过几年的学习和适应才能胜任工作的需要。

(二)实践性教学方法单一，效果不佳

随着国家重视和学校探索，法学领域采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不断丰富，有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庭旁听、社会调查、实习等形式。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和思维的影响，在婚姻家庭法学领域采用的实践性教学方法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常见的就是课堂上常用的案例教学法。而对于其他实践性教学方式，有些流于形式，有些则根本没有适用。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使用的很多案例不是真实的案例，而是虚构的事实，这样的案例不具有典型性和社会性，不能真正反映法律和社会现实的冲突，使学生缺乏对现实婚姻和家庭的正确认识。

如我国《婚姻法》第2条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家庭和社会中的这些弱势人群，教师会在课堂上强调对这些人的特殊和重点保护，但是，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务中，他们的处境和权益保护状况如何，学生只有通过实践性教学方法，如社会调查、实习等方式才能了解，才会有真正的感悟和体会，才会真正理解该规定的重要意义。

(三)学生缺乏思考能力、实务知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由于教师采用传统性的、单向的教学方法，学生经常处于被动型的接受知识的学习状态，而没有作为教学过程的真正主体参与其中，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就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思考能力。教师的讲授过程可以让学生学习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建立比较完整的知识构架，但是，这种教学方法阻断学生接触司法实务知识，造成理论和实务的脱节，缺乏实务部门所需要的工作能力，这也就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的缘由。

同时，婚姻家庭法学这门课程更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改变，婚姻家庭法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从建国之初到现在，我国已经制定了1950年和1980年两部婚姻法，2001年对婚姻法尽一步修正，针对随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出台了三个司法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婚姻家庭法不是固步自封的法律，而与社会发展极具关联性。而传统性的教学方式，无法让学生真正切实感受现代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无法让学生亲身体会现实情况下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困境。

二、社会调查教学方法之重要性

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是针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情况、某一问题或某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了解、反映客观事实。同样，社会调查对于提高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具有积极效果。

(一)加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在社会调查的整个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而老师仅仅负责指导和安排工作。从调查的主题选定、调查问卷设计、实际调查到调研报告的写作，学生需要以理论知识的学习为知识背景，以社会现实为对象，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调研的每一环节中，学生都会以所学的相关知识来看待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又会促使学生运用、思考所学知识。这一过程印证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真理，加深了学生对婚姻家庭法知识的学习和认识。

(二)培养学生的沟通和交际能力

为了解社会某一问题、某一现象的客观现实，需要调查人员深入“基层”，与相关人员接触和沟通。社会调查的方法主要包括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和调查对象大多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阶层的陌生人，而且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个人隐私较强，这就加大了调查的难度。为确保社会调查任务的完成，调查人员需要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无论是个人访谈还是问卷调查，学生都会慢慢地学习，如何与不同人沟通和交流，取得对方的信任，获取相关信息。他们会注意到面对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交流方式，通过恰当的一言一行来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在社会调查中学到的人际交往能力，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或缺。法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会从事法律方面的事务，来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从事的职业，不管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法律顾问，都需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事婚姻方面的事务更是如此。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大多是家长里短，情况复杂，这就需要法律工作者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了解纠纷的真正缘由，找准症结所在，运用情、理、法来化解纠纷。

(三)加强对家庭和社会的关注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婚姻家庭是以两性结合与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家庭虽小，但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稳定。曾经说过：“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其普通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学生可以更真实地、亲身了解婚姻、家庭状况，加深对家庭的认识和理解，掌握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这些认识和感悟为更好地学习婚姻家庭法提供了现实背景，增强学生对婚姻家庭的认同感，使“婚姻家庭”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

(四)提高创新和写作能力

社会调查方法又是一种创新，有利益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在社会调查的每一环节，学生都需要去积极思考、提高自己的创新意识，如主体选定、问卷设计，如何调查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同时，社会调查方法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撰写调查报告是锻炼和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方式。撰写调查报告，不仅要客观地反映调查的实际情况，而且还要总结其经验和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基于社会调查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写作能力，它可以作为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理想选择。

三、婚姻家庭法课程社会调查环节之设计作为社会调查方式之一的问卷调查，其环节主要包括选定主题、问卷设计、问卷调查、问卷统计和撰写调查报告。

(一)选定主题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题，老师不应该自己确定，要充分征求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最后确定具有可调查性、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主题。如何选题，老师要指导和启发学生，着重调查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与冲突，这样的调查研究，对理论和现实才具有实际意义。

(二)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是社会调查主题的具体落实，是保障社会调查质量的重要环节。问卷设计要做到“前思后想”。“前思”是指设计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后想”是指问卷设计要有针对性，要有取得相关信息的选项，要有后面撰写报告所需要的内容。“前思后想”就是指问卷设计的内容要全面而不繁琐，有所指而不盲目。例如，在调查离婚诉讼过程中儿童权益的保护问题时，我们需要思考该主题涉及的内容，包括儿童和父母的基本情况、结案方式、儿童直接抚养人的确定(主要是确定依据)、抚养费的负担(负担方、支付方式、数额)以及探望权。

同时，问卷设计内容的语言表达方式也需要注意。根据调查的地域、人群，采用贴合其实际情况的语言表达方式。如调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问题，由于老年人年纪大，理解能力下降，有好多不识字，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设计问卷时，要尽量使用平常的、当地的生活用语和简短语句，这样有利于他们理解调查内容。

(三)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获取信息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其进行的如何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的质量。学生做好问卷调查，要做好两点：一是态度端正，一是方法恰当。学生要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要认识到问卷调查的重要性，力求调查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更不能应付差事。其次，在问卷调查时，学生要讲究方式方法，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适当方式，耐心讲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打消被调查人的顾虑，通过自己的真诚和热心，拉近距离。

(四)问卷统计

问卷统计是对问卷调查资料的整理和统计。统计要做到信息的客观和真实，因为其是后面撰写调查报告的直接信息来源。学生在进行问卷统计时，不仅仅是数据的整理，也是了解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

(五)撰写调查报告

在调查结束后，研究者应就整个调查活动提供一份全面的调查报告，将社会调查的过程、方法和结果，以文字、数字或图表等形式，向他人进行详细的说明。［2］撰写调查报告是对整个社会调查活动的总结。因此，学生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尽可能的反映此次调查的全部情况，包括调查基本情况(调查目的、人员、地域、数据收集情况)、情况分析(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策和建议。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婚姻家庭方面的社会调查多会涉及被访者的个人隐私，因此，在撰写调查报告时，要有保密意识，尊重被访者的隐私权。

课题：本文系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构建婚姻家庭法学实践性教学体系――基于保定市高校的实证分析”(编号：201301008)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陈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第二版)》，北京：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专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实践能力培养

在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教学中，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一门重要的方法学课程[1]。这门学科旨在传授社会调查中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调查研究的操作过程、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独立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调查，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提高学生适应专业岗位的能力奠定基础。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然而传统教学侧重于理论教学，通过理论知识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这种教学方式虽然能系统连贯地讲授有关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理论，却往往造成学生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相互脱节的现象，忽视了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传统教学方式的效果不佳，有学者报道，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课堂积极性不高，课堂氛围较为沉闷，教学总体质量不高[2]。为此，我们曾经对我院公共管理专业四年级全体学生进行了针对这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访谈，主要反映的问题有：理论部分较为抽象，学生理解困难，例如抽样方法、层次谬误等概念；该门课程理论难度较大，传统教学方法有利于形成系统的知识，但应用能力提高不明显；实践课效果不好。传统教学方式是讲授理论之后，选取部分章节进行实践操作，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未能很好地结合，导致学生在实践环节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处理实际问题。因此，本次实践课教学改革的目的是，针对当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思考，进而提出相应的教学改革建议，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最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课程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1教改的思路和方法

由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且不能脱离理论的指导，因此，实践课程内容的设计尤为重要。课程章节连贯性要求高，因此具体教学方案是把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各个实践环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在社会调查的前期准备阶段、调查过程以及最后分析总结阶段依次展开。我们将实习课程内容分为几个环节：选择主题、确定测量值、制订计划书、拟订调查提纲、选择调查方式和方法、现场调查、资料录入、整理与分析、撰写调查报告。通过课堂教学、案例分析、练习和实践强化，使学生在遇到具体项目时知道如何下手，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选题、方案设计、实施调查和调查报告的撰写。教学过程的实施中，我们对学生的具体安排如下。

（1）学生以7人左右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活动，每组选出组长，统筹组织管理。由组长负责总体安排和对组员的工作任务进行分配，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

（2）授课第三周后开始选题，课题可以在教师建议的选题中选取，也可由小组根据兴趣和课题的可行性来确定。

（3）选题确定后，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社会调查的全过程，包括如何选题、设计调查方案、设计问卷及访谈提纲、实施社会调查、整理调查资料及撰写调查报告等。调查方案是调查工作的行动指南，内容包括：调查目标、调查类型、调查内容和工具、调查方法、调查对象、调查地域、调查时间、调查队伍、调查经费以及工作安排。首先开展小组内讨论，商讨确定实践内容，每个小组分别制作PPT进行汇报，然后教师针对每个小组的方案设计进行点评，指出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4）开展现场调查，进行资料收集。

（5）理论课讲完“调查报告的撰写”之后，要求学生在问卷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完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中交代清楚调查的基本情况和调查结论，重点是把调研结果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地写出来。调研报告以书面的形式上交，并在实践课上汇报。最后教师对每组的调研报告进行总结。

2教改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已经在2012级、2014级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实施。课程教学改革的亮点是将课程学习变成学生有兴趣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另外，评价方式更全面、更公正，能更客观地考查学生的具体能力和学习态度。

2.1系统地设计整个实践环节

按照进行一个完整问卷调查的程序，系统地设计问卷调查的实践环节，带领学生逐步进行科学研究，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完整的调查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布置学生要完成的作业，分别是选题确定、研究设计、问卷设计、撰写调研报告，这几个环节教学内容由易至难。在教学方式上由分项练习到最后的综合报告，逐步培养学生掌握社会调查的主要手段和技能，同时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专业素养，锻炼学生全面考虑、综合判断的能力。

2.2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能让学生在实践环节中意识到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使学生自觉学习理论。例如，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讲解抽样方法比较抽象难懂，学生可能没听明白或者印象不深刻。当学生在实践课中研究自己调查方案中的具体抽样方法、样本规模等时，会主动看书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如此反复训练，学生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水平均有提高，最终达到教与学相结合，进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2.3制订与完善实践教学计划

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参与实践环节，课程考核的设计是40%的平时成绩加上60％的期末考试成绩构成最后的成绩。这样可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使学生重视和积极参与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4多种能力的综合训练

为了保证社会调查的严肃性和认真性，平时成绩评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参加社会调查过程中的各种表现，二是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过程中的表现依据学生自我评价、指导教师评价及调查单位的反馈意见。调查报告的评分依据材料的真实性、调查对象的典型性、观点的新颖性以及格式是否正确、叙述是否清楚、理由是否充分、语言是否准确等。

3教改的实施效果

通过教学改革实践，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实施研究性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感受到了这门课程与公共管理专业课的密切关系，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得以提升，达到了教学目的和要求。

3.1教与学结合，学生实践能力提高

学生普遍对课程的教学方式给予了肯定，认为课程教学打破了以往死板的教学模式，便于对所学知识进行消化；实际操作使学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教师与学生共同讨论、交流，同时教师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学习氛围轻松，使理论学习不再枯燥，起到了督促学生注重理论学习的作用；学生普遍对社会调查研究有了理性认识和浓厚兴趣，了解到社会调查要经过系统的流程、遵循特定的原则、应用科学的方法以及团队合作才能获得有效结论；教学设计打破了以往从理论到应用的学科逻辑体系，以实践教学为切入点，先让学生尝试完成工作任务，并从完成任务的需要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3]。

3.2全程评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科学的考核方式能体现学生的真实水平，对学生按照教学进度进行过程性考核，教师可以对学生每个阶段的学习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

3.3结合实际，学生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

教学改革促进了学生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积极性，学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的人数逐年增加。同时，通过分组讨论调查课题并与组员及调查对象交流，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调查方案的设计以及调查报告的撰写锻炼了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等。

4教改存在的问题

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首先，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对任课教师要求较高，需要提高教师能力素质、教学技术和完善教学设备；其次，由于实践内容涉及众多学科，例如卫生统计学等，需要学生掌握统计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并具备分析调查结果的能力；再次，受到研究场所和调查时间的限制，目前学生一般只能在本市或者校园中做调查，调查题材比较单一，很难进行大范围问卷调查；最后，调查研究需要经费支持，而目前费用完全由任课教师自主承担。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适应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卫生管理人才[4]。只有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优化其知识结构、提高其综合素质，才能达到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今后我们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改革陈旧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完善教学体系，制订出更加合理的教学方案，以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确保学生学习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1]梁维萍，郑建中，张雪芬，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堂教学改革研究[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9，11（2）：182-184.

[2]刘珊珊，杨东辉，徐瑛.学生对采取传统教学方法讲授社会调查方法的态度和学业成就的调查及原因分析[J].才智，2011（3）：326-327.

[3]钱雪飞.高校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实施策略探索———以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169-171.

[4]宋志杰，姜天娇，谷雪然，等.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4，31（8）：621-625.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一 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

关于社会调查课程之于现代法学教育的意义，专家学者已经达成一致，其研究成果也已浩如烟海，本文不再赘述。然而鲜有学者从实践教学的整体出发，研究在法学本科实践教学这一系统中，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法学实践课程的关系。

目前，各大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法律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其课程设置基本如下：第二学期法律见习，第三学期法律辩论，第四学期社会调查，第五学期学年论文，第七学期毕业实习，第八学期毕业论文。从课程设置的时间顺序来看，社会调查属于中间环节，从法律人职业技能培养的逻辑来看，社会调查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法律见习的教学内容是观摩法院、检察院、律所等机构核心业务的实际运行流程，教学目标是让接受多年基础知识教育的大一新生，对法学职业执业情况形成直观的感性认识，有利于大学生跳出僵化的书本知识和单一的课堂环境，逐步适应系统化、科学化的专业素养教育，调整心态面对学校与社会的对接。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任务不大，趣味性比较强。

法律辩论的教学内容是选择法学各专门学科领域中有争议的热点专题，让学生自愿结组形成正反两方，并就各方主要观点展开对辩。该课程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对法学前沿知识的涉猎与研究，培养学生的法学专业思维能力和论辩能力。

社会调查正是在法律辩论课程成果――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与逻辑思辨能力――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思维能力，弥补法律辩论课程的不足，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与实践技能。

大学学习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中学灌输式的教学，学生的思考固定在单向、被动模式中――老师教习知识点，老师提问，根据老师讲的知识点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而不进行主动的、拓展式的思考。与其说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偏低，不如说学生缺乏发现问题，问个“为什么？”的思维逻辑。不懂而且不知道需要进行发散思维，观察社会现象，探讨其发生原因，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因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调查研究能力。

所以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内容是，紧密结合社会调查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与实际操作过程，让学生较好地掌握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社会现实与历史文献中总结出、抽象出问题――即调查选题，并设计出合适的调查方法，整理、分析搜集的资料，并最终完成调查报告。从而有效地衔接好法律辩论课程，并为学年论文选题的确定、书写打好基础。

而学年论文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为进一步进行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创造条件，理所当然地是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的前提与基础。

综上所述，社会调查是法学本科系统性实践技能培养最关键的一环，既是法律辩论效果的巩固，又是保证学年论文实践课程教学效果的基础。

二 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原因

本人从事多年的法学实践教学工作，担任社会见习、法律辩论、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的课程教学，以及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的指导。基于对实践教学过程与效果的评估，本人认为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社会调查的概念、主要内容、基本方法等理论知识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实际操作更是盲目、混乱，完全偏离了系统化、科学化、明确化的要求。下文从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社会调查课程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的主要原因。

（一）课程未受到充分重视，课程安排不合理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法学教育以来，作为热门学科的法学专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开遍国内各大高校。很难想象仅仅30多年的时间，法学本科教育培养模式――从理论教学到实践训练――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很显然，大部分学校并没有探索出既稳定又符合本校特征的培养模式，仍然停留在对其他学校的模仿上，尤其是实践教学方案与环节的设计，基本上都处于模仿甚至照搬的阶段，这从各个学校法学人才培养方案上就可以一窥一二。

1 没有形成体系，缺少配套课程

与法律辩论一样，社会调查是法律人职业技能培训的重点，也是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集中性实践教学的基本课程与重要环节。然后二者受重视的程度显然不同，以本校近5年不同版本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例，为了保证法律辩论的教学目标的实现，培养方案中不仅配套了理论课程――法律辩论技巧，1.5个学分，24学时；而且还设置了模拟审判1和模拟审判2这两门课程来巩固和强化教学效果。

然而社会调查没有设置与其相对应的理论课程，来指导社会调查的实践过程，更没有强化其效果、巩固其成果的实践教学课程与之配套。

2 学分学时太少，指导教师任务重

如果将法律辩论课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学分达到了6.5个学分，其学时量达到了104个。而社会调查仅仅1个学分，16学时，只及法律辩论的15.3%。在这少得可怜的课时里，指导老师必须挤出时间阐述清楚社会调查的基本理论知识，并指导几十个学生，分成十几个组，完成整个社会调查的全部过程。很显然学时远远不够，而一个课程指导老师的安排就将社会调查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一周时间完成，时间跨度太短

根据课程设计，社会调查的教学一般都是安排在学期中间的一周来时间集中完成。然而稍微研究社会调查课程，就不难分析出，社会调查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难在一周内就完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过程。所以这种一周集中上课的方法只能使每一调查环节都敷衍了事。

（二）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强，实践课程联系不紧密

如前文所述，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设置并不完善，实践教学系统化不够，实践课程之间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各自孤立，联系不紧密，这就使实践教学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事实上，实践教学是一个整体，应当系统化统筹，并注重每一个环节的衔接，尤其是社会调查课程，在没有理论课程配套的理论教学和强化效果的其他实践课程而课时量又严重偏少的情况下，再失去跟其他实践课程的紧密联系，其教学效果再次降低。

按照法学实践教学培养的逻辑，实践课程的安排应当层层递进，并且贯穿整个大学四年，根据实践教学环节的特征和规律，结合法律人实践技能培养目标，其课程设置的逻辑顺序应当为上文所述。然而根据本校法学专业最新版的人才培养目标，法律辩论和社会调查同时设置在了第三学期，上课时间安排在接连的2周。前文提过，社会调查是法律辩论的巩固与提升，需要在吸收和总结法律辩论课程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社会调查的教学。而毫无喘息机会的课程设计，必将使2门课程的学习都受到影响。

另外，根据惯例，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指导老师可以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方法与效果，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地指导学生完成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但是社会调查指导老师只有1人，并没有与其相邻的实践课程进行导师对接，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

（三）资源匮乏，支撑力不够

每年都有学生结合本校校级活动（比如暑期三下乡活动），或者暑期社团活动，进行社会调查，并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反观法学专业化社会调查课程中，却鲜有满意的社会调查活动与优秀的调查报告。根据对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情况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及的两个原因外，还在于资源的匮乏，没有支撑力，导致学生积极性不够，社会调查不能很好地开展。

另外，人员的不足也是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匮乏，如果以学年论文的模式，由一个指导老师带3～4名学生，那么可以利用指导老师的课题经费来解决一部分资金的问题，否则，以一名教师之力，是难以解决社会调查的资金短缺问题的。

三 “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探索

（一）“三学期制”模式的基本内容

为了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我校自今年九月份开始正式实施“三学期制”模式。基本内容如下：

1 “三学期制”模式的学期划分

我校现在实行的是二学期的学期制模式，即秋季学期（20周）+寒假（5周）+春季学期（20周）+暑假（7周）。实行“三学期制”后，学期制模式改为两长一短三个学期，即夏季学期（4周）+秋季学期（18周）+寒假（约5周）+春季学期（18周）+暑假（约7周），总教学周数为40周，寒暑假的放假时间基本维持不变。

2 “三学期制”模式的教学安排

实施“三学期制”条件下，各专业（年级）的理论教学主要安排在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可安排在夏季学期。学校还将利用夏季学期，安排更多的跨校区开设的辅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

3 “三学期制”模式下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加大对实习实训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和机制保障，建立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教学单位合作与联动的机制，共同推进复合型、实践型的人才培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制度规范，建设一批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的基地。加大改善实验室建设条件的力度，加强实验室管理的制度建设，以保障学生夏季学期集中训练和暑期科研的顺利开展。

通过对“三学期制”基本内容的分析，这种独立出专门的实践学期的创新模式，一方面有利于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进一步完善课堂、实验、实践等主要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开放性办学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三学期制”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从事创新性实验和学术研究、进行教学实习和就业实习，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性和就业竞争力。短学期的设置，使教学工作的安排更具灵活性。

（二）“三学期制”模式下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路径

1 强化重视程度，合理设置课程

充分认识社会调查在法学本科系统实践教学中的地位，并合理设置社会调查课程，是法学本科社会调查课程改革的首要问题。没有合理的课程设计，所有教学效果与改革，都是空谈。

（1）增加配套的理论教学课程与相应的实践课程

在专业选修课程中设置理论课程社会调查方法，与实践操作课程社会调查相辅相成，配套完成社会调查的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是文科学生必备的学习和研究的工具性知识和能力。开设该课程，通过系统、全面地介绍社会调查的原理和方法，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在掌握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技能的同时，逐渐树立起认真、合作、严谨、求实等与社会调查有关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他们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必须尊重科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与实践，提供系统完善的理论指导，实现教学效果与目标。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宜安排1个学分，16课时，与社会调查实践课程1学分、16课时相对应，形成2个学分、32课时的学分学时量，既没有超过法学本科主干核心课程的学分课时量，过分拔高社会调查课程的地位，也没有过分低于普通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课时，从而提高对社会调查课程的重视。

（2）适当增加指导教师的数量

尽量增加指导老师的数量，一方面降低实践课程教师的工作量，有利于老师全面、细致与系统地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指导老师跟进社会调查的每个环节，及时调整工作方向，督促学生认真完成社会调查活动，提高调查研究的成效。

（3）拉长社会调查实践的时间跨度

“三学期制”模式将实习、实训、课程设计、综合试验等实践教学环节都统一安排到夏季学期，共4周19天，大大拉长了社会调查课程的时间跨度。社会调查活动的指导老师可以有计划、有步骤、科学地设计整个调查活动：5个工作日确定选题（包括预选与讨论修正），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包括调查方法的选取与实际调查），4个工作日进行资料的分析和整理，5个工作日完成调查报告的撰写。从而从时间上保障社会调查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顺利开展。

2 系统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课程联系的紧密度

强化法学本科集中实践课程的系统化程度，形成一个层层递进，科学地职业化实践技能培训的整体，使实践教学环节每一单独课程效果的简单相加，转为彼此协调运转，相辅相成地实现法学专业素养的训练，完成实践教学课程的课程目标与集中实践教学的整体目标。

根据社会调查课程的特点与地位，以及与其他实践课程的关系，首先可以将所有实践课程系统化、捆绑化。在确定好实践课程开设的逻辑顺序与时间安排后，根据前一实践课程的通过情况，来获得下一实践课程的选修资格，这样有利于把握每一个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并促进系统化实践教学的整体效果，从而达到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目标。

其次，社会调查课程与其他实践课程的联系还可以体现在，把社会调查与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串成一个整体。目前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衔接非常紧密，体现为学年论文的指导老师与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一致的，这一安排有利于对学生专业论文写作能力以及科研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三门课程的指导老师都衔接起来，统一化，让指导老师从社会调查阶段就开始介入，从社会调查的选题开始指导，经过学年论文的写作，直致毕业论文的完成。这种安排一来可以解决社会调查这门课程资金匮乏、指导老师不足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整体协调与系统化法学本科实践课程的整体教学。

另外，就社会调查这门课程来说，应当将其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课程也联系起来，以通过社会调查方法这门理论课程为基础，修习社会调查实践课程，保证社会调查课程的整体性，确保社会调查课程的教学效果。

3 增加资金投入，落实保障措施

抓住“三学期制”改革的契机，结合校级假期调查科研项目，向学校申请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 同时由院系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社会调查课程，支持创新性选题的调查；另外可以要求学校增加校级人文社科课题中法学实践项目，与指导老师的课题结合，增加调查类科研项目经费。最后，还可以联合法学专业的实践教研基地与合作单位，共同开展调查活动，进行专项立项，获得资金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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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一、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对社会治安影响较大。未成年人犯罪已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三大社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2008年全国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88312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0.85%。（1）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信阳市两级法院2005-2008年判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2005年判处未成年罪犯267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2.07%；2006年判处未成年罪犯187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1.59%；2007年判处未成年罪犯191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0.79%；2008年判处未成年罪犯231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1.09%。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对该类群体的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予以矫治。由于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与成年人相比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必然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方法、后果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内在本质全然不同，对他们的司法处理也不能照搬成年人的模式。英国著名学者培根说:“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罗网。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也应当有慈悲救人之心，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2）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刑事实证学派将犯罪原因归结为犯罪人自身、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人，而在于矫治犯罪人，使之改恶从善，复归社会，认为刑事政策主要应以特别预防为目的，应依照犯罪人恶性程度的差异以及犯罪具体原因的不同，落实刑罚个别化原则。（3）对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惩罚打击只是手段，保护教育才是目的。国外司法机构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普遍遵循“保护处分优先”的原则，即将刑事处分作为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手段。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效预防、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一整套不同于成年人的审判和执行的特别司法制度。这种制度设计，应突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的职能；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及成长特点，赋予犯罪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证实施的措施；制度设计更为灵活多样、缓和宽松，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的需要。

实践中，一些法院也探索适用特殊制度依法矫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于2006年首次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南京市司法机关于2005年首创暂缓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广州市自2006年始实施社会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金不换工程”，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出台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上海市综治办等8家单位于2007年共同制定了《关于对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实行考察教育制度的意见》，并在全市范围内施行，（4）等等。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均收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二、社会调查制度

犯罪人格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判处刑罚应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根据犯罪行为及罪犯的人格形成过程和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大小来决定刑罚。（5）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6）社会调查制度在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中普遍得到确立。《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置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审判。”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也规定：“法庭在判处监禁刑、社区刑时必须获得判刑前报告，法庭有责任获得并考虑判刑前报告。”（7）

在我国，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作为量刑参考，乃司法实践探索的结果。2006年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首次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实践中我国的社会调查,主要是针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有可能被判处缓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调查的组织者一般为司法行政部门，调查的内容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和邻里关系、单位表现、社会交往等情况。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公众关于被告人的评价意见的记载，是公众参与司法的新途径，体现了司法民主。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调动相关司法部门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多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但是，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8）

针对上述不足，应立法规范社会调查制度，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内容以及适用的案件范围等内容，在赋予社会调查法律依据的同时，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其一、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否则庭审也失去应有的地位。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

其二，调查的组织者与制作主体。调查的组织者与制作者为受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广泛性，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人民陪审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志愿者等组成。调查者一般不少于两人，并且应当全部出庭。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

其三，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事、单位领导、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应分清案件轻重程度，来考虑调查的范围及详略情况。对情节轻微，以及过失犯罪等明显适用缓刑的案件，可以简化调查模式；对量刑刑期在三年以上，可能判缓，以及可能存在争议的案件形成详细的报告，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被告人的家庭结构、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工作情况以及案发后表现以及被害人的相关意见等多方面。（9）从而分析出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帮教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其四，调查适用的案件范围。社会调查报告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刑期在三年以上，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缓的案件，也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案件审理中若审判人员认为量刑需要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通知司法行政机关制作报告。检察人员、被告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辩护人认为本案需要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向法官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进行社会调查。

三、暂缓判决制度

暂缓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经开庭审理后，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暂不判处刑罚，而是作出延期判决的决定，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观护帮教，考察期满后，再根据原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被告人在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判决的法律制度。（10）实践证明，暂缓判决制度既能对未成年犯罪人起到惩罚作用，又能对其起到教育、挽救之功效。

暂缓判决是对现代西方国家观护制度的借鉴。1974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刑法》第27条规定，“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根据侦查的材料，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已造成非判不可的危害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可以判定少年被告人有罪，但是判刑的决定在确定的考验期内暂不作出。在考验期限内，少年被告人由任命的考验期监督人进行监督和观护。如果该少年被告人在考验期间表现不好，法官可以对其随时宣布刑罚判决，并且不许缓期执行。反之，如果该少年被告人在考验期间真诚悔改，表现良好，犯罪倾向已消失，法官则可撤销原判。”（11）

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探索适用暂缓判决制度。2004年12月17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4名被指控犯抢劫罪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4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4人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刑”。最终，4名被告人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减刑，该制度的施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实践中暂缓判决的适用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首先，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不统一。一些法院对暂缓判决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有的则扩大到在校大学生，还有的适用于轻罪犯罪嫌疑人。其次，暂缓判决的适用条件不明确。由于刑事诉讼法律对适用暂缓判决的案件类型、法定刑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等问题没有明确地规定，实践中不同法院掌握暂缓判决的适用条件不统一，有的过严，有的又偏宽。再次，对暂缓判决考察方法的设计不科学，随意性较大。有的法院作出暂缓判决决定较随意，只是让未成年人回到社会，一放了之，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考察方法，不能有效地对考察对象予以必要的监督、检查，因而其做法有放纵犯罪的嫌疑。

在我国推行暂缓判决制度，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立法规定暂缓判决的内容、性质和适用条件，赋予暂缓判决法律依据。在刑法中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单独宣判有罪”的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未成年被告人暂缓判决中犯罪认定判决和刑罚裁量判决分开。第二、统一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适用暂缓判决应当具备以下条件：适用对象为已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刑；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胁从犯或被教唆犯；不是累犯，犯罪情节轻微，平时表现良好，且认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不大；愿意接受社区服务考察；具有家庭监管条件等。第三，建立科学的暂缓判决考察制度。作出暂缓判决决定后，应对未成年被告人建立考察制度。由社区矫正机构下设的专职考察部门制定考察帮教计划，并对未成年犯建立考察评议档案，负责对少年犯进行教育、管束，在考察期届满后对暂缓判决对象作出综合评定报告。法院在考察期满后，应开庭听取法定人、辩护人、公诉人的意见，结合考察部门提交的考察评估报告，分别作出判决，对考察期表现良好、确认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被告人，应当适用缓刑；对犯罪情节较轻、暂缓判决考察期表现良好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适用免刑；对于极少数表现不好的暂缓判决被告人，按其原犯罪事实和情节判处实刑。（12）最后，规范暂缓判决书的制作。一般而言，暂缓判决书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①判决被告人犯有何罪以及拟判处的刑罚；②规定考察期限，期限一般为为1—2年，期限由犯罪情节轻重决定，并决定“社区服务令”内容；③写明如果被告人在考察期间如果其表现符合“社区服务令”要求的，将免刑、减刑或者缓刑判决，具体刑罚种类和刑期待考察期结束后最终予以判决。

四、非刑罚处置制度

现代刑法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英国法学家莫里森在《少年犯罪人》一书中论述道，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和自由社会差别极大，它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13）虽然该论断有些片面，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非刑罚处置的重要性。

目前世界上较多国家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国际人权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4款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北京规则》第18.1要求：“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类措施包括：a、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14）

我国刑法对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在该法第37条、第17条第4款等条文之中，主要包括以下七种方法，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收容教养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上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教育未成人的目的，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非刑罚处理方法缺乏系统、专门的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于《刑法》第37条、第17条之中的，总体而言，这些方法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更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节、专条的规定。其次，非刑罚处理方法种类偏少、体系性不强。与《北京规则》第18条相比，一些方法如社区服务、参加集体辅导等没有涵盖在内。最后，多数方法的强制性不足。除收容教养具有强制性教育外，其他方法强制性不够，实践中易造成一放了之的局面。而收容教养以剥夺自由为前提的，且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很多情况下，处罚又可能过重。因此，各种非刑罚处理方法之间悬殊较大，没有形成一个轻重有别、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15）三是一些非刑罚处置方式的适用效果不够显著。例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教育时间短，难以使未成年人体会到自己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切肤之痛，从而促使其真正悔悟，教育效果不佳。

针对非监禁处罚适用存在的上述不足，应采取如下措施依法予以完善。首先，完善刑法中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法典中设立专条、甚至专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门规定。具体而言，“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完全可以同时适用，将这三种方法合并为一种；基于未成年人一般不存在行政单位的归属，可排除“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严格“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配以具体的监督保证措施；将“收容教养”加以司法化改造，纳入刑法规范中，作为一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其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其它非刑罚处理方法。⑴担保释放。即由司法机关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由某些有固定住处，又有能力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的人员或单位作出担保，保证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实施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此前提下，免予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一旦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则由司法机关撤销担保释放的决定，没收担保金，或取消担保资格，并重新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⑵监管令。是指司法机关可对未成年人发出并由其监护人监督执行，禁止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某些限制的书面指令。例如，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厅、网吧、酒吧等场所。同时，监管令还可以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证监督其行为。⑶社区服务令。即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不予关押，而是将其置于社区之中，在特定委员会的监管下，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完成一定的社会公益劳动或社区工作的一种处罚方式。⑷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以前主要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适用于有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少年。当前，可以将工读学校纳入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中。对于某些犯有轻罪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工读学校加以严格教育。⑸社会帮教。即将其置于社会上，对其活动场所、交往活动进行一定限制，要求其定期向社会矫正人员汇报，离开本地或有其他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矫正机构报批，若在保护观察期内无任何不良倾向，则对其免予刑事处罚。（16）

五、刑事污点消除制度

刑事污点消灭制度也称前科消灭制度，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17）

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指出，制造犯罪人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他）贴上标签、下定义、认同、隔离、描述、强调以及形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它变成了一种刺激、暗示、强调和发展被谴责的那些品质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容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保有成见，给其贴上“坏人”的标签，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暴自弃，难以改过自新。（18）现代多数国家意识到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教育和成长的较大影响，纷纷立法建立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北京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于执行，使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应视为未受过刑法处分。”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销毁。”（19）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却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该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然而，实行前科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存在一些问题。 2004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制定并实施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该制度解决了前科对未成年罪犯将来学习、就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受到了罪犯家属的欢迎，可受到一些法学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在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前科消灭举措会因为执行中的一些难题无法克服而难以实际地发生作用。实践中人民法院尝试适用刑事污点消除制度面临尴尬局面。

刑事污点消除制度使得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平等的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使其真正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因此，我国也应确立与国情相符的未成年犯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可以规定，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给予不同的考验期，如果在此考验期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缓刑考验期满没有故意犯罪的；被判管制、拘役，刑罚执行完毕后6个月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1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3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20）另外，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未成年人有特别突出表现的，例如，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见义勇为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的，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

六、社区矫正制度

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我国刑法学术界与实务界有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定义为：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有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21）还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和社区社会工作，应当放宽社区矫正的范围，还应包括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22）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期特法尼指出：“刑事政策极其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尽力使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其本人也恢复了信念。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发现对他们的真正惩罚是在他们走出监狱之后才开始的，社会专门排斥他们，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由犯罪打上了烙印”。（23）可见，在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更应强调对未成年罪犯的权利维护和保障。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减少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并帮助其回归社会。社区矫正不仅能降低行刑成本，而且有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它不仅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体现法治文明及社会进步，而且符合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良好方法。

自2003年我国司法机关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和不断深入。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在我国25个省（区，市）的123个地（市）、517个县（区，市）、4189个街道（乡镇）展开，分别占建制数的78.1%、36.9%、18、1%和10.1%。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14320人，其中解除矫正45226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9094人。（24）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应当承认，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仍然存在诸如没有明确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过窄、缺乏专门的矫正机构等问题。因此，应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作法，依法予以完善。

1、立法规制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另外，应适时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25）

2、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特别是针对部分轻微犯罪，如故意轻伤害、交通肇事等，如果未成年犯人犯前述轻微犯罪在监狱等机构服刑期间能认真悔改，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当其刑期执行达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也可以转交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治。

3、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明确其职责。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在现阶段可以设立由政法委牵头，法、检、公、司、教育、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理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社区矫正委员会，下设判前社会调查、帮教扶助、监督考察等部门。判前社会调查部门负责组织未成年犯的判前社会调查，启动社区矫正程序。帮教扶助部门与未成年犯及其法定人签订帮教协议，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提供就业安置、心理咨询、行为指导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监督考察部门监督各类非监禁处置措施的执行，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4、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是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告诉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如何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二是让未成年罪犯参加公益劳动。这不仅能使他们对自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予以弥补，而且可以增加其荣辱感、责任感，改正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三是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谋生技能，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26）

结语

美国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著名法官朱力安·马克指出：“如果发现他（未成年人）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地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27）因为，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具有特殊性，更需要社会的关心，法律的呵护。在未成年人因多种原因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保护，对其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自1984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探索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有效矫治犯罪的未成年人，促其悔过自新，应当总结实践探索的成果，针对存在的问题，规范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必需强调，这种制度设计不应一味地强调处罚的宽缓性，而忽视刑罚的强制性，应当宽严相济，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的职能。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一味地宽缓用刑，甚至以罚代刑，放任自流，就会矫枉过正，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刑罚也会因为欠缺惩罚力度，难以保证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而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应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为契机，在增设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程序篇”中重点规定前述几项制度，主要内容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实行社会调查，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表现等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决定暂缓判决，在考察期内对其进行观护帮教，于考察期满后视帮教具体情况予以恰当判决；整合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方法，吸收、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非刑罚处置方法，形成科学的、系统的非刑罚处置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前科消灭制度，即具备一定条件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其人事档案中隐匿其犯罪记录；正确界定社区矫治的性质，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明确其职责，丰富社区矫治的内容，充分发挥其职能，等等。

（1）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7日第4版。

（2）李冰海：《培根的司法理念》，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0期。

（3）王越飞：《少年审判制度架构研究——以司法的相互衔接性和社会资源的可利用性为纬度》，/，下载日期：2009年8月19日。

（4）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7期。

（5）【日本】大?V仁：《人格刑法学的构想》，冯军译，载《刑法论文精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6）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53页。

（7）齐树洁主编：《英国司法制度》（第二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页。

（8）何欣：《浅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载《学习月刊》2008年第3期。

（9）刘立霞：《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4期。

（10）肖丽容：《论暂缓判决在我国的试行》，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6日第6版。

（11）房传钰著：《现代关护制度之理论与实际》，（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137页。

（12）郭俊：《暂缓判决的司法价值与完善》，载《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3）转引自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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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林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6）高铭暄 张杰：《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2月5日第6版。

(17)徐留成：《从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谈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18)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页。

(19)姚建龙著：《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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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于志刚著：《刑罚消灭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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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曹扬文：《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构建研究》，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6期。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犯罪学；教学模式；实证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145-02

一、前言

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以法律诊所课程为代表的实践教学模式日益兴盛。犯罪学课程的教学在绝大多数高校中仍是以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为主，偶尔穿插视频等相关内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众所周知，现代犯罪学的形成与发展关键就在于坚持实证研究，相比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的传统教学，实证教学会更注重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对犯罪学基础理论的运用和专业技巧的掌握，更注重学习的实用性。因此，进行犯罪学教学模式的创新，将实证调查引入犯罪学教学中就成为应然之举。笔者通过对广东商学院法学院3届、共计1000余名本科生进行实证教学后，初步总结形成了此项研究报告。

二、实证教学时犯罪学教师的授课模式

教师将总计17周的课时分为三部分。在一至七周讲述犯罪学的主要理论知识，在课堂授课的过程中选取来自不同城市、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回答同一问题，与学生进行互动和交流。在确定了犯罪学实证调查的主题后，让各个班策划有关犯罪学社会实践活动的周密方案，包括人员安排、调查纪律等细节事项。第八周主要是具体指导学生如何做社会调查。教师首先详细讲解实证调查的要点、注意事项，并对一些具体的细节进行了特别交代，另外还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重点培训。针对各个班级的社会实践调查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提示纠正和建议，并再次讲授社会调查的基础。之后，明确提出调研结果的形式是以班为单位，各自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制作PPT进行课堂展示，每位同学需针对此次调查写出相应的对策分析论文。第九到十二周组织学生到教师制定的地点进行犯罪学实地调查，进行调查的具体时间、方式由学生依据其前期拟定的策划书自主决定，以便体现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任课教师随时与各班的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其进展，掌握其状况，提示各种注意事项；并在学生完成初步调查后亲自曾带领学生深入典型地区进行示范性、教学型调研，亲身示范与人沟通的技巧、指导学生如何应用犯罪学经典理论由点及面、层层深入的分析社会现象。第十三周到十六周依然是采取课堂授课的形式。不同的是，由于学生完成了实地调查并取得相关的资料，此时进入以撰写调查报告为主的收尾阶段，教师此时在继续讲解犯罪学经典理论的同时，更要注重启发学生如何运用理论分析犯罪现象的成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强的系统性对策，辅导学生完成犯罪学写作。第十七周组织各班以PPT的形式展示各自犯罪学调查成果，由教师进行点评。

三、犯罪学实证教学法的优势，现有经验证实实证教学有以下优点

1.从教育主体来看，突出了学生的主体作用。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单口相声”，唯一的主角就是授课教师，学生相对而言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很难有效地通过问答互动等方式较好的掌握犯罪学基础理论并加以应用。而实证教学则可以相对应的理解为“群口相声”，教学的主体既是教师也是学生，它将前所未有的责任赋予学生，让学生去实践、调查、分析，这在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授课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则更多的起着启发和点拨的作用。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吸收掌握知识，因此，只有教学双方都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才能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从教学内容来看，强化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相对于传统型教学模式，实证教学则更侧重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而且能够促使学生拓展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同时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生的社会阅历，提高与社会中各种阶层的人员交往的能力。传统教学模式由于受到教学地点和教学方式的局限，学习的内容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在实证教学的过程中，因为需要走出相对单纯的大学校园、步入社会且主要是治安复杂区域与各阶层、各种风格的人员进行观察、沟通、访谈，学生就必须将所学到的理论灵活应用到实践当中。学生通过亲身观察体会了解到社会中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对抽象的犯罪概念有更加具体的理解，并且能够主动地去印证、检验理论知识，甚至能够产生一些创造性的想法。由于在实践中会不可避免的要与社会中的各类人群打交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交流沟通能力。以访谈法为例，学生最初表现的腼腆、青涩，不知如何向陌生人发问、如何选择具体的访谈对象，更不知在不同的对象交流过程中，需要运用不同的交流方式。经过自发总结经验教训、教师示范指导后，他们就获取了成功访谈的直接经验：“总体来说，那些聚在户外而且比较悠闲的女人更愿意和我们交谈，她们往往会提供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的事情，也比较喜欢抱怨；而中年男子则比较排斥我们的访问，对我们存在很强的戒心，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访问，也是我们问一道他们就回答一道。针对本地人、外地人；男人、女人；老人、青中年、小孩都需要运用不同的交流方式。”这些收获都是是犯罪学传统教学模式远远得不到的。在调查中学生亲眼目睹了不同族群的生活环境，加深了对贫困的理解。学生表示：“以前对贫困的理解就仅仅局限于钱等等这些相对来说很抽象的概念，而在这次的实践调查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土坯房，是用柴火来烧饭等等的一些现象。另外通过老师的指导，亲自去实践，还收获了一些实践的社会经历，比如不能直接去拍一些正在进行交易等犯罪的照片，外出社会调查不可以随身携带银行卡。这些经验，不仅仅对于知识的学习有帮助，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是一笔难得的经历。”

3.对大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养成。由于传统教育是一种被动的学习过程，学生更主要的是去理解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而自身缺乏对这种理论性知识的批判。实践教育则是一种主动地去探索知识的过程，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自己的经历能更好的去反思探索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在理解和反思的过程中，学生更加注重实际，也更具有创造性。总而言之，通过这两种教育方式的主体、知识、学习效果、创造性思维的养成等四个面的比较，实践教育比传统教育更具有优越性。可以说，实践教育是一种活着的思考着的教育方式，而传统教育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使学习显得更加被动和僵化。

通过4年的连续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可以确认，传统的犯罪学教学模式已严重滞后于教学实际的需要，单纯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差。而实证教学则更加符合犯罪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其实际应用能力。今后若进一步扩大实践教学占教学活动的比重、更加细化社会调查的流程则可以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法学实验示范教学中心2010年度教研项目研究成果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2010年9月，他在北大新开了一门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随后便集中精力研究已成众矢之的的中国教育。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灶，即“学历军备竞赛”，并开出“分流”和“放权”两张药方。他新出的专著《吾国教育病理》便详细地论证了他的观点。

而与此同时，他要求每一个选修了这门课的学生都做一个关于中国教育的社会调查。学生们操着社会学的手术刀，对教育切片取样，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比如，老师为了实现“北清率”而罔顾学生的风险，威逼利诱学生报考北大清华。比如，为避免优质学生外流，老师故意冷落学生长达半年以消磨其意志。

最后，郑也夫把学生们获得的这些教育实情汇编成自己专著的姊妹篇《科场现形记》。

几十个触目惊心的故事

郑也夫对学生调查报告的要求是不掉书袋，不说空话，要言之有物，要用叙事体写。“讲好一个故事，最好是一个新鲜的故事。”这可以是一对中学生的恋爱故事，也可以是一个高考移民的一年波折，还可以是对大学生入伍收益与风险的评估。“我认为多数的晦涩来自不诚实，他讲的是自己都不甚了然的昏话，甚至是故意作秀。”

幸而，学生们没有让他失望。《学生眼中的“衡水模式”》展示了这所超级中学精确到每一分钟的军事化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在该干什么的时间就干什么”。比如，5：45做早操，但绝不能早于5点半起床；晚上9点50分下自习课，10点10分必须躺在床上，否则都是违反纪律。曾经有个学生因为突然坐起来被记违反纪律，还有个学生因为睡不着玩手指也被记下来。

《围绕报考北大的师生博弈》则勾勒了在河南一所重点中学里，老师为了诱使学生报考北大而采取的种种手段。这背后是学校和老师的利益。

每个班都会挑选几个“北大苗”重点培养，做特殊发放的复习资料，还会组织“北大苗”穿西装，打红色领带进行誓师大会。一旦发现某个苗子没有潜力时，便果断放弃培养。

更惊险的博弈是在高考后。老师的策略是“全面撒网，重点捞鱼”。他们会力劝学生报北大而罔顾其风险，甚至还会故意向其提供虚假信息。

因此，这所学校里有很多学生因为报考北大而导致当年落榜，不得不复读。这也是老师所希望的，因为这枚棋子又多了一次对赌的机会。

C同学便是如此，第一年高考后估分，感觉在北大分数线的边缘，学校领导力劝他报北大，结果落榜。他复读时，选择了另一所学校。结果原来学校的领导便来威胁他们全家，“上吊自杀都可以，但是不要走”，还反复骚扰他。

这些事情也让学生对老师有了戒心。有些学生平时考试时就故意做错一些题，考差点，让老师对自己不管不问，最后成为高考黑马。

师生间的博弈看得人惊心动魄。有些故事甚至超出了郑也夫的想象，他反复追问学生：“真有这么回事？”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看惯了教育学科的论文，看到这些学生的调查后眼睛一亮，心生惊异。“确定真问题是有价值的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几十篇论文如同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

有激情但不冲动

粱瓜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讲述了五个企业家子女的教育故事。案例之后，他原本计划对比国外的公校、私校，分析一下像北京人大附中这样的公立名校会不会越来越被权贵所占据，导致教育不公、阶层固化。

“停！”郑也夫让他就此打住，不必对此进行猜想，只要把事实呈现就可以了。

郑也夫认为学生目前的能力做不了高水平的批判。“那就不要做廉价的批判，这个谁都能做，学院派就把这个让给别人来做吧，自己拣选更艰难的事情。那就是搞明白这些行当的来龙去脉，细致地描述其运转方式，认识其复杂性。”

郑也夫对中国教育充满愤怒，但他要求学生在调查时千万不能预设观点，不能舍弃了世界的多样性。学生交上的作业，常常在文中某处用黑体字或下划线，郑也夫一概勒令去掉，理由是：你构思时已经筛选了事实，行文时更注入了语气上的轻重缓急，再搞成特殊的字体，主观导向就嫌太过了。

郑也夫承认自己开始某项研究都是因为内心强烈的情绪所驱动，但在研究启动时，这个超龄愤青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理性，要抑制情感。粱瓜形容这个大嗓门的倔老头是“有激情但不冲动”。

郑也夫希望社会调查能让单纯的学生看到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多元不是几个简单的判断句所能涵盖的。

2009年，重庆爆发“高考加分门”，当地学生集体更改民族成分以换取高考加分。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学生刘小玲通过访谈已成功更改民族、升入大学、没有被揭发出来的重庆学生，进一步探究这一事件的背后故事。

根据此前的曝料，得是父母有背景有身份的学生方能作假成功。事实上并非如此。A同学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了儿子能与城市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他们下狠心把孩子过继给别人家。这名考生不仅更改了户籍，还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这令他非常难过。

而B同学在局长父亲的操作之下更改了户籍。凭借民族加分，他挤掉了同班同学考上了北大。上大学前，他对此并不了解，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他对被挤掉的那个同学心存愧疚。“高考加分门”事件爆发后，他想向公众吐露实情，但最终没有勇气。

这些论文打动了杨东平：“这些研究具有不一样的深度和感染力，不仅得到一些真知灼见，而且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和温度，令人感受到在冷静的记录背后那些挣扎的鲜活生命，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捆绑出版

三年多以来，郑也夫的这门课一共上了五轮。学生们的作业一篇篇交上来，郑也夫改得很认真，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最终结集成这本《科场现形记》。在书里，郑也夫写下编者按语：“中国久有科场，演至清代习八股被冠名曰‘制艺’。到了鄙俗之今人口中，高考被说成是：敲门砖。不期科举废弃百年之后，敲门人成山成海，敲门砖诡异奇绝，便是清代科场鼎盛之时亦不可比肩。”

学生的调查也为郑也夫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事实支持。比如在解析高考复读时，他便援引了《复读与中学声誉的制造》一文中的数据。经过数年的观察研究后，他认为中国教育的真正问题是“学历军备竞赛”，过度竞争导致学习的异化。他为此提出两条改革之路，一是分流，二是放权。只有分流，即引导一部分人走职业教育的道路，才能缓解高考的激烈竞争。只有放权，才能形成多样化的教育。这就是他的专著《吾国教育病理》的核心内容。

清华法学院的王亚新教授将他编的学生文集列为课上的必读书目，因为这些文章接地气，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国情。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王亚新就对郑也夫说：“你别不爱听，我觉得你学生的书比你的书好看多了。”而这恰恰是郑也夫最得意的。

选自《看天下》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量刑建议；自由裁量；公正；效率

中图分类号：DF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6-0127-09

引 言

为规范法院量刑之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之公正合理， 20世纪末，我国基层检察院便开始了量刑建议的改革探索。所谓检察官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代表检察机关的公诉人就被告人应判处的具体刑罚，在法庭辩论阶段依据犯罪事实、量刑情节等，以言词方式向法官提出公诉方意见的一种诉讼活动。2008年发生的许霆案再一次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量刑问题的高度关注，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部分检察院更是自发尝试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和支持。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颁布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程序意见》），使量刑建议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被正式予以确立。基层检察院对量刑建议制度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改革探索，对于其在现实中的运行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效果究竟如何等问题，理应通过实证调查加以分析。但目前我国诸多学者对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动态研究却付之阙如，笔者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理应转向动态研究，即应转向实证研究，关注量刑建议制度的客观实际运行情况。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实证调查，分析实践中的量刑建议制度，并在客观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呈现量刑建议制度的现状、困境，以及可能的因应之道，以期为我国之既能实现预期价值和功能、又能兼顾公正和效率的量刑建议制度提供参考。

一、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运作状况与问题之揭示

围绕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运作状况，从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课题组在S省M市P县检察院进行了调研。研究资料主要包括：档案数据、随机抽取的P县检察院与法院2009年会签《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制度工作的规定》后已决刑事卷宗60份（其中2009年、2010年各30份），P县检察院制作了社会调查报告的9起案件卷宗以及在P县检察院召开的由检察官、法官、律师参加的量刑建议开放性座谈会会议记录。根据上述研究资料，笔者拟就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运作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描述与分析。尽管本文的实证调查研究无论从调查时间、对象、范围，还是调查方式、手段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是不足，可能影响到量刑建议制度实际运作状况的把握，但就选择的调查对象P县检察院而言，其既不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亦不在边远和贫困地区，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际运作状况应当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检察院量刑建议探索改革的实际运作状况基本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国一般地区量刑建议制度施行的大致概况。因此，在第一手实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量刑建议制度的诉讼法理为底限，检视、反思并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运作状况

P县检察院对量刑建议制度的探索始于2003年，当时其并未被列为S省人民检察院确定的量刑建议改革基层院试点单位，最初主要针对具有法定情节或者重要的酌定情节案件，以口头方式或者在《书》和《公诉意见》中提出量刑建议。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该院提出量刑建议的案件共56件，其中法院采纳了量刑建议的案件占50%以上，这为后续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2007年底，该院公诉部门对2006年、2007年刑事判决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判处轻缓刑的占全部案件的50%以上，量刑畸轻、偏轻的占10%以上。针对法院同罪不同判、适用轻缓刑较多的情况，P县检察院决定采取规范化的程序性措施，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2008年6月，该院制定了《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规定》，对量刑程序的框架、原则，量刑证据的确认标准、量刑建议的定义、适用范围、种类、内容、形式、适用刑种、幅度、刑法确定原则和量刑建议提起的时间、方式，内部审批程序以及量刑监督、救济等作出了具体详尽的规定，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设立了量刑的调查、量刑证据质证、辩论等程序。自此，正式开启了量刑建议工作规范化的操作。从2008年7月至2009年5月底，该院共受理案件106件193人，提出量刑建议95件162人，法院采纳86件145人，采纳率为89.5%。但当时量刑建议并未纳入法庭审理，且在刑罚适用、量刑幅度方面还不够准确。

2009年5月，该院被S省人民检察院确定为量刑规范化试点院，并在此基础上对量刑建议工作规定进行了重新修订，于6月与法院会签了《关于量刑建议和量刑审理程序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量刑程序的框架、原则、内容，量刑证据确认标准，量刑建议的定义、适用范围、适用刑种、幅度以及监督和救济等作了具体规定。自2009年6月底至2010年底，该院共受理案件203件352人，提出量刑建议183件322人，法院采纳169件298人，采纳率为92.5%。

（二）问题揭示：检察官量刑建议司法实践之反思

批判性是理论研究的本质，笔者亦不能例外。本文的目的是检视量刑建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期望学者能更多关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问题意识的指引下进行学术研究和设计可操作性的规范，同时，帮助实践者正确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发现缺陷所在。因此，笔者在此不再阐述量刑建议制度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取得之功效，而是重点分析量刑建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所呈现的问题及困境。

1.量刑建议采纳率的误读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问及量刑建议的整体实施效果如何时，检察官多次提及上述量刑建议的法院采纳比例，①以此证明量刑建议制度在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方面所彰显的功能及取得的效果，并作为自身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标志和业绩。同时，检察机关对量刑建议采纳率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该机关对公诉成功的强调延伸到量刑建议方面，这与该机关对高定罪率的重视几乎如出一辙。②然而，根据诉讼法理，量刑建议作为一种程序性措施，目的是通过量刑建议衡量法官的裁判是否合理、公正，并通过抗诉制约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进而保证量刑的合理性，实现监督制约的功能。因此，检察院大肆渲染量刑建议采纳率的做法是欠妥当的，其应对外渲染未采纳量刑建议的抗诉率，以此彰显量刑建议之制约功能。但我国检察机关及新闻报道对此却鲜有提及。笔者调研的检察院亦是如此，2009年至2010年两年间，该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仅3件7人，但其抗诉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犯罪既遂与未遂。该院自2003年探索量刑建议制度实施以来，从未仅仅针对量刑情节对案件提起过抗诉。

2.存疑的公正

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设立的动因是确保量刑的公正，主要是对公正价值的追求。在刑事案件中，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作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被告人是最具有发言权的，而被告人上诉权的行使，无疑是其认为量刑是否公正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方式。据此，被告人的折服率应成为衡量是否实现量刑公正价值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准。据笔者调查，自2008年检察院明确以书面的方式提出量刑建议以来，该院被告人的上诉比例并无明显变化，一般是每年10起左右，被告人上诉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0%左右。2010年亦是10起，其中6起案件是检察机关提了量刑建议的案件。由此可见，将量刑建议纳入庭审，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审判案件，但被告人对于判决结果的折服比例并无明显变化，甚至可以说未见效果，那么量刑建议制度实现量刑公正的价值便令人质疑。

此外，P县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之范围突破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的十五类案件范畴，把自侦案件也纳入了量刑建议的范畴。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妥当的，一方面，人人平等是宪法的要求，也是人权保障最基本的内容，如以身份的不同决定是否适用量刑建议，岂不是又恢复到“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另一方面，检察官享有独立的法律解释权，完全可以依据自身对案件的了解适用法律，提出量刑建议。但法院针对检察官自侦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写入判决书，在判决书中也不予以回应。原因之一是法院未将自侦案件纳入量刑建议的范围，缺乏相关的规定；之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受外界干扰比较严重，法官压力比较大。法院这种针对被告人身份设置量刑建议的范围并决定是否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予以回应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平等理念的，此种做法无疑是“打折”的公正。

3.效率价值的背离

为确保量刑公正，规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调研地区的检察院和法院设置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是可以运作的，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运作过程中却呈现出反理性的技术操作。我国刑事审判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无疑都是基于效率价值创设的，通过简化庭审程序以实现诉讼效率。根据笔者的调研资料及向检察官和法官了解来看，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无论是简易程序还是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较之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并无区别，均是严格按照两个程序运作。这种程序的分离，无疑增加了庭审时间、③耗费了更多的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效率。这显然与简易程序及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基于效率创设之初衷相悖，不加区分地适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一种反理性、违背诉讼法理的做法。此外，根据《规定》第28条的规定，在庭审中，公诉人发现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不当，可能严重影响对被告人公正审判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延期审理，另行确定或修改量刑建议后，再提交法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指导意见（试行）》第17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拟定的量刑建议不当需要调整的，可以根据授权作出调整；需要报检察长决定调整的，应当依法建议法庭休庭后报检察长决定。出现新的事实、证据导致先前拟定的量刑建议不当需要调整的，可以依法建议法庭延期审理。在司法实践中，P县检察院亦是严格按照这些规定操作的，此项技术性规定无疑会导致两次开庭，这更是背离了以效率为价值目标的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设置之初衷。

4.辩护权的弱化

从理论上讲，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及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理应增强被告人的防御权。但在笔者随机抽取的案卷中，通过对法院判决书的统计发现，60起案件共有被告人82名，其中委托辩护律师23名，指定辩护律师7名，共计30名，参与的比例为37%。在座谈中，与会律师也表示律师的刑事案件参与度在减少。④我国大部分被告人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更不懂法律知识，且其又被羁押无法取证，在无律师提供辩护的情形下，对于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即便被告人认为不当，又能提出多少有力的辩护意见呢？被告人自行辩护质量可想而知。同时，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量刑建议书与书是一并移送至法院的，但法院并未将量刑建议书送达给被告人。律师也表示根本看不到量刑建议书。由此可见，即便是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检察官享有量刑建议权，被告人却不能收到量刑建议书，被告人及辩护人根本无法针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护，庭审中难免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另外，律师表示，是否设置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检察官是否提出量刑建议，对于律师的辩护权并无影响，以往刑事案件一般也主要是在量刑上辩护，并未因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而有多大的改变。这主要因为：首先是量刑信息的不对称，检察院、法院并不向律师送达量刑建议书，律师阅卷的时候也从未看到过，在庭审前无法获得量刑建议书，只能待庭审中才知晓。另外我国目前刑事案件采取主要证据移送制度，检察官具有完全的决定权，导致律师根本无法完全掌握量刑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实行部分卷宗移送制度改革的失败。其次是律师的取证权无法保证。与会律师普遍认为，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作用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取证权无法真正落实。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取证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涉嫌伪证罪等刑事犯罪，风险太大。在笔者抽取的案卷中，律师仅在部分案件中提交了量刑证据，这类案件主要是交通肇事罪及可能适用缓刑的案件。可见，量刑建议制度和相对独立程序的实施，并没有促使律师进行专门的量刑调查，积极收集量刑证据。据此，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并未增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量刑辩护权，信息的不对称、取证制度得不到落实，亦导致律师参与对抗更加没有话语权。检察官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也印证了律师量刑辩护的无效，法庭审理难免流于形式，法官一边倒地接受了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5.量刑计算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和不规范性

在笔者查阅的量刑建议书中，发现检察官计算被告人的具体刑期时存在一些欠缺合理性的做法。例如，在彭某涉嫌抢劫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彭某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检察官按照30%的比例增加了刑期。同时，彭某属于累犯，当然就存在前科，对于这种酌定情节，检察官又按照10%的比例增加了刑期。笔者认为，量刑细化是保证量刑准确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这种既计算累犯又计算前科的方式，显然属于对一次犯罪的两次评价，品格证据的重复评价，无疑会导致被告人刑期增加，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的量刑建议主要在于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刑罚范围，以此约束法官的量刑裁量权，但在数罪并罚案件中，检察官并未对数罪并罚后的刑期提出建议，而我国目前数罪并罚案件的刑期仍然比较宽泛，导致法官在数罪并罚案件中的裁量权很难受到量刑建议的约束。此外，在涉及财产刑的案件中，对被告人科处罚金时，由于缺乏具体的指导细则，检察官的随意性很大。如在彭某某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罪一案中，建议对被告人彭某某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4―15年，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为11―12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为3年6月―4年，实行数罪并罚，并处罚金人民币4―6万元。在与之关联的黄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中，被告人黄某违法所得人民币15000元，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为：判处有期徒刑3―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6万元。笔者认为，彭某某涉嫌的盗窃罪、抢劫罪属于典型的财产刑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黄某涉嫌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且黄某的违法犯罪所得都已经得到追缴，但检察官建议对黄某处以罚金的数额却较重于彭某某的罚金数额，其合理性让人质疑。

6.判决说理制度并未建立

《规定》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应当载明量刑审理情况，写明检察院的量刑意见，被告人及辩护人、被害人及诉讼人的量刑意见和采纳情况，依法阐明人民法院量刑的意见和理由。《量刑程序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的理由，包括：（一）已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二）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和理由；（三）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在笔者查阅的卷宗中，即便是在《量刑程序意见》实施之后的判决书中，判决说理仍不充分。例如，2010年11月19日，在陈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一案中，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为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为参与工程投标，伪造事业单位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鉴于被告人陈某自愿认罪，且未给社会造成现实危害，故予以酌定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系从犯、认罪态度好未造成现实危害性的辩护意见，符合本案的实际，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0条第二款、第72条、第73条第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某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该判决书较之以前的判决书，并未有什么变化，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未予以回应，量刑的理由阐述不充分。据此，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判决说理制度及量刑建议制度实施后，法院的判决书较之先前并未有所改变，判决说理制度尚未确立。

通过上述实证调查分析可见，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与探索并未取得理论界畅想的效果，⑤亦不像新闻报道中的作用那么明显。可以说，量刑建议制度不仅没有很好实现追求量刑公正价值之制度设置初衷，反而一些操作措施影响了诉讼效率价值的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检察机关推动量刑建议改革有“扩权”的观念使然，地方检察院自发式的探索更多的是基于“司法政绩”；另一方面，量刑建议改革中相应的配套措施未建立或贯彻不到位，诸如量刑建议书送达制度、判决说理制度、庭审设置等等。

二、现实困境之突破：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发展之路径

通过实证调查，笔者检视了量刑建议制度运作过程中的问题，发现在司法中出现了“实践悖离理论”的做法。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几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发现实施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换言之，使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二是确保诉讼参与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切相关。⑥检察官量刑建议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程序性制度，亦不能脱离公正和效率这两个诉讼价值目标。因此，笔者以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目标为主线，就如何完善我国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提出一些意见。

（一） 量刑建议制度追求公正价值之路径

第一，确立量刑建议书未送达的程序性制裁并制作量刑情节提示书。我国量刑建议制度以实现量刑公正为主要目标而创设，为使被告人及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为量刑辩护作准备，我国应实行状与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制度。《量刑程序意见》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以量刑建议书方式提出量刑建议的，人民法院在送达书副本时，将量刑建议书一并送达被告人。一并送达制度在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确立，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得不到落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程序性的制裁。因此，笔者建议，应增加未送达被告人量刑建议书时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即法院未向被告人送达量刑建议书，视为程序严重违法，上级法院应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检察院有权就此提起抗诉、这也可作为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的理由之一。另外，考虑到我国目前律师参与率比较低，同时被告人大部分属于近乎法盲的情形，笔者建议由法院根据审判经验，制作量刑情节提示书，量刑情节提示书中列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量刑情节，在送达书、量刑建议书时，一并送达被告人，以使其能更好地准备和进行量刑辩护。

第二，规范社会调查报告和逐步扩大适用范围。在英美法系国家，为准确衡量被告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确保法院量刑裁判的合理性，设置了量刑前的报告制度。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定罪和量刑一体化的模式，致使法院不具备自行制作量刑报告的条件，但大陆法系的检察官是“最客观的官署”，其负有客观公正之义务，因此，由检察官制作量刑报告是可行的，亦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检察官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通常仅关注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被害人的陈述意见，⑦这种社会调查报告属于对现行犯罪的描述，对于被告人回归社会方面的评估基本上未涉及。目前社会调查报告主要针对缓刑案件，更需要对被告人回归社会的可能性进行调查、分析，即应同时关注被告人受教育程度、目前的职业、就业条件及家庭状况等，考察被告人是否具备适用缓刑的监管条件和改造、教育环境，以此确定适用缓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中存在诸多违反证据法理之处，关于被告人之品格证据，往往由所属居委会或村委会加盖公章并出具，⑧对于他人品格之评价，仅能由具有感知能力的自然人为之，单位不具有感知能力，其不具备出具品格证据之资格。因此，检察官在搜集被告人之品格证据时，取证手段及方式需符合证据规则。此外，社会调查报告能使更多的量刑信息呈现于法官面前，能更好地评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亦是检察官履行客观公正义务之方式。对此，原则上所有的案件都应制作调查报告，但鉴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检察官仅针对可能适用缓刑的案件方才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亦是合理的。但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在缓刑案件中贯彻的情况也不理想。如在笔者调研的P县检察院，自2008年6月该院制定的《关于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缓刑案件应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以来，到2010年的三年间，该检察院仅制作了9份社会调查报告。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检察院公诉科人员不充足，因此，在司法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检察官应针对可能适用缓刑的每一起刑事案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并逐步扩大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范围。⑨

第三，保证律师调查取证权及通过设置公设辩护人增加律师的参与度。一方面，唯有保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方能使更多的量刑信息进入庭审，亦能增加其在庭审中的话语权。对此，公检法部门应改变律师仅仅是对立面的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另一方面，增加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参与度。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指定律师辩护的条件比较严苛，这种状况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法院设置公设辩护人，即由法院出钱雇佣律师在法院值班，以此来增加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机会。

第四，明确判决不说理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判决说理是量刑建议制度的保障措施，亦是通过量刑建议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之根基。《量刑程序意见》第16条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前文论述可知，说理制度在法院判决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实。笔者认为，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官不进行判决说理，并不会遭受法律上的非难，不会受到任何程序性的制裁。对此，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如联邦上诉法院对于初审法院推理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初审法院的观点，甚至仅仅是对证据的评断（传统的初审法院的裁决范围）不完整或自相矛盾，联邦上诉法院经常撤销判决。⑩我国判决说理制度亦应被赋予相应的制裁后果，即不说理或说理不完整的，属于二审法院可撤销一审判决的情形之一。唯此，方能实现量刑建议制度之功能。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使量刑更加细化，法官量刑应严格按照该意见的规定计算刑罚，并将计算过程写入判决书，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制作相应的范本，以指导各级法院适用。

第五，确立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要求检察官和被告方在庭审前相互交换所有的证据。量刑证据的交换，有利于被告人为量刑辩护作更充分的准备，亦有利于检察官提出更为客观准确的量刑建议。但我国目前采取主要证据移送制度，而何为主要证据又由检察官自由裁量，致使辩护人对案情和量刑情节无法全面把握，亦无法具体针对案情搜集量刑证据。因此，我国应尽快确立证据开示制度。即便不能设立这一制度，亦应恢复全卷移送制度，以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及辩护人获得案件中的全部量刑证据，以便为量刑辩护作充分准备。

（二）量刑建议制度追求效率价值之路径

纵观两大法系，各国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建议主要是为提高诉讼效率，而非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B11目前，我国亦面临着犯罪率增加、B12刑事案件积压B13等问题，迟来的正义非正义，量刑建议不能仅仅为追求公正之价值而忽视效率之价值。《量刑程序意见》规定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为实现量刑建议的效率价值，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亦需对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及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以此实现公正与效率之兼顾。具体措施如下：

1.量刑程序之设置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前两种程序是基于效率而创设，即便是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亦不能违背追求效率之初衷。量刑庭审改革的重要任务首先就是要改变精力分配不均衡的现象。B14为此，必须合理分配相对独立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时间，以实现公正与效率兼顾。

第一，简易程序中的集中量刑模式。所谓集中量刑模式，需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个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后，再来审理后一个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B15这种集中型量刑模式，无疑是基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而展开的，量刑建议引导控辩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开展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同时，案件批量式的审理，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适用于简易程序的案件，无需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通过这种集中式的量刑模式，既能保证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量刑问题的解决，又能保障被告人量刑的参与权、防御权，亦能实现诉讼效率之价值目标。此外，可进一步改革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审理模式，例如，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案件，在赋予被告人异议权的前提下，可以由法官直接书面审理，以此提高诉讼效率。

第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应以量刑程序为庭审重心。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被告人自愿认罪为前提。因此，法院在定罪程序中，仅需对定罪的主要证据及被告人的自愿性进行审查，庭审重心应放在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量刑程序中，以解决普通程序简化审案件的实质问题，即量刑问题。法院在核实完定罪的主要证据及被告人自愿性之后，直接进入量刑程序，组织双方对量刑事实进行调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依据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围绕量刑情节、证据等进行质证、辩论、发表意见。以此合理分配庭审时间，确保控辩双方对最为关心的量刑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参与，使尽可能多的量刑信息呈现于法官面前，在确保量刑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普通程序中应以定罪程序为重心。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所注重的是诉讼效率，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是否构成犯罪，此时法庭审理的重心亦应是定罪问题。在此程序中，应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调查原则等诉讼原则，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在后续的量刑程序中，鉴于先前定罪环节对已涉及量刑的证据进行了充分的质证、辩论，因此，仅需控辩双方对尚未出示的量刑证据进行质证、辩论，并围绕检察官的量刑建议发表意见。

2.取消检察官因量刑情节变化而申请休庭或延期审理的做法

《量刑程序意见》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均规定，在庭审中量刑情节发生变化，检察官可以建议休庭或延期审理。笔者认为，如果量刑情节发生变化便能启动休庭或延期审理，势必导致第二次开庭审理，这显然与以效率为价值构造的简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简化审制度是不相符的，即便是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普通程序中，亦不应重复开庭，以至浪费司法资源。在我国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情形下，应将量刑建议的决定权下放至主诉检察官独立行使，主诉检察官在诉前对案情已基本掌握，在庭审中量刑情节发生变化，其完全可以当庭提出更正意见，以保证庭审的连续性，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同时，弱化并最终取消检察委员会审查、决定案件的职能，并以此为契机建立检察官独立的制度保障，从而确保主诉检察官对量刑建议的独立决定权。

结 语

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是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方式，是确保量刑公正的重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已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但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唯有针对这些问题设计具有可行性的操作规范，方能使本次改革不至于昙花一现。同时，量刑建议制度的改革和实施，亦需其他制度的跟进或配合，诸如证据开示制度、合理优化庭审时间之配置等，由此才能实现量刑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目标的兼顾。同时，期望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对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能从“实际问题”出发，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方能实现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改革的预期价值和目标。

注解

① 其他地方检察院亦是如此：李郁军、马君：《甘肃白银平川：量刑建议采纳率98%》，载《检察日报》2009年6月4日；邓建新等：《广东法检率先联合出台量刑程序指导意见实现两大突破――试行半年逾九成量刑建议被采纳》，载《法制日报》2010年8月5日；符冰言、蔡亮亮：《常州新北：千余量刑建议九成被采纳》，载《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赵鑫：《河东检方推出量刑建议制度――被法院采纳建议占已判案件的80%》，载《天津政法报》2009年8月21日等等。

② 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1页。

③ 据笔者向检察官和法官了解，实行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庭审时间平均增加近1个半小时。

④ 如果除去指定辩护，律师的参与比例仅28%，与我国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为30%的比例相近。关于刑事辩护率有下降趋势，如浙江，1995年的刑事辩护率为21.89%，到1997年下降到15.3%，到2002年上半年更是降到了14.89%。另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03年8月20日作出的《2002年度中国律师业发展数据统计分析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律师机构刑事辩护及案件为33526件，较2001年减少了1.26%；除北京等地有较大增长外，大多数地区都是负增长。参见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以下。

⑤ 如很多学者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增加当庭宣判率，检察官、被告人通过程序的参与，降低了检察官抗诉和被告人盲目上诉的可能性，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此类文章可以参见：妙：《关于我国量刑建议权的若干问题思考》，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8期；邢菲菲：《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基础及初步设想》，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3期；方山、柴冬梅：《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思考》，载《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龚培华、张少林：《论检察机关的量刑请求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4期；潘金贵：《论量刑建议制度》，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秋季卷；庞良程：《量刑建议制度可行性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但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检察官明确表示量刑建议与当庭宣判之间并没有多大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没有起到当庭宣判的效果，法院基本上不会当庭宣判；前文所述的被告人的上诉率并没有什么变化，因而量刑建议并未减少被告人的上诉比例；检察官的抗诉率倒是增加了， P县检察院在2005年至2007年间仅抗诉1起刑事案件，而量刑建议实施后，2008年至2010年间抗诉了3起刑事案件。因此，学者畅想的量刑建议制度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

⑥ Comparative Law Yearbook，Vol9，1985 by 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s，Dordrecht，pp.4―5.转引自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页。

⑦ 如在凡某盗窃罪一案中，检察官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记载：被告人所在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的证明内容表明：被告人凡某过去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未受到过刑事或行政处罚，并且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助人为乐，与邻里关系和睦，表现良好。被告人凡某的妻子郭某书写的说明内容表明：二人从认识结婚到现在快4年了，对凡某的了解逐步深入，认为他为人正直，平常诚实守信，能吃苦、顾家、作风正派。又如，在黄某绑架罪一案中，检察官制作的社保调查报告记载：被告人黄某的父母的管教承诺书表明：被告人黄某过去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未受到过刑事或行政处罚。并且日常生活中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表现良好。被告人黄某的悔过书内容表明：黄某充分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罪伏法，真诚悔过，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可以挽救的人。被害人余某父母及余某本人的谅解书表明：认为被告人黄某平常表现良好，只是一时失足，念其属于未成年人，愿意给予其重新做人的机会，并要求司法机关从轻判处。

⑧ 如在毛某非法经营罪一案中，检察官制作量刑建议的品格证据中，有被告人所属村委会开具的证明，甚至当地的镇政府、镇党委都加盖公章出具了被告人品格良好的证明。

⑨ 笔者认为，检察官量刑建议制度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向法院提出相对或绝对的刑罚，而在于搜集更多的量刑信息，确保量刑信息的全面性，以此使法官准确衡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为法官量刑裁决的准确、合理提供参考，从而制约法官的量刑裁量权，但目前检察官实施量刑建议仅仅关注被告人刑期的计算，对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不重视，显然是没有认清提出量刑建议准确性和合理性的前提，属于“本末倒置”的现象。难道检察官没有对被告人量刑信息全面搜集，仅仅在自首、累犯等与以往量刑证据相同的基础上提出的量刑建议就比法官作出的量刑裁决更准确、更合理吗？这些都是令人质疑的。唯有全面搜集涉及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及信息，为法官最终作出准确、合理的量刑裁决提供参考，方能实现制约法官量刑裁量权之目的。

⑩ 参见[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B11 针对司法案件的过度负荷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各国均以效率为目标，进行各种司法改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辩诉交易或量刑协商。据统计，目前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来结案的（具体比例视重罪与轻罪有别），其分流案件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伯格曾对此评价说，如果将辩诉交易的适用率每降低10个百分点，那么就需要投入一倍的人力、设施和司法资源（参见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辩诉交易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检察官向法院提出对被告人减轻刑罚的具体建议，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避免了冗长复杂的法庭审判，即避开了定罪程序，案件直接进入法官主持的量刑程序，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在德国，处刑令程序处理了全国55%以上的刑事案件（1998年，检察官提起538807起公诉，提起659368起刑事处罚令的申请，由此可见，德国55%以上的刑事案件是经处刑令程序结案的。数据来源于前引⑩，第209页以下）。这种处刑令程序亦是避免了公开审判，法官对处刑令仅作书面审查，节省了司法系统的时间和精力。另外，德国还有30%的案件是量刑协商处理的。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是开展辩诉交易或量刑协商的前提，检察官若无量刑建议权，辩诉交易或量刑协商是无法开展的，亦不大可能取得今日之成效。据此可见，在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下，西方国家量刑建议制度是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动因构建的，其设计和运作主要基于效率价值，量刑建议制度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已超越了对公正价值的追求，使用量刑建议时程序的简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程序的“正当性”。

B12 如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338.5万件，判处罪犯418.4万人，平均每年分别递增3.44%和5.85%。参见王胜俊：《关于加强刑事审判作用维持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载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网：http：///public/detail.phpid=130，时间：2011年1月10日。

B13 一些法院人均审判案件180件，基层法院刑事审判资源极为有限，而刑事案件逐年上升，且有不少重大复杂案件，导致超审限案件大量存在。参见万毅：《超越当事人主义/主义――底限正义视野下的审判程序》，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4页。

B14 参见蒋惠岭：《构建量刑程序需要处理的若干关系》，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B15 参见前引②，第103―114页。

The System of Sentencing Suggestion： Reality and Future―an Empirical Research

LIU Ning； SHI Dong-liang

Abstract： The system of prosecutors’ sentencing sugges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strain judges’ discretion and to ensure fair sentencing.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ntencing suggestion by the procuratorate at grassroots level， it indicates a series of problems as follows. There i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ate of the accepted suggestion； the designed procedures are against the litigation efficiency； the defense rights have not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calculation of sentence terms is inaccurate or inconsistent with the norms. The solution to the above issues should follow two main litigation values of justice and efficiency.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素养 思政课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073-01

1 大学生法律素养与思政课实践教学

1.1 大学生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是指大学生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将其内化为法律情感、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并外化为运用法律的能力。当前，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和提升主要借助高校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医学院校除了要注重学生的医学素质之外，还要注重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教育和实践，以培养跨世纪的合格医学人才。

1.2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及其现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实践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目前多数高职高专医学院校组织实践教学的方式基本停留在组织学生“三下乡”、外出参观考察、假期布置写社会调查报告等套路上。而假期的“三下乡”因受各方面的影响，参加的学生人数很少。带学生外出考察受安全因素、经费有限、场地有限等方面的制约，也影响实践教学的普遍推广。学生利用假期自行参加社会实践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收效不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实践教学的途径，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1.3 通过思政课实践教学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性

目前，本科医学院校已普遍开设了卫生法学、医学伦理学等课程，而高职高专医学院校中的相关法律教育体系还比较薄弱，而且缺乏学的大纲，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和尚未开展涉及学生法律素养的实践教学等等。

实践教学是实现受教育者法律素养内化和外化的必要途径。加强实践教学，促进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使其将所学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应该成为当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改革的方向。通过大学生躬身实践，使他们了解和认同法律，可以将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认知、情感和信念；通过思政课实践还可以将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情感和信念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并最终形成良好的法律素养。当前一些高校的探索表明：实践教学能增强学生对具体法律的感知和体验，使学生在活动中深化法律知识、感知法律功能，培养法律情感，提高法律素质。我国的《执业医师法》对医师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法律知识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要求医学院校必须把法律素养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使法律素养教育成为医学教育的核心之一。

2 基于法律素养提升的“三位一体”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

为了提升医学生的法律素养，我校紧紧围绕“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实践教学、以校园文化为中心的校园实践教学”和“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心的校外实践教学”的“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切实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平台。

2.1 合教育资源，建立法制教育实践基地

为保证实践教学顺利开展，我校本着就近、管用的原则，积极整合教育资源，建立了法制教育基地，使学生们不出校园就可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法制教育基地主要通过大量的图片、音像资料，借助模拟法庭等形式给学生一个仿真法律环境，加速学生从法律理论到法律实践的转化，为提高法律素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2 以问题为中心，切实提高针对性

课堂实践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采取除讲授以外的包括课堂讨论、辩论、演讲、视频资料播放及模拟情景等教学方式在内的旨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的教学形式。课堂实践教学不是老师的“专利”，需要学生的配合，学生要提前收集、整理与所授课内容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同时还要利用假期做一些社会调查活动等。课堂实践要以问题为中心，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我校的课堂实践在提高学生法律素养方面主要围绕“培养法律素养的公民”，既注重所选案例的法律性，也注重案例对学生做人做事的影响，拒绝庸俗化。思政课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要通过经典法律案例导入，引导学生展开激烈讨论，通过对热点社会问题的法律分析，逐步培养学生的现代公民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如通过分析“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让学生讨论见死不救是否应该纳入法律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结合《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进而讨论“该不该扶”和“怎么扶”哪个更重要。在追问和选择中，学生才会深入思考法律和道德博弈中的深层次问题。还可以紧密结合医疗纠纷案例进行法制教育，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角度对现象、案例进行分析判断，同时可通过辩论、讨论、查资料等方式，使学生通过切身体会与实践，将法律知识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的法律意识，树立遵法、守法的良好的法制观念。例如，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当受侵害的患者与医院因为医疗事故纠纷发生诉讼的时候，由医院一方来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不是“谁主张，谁举证”。

2.3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校园实践的实效

作为高校学生第二课堂的校园文化活动，是高校思政课校园实践的主要载体，也是提高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校园实践是思政课的辅助教学和延伸，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我校的校园实践主要联合学工部、校团委、学生社团等部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同时将法律实践寓于校园活动之中，通过法律文化宣传、法律社团活动、模拟法庭、广播站开辟法制广角、校报专设法律教育栏目等活动形式。这样可以使大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形成知法、懂法和守法的好习惯。

2.4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心，增强校外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校外社会实践教学主要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统一组织和指导下进行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参观考察、暑期社会调查、组织“三下乡”活动等。我校的校外社会实践教学主要依托学校建立的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如区法院、市廉政教育基地等。在校外实践活动中进行法律素养培养和提高，主要是通过法律实践，改变课堂教学中枯燥法律理论讲授的传统模式，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形成。通过这种法律实践的感知和体验，使学生感知法律功能、树立法律信仰，提高法律素养。

参考文献

[1] 王滨有，贾少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2）：127-131.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地方高校；智力支持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2-0129-02

党的十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从本质上说，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以消除城乡二元制度为切入点，重点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破解，搭建城乡平等发展平台，在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来推动城乡互动，实现一体发展。城乡一体发展离不开地方高校的智力支持。党的十指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城乡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虽然使它们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却走上了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痛苦之路。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曾一度凸显，其教训是深刻的。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也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和综合考虑我国发展实际而抉择的结果。因此，破解二元发展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历史课题。

1.人才（尤其是农民）整体素质低下，制约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的优秀人才通过外出就学、创业而“逃离”农村，老弱病残滞留在农村。农村在遏制人才外流和引进人才，实现人才回流方面拉力严重不足。人才在城乡分布不平衡，教育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凸显。

2.生态环境恶化，给城乡协调发展带来的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比如，甘青宁地区土地沙化面积占全国土地沙化面积的90%以上。发源于甘、青两省交界的黑河，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黑河中上游地区大兴农田水利建设，沿河地区的用水量与日激增，使原本富庶的额济纳绿洲变成我国最大的沙尘暴源区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各河流域的水质不断受到污染，甚至一些河段的水质已经严重超标，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紧缺。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清洁能源、沙尘治理等高科技技术提出了要求，迫使地方高校加大科学研究力度，培养科技人才。

二、地方高校角色演进

米德认为角色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组织的基础。从最早的古希腊雅典大学，到第一所近代大学――哈利大学，再到威斯康星大学，纵观这些世界高校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高校经历了从单一的教育功能到教育与科研并重，再到教育、科研与社会服务并重的过程。其中，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是高校最基本的职能，科学研究既是专业教育的需要，又为社会服务提供支撑；社会服务职能则是高校职能的拓展。1862年，美国颁布《莫雷尔法案》，开创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先河。潘懋元（1984）认为，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越来越重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剧，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将更加凸显，高校已从“象牙塔”式的社会边缘机构变成了维护社会系统运转的核心机构。因此，高校应履行研究者、服务者、教育者三大角色。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对地方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地方高校应履行人才输送机、环境保护者的角色。

1.人才输送机。区域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可以由三个因素组成：自然环境、人为环境和人类。人才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关键要素，人才竞争是经济竞争的先导。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善待人才，是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曾做过一项调查表明，现代社会中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者之间，获得体能、技能、智能社会所需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3：9，而社会得到的收益分别为1：10：100。也就是说，一个仅具有体能的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能维持其本人的生存；如果同时具有技能，创造的财富则高出仅具有体能的人10倍，能够养活10个人；再具有智能，创造的财富又提高10倍，可以养活100个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科技与人才的拥有与使用则决定着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要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就必须切实推动科技人才下乡，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让农民实现体面劳动，让农村成为吸纳人才的主要阵地。

2.环境保护者。传统工业的生产活动是由“资源―产品―废物”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生产过程，这是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为其特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生态工业是将生产活动按自然生态系统组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循环流动生产过程。其根本目的是建设“循环型社会”，解决环境与发展的长期矛盾，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道路。区域发展要确立本区域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地方高校在培养人才的目标上应转向培养环境人才、无形资产管理人才、循环经济管理人才，使地方走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地方高校角色履行的保障机制

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趋势来看，地方高校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而政府投资又取决于能否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地方高校应充分履行自己的角色，结合自身的优势，科学定位，融入地方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才能与政府实现双赢。美国的社区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其最大的秘诀在于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融入社区，促进社区发展，面向社区公众开展终身教育。

1.加强地方高校的战略管理。1972年美国学者申达尔和哈顿最早在高等教育中发展战略规划，1978年霍斯默基于此。提出相关理论。寇普认为高校战略的选择应彰显优势并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周江林（2003）认为，地方政府如果想突出区域特色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高校为后盾。徐敦楷（2003）认为，高校确定战略时，应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体现战略管理的理念，使战略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刘国瑞（2003）认为普通高校发展应坚持特色战略，加强观念与制度创新。薛家宝（2004）提出了高校发展的成本领先、标新立异、目标集聚、三种基本战略。程中勉（2005）认为，高校战略联盟的优势在于有利于高校创新与知识学习，有助于消除“巨型大学病”，有利于高校整合优势特色和降低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曹健（2010）运用波特的产业分析方法提出了高校发展的五种作用力。所以，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地方高校应凸显比较优势，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强化核心竞争力，并与其他高校联盟、互动，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2.改革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发挥高校服务于社会功能的迫切需要。要明确社会尤其是农村发展的人才需求，科学分析大学生的就业力，并采用有效的方式将各种能力的培养整合、衔接。一是将大学生就业力提升与学校的科研创新团队、教学创新团队结合，运用导师制将学生的学习、训练与毕业论文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二是注重社会调查与实践。学生只有深入农村和企业进行社会调查，才能了解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城乡差距及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性。社会调查与实践一般安排在平时周末和每年的寒暑假进行。每年寒暑假按照特定主题组织学生在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时间不少于一个月。学生在这一个月期间不仅要完成社会调查任务，接受技能培训，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参考文献：

[1]韩延明.城市高校在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中的角色认知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5，（06）.

[2]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龙献忠，许烨.教师职业角色发展的嬗变及伦理反思[J].高教探索，2012，（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YJC840022）；2012年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SGXG025）、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056JY）、甘肃政法学院科研资助重点项目（GZF2012XZDLW17）；甘肃政法学院教改项目GZJG2012-B19）

法学社会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历史回顾；反思

中田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99－08

中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在学科发展不成熟、物质条件有限、专业研究队伍不完整的历史背景下，田野调查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今天从事民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与以往社会极为不同的今天，我们的田野工作似乎缺少了更多的成功。而向50年代那种详实完整的田野调查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在新世纪，回顾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并积极反思。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完善以及学科的建设。

一、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回顾

1、20世纪20、30年代初的田野调查

民族学在中国作为独立学科出现之后，在介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同时，田野工作也逐步开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蔡元培引进民族学之后，坚持自己的研究员必须进行田野工作，每年都要派年轻的同事到外面去进行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黎、畲、瑶、彝和赫哲族。先后让颜复礼、商承租到广西调查瑶族，林惠祥到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并出版了《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民族学家们曾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地，对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群体进行实地调查。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田野调查报告或著作，如凌纯生等人编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被认为是“一本极其完整的科学民族志，它具有典型民族志书的内容和章节，而且描述至为精详生动，所以一直也成为中国民族学者从事田野调查与撰写报告时之圭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展开调查，黄迪在此基础上写成《清河村镇社区》，许仕廉写成《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李有义调查山西的农村社会组织、杨懋春对台头村的调查。李景汉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中国县区社会调查最详细的调查报告”。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和李化民赴浙南和闽北畲族地区调查，写成调查报告《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等。

1934年凌纯生、芮逸夫、勇士衡到浙江旧处州所属的丽水、景宁、云和、龙泉、遂昌、松阳、宣平等地考察畲族的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1932―1933年中央大学教授何联奎调查浙东地区的畲族，写成《畲民的图腾崇拜》等论文；1935年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调查广西瑶山瑶族，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此后又调查了苏州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中央大学还利用人类学方法对南京的贫儿院和棚户区进行社会调查。1934年林耀华调查了福建省福州市附近的义序乡的黄氏宗族村落。1934年陈礼颂调查了澄海县的一个以陈氏宗族为主的杂姓村落――斗门乡。燕京大学的学生吴高梓等人对福州胥民、风俗、潮州的村落社区、宗族等进行了调查。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清华大学的陈达教授主持调查了粤东潮汕地区和闽南漳州、泉州地区的华侨社区与非华侨社区的状况。20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的陈序经、吴芮麟等主持了对广东胥民的调查、对广东从化县农村调查、广州市郊的旧凤凰村的调查、华侨调查等实地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地区的客家文化的调查研究；徐松石在桂、湘、黔等地调查壮、苗、瑶等民族；杨成志先后调查了云南、四川的彝族等民族，还对海南岛的黎族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到韶关考查过瑶族，在广州和海丰考查过蛋民；1931年一1932年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到海南岛对黎族、苗族等民族进行田野调查；刘咸等人调查海南岛的黎族；1933年初，凌纯生、芮逸夫、勇士衡在湘西地区考查苗族、瑶族诸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写成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4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凌纯生、陶云逵、赵至诚、勇士衡到云南开展民族调查，调查区域主要集中于滇西北地区，调查对象包括傣族、纳西族、彝族、拉枯族、傈僳、哈尼、景颇、德昂、佤族等，主要任务是考查边疆民族生活状况及社会情形，以及边疆人种及语言；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的美国人葛调查了四川南部的苗族和川西的羌民；胡鉴民在四川西部的理番、汶州一带进行羌族调查；1936年至1937年初，马长寿等人对四川的雷波、美姑、竹核、昭觉等地的彝族核茂县、汶县、理县、松潘等地的羌族、藏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1935年方国瑜对滇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周历了傣族、拉祜族、佤族聚居地区；李佛一对云南车里的傣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写成《车里》一书；彝族军官曲木藏尧考察了彝族的生活风俗、社会组织、文化、物产等方面的内容，写成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1934年春，庄学本对四川西北、青海南部和西康北部地区的藏族和羌族进行了调查，林耀华调查福州的宗族组织，许朗光的西镇报到，梁钊韬和杨成志开始对船民的调查，杨成志还与史禄国夫妇一道去云南彝族地区从事民族志及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杨成志在彝族地区的长期逗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学田野调查。

2、抗战时期的田野调查

抗战时期，受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在困境中继续发展，在田野调查方面仍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抗战前，云南、四川、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虽有开展，但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在广度、深度方面都还有所欠缺。但是抗战时期．由于大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向西部地区转移，促使这些地区的民族学调查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西南民族的调查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及其派出的学者进行的调查，二是由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组织的考察团，三是有关部门的官员或受专门派遣、或在从政之余进行的调查访问，四是西迁的院校学生利用暑期进行的边疆服务和调查工作。

这一时期开展的田野调查主要有：1941年，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织了川康民族文化调查；芮逸夫1942年12月至次年5月对川南和黔滇交界地区的苗族支系白苗、花苗等族群进行调查；1942年至1943年陶云逵等人对云南的新平、元江一带的语言、宗教、巫术、市集、地理环境等进行专项调查；1945年高华年调查路南地区的布依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的语言；1938年岑家梧到云南东北的嵩明开展苗族的调查；1939年费孝通及其学生张之毅等人对云南禄丰县大北厂村、易门县的一个村庄，1940年到1941年间，张之毅又对云南玉溪的一个农村进行调查。上述三次调查后来被合编为《云南三村》出版。1941年许朗光对大理进行了14个月的调查；1938年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柯象峰、徐益堂等对西康的社会经济、物产、文化和民族生活情形进行调查；1939年11月，柯象峰还到峨边县对彝族的社会生活进行调查；1944年李安宅等人在西康南北两路开展调查；1945年李安宅考察了格社区的藏族的宗教、语言等；1943年1 月至3月，华西大学的于式玉、蒋旨昂到四川的汶川、黑水、理县等地调查；冯汉冀于1938年暑期到岷江上游的松潘、理番、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三个月，探讨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1939年对西康地区地民族作了调查分类；1938年任乃强赴康定、泸定等藏族、彝族、汉族等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进行调查，1943年又再次到西康省北部调查；林耀华在1943年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与胡良珍等到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地区考察，1944年夏调查康北藏族，1945年夏又带领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进行调查；1939年2月，大夏大学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受内政部委托，到安顺、定番、炉山等处开展调查；1940年贵州省政府组织边远农村工作宣传团。调查各县的苗族、彝族等社会状况；抗战期间，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展开调查，在由云南向广东转移时，又组织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滇、黔、桂、湘、粤五省边区的文史、教育等情况；1941年一1942年间，文科研究所多次赴粤北考察瑶族的体质、文化、语言，调查广西蒙山、修仁等地瑶族的文化和生活状况，1941年夏，他们又到四川的马边、雷波和云南的彝族聚居区进行调查；1938年夏，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霍真带领部分学生到连县一带调查瑶族的生活。抗战时期，除了以上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组织的民族调查外．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各种形式的考察如1938年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考察团，调查滇西的民族、地理、物产等；教育部1939年组织了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1940年夏四川省政府组织的四川边区施教团；1941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曾组织了康昌旅行团和青康旅行团；1941年夏，西南联大组织的川康科学考察团等等。

3、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

1950年至1952年，中央政府先后组织并派出多个民族访问团，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从1953年开始，政府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调查，大规模的调查延续到1956年，而民族识别工作一直延续到1979年，识别出了中国的第55个少数民族，才基本结束。1956年至1958年，政府在组织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同时，又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全国共派出16个调查组，调查组人员多时达千人以上，对全国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地方概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很多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专业的学者都参加了这项调查。其中比较著名的民族学家有牙含章、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以及他们过去的学生沈家驹、陈永龄、施联朱、宋蜀华、王辅仁和王晓义等人。他们承担了大量的调查员培训、调查提纲和调查报告的撰写等工作。在识别和调查中，他们共完写了100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整理出了300余种调查报告。从1959年起，又在这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编写了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和各个民族地方的概况等三套丛书。从1979年起，在三套丛书的基础上，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各民族的语言简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简史、各自治地方概况和综合各方面情况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民族大调查，两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是新中国划分民族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是此后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撰写民族志的重要资料。

4、20世纪80年代后的田野调查

8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学得到恢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以及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工作全面开展起来，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以个人调查为基础的民族志。1990提出，并于1992年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项目，是80年代以来，中国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民族调查，1993年以来，课题组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县(旗)为单位选择了若干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调查点，开展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调查，截止到1996年底完成了12个点的调查任务。1997年该项目又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列为国家重大项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持。2000至2002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了对全国22个10万人口以下民族的调查，这是继五六十年代的两次大调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调查。2001年1月一2月，由云南大学组织开展了“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对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村寨的人口、经济、文化、政治、社会、法律等，此次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作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婚姻家庭、教育、宗教、科技、卫生、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一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院系，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人员参与，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此次调查的成果，完成了一批规模浩大的文字成果，形成了一批音像资料，采集了少数民族血样，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2003年7―8月，云南大学又组织了对全国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独自进行的调查由于数量较多，本文不再叙述。

二、对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反思

回顾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正是这些丰富的调查实践和成果促成了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而且许多成果成为今天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民族学经典著作，为我们今天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这段田野调查的历史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反思的。

1、调查人员是否接受过严格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是田野调查能否成功的关键

由于田野调查在民族学、人类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不断发扬、完善了理论和方法。从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理论以来，其基本精神已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接受的训练。田野调查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门极具艺术性和技巧性的调查技术。田野调查本身有一套严格的方法论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一项成功的田野调查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是具有遵循学科基本原则的田野调查过程，二是完成全面记述田野调查内容并具有理论创新的民族志论著。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调查中，开展田野调查的人如费孝通、林耀华及他们的学生大都接受过系统、严格的人类学学科训练，因此他们的调查过程及其民族志成果都具有明显的人类学、民族学特色，也成为人类学、民族学传人中国后，中国学者取得的最优秀的成果和代表作。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凉山夷家》、《金翼》，凌 纯生等人编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是这一时期接受民族志的代表作。这些成果的完成基本上都是由作者本人完成的，这与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传统是相似的。西方许多人类学家进行的田野调查基本上都是个人单独进行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再也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这样的成果，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调查人员没有掌握人类学理论及调查方法和技术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80年代后所开展的几项大型民族调查中还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各项调查成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记述，甚至许多资料还是源于其他文献记载，并不是直接从“田野”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由于调查人员没有接受过人类学、民族学的系统训练，他们在调查中观察的视角，关注的重点，对现象的记录和分析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缺陷，准确的说就是没有深入的细致的描述，更没有在主位与客位的视野下，对现象作出阐释。从这些调查成果中虽然反映了一个调查点的基本情况，但是无法从中获取更多的有关这一民族的深入的文化信息，更无从谈起作者对文化现象的分析和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建树。甚至许多的调查虽然是在所谓的多学科综合的思想下进行的，但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调查，准确的说是不知道如何开展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所以致使田野调查报告内容简单、乏味、单调、死板，成果质量不高，对基本问题的阐述和分析缺乏深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要求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上不能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提供太多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只有遵循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才能获取深入、丰富、细致的民族志资料，为理论的升华提供基础。

2、田野调查需要多种理论的指导。单一的民族理论指导思想，容易导致调查内容的单一

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既是构建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实践、检验和应用。在田野调查中，扎实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是调查能否获得丰富资料，并写出高质量民族志成果的关键所在。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都从某一个层面提供了研究民族的视角和途径。田野调查者掌握相关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助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的相关问题作出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分析，进而更能准确的把握民族文化的本质，同时也能在田野调查的实践中反思和检验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构建新的理论与方法。

在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史中，早期虽然由当时一些留学西方国家的学者引入了英国的功能主义、法国的社会学派等理论，但是由于当时从事研究的人员有限，理论上始终比较单一，并且在当时以吴文藻等为代表的学者极力主张用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同样的这种理论与方法也被引用到对少数民族的调查中。然而，对中国民族研究影响最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性质和制度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唯一的指导思想，被运用于所有的民族研究工作中，包括了田野调查，这对中国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调查工作的重点在收集即将散失的各民族社会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形态和封建社会农奴制社会形态的具体资料，用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史，成为民族学家的紧迫任务。在调查与研究材料中必须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社会、研究社会。由于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在调查提纲，特别是关于阶级社会的调查提纲中，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所有制形式等问题所占篇幅与其他部分相比略显多了一些。调查提纲的说明。基本上是按照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规律，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阐述的，缺乏对中国现实情况的透彻的进一步分析。…如果仅用这些宏观的理论来指导和设计所有的调查提纲。来分析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又排斥其他一切民族学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就会产生简单化、模式化和明显的片面性”。作为调查的最终成果的“五种丛书”里，这种内容的单一性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反对资锄阶级社会学的错误口号下，机械规定历史与现状的比例为三七开，夸大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缺乏事实求是的精神，抹煞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等等”，也有人指出。三套丛书“资料淡薄，浮夸，公式化”，“由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学术作品的水平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研究曾一度非常重视民族社会形态、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改造等具有明显的政治特色的研究，而忽视了民族中最重要的民族文化的研究，即使有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下的，更为严重的是曾长时间里将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视为封建迷信或阶级压迫形式而被忽视或某种形式的偏见，这给中国的民族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这一传统一直影响着现在的中国民族研究。因此，田野调查的指导理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田野调查要想取得成功，不仅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还要有丰富的理论，只有带着多种理论进入田野，才能在调查中对民族文化现象作出全面、客观的观察、描述和分析，撰写出高质量的调查报告或民族志著作，也才能在理论与方法上作出反思。

3、在服务国家政治需要的指导思想下．学者们没有能够充分展示个人的能力和观点，民族志撰写形成不了特色，未能形成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

中国的田野调查，有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都是在国家指导下完成的，田野调查的出发点是服务于当政的政治需要。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明确的民族调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和可行的发展模式。中国30、40年代的“边政学”前提下的民族社会调查，即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边疆地区民族管理的需要而展开的，50年代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是服务于新中国想改变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现实要求。当时的民族调查是为了适应国家政策的需要而开展的，其获得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次调查为国家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具有较强的应用性。民族学本身是一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使民族学的调查实现了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当时的执政政府提供了管理或统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有效措施。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有良好的社会背景和政策支持，使得调查者能够避免许多来自政府或政策方面的禁锢，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工作。特别是在理论上，从宏观上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民族的发展历程是正确的，用阶级的观点分析社会结构和一些社会现象也是正确的，而且这正是以前中国和西方很多民族志作品所欠缺的理论和观察角度。

然而，在国家指导下的田野调查的也具有一定局限性。一些学者在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的田野调查认为“以往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不足，‘有时也有差误’，而且主要限于学术领域，调查采用民族学理 论与方法，而非马克思主义，其内容与为新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宗旨和要求不符”。“在传统偏见的影响下，若干史料是不可靠的，对史实与现实情况有若干歪曲。各民族对其他民族与本民族的历史记载也有不同”。调查是为了革命事业，是为了解决问题，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于是出现了“有些调查组直接由省区或自治州、地区党委统战部等部门领导担任组长，一些地方的党委也派出县委书记、副县长、副乡长兼任调查小组的组长。”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出版的民族志作品大多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写作的。其共同点是：多以大调查的资料和各类文献为素材较多利用各级政府的统计和报告，重视历史文献，但写作者本人却多缺乏实际的田野调查体验，因此，这时期的民族志作品往往有材料的比较雷同陈旧，叙述与分析模式化，简单化的特点。如对各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共同点，如阶级的划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等叙述较祥，面对其各自的特点却缺乏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民族志是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人类学、民族学的“民族志作品从来不可能超出作者经历的虚构的描述”。国家指导下的民族调查由于大多来自于政策的引导，导致调查内容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甚至缺乏充分的学术自由和理论建设。调查方针和任务与一般的纯粹民族学调查不同，带有政治任务的色彩，在考虑如何恢复“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注重社会性质分析，强调国家统一的主旋律，学者们对学术问题的探讨似乎因而略显淡化。这与规范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有区别的，因此也就不能产生有影响力的民族志成果。

4、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精神对田野调查的巨大作用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可谓曲折、坎坷。中国民族学从无到有，从资产阶级学科到重新恢复，再到今天的冷清和新的繁荣。虽然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是极为不顺的，但是这一学科在中国始终得以成立，并日益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回顾民族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几代民族学家的不懈努力是保证这一学科得以顺利发展的强大动力。

最早将民族学引入中国的蔡元培先生，以及后期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梁钊韬等人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努力。这些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家在条件极其艰苦、社会政治环境极为险恶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民族学的研究，包括田野调查。这种努力的背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这些学者的奋斗。这种精神就是：经学治世的历史责任感和科学精神。早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民族学者，大部分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滞后及其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民族学科的基本理念在改变这一现实状况中的积极作用。他们深入偏远地区，不顾生命安全，与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发现和记录了一个时代中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状况，反映了一个时代里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从众多早期学者的田野调查回忆录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心情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群众所处的艰苦环境而惧怕、甚至讨厌。另一方面因为少数民族艰难的处境以及与汉族发展的巨大差距而惋惜。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情感，促使这些学者能够不顾个人安慰，忍受饥饿、寒冷，甚至死亡的危险全身心的投入到民族调查工作中。现今中国少数民族还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正需要众多学者致力于此方面的研究，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努力出谋划策。

5、物质条件对田野调查工作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