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直以来，我国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例如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机构冗杂、效率低下；行政人员服务意识不够、素质低下，导致人们对高校行政机构存在一些不满跟误解；行政管理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这些都使得高校行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效率低下，阻碍各项工作的进展。随着教育事业越来越得到重视，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改革，这些问题都必须及时得到重视和解决。

大学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大学行政管理的首要问题是机构设置问题。大学行政机构跟其他行政机构一样，守着一套旧有的固定模式，如党委办公室、纪检部、宣传部、公会等，由党委领导主要从思想上进行管理。仔细研究，会发现其与教学的关系较小。这些结构的设置需要相应的人员填充，因此就导致行政人员冗杂，甚至出现比学校老师的数量都多的现象，带来学校行政资源成本较高的问题。其次表现在管理系统不合理。由于行政管理中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管理设置的不合理，管理系统的范围太广，包揽任务宽泛，往往导致随意性、岗位职责不明确，这样导致的问题就是学生要办一件事往往需要跑好几个地方还未必得不到有效回应，办事效率低下。再次表现在行政人员的问题，这是主要问题。

一般来说，学校的行政人员可以称为辅导员，所谓辅导之意，理论上就是为教师教学提供辅助作用，服务于教师和学生。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辅导员相当于领导，服务意识低下；在他们中间存在严重的官僚作风，也就是指脱离群众和实际的不负责任之风，比如学术权利低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缩小而行政权力泛化，具体表现就是教师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或者没有有效采纳，教师还不如辅导员，衍生的“官本位”思想使得行政人员觉得自己权力很大，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工作效率不高，成员比较散漫，工作消极，不能快速有效地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很大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或者说激励机制，如此下去，可能会影响学校的社会形象；第二是打着以人为本的口号却很难真正落到实处。高校行政管理的宗旨应该是为教育服务、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但如果过于散漫没有服务意识，那么就尽不到自己的职责，做不好自己的工作；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学校行政管理部分虽然机构众多且人员也不少，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只有几个或某个领导，如此一来，就容易出现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导致工作时效性问题，而且容易滋生校园腐败，应该引起注意。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管理体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比较落后。传统的、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跟它所在的院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领导跟服从的关系，所谓管理就是这个意思，行政管理管的就是学校。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行政人员的官僚之风。而且机构繁杂，人员相应也就增多，形成阻碍创新的局面。二是考核人员的方式陈旧不合理。旧有的考核方式奖惩机制跟鼓励机制都欠缺，难以调动人员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新功能，传统的考核标准，通常是四方面“德、能、勤、纪”，过于粗放，不细致跟明确。

二、行政管理如何创新

一是行政人员素质必须得到提高。因为一切工作的主体跟完成者都是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负责一切计划跟工作的实施。行政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办事效率跟办事水平的高低。新形势下，行政人员应该更新观念，强化能力，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包括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文化素质、能力素质、创新素质、服务意识、办事效率，等等，服务人员应该有服务意识，当学生或者教师有需求时，应该及时处理，禁止推脱或者为难，努力使得学校的行政管理朝着科学有效的方向发展。二是坚持以学生和教职工为本，为他们服务。新形势下倡导一切以人为本，具体到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则是一切以学生和教职工的需求为本，为他们服务。只有有了这个意识，才能有效遏制他们的官僚之风，认识到自己的岗位职责。同时，要改革人事招聘制度，抵制走后门现象，实行公平竞争，能者胜任。在上岗后做好培训工作，对自身工作及职责有一个清楚明晰的认识，源头就做好工作，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行政管理人员的定位；还要完善并明确奖惩机制，这样一来，就能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防止惰性思想和行为的产生。综上，大学行政管理是一项细致且具体的工作，它存在的问题不少，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如何有效改革需要我们不断发现、思考和探讨。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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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0年重点课题及招标课题/41

·《2009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论文集》获ISI Proceedings检索/55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我国行政法教科书中,对行政法的定义、行政法学的架构以及其他理论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其原因在于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观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法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各学者主要受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三大理论影响,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可帮助我们认清行政法中的各种现象,确认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最早产生于18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在我国,行政法经历了曲折发展之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新起步,进而得以迅猛发展。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对行政法的相关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支撑这些观点的有各种不同的行政法基础理论,如:平衡论、控权论、管理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保权控权双重说等。分析研究这些理论基础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指导行政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思想,并回答为什么不同的学者对行政法的相同问题却有着不同的阐述。在所有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大多学者认为影响中国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是三大基础理论: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以下简称“三论”)。本文在此对它们作一比较分析,以廓清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行政法基础理论,指导我国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实践的发展。

一、“三论”概论的不同界定

改革开放后十来年的行政法发展,由于观点纷呈,许多法学家感到有必要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节省社会和学术资源。其中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先生于1993年在综合总结行政学理论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平衡论。为使其与我国在此之前广泛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进行比较,便同时将这两种理论分别概括为管理论和控权论。管理论“是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行政法发展早期,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认为行政法是政府管理公民的法的一种行政法观念”。[1](p17)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行政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理论影响。控权论“是一种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主张行政法应是以权利为本位,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2](p20)中国行政法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受此影响。平衡论是有关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理论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3]行政法的本质在于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平衡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和基本价值导向[4]。罗豪才先生的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第一次对此理论作了系统的介绍。

二、“三论”的基本观点对比

“三论”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个行政法核心问题展开,对行政法的各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一)对于行政法的目的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与之相对立,控权论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平衡论折衷为“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为什么行政法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处理应采取此平衡模式呢?因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4]

(二)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内容的不同看法。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核心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5](p50)。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重视行政程序[6](p3)。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行政法的内容除了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成文法律规范外,“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常把管理原则作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原则[7](p10)。控权论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行为没有自由斟酌、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平衡论也承认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依法行政原则对“消极行政”和“积极行政”应有不同的要求。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前一类行政称之为“消极行政”,后一类行政称之为“积极行政”。

依法行政对消极行政的要求是“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即受法律严格制约;依法行政对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同宪法、法律抵触”。

(四)对于行政法的手段的不同认识。

管理论认为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决定了行政法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手段。控权论认为控制和限制行政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司法审查;一是行政程序。平衡论认为二者都具有片面性,它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

认为前者忽视行政效率,不利于积极行政和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忽视相对方的权利,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发展的趋势。于是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而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护两者的平衡”。[4]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作用虽不能过分强调,但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现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同时兼顾效率。了解程序、公开程序、取证程序、回避程序、听证程序、处理程序、告知程序等是其主要内容。行政程序的设立赋予了相对一方以了解权、要求回避权、辩论权、申请补救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公民正是以这些程序上的权利,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基于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从而使自己从单纯的行政行为的对象,变成了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行政行为的主体,从纯粹的被动者变成了一定条件下的主动者。”司法审查“也是现代行政法的重心所在。立法虽然力图公平分派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与义务,但却不能保证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完全符合法律。因此,为了纠正行政机关在执法阶段的违法行为,平衡执法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因明显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造成的巨大反差,保护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遂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2](p23)

三、“三论”的形成基础比较分析

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论”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的影响和需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

(一)管理论形成的基础。

采取管理论模式的国家,以下三个特点构成管理论存在的重要基础。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前苏联1977年宪法,前苏联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更多地体现为中央集权。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操作方面,强调政治命令的国家性、效率性,不重视民主性的问题。这有利于维护国家各种权力,保证国家管理的实现。又如日本,尽管战前一些宪法学者主张民主改革,但始终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二是计划的经济模式。前苏联是采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对于计划政策来说,法律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计划的地位等于或高于法律,故在行政法领域自然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战前日本的经济兼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点。“一战”和“二战”使日本的经济围绕着军事工业急剧集中。经济的计划管理成为战时的君主立宪国家经济运作的主要模式。其与苏联在计划和法律的关系上是一致的,经济计划决定了法律。三是个人自由的法律思想匮乏。前苏联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一直受到前苏联各阶层的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的思想受到彻底否定。这反映在法学理论中,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的理论相对较少和疏浅;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缺少相应的机制。在日本,起萌于明治维新的自由的法律思想一直受到日本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抑制。战前的日本法学理论受官僚法学、专制法学的统治,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学理论未能占领法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8](p29-30)

(二)控权论形成的基础。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英美国家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人物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个人自由的非常尊崇,不仅在政治实践中留下了痕迹,法律领域中正在形成的英美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受到它的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1](p122)在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的政府权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个人权利被赋予至上地位时,与之相对的政府权力被认为必然是有限的。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得到两个教训:自由难能可贵;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运动的整个过程始终贯彻的同样是两个主题,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二,英美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18世纪产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英美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英美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发展与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它们在对待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控权论主张行政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出发点,控制行政权力;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安排经济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的过度管制只会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在英美国家,强调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是控权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三,普通法系的法律传统。英美国家法律属于普通法系,由普通法院审理包括行政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这种出于控权目的建构的英美行政诉讼机制,特别是普通法院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所受到的尊崇,进而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成长培植了沃土。普通法系不区分公法与私法,认为这种划分违背了法律的“平等对待原则”,依据此划分设置的行政法院则违背了“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的原则”,不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单一的普通法院传统制度的继续存在,为传统控权观念的延续提供着温床。

(三)平衡论产生的基础。

“平衡论理论的产生,是世界行政法及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行政法及理论的深刻影响的结果。”[5](p50)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英美法系国家机关越来越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英美新的行政法理论开始强调对行政的信任,要求司法机构在行政机关的专业领域充分尊重行政权力,放弃对某些领域的司法干预。

第二,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吸收英美行政法的一些特点。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以往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保障个人权利的主要手段机制。

第三,现代行政的多样化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内容的转变。现代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都不仅局限于控制行政权力或管理相对方的范围和目的。相对方的权利和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日趋复杂化。一些新的行政内容拓展了行政法的内容和范围,行政法在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负担行政和受益行政等不同领域的表现都有所区别。此外,由于行政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丰富。一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手段,如行政指导、行政政策、行政咨询、行政契约、行政建议等,这些行政行为同样引起法律关系,而且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行政法走出控权或管理模式的框框,走向多样化、复杂化,是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各国行政法的主要问题。英美法等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管理论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控权理论模式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从现代各国的行政法状况看,这两种传统模式都已被打破。无论是立法者、执行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再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当然认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优先。进行利益衡量成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方法,而衡量的结果,正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平衡。从以上可见,不同的理论向平衡理论迈进的趋势,对于中国行政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石[j].中国法学,1993,(1):11.

[4]罗豪才等.行政法的平衡论范畴[j].中国法学,1996,(4):54-55.

[5]甘文.行政法律一般原理[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

[6]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行政法学的“支撑性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想起来一年来读到的几篇行政法学理论文章，包万超在今年年初《法制日报》上发表的《作为严格规范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包万超在《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发表的《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宋功德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平衡论，跨世纪的行政法理论》，罗豪才、宋功德在《中国法学》第4期发表的《论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这几篇北京大学学者的文章，都代表了从社会科学的多元视角，从跨学科的研究进路解构重塑行政法（reinventingadministrativelaw）的努力，行政法学不能继续沦落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建设存在着脱节现象，一方面行政法学界津津乐道于行政程序、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政法学研究中真真假假的命题，另一方面行政法律制定过程中，特别是部门行政法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几个人把行政法学的“理念”或“支撑性概念”当回事儿，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只不过因为我们行政法学界也没有把这些东西研究透，所以实务界缺少认同感也是不足为奇的村姜明安教授认为，21世纪人类将告别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进入行政法时代。现代行政早已不是“最好政府，最少管理”，即使是在一向把行政法视为控制行政权利器的美国，近年来也开始以政府管制学说重新解构行政法，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理念的勃兴，给付行政和服务理念的兴起。经济学界开始强调用企业精神改造公营部门，构建企业家政府。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所谓“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法”，应该考虑“市场、政府和社会”等多重因素，从行政法学的视角研究国家与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政府管制和私人自治等多重矛盾，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需要，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依法办事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模式的转化，“掌舵而不是划桨”，对行政职能进行重新分解定位；注意发挥“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功用，做到刚柔并济。

因而我基本同意王学辉先生关于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我把它称为行政法学的“核心语词”）的定位，对于行政、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合法性审查这些词语，应该放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共通语境下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诠释。

我非常赞成王学辉先生倡导用均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行政法的努力。罗豪才先生最近正式提出来的行政法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对于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公共选择和新制度理论无疑可以全方位的重构行政法，比如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改革，更多时候属于国家力量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重新认识政府管制的能力和限度，认识到政府管制和行政权干预运作的很重要原因在于存在“市场不灵”，如存在产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企业合谋的垄断定价，以及公益产品（publicgoods）提供中出现的“外部性”（externality）和“搭便车”

（freerider）。但是还应该认识到也存在“政府不灵”，政府管制中可能会出现信息的失真，导致管制的无效率，比如说行政许可就可能导致寻租（rent-seeking），乃至导致行政机关被企业“管制俘获”

（regulationcapture）拉下水。比如说“加强行政立法，加快行政立法进程”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行政立法也不过是也仅仅是主导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精英群体与社会公众、高层决策者之间反复博弈互动的产物，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制度的最优解”。有的时候行政立法结果仅仅是大家可以通过的方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

如是等等，对行政指导、行政程序、行政救济，都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叫做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也好，行政法社会学也罢，但是实质都是一样的。

（二）新时期的行政法学应该注重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积极平衡，保障相对人权利。

我们传统的行政法学研究往往以行政主体的组织、行为和监督救济为主线展开，但是往往忽视了行政相对人在依法行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日本，却分为国家的公权和“个人的公权”，后者是指“私人可以作用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的权利”，如参政权、受益权和自由权等等。行政法学研究过程中，应该逐渐摒弃传统的权力本位的“管理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有利于发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治中的积极作用，增加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意识。应该说平衡论较好的回应了这种需要，尽管其中的许多核心语词和理论框架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转型与行政法发展

这部分的研究更多的要注重实证研究，我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相对繁荣，而以部门行政法为代表的行政法实证研究相对滞后。原因也许在于“大量有关实体的行政法，大都已由各行政部门在起草，在这些讨论中只有他们才是专家。”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行政法研究多少显得十分寥落，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今天正在处于一个制度变迁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改革与行政组织法，行政法律文化的积淀与融合，行政模式的制度创新，都有可能给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和行政法制度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四）对社会的中介（中间）或准政府组织行为的研究。

“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是本轮行政改革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未来它们应该可以接受有限度的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协助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特别是非决策的行业和社会自律管理职能。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却缺少应有的中介性和独立性，官办色彩过于严重，往往成为机构改革中间的“蓄水池”和“调节器”，它们很多时候挂靠在行政机关，它们行为的模式和地位以及权利救济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最近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两起学位诉讼案引发了学界的许多关注和思考。围绕学校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救济途径引起了许多争议。台湾学者在《特别权力关系论》中指出，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可以适用如下行政法理论（A）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应该有法定依据；同时允许提出行政争讼；

（B）在学契约说，认为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属于“公法上之契约”的范畴，虽然排除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但依然要遵守依法行政原理和诚信、平等和比例等原则；（C）部分社会说；（D）也是目前的主流论断，只要是涉及国家事务的“重要事项”无论是干预行政抑或是给付行政，都必须取得法律上的依据，不可由行政权力自行设定。而台湾学者的论证结论则是：“学生与学校间之法律关系应回复到一般权力关系，而应遵守现代法治国下之公法上原理原则。”

（五）行政法解释学

笔者恰巧对行政法解释学进行过实证研究，有1万1千字未公开发表的成果。所以可以讨巧整理一部分放在这里与王学辉先生探讨。

德国著名哲学家伽德默尔曾云“法律并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的有效。”其实国务院各部门颁布了许多解释性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每年都若干“解释”、“函”、“批复”，这都属于行政解释的范畴。我国缺少象日本那样发达的行政法解释学，科学的行政法解释学理论也有待形成。因而实践中行政法律解释多少显得纷乱无序。而行政法律往往是由行政部门适用的，它们有着其他部门和机构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而成文法律规范有着固有的局限性，有时则是具有一定的“开放空间”的“空白结构”

（OpenTexture），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林纪东教授指出的那样“然法律之条文有限，社会之现象无穷，势难以有限之法文，规范无穷之人事。”条文本身的“刚性”与“僵硬性”都使得行政解释得以广泛的存在和适用。

美国学者安修认为“一贯的行政解释具有影响力”，而日本学界也逐渐不满“纯粹行政法学”对实际工作部门的实质影响力不断减弱，在行政实践方面，只能将适用于具体问题的个别解释予以综合，作为解释实际问题的先例，形成庞大的实务法解释体系。经成为了日本独具特色的“行政法解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规范层面分析，我国的行政法律解释也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四种。（详尽的分析论证从略）从上述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行政法律解释其实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制度格局，而且在其内部还存在解释权的分立。

（a）解释权限上，属于各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域。行政机关都有着本能的扩张职权的冲动，这也就诱使他们超越权限做出解释，并且为自己的解释权进行辩争。解释权限的分立与冲突，阻碍了行政效率，也加重了相对人的负担。

（b）解释形式并不规范，仅以笔者收集到的解释为例，就有解释、解释函、函、函复、复函、批复、意见、通知、补充通知、通告、解答等形式。而最为常用的形式当属“函”、“函复”、“批复”几种形式。事实上解释主体对解释形式并没有放在心上，也就造成了解释形式多种多样，而解释文件作为行政公文的一种，往往作为“文”

来办，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而且解释有的是以内部工作机构名义做出的，甚至少数情况下解释是电话请示、领导随口指示等。这无疑影响了解释的效力和质量。

（c）解释程序。更多的是按照公文处理程序进行的。目前相对人缺少法定的解释请求权，而且即使请求解释也未必会有结果。第二，解释程序比行政立法程序更为“随心所欲”。第三，解释的公开透明程度差。

（d）解释质量。有时解释沦为借以维护“家族凝聚力”的“家规”，照顾了部门的或地方的利益，其内容也难免“过分有利于行政权，而不利于国民”，也影响了解释内容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六）行政公开制度

应该看到，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时代，而有资料表明我国的信息70-80%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很多内容到现在依然锁在政府的抽屉里和档案柜里，我国政府和公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资源上行政相对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信息公开恰恰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努力。正如周汉华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性被视为是一项主要的制度，是民众知情权的体现。而在当今这样的信息时代，政府信息的自由流动，更被视为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费用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已经有不少官员将信息视为财富借以“寻租”来“发信息财”，相对人千辛万苦“找关系”去结好官员探听“消息”，这都是不合理的，不应该以政府信息交换利益，应该合理界定信息公开和保守国家秘密的边界，应该以信息公开为一般，保守国家秘密为例外，尽早制定一部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1.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上篇），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29日。

2.参见姜明安为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写的序言。

3.Regulationandadministrativelaw，网址www.nmu.edu/www-edgar/poli_sci/profpages/Carlson/adminlaw.htm

4.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5.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的系统论述。

6.参见易筱：《行政许可不是多多益善》，《检察日报》2000年10月25日网络版。（易筱是作者的笔名）

7.宋华琳：《变法模式与法律修改——从王安石、商鞅变法说开来》，北律信息网法学研究频道2000年8月25日发表。

8.[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9.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10.应松年教授语，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11.参见宋华琳、邵蓉：《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2.台湾学者（作者不详）：《特别权力关系之理论》，2000年10月19日笔者张贴于主持的《行政法论坛》（）

13.转引自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载罗豪才主编：

《行政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5.[台湾地区]林纪东著：《行政法》，三民书局1984年3月第6版，第88页。

16.[美]詹姆斯。安修著，黎建飞等译：《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58页。

17.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8.参见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

19.甄建军：《法律解释权的泛化应予纠正》，载《上海法制报》

1999年4月21日。

20.[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1.周汉华：《WTO与我国政府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本贴由宋华琳于2000年11月02日00：31：54在〖行政法论坛〗发表

附：

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法学的新视野

王学辉（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可能引起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革命性变革。现代行政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科学行政”，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基本内涵。它决定了今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也决定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转型现代行政行政法新视野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我国行政法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法学学科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对行政法学基本概念（“支撑性概念”）的重新定义。

现代行政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科学行政”。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基本内涵。它决定了今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也决定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将发生变化。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行为方向和基本任务（职能）的三大方面。由于中国已经走入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必将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政府和社会”

是构建当代行政法学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如何把依照计划经济模式建构起来的行政法，转换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行政法，是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法所面临的课题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表层反映着行政法学基本概念和根本体系的变化，深层则引申出民众与政权、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变革。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社会）政府的职能重心在于政治统治，至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社会管理职能（包括经济管理职能），至后工业社会又转移到社会服务职能。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从一个职能转向另一个职能。现在社会服务职能基本上成了政府行政行为的重心。原有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并未消失，只是在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既然这样，现代行政法的体系设计和所关照的重点内容就应当放在社会服务职能上。

一般说来，行政法律的设立、运行都与构成行政法律制度的关键词有关。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指构建行政法律制度的“柱子”。正如支撑一幢大楼的混凝土“柱子”一样。“关键词”是构建这个学科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对构建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关键词）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探讨其内涵和外延，以构建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行政法。众所周知，行政法学在我国的发展虽然正处于高峰时期，但对行政法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指正常情况下所形成的各个学派、各种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指对支撑这个学科的“关键词”发生了歧义，这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学科构建的“关键词”应当是统一的，不同的是运用“关键词”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通过考察，我认为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或称为“关键词”）主要有：行政、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合法性审查。对这些支撑性概念的具体解说决定了我们需要建立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也决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现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支撑性概念的含义基本上是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如对“行政”概念的认识就是如此，认为“行政”就是管理，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仅仅强调行政是一种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就有了“行政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整你。”这种纯国家意志执行的思路。其实，行政的内涵不仅是一种管理，现代行政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服务。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政府无须像以往那样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政企、政社的分离使得各社会行为主体获得了社会活动的自主性，政府除了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进行必要的管制之外，主要履行的是社会服务职能。现代行政理念应当是：

“行政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服务”。所以，笔者认为“现代行政”实际上就是“法治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服务行政”。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靠行政强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就百姓来说，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实现社会秩序、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只要能够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目前，我国政府的服务职能日益突出，例如开发旅游产业，培育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也会增加。以前认为行政行为都是强制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因此，伴随着社会转型，行政理念也应当发生深刻的转变。

行政理念是政府行政活动的先导，政府服务角色和服务意识的确定与形成，对于引导政府资源的投向、政府行为的重点选择和政府工作目标均具有重要意义。再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只重视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其实，行政行为也具有非强制性的一面，并且现代行政更应注重其非强制性的含义，那么行政行为的非强制性也要加强研究。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强制性行政行为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管理与激励都很重要，要强调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的激励作用。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靠行政强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确定的“行政行为”的“四个几个力（确定力、强制力、约束力、公定力）”是否准确，应重新认识。

（二）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应立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行政法学研究，立足于跨学科的研究。

行政法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什么支撑点上？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还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支撑点上。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支撑点上，因此，行政法学研究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法理论的借鉴必须做好理论知识的结合点。

当今对行政法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行政法本身，要充分注意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要将行政法的理论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更大的视野里去，以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借鉴是必要的，我国行政法学科早期偏重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借鉴，后来借鉴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最近在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对行政法学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应当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是从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吸收的营养。同时行政法要注重从行政管理学中吸收知识和经验，现代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行政管理，它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社会的行政管理，国家行政管理很重视工商管理的经验和办法，历史上也是如此，早期的工商行政管理的手段简单、粗暴，但近年来的发展很好，由简单采取强制手段到现在管理手段的多样化。最近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很强调国企发展的两种机制：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者是很突出并且是很重要的。我国行政管理也应当吸收工商管理中的这些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行政管理领域过分强调制约机制而忽视了激励机制。这些年存在的干部队伍中的“58、59”现象就与我们没有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要在干部管理中引进激励机制，体现激励机制，要将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一并研究；同时对行政管理相对方也应当引入激励机制，用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手段。

既要管理同时又要保障权益。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强调全面执法，强调行政执法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服务性）的结合。过去，行政管理领域过分强调制约机制而忽视了激励机制，今后，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应当同时并重。

（三）以控权论和服务论为指导，避免将行政法学的研究放在公民与政府对立的层面上。行政法既要控制行政权的恣意运行，同时更应注重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是什么？行政法学界主要有公益论、私益论、控权论、兼顾论、平衡论、服务论，我国行政法学究竟应确立什么样的基础理论？考虑现代行政的特点，提控权论和服务论相结合比较适合我国发展行政法学科的特点。研究行政法学必须考虑公益和私益，避免将行政法学的研究放在公民与政府对立的层面上。

通过对前苏联、法、德、日、美行政法理论的研究发现，管理论和控权论的思想根源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些理论的存在是受当时的经济根源所决定的。对这西方两派的观点（管理论和控权论）是不应照抄的，我们所强调的控权论和服务论既吸收管理论的合理成份，也吸收了控权论的合理成份。尤其是当前强调服务论是考虑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趋动，考虑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互重。其实，同志早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过去，我国在行政立法上偏向于行政权，行政机关权利多、义务少，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失衡，没有体现政府为人民的服务意识来。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不同，所有的行政管理关系都是不对称的，但行政法学总体上应该体现出权利义务配置的一致性。我们知道法律地位是权利义务的综合体现。那种认为“行政法是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调整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分析起来这种观点可能欠妥。在行政管理学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笔者认为，但当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一旦进入法学领域来调整的时候，成为行政法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应当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了。“法”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正义”，行政法也应当属于“法”的一种，“行政”一旦进入“法”的领域，就成为一种“法治行政”、“民主行政”，都必须平等地对待各方参与者（当事人）。罗豪才教授在1999年11月1日到西南政法大学进行行政法学科建设的检查、调研工作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当然，这种观点还值得深入分析。

（四）应加强社会转型与行政法发展方向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正在引起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变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的理念、体制、制度等等正在逐步形成。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作为行政实践的理论研究，行政法学应当探讨社会转型条件下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如何在新形势下完善行政管理，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当然，行政发展不仅体现为行政关系的变动，行政体制的转轨，也必然表现在行政理念的更新方面。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行政理念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1）从管制行政理念向服务行政理念的转变；（2）

从权威行政理念向民主行政理念的转变；（3）从人治行政理念向法治行政理念的转变；（4）从经验行政理念向科学行政理念的转变。

社会转型并非仅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说到底，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变迁。由现代化这一过程到现代性这一结果，将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其间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第一，在经济方面从前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在政治方面从祟尚权威和实行人治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第三，在文化方向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都可能引起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革命性变革。

（五）行政法学研究将面临的一个崭新领域，即对社会的中介（中间）组织行为的研究。

现在强调我国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放权，那么这部份职能转给谁，放给谁？谁来行使这些职能？这是今后行政法学必须研究的问题。这部份职能的很大部份要转给市场主体，政府不管微观方面，微观方面应由市场主体来承担，中介（中间）组织是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桥梁。西方的中介组织是自然、自发形成的，是为了协调同时也是利益群体向政府主张共同体的权利特别是对政府决策性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中介组织协调行业关系。香港有十大专业协会，承担了过去大量由政府管理的工作，如考试、资格审查、执业道德等现均由行业协会来完成，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我国的中介（间）

组织应当由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发展起来，它不应是自发的。公共行政除国家行政外，也包括社会行政。中介（中间）组织的行为应当属于公行政（社会行政）的范围。20世纪以后，各国行政法学大多将国家行政以外的公行政也纳入研究范围。许多英美行政法学著作在讨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时，引用公立学校开除学生学籍或给予其它纪律处分的案例，以及律师协会拒绝给律师颁发执业执照或吊销开业律师执照的案例。公共（中介）组织实施的行为如果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这应当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六）加强监督行政的研究。

我国过去在行政法制度上，仅仅偏重于行政执法制度，监督行政的制度不完善。其实这两种制度都应当发挥作用，才能兼顾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利益。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一些机制来实现平衡，行政法对双方都要加以制约，这也是有根据的，首先要受宪法制约，任何人均应在法律下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的权利，只是制约的重点不一样，政府是强者，行政法的设计就是要制约强者。同时，对相对人一方也要加以制约，东南亚经济危机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制约市场主体的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因此，行政法学界应当加强对监督行政行为的课题研究。

（七）行政法学科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法律解释学已经成为法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各部门法学都在开展各自的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由于行政法学科本身包括的内容的宽泛性，决定了行政法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应当成为今后行政法学中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行政法解释的意义；行政法解释的特点；行政法解释的主体、对象、程序；

行政法解释的体制；行政法解释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等等。

（八）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

行政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价值。也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秘密外，必须将其行政行为公开于行政相对方及社会，让其知悉和了解。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包括：（1）行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公开。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受到重视，如法国行政法规定，条例的执行力只有在公开以后才能发生。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46年）第5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任何人服从应公布在《联邦登记》上的任何文件，也不应使其受此种文件的不利影响，除非他在实际上已及时得到了此文件的内容。”

这基本上表达了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是涉及到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一切法律都必须向社会公开，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未公开的法律的影响。

行政主体依据未公开的法律作出的任何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决定都是无效的，不具有法律效力。1996年公布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公布或法律法规、规章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众知晓以便遵守，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本身的拘束。（2）

情报资料公开。情报资料公开是行政相对人有目的、积极参与行政活动的一个前提，它有助于行政相对人作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它意味着行政主体依据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及时地提供其所需要的行政信息资料。对此各国都比较重视，如美国在《情报自由法》（1996）、《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6）等重要法律中均有明确规定。（3）

行政决定公开。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影响其合法权益的行政决定时，必须向社会和其本人公开，从而使行政相对人有机会获得行政救济。同时这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机会。（4）行政行为运行过程公开。行政过程公开是指在行政程序的一些关键环节，即那些影响公民合法权利和义务的阶段，让相对人有参与或者了解的机会，如听证、询问等。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要求。行政公开意味着将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阳光下，但是中国各级政府和公务员中都有一个通病——“怕光”。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和政府要坚持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

在农村已广泛开展村务公开制度，在城市许多行政部门也积极进行行政公开的偿试：如政府公开采购制度、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等等。重庆綦江彩虹桥案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行政公开制度不健全，彩虹桥建设的决策没有进行民主公开评议，招投标中实行暗箱操作，工程质量检测不公开，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行政公开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有关行政公开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是一块空白。行政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依法行政的必要内容和重要保障，是行政管理科学化、制度化、高效化的前提，是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包含了公民的知情权，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各地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政府管理招投标制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重庆市政府近来出台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市政府39号令）和其六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现在正在进行的‘十个一批’，都与政府适应社会转型，切实规范和改善政务管理，创造优良政务环境，转变自己行为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

国外对行政公开制度的宪法、法律规定比较健全，法律实施及司法监督比较严密，效果显著，在行政公开制度理论研究方面较为发达，这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国内行政公开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律建设而产生的新课题，理论研究方面至今不足，但依法治国又急需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支持。笔者认为，行政公开制度研究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公开的必要性及其价值；行政公开的政治基础——现代代议制民主制；行政公开的宪法保障——知情权（知悉权、了解权）；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行政程序法、情报公开法、政务公开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等）；行政公开的技术保障；国外行政公开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实现行政公开的条件和途径。

（九）、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不是法律规范上的用语，而是行政法学界的理论用语。在近些年来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实践中，因受案范围限制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不力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救济乏力的问题日显突出，其中由于纠纷本源“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未纳入受案范围”

则常常是造成一些具体行为纠纷引致的权益损害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法定理由。因此，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特别是司法审查的对象。这是政治民主、行政民主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第一次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规章以下的规定）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发展，扩大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范围已成必然趋势，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尤其是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的衔接。这也是我国行政法理论建构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关于行政法的救济理论与实务）亟待突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与此相关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研讨文章近年来已逐渐增多，并将形成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重点。

（十）、建立怨情申诉制度，让当事人有更加畅通的救济途径。

怨情申诉也叫苦情处理，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在各国行政法制中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在日文中，“苦情”具有不平、不满、抱怨、牢骚、委屈、怨言等多种含义，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苦情”是大量存在的，苦情处理已是日本行政法中的一项比较成熟和规范的制度，在其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几乎都列专章加以讨论。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公民怨情申诉的法律调整机制尚不够健全，有关理论研究也大大滞后，亟需进一步研究，确立这项制度。

由于行政管理领域自身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这给相对人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伤害，有时这种伤害比物质方面的损害更伤害相对人；而现有的任何一种救济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尽管我国已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相对人认为受到行政行为伤害却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全面救济的情形仍然很多。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民受到执法人员的恐吓或辱骂；公民理应获得行政奖励而未能获得；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合理的咨询要求而得不到答复；等等。当公民遇到这些情况后都难以通过现行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常规救济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民主化和纳税人需求多样化的新情况，更好地体现政府为民服务的宗旨，应在坚持和完善既有救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救挤渠道和救济形式。如人民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及其成员并负责为之申诉行政怨情和争取救济的制度；在各级政府设立怨情申诉专员等等。并努力实现各项公民怨情申诉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简便化和高效化，以更好地弥补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切实保证行政运行的合法、合理、合情，且在公民受到行政行为损害后能通过法定和规范的渠道得到有效救济。

这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新课题。同时也应当是行政法学的一个新的领域。

（十一）、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加强对行政的监督。

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是由监督专员对行政机关（一般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的制度。它发端于瑞典的议会司法专员公署制度（officeoftheParliamentaryJustitieombudsman，简称JO）。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以上研究归纳的公共管理研究主题，是为教材的编写提供菜单式的选择，而怎么编排？用怎样的逻辑主线把这些研究主题贯穿起来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曾峻[11]、郑崇明[12]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提供以下十种公共管理教材的构建途径。第一种是编著教材的组织途径。基于公共行政理论大体等同于公共组织理论，因此可以从公共组织的动态环境和历史回顾开始，论及公共组织的特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一般组织管理的要素，如组织的目标、结构、行为动机、决策过程、文化、团队协作等。第三部分是公共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第二种是编著教材的过程途径。首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囊括从伍德罗•威尔逊等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到当今的改革政府运动。第二部分探究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过程，诸如决策、沟通、领导、组织文化、绩效评价。最后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编著教材的法律伦理途径。从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和伦理责任说起，以政府的权力来源及责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进而论述政府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政府的治理工具，以政府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为结点。第四种是编著教材的系统途径。围绕公共管理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而展开，细分为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和运行论四大板块。又可按照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系统要素来编排，以公共问题的输入为起点，行政管理体系的功能运转为中点，公共政策的输出为终点。第五种是编著教材的认知逻辑途径。按照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般逻辑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往哪里去）展开，第一编为导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公共管理学概念范畴、范式演变、研究方法等；第二编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的问题，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性等角度来论述；第三编为主体论，即由谁来管理，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第四编为内容范围论，即管理什么，政府职能与公共事务；第五编为行为方式论，即怎样管理，包括依法行政、公共伦理与文化、政府工具；第六编为改革发展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种是编著教材的公共物品途径。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逻辑起点，分析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以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为重点，最后对其供给绩效进行评估，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以是否实现公共利益为终点。第七种是编著教材的批判主义途径。从公共组织的重新界定开始，批判性地梳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思想传承和政治传承的发展脉络，指出组织的理性模型、组织的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和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最后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公共管理新的理念和实践。这种途径超脱对一般政府职能活动的关注，从一种更为广泛的管理变革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行政。第八种是编著教材的结构功能途径。首先介绍公共行政的结构与环境，包括官僚制、府际关系、行政环境、范式和目标等，其次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包括组织、沟通、人事、预算、决策与执行等，最后是公共行政与内外部的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公众、伦理、民主主义，官僚机构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主题。第九种是编著教材的制度主义途径。对公共官僚制、文官制度进行制度分析，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各种管制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行为选择，推及立法监督、预算过程、司法行政和决策过程等政府职能活动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第十种是编著教材的主体、资源、政策、价值四分法。“主体”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第三部门管理等；“资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价值”为公共管理伦理与文化。此外，亦可从法学的视角，以宪法和行政法的知识贯穿整个行政行为和政府职能活动，体现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和党委领导。如此种种，有待学界开发。五、行政学的知识图谱与教材的本土化基于中西经典教材的比较分析，展示了我国公共管理教材的诸多不足，也厘清我们效仿改进的路径，尤其西方教材每章从案例分析开始导入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线索的、站在读者的角度编排内容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切莫把读者视为饥不择食的饿殍。因此,要从行政实践中挖掘实际事例，编写适宜于教学研讨的案例资料———翔实描述其背景与情节，并逐年更新，让学生和读者从特定事件中学习，无疑可凸显教材的生命力。但要警惕其教材中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体现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法律视野下的狭义的政府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怀⑨。长期以来我们惯于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关注不够，导致对行政学整体图景的认识是残缺的，笔者期待新版教材能走出认识的误区，还行政学知识谱系的一个完整概貌。检视我国教材所反映的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或许正像拉波特1971年所说的“当代的公共行政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分析模型是过时而不适合的，而规范理论又乏味空洞”。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字:高校教学管理的思维变革行政论文

高校具有机械性特点的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已经不适应时代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要求，适应性思维范式将成为新时期高校教学管理的指导思维。教学管理适应性思维范式是一种强调适当分权、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动采取灵活应变态度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对我国高校当前和今后的教学管理改革有暑许多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行政型教学管理；机械思维范式；适应思维范式；教学管理改革

一、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弊端主要体现为机械性特征

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职能，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服务于教学活动的教学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核心。教学管理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根据—定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教学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过程。教学管理的实质，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高效率地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我国高校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是利用行政方法进行教学管理的一种模式，它强调按照权威性的行政法规和既定的规范程序实行教学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具有集中统一、有章可循的特点，可以避免各行其是、任意行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缺点和弊端。有的学者把当前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多三少”：行政权力的管理多、学术权力的管理少；共性管理多、个性管理少；低层次的管理多，高层次的管理少。其中，低层次的管理即主要只是满足于教师在“教”，学生在“学”，满足于教学不出问题。而高层次的管理则是要真正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不仅注重教师在“教”，学生在“学”，而且更注重“教”和“学”的实际效果。

行政型教学管理弊端，归根结底就是“机械性”三个字。我们可以借用教育组织决策机械思维范式来分析这一特点。孟繁华教授认为，教育组织决策的机械性思维范式就是将重点放在对人类知识的起预示作用的因果关系上，对周围的事物全神贯注，实施“有效”决策，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牛顿的经典科学中获得的。机械决策思维范式特征可以概括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决策主体方面。决策者高度集权；在组织机构上遵循金字塔的等级制度；学校追求表面化、数字上的效益，较少考虑社会责任。第二部分涉及方法系统。采取完全程序性的、线形的、一元性的方法进行思考；信息的采集来自内部；指导控制的手段应用权威等。第三部分涉及决策对象。决策对象永远是被动的，或者说是控制型的，其工作表现为服从、僵化、埋头苦干和各行其是。

利用机械性思维范式来分析行政型教学管理的弊端，我们把它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决策和计划的封闭性。行政型教学管理强调行政管理者的权威性，往往根据上级指示，依据权力意志作出教学决策，制订教学计划、教学改革措施和教学评估标准，编排、指挥教学人员，忽视专家、学生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参与。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不高，透明度低，有时甚至具有一定的“暗箱操作”特点。不仅如此，在决策和计划后，缺乏完善配套的宣传、咨询、反馈、监督和评价机制，从而呈现为一个封闭状态。

2．计划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在高校，多年来我们按照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和统一的考试形式。这种模式有其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计划内容的高度统一容易导致课程结构呆板、选择空间狭窄、教学内容陈旧，与培养具有创见、讲求个性的现代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要求并不相符合。

3．计划执行的强制性。行政型教学管理实行从上到下的直线式管理，强调权威与服从，上、下级之间，管理者和师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平等交流和协商，缺少对管理对象特点、要求的分析和把握，按任务实施管理控制的成份多，按针对性原则开展引导服务的少。学校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往往成为支配教学运行的核心和主体，处于教学第一线的师生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

4．评价分析的形式化。行政型教学管理中，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价都是以决策者为中心，被管理者的评价往往只是作为一般信息的收集工作，而不是作为改进工作和参与决策的重要手段。目前被管理者(学生)的教学评价主要是期中教学评估。但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欠科学、信息收集不全面，定性方法用得多、定量分析用得少，以及评价结果落实不到位等原因，评价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此外，有的学校将教师和课程的综合评价简单化为单纯对教师的评价，缺乏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评价。而对教学计划的学年评价和整体评价就更少。

二、教学管理的思维范式转变成为时代必然

强制性的教学管理只能维持规范化条件下的常规运行，面对外界环境和管理系统要素的变化而出现的问题和新情况的适应性比较差，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协调和控制。时代进步和教育发展呼唤教学管理的思维范式转变，即从机械性思维范式转变为适应性思维范式。

1．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现代科学基础

孟繁华教授在《教育管理决策新论》一书中认为，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是以现代科学为方法论基础的。20世纪初以来，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现代科学诞生和发展起来。随后二、三十年间，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以及后来的耗散结构、协同学和混沌理论为标志的大量交叉学科发展了起来。这样，历史上曾经起过主导作用的，以主观规定性和线形方式传播知识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再具有完整意义的适应性，管理方法趋向多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发现绝对严格的因果依赖性，只能以可能性加以预测和判断。科学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原则上不能精确认知的世界，概率和统计方法的广泛采用就是基于这种现实。这就是所谓的统计决定论。在管理决策领域，与过去的机械决定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不一样，统计决定论成为研究者应该遵守的方法论。以统计决定论所体现的科学认识和人们的价值认识这两条轨迹的融合，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高校教学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决策，同样需要遵守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融合的原则，也就是需要以适应性思维范式为指导。

2．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时代条件

21世纪是人类走向知识经济，走向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纪。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时代特征莫过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这一转变所引发的社会震动是巨大的。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转变也对教育、政治、文化乃至人们日常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相对深刻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原来大一统的教育教学管理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国家和社会对用人标准的变化、学生和家长求学需要的提升、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收费办法的调整等，都使高校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同时，教学管理系统内部人员、知识、财力、信息等要素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原来注重维持规范化条件下常规运行的强制性教学管理，难以顺利适应外界环境和管理系统要素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一成不变的机械性教学管理已经成为教学改革深化的重大阻碍。

3．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教育背景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教界进行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改革：一是管理体制改革；二是高校扩招。目前，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果，高校的合并组建等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内部管理尤其是教学管理问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高校工作的核心内容。教务处谓之“高校第一处”，教学管理也似乎可谓“高校第一管”。然而，无论教学管理问题如何千头万绪，核心都是管理者的管理思维方式。是依然固守行政型教学管理以及相应的机械性思维范式，还是审时度势，大胆转变观念，更新思维方式，以适应变动的教学管理环境和内部要素关系，关系到新一轮教学管理改革的成功与否。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高校扩大招生，成为众多院校的热门话题和发展机遇。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自不待言，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从表层看来，问题主要是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生活设施不够，图书资料紧张等。中观来看，主要的问题是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面临着重大的调整。而微观上讲，这些表层和中观的问题背后，核心的问题是管理思维和管理观念问题。能够适应环境、突破常规、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使得人们有动力、有胆略、有方向去解决上述的许多问题。

三、适应性思维范式的特征及对教学管理改革的几点启示

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强调尽量把握事件发展的统计因果关系，对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多”尽可能用概率来描述。联系到教学管理的特性，针对行政型教学管理的弊端，我们把教学管理的适应性思维定义为：一种强调适当分权、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动采取灵活应变态度的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决策计划的开放性。决策者适当分权，如扩大二级学院的决策和管理权，教师和学生有权参与决策、计划和管理等。第二，计划内容的多样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标准指导下，各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创造和个性化。学分制便是这种多样性的典型。第三，计划执行的弹性化。允许在计划执行中根据信息反馈、中期评价等，进行及时妥善的局部调整，如课程组织、课程难度、教学要求等，以缩短教学计划的修改周期。第四，评价分析的科学性。评价分析教学效果应采取科学的标准、规范的程序、负责的处理，在师生得以实质性参与的基础上进行。

适应性思维范式对高校教学管理改革至少有如下启示：

1．下放管理权限，提高二级学院的管理权力

目前，我国高校教学决策机构上，仍然是按照等级制设计决策的来源和分配。一般管理层次由上而下：校长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教务科、教研科、教改科等)二级学院(系)。工作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和自下而上请示汇报的。校长享有一般教学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教务处是作为协助和落实校长决策的职能部门存在的，这两级机构有相当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力。相反，二级学院(系)的权力相对较小。应对这种集权式的体制作出改革，转变校长和教务处的职能，增强其宏观的规划和指导职能，将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允许二级学院在具体的工作实际中创造性地开展教学管理工作。

2．引进现代管理方法，增强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

与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相应的机械性思维同时又是一种经验性思维，管理者注重的往往是传统的延续、历史的类比、经验的积累、单向的回忆，以及主观的判断和想象等，缺乏对现代新兴管理方式的运用。适应性思维则是要求本着一种开放的态度，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在教学和管理中引进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决策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同时，运用网络化手段，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建立决策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决断系统、监控系统等完善的决策体制，使决策和管理增强科学性和规范性，减少盲目性和经验性。

3．师生参与管理，建立教学管三方制衡机制

当前，高校教学管理存在明显的权力失衡，特别体现在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适应性思维指导下的新型教学管理尊重管理对象的主体性。教师和学生，拥有充分的决策、监督等参与权力。管理者从过去的“大包大揽”转变为加强引导和服务，大力倡导师生参与管理。这并非削弱管理者的权力，而是建立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三者之间权力制衡关系，以促进教学管理更加良性和高效运行。应当注意的是，教、学、管三方的权力制衡具有目的共同、手段互助、交往平等等特征。学生要多一些谦虚、理智和建设性，管理者和教师要多一些理解、宽容和支持合作。

4．推行弹性学制，营造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有利环境

弹性学制有利于克服目前高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的教学计划统得过多，培养模式单一，学时偏多，专业面窄等弊端，可以适应学生的不同情况和学习要求来安排教学，在保持必要的统一性的前提下，突出教学的个性化要求，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弹性学制是高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较好的激励、竞争机制。当然，弹性学制的实施要考虑国情、校情，一些高校先行的试点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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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Internet的发展，电子货币、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等等带“电子”的名词似乎已被媒体炒得火热，无论其内涵或外延是否被公众所理解，至少在IT界提起来已不陌生。如今又冒出一个新词“电子政府”，听起来却多少让人费解。记者带着此问题请教了有关专家学者，得到的回答是：关于电子政府的问题在中国还没有开始研究，但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从克林顿事件上网一事就可看出，因特网对政府职能的影响已毋庸质疑。

根据研究此问题的西方学者下的定义，所谓建立电子政府，实质上就是把工业化模型的大政府——特点是集中管理、分层结构、在物理经济中运行——变为新型的管理体系，以适应虚拟的、全球性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同时也适应社会的根本转变。这种新型的管理体系就是电子政府，其核心是：大量频繁的行政管理和日常事务都通过设定好的程序在网上实施，大量决策权下放给团体和个人，政府重新确立其职能。

各国信息基础设施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是整个网络时代的物质基础。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和深化，电子政府的轮廓也日益清晰，其所包含的内容有：完备的网络时代的法律系统，新型的立法和选举机制，新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体制(详见本报第33版)。总之，电子政府代替传统政府，意味着系统程序式管理取代政府实体性管理。美国学者都用Governance一词来称谓电子政府的管理，认为现在正在经历的变化就是政府管理的重新转向，需要重新设计政府的管理机制。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西方发达国家步子较快，而美国走得最快。1993年9月美国提出建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1996年美国政府投资400亿美元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工程建设；1998年美国国内已有1／3的人上网，有1644个以上的政府机构在因特网上建有主页；进入白宫的站点可检索到美国的各个角落。路透社10月2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美国众议员司法委员会决定将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的一系列材料上网公布后的两个星期当中，美国有2700万人阅读或下载了斯塔尔的报告或总统大陪审团供证的录像；CNN新闻站点最高达到一分钟32万次的点击数。全球通过因特网直接了解美国总统性丑闻的信息量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快，是任何一种媒体也无法比拟的，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通过克林顿性丑闻上网这一事件，更多的人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信息时代，因特网对政府的行为和社会影响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北京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宁骚教授认为，因特网在发挥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方面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因特网发展的初期，政府提供的信息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快知识经济的建设过程，促进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一点是很突出的。同时，通过政府上网，可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有利于提高政府服务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搜集公众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使政府在制定各项草案、法律和条例时能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加大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宁教授说，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群众的监督。要让大家知道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决策的过程，有效地提高广大公民的参政议政意识，这样才能对政府机构实施有效的监督。

因特网对政府的作用决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网络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交互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良先生说，—般都认为网络是—种媒体，我不这样认为。网络最主要的功能是它的交互性。因特网应该成为沟通政府和群众的桥梁，而不只是喉舌。电子政府可以杜绝许多的事情发生，使监察部门及时了解基层的情况。在这次中国抗洪救灾中，如果有关部门有电子邮件就有可能了解到建大坝时偷工减料的情况。

郭良先生特别强调，网络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管理方式。在网络时代，你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50年代做不到的；网络对中国的国情也会产生影响，中国以往人情味的东西太多。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电子政府作为信息化时展的产物也是如此。宁骚教授认为，目前政府上网在中国还只是一个量的积累，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职能上的转型，成为一个新型的政府——电子政府。

如何组建自己电子政府，中国在这方面已走出了可喜的一步。

尽管中国Internet联网工作起步较西方国家晚，但从1994年开始，国家先后建立了教育科研网和邮电部公众信息网，上网人数从1997年年底的61万人发展到1998年6月底的107万人，到1998年10月初；已注册带有gov域名的网址1200多个，且发展势头迅猛。

中国电信总局对我国72家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的调查发现，已有100余个各级政府部门在网上了自己的站点。其中，对外经贸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国家质量监督局、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局、农业局等单位的站点正在建设当中，国家旅游局、新闻出版属、国家轻工业局和劳动部等单位正在筹建应用项目，如网上订房、网上书店、人才就业信息网等。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外经贸部的工作。至1998年10月，外经贸部在国家互联网上建立了4个站点，是所有部委里建站数量最多且访问量十分可观的站点，它们是：外经贸部主站点(http：//www．moftec．gov．cn)、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站点、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站点和中国技术出易会站点，其中外经贸部主站点日访问量达到60万人次，出口商品交易市场站点在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中汇集全国各类商品2万余种，技术交易会站点建立了含有3500项可转让技术的大型数据库。通过出口商品交易会站点，经贸部为秋季广交会成功联系了700多家境外企业参会。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由于发挥了网络的优势，这届广交会可谓淡季不淡。可以说，这四个站点汇同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专网在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经贸部建站的目的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即：并不只是建立信息网络，而是将现有的管理放在网上，实现业务管理网络化。外经贸部信息办副主任张大明先生说，我们建立互联网站和国际电子商务网，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大量的应用需求。对外是为了适应21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与国际接轨；对内是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实现管理电子化，打击骗税违法行为。外经贸部确立建网的原则是：以应用带动建设，促进发展；实现管理、信息、服务三位一体的功能。张大明先生强调，重要的不是建网，而是应用；上网不是目的，应用才是根本。

除此之外，张先生认为，部领导的重视对全员开展普及计算机知识和网络应用知识的培训也十分重要。建站原则确立后，就要在各司局确立统一的建站标准，做到网络共建共享，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站点建设和维护，使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张先生说，目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是网络安全和电子支付系统，外经贸部目前已承担着部级电子商务安全认证中心的九·五研究课题。另外，电信部门网络收费太高，线路质量较差也是需要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

中国政府上网的步伐还很不统一，认识上也存在着偏差，现在该是走出误区的时候了。

在政府建网的问题上，一些部委主管人员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应该加以纠正。

误区一：只要放上单位主页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实际上，网络的作用就是交互性，有来无往还有谁来第二次。郭良先生说，政府上网肯定是件好事，就怕上网以后没常性，不能坚持下去。据国家专利局综合计划部自动化办公室主任宁珑介绍，国家专利局1997年1月1日就在因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当时在各部委中是比较早的，但由于人手有限，没有专人回复电子邮件和维护数据库，专利数据库查询功能至今不完善。到1998年10月份，访问该站点的人数只有四、五千，也没有作对外宣传。宁主任介绍，网站的更新工作只有等到机构改革之后才能进行。由于目前很多部委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人员减少，像这样的情况恐怕还有许多，这种情况应该尽早改变。

误区二：政府建站主要是为了信息。信息只是发挥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应利用网络的交互性，尽可能地开展应用。对信息本身也不能简单看待。信息的采集、规划、管理也是一件专门工作，关系到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十分重要。在信息的同时就要考虑如何应用的问题。

误区三：先将网建起来，别的功能以后再说。殊不知建一个网，要花几千万元，成与败后果都由国家承担。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如不能很好地利用网络，不如不建。张大明先生比喻，国外建网都是用的纳税人的钱，方案选择十分慎重，决不是短视行为，而且建设的顺序是从社会公众上网、建网做起，然后形成信息高速公路。而中国建网是国家拨款，有了网络没有车，先铺路后拉客，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误区四：认为网站建设技术问题是主要的。由于中国建网是国家拨款，主要问题并不全在技术，部委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管理也十分重要。张大明先生说，如果网络之间没有标准，相互之间不联通，建网就没有意义了。外经贸部的网络要真正运行电子支付功能，就要涉及海关，银行、税务等多个部门，必须协同动作。

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对促进政府电子化注入了活力，但路子如何走，还需要社会各界力量的配合。

1998年7、8月间，中国邮电电信总局“政府上网工程”在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悄然启动。

按照电信总局的总体设想，通过启动“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的一系列工程，实现我国迈入“网络社会”的三部曲：

第一步：实施“政府上网工程”，在公众信息网上建立各级政府部门正式站点，提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和应用项目。

第二步：政府站点与政府的办公自动化网联通，与政府各部门的职能紧密结合，政府站点演变为便民服务的窗口，实现人们足不出户即能够完成到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构建“电子政府”。

第三步：利用政府职能启动行业用户上网工程，如“企业上网工程”、“家庭上网工程”等，实现各行各业、

千家万户联入网络，通过网络既实现信息共享，又实现多种社会功能，形成“网络社会”。

“政府上网工程”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电信总局策划、发动和统一部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局作为支持单位，联合信息产业界的各方面力量(ISP／ICP、软硬件厂商、新闻媒体)，推动我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在163／169网上建立正式站点并提供信息共享和便民服务的应用项目，构建我国的“电子政府”。

通过政府首先实现电子化带动所属企业和商业单位上网是中国电信总局决心推出该方案的初衷。主管该项目的中国电信数据通信局副局长左风先生说，经过这几年与用户打交道，我们认为作为中国电信总局，应该首先服务于国家。现阶段，在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当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信息不流通，特别是金融体系之间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不流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说，我们认为，政府部门首先实现电子化，才能适应下属企业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本次工程实施的资费问题，左局长说，会尽可能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为上网的政府部门提供线路上的优惠；同时也借此机会向社会呼吁，希望有更多的软、硬件厂商和系统集成商能够提供赞助或以双方满意的合作方式进行合作，并欢迎拥有丰富网络建设经验的ISP／ICP公司能够积极参与此项工程，促成该项目的顺利发展。

按照电信总局制定的项目进展计划，在2000年要实现80%的部委和地方政府在169／163上建立站点。国家经贸委和国家信息中心作为该项目的发起单位和首批试点单位目前与电信总局的磋商正在积极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