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7:19:02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1.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固发展，我国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性质的企业出现并相互竞争，国有企业也参与其中，国有企业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主要包括国内其他民营和私营企业、跨国公司等多方面的竞争，但是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也在不断发展，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关系到国企的发展，同时也是其他现代企业的所有能力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维持地位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国有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在行政管理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作用，努力塑造创新型企业，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企业的管理理念和发展模式。
2.增强国企的能力
国企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企业，但是国企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提高国企的适应和生存能力及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国有企业领导者们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国有企业的行政管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新型的行政管理模式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促进国企的发展。
二、行政管理新体制的构建
1.构建国企行政管理新理念
行政管理活动直接或间接上与国家权力相关，是以国家权利为基础的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推行的组织活动，当然行政管理在执行的过程中也相应的积极参与和响应国家的立法和政治决策。因此，国企在随时展的过程中，要注重行政管理理念的随时转变，更新相关的理念和制度，行政管理人员也要提高企业意识，增强自身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服从管理。同时，企业也要经常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
2.构建国企行政管理新方式
行政管理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发挥作用的：首先是通过制定计划来确定行政管理的相关内容，包括行政管理的内容、目标以及如何实施，通常有下达指示、作出决议、进行安排；其次是通过科学的组织来把已经确定好的计划进行实施，还包括对人员的调配、培训，对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等等；最后，对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之间进行协调，明确各个工作内容，合理地进行分工，同时还对人事、组织、财务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另外，要从国企自身出发，建立健全国企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体系，比如国企与政府、市场等的关系，建立企业自身的激励制度、约束制度和管理制度。只有明确了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职能，才能实现深化国企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
3.构建国企行政管理新标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行政管理的标准也要随之进行更新和变换。在当前形势下，国有企业要与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的目标一致，即通过科学的管理体系，深化企业改革，优化企业结构，提高企业工作效率，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4.构建国企行政管理新制度
行政管理制度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基础，对国企正常运营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企运作过程中，要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制度创新。在制定行政管理新制度时，首先要确保制度的正确性，要保证制度符合企业运营的规划和发展；其次要确保制度的实施具有很强的执行力；最后要完善企业行政管理体系，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建立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确保国企的顺利运行。
5.构建国企行政管理新人力
人才是当前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对于国企而言更是如此，因此，构建国企行政管理新人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国企要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首先要改变陈旧的人力资源观念，建立创新性观念，使得人力资源的绩效得到发挥；其次，对于国企的关键人才要给予充分的重视的重用，要不断鼓励关键人才，使得关键人才愿意留在国企，同时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最后要优化国企的用人制度，严格管理人员的选拔程序，选拔优秀的人才为国企效力，发挥人才的最大作用。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国有企业，特别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状况，是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性问题。
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原因分析。
对我国自己创造的好经验不应全盘抛弃，对西方经济学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改革开放已20余年，事物矛盾的方方面面均较充分地暴露。人们不应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走一步看一步说一步；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总结经验教训。
国有企业，特别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国有工业企业的状况，是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以及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性问题。这里，我根据统计资料，对国有企业、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作些初步探索。
一、我国工业格局已有很大变化
据统计，1997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9027亿元，占当年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5．5％，比1952年的41．5％下降16个百分点。比1978年的80．8％下降55．3个百分点。这种格局变化是改革之初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数量便没有一定的质量。如果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再下降，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将发生动摇。
二、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变化
1997年，全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由1978年的509亿元减少到1997年的428亿元，减少16％。这428亿元的利润，按当年汇率折算，仅相当于51．6亿美元，仅占当年引进外资644．1亿美元的8％。
1997年，在3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有25个行业全行业亏损，占66％。除大型企业利润总额达631．9亿元外，中小企业总算账都是亏损的，中型企业亏损103．3亿元，小型企业亏损100．81亿元。
除国有工业盈利很少外，全国铁路、民航、邮政也是全行业亏损。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企业没有盈利或盈利很少，就谈不上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没有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技术落后，在当今世界强手如林的经济战场上与人竞争，取得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
三、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原因分析
1．由于计划功能的弱化，导致大量盲目建设、重复建设。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发展史较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几百年。我国的国力有限，发展经济主要靠内部积累(我国没有条件也不会靠对外侵略搞原始积累)。我们本应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国家、民族最需要的项目上，以期用超常方式尽快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是，这些年我们却把大量资金用在低水平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方面。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有一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像家用洗衣机、内燃机、金属切削机床、汽车、复印机、彩电、录像机、微波炉、空调器的生产能力利用率，都在一半以下。
2．财政时国有企业取之很多，予之很少。
财政对国有企业的取予上，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杀鸡取卯的倾向。这些年来，由于财政支出的迅猛增长，在连年赤字的情况下，不得不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担子则主要落在国有企业肩上。1995年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经济的部分达4441亿元，比1978年的985亿元增长3．5倍，占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71．10％。
“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自80年代初财政“拨改贷”、“全额信贷”改革后，实际上，国家财政已基本上停止对国有企业直接出资，企业若扩大再生产，只能依靠自身积累。在此情况下，1997年全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全年缴纳的流转税(含附加)共达2479亿元，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8．9％，比当年利润总额427．8亿元多4．8倍。而当年企业的利润总额仅占当年产品销售收入的1．5％。这还没有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当年全部国有企业上缴的721亿元的所得税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
1997年国家财政支出达9233．6亿元，在向国有企业拨款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比1978年的1122亿元增长7．2倍。增长最突出的是行政管理费，该项支出由1978年的52．9亿元增到1995年的996．5亿元，增长17．8倍。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人数也由1978年的43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080万人，增长1．5倍。
3．债务负担沉重、利息包袱大。
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除财政拿走一大块外，银行也拿走一大块。1997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对工业的短期贷款余额为16527亿元，按一年期年利率10％推算，当年应交利息1653亿元。从80年代初国家财政拨款改贷款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改由银行贷款，按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长期负债13640亿元推算年利息约为1498亿或1596亿元(贷款期限不同)。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两项当年应交利息约为3151亿或3249亿元，超过了向财政上缴流转税2479亿元的27％或31％。由于利息包袱沉重，企业流传着“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的说法。最终，由于企业无力还债，银行也背上了大量不良资产，存在着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4．地位不平等。
我国的国有工业在进入市场之前具有“先天不足”的弱势，进入市场时又不能与其他所有制工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西方的大工业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雄厚资金、掌握了最现代化的技术。而我国的工业基本上是建国后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除少数产品外，技术一般比较落后，资金更不富裕，再加上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担负着“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在进入市场后，外资等企业在税收等方面又享有优惠政策，因而国有工业企业在竞争中显得非常乏力，不少企业败下阵来。
5．企业内部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内部，由于党的领导作用削弱而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的权力较普遍地得不到监督，腐败盛行。据《重庆晚报》京纪综文章披露：贪污受贿、侵占公款、化公为私，已成为部分国有企业中腐败的主要表现。纪检部门统计表明：近几年每年举报案件中80％反映的是这类问题。又据199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在《让国企远离“黑洞”》一文中披露：近年来，在我们的一些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黑洞”、而“黑洞”的制造者，便是在国企中进行食污、贿赂以及
等经济犯罪的“蛀虫”。这些“蛀虫”们有的利用企业改组、联合之机，侵吞、私分、挪用企业资产；有的在本企业中大肆进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造成了企业严重亏损，以至将原本效益好的企业“吃”成了“亏损大户”；有的身在特困企业，仍作威作福，成了“穷庙中的富方丈”……据检察机关的权威统计，近几年他们查办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案件中，国企人员的职务犯罪案占1／3以上，1998年1－8月，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嫌疑人2万余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总人数的43．8％。
6．由于监管不力、管理不善造成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损失浪费也是触目惊心的。
据1999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张双武的文章透露：全国1995年以后竣工和1996年在建的50万元以上的25．14万个工程项目中，约40％的项目处于失控状态，这些项目或未经批准就开工，或未报建，或不进行公开的招投标搞“地下交易”，或“暗箱操作”。
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全国政协常委何光远等20位全国政协委员就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与国家计委、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座谈。会议一开始，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白大华就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在1000亿元左右。目前仍有20％的工程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国家检察机关近几年查处的10多万起贿赂案件，涉及建筑业的竟占63％。
7．弄虚作假、失于核算、账目混乱的现象很普遍。
据1999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谈：财政部今年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共抽查110户企业。有102户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入、费用、利润核算不实等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占抽查总数的92．7％。
8．人才大量流失。
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和引进外资。但是，许多人从出生、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喝着祖国母亲的乳汁，到国外深造几年后却不回祖国服务而是留在了国外。改革开放后去国外留学的达27万人，去国外留学的一般是大学毕业生的尖子。但回国服务的仅有9万人左右，2／3都留在了国外。国有企业中原已就业的工程技术人才也有不少“跳槽”到“三资”企业为外国人服务。国内大学毕业生也大量被外资企业聘用。
9．保护民族工业(现阶段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国有工业)不力，关税壁全作用逐渐减弱。
据199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办公室答记者问：从1997年10月1日起大幅度降低关税，其特点是降税幅度大，降税面宽。通过这次降税，我国关税总水平由23％降低到17％，平均降幅为26％，共有4874种税号商品的税率作了不同程度的下调，占总税目的73．50％，从1993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签字到1997年的四年间，中国多次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关税降低幅度已达60％。
中国近来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随之而来的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求“利益均沾”。可以预料，随着关税税率的进一步降低和更多产品的大量进口，将使我国本就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民族工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在“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的过程中，又会有一批国有企业将被淘汰出局。
我们应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我国自己创造的好经验不应全盘抛弃，对西方经济学也不应全盘肯定，而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增强计划的功能。
邓小平同志讲：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既然是手段，它就应为增强综合国力的目的服务。事实证明，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已造成巨大浪费，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既贫且弱的国家再也经不住这种浪费了。当然，计划也应估计到价值规律和国内外市场的供求。首先，全国上基建、技改项目应从提高中国创新能力、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出发，统筹规划，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严格审批。应像建国初期搞156项工程那样集中优势力量确保重点。
2．减少行政费开支，千方百计挤出一些经费支援经济建设。
3．搞技术创新要像搞“两弹一星”那样具体组织攻关。
搞技术创新，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如果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技术创新是会落空的。现在的条件比搞“两弹一星”时好多了，只要集中优势力量攻关，是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成果的。
4．仍应千方百计加强国有企业，尽量减轻它们的负担。
我们只能依靠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是不行的。改革开放已20年，尽管私人资本享受种种优惠，具有实力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仍寥寥无几。我们应研究切实可行的办法、扶持、保护国有企业。
5．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发挥政府职能，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切不可照搬西方教条。
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实质上毕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东施效颦”、“削足适履”是要吃亏的。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要依靠国企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因为企业的广大职工对企业的兴衰最为关心，企业的兴衰不仅影响他们的工资福利，而且关乎他们的“饭碗”。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应总结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既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和政治工作的优势，又充分调动经理(厂长)的积极性；既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又要加强广大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概述】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已经席卷全球,银行业、保险业等虚拟经济资金链的断裂,导致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受到冲击,我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外部总体环境的不确定和经营环境的恶化,要求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管理会计更具战略视野,本文拟就金融危机环境下战略管理会计的应用进行探讨。
一、战略管理会计的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二、战略管理会计的认识
1、战略经营系统对管理会计的冲击
2、决策会计与业绩评价会计的融合
三、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经营环境分析
1、 国外需求减少,出口受阻
2、 国际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3、 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大,效果显著
四、金融危机环境下战略管理会计应用研究
1、战略目标制定
2、战略成本管理
3、战略性经营投资决策
4、战略业绩评价
五、责任会计再造：现金流量的视角
1、现金流量评价的重要性
2、责任会计中责任概念的变迁
3、资金责任会计：现金流量经营的产物
六、小结
战略管理会计是面向未来和面向市场的动态的管理会计,注重提供长远的、全局的、战略性的管理决策信息。而金融危机是短暂的,其对企业的影响是暂时的,它既会提高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会带来某些机遇。管理者应当注意到危机引起的经营环境变化,适当调整短期经营计划,以规避经营风险;更应该审时度势,用长远的放眼全球的战略视野,抓住企业发展的契机,取得更好的发展。基于战略经营系统的管理会计研究试图探求新的管理方式和实践方法去适应时代变迁的新潮流，并把新的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实际的商业行为。如果在企业实践中管理会计创新活动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正确的应用的话，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风险将被降到最低，而机会则更大。
相关推荐：
成本会计论文提纲范文
计算机毕业论文提纲
电大行政管理论文提纲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既不能依“治民之法”,也不能依“治吏之法”,只能依“平衡之法”;合理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力(利),就可能使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性权力(利)和程序性权力(利)在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另外,税法的平衡还应该注意授权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平衡。
一、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 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2]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j].行政法论丛,1998,(1).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一）行政法学的“支撑性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想起来一年来读到的几篇行政法学理论文章，包万超在今年年初《法制日报》上发表的《作为严格规范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包万超在《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发表的《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宋功德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平衡论，跨世纪的行政法理论》，罗豪才、宋功德在《中国法学》第4期发表的《论现代行政法学的激励—制约机制》。这几篇北京大学学者的文章，都代表了从社会科学的多元视角，从跨学科的研究进路解构重塑行政法（reinventing administrative law）的努力，行政法学不能继续沦落为“社会科学语境中的陌生人”。中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制建设存在着脱节现象，一方面行政法学界津津乐道于行政程序、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政法学研究中真真假假的命题，另一方面行政法律制定过程中，特别是部门行政法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几个人把行政法学的“理念”或“支撑性概念”当回事儿，这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只不过因为我们行政法学界也没有把这些东西研究透，所以实务界缺少认同感也是不足为奇的村姜明安教授认为，21世纪人类将告别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进入行政法时代。现代行政早已不是“最好政府，最少管理”，即使是在一向把行政法视为控制行政权利器的美国，近年来也开始以政府管制学说重新解构行政法，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理念的勃兴，给付行政和服务理念的兴起。经济学界开始强调用企业精神改造公营部门，构建企业家政府。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所谓“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法”，应该考虑“市场、政府和社会”等多重因素，从行政法学的视角研究国家与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政府管制和私人自治等多重矛盾，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需要，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依法办事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模式的转化，“掌舵而不是划桨”，对行政职能进行重新分解定位；注意发挥“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功用，做到刚柔并济。
因而我基本同意王学辉先生关于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我把它称为行政法学的“核心语词”）的定位，对于行政、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合法性审查这些词语，应该放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共通语境下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诠释。
我非常赞成王学辉先生倡导用均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行政法的努力。罗豪才先生最近正式提出来的行政法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对于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公共选择和新制度理论无疑可以全方位的重构行政法，比如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改革，更多时候属于国家力量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重新认识政府管制的能力和限度，认识到政府管制和行政权干预运作的很重要原因在于存在“市场不灵”，如存在产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企业合谋的垄断定价，以及公益产品（public goods）提供中出现的“外部性”（externality）和“搭便车”
（free rider）。但是还应该认识到也存在“政府不灵”，政府管制中可能会出现信息的失真，导致管制的无效率，比如说行政许可就可能导致寻租（rent-seeking），乃至导致行政机关被企业“管制俘获”
（regulation capture）拉下水。比如说“加强行政立法，加快行政立法进程”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行政立法也不过是也仅仅是主导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精英群体与社会公众、高层决策者之间反复博弈互动的产物，并不一定就能形成“制度的最优解”。有的时候行政立法结果仅仅是大家可以通过的方案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
如是等等，对行政指导、行政程序、行政救济，都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进行分析，叫做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也好，行政法社会学也罢，但是实质都是一样的。
（二）新时期的行政法学应该注重寻求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积极平衡，保障相对人权利。
我们传统的行政法学研究往往以行政主体的组织、行为和监督救济为主线展开，但是往往忽视了行政相对人在依法行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日本，却分为国家的公权和“个人的公权”，后者是指“私人可以作用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的权利”，如参政权、受益权和自由权等等。行政法学研究过程中，应该逐渐摒弃传统的权力本位的“管理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有利于发挥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治中的积极作用，增加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意识。应该说平衡论较好的回应了这种需要，尽管其中的许多核心语词和理论框架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转型与行政法发展
这部分的研究更多的要注重实证研究，我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相对繁荣，而以部门行政法为代表的行政法实证研究相对滞后。原因也许在于“大量有关实体的行政法，大都已由各行政部门在起草，在这些讨论中只有他们才是专家。”在这种情况下，部门行政法研究多少显得十分寥落，也就不足为奇。
我们今天正在处于一个制度变迁的十 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改革与行政组织法，行政法律文化的积淀与融合，行政模式的制度创新，都有可能给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和行政法制度建构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四）对社会的中介（中间）或准政府组织行为的研究。
“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是本轮行政改革的重点问题之一，在未来它们应该可以接受有限度的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协助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特别是非决策的行业和社会自律管理职能。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中介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却缺少应有的中介性和独立性，官办色彩过于严重，往往成为机构改革中间的“蓄水池”和“调节器”，它们很多时候挂靠在行政机关，它们行为的模式和地位以及权利救济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最近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两起学位诉讼案引发了学界的许多关注和思考。围绕学校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救济途径引起了许多争议。台湾学者在《特别权力关系论》中指出，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可以适用如下行政法理论（A）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应该有法定依据；同时允许提出行政争讼；
（B）在学契约说，认为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属于“公法上之契约”的范畴，虽然排除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但依然要遵守依法行政原理和诚信、平等和比例等原则；（C）部分社会说；（D）也是目前的主流论断，只要是涉及国家事务的“重要事项”无论是干预行政抑或是给付行政，都必须取得法律上的依据，不可由行政权力自行设定。而台湾学者的论证结论则是：“学生与学校间之法律关系应回复到一般权力关系，而应遵守现代法治国下之公法上原理原则。”
（五）行政法解释学
笔者恰巧对行政法解释学进行过实证研究，有1万1千字未公开发表的成果。所以可以讨巧整理一部分放在这里与王学辉先生探讨。
德国著名哲学家伽德默尔曾云“法律并不是摆在那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的有效。”其实国务院各部门颁布了许多解释性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每年都若干“解释”、“函”、“批复”，这都属于行政解释的范畴。我国缺少象日本那样发达的行政法解释学，科学的行政法解释学理论也有待形成。因而实践中行政法律解释多少显得纷乱无序。而行政法律往往是由行政部门适用的，它们有着其他部门和机构难以比拟的制度优势。而成文法律规范有着固有的局限性，有时则是具有一定的“开放空间”的“空白结构”
（Open Texture），正如台湾著名学者林纪东教授指出的那样“然法律之条文有限，社会之现象无穷，势难以有限之法文，规范无穷之人事。”条文本身的“刚性”与“僵硬性”都使得行政解释得以广泛的存在和适用。
美国学者安修认为“一贯的行政解释具有影响力”，而日本学界也逐渐不满“纯粹行政法学”对实际工作部门的实质影响力不断减弱，在行政实践方面，只能将适用于具体问题的个别解释予以综合，作为解释实际问题的先例，形成庞大的实务法解释体系。经成为了日本独具特色的“行政法解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规范层面分析，我国的行政法律解释也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四种。（详尽的分析论证从略）从上述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行政法律解释其实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制度格局，而且在其内部还存在解释权的分立。
（a）解释权限上，属于各部门“齐抓共管”的领域。行政机关都有着本能的扩张职权的冲动，这也就诱使他们超越权限做出解释，并且为自己的解释权进行辩争。解释权限的分立与冲突，阻碍了行政效率，也加重了相对人的负担。
（b）解释形式并不规范，仅以笔者收集到的解释为例，就有解释、解释函、函、函复、复函、批复、意见、通知、补充通知、通告、解答等形式。而最为常用的形式当属“函”、“函复”、“批复”几种形式。事实上解释主体对解释形式并没有放在心上，也就造成了解释形式多种多样，而解释文件作为行政公文的一种，往往作为“文”
来办，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而且解释有的是以内部工作机构名义做出的，甚至少数情况下解释是电话请示、领导随口指示等。这无疑影响了解释的效力和质量。
（c）解释程序。更多的是按照公文处理程序进行的。目前相对人缺少法定的解释请求权，而且即使请求解释也未必会有结果。第二，解释程序比行政立法程序更为“随心所欲”。第三，解释的公开透明程度差。
（d）解释质量。有时解释沦为借以维护“家族凝聚力”的“家规”，照顾了部门的或地方的利益，其内容也难免“过分有利于行政权，而不利于国民”，也影响了解释内容的科学性与公正性。
（六）行政公开制度
应该看到，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时代，而有资料表明我国的信息70-80%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很多内容到现在依然锁在政府的抽屉里和档案柜里，我国政府和公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资源上行政相对人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信息公开恰恰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努力。正如周汉华博士指出的那样：“在发达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性被视为是一项主要的制度，是民众知情权的体现。而在当今这样的信息时代，政府信息的自由流动，更被视为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交易费用的主要手段”。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已经有不少官员将信息视为财富借以“寻租”来“发信息财”，相对人千辛万苦“找关系”去结好官员探听“消息”，这都是不合理的，不应该以政府信息交换利益，应该合理界定信息公开和保守国家秘密的边界，应该以信息公开为一般，保守国家秘密为例外，尽早制定一部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1.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 学》（上篇），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29日。
2.参见姜明安为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写的序言。
3.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网址www.nmu.edu/www-edgar/poli_sci/profpages/Carlson/adminlaw.htm
4.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5.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的系统论述。
6.参见易筱：《行政许可不是多多益善》，《检察日报》2000年10月25日网络版。（易筱是作者的笔名）
7.宋华琳：《变法模式与法律修改——从王安石、商鞅变法说开来》，北律信息网法学研究频道2000年8月25日发表。
8. [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9.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10.应松年教授语，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11.参见宋华琳、邵蓉：《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2.台湾学者（作者不详）：《特别权力关系之理论》，2000年10月19日笔者张贴于主持的《行政法论坛》（）
13.转引自郑戈：《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载罗豪才主编：
《行政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15. [台湾地区]林纪东著：《行政法》，三民书局1984年3月第6版，第88页。
16. [美]詹姆斯。安修著，黎建飞等译：《美国宪法判例与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58页。
17.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18.参见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
19.甄建军：《法律解释权的泛化应予纠正》，载《上海法制报》
1999年4月21日。
20. [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1.周汉华：《WTO与我国政府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本贴由宋华琳于2000年11月02日00：31：54在〖行政法论坛〗发表
附：
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法学的新视野
王学辉（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可能引起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革命性变革。现代行政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科学行政”，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基本内涵。它决定了今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也决定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社会转型现代行政行政法新视野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我国行政法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法学学科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对行政法学基本概念（“支撑性概念”）的重新定义。
现代行政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科学行政”。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基本内涵。它决定了今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也决定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将发生变化。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行为方向和基本任务（职能）的三大方面。由于中国已经走入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必将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政府和社会”
是构建当代行政法学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如何把依照计划经济模式建构起来的行政法，转换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行政法，是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法所面临的课题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表层反映着行政法学基本概念和根本体系的变化，深层则引申出民众与政权、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变革。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社会）政府的职能重心在于政治统治，至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社会管理职能（包括经济管理职能），至后工业社会又转移到社会服务职能。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从一个职能转向另一个职能。现在社会服务职能基本上成了政府行政行为的重心。原有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并未消失，只是在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既然这样，现代行政法的体系设计和所关照的重点内容就应当放在社会服务职能上。
一般说来，行政法律的设立、运行都与构成行政法律制度的关键词有关。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指构建行政法律制度的“柱子”。正如支撑一幢大楼的混凝土“柱子”一样。“关键词”是构建这个学科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对构建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关键词）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探讨其内涵和外延，以构建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行政法。众所周知，行政法学在我国的发展虽然正处于高峰时期，但对行政法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指正常情况下所形成的各个学派、各种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指对支撑这个学科的“关键词”发生了歧义，这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学科构建的“关键词”应当是统一的，不同的是运用“关键词”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通过考察，我认为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或称为“关键词”）主要有：行政、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合法性审查。对这些支撑性概念的具体解说决定了我们需要建立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也决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现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支撑性概念的含义基本上是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如对“行政”概念的认识就是如此，认为“行政”就是管理，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仅仅强调行政是一种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就有了“行政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整你。”这种纯国家意志执行的思路。其实，行政的内涵不仅是一种管理，现代行政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服务。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政府无须像以往那样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政企、政社的分离使得各社会行为主体获得了社会活动的自主性，政府除了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进行必要的管制之外，主要履行的是社会服务职能。现代行政理念应当是：
“行政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服务”。所以，笔者认为“现代行政”实际上就是“法治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 ”、“服务行政”。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靠行政强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就百姓来说，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实现社会秩序、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只要能够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目前，我国政府的服务职能日益突出，例如开发旅游产业，培育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也会增加。以前认为行政行为都是强制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因此，伴随着社会转型，行政理念也应当发生深刻的转变。
行政理念是政府行政活动的先导，政府服务角色和服务意识的确定与形成，对于引导政府资源的投向、政府行为的重点选择和政府工作目标均具有重要意义。再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只重视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其实，行政行为也具有非强制性的一面，并且现代行政更应注重其非强制性的含义，那么行政行为的非强制性也要加强研究。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强制性行政行为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管理与激励都很重要，要强调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的激励作用。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靠行政强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确定的“行政行为”的“四个几个力（确定力、强制力、约束力、公定力）”是否准确，应重新认识。
（二）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应立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行政法学研究，立足于跨学科的研究。
行政法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什么支撑点上？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还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支撑点上。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支撑点上，因此，行政法学研究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法理论的借鉴必须做好理论知识的结合点。
当今对行政法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行政法本身，要充分注意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要将行政法的理论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更大的视野里去，以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借鉴是必要的，我国行政法学科早期偏重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借鉴，后来借鉴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最近在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对行政法学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应当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是从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吸收的营养。同时行政法要注重从行政管理学中吸收知识和经验，现代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行政管理，它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社会的行政管理，国家行政管理很重视工商管理的经验和办法，历史上也是如此，早期的工商行政管理的手段简单、粗暴，但近年来的发展很好，由简单采取强制手段到现在管理手段的多样化。最近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很强调国企发展的两种机制：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者是很突出并且是很重要的。我国行政管理也应当吸收工商管理中的这些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行政管理领域过分强调制约机制而忽视了激励机制。这些年存在的干部队伍中的“58、59”现象就与我们没有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要在干部管理中引进激励机制，体现激励机制，要将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一并研究；同时对行政管理相对方也应当引入激励机制，用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手段。
既要管理同时又要保障权益。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强调全面执法，强调行政执法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服务性）的结合。过去，行政管理领域过分强调制约机制而忽视了激励机制，今后，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应当同时并重。
（三）以控权论和服务论为指导，避免将行政法学的研究放在公民与政府对立的层面上。行政法既要控制行政权的恣意运行，同时更应注重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是什么？行政法学界主要有公益论、私益论、控权论、兼顾论、平衡论、服务论，我国行政法学究竟应确立什么样的基础理论？考虑现代行政的特点，提控权论和服务论相结合比较适合我国发展行政法学科的特点。研究行政法学必须考虑公益和私益，避免将行政法学的研究放在公民与政府对立的层面上。
通过对前苏联、法、德、日、美行政法理论的研究发现，管理论和控权论的思想根源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些理论的存在是受当时的经济根源所决定的。对这西方两派的观点（管理论和控权论）是不应照抄的，我们所强调的控权论和服务论既吸收管理论的合理成份，也吸收了控权论的合理成份。尤其是当前强调服务论是考虑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趋动，考虑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互重。其实，同志早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过去，我国在行政立法上偏向于行政权，行政机关权利多、义务少，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失衡，没有体现政府为人民的服务意识来。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不同，所有的行政管理关系都是不对称的，但行政法学总体上应该体现出权利义务配置的一致性。我们知道法律地位是权利义务的综合体现。那种认为“行政法是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调整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分析起来这种观点可能欠妥。在行政管理学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笔者认为，但当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一旦进入法学领域来调整的时候，成为行政法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应当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了。“法”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正义”，行政法也应当属于“法”的一种，“行政”一旦进入“法”的领域，就成为一种“法治行政”、“民主行政”，都必须平等地对待各方参与者（当事人）。罗豪才教授在1999年11月1日到西南政法大学进行行政法学科建设的检查、调研工作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当然，这种观点还值得深入分析。
（四）应加强社会转型与行政法发展方向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正在引起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变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的理念、体制、制度等等正在逐步形成。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作为行政实践的理论研究，行政法学应当探讨社会转型条件下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如何在新形势下完善行政管理，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当然，行政发展不仅体现为行政关系的变动，行政体制的转轨，也必然表现在行政理念的更新方面。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行政理念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1）从管制行政理念向服务行政理念的转变；（2）
从权威行政理念向民主行政理念的转变；（3）从人治行政理念向法治行政理念的转变；（4）从经验行政理念向科学行政理念的转变。
社会转型并非仅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说到底，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变迁。由现代化这一过程到现代性这一结果，将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其间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第一，在经济方面从前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在政治方面从祟尚权威和实行人治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 第三，在文化方向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都可能引起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革命性变革。
（五）行政法学研究将面临的一个崭新领域，即对社会的中介（中间）组织行为的研究。
现在强调我国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放权，那么这部份职能转给谁，放给谁？谁来行使这些职能？这是今后行政法学必须研究的问题。这部份职能的很大部份要转给市场主体，政府不管微观方面，微观方面应由市场主体来承担，中介（中间）组织是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桥梁。西方的中介组织是自然、自发形成的，是为了协调同时也是利益群体向政府主张共同体的权利特别是对政府决策性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中介组织协调行业关系。香港有十大专业协会，承担了过去大量由政府管理的工作，如考试、资格审查、执业道德等现均由行业协会来完成，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我国的中介（间）
组织应当由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发展起来，它不应是自发的。公共行政除国家行政外，也包括社会行政。中介（中间）组织的行为应当属于公行政（社会行政）的范围。20世纪以后，各国行政法学大多将国家行政以外的公行政也纳入研究范围。许多英美行政法学著作在讨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时，引用公立学校开除学生学籍或给予其它纪律处分的案例，以及律师协会拒绝给律师颁发执业执照或吊销开业律师执照的案例。公共（中介）组织实施的行为如果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这应当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六）加强监督行政的研究。
我国过去在行政法制度上，仅仅偏重于行政执法制度，监督行政的制度不完善。其实这两种制度都应当发挥作用，才能兼顾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利益。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一些机制来实现平衡，行政法对双方都要加以制约，这也是有根据的，首先要受宪法制约，任何人均应在法律下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的权利，只是制约的重点不一样，政府是强者，行政法的设计就是要制约强者。同时，对相对人一方也要加以制约，东南亚经济危机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制约市场主体的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因此，行政法学界应当加强对监督行政行为的课题研究。
（七）行政法学科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法律解释学已经成为法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各部门法学都在开展各自的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由于行政法学科本身包括的内容的宽泛性，决定了行政法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应当成为今后行政法学中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行政法解释的意义；行政法解释的特点；行政法解释的主体、对象、程序；
行政法解释的体制；行政法解释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等等。
（八）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
行政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价值。也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秘密外，必须将其行政行为公开于行政相对方及社会，让其知悉和了解。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包括：（1）行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公开。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受到重视，如法国行政法规定，条例的执行力只有在公开以后才能发生。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46年）第5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任何人服从应公布在《联邦登记》上的任何文件，也不应使其受此种文件的不利影响，除非他在实际上已及时得到了此文件的内容。”
这基本上表达了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是涉及到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一切法律都必须向社会公开，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未公开的法律的影响。
行政主体依据未公开的法律作出的任何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决定都是无效的，不具有法律效力。1996年公布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公布或法律法规、规章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众知晓以便遵守，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本身的拘束。（2）
情报资料公开。情报资料公开是行政相对人有目的、积极参与行政活动的一个前提，它有助于行政相对人作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它意味着行政主体依据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及时地提供其所需要的行政信息资料。对此各国都比较重视，如美国在《情报自由法》（1996）、《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6）等重要法律中均有明确规定。（3）
行政决定公开。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影响其合法权益的行政决定时，必须向社会和其本人公开，从而使行政相对人有机会获得行政救济。同时这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机会。（4）行政行为运行过程公开。行政过程公开是指在行政程序的一些关键环节，即那些影响公民合法权利和义务的阶段，让相对人有参与或者了解的机会，如听证、询问等。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要求。行政公开意味着将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阳光下，但是中国各级政府和公务员中都有一个通病——“怕光”。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和政府要坚持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
在农村已广泛开展村务公开制度，在城市许多行政部门也积极进行行政公开的偿试：如政府公开采购制度、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等等。重庆綦江彩虹桥案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行政公开制度不健全，彩虹桥建设的决策没有进行民主公开评议，招投标中实行暗箱操作，工程质量检测不公开，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行政公开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有关行政公开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是一块空白。行政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依法行政的必要内容和重要保障，是行政管理科学化、制度化、高效化的前提，是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包含了公民的知情权，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各地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政府管理招投标制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重庆市政府近来出台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市政府39号令）和其六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现在正在进行的‘十个一批’，都与政府适应社会转型，切实规范和改善政务管理，创造优良政务环境，转变自己行为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
国外对行政公开制度的宪法、法律规定比较健全，法律实施及司法监督比较严密，效果显著，在行政公开制度理论研究方面较为发达，这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国内行政公开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律建设而产生的新课题，理论研究方面至今不足，但依法治国又急需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支持。笔者认为，行政公开制度研究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公开的必要性及其价值；行政公开的政治基础——现代代议制民主制；行政公开的宪法保障——知情权（知悉权、了解权）；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行政程序法、情报公开法、政务公开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等）；行政公开的技术保障；国外行政公开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实现行政公开的条件和途径。
（九）、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不是法律规范上的用语，而是行政法学界的理论用语。在近些年来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实践中，因受案范围限制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不力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救济乏力的问题日显突出，其中由于纠纷本源“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未纳入受案范围”
则常常是造成一些具体行为纠纷引致的权益损害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法定理由。因此，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特别是司法审查的对象。这是政治民主、行政民主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第一次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规章以下的规定）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发展，扩大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范围已成必然趋势，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尤其是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的衔接。这也是我国行政法理论建构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关于行政法的救济理论与实务）亟待突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与此相关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研讨文章近年来已逐渐增多，并将形成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重点。
（十）、建立怨情申诉制度，让当事人有更加畅通的救济途径。
怨情申诉也叫苦情处理，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在各国行政法制中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在日文中，“苦情”具有不平、不满、抱怨、牢骚、委屈、怨言等多种含义，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苦情”是大量存在的，苦情处理已是日本行政法中的一项比较成熟和规范的制度，在其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几乎都列专章加以讨论。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公民怨情申诉的法律调整机制尚不够健全，有关理论研究也大大滞后，亟需进一步研究，确立这项制度。
由于行政管理领域自身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这给相对人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伤害，有时这种伤害比物质方面的损害更伤害相对人；而现有的任何一种救济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尽管我国已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相对人认为受到行政行为伤害却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全面救济的情形仍然很多。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民受到执法人员的恐吓或辱骂；公民理应获得行政奖励而未能获得；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合理的咨询要求而得不到答复；等等。当公民遇到这些情况后都难以通过现行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常规救济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民主化和纳税人需求多样化的新情况，更好地体现政府为民服务的宗旨，应在坚持和完善既有救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救挤渠道和救济形式。如人民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及其成员并负责为之申诉行政怨情和争取救济的制度；在各级政府设立怨情申诉专员等等。并努力实现各项公民怨情申诉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简便化和高效化，以更好地弥补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切实保证行政运行的合法、合理、合情，且在公民受到行政行为损害后能通过法定和规范的渠道得到有效救济。
这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新课题。同时也应当是行政法学的一个新的领域。
（十一）、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加强对行政的监督。
监督专员制度（ombudsman）是由监督专员对行政机关（一般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之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监督的制度。它发端于瑞典的议会司法专员公署制度（office of the Parliamentary Justitie ombudsman，简称JO）。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集团财务管理的一般模式
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的建立，改变了传统单一企业组织的内部结构关系。由于企业集团是通过资本纽带形成的，这使得财务管理在整个企业集团管理中的地位更显突出。从单一经营到企业集团的规模经营，其财务管理职能也将发生巨大转变。企业集团必须在集团内部建立相适应的财务管理体制模式。一般而言，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体制有三种模式：
1．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
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将子公司的业务看作是母公司（集团公司）业务的扩大，母公司对于整个集团采取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其特点是大部分财务管理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子公司只享有很少部分的决策权，其人财物及产供销统一由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资本筹集、投资、收益分配、资产重组、财务人员人任免等重大事项都由母公司统一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子公司只相当于母公司的一个直属分厂或公司，投资功能完全集中于母公司。
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能统一指挥和安排财务政策，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有利于母公司发挥财务调控功能，完全统一集团财务目标；能发挥母公司财务专家的作用，降低资公司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有利于统一调剂集团资金，降低资金成本。但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财务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容易挫伤子公司经营者的积极性，抑制子公司的灵活性和创造性；高度集权使决策压力集中于母公司，一旦决策失误，企业集团将产生巨大损失。
2．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
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是指子公司拥有充分的财务管理决策权，而母公司对子公司以间接管理方式为主的财务体制。子公司在资本融入及投出和运用、财务收支、财务人员选聘和解聘、职工工资福利及奖金等方面均有充分的决策权，并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自身情况作出重大的财务决策。
分权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优点在于：子公司决策快捷，易于捕捉商机，增加创利机会；减轻了母公司的决策压力，减少了母公司直接干预的负面效应。其缺陷表现为：难以统一指挥和协调集团整体，子公司各自为战，容易因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甚至损害公司整体利益；不便于发挥母公司财务调控功能，以及时发现子公司的风险和重大问题。
3．集权和分权结合型财务管理模式
极端的集权，子公司没有主动灵活性，集团财务及经营机制必然僵化；相反，过度的分权，也会导致子公司一味追求个体经济利益，而忽视集团整体利益。集权和分权结合型财务管理模式强调恰当的集权与分权，这样既能发挥集团母公司财务调控职能，激发子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能有效控制经营者及子公司风险。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分分权或集权的缺陷，融合了集权与分权的优势。
二、确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关键在于财务决策权的集中与分散。然而，集权与分权是相对的，需根据集团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而定。企业集团确立财务管理模式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1．发展战略。为了贯彻实施集团的战略目标，母公司（集团公司）通常要对那些与集团核心能力、核心业务密切相关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实施高度的统一管理与控制；对于那些与核心能力、核心业务关系一般甚至没有影响的成员企业，往往实行分权管理。企业集团是以运输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其核心产品应该是客货运输。因此，凡是与客货运输具有紧密联系的资产和业务对企业集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往往成为集团公司集权控制的对象。一般来看，集团总部对核心企业和控股层企业的控制要明显严于参股层、协作层企业。
2．股权结构。一般情况下，控股公司财务决策权的集中度与其对子公司的控制程度成正向关系。如果子公司是独资经营，那么控股公司在财务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的选择上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由于集权更有利于控股公司的全盘财务调度，故通常选择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相反，如果控股公司的子公司是合资经营，根据合资人的利益与要求，其财务管理权限会相对分散。
3．企业文化。控股公司财务管理的集权与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公司传统的影响。我国企业因其传统上的行政管理色彩造就了特殊的企业文化，在实践中还积累了一些富有特色的财务管理方法和经验，这些都将影响未来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的确立。
4．竞争环境。市场竞争的加剧，子公司对当地市场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已成为企业集团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这要求子公司拥有更多的经营自，包括更多的财务管理决策权。而随着经济的国际化发展，集中财务管理决策的利益也很明显。因此，企业集团还要根据市场竞争情况，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理念和股权结构等情况，合理划分母子公司的财务管理权限。
三、动态集分权结合财务管理模式
合理而有效的财务管理模式对企业集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集团公司的财权配置方式是动态的，而不是僵化不变的。随着母公司、子公司的发展，以及各种环境的改变，应及时调整财权配置政策与方式，使之保持最佳状态，发挥其最大效能。
1．财务管理权限在集团内部不同成员企业的动态配置
企业集团的构成包括了核心层、控股层、参股层以及协作层等不同疏密关系程度的企业。而这些成员企业无论是产品构成、人员素质、地理位置、行业分布以及在集团中的重要性，还是面临的市场环境都不尽相同。对于不同的成员企业，集团公司可以采用不同的财权分配政策。即使同是全资子公司，也可能由于其具体情况不同，采用不同的财权配置。
2．财务管理权限在集团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配置
企业集团不仅要从自身发展的不同层次调整，还要从企业集团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母子公司间的财权配置。比如在企业集团初始创建阶段，如果集团规模不大，管理的跨度不是很长，集团公司可以采用集权式管理；在企业集团发展成熟阶段，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涉及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所处市场环境越来越复杂。这时企业集团要根据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情况，合理地划分财务管理权限。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
>> 邵鸿：大方向是破除“计划教育”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三大方向 “大方向”“小目标”在励志教育中的运用 看人要看大方向 大方向对了实行急不得 汽车营销三大方向 看清中国经济大方向 03秋冬之流行大方向 互换利率大方向仍将向下 十大方向反思 五论理财大方向 软技能影响大方向 中国改革锁定大方向 南科大“转正”之后去行政化依然是改革大方向 上海国资国企的改革大方向是“国际化”、“全球化” 科学发展的小试验大方向 南沙定位大方向一直未变 年报行情需把握三大方向 摆正职能位置 把握政治大方向 国内电饭煲发展呈现四大方向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邵鸿:大方向是破除“计划教育” 邵鸿:大方向是破除“计划教育”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一
长期以来，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一个是“计划教育”，体制管得过死。
由于缺钱，中国教育投入曾长期严重不足。例如“普九”时期，仍需要大量通过欠债等方式来解决校舍建设和危房改造。但是随着国家日益重视和财力不断增强，教育投入偏少的局面已在较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当然，某些领域仍然投入不够，比如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部分中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等，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但在某些领域比如高等教育，现在突出的问题已不是投入，而是怎样提高经费使用效益，避免浪费和腐败。
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未有根本改变。我姑且参照“计划经济”一词，称之为“计划教育”。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目前中国教育的主体是公办教育，公办学校均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级事业单位，书记、校长是上级党委、行政委派的干部，有相应行政级别，主管部门支配和控制学校的重要事务，学校办学自不足。
第二，体制外成长起来的民办教育至今还是一个较小的补充部分，不仅其政策待遇和公办学校有巨大差别，政府的管理也并不宽松。在重视和支持民办院校的背景下，政府反而因此管得更多，也更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民办教育处在一个比较困难和分化重组的时期。就民办职业教育和大专院校而言，近年来总体上招生困难，规模萎缩，事实上普遍存在的招生回扣趋高。招生回扣可视为民办教育的景气指数，二者成反比，回扣越高说明民办教育越不景气。我今年跑了十几个民办院校，招生数量大都在往下走，而且降幅很大。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高考人数逐步减少，公办院校招生录取份额却在不断扩大，导致民办学校办学空间被不断压缩。另外，600所本科院校要转变为应用型大学，也势将进一步压缩民校的生存空间。从更深层次看，国家在理念和立法、政策方面的滞后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很多发展民办教育所必须的政策迟迟得不到明确和落实，民办学校硬件条件差、教师素质低且流失率高、债务沉重、发展困难的现象较为普遍，实际上是“计划教育”的体制使然。
总之，随着教育投入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目前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就是“计划教育”体制。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计划教育”体制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强化，因而弊病尤为典型和严重。
一方面，政府对高校管得过死。各高校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下属单位，从书记、校长的任命，到招生计划指标、学科设置、学位授权点乃至某些课程的确定，再到各种各样建设计划和项目的申报审批，学校办学受到很大约束，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高教法》的很多规定至今尚未完全落实。当年我在高校负责基建和后勤工作，有一度连卫生间要不要进学生寝室教育部都有要求，如此细致具体，到了可笑的地步。
在这样的约束下，哪里会有教育家办学的足够条件和空间？为什么当代中国大学普遍缺少特色，“千校一面”？为什么大学奉教育主管部门如上帝甚至也要“跑部钱进”？原因都在于此。
另一方面，大学内部行政权力过大。学校的教学科研事务和资源分配不是教授说了算，而完全由行政权力所决定。现在高校的文化生态，即使和十多年前相比也已大变，学校行政领导官员化，行政管理者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往往凭借这种地位优先获得博导、课题负责人、各种表彰从而经济收入等种种好处；学术委员会和教师缺少决策权和话语权，各种标准化的业绩考核盛行，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搞科研和认真教学的教师在学校里吃不开、边缘化。
我们的大学之所以鲜有大师，原始创新和高端科研成果不多，以致有“钱学森之问”，原因很简单：大学不是按照教育科研的规律去组织和管理，成为官场和名利场，做学问的人处于被支配、被压抑的地位，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孕育重大成果和高端人才？
以上两方面的弊病，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行政化”，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行政化是“计划教育”的必然结果和集中体现，正是它导致中国大学与以自主办学和学术主导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相去甚远。因此，去行政化，理顺政府和学校、学校内部行政和学术权力的关系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去行政化”已经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和多个文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再次明确提出了这一目标，令人鼓舞。但是实质性的改革难度很大，因为既有大的制度环境的制约，也有利益相关者的抵制。 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现在必须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有关要求，切实推进教育改革。
首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部署实施。近几年，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在减少审批事项、制定大学章程、实施高校信息公开、规范和强化学术委员会和教代会职能、大幅度提高省属地方院校生均拨款、放宽中外合作办学等方面都迈出了步伐，值得肯定，但这些还不够，要把有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也仍需努力。
其次学校也要实实在在地起而行之。今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强调，高等院校要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很有针对性。
事实上，目前学校方面普遍对改革缺乏动力，积极性不高。比如在高校有一种议论颇为流行，认为行政化是大环境决定的，社会不改，高校也没法改。这个话既站不住脚，也很有害，其要害是改革不能自我开始。口口声声要和国际接轨，创造“世界一流大学”，并自诩大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引领社会文明，可是一谈到“去行政化”却如此抵触，借用的一句话，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教育改革绝对不是教育界本身的事情，也必须要有其他力量来推动。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理应在保障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发挥基本作用。按照法律规定，人大负有教育立法、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人事任命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监督等方面的职责，如果人大真正履行了这些职责，理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有效监督政府依法管理和学校自主办学，才有根本的保证和可能性。
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学章程由学校自己制定，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生效，章程并非学校和政府之间的契约，根本不可能约束政府部门，也就解决不了自主办学的问题。这样的大学章程，其价值和意义必然大打折扣。但如果交由人大审议通过，大学章程就不仅是高校的内部规范，也是政府与学校关系的规范，章程的效用和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利也就有了保障。
总而言之，中国教育的方向和出路，还是通过不断改革，破除“计划教育”传统，建立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教育制度体系。
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当然需要政府在经费投入、规范保障、考核监督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正如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放权搞活一样，教育改革的大方向也应该是放权搞活。必须在制度上给教育的主体――学校简政放权，让各类学校具有更大的办学自和自由度，从而为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提供空间和舞台。
与之相配套，学校内部亦应加强制度建设，确立学术主导和民主管理。二者是一体两翼，缺一不可，同时又是相互促进，相互保障。只有这样，中国教育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而拥有光明的前景。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使中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仍然不能磨灭,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着影响。本文主要以供电企业为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传统文化对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1、“官本位”的意识阻碍了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以皇帝为顶端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只有做了官,才能获得特权和利益。中国自明清以来对官吏实行的是低俸禄政策,但是这并不阻碍底层莘莘学子通过科举考试挤入统治集团。因为官员的俸禄虽低,但是整个社会上是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时至今日,“官本位”意识仍然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央在淡化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但是国有企业中的分配机制仍然在按照行政级别制订,如某级别可以享受多少工资待遇、多大住房(包括地段)、可以购买多少企业股票,这种分配政策的制订无需接受任何质疑和监督,于是基层企业规模再大,其领导的级别不如上级机关衙门里的一个小官,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由此而产生,于是乎“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是社会的特权阶级,导致大家对“官”仍趋之若骛。
近几年来,大学扩招,各种门类大学生出现了,大学生也不再是国家干部了,但是国有供电企业领导经过改革之后的自由裁量权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企业还是象一个官僚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弹性尽可能加大,在不唯文凭、不唯学历、只唯能力的外衣下,不对能力制订客观的评价指标,权力指挥一切,国有企业中的成“官”的正常通道没有了,于是寻租现象就出现了,其结果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但不能优化、发展,简直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2、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儒家管人思想,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相互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具体表现如下:
(1)重德治而轻法制的偏向
儒家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和孟子,他们都更注重个人修养,强调道德教化。虽然也有虽有“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艺,不能正五音”(《孟子?离娄上》)一类主张规章制度的话,但相对于其长篇的“德”的强调来说,太过于苍白。
表现在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它过分重视德行管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结果导致企业员工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这种“德治”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2)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管人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人思想的本质。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更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但是如果把这种群体观念发展到极端,无疑会对个体产生排斥作用。这种排斥的后果,无疑要扼杀个体的活力,使个体的任何行为都要从群体的规范,群体的心理,群体的习惯中去考虑,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谁要标新立异,搞些创新,就可能遭到群体的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心理严重地阻碍了人的创新精神的发扬。谚语“枪打出头鸟”,就是这种思想最精确的诠释。
第二,没有完善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均同,不讲贡献;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管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三,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3)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管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管理思想吞没。其根本原因是:
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
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
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供电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同样也影响着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更愿意采用已有的方法和制度,而不愿意思考、创新。这是我国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有企业的业绩与企业领导升贬并无直接关系,企业倒掉,领导易地继续做官现象比比皆是。因此企业领导更多的是对上负责,于是因人设岗在国有企业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结果是,企业岗位设置不合理,很多在岗的员工本身就不具备上岗条件,考核也就无从谈起。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人力资源管理制度都无法在这类企业中执行,换句话说,谁也没有能力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制订如此复杂、完备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作为替代,企业领导的协调水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人治”也就习惯成自然了。“人治”得越久,领导的自由裁量权也就越大,领导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制度也就没有执行的必要了,因此制订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应付检查。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措施
1、儒家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融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的各种先进的管理思想正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也会越来越频繁和深入。如何将儒家文化更好的融入到西方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中去,以更好的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促进供电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中国更好的发展是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和专家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传统儒家思想中,有很多用人的思想和理念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谋而合。因此,新兴的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要向传统文化学习,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在根本上说只是一种处世哲学,更多着眼于宏观的环境,如国家;对于企业这种微观组织的细节化的管理论述甚少。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借鉴儒家文化时不能从中得到具体的帮助,可以引用的只是一部分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态度等,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科学分析。所以,我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要不断吸收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精华,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指导下,树立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强调对个人的尊重,重视运用待遇和发展机会来吸引和留住人才,并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淘汰不合格的员工。
2、具体措施
(1)改革薪酬体系
①取消一切所谓某某级领导干部享受某某待遇的特权,把包括住房在内的全部福利和包括公务用车、通信费、招待费等职务消费全部纳入薪酬体系,使企业内部整个薪酬体系透明化。
②尽可能实现同工同酬,原有体制内职工的收入可以以股份分红形式进行调节。
(2)公开招聘流程
按照企业的需要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公布岗位说明和岗位要求,招聘过程公开化,做到以岗选人,为合理的设置绩效考核标准奠定基础。
(3)疏通各岗位的上升通道
①加强技术、经营、行政管理三支队伍建设,疏通每个岗位上升的通道,改变以往提升待遇只能走行政管理一条路的现象。
②对于成熟期的企业,各岗位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时,对于能力已超越岗位要求而又无岗位可上时,可以将相邻岗位加以合并,同时相应提高薪酬。
(4)强化制度管理
改革目前制度订得很严而执行很松的陋习,将各项规章制度简单化,做不到的制度不制订,凡已制订的制度必须确保执行。因此对规章制度实行持续改进,不搞大而全,在执行过程中逐步修正、完善、增加。
(5)加强内部竞争
改伯乐相马为赛马。如同美国国会选举一样,每年将一定比例的岗位(如1/4)在公司内部重新竞聘,这样每过数年公司各岗位之间就相当于轮换一次,可以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使整个企业在创新中前进。
另外,严格控制每个岗位竞聘者的数量,当某岗位竞聘者的人数超过设定上限时,则适当降低该岗位的待遇;当该岗位竞聘者数量不足时,则提高该岗位待遇,相当于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各岗位的薪水进行调控。
参考文献:
1、邱雯.美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1(10)。
2、黄静.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j].管理视角,2006(19)。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出现的企业依赖政府现象值得注意近几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毋庸讳言,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显露出诸多问题,面临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无一不强化了企业对政府解困的依赖：
一是国有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1996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已达44%以上,就是状况一直较好的广东省,国有企业亏损面也已由1995年的20%增加到40%。大面积的亏损导致许多企业停产、停薪.目前,因发不出工资涉及到的困难职工已有1500多万.占职工总数的10%,其中880多万职工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二是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资产负债率即负债与企业资产之比.在西方,一般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不应超过50%,否则会使企业的潜在投资人对其投资与债权安全性产生疑虑而裹足不前.50%的资产负债率也被认为是衡量企业是否过度负债的警戒线。根据我国学者的计算,若将固有企业列支于成本的利息与税后利润除以国有总资产(利息+税后利润/国有总资产)计算所得的资产盈利率估计不超过6%.而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为12%,国有企业平均资产盈利仅是银行平均贷款利率的1/2.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局部透视银行呆帐损失与贷款坏帐的成因,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把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降低到50%以下,整个国有资产才能盈亏相抵,否则负债率越高,固有企业亏损越多。这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实际上影响不同产业、同一产业的不同国有企业负债率水平的因素很多,存在很大差异。由于企业的亏损面扩大,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有继续攀升的势头,其中的不良债务比例还可能继续增大。
就大面积亏损的成因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有企业初临市场竞争尚缺乏足够的适应性有关,但更主要还在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一直没有硬起来,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盈利了企业所得不多,亏损了由政府兜着.致使亏损额与亏损面不断扩大。当企业亏损额上升、亏损面扩大到危及简单再生产甚至工人工资都开不出的时候,不是考虑如何"练好内功,,扭亏为盈,而是要求国家财政"输血"支持企业扭亏为盈,甚至由政府担保贷款给工人发工资。那么,国家财政是否具有帮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支撑能力呢?从1978年到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31.2%降低到11.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有可能降低到8~9%.由于政府财政力量被削弱,1994年预算内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7.32%靠财政投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帮助企业扭亏为盈是不现实的。
就高额、过度负债的成因看,虽然国有企业债务的形成存在着与体制沿革相关的历史的原因,但主要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有关。因为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在银行没有商业化之前,不过是国家财政的出纳机构〉,企业的资本,银行的资本,说到底都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行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敢于负债、乐于负债。贷款既可以用于生产经营,也可以用于福利、甚至发工资、发奖金及公款消费。对于许多固有企业来说,可能从借款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要形成呆帐、死帐、坏帐。当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甚至银行与银行之间被拖进打不开的债务链不能自拔以后,许多固有企业试图依赖于政府的帮助赖掉(冲销)死帐、呆帐和坏帐,从而卸去债务包袱。这种要求当然有其合理的成分(我们后面再做分析),但依靠政府减免债务.完全用"抹帐"的办法来解决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背负巨额债务负担的国有企业又转而去依赖国有商业银行,希望银行帮助卸掉债务包袱。由于到目前为止国有商业银行是以整个国有财产作担保,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所以对国有银行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政府的依赖。那么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支撑国有企业的"赖债"呢?到1995年末,居民储蓄金额已达29,700亿元。这近3万亿的居民储蓄足以买下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银行已成了最大的"杨白劳"。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年利率是12.06%,而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高达10.98%,三年、五年期则更高。银行只能在1%左右的利率差中谋求利润.还要开支业务及各种费用支出,稍一松手就会出现亏损。如果银行不良债权增多,贷出的很多是坏帐、死帐、呆帐,就无法支付储户存款,一旦发生储户挤兑银行,后果不堪设想。另据有关资料,国有银行自有资金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率已从1979年的31.9%下降到1995年初的7.02%.负债比例过寓,风险增大。按照国际公认的"巴塞尔协定",即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小于8%的标准,我国国有银行的负债率也已超过了安全警戒线。依赖固有银行减轻债务负担已是缘木求鱼。
针对目前固有企业改革遇到的两个最突出的难题,一方面固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增强,希望"输血"和"抹帐,,来解困,越来越偏离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另一方面,财政状况与金融形势又表明,政府对这种依赖的支撑力又是极为有限的.
二、政府对国有企业解决三个负担的行政手段特征第一,在解决富余人员问题上要求国有企业内部自我消化,不能推向社会。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固有企业富余职工已达2400万人以上,大约占在职职工总数的二至三成对固有企业而言,随着技术进步,也应相对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中对劳动者的需要。这部分富余人员应从国有企业中"游离"出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生产、经营、服务领域就业。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中就业人数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在不断增加。许多老企业已人满为患。让国有企业内部自我消化显然不利于实现减人增效,不利于国有企业经济的集约增长。不仅如此,由企业内部消化的一系列办法可能会对国有企业造成伤筋动骨式的损害。
鉴于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牵涉千家万户,异常敏感,操作过程必须慎重对待,但这不等于以安定团结的要求倡导让国有企业内部解决富余人员问题。其后果只能是继续维持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集约增长也将成为一
句空话。国有企业也会更加依赖政府,讨价还价。
第二,在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过程中,政府提出了诸如停息、缓期、呆帐、冲帐、死帐和债权转股权等措施。其中,除了债权转股权外,都带有明显的行政手段痕迹,是对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等行政手段的翻版。就债权转股权而言,其明显的好处是可以使企业资金总额增大,负债率下降。但从总体上说,债权转股权还是一种空转,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增加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对于银行来说,在企业亏损严重的情况下,企业能否盈利并使银行获得股息是一个未知数,银行可能宁愿保有债权而不要等同与死帐的股权.这里姑且不谈按此种方式构造银企关系与《商业银行法》的抵触,就是藉此方式建立起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机制的话,恐怕也是非自愿的、不得已的,能否像西方国家那样发挥产融结合的作用,其制度绩效也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在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这一矛盾时,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倾向于推给企业自己解决或逐步分流,或者在政府主持下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办社会负担,替政府承担了许多不应由其承担的社会职能.最近,国家审计署在对大庆石油管理局进行审计调查时发现：这家全国最大的企业已经被沉重的社会负担压弯了腰,不堪重负。1995年,各种社会负担高达22.23亿元,大庆石油管理局的情况在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难怪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富隆太郎在参观、考察我国部分国有企业以后评论道: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好象没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要还企业的本来面目,成为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必须卸掉企业办社会这个沉重包袱,变企业承担为政府承担,或在政府协调、支持下由社会来承担,强化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必须解决的三个负担,政府作为改革的推动者,经常运用一系列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甚至于各级政府及有关经济部门深入企业,现场办公,当场拍板定案。连贷款也可以采取"三堂会审"的办法来促使银行发放,希望通过政府行政手段与企业自己解决相结合去解决负担问题。对国有企业来说,让其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又是解决不了的,只好等待、观望,越来越依赖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与政府的初衷正好相悖,国企改革已陷入了不改不行,改又改不下去的怪圈。
三、政府应以市场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政府推动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过程中,按着市场方式推进改革,以下几个方面是不可回避的：
第一,尽快明晰代表国有资本出资者的投资主体,由国有资本出资者代表以所有者的身份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之所以会频频出现政府以行政手段进行改革的方式,说到底还是一个老问题:即国有资本运营还没有人格化,还没有建立起代表国有资本出资者的投资主体。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条件下,各级政府及其有关各种经济部门似乎都是国有资本的所有者,都一心一意地要搞好国有企业.而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身份决定了其改革的方式必须呈现明显的行政手段特征〈"三堂会审'''',批贷款、现场办公搞改革〉,但是,当要求改革推动者为改革承担责任时,又谁也负不起、也负不了责任。这样一种改革方式实际上仍未走出"承包制"的藩篱。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其主要职责在于对社会经济进行协调、规范和服务。为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国家应充分发挥制度创新推动者的作用,加快国有资本运营体系改革,建立代表国有资本出资人的投资主体,真正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然后,由国有资本的人格化的投资、运营主体按着权利、责任与利益对称原则去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承担改革的绩效责任,承担一切有利或不利的后果。对于代表国有资本出资人的投资运营主体的构造与选择,目前仍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国有资本人格化运营的支点应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中内生出来；一种意见认为现有的行业总公司适合于作为固有资本的投资运营主体;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国有资本人格化运营支点的选择以规范的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为宜。我们认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主体的选择作为与国有企业改革匹配的一项制度创新,应当按照有利于政企分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在经济生活中培育集约增长点,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在国内市场有效竞争、在国际市场强有力地竞争的原则来选择与构造。为此,把规范的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从一般固有企业群体中剥离出来,作为国有资本人格化运营支点的主体部分应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第二,政府解决国有企业三个负担的关键是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面对国有企业为冗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问题困扰,政府既不能也无力采取"喂养"的办法,也不应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减人增效是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来看,国有企业中庞大的冗员队伍必须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劳动资源的再配置。从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势看,通过劳动力市场在全社会重新配置劳动资源也是可能的。我国劳动力在第三产业中的分布仅占2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5%。仅是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为1.3亿人提供就业岗位。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对各种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更多地用"劳动积累,,方式吸纳分流出来的劳动力的再就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教授对此有独到见解：在中国修路应少用推土机,用铲子比用推土机科学。政府劳动部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承担的职责是健全职业培训、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协调社会上各种力量,有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而为了安定团结让国有企业消化,劳动部门只管理用人指标、发放表格,有悖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尽的职责。政府也有必要从搞活固有企业的全局出发,放弃部分资产权益如国有企业土地使用权收入等,为冗员分流提供必要的支撑.
我国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的成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形成的负债,也有因预算约束软化、经营绩效不佳形成的负债。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要做历史的分析。在1983年7月1日以前,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拨付,银行贷款只能解决临时、超定额不足部分.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国有国营相匹配的一种制度安排。1993年7月以后。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全部改为由银行贷款解决。这样,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采取了竭泽而渔式的征缴,国有企业以利、税形式把绝大部分纯收益上缴国家;另一方面.国家用银行贷款投入国有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财政等于卸掉了一个大包袱。1981年以后,基本建设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使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失去了国拨资金的资本金保障。财政也卸掉了包袱.但固有企业却为此背上了大包袱,以至于在今天成了沉重债务负担的一部分.对于不是由于"拨改贷"而形成的企业负债(不论是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还是企业间的"三角债"应按照信用制度的原则,欠债还钱、赖是赖不掉的,不能指望国家出面"输血"、"抹帐",因为这涉及信用制度这个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至于具体的解决方式,在有关债权、债务各方彼此间权益十分明确的前提下,是可以找到一种交易成本小,有关各方利益可以充分满足的解决办法的。问题的关键是"拨改贷"形成的负债."解铃还须系铃人",按照"公司法"的规定,
你的位置：首页>>经济管理论文>>公共管理论文行政管理论文>>新闻正文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
音乐照片笑话手机铃声图片下载中心
出资者要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金承担有限责任.贷款,不能算作所有者的投资。只有资本才能算作所有者的投资,而资本金是既不还本,也不付息的。国家作为国有企业唯一的所有者〈独资公司〉或大股东(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同样要投入必要的资本金。因此,可以分期分批地将"拨改贷'''',投资转化为国家资本金(国有股份),成为企业法人支配资金.不再偿还本金与利息。换个角度说,可以视为依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对国家的贡献,对财政性贷款的一种"豁免"。
企业办社会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而且必须从国有企业中剥离出来,在剥离企业办社会各种职能的转轨过程中,当然要支付转轨成本.从国有企业的现状出发,要求其为剥离社会职能支付足够的一次费用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给以专项补助。财政没钱,完全可以用减少在国有企业中资本金的办法来支付这笔费用,承担起政府应尽的社会职责。另外,企业中的各种国有非经营性资产收入也可以让渡,用来承担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费用。据估计,我国国有土地市场价值有15万亿元.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化过程中,固有企业转让多余土地使用权收入也可以免交土地出让金,留给企业用于分解其承担的社会职能。为了招商,政府可以减、免外商的土地出让金;为了帮助国有企业解困,政府放弃部分资产权益当然也是可行的。
第三,按市场方式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安全装置。砸掉"铁饭碗"不等于让广大职工没饭碗,市场经济不是要让一部分人没饭吃。目前.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失业、养老、医疗保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等,都采取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的办法。问题是在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债务负担沉重的情况下,能够支付保证金的国有企业为数不多国家也因财政困难投入不足:职工个人工资水平低.离自主、有意识地参加社会保险的要求尚有距离。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拖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保障制度的滞后将使我们解决国有企业的三个负担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固有企业改革目标的实现也会被延迟。
从失业保险来看,根据国务院规定,失业保险金按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0.6%收取.然而,由于前述的种种原因,全国一年的失业保险基金不过20多亿元,还维持不了200万人的基本生活而现在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大约是2400万人左右。如果以待业期间发生的生活、医疗、培训和一次性安置费每年平均5000元计,共需1200亿元。扣除现在每年可以筹集到的20亿元,有1180亿元的缺口,全部由企业与个人来负担是不现实的。
再从养老保险看.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现收现付模式,全国养老保险费只有300亿元的滚动结余,许多大中城市都做不到收支平衡。要建立个人帐户.就需要补偿过去在职职工平均20年的积累不足。假定企业平均每人应有5000元积累,全国国有单位.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共有1.1亿在职职工,共需5,500亿元。另外.国有部门现有离退休人员2300万人左右,服定每人平均有1万元积累.需2300亿元。两项合计.职工养老保险费积累不足部分达7,800亿元。
再看医疗保险,1994年,全国职工医疗费支出共558亿元。医疗费用有一部分是职工个人支出的,但企业对医疗保险能支撑到什么程度呢?据国家经贸委统计,国有企业从1980年到1993年平均每年上交税利总额的86%.剩下的不足14%,还不足以支付职工的医疗费报销。国有企业对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的支撑力也是极为有限的。
住房问题原则上说不涉及社会保险范畴.但住房绝不等同于普通的私人物品,还体现一个社会居住人权状况,反映一国经济、社会的进化水平。我国国有企业职工住房问题更具特殊性。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实行低工资制度.工资收入中没有含足住房消费部分。所以采取了国家近乎无偿供给的低租金、无限期使用的制度。住房要实现私有化、商品化、社会化,对没有额外收入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部门的绝大多数职工而言.承受力不高。
国家能否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支撑呢?我们认为是可能、可行的。目前.在已经完成清产核资的30.2万户固有企业中.国有资产总额达72873亿元.去掉负债,所有者权益为21111亿元。如果从这大约2万亿所有者权益划出5%,即约1000万亿左右就完全可以帮助国有企业和职工迅速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足够的支撑。目前.公有住房的历史价格约1万亿元,重置价格在3万亿元以上。按着"年功序列'''',原则把国有住宅的"存量,,量化到个人以支撑房改也是可行的。
四、需要澄清的几个理论认识第一,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而是否形成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是判断国有企业改革是否到位的标志。所谓法人实体就是以出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本金来承担债权、债务.自负盈亏,履行民事责任的经济主体;所谓市场竞争主体就是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按市场规则参与竞争,以法人实体身份为基础承担市场风险的经济主体。国有企业改革要实现的正是这个互相制约的双主体目标。有一种观点认为.判断国有企业是否搞好的标志是其是否扭亏为盈,即扭亏为盈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良好绩效的标准。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不论是国有制企业,还是非国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总是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其生产经营活动也必然是有盈有亏·焉有只盈不亏的道理?如果以扭亏为盈为标准或目标,改革前许多盈利的国有企业岂不是根本不需要改革么?还有一种与此种观点相联系的看法,认为国有企业只能优胜,不能劣汰。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主体问公平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正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性的反映。国有企业当然也要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不能是劣而不汰。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土可以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一个过程也不过是一种手段,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则是使其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
第二.政府用市场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无论是减人增效、减资还债,还是为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支撑条件,都要涉及到减少投入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存量"。减少国家资本金及所有者权益.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认为.所谓固有资产流失是指国有资本损失,是指在中外合资、产权交易过程中有形与无形的国有资产被低估而造成的损失;也包括一些人损公肥私、侵吞国有资产,使国有资本流向个人腰包而造成的损失,等等。为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国家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职责承担起来,把低工资制度下体制转轨的社会保障欠帐返还给广大职工.建立各种专项列支的基金.虽然要从国有资本"存量"中划出解决,但不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是固有资产流失。由此而形成的各种基金仍为国家所有,只不过是改变了形态而已.它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与效益.从根本上壮大固有经济。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把固有企业改革与搞好整个固有经济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着搞好国有经济的总要求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定位。总结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资本投向太多、摊子太大的教训；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客观需要.可以把国有资本分布大体上划分为四类行业：一是只能由国有资本进入的行业,如军工、航天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二是国有资本占主体地位的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部分基础产业.如城市公用事业.邮电通信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若干国有股股东联合将股、国有资本控股等形式;三是固有资本适度进入行业.主要是部分基础产业以及支柱产业和幼稚产业.如冶金、汽车、化工等,固有资本可以对上述产业中的大企业进行控投、参股,不宜搞国有独资公司,对其中的中小企业可以基本不介入:四是上述产业以外的一般竞争性加工业和服务业。国有资本一般不宜进入。目前.30多万家因有企业的资产占全社会总资产的80%,其中相当一块是城镇集体企业..一大二公"化过来的。因有资本及固有经济在全社会经济中能否取得主导地位的关键不在于资产数量、比重,更在于资产质量及国有资本是否控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制高点"。在对固有企业的产业分布进行定位以后.按照搞好国有经济、"抓大放小"的原则对国有资本"存量,,进行战略性重组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不涉及国计民生及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产业(如前述第四类产业),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不是解决搞好、搞活的问题.而应当是逐步退出,把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还原为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或者投入前述第一、二、三类产业既存国有企业之中,或者作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金。前述第三类产业中,国有资本也应逐步从小企业中退出,转而投向大企业,增强既存国有大企业的资本实力。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资本"存量"的流动与重组。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有企业从某些产业中的退出是私有化的表现。我们认为.在国有资本"存量,,调整的过程中,表面上看,在某些产业中由于国有资本的退出·既存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其中的国有企业数量减少、比重下降,甚至趋于消失,具有非国有化的特征。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主动的退出与还原,是国有资本从本来不应进入或数量如此之多、程度如此之深地进入的产业中的退出,不过是还原了事物的本来面目。
第四.国有企业改革由政府行政推动方式转向运用市场方式不等于"休克疗法"。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循序渐进.逐步逼近改革目标：而萨克斯提供给前国家的"休克疗法"的特征是毕其功于一役。一夜之间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国有企业改革由政府行政推动方式转向运用市场方式,仅仅是一种具体改革方式的变革.是按着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制度创新.是在渐进式改革框架内的微调。另外.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市场方式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我国改革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其间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轨迹。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当口z任何单项改革都难已奏效.必须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才能使改革有所前进。就现阶段的改革而言.需要重点突破的正是固有企业改革.1而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政府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必须改革.即由行政推动方式转向按市场方式进行改革。这种转变也是政府推动改革中自身行为方式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国企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良好，但不容忽视严峻的一面，做好经济工作要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的关系，同时要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实施宏观调控改革和发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是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键一年，是世纪交替之年。这一年经济工作做得如何，对全局影响重大。最近
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形势，提出了奋斗目标，部署了2000年经济工
作的主要任务，需要我们认真把握，狠抓落实，继续奋发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为新世纪的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开端。
一、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一）当前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
1999年以来，在中央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的态势，头9个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1～10月，工业增加值增长9.1%，增
长速度比较平稳；农业收成稳定，粮食总产量大体接近上年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平缓，全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7%，其
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6.6%，更新改造投资增长下降0.9%，房地产投资增长17.4%；随着
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领域的扩大，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增幅比上月提
高1.6个百分点；外贸出口出现回升态势，9月份出口增长20.2%，10月份出口增长23.8%.
财政收入增长较快，1～10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增收1300多亿元，财政收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金融形势比较平稳，到10月末，M1、M2分别增长15.1%、
14.5%，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1500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
加，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0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9270亿元，同比增长13.4%.
从前三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来看，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可望达
到7%甚至略高一些。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好转迹象：（1）工业经济效益水平提高。
1～9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7个百分点，其中成本费用利润率
提高1个百分点，总资产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
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120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480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
的经济复苏、需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
；同时国家加大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
开始回升。7月、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
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
和肉禽价格进一步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
降1.7%；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
区调整学杂费、房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
上月上涨2%，比去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
下降2.8%.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
比上月缩小0.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
格降势也在趋缓。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
业品原材料购进价格分别下降3.4%、3.3%、1.8%.
（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报告总结工作计划
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
实践报告工作汇报辞职报告调研报告党政报告
演讲致辞公众演讲竞聘演讲
就职演说安全生产爱国演讲英语演讲开幕闭幕庆典致辞
贺电慰问领导讲话
党政相关入党申请入团申请
转正申请思想汇报党性分析事迹材料申报材料行风建设
公文范例
主持词
求职应聘个人简历英语简历自我鉴定自我介绍
自荐信求职信会议发言婚丧嫁娶祝福祝贺广播稿
心得体会经验交流公务员法政治学习读后感
学习心得创业计划
征文范文应用文论文格式英语作文
综合范文合同范本文秘工作办公表格计划方案社交礼仪
节日相关规章制度毕业设计法律文书时政专栏
论文中心
经济论文
教学论文
法律论文
商务论文
行政论文
医学论文
艺术论文
理工论文
文史论文
免费教案
站内范文搜索
|网站首页|综合范文|报告总结|心得体会|求职应聘|演讲致辞|党政相关|时政专栏|英语作文|教案大全|论文撰写|经济论文|教学论文|法律论文|商务管理|
|行政管理|医学论文|艺术论文|理工论文|文史论文|文档下载|
您现在的位置：范文先生网>>商务管理>>信息管理论文>>正文
相关文章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宏观视角
会计论文：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宏…
ERP项目在同力公司的实施调查
图书馆实施业务外包的意义和策略
加快实施知识管理，促进传统企业…
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管理者收购（…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政策取向
加快实施知识管理，促进传统企业…
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管理者收购（…
论国有资本宏观财务目标的分割
为什么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可行性分…
试论会计委派制实施的可行性
有限度的会计委派制及其实施环境
政府宏观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
热门文章
我国企业信息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经济一体化与国家的碰撞
中国公共管理案例研究与教学探析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
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
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则…
中西方法治理念下的政府公共行政…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政府干预
高校图书馆如何为高等函授教育服…
中美教育行政组织比较研究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论国有资产重组中的合谋行为及其…
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及对策
新公共管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
走向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创新：迈进新世纪的图书馆管理
高校图书馆如何为高等函授教育服…
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
地方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若干问…
网络环境下我国图书馆服务模式的…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更新时间:2007-8-1621:03:58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率提高0.2个百分点，产品销售率提高0.8个百分点，资产
负债率下降1.7个百分点。1～9月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120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71%，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480多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5倍。（2）外贸出口进一步回升。随着亚洲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需
求增加，我国对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出口增长加快；同时国家加大
了出口退税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从7月份开始，出口增长开始回升。7月、
8月、9月、10月出口增长分别为7.5%、17.8%、20.2%、23.8%.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
达5%左右。（3）物价下降出现减缓的迹象。8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肉禽价格进一步
回升的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1%，比去年同月下降1.7%；商品零售
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6%，比去年同月下降2.6%.9月份，因部分地区调整学杂费、房
租、水电费价格以及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2%，比去
年同月下降0.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7%，比去年同月下降2.8%.10月份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月下降0.6%，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降幅均比上月缩小0.2个
百分点。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稳步增长，工业品市场回暖，工业品价格降势也在趋缓。
7月、8月、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分别下降2.5%、2.3%、2.1%，工业品原材料购进价
格分别下降3.4%、3.3%、1.8%.（二）经济环境日趋严峻的一面不容忽视
以上三种迹象表明，经济增长出现一些好转的迹象，但还没有形成好转的趋势，目
前还不能作出经济增长出现止跌回升、走出谷底的判断。对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是逐步好转还是比较严峻？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美国经济可望保持一定的增长，但由于美国股市出现一定的
泡沫成分，美元对欧元、日元出现一定的贬值趋势，不排除出现股市动荡、外资抽逃、
消费萎缩、使经济增长发生逆转的可能性。日本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日本内需市
场容量有限，日元升值不利于增加出口，所以日本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美、日GDP
占世界GDP的40%，美、日经济走向如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欧盟经济正在稳
步增长，但由于欧元的实施，欧元区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亚洲周边国家和地
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好转，对我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也
将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综合以上一些情况，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即使经济增长快于1999年，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不是很多，相反，对我国
经济形成竞争的不利因素在增加。从总体上看，2000年我国外需压力还是很大，外贸顺
差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利用外资也有可能会下降，外贸外资的减少，需要通过进一步扩
大内需来弥补。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2000年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很突出。目前市场需求依然疲
软，大多数工农业产品生产过剩，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消费意愿不强，民间投资不
振，银行贷款行为趋于谨慎，资金供应趋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加
大，等等。当前经济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通货紧缩趋势仍在发展和蔓延。到1999年
9月份为止，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连续24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
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2个月负增长。按照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
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负增长，就可视为通货紧缩。我国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一标准。
造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从短期因素看，是有效需求不足；从中长期因素看，多年来的重
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这次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与中长期
的结构不合理因素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压力。我国这一轮经
济增长下滑的周期最长，从1992年算起，至今已长达7年，目前下滑的趋势仍在发展。
特别是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
遏制住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2000年国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严峻。
二、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2000年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预计这年经
济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预期目标为7%左右，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仍然要付出艰巨的
努力。对此，2000年经济工作需要着重把握和处理好几个带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关系。
（一）既要坚持扩大内需，又要加大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力度
扩大内需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经济总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
越来越受到结构不合理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调整结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上去。调整结
构，不能是短期的、局部性的调整，而必须是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调整；不仅要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而且要调整地区结构，加快西部大开发，这是关系
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结构调整要取得成效，必须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不能再走低
水平建设的老路。应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坚决淘汰落后的、重复的生产能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和企业，对传统产业进行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
产更新，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关系，实际上
是处理好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二者是不矛盾的。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拉动力，就是
扩大投资需求。这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国债投资为主导，重
点投向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领域，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是
为了促进发展，增加经济总量，但同时也是调整结构的过程，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我们
要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在扩大内需、促进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
上求得更好的发展。
（二）既要坚持政府投入，又要努力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
坚持政府投入，是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启动以前的必
然选择。但是，政府投入数量是有限的，要受制于国家财力的制约，而近几年国家财政
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这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增加发行2100亿元国债，专项
用于基础设施等项建设。政府的这笔投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比，数量要少
得多。启动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要靠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正常回升，不能只靠政府
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否则国家财政难以承受，经济增长也不能持久。所以，政府投入
的着力点，是要努力引导和扩大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使政府投入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贴息、参股、合资、补贴、担保等方式，
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例如：1999年下半年国家增发600亿元国债，其中150亿元用于
企业技改项目的贴息和补充相应的资本金，以此带动银行贷款1500多亿元，使社会投资
规模迅速扩大。与此同时，2000年要继续落实已经出台的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
政策，要通过实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完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
入，并结合出台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3）既要积极推进改革和发展，又要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
2000年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实现科技进步，立足点是要保持经济又快又好的发
展。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坚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
动摇的。但是，要取得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动力。2000年各项改革已处于攻
坚阶段。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三
年改革脱困和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只有国有企业搞好了，效益上来了，才能
为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加快改革和发展，使社会稳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改革和发展，
最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因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但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中，因结构调整、企业改革、机构改革的深化，使下岗、失业现象增加；因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竞争加剧，一些人的习俗、观念适应不了环境变化的需要；等等，如果处理
不慎，极易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社会不稳定，改革和发展将一事无成。一个稳定的社
会环境，是顺利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使三者相互协调和统一。
三、抓住重点，加大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2000年经济工作任务涉及方方面面，非常艰巨而又重要。但基本着眼点是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增长，并在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上，以国有企业
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从这个基点出发，2000年经济
工作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连续两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由于2000年有效
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的矛盾仍很突出，在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未完全
启动以前，为了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坚持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
其力度。现在银行资金充裕、存贷差达1.2万亿元，生产能力充足、近1/3的生产潜力
未能发挥出来，劳动力丰富，面对钱多、物多、人多的因素，应是加快发展的好时机。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资源就会白白浪费掉。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对资源利
用具有见效快、导向作用大、宏观配置合理的特点，通过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
动用部分社会储蓄资金，将相对过剩的人、财、物资源利用起来，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
2000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要形式，双管齐下，
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继续落实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来扩大消费支出；同
时要运用好税收政策，包括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政策，通过适当减少财政收入的形式，进
一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这样，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担心，
会不会引发财政风险？据初步测算，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按国际通行口径，包
括为弥补债务利息支出而形成的赤字，下同）和债务余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
别为2.15%和9.9%；1999年约为2.80%和12.0%；预计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
重与上年大体持平，仍控制在3%的警戒线以内，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4.0%，仍
明显低于60%的警戒线。我国发行国债尚有一定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风险，关
键在于能否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只要国债资金能够发挥好的效益，促进经济较快的发展，
就能够为偿还债务创造有利条件，不会引发财政风险，也不会给后人留下债务包袱。近
一两年，财政税收每年增收超过1000亿元，其中就包含了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增收效应，
国债投入已经出现良性循环的效果。
（二）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在当前经济偏冷的情况下，要采取相应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社会资金得以充分
利用。如果仅仅财政政策是扩张的，而没有货币政策的相应配合，就难以充分调动社会
资金来支持经济发展，进而会减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果。例如：将国债资金投入具有一
定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采取贴息方式投入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的
银行贷款与之相配套，如果银行配套贷款跟不上，就会影响整个国债投入的效果。因此，
必须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一是要保证国债资金配套贷款的及时投入；二是要满
足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要；三是要支持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四是要适当降低存款准
备金率，促进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同时对有困难但需要扶持的中小金融机构，给予再贷
款支持；五是要大力开展住房、教育、汽车以及大件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业务
；六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开拓直接融资渠道。总之，要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必要增长。
只要积极财政政策不出现风险，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风险。金融业要正确处理
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改善金融服务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改革，
健全银行内控机制和银行监管机制，完善金融法制。
（三）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
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0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后一年，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
关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
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条件。”
2000年要重点做好以下一些工作：（1）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继续压
缩纺织、煤炭、冶金、石化、建材、机电、轻工等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坚决淘汰那些
技术落后、资源浪费、产品质量低劣和污染严重的企业。不断优化工业结构，缓解重复
建设压力，增强企业活力。（2）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继续拨出一部分国债资金用于企
业技术改造的贴息贷款。对于技术改造所需先进设备的进口，国家可适当提供外汇、免
税等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行业等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
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3）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一些有特别困难、但有一定发
展前景的国有企业，实行债权转股权。逐步解决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的问题，
同时盘活银行的不良资产。（4）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使更
多的经济效益较好、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增加企业的资本金。选择一批信誉好、
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配售部分国有股来筹集资金。一些资信好、实力雄厚
的特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可在境内外发行企业债券，进行滚动发展。（5）实施规范
化的公司制改革。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实行国有独资有限公司外，积极发展具有
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处理好“老三会”（党委
会、工会、职代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加强企业领导
班子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实行企业会计外派制度，完善企业在经营、用人、分配等方
面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要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但是，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按“三家抬”（财政、企业、
社会负担）的办法来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只是一种过渡性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
国有企业人员多等方面的问题，最终要靠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覆盖所有企事业及行政
机关单位职工的、由政府承担并强制执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实行由政府通过企事业单位从当期收入中偿付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的现收现付制，近期
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是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通过个人帐户实现的基金积累制，即职工在领
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缴款，这笔缴款连同企业缴付的部分社会保障缴
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帐户，以后就从职工的个人帐户中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
基金积累制，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足够的工作时间在个人帐
户中积累足够的养老金。成问题的是，已退休的职工和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较早参
加工作的在职职工（统称老职工），由于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没有直接为自己积累养老
金、医疗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而是通过预先扣除把保障费用转化为政府收入并凝固
在国有资产中。转入基金积累制以后，老职工新建的个人帐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
工的个人帐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在实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轨时，政府应
对老职工过去对养老金基金的贡献作出补偿，这就需要由政府出面来筹集和建立社会保
障基金，这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条件。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对所有不
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和职工依法收缴社会保险费，提高收缴率，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同时
也要考虑，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对国有股权变现
所得，中小企业的拍卖、租赁所得，国有房地产的出售、租赁所得，以及财政预算支出
的安排，要按照一定比例划入社会保障基金。条件成熟时要着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
度。
（五）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科技进步是加快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要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
最薄弱的环节，不是科技水平低，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环节滞后，这与现行科
技体制和生产体制密切相关。现行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与生产相脱节。企业
的科技力量非常薄弱，许多优秀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这种体制，大大阻碍了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得到及时的应用和推广。为此，
要深入进行科技体制和生产体制的改革，将应用科技的基本力量从原来的科研院所下放
到企业中去，使企业成为应用科技研究的载体和主要力量。这也是当今发达国家的通行
做法。科技力量与企业合二为一，既可以使科研经费得到保障，使科技人员有了用武之
地，又可以使企业生产有技术创新力量的支撑，增强企业的竞争力。2000年要基本完成
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使应用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或纳入企业的科研体系中
去。对于高校中的应用科技力量，也要逐步分离出来，按照科研机构改革的方向进行运
作。
此外，要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力度，保护技术创新者的利益。尽快制定反垄
断法和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技术市场及其他市场，维护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
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鼓励技术投入的税收制度。政府除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对市场
前景好的共用性产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助外，应制定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投入的政策。
如：对技术转让收入、设备投资等扣减所得税；改进现行的增值税制度，明确企业研究
开发、科技人才工资等支出划入无形资产的办法，等等。倡导推广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
心的技术入股、持股经营制度，以及技术开发奖励制度等，维护研究开发和创新者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