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科工商管理论文范文

专科工商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基层电大；行政管理专科；毕业论文；问题研究

毕业论文旨在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和理论的综合运用能力。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专业研究素养，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专业素质。笔者多年在基层电大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和行政管理专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对该专业在毕业论文写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行政管理专科毕业论文写作存在的问题

（一）选题。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非常关键。它明确写作目标，决定了论文的价值，也关系到论文写作的成败。行政管理专科学生在选题时存在如下常见问题。1.选题偏大，涉及范围过宽。加上学生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写作水平有限，论述很难深入和结合实际，照搬别人结论太多，缺乏个人的创新观点。2.容易偏离行政管理专业要求的选题范围，与其他管理类专业的选题混淆。多有学生以企业为例来进行选题，没有与工商管理专业很好区别开。3.选题过于集中，视野不够开阔。题目扎堆，写出的论文大同小异，缺乏创新。选题多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基础”等课程，而“公共行政学”、“行政组织学”等学科的研究比较缺乏。

（二）论文本身问题。部分学生对学术论文的认识不到位，少数学生上交的初稿根本不是学术论文，或是工作总结，或是学习体会，质量不高，写作水平低。语病多，格式五花八门，有的甚至逻辑混乱，很少联系自身实际，更缺乏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三）抄袭现象较为普遍。信息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抄写论文。如利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行政管理论文”，查询结果就有一千多万个，复制与粘贴成为写论文的一条“捷径”。学生或东拼西凑，或大段抄袭，雷同的情况时有发生。

（四）迟交或不交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未能按时完成，要么工作忙没时间，要么直接表示不会做，或是临到最后期限担心不能按时毕业才开始动笔。

二、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问题的三维因素分析

（一）从学生层面分析。许多学生没有真正理解撰写毕业论文的意义，甚至认为是包袱，于是马虎应付。加上平时缺乏论文写作的训练，基本功差，工作压力大，很难静下心来研究写作。

（二）从指导教师层面分析。基层电大的教师身兼数职，即要参与教学，又要从事教学管理，有的教师还要担任辅导员。真正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严谨耐心地指导学生且责任心强的指导教师不多，这也影响了学生论文的完成质量。

（三）从社会环境影响的层面分析。当今社会，学风不正，论文抄袭成风，也是电大学生不重视论文写作和抄袭论文重要原因。

三、多管齐下，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的路径选择

（一）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端正态度。首先，帮助学生明确论文写作的意义，是培养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让学生认识到抄袭是一种严重侵犯他人著作权的不道德行为。再次，教师要通过沟通，了解学生的工作、特长、兴趣等，从而进一步提出要求。最后，要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题目，可提供一些参考选题，引导学生关注时事，结合实际撰写论文。总之，要鼓励学生在符合专业要求的基础上因趣、因需要、因事选题，鼓励“小题大做”，选择那些自己综合能力可以驾驭的题目。

（二）重视论文指导教师的培养。1.指导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指导教师的素质包括职业素养、理论修养、文字修养等。要放下架子，帮助学生端正态度，树立信心，给以具体指导。指导教师应当是个“通才”和“杂家”，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对当代各种新理论、边缘科学要有广泛的涉猎，还要有丰富的自然知识与社会常识。同时，还应有较强的中文写作水平，能及时纠正学生论文中的语病和错误。2.建立一支稳定的论文指导教师队伍。电大分校师资力量有限，应发展一支工作稳定、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论文指导教师队伍。同时还要重视对指导教师的培训，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定期反馈进度，研究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将论文指导贯穿于各个教学环节。论文写作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起来的，毕业论文的教学应贯穿于从入学教育开始的各个教学环节中，从平时入手，从根本上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第一，通过入学教育做好心理准备。使学生了解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引起高度重视。第二，在专业课程学习中进行理论准备和材料准备。第三，提前把毕业论文的写作任务和具体要求布置给学生，聘请专家举办讲座，系统讲解如何选题，如何撰写论文，从而有充足的时间确定选题，搜集素材着手写作。

（四）依托网络手段开展论文写作远程指导。将网络手段运用到论文指导环节。可为毕业班学生建立论文指导QQ群，方便师生交流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与问题。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以记录学生写作过程和教师的指导过程。

学校应该把毕业论文当成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成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谢虹光.毕业论文学术定位初探[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04）.

[2]张锁通.工商管理本科论文指导和答辩问题探讨[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03）.

专科工商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斯诺命题 成思危 教育思想

一、引言

2015年7月12日，一代管理大师、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在梳理和传承成先生管理科学思想的同时，更应该深切地体会到成先生的“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背后更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正如成先生不断呐喊的：“经济解决的是今天，科技解决的是明天，教育解决的是未来！”成先生比我们更早地意识到中国教育问题的严峻性，并身体力行地探索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未来。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局

2008年金融危机，各经济体制重新洗牌，世界格局重塑，给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期待着要承担与之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重塑也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面临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角色定位的转变，由规则的接受者成为参与规则的制定者。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要实现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实现这些转变最需要的是人才，转型的中国存在太多问题，因此，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国家责任感、有国际化视野、有真才实学、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才。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竞争，是高等教育的竞争，经过数年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经费上去了，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无数的“航空母舰级”大学出现了，中国也成为世界论文大国，而唯有高等教育的质量没有令人满意的成绩。相比西南联大，中国高等教育不可能说经费不足，但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高等教育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顶尖人才，直至钱学森不得不问总理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那5%的杰出人才。其实，钱学森先生没有提到的，那剩下95%就合格了吗？

（一）“失业”与“空位”并存的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曾几何时，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欧美学生最羡慕中国大学生的就是不愁找工作，而今天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讲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讽刺的是中国高校毕业生居然同外出务工人员一样成为就业环境脆弱的群体，是需要政府就业政策重点帮扶的群体。据中科院劳动所所长张车伟称：“在统计失业者中毕业未找到工作人员的学历分布上发现，大学本科、专科和研究生毕业未找到工作的比重达到44%，占全部失业人员的比重为9.6%。如果不考虑以往累积下来的人数，则可以说每10个失业人员中就有1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按照2010年2283万人的失业总规模，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规模将近200万人。根据预测，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人数为560万人，这意味着35.7%的新毕业大学生没有实现就业。”

很多人把大学生就业难的板子打在1999年高考扩招上。1999年高考扩招背后的经济原因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突显，不得不实行“软着陆”，经济的不景气，必然造成失业，高考扩招可能是延缓失业的一个良策，更何况人们自然想到多受教育，以后应该好就业。讽刺的是我们今天给农民工失业开的“药方”，还是说务工人员因为受教育年限短，所以，找不到工作。那么大学生呢，研究生呢，他们受教育年限长，为什么今天和农民工一样找不到工作呢？

又有人说，中国产业结构低端，无法吸纳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真的过剩了吗？即使是经过1999年以后盲目扩招，2011年，高校招收人数比1998年涨了15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5年本专科招生721.4万人，在校生2547.7万人，毕业生749万人，2015年大学生总计4018.1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算下来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仅为8%，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美国的35%了。这说明，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是“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正当用人之际，国家需要能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却是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低端重复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市场。这逐年递增的大学生失业率就是市场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评判，那些不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断考问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何去何从？

（二）追求研究型大学的“同质化”高校与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

国家不是没有意识到由于盲目扩招导致的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也相继增大的投入，采取了高校评估、质量工程、211、985计划，试图通过高校资源整合创造出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经过政府努力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外合内不合的、以争创世界一流为目标的、所谓研究型的“巨无霸大学”。不能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国际化视野，中国大学校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需要通过国际认知度来肯定自己的培养质量，于是，几乎所有中国高校，只要有可能，都把国际化、世界一流、研究型作为自己大学的目标。于是，为了提升为研究型大学，中国高校开始“”，高校合并，学院变成大学，因为认为研究型大学是高质量的标志，研究型大学唯一评判尺度就是SCI、SSCI论文数、国家课题数。于是，中国成为论文大国、课题大国，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高校“同质化”现象。在科研指挥棒导向的思维模式下，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重宏观，轻微观；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中国高校俨然成为科研机构，教师的首要职责不是把学生教好，而是为了教师的职称竞聘和学术地位写好自己的论文，多拿课题。

与此同时，由于对“巨无霸大学”的追求，中国高校专业设置追求大而全，专业按照学科划分越分越细，这么窄的专业设置如何赶上市场的变化，难怪学生毕业就专业不对口，可怕的是，学校也没有教变通能力，结果失业成为必然。

应该说，中国的大学都在有意识地解答“钱学森之问”，各个高校都有了无数的实验班，开办的初衷都是奔着培养杰出人才去的，但是从2005年钱学森之问到现在大学生的普遍性失业，我们既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其实也忽视了那95%的培养质量的提高。

三、从西方大学发展历史看中国高等教育的路径选择

当主观努力无法破局的时候，我们就要重新审视问题背后是否有历史的必然。我们经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经济发展有其共通的规律，而生产力决定了教育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只不过发展历程时间长短、起因可能有所不同。参看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百年的发展历史，经过了英国约翰・纽曼的博雅式教育理念，到洪堡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再到美国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凸现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出现，中国高校总是在追随着西方高校的足迹。这样想来，中国高校的扩招看似偶然因素，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同的是中国高校大众化的速度比美国快了20年。

不过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有意或无意的追逐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足迹的过程中，我们又总是慢了半拍。在我们沉迷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沉迷于研究型大学、巨型大学美梦中的时候，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刻批评。他们认为，经济学学科教育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经济学教育应该更加强调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过分集中于公式和技术层面。在这一轮讨论中，美国本科生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模式备受推崇。自由教育模式被认为是美国21世纪高等教育的创新。所谓自由教育是学生在刚入校的时候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有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后，经过自由教育可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方法论对现实问题进行综合思考，进而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先专后综合，以问题为中心的培养学生运用跨学科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教育方式。自由教育打破了专业界限，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受过不同专业训练的学生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经过这样的学习，学生可以有两方面的收获，首先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另外，通过接触不同思考方式和证明方式，可以进行自我反馈和提高。美国高校自由教育模式似乎是博雅教育的回归，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回归，其本质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斯诺命题”。

四、“斯诺命题”与中国大学困局之原因分析

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 P. Snow， 1905-1980）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三年后，他将文中的思想加以扩充，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在演讲中指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 和文学文化（ Literary Culture），分别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 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困惑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构成了后来的“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 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 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 世纪60 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 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两种文化之所以分裂，直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等学校对专业化教育的盲目追求，这种专业化教育，使得青年大学生在学习期间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教育。二是社会形态将其定型化， 即社会形态使这种分裂成为惯例。社会现实不仅默认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制度规定、机制运行等方面推进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社会现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是同等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重理轻文。斯诺认为，造成“两种文化”分裂的长期存在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社会历史的渊源；二是学者个人的经历和禀赋的不同；三是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寻求知识的不同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四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科学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斯诺特别看重最后一个原因的作用。斯诺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内涵作了区分。斯诺认为发生于18 世纪中叶到19 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随之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把真正的科学运用于工业，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技术革命，参加者是众多实践家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家，这些纯粹的自然科学家不仅对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一窍不通，还继续把应用科学研究视为“二等头脑”的职业。从工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整个英国社会流行的还是重视纯科学研究、轻视应用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斯诺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不仅加重了人文与自然“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且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与纯科学开始分裂，应用科学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纯科学游离于科学革命。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尽管被纳入统一的“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大。暂且可以把纯理论与应用的割裂称为“科学文化”的“双重分裂”。

其实，类似于斯诺命题 “两种文化”冲突的论战由来已久。就在斯诺发表演讲的77年前的1882年，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使徒”的马修・阿诺德 （M. Arnold， 1822―1888）在剑桥大学的同一个报告厅，阿诺德发表了 “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以回击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等人提出的“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的观点。阿诺德认为“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他们的道德理解提供支点。”即使在中国，1923年也爆发过“科玄之战”，梁启超、陈独秀、邓中夏等都撰写论文加入到论战中，最后，“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三大派的思想论战。而斯诺命题在20世纪60年代却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共鸣，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西方国家即将走完战后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显，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要解决这些重大社会问题，必须拆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篱笆。

因此，“斯诺命题”的破解就是跨学科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过对“斯诺命题”破解的诸多尝试， 主要是西方国家将理科、工科和文科结合为一体进行研究 （即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或简写为STS）。进入新世纪以来， STS 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不只是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人和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是把四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因为，任何涉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都要从科学和技术、人和社会的密切结合中进行探索，也就是从自然界、人和社会发展整体性上加以研究。

梳理了“斯诺命题”的内涵、产生的原因、历史背景及破解的方法，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世纪美国开始了自由教育模式的改革。因为，“9・11”使美国的新经济止步，美国面临着更多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的思维方式，需要高校进行创新和改革。

再看“斯诺命题”对今天中国显得意义重大的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着英国一百年前已经完成的工业革命，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而进入了新常态，中国正在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革中，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面对太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如人口、资源、环境等太多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仅凭单一学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各学科间的协同创新，需要首先从教育体制上去破解“斯诺命题”。

“斯诺命题”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有类似之处，专业划分过细；文理割裂，重理轻文；重理论轻应用；重宏观轻微观。所有这些表象，归根到底是中国高校和学者重视学科研究，而忽视问题研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包括中国学者自己，理论没有办法深入，现实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

但是，与西方产生“斯诺问题”原因不同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盲目追求所谓的国际化是导致中国高校深陷“斯诺命题”困局的直接原因。应该说中国高校是非常重视国际化的，所有高校都会在各种文件中、目标中提到国际化。中国高校自知培养质量差强人意，中国高等教育因为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所以是非常重视向西方学习的，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无论怎样学习，中国高等教育最终应该面对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不是不需要国际化，而是到底如何国际化，如何能学习到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如果只是徒有其表，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更有甚者有人批评说，我们不折不扣学到了人家的“肚子疼”。

中国已经成为海外留学生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资料报道称，各国赴海外留学的学生数最多的三个国家依次为中国（69.4万名）、印度（18.9万名）、韩国（12.3万名）。相比于曾经海外留学生大国印度，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是印度3.67倍。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这些留学人员主要都是自费留学。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42.3万人，相较于2013年的留学人数增加4.59万人，增长了11.09%。在留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下，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国。今天出国留学已经不是所谓富二代的专利，而是相当多工薪家庭斥重金送孩子出口留学，并且出现了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持续升温的留学热既是大众对中国教育质量不信任投票的表现，也是被我们自己的高校逼出去的。现在在京211大学已经有了明文规定，新招的高校老师本科要毕业于211或985大学，博士学位要在欧美著名高校获得。这意味着中国学生无论多么优秀，你不到欧美著名高校留学，连想在中国著名高校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拼命都要进北大、清华？因为，拿着北大、清华的文凭，更容易在欧美申请到有含金量的学校。再看看北大、清华毕业的本科生，又有多少继续在本校深造的？与海外高校合作办学，有多少学生能到欧美、甚至香港著名高校继续学习深造是我们各个高校展示教育成果的重要指标。难怪有人说，中国高校已经成为给外国同行培养优秀学苗的“业余体校”，中国著名高校所做的就是“集天下英才而送走之”。当然，我们还是有后续的“千人”计划把海归吸引回来的，但是这些海归有多少了解中国的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那些确实优秀，但是无力负担巨额留学费的优秀学生，中国最著名的高校就只能与他们失之交臂了。还有一件事不能让人释怀，如果中国最顶尖学府对自己培养的博士生都那么没有自信，这些本土博士终究与海归相比是二流学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办这些博士点做什么？

相比较将中国一部分最优秀的学生“逼出”国外，我们还往往出现对国际化理解的偏差与指标体系单一、只追求表面趋同的现象。比如：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就是哈佛大学，殊不知美国有哈佛这样研究型的综合大学，也有Vassar College（属于美国“七姐妹”（the Seven Sisters）之一）这样享誉全球，与常春藤盟校齐名，专门招收本科生，专注于本科生培养的文理学院。结果一夜之间中国几乎所有的学院都“升级”为大学，都把研究型大学作为本校的目标，而耻于说自己是一所面向应用的大学。与当时的英国人一样，今天中国相当多的学者还是认为做理论是高尚的，而做应用研究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二流职业，二流大学才做应用。巧合的是2015年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成为年末盘点的十大关键词之一，在欣喜于教育部最近几年通过推行专业学位教育有意识的引导中国高等教育向应用转型的同时，从这份指导意见中又隐隐的感觉到是不是只有二流大学才是做应用的？难道教育部属院校的国家队就不需要面向应用吗？

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何其之艰难，有体制的制约因素，更有盲目国际化导致的“斯诺命题”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前人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破解“斯诺命题”的方法就是面向问题研究，跨学科发展。因为进入21世纪的今天，各个学科的研究已经发展到极致，大的创新已经不太可能，只有跨界、学科交叉才会有创新的出现。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驱动，需要在中国破解“斯诺命题”，但是，瞎子摸象似的盲目国际化给“斯诺命题”在中国的破解又平添了一份艰难。就经济学来讲，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外国学者认为研究纯粹的经济学是一流的，而研究中国问题是二流、甚至是三流的，于是我们陷入了数学模型，我们期盼着某一天能出现所谓原创的经济学成果而勇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给中国高等教育开具药方，比如：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教育本土化道路；推行特色高校发展战略。如果读懂了破解“斯诺命题”的方法，应该理解教育本土化，特色高校发展战略其实是面向问题研究的。因为，中国的高校无论如何国际化，最终要面对中国问题，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为我所用，也就是说中国教育要本土化。社会的需求各有不同，自然高校不应该千校一面，而需要面对不同需求的特色高校，而且特色高校、研究型综合大学之间不应该有高下之分。但是，在大家被国际化洗脑后，“斯诺命题”就会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所谓一致的公认标准，那么教育本土化和特色高校就会被解读为不能达到国际标准的二流学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这就是虽有破解“斯诺命题”的方法，也有让中国高校走出困局的药方，但是，我们无法破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给自己脑袋上带了一个所谓“国际化”的紧箍咒。

五、“成思危之答”与中国大学教育困境的破局

如前所述，盲目国际化导致的“斯诺命题”使中国高等教育迷失方向，深陷困局的主要原因。而成思危先生以他的教育经历，实践历程及远见卓识，不仅告诉我们怎样运用知识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决策，进而回答广大青年、知识工作者和领导管理者面对转型“怎么办”的问题，而且很好的回答和超越了“斯诺命题”的桎梏，这就是我理解的“成思危之答”。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成思危先生的生平说起。

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的北平，父亲给他起名成思危，有“居安思危”之意，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正是他的家庭熏陶，使成思危先生年轻时就有了国家责任感，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个人道路的选择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从教育历程看，他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6岁开始听父亲讲述“资治通鉴”后来自己背诵，有很深厚的人文底蕴，年轻时就读于华南理工、华北理工，学习化工专业，曾怀着科学报国的理想，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对基层实践有深入的了解。也许是受他母亲曾经留学法国经历的影响，1981年成思危先生做出一个人生重大的决定，在他46岁的时候，准备去美国留学，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他放弃了已经小有成就的化工专业，而是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MBA。这三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对成先生的知识背景和眼界的开阔是质的飞跃。从知识结构上，他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的知识背景下，使他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禁锢于世界上多数学者的“斯诺命题”的制绊，并成就了日后的知识创新。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有三年实实在在美国著名高校的留学经历，使他对美国现代高等教育有全方位、深刻的了解，并且他赴美留学时已经人到中年，从基层做起走向领导岗位的社会实践使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去美国留学不同于一般人，不是去留学镀金，而是带着中国问题去美国这个高等教育最先进、创新驱动最活跃的国家寻求答案的。他的国际化教育经历使他能够打破禁锢在大多数国人脑袋上的紧箍咒，全然超越了中国式的“斯诺命题”。他带给国人的是“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为我所用，自成一体”的国际化的真经。他很早就批评过那种肤浅的国际化，他说“一糊眼的老师，二糊眼的学生，加上外国课本，培养出来的必定是‘三糊眼’的学生。”就目前看，作为部级领导人，成思危国际化的教育经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以部级领导人的身份，使他能够将自己所学、所想，他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直接的影响和助益。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思危推动了中国管理科学这种社会软科学在中国的大发展。“”对中国教育的破坏是严重的，相比于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相较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20世纪80年代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社会上盛行的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的中国只有不擅长数学的学生才选择文科，管理科学还没有进入到中国。而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留学国外，商学院都成为中国最优秀学生的首选，MBA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为培养杰出的企业管理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我们在欣喜于管理科学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对其背后的繁荣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重新去学习和体会成思危的管理学思想。

第二，成思危对于管理科学的重大贡献是对管理科学交叉学科性质的精准定位。管理科学不是中国人早些时候理解的软科学，也不是美国人曾经理解的简单的运筹学，而是文理兼具，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学科。成思危提出管理科学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交叉融合。他说只有将三者融合，才能真正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成思危能够对管理科学有这样精准定位，是源于他早已经超越“斯诺命题”的思考。他早年写过一篇名为《试论科学的融合》的文章，他说：“一定要在哲学的指导下，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四大类科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推动科学（包括管理科学）的发展。”他说，经过一个世纪发展，“管理科学已经从一颗孤立的管理科学大树（Management Science）发展成管理科学的丛林（Management Sciences）”。与一般人不同，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还把他的管理学跨学科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成思危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管理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促进我国管理科学研究提高水平、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管理科学部（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积极支持原创性强的项目申请，不断加大对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第三，正是基于对管理学科交叉性的认识，面向中国实际问题，成思危提出将发展管理科学和管理学教育提升为“兴国之道”的国家战略高度。与一般知识型学者不同，成思危从青年到担任国家领导人，他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现实问题，解决中国现实难题是他求学、治学的动力，而问题的研究恰恰是破解“斯诺命题”，跨学科发展的起点。之所以成思危认为管理科学在中国是“兴国之道”，不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学科偏见，而是因为管理科学是交叉科学，管理即决策，管理科学最终要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众多问题亟待找到答案，因此，管理科学在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和建设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管理科学也确实在国家重大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成思危担任管理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应对国家出现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设立了自然经济应急项目，早在十多年前，成思危领导的应急项目组就专门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超前研究。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商务部2013年申请设立中国自贸区相关工作汇报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清楚地记录了成思危为推动中国自贸区发展而进行的开拓性研究：“早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领导课题组就研究提出在上海建设我国具有世界水平的自贸园区思路和目标，并将保税区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境内关外、适当放开；二是物流主导、综合配套；三是区港结合、协调发展；四是统一规划、属地管理。从中可以寻出成思危先生牵头组织的课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观点在具体实践中加以参考借鉴的体现。因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启动，体现了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共识，这其中也凝聚以成思危为代表的我国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的建设，大力扶持自己本土品牌的教育成果《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的形成和推广，促进管理学教育的本土化和智库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研究今天的世界问题离不开中国，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在全球背景之下。这就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是国际化的，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什么样的国际化才是对中国有益的？成思危以他对国际化的深刻理解，给了我们很好的诠释。成思危认为管理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中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国情。因此，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教育体制，把哈佛大学的案例直接拿来给中国学生用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必须开发中国本土的企业管理案例，这些经验总结对中国的管理者有指导意义，前瞻成果可以作为智库成果提供给国家决策的参考；同时这些经验总结也是对世界管理科学的贡献。但是，他也没有抛弃西方管理科学的先进性，他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肯定了成绩，但是也提出不可估计过高。他说“我们还是要继续研究西方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比我们发展早很多，在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在管理科学理论上的研究历来是投入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盘点2015年，中国的学术界痛惜失去了一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管理学大师，也收获了盼望已久的最高学术成果诺贝尔奖。屠呦呦因为青蒿素能治疗疟疾的重大发现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获奖后引发了无数的话题和持续的高度关注。主要集中点在于屠呦呦是土生土长的“三无”科学家，她的研究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她的研究灵感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她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中医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已经成功破解了钱学森之问？我个人认为，屠呦呦成功的原因，恰好在于她破除了“斯诺命题”的桎梏。“斯诺命题”在中国时时刻刻的出现，表现在医学领域就是西医与中医的长期对峙，对中医歧视的原因是因为国际主流西医的强烈压制，中药在美国被视为毒药，相当多被洗脑的中国西医和民众是不相信中药的。而屠呦呦的教育经历使她同时接受了西医和中医教育，她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药学系，接触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毕业后接受了两年半的中医培训，后来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的研究。促使她和她的团队进行科学研究的直接原因，是他们接到为非洲地区开发治疗疟疾的国家任务，问题研究是她科学研究的起点。而她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并经过无数次科学实验，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从整个过程看，仅有中医的灵感而没有现代医学的提炼方法是不会有青蒿素药剂的，这样的灵感只能停留在论文中，而不会转化为生产力。西医早就有治疗疟疾的药物，无奈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很难再创新。因此，屠呦呦和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医对人类医学的伟大贡献，但也不能因此否认西医的价值。从青蒿素药剂的研制过程，我们总结突破“斯诺命题”，跨学科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问题研究是跨学科的起点；二是问题的研究与学科研究从来都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问题的研究有综合性的特点，而学科的研究是精细化的过程。综合性的问题研究会促使学科向纵深领域的发展，而学科的研究成果会有利于问题研究的突破。今天培养的人才如果过分专注于学科研究，恐怕很难有大的创新，而通过问题研究倒逼的学科研究倒是有可能回答钱学森之问；三是研究者个人禀赋的跨学科背景有助于跨学科的研究质的突破，但是仅仅依靠研究者个人禀赋的多学科还是不够的。“斯诺命题”的破解在于学者团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于科学发展中团队研究取向的蔚然成风。这在屠呦呦案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屠呦呦获奖后一再强调最终成果是国家团队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屠呦呦本人的灵光一闪对整个成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众多人员中，屠呦呦获奖的原因所在；四是跨学科团队的组织形式，如何构建成果的评价机制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屠呦呦获奖后，争论不休的是团队成员认为她到底该不该获奖的问题，这种争论其实反映的是这样跨学科、团队共同完成的最终成果如何评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跨学科研究终将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创新人才？成思危先生以他的经历，以“成思危之答”，屠呦呦以她的研究实践，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今天的中国最急需的是有国家责任感，国际化视野，能够运用西方通用的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学术主流对话，拔尖创新的高端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高端人才，相比教育经费、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是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解放思想，超越“斯诺命题”，去掉中国高等教育的紧箍咒，探索与国际接轨，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本土化，高校特色化、成果智库化的改革路径。

成思危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倡导的未尽事业需要我们后人去继承和发扬光大。令人欣慰的是成思危生前担任总顾问的《管理观察》杂志，将长期设立成思危管理论坛，为传承成思危先生思想和事业提供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加强院社之间横向联合，聚集管理界力量，并将之集合在成思危管理论坛的品牌旗帜下，为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为探索中国特色高校的改革之路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英]C.P斯诺著，纪树林译.两种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

[2] 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0（6）.

[3]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