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与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摘 要 新型工业化重塑了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表现为总量配置的阶段性规律发生改变，结构性配置作用的重要性上升以及人才质量需要与新型工业化的多维要求相契合。对2001～2014年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评估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培养规模不足、专业和地区结构偏离等问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型工业化对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精细化、层次化、通识化、集约化和国际化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无法有效满足新型工业化对产业创新、安全、协调、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多元化需要。对此，中国未来的职业教育应着力构建层次衔接完整，专业分科、地区分布协调的培养体系；改革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满足人才培养精细化和通识化的双向要求；提升职业教育培养方式的产业融合性，发挥行业领军企业和行业组织在“现代学徒制”中的作用；建立统一的职业人才流动网络，通过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方式扩大高端职业人才规模，构建国际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新型工业化；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

中图分类号 G71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7-0008-09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部署新型工业化道路战略至今，中国新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已稳步推进十余年，职业教育作为与工业化人才培养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在这一时期也步入发展快轨。以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标志，职业教育近10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为工业化、信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大量实用技能型人才。然而，职业教育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职业人才的总量、结构和质量能否真正满足新型工业化的多维需求？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中国职业教育和新型工业化关系的客观评估。2012年党的十明确提出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之后，对于当前乃至“十三五”时期如何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使之更适应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成为更加迫切的研究课题。

一、新型工业化推动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升级

职业教育对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主要体现在数量结构和质量素质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工业化时期，由于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规模、结构分布和技能知识具有不同要求，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经常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通常意义的工业化阶段性差异上，当新型工业化理念替代传统工业化的阶段性概念之后，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也将被重塑，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职业教育总量配置的阶段性规律发生改变

各国工业化时间和历程有较大差别，但职业教育总量规模一般都会适应工业化进程，依据工业化阶段而经历“增长―扩张―高峰―调整―收缩”的过程[1]，然而，新型工业化却可能打破这一规律。以德国为例，德国从18世纪末开始经历了以机械化、流水线生产和自动化为标志的三次工业革命，职业教育总规模在工业化后期出现调整收缩，但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又出现了显著反弹，职业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由1995年2%上升到2007年2.9%[2]，制造业生产日益依赖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端研发人员，传统蓝领和白领的界限更加模糊。职业教育的再扩张趋势与德国的新型工业化过程密切相关，随着制造业进入工厂智能化（Intelligente Fabrik）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艺与信息技术融合、产品个性化以及生产人性化要求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到与车间直接生产相关联的“线下生产”、“远程生产”和“虚拟生产”，产品制造与顾客、业务伙伴的紧密结合也要求服务业的职业人才规模增长，合理的职业教育总量配置为新型工业化战略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中后期，并将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新型工业化过程却远未结束，职业人才的需求总量也会呈现不降反升的趋势。

总量配置阶段性规律的改变还源于新型工业化的全球化特征。与20世纪或更早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新型工业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开放，开放经济体的工业化过程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之中，一国可能由于承接全球产业链的一些主要环节而使得其职业教育人才需求旺盛，即使在本国工业化后期也要求职业教育体系提供足够数量的技能型劳动力，以满足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要求，特别是对于处在全球产业链中下游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仍然需要产业工人发挥基础性比较优势，因此职业教育总量配置的下行趋势会明显推迟。

（二）职业教育结构性配置作用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与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增长一枝独秀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不同，新型工业化不仅是工业总量增长，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区域产业布局合理化。从发达国家工业化和职业教育发展历史看，一国的职业教育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3]，但是职业教育对其他产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作用却一直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随着第三产业内部构成的多样化、制造业服务化和信息化趋势显现，职业教育专业分科体系如何与之相适应成为其资源配置作用有效发挥的关键。

从职业结构来看，新型工业化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兼顾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问题，就要求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作用具有更多的人文含义。随着职业分类的细化，劳动者从事某种特定职业需要掌握更深的专业知识技能，职业转换也有赖于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岗位又常与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相联系，因而入行和转岗都会具有较大的“粘性”，劳动力的职业结构调整往往滞后于其他物质资本要素，如果职业教育无法有效降低这种滞后性，很可能会阻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从地区结构来看，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分工和区域内产业集群的高、精、尖发展是大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和职业人才的地区间流动应能够有效推动区域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推动了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为新型工业化构建了基础产业布局结构，这些战略的有效实施均离不开相应地区职业教育资源的配套发展和职业人才的合理流动。2013年我国又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区域产业分工合作突破国界范围，拓展至亚太地区，这对职业教育的地区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又提出了新挑战。

（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需与新型工业化的多维要求相契合

新型工业化不仅注重增长速度和结构转型，更着力提升产业创新、安全、协调、效率和竞争力等发展质量指标，这都要求职业教育人才素质与之耦合。产业创新需要建立在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因此职业教育人才需具备专业技能之上的知识原创能力，创新不能仅停留在工作场所和操作技术层面，也需要与实验室创新相结合，触及产业创新前沿。产业相互协调表现为关联度提升，工业和服务业结合、传统行业与信息化生产服务方式结合、物联网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联动性提升等，这都要求职业教育人才具备更高的通识性和更完整的跨专业知识技能储备。从产业安全角度考虑，大国保持产业完整性要求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多元化和教育层次完整化同步推进，满足不同阶层劳动群体和传统、新兴产业的差别化需要。新型工业化着力推动高效节约型生产模式，职业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需要顺应集约化生产的趋势，提高劳动者对“清洁生产”、“柔性生产”和低能耗生产模式的适应能力。高质量的新型工业化应能从容应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因而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需要具备更广的全球化视野。

新型工业化对职业教育的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国的新兴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还处在探索过程中，职业教育体系也远未成熟，从十余年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数量结构和质量素质来看，还存在无法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问题。

二、中国职业教育数量结构与新型工业化的非适应性

（一）职业教育劳动力供给总量相对不足

职业教育劳动力供给能否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可以通过求人倍率，也就是需求与供给的比例得到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2001～2014年，除了硕士学历的劳动者之外，职高、技校、中专学历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从2011年开始几乎都保持在超过1的水平，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明显的中等职业教育劳动力总量不足现象。从高等教育来看，专科和本科学历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两者走势较为接近，此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需求不足导致求人倍率明显下降，但从2009年之后的回升状况来看，专科学历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增长状况明显高于本科学历劳动者，这表明尽管两类劳动者均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但专科职业教育劳动者具有更高的市场适应能力，因此有更广的发展空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经验也表明，高等职业教育一般会在工业化中期形成较大规模，并且在工业化中后期逐步替代中等职业教育成为职业教育主流。因此，综合来看，在中国工业化中后期和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职业教育的总量规模仍需适当扩大。

图1 分教育类型求人倍率：2001～2013

数据来源：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职业供求分析报告》2001年1季度～2014年1季度数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13年数据计算。下文数据未做特别说明的，均来源于此。

（二）职业教育劳动力结构尚待合理化

与供需总量分析相比，职业教育的产业结构适应性分析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能反映产业劳动力需求与职业教育专业分科培养关系的结构偏离度指标，其基本构成是：

其中，DEV表示职业教育与行业需求的结构偏离度指数，Di是产业i的劳动力需求，经济体中共有n类产业，Sj是职业教育专业j的学生培养数量，反映劳动力市场中的新增职业劳动力供给结构，职业教育中有m种专业分科类型，由于i和j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就业专业对口），因此可以依据DEV与零值之间的关系来判断职业教育专业培养结构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匹配性。一般而言，DEV>0意味着这类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比重大于相应专业的职业劳动力供给比重，存在结构性不足，因此需要增加该专业的职业人才比重，扩大相应的教育培养规模；如果DEV

依据2001～201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提供的学生分科类统计数据以及《全国职业供求分析报告》的分行业劳动力需求数据，计算结构偏离度指数，可以发现，第一产业存在比较明显的结构性过剩，第二产业则存在比较明显的结构性不足。从职业教育的整体来看，商贸与旅游类、能源类、加工制造类、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工程类的职业教育人才存在结构性不足，而农林类、财经类、文化艺术与体育类、社会公共事务类、医药卫生类的职业教育人才则存在结构性过剩，见图2。同时，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表现有所差别，高等职业教育的能源类、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工程类职业劳动力供给状况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不足，见表1。从新型工业化的基本取向来看，在巩固制造业的基础之上，推动生产业、资源节约型产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趋势，目前职业教育对于这方面人才的供给仍然存在不足，而在金融财经、公共管理、教育医疗等与高学历人才和学术性人才相比竞争优势较低的行业，职业教育应考虑适当下调相应专业的培养规模。

职业结构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也说明了类似的问题。从职业大类来看，从2003年开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需求持续超过供给，2013～2014年两者求人倍率的高峰值分别达到了1.34和1.30；而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单位负责人职位则明显供大于求，见图3。对于前两类职业，由于其中的大量岗位具有实用技能操作性，因此需要更多的职业教育劳动力加以填补，而职业教育人才在后两类职业中并不具有竞争优势。不同职业求人倍率分化的趋势进一步印证了职业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加工制造、商贸服务类专业应有适当的扩张，而事务管理类专业规模需要减少。

从细分职业类型来看，2001～2014年，对于存在劳动力不足的岗位而言，其求人倍率已经从最高峰时期的6.08逐年下降到3.23，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对于存在劳动力过剩的岗位而言，其求人倍率均值一直保持在0.3～0.5左右，见图4，部分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能力欠缺，不能适应岗位需求，结构性过剩无法有效解决。这一走势意味着最佳职业人口供给模式是在不增加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填补职业空缺，因此就对每年新增劳动力的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毕业生规模都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劳动力不足和过剩的岗位求人倍率标准差都呈现逐年下降态势，表明通过岗位间存量再配置解决劳动力结构性过剩和短缺问题具有一定的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式的作用空间在逐步收窄，因此必须更多地提升存量劳动力的职业能力和职业适应性，将对于部分岗位而言的过剩劳动力转换为对于其他岗位而言急需的劳动力，因而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终身化势在必行。

从地区结构来看，自2001年以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下降，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都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技工荒”现象更是呈现从点到面的发展态势[4]。从2010年开始，地区劳动力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以上，并且区域间差异逐渐降低，基本呈现稳定状况，见表2，这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的状况已渐常态化，并且较难通过大规模的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来改变。

在这样一种“新常态”之下，地区间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将更多依赖于职业教育的区域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力。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各地的发展基础和进程不一，职业人才培养的经验和教育资源也不尽相同。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河南、河北与广东的职业教育规模较大，三者总和约占到了全国的1/4，但其对职业教育劳动力的需求却并不是最多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职位空缺最为明显的省市为重庆、上海和福建，商业服务业人员职位空缺最多的是四川、天津和北京，见图5。从经济区域的情况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较为显著，并且两类地区基本呈现相反的情况；“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东部省市和西南省市职业教育比重与岗位空缺不匹配的情况也比较明显；吉林、辽宁等东北工业基地的职业教育学生培养规模近十年来均处在较低水平，与振兴老工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存在一定差距，长江三角洲地区则需关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岗位的职业人才供给，见图6。

三、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新型工业化的非适应性

（一）产业创新深化要求职业人才精细化

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后，我国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4%[5]，达到了近24年来的新低，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的新形势下，发展质量成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要意。质量指标内涵多样，产业创新、安全、协调、效率和竞争力等都是其中的重要维度。

产业分工的深化是提升科学技术含量，增强自主创新的关键。职业院校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主，其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层面，比如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并不强调更深层次的理论创新。但是随着产业创新前沿的不断推进，单纯的新技术消化吸收已经不足以支撑产业升级的要求，职业教育人才的创新应该从传统的工作场所创新为主，转向工作场所创新和实验室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更高的职业技术人才需成为创新主体，高等职业院校和优势企业研发部门则是这类创新的机构载体。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人才中，专业性的高级技术人员，即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级技师等，基本稳定在20%左右，实用技术型人才（中等技术工人）保持在65%左右，初级工人则为15%[6]。精细化的职业人才结构为产业内分工深化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创新提供了人才基础。但从我国的状况来看，2001～2014年，拥有职业资格的劳动力中，初级技能者一直保持在50%～60%，中高级技能者在30%～40%，而技师和高级技师的比重则仅占6%左右，职业技术人才的精细化和高端化结构提升缓慢，不利于原创性发明和前沿技术革新的产生。

（二）大国产业发展体系的完整性要求职业人才层次化

产业分工深化的趋势并未改变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持各自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事实，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防止制造业空心化和产业结构单一化成为许多大国的发展战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产业安全，也关系到一国就业总量和结构合理化的需要。

高端产业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向高层次提升。从我国职业技术等级求人倍率状况可以发现，从2002年开始，我国技师和高级技师长期供不应求，在2007年高峰时期，高级技师的求人倍率高达2.9，高级技能劳动力的情况相对缓和，但仍然处于不足状态，中级和初级技能劳动力基本能满足市场需求，见图7。我国职业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比重已经从2003年的46.3%增长到2013年的62.9%，但大部分新增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处在初、中级阶段，如果没有持续跟进终身式的职业教育或更深入的在职培训，提升职业技术层次的过程将会相当缓慢。而高端技术人才的长期缺位不仅会制约前沿性产业的竞争力，也会阻碍产业储备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图7 分职业资格类型求人倍率：2001～2014

低端产业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则要求加快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普及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比较优势，并且未来这种优势并不会迅速消失。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况来看，新成长失业青年、农村人员（农民工）逐年增长，构成我国求职人员主体；在新成长失业青年中，大约有40%为应届高校毕业生，而其余60%左右则为学历较低的青年劳动力，见图8。由于低技能劳动力的规模仍然较大，传统优势产业也需要填补相应的空缺岗位，因此，向他们普及职业教育，使其拥有劳动力价格之外的比较优势，将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8 不同类型求职人员（万人）：2001～2014

职业教育层次和类型并不足以保障产业完整性的要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中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定位和发展较晚，近年来专业型研究生相对于学术型研究生的规模有显著扩大，但是整体规模仍然较小，见图9、图10。发展这一层次的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也将为中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提供更好的上升空间。专科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本科教育规模而言，有缓慢下行的趋势，尤其是随着整体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下降，从2011年开始，专科出现了明显的绝对量下降，因此如何在规模缩减的情况下保障教育质量应是这一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核心。在中等教育层次，中等职业教育的普及率一直较低[7]，以2006年为转折点，职业学校相对普通高中毕业生规模经历了先下行后上升的趋势，2008年后，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基本保持不变，或小规模缩减，而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增长并未停滞，增长率明显高于普通高中，因此未来需要给职业教育劳动力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从教育层次上看，两者均是中间教育，但中等职业教育具备更多最终教育的特征，受教育者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实用技能，能更好地分流就业，不致累积到更高阶段的教育，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因此，在扩大中等职业教育上升渠道的同时更应增强其培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

（三）产业关联度提升要求职业人才通识化

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产业关联度提升，也就是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联合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相应的职业教育人才更为通识化，既掌握一门专业技术，又在多学科、多技能交叉的基础上积累多元化的知识。

新型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关联度提升有三方面含义。首先是工业和服务业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为了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和附加价值，新型工业化往往以加工制造环节为起点，向研发、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延伸[8]。因此，与设计、产出和投资直接相关的生产业，与商品、人员配送、信息流通相关的配送业劳动力需求上升，而与个体和公共消费相关的个人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则发展并不显著[9][10]，见图11。然而，从职业教育不同专业的发展规模来看，与配送业和生产业直接相关的交通运输、财经、商贸和旅游类专业加总仅占职业教育总规模的20%，低于社会公共事务、医药卫生等与个人、社会服务业相关的专业，也低于加工制造类专业，见图12，专业培养规模格局与服务业发展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一致性。

其次，产业关联度提升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传统行业与信息化生产、服务方式相结合。信息产业本身发展以及以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都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从作用广度和影响深度来看，后者对一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更大的意义。从信息技术类职业人才的培养规模来看，2001～2005年，信息技术类毕业生大规模扩张，但很快就由于供给过剩而面临调整收缩，直至2013年，其下行趋势依然非常明显，见图12。这表明职业技术教育对于信息技术类人才的供给定位和培养模式都存在一定误区：一方面，信息产业本身对于职业劳动力的需求可能并没有预估的高，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吸纳的人力资源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学术性，职业人才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2010年之后信息技术和加工制造类职业人才双双下行，说明传统制造业技术工人和纯粹的信息技术类职业劳动力都面临过剩，而两者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却没有得到有效填补。职业教育需适应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但其要义并不在于培养更多的计算机、通讯和网络工程师，而应考虑如何更好地将信息技术教育渗透到制造类、服务类等相关专业中，实现真正的技能融合。

再次，产业集群联动性增强也是产业关联度提升的重要表现。新型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集群已经突破了地域概念，拓展到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生产模式意义上的产业集群，采用云计算数据中心、自动生产装配车间和智能化仓储系统相结合的模式完成传统产业集群无法实现的大规模定制。这一发展趋势要求技术工人具备更广的知识面和更快适应产品更新的灵活性，掌握并运用与智能化生产相关的信息技术；设计、营销和产品服务相关的职业人才需要具备较高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而这些通识技能的获得除了职业院校教育之外，更需要对传统产业集群中技能单向化发展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职业培训。

（四）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型要求职业人才集约化

传统工业化大多以能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而新型工业化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意味着在工业的中间产品投入中，再生性资源比重相对非再生性资源比重上升，直接导致了职业人才需求的两方面转变：生产对物质资源需求相对下降，对服务资源需求相对上升，工业化更加倚重现代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商务、科研服务等领域的职业人才所提供的“柔性生产”；在必须使用实物资源的时候，对于如何节约原材料，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次品率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要求一线产业工人具备更加适应轻型化和清洁化生产的意识、技术和创新能力。适应集约化生产模式的人才培养具有显著的行业特征，并且与企业生产方式之间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职业人才创新推动粗放型生产模式转型，而集约化生产模式又进一步要求职业人才与之相适应，因此要求人才培养和生产方式转型之间密切结合。然而，中国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的推进仍然存在不足，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还存在制度。对此，2014年教育部就推进“现代学徒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1]，然而，这一制度如何保障职业人才充分适应集约化生产模式的要求，仍然处在探讨和试点之中。

（五）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变化要求职业人才国际化

与传统工业化面对的国际环境不同，新兴工业化与产业全球化密不可分，因而要求职业人才具备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一方面，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日渐成熟，外商投资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将更多地考虑工人素质提升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单纯的“低成本工资策略”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制造业优势国之间的竞争将更多集中于产业工人的职业素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逐渐增多，尤其是对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而言，对外投资还伴随着大量的劳务输出，而这些从事海外工作的产业工人就更需要具备国际化能力。

2001～2012年，我国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承包工程和设计咨询的劳动力从43.0万增长到83.5万，其中大部分为一线产业工人，见表3，除了技能欠缺之外，困扰这些劳动力的语言障碍、文化壁垒和法律制度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构想的提出，中国与亚欧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与之相关的交通对接、物流联盟、基础设施建设将直接拉动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和跨国流动，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国际化势在必行。职业人才可以通过跨国企业或劳务输出目的地国的培训获得短期知识技能，但其基本的国际化素质却需要在中、高等职业院校中逐步积累，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院校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比较缓慢，在国际化师资、教育硬件技术引进和学生对外交流方面均存在欠缺，尤其是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其国际化师资的引进多年来呈现滞后状况，外籍教师比重甚至从2001仅有的0.07%进一步下降至2012年的0.03%，远低于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趋势背道而驰。

表3 劳动力对外交流和职业教育外籍教师状况：2001～2012

年末境外人员 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年份 对外劳

务合作

（万人） 对外承

包工程

（万人） 对外设

计咨询

（人） 专任和

校外教师

（万人） 外籍

教师

（人） 外籍教

师比重

（%） 专任和

校外教师

（万人） 外籍

教师

（人） 外籍教

师比重

（%）

2001 36.93 6.00 550

2002 41.47 7.85 756 70.10 3495 0.57

2003 41.04 9.40 1125 63.88 402 0.07 106.36 4969 0.60

2004 42.97 11.47 1043 65.18 260 0.05 124.33 6088 0.63

2005 41.94 14.48 1030 67.10 225 0.04 137.91 6228 0.58

2006 41.87 19.86 1350 71.19 334 0.05 150.91 9464 0.80

2007 47.52 23.60 1831 75.50 363 0.06 162.13 10141 0.80

2008 50.51 27.16 1396 77.70 281 0.04 169.91 11056 0.84

2009 46.71 32.69 78.25 295 0.04 176.47 11131 0.82

2010 45.03 37.65 78.27 237 0.03 182.08 11567 0.82

2011 47.01 32.40 79.17 310 0.04 185.29 13191 0.92

2012 48.84 34.46 79.06 213 0.03 191.12 13801 0.93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2013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1～2013年。

四、构建适应新型工业化劳动力需求的职业教育体系

基于2001～2014年中国职业教育的评估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存在培养规模不足、专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偏离、人才培养质量欠缺等问题，无法很好地适应新型工业化对职业技术人才的数量、结构和质量需要。对此，我国未来的职业教育体系应从以下四方面推进改革，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

（一）构建层次完整、结构合理的职业教育体系

层次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要普及中等职业教育，也要构建产学研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引导部分普通本科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培养以职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不仅要关注院校式的学历教育，更要推广服务基层、农村和就业弱势群体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构建终身学习模式，打通职业教育人才的多样化成长渠道。除了关注职业教育纵向结构的合理化之外，还需充分考虑职业教育的横向布局优化，以城乡特色、区域经济和产业集群优势为依托，合理规划职业教育的地区分布模式，发挥职业教育资源互补优势，降低职业技术人才的流动障碍。

（二）推进职业教育课程及教学精细化和通识化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需满足人才培养精细化和通识化的双向要求。在精细化方面，课程建设需适应产业分工、技术升级的需要，以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的联动开发机制为依托，推进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技术标准相衔接，采取更加生动的项目教学、现场教学和工作过程导向教学形式。在通识化建设方面，需要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原则下，将信息技术教育、生态道德教育、人文素养教育等内容贯穿培养过程，以选修课程和双学位课程为依托，培养一专多能的职业技术人才。

（三）提升职业教育培养方式的产业融合性

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和产业联动性的提升，深化产教融合成为有效培养职业人才的必经之路。一方面，职业院校仍需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发展思路，通过与行业领军企业共建研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等方式来提升院校职业教育的产业适应性；另一方面，大型企业集团、特色企业或行业协会需积极参与“现代学徒制”建设，通过对接职工教育、在岗培训和顶岗实习等方式提升职业教育的产业适应性。

（四）建立培养和引进相结合的国际化职业教育体系

建立国内联通、国际互动的职业人才培养及流动网络。完善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机制，引进国外职业技术专家和职业教育师资，推进职业院校教师互派和学生交流，参与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制定，开发与国际先进标准对接的技能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以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为导向，推进职业院校国际合作办学；以对外投资和项目建设为依托，发展符合海外生产经营的职业教育模式。

参 考 文 献

[1]张原，陈建奇.中国职业教育与人才强国战略的差距：基于工业化进程的评估[J].职业技术教育，2012（4）：5-14.

[2][3]张原，陈建奇.工业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9）：17-25.

[4]张原，陈凌，陈建奇.“民工荒”与“技工荒”并存的理论解释及证据――基于投资结构与就业均衡视角的研究[J].财经研究，2008（4）：117-126.

[5]国家统计局.2014年1-4季度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情况[EB/OL].[2015-01-21].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