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现状与反思

时间:2022-10-30 12:48:01

收入分配改革:现状与反思

[摘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为了抑制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阶段我国的政策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大力强调收入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如何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及公平在初次分配中的重要意义,成为我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公平;效率;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124.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6-0045-03

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0.40的警戒线,也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由于部分群体隐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报告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警戒线”。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①这种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的问题,实际上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合理的拉大,反映目前我国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还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十七大”在收入分配政策上首次强调要处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一、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

(一) 从基尼系数上反映出分配不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GDP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的年均增长速度。截止到去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发挥出明显的制度绩效,农业增收,城乡差别1.8∶1,基尼系数也没有超过3%。众所周知,基尼系数在0至1之间。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小。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过于平均,0.4~0.5为差距过大。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连续上升。国家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4;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都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收入差距已经处于高水平,形势严峻。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并达到0.465,2005年逼近0.47。②

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不同收入等级人群之间的流动性在下降。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的百万富翁有300万人,占总人口的0.23%,美国的百万富翁为3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城市的工薪阶层、极少数先富的农民占总人口的35%,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8%。③

如图所示,收入分配格局越来越固化,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更为困难。由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显然主要是由初次分配形成的。调查显示,近几年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几年。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④人大检查组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基数低,同时受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二)企业生产经营条件的差别引起分配不公平

(1)不合理的行业垄断形成的企业间市场竞争环境失衡所导致的分配不公。如果一个企业领导经营管理有方,员工积极工作,从而取得高效益,员工获得高收入,这无疑是公平的;但如果企业高效益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所取得的,员工据此获得高收入则未必公平。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竞争性行业的企业效益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垄断性行业则具有许多特定因素,政府为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可能动用社会资源对某些垄断性行业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并给予许多不受市场约束的经营条件。这两类不同经营条件的行业按大体相同的考核与分配规则显然有失公平。

(2)企业内部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平。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历史上工资水平偏低等因素的影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趋势。劳动收益的流失,是初次分配不公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社会矛盾累积的一个重要因素。

(3)由于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所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受阻和就业不充分而引起的分配不公平。

(三)多种所有制并存出现分配不公平

我国目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然而,这种分配制度尚未探索出能够充分体现公平的实现形式。按理说,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无论在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工作都应当享有相同的分配权益。可是现实并非如此。在国有企业与在私人企业工作的收入分配大不一样。前者基本能够兑现按劳分配,其显著特征是实行工效挂钩,劳动者可以真正分享剩余价值;而后者则只能实现劳动力价值,企业赚再多钱也是老板的。同等劳动力所有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别就如同计划与市场的价格双轨制一样不公平。不仅如此,由于多方面原因,本来不公平的分配规则在实行中又被进一步扭曲,导致分配结果更加不公平。劳动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别不仅反映在名义收入上,在实际收入的差别上更加明显。

(四)公正的市场分配导致分配不公平

我们知道,即使是体现了公正性的市场分配,它的结果却又是不均等的。虽然这种分配在结果上的差异是激励机制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但由于市场总是跟竞争相联系,而竞争则必定导致优胜劣汰和“赢者通吃”,从而导致通过市场的分配向着竞争优胜者一方倾斜,而且还出现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马太效应”。如果对这种效应不加遏制,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进而影响全社会的稳定发展。严重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显然是一种极端的不公平。收入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带来不少负效应,尤其是作为我国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会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

二、我国收入分配的现实反思

(一)市场调节分配中显现市场失灵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指出,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应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然而,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威胁: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进而可能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较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二)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必然要求政府干预的普遍性。格林沃德和斯蒂格利茨以较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达到帕累托最优。市场失灵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狭隘范围,而是无处不在,这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广阔的潜在空间,政府可通过制定以下宏观政策纠正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

(三)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互动协调机制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即政府承担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缓解社会矛盾冲突。由于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政府拥有征税权,这保证了政府进行大规模再分配的可能,政府能够通过税制解决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性所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政府通过预算、社会保障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重新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但人们容易把政府设想为公正、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社会代表机构,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维护社会的公正,从而忽视了“政府缺陷”。其实政府的一系列干预政策也并非是完美无暇的:1)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2)政府某些干预行为效率低下;3)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膨胀;4)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5)政府干预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正因为政府干预存在这些缺陷,所以部分学者认为,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我们知道,由于信息约束、决策者自身局限、政府的特权和利益驱动、成本与收益的分离、权力的滥用及腐败等原因,“政府缺陷”不可避免。这种缺陷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表现为干预过多、干预不力或错误的干预,结果不但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悬殊。因此,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实就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始终是一对反复博弈的关系。政府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虽然重点在维护公平上,但不能为了公平而损失效率,必须把握的原则是不影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要以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为前提,即以效率为起点,以公平为目标,实现政府职能的归位。政府依靠市场,为市场提供条件,并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实现真正的繁荣和发展,改善人民福利。因此,政府应“掌舵”而不是“划桨”,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移给市场,同时又要不断地向私人部门施加各种可能和有利的影响,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及调节经济利益的分配,最终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优化。

我们还应重视第三部门的迅猛发展越发体现出不可忽视的作用:1)综合协调作用,可以建立公正、公平、平等社会秩序。“第三部门”所倡导的民主、平等及其在政府企业及个人之间的沟通协调,客观上为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2)能充当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减少贫困,完善社保体系。“第三部门”的志愿活动保证了弱势群体能够在弱势的处境下能获得一定的救助,成为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3)扩大就业渠道,缩小贫富差距。“第三部门”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在拓展就业空间、创造就业岗位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积极效应;4)营造互助博爱的理念和热心公益的社会氛围,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和谐环境,有利于现阶段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此看来,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通过公正性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市场能有效、快速地配置各类社会资源。第三部门既可以弥补市场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弥补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对政府以及市场功能的重要补充。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各自的作用,使其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调推进,能更大限度地切实促进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弱化“马太效应”,使社会朝更为和谐化的方向发展。

[注 释]

①中新网2008年2月21日电.《望》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合理限度。

②青年参考,《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警戒线》,2005-6-22

③数据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www.省略/news/txt/2008-02/27/content_10832125.htm

④郭爱娣,京华时报,《城乡居民收入比仍在扩大,绝对差距近万元》,2008-8-29

[参考文献]

[1][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2]曾国安.论市场经济中政府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J].经济评论,2000,(2):16-21.

[3]杨天宇.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干预理论评析[J].学术论坛,2002,(2):24-27.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杨伟民. 社会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6]尤光付. 财政与金融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7]潘家耕. 浅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N].安徽日报,2006-02-06.

[8][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 周敦仁等译.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9]施镇平. 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N].文汇报网络版,2007-11-19.

[10]胡朝阳.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收入分配政策变化[N].学习时报,2008-03-19.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Actuality and Reflection

Yang Jiao,Li Qi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y rapidly growing and residents’ income gap continually expanding, social fairness should be concerned in order to restrain the rapid increase in income gap and to solve the paradox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fairness. With the transfer in policy from “giving priority to efficiency with due consideration to fairness” to strongly emphasizing “social fairnes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how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ocial fairness especially the fairness in initial incom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fficiency becomes an urgent task.

Key words: fairness; efficiency; income distribution

上一篇: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财政政策... 下一篇:河北省加工贸易发展探析